quo即刻有伊比利亞文的西班牙第納裡于羅馬紀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被載入史冊。
西班牙開始鑄币的時間一定不會太晚，因為這種銀币的印紋是根據最早的羅馬第納裡仿造而來。
但是，在南方與東方各省，土著人的文化可能已經為羅馬文明和羅馬統治開辟了道路，以至于它們并沒有遭遇多大的困難。
另一方面，西方、北方以及整個内陸地區都為衆多部落所占，這些部落的野蠻程度不一，對任何文明都知之甚少&mdash&mdash例如，到了約羅馬紀元600年即公元前154年，茵特加提亞的人還不知道使用金銀&mdash&mdash而且他們之間的關系也并不比與羅馬人的關系好。
這些自由的西班牙人有一種特性，即男子的騎士精神以及至少不亞于男子的女子俠義精神。
一位母親送子出征時，會逐一講述祖先的功績以激勵他的精神；最美的女子不需請求便自願嫁給最英勇的男子；單人決鬥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它既可用來決定勇士的獎賞，也可用來解決訴訟的曲直，甚至君主親屬對于繼承問題的紛争也可用這種方式加以解決。
常有一位著名的戰士面對敵人的隊伍，點名挑戰對手，而後戰敗的那一方将他的鬥篷和佩刀贈與對手，甚至與他結為朋友，加以款待。
第二次布匿戰争結束後20年，凱爾特伊比利亞人的小城邦岡普勒加（在塔古斯河的源頭附近）給羅馬将軍送去一封信，信中說他若不給戰死者每人送一匹馬、一件鬥篷和一把佩刀，他便會遭遇不幸。
他們為軍人榮譽而自豪，被繳械之後，往往不能忍辱偷生，但是西班牙人卻願意追随任何需要他們效勞的人，并願意在任何外國戰争中以命相賭。
圖爾德泰尼人雇傭一支凱爾特伊比利亞人的隊伍去和羅馬人作戰，羅馬将軍對當地的習俗非常熟悉，便命人帶去一封口信，讓他們要麼回家，要麼以雙倍饷銀的條件加入羅馬軍隊，要麼擇定作戰的時間地點，這封口信也反映了羅馬人的典型特征。
如果募兵官不出現，他們便主動組成自由隊伍，意在劫掠更加和平的地區，甚至奪取并占據各城市，大有坎帕尼亞人的風範。
流放到卡塔赫納以西的内陸地區在羅馬人看來實屬重罰，在群情激奮之時，遠西班牙的羅馬軍官所帶護衛隊達6000之衆，内陸地區的荒涼與動蕩由此得見。
希臘人與其居住于伊伯利亞（伊伯利亞是希臘人與西班牙人共居的城市，位于比利牛斯山的極東之處）的西班牙鄰人的異常關系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希臘移民居住在半島上，向陸一面與西班牙人一牆之隔，他們非常謹慎，每晚派三分之一的民兵看守這堵牆，并安排一位高級軍官對這唯一城門的守兵進行實時監督；希臘人不準西班牙人踏足希臘城，自己也隻在有大部隊嚴密護衛時才運送貨物給土著人。
羅馬人和西班牙人的戰争
這些土著人不安分而且好戰，渾身充滿席德和堂吉诃德的精神，現在羅馬人要馴化他們，如果可能，還要把他們變成文明人。
從軍事眼光來看，這并非難事。
誠然，不論是固城自守或受漢尼拔領導作戰之時，還是以一己之力在野外戰場拼搏之時，西班牙人都昭示着他們不是可鄙的敵人。
手持雙刃短劍（羅馬人之後也學他們采用這種雙刃短劍），形成兇猛的進攻隊列，西班牙人甚至經常讓羅馬軍團為之動搖。
如果他們能服從軍事紀律和政治聯合，或許已經擺脫了外國強加于他們身上的桎梏。
但是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是遊擊隊員的勇猛，而非戰士的英勇，而且他們毫無政治眼光。
所以在西班牙沒有慘烈的戰争，卻也沒有真正的和平，就像恺撒後來極為公允地評判他們時所說的，西班牙人在和平中無法安靜，在戰亂中也做不到奮勇。
一位羅馬将軍擊潰一夥叛軍雖非難事，但羅馬政治家要想出适當的方法真正安撫并教化西班牙人卻也并不容易。
事實上，他隻能用緩和的手段來應對這種情況，因為真正可取的辦法惟有廣建殖民地，而這種辦法卻與當時羅馬政策的主要目的不符。
羅馬人保留在西班牙的常駐軍隊
第二次布匿戰争期間，羅馬人在西班牙獲取大片領土，這片領土從一開始就分為兩塊：一塊是原先屬于迦太基的省份，最初包括如今的安達盧西亞、格拉納達、穆爾西亞和巴倫西亞；一塊是埃布羅河省，即近代的阿拉貢和加泰羅尼亞，最後一次戰争時羅馬軍隊的駐地就設在這裡。
這些領土就形成了羅馬的遠西班牙和近西班牙兩省。
内陸地區的面積差不多相當于兩個卡斯蒂利亞，羅馬人統稱其為凱爾特伊比利亞，并意圖逐漸将它們收為屬地，同時，對于西方各地的居民，尤其是如今居住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埃斯特雷馬杜拉的盧西塔尼亞人，他們僅僅滿足于阻止其侵入羅馬地域；至于北部海岸的部落&mdash&mdash加萊西亞人、阿斯圖裡亞斯人和坎塔布連人，羅馬人至今都未曾與他們聯系。
然而，這樣獲得的領土若無駐軍守衛，便無法保全，因為近西班牙的長官每年都疲于懲辦凱爾特伊比利亞人，較遠省份的長官也忙着擊退盧西塔尼亞人。
于是，羅馬需要年複一年地安排四個強大軍團（約4萬人）的兵力戍守在西班牙。
此外，在羅馬所占領的區域内經常需要進行大範圍征稅以增強軍團的戰鬥力。
此事極為重要，原因有二：派兵駐守一地變成一項持續不斷的必要行動最早（至少大範圍内最早）始于西班牙，因而這裡的兵役也具有永久性。
羅馬的舊俗是：哪裡戰事緊急需要援兵，便派兵到哪裡，而且除非是在重大戰事中，一般人服兵役滿一年即可卸甲，而這一習俗卻與保全海外動蕩遙遠的西班牙各省不可兼容。
要從這些地方撤兵，是絕對不可能的，甚至士兵大規模退伍都很危險。
羅馬公民開始意識到，統治外族不僅對奴隸是一種困擾，對主人來說亦是如此，他們對去西班牙服兵役深惡痛絕，怨聲載道。
同時新任将軍以正當理由拒絕現有軍隊全部實行更替，導緻士兵嘩變，并揚言如果不許他們退伍，他們便會自行離開。
羅馬人在西班牙發起的戰事本身也隻處于次要地位。
西庇阿一走，戰事即起，漢尼拔領導的戰事持續多久，這場戰事便持續多久。
與迦太基締結和約（羅馬紀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之後，半島上的戰争才停止，但這隻維持了一小段時間。
羅馬紀元557年即公元前197年，兩省爆發了全面叛亂，遠西班牙的統帥遭遇猛烈打擊，近西班牙的統帥則戰敗而亡。
認真作戰實屬必要，同時，賢能的執政官昆圖斯·米紐修斯雖已控制住最初的危險，元老院卻仍于羅馬紀元559年即公元前195年決定派執政官馬爾庫斯·加圖親赴西班牙。
一登陸伊比利亞，他便發現整個近西班牙都受叛黨肆虐，隻有海港和内地的一兩處要塞勉強自保，仍為羅馬所有。
叛黨與羅馬軍隊爆發激戰，一開始是一對一的單人決鬥，而後由于羅馬人善于用兵，終于還是以最後一支預備軍決定了戰局。
随即近西班牙全境紛紛遞書請降，但是這種投降并無誠意，以至于執政官已回羅馬的謠言一出，叛亂即刻再起。
然而，謠言并不屬實，加圖迅速平息二次叛亂，将這些叛黨成批賣作奴隸，然後他裁定近西班牙省份的西班牙人全部解除武裝，并命令自比利牛斯山脈至瓜達爾基維爾河所有土著人居住的城市都必須在同一天之内拆毀城牆。
沒有人知道這項命令波及的範圍有多廣，他們也沒有時間來理解這一命令，大多數城邦都聽命行事，而少數違抗命令的城邦在不久之後羅馬兵臨城下時，也大多不敢冒險等待其進攻。
這些強有力的措施當然不會沒有長久的效果。
不過羅馬人幾乎每年都會平定&ldquo和平省&rdquo的某個山谷或山中要塞，盧西塔尼亞人不斷入侵遠西班牙省，羅馬人有時大敗。
例如，羅馬紀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一支羅馬軍隊在遭遇重創後不得不放棄它的營壘，急行回到較為安靜的地方。
羅馬紀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執政官盧基烏斯·埃米利烏斯·保盧斯[7]打了一場勝仗，羅馬紀元569年即公元前185年，英勇的執政官蓋烏斯·卡爾普尼烏斯又在塔古斯河外力挫盧西塔尼亞人，赢得一場更大的勝利，然後才得有一段時間的安甯。
在近西班牙，羅馬人素來徒有統治凱爾特伊比利亞部落的虛名，直到羅馬紀元573年即公元前181年，昆圖斯·富爾維烏斯·弗拉庫斯大勝凱爾特伊比利亞人，而後逼迫臨近區域的居民俯首投降，這才穩固了羅馬的統治。
其繼任者提比略·格拉古（羅馬紀元575&mdash576年即公元前179&mdash前178年）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