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sh&mdash占據埃及。
安條克似乎十分幸運，彼時埃及在位國王是克利奧帕特拉之子托勒密四世菲洛梅托（PtolemyⅣ，Philometor），尚且年幼，其帳下謀臣亦居心不良。
安條克在叙利亞&mdash埃及邊境上大獲全勝，而後于羅馬兵團登陸希臘同年（羅馬紀元583年即公元前171年），率軍挺進其外甥的領土範圍，并在不久後控制住了埃及國王。
根據事态發展情況，安條克似乎意圖假借菲洛梅托的名義将埃及全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亞曆山大城關門據守，廢除菲洛梅托，擁立其弟猶爾提斯二世（亦稱&ldquo肥王&rdquo）取而代之。
屆時其本國發生變亂，叙利亞王應召離開埃及，返回國内。
當安條克返回埃及，菲洛梅托與其弟已經達成諒解，于是叙利亞繼續對二者發動戰争。
正當安條克陳兵亞曆山大城之際，也就是皮德那之戰（羅馬紀元586年即公元前18年）不久後，羅馬使臣蓋烏斯·波庇裡烏斯（GaiusPopillius）來到亞曆山大。
此人生性粗暴，向安條克宣讀元老院的命令：歸還所有侵占的領土，并在規定時間内撤離埃及。
安條克請求給他時間稍加斟酌，但是這位前執政官用手杖在安條克周圍畫了個圈，命其在邁出這個圈之前表明自己的意願。
安條克答複願意謹遵羅馬之命，便率軍離開，回到其首都。
他按照羅馬人的形式，以其&ldquo神聖光武王&rdquo的名義舉行慶祝征服埃及的盛典，并以可笑的方式模仿鮑魯斯的凱旋典禮。
确保希臘無虞的措施
埃及主動提請羅馬的保護，因此巴比倫各君主也放棄了争取獨立的最後努力，歸順羅馬。
馬其頓在柏修斯的領導下發動戰争，這與塞琉古王朝為了争奪科勒叙利亞而卷入戰亂異曲同工，而且這兩個王國都盡最後的努力以恢複國力。
但是兩者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前者危機解除依靠的是羅馬兵團的介入，後者則是一位外交家的粗魯辭令。
在希臘本土，彼奧提亞德兩座城市已經受到了過多的懲罰，柏修斯的同盟中僅有摩洛提亞人未受到征讨。
鮑魯斯依照元老院的密令，縱兵劫掠埃庇魯，一日之内遭到洗劫的達七十座城市，并将其居民販賣，總計達150000人淪為奴隸。
由于态度不甚明确，埃托利亞人喪失了安菲波利斯，阿加那尼亞人喪失了勒迦（Leucas）。
雅典人卻繼續扮演阿裡斯托芬行乞詩人的角色，不但獲贈德洛和萊蒙洛斯，甚至不恥地請求哈裡亞都已然荒廢的遺址，并如願以償得到了該遺址。
如此一來，羅馬人為缪斯做了些事，為公道做得更多。
每一座城市都存在馬其頓黨，因此希臘到處都在舉行叛逆罪的審判。
凡是曾在柏修斯麾下服役的人均被即刻正法，凡是受到柏修斯遺留文件或受前來告密的政敵牽連的人均被押解至羅馬，亞該亞人迦裡克拉底和埃托利亞人裡西斯古以操持告密為業，并且遠近聞名。
如此一來，塞薩利、埃托利亞、阿加那尼亞以及勒斯博等地引人注目的愛國志士均被遷離各自的祖國，特别是一千名亞該亞人也受到這樣的處置&mdash&mdash之所以走這一步，不是為了起訴這些被帶走的人，而是為了平息希臘人頑固的反抗。
亞該亞人未得到預期的答複，仍然心懷不滿，一直要求元老院着手調查，羅馬元老院不厭其煩，最終鄭重聲明：有關人士留在意大利境内，以待後命。
他們被安置在意大利内地的鄉鎮，因此待遇尚且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企圖逃跑則會被判處死刑。
被帶到意大利的馬其頓前朝官員，其境遇大抵也是如此。
這一權宜之計雖然粗暴，但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已經算是仁至義盡了。
希臘人中的羅馬黨人認為被處死的人數太少，對此十分不滿。
因此，李西斯古認為，在初步審查之後，可以在公會上就埃托利亞愛國黨的五百名領袖人物執行死刑。
羅馬元老院用人之際，還需要李西斯古，所以任憑此事過去，不加懲戒，僅譴責他不應該動用羅馬士兵處理希臘事務。
然而我們可以猜測，羅馬人之所以開創這一制度，将存疑之人拘禁于意大利，部分原因是防止這樣殘忍的事情發生。
因為在希臘本土甚至已經不存在像羅德島或帕加瑪這樣有影響力的國家，所以沒有如此削減其力量的必要，其所作所為僅僅是為了捍衛公道&mdash&mdash當然是羅馬人所謂的公道&mdash&mdash其目的是防止爆發最為臭名昭著的黨锢之争。
羅馬及其附屬國
因此所有希臘化的國家都完全受羅馬的保護，亞曆山大大帝創立的帝國完全落入羅馬共和國的版圖，似乎是羅馬從亞曆山大後裔手中将此城繼承下來的一樣。
四面八方的君主和使臣潮水般湧來，向羅馬表示祝賀，阿谀奉承表現出來的卑屈下賤，莫過于各位君主在前廳時的情景。
馬西尼薩王由于被明令禁止前往羅馬，才未親自出席，并且命其子代為傳達：他認為自己隻是其王國的受益人，而羅馬是其國的真正所有者，不管羅馬人願意留下什麼，他永遠對此感到滿足。
這話至少含有真情。
但比提尼亞王普盧沙必須為其此前保持中立贖罪，他在這獻媚競技中拔得頭籌。
他被引導進入元老院時，匍匐在地，向那些&ldquo救苦救難的神&rdquo行禮緻敬。
他既如此卑劣不堪，波力比阿（公元前205？&mdash前125年，希臘曆史學家）卻記述道：羅馬人客氣地回複了普盧沙的請求，并将柏修斯的艦隊贈送給他。
至少在此刻臣服緻敬是最好的選擇。
波力比阿叙述了自從皮德那之戰，羅馬作為世界性帝國建立起來的全過程。
實際上那是最後一次一個文明國家以平等大國的姿态與羅馬在戰場上交鋒。
此後的任何戰鬥都是叛亂，或是對羅馬&mdash希臘文明範圍之外的民族進行的戰争&mdash&mdash所謂與蠻族的戰争。
自此以後，整個文明世界都承認羅馬元老院為最高法庭，各君主和各民族之間如果發生争端，最後由元老院委員會進行決斷，為了學習羅馬的語言風俗，各國王子和貴族青年都到羅馬定居。
此後明目張膽意圖推翻羅馬統治的事件事實上僅有一例，即蓬塔斯大王米特拉達特斯（Mithradates）。
此外，皮德那之戰也是羅馬元老院最後一次堅守&mdash&mdash如果可能的話，在意大利海外不占據領土，也不屯兵海外，而僅僅依靠政治主權讓各國服從他們的命令&mdash&mdash這一舊國策。
羅馬施行這一政策，是為了讓諸國不至于陷入徹底的怠惰或無政府狀态，例如希臘的情形，也不至于跳出半自由的狀态，跻身獨立國家的行列，例如馬其頓遭到挫敗的嘗試。
任何國家都不允許就此凋亡，但是也不允許某一國家獨立自主。
因此在羅馬的外交關系上，被征服的敵國往往占據着比忠誠的盟國更有利的地位，或者至少與之平等。
羅馬人會幫助戰敗的對手恢複國力，但如果戰敗者企圖自行複國，則會遭到貶黜和打壓&mdash&mdash埃托利亞人、亞洲戰争後的馬其頓、羅德島以及帕加瑪已經得出的血的教訓。
但是羅馬作為保護國不僅像主人之于奴仆那般很快産生厭煩感，而且其努力宛如西西弗斯日複一日徒勞無功地受累，顯而易見在本質上已經行不通了。
皮德那之戰後，馬其頓君主制随之瓦解，預示着制度的轉變，而且羅馬也越來越無法容忍有可能獨立的中等國家與之平起平坐。
希臘的小國治國無方，政治和社會都陷入混亂，羅馬無法避免地頻頻幹預其内政。
馬其頓的武裝已經遭到解除，其北部邊境需要遠遠不止哨兵站來防禦。
最後，羅馬開始于馬其頓和伊裡利亞征收土地稅&mdash&mdash以上種種迹象表明：羅馬的附庸國正日益淪為其臣屬。
羅馬的意大利内外政策
總的來說，如果我們回顧羅馬自統一意大利到分解馬其頓的曆程，羅馬帝國似乎并沒有策劃實行任何領土擴張之類貪得無厭的宏偉方案，這一結果似乎并非出自羅馬政府自身的意願，甚至是違背其意願被迫接受的結果。
當然前一種觀點是自然而然産生的&mdash&mdash塞勒斯特（全名GaiusSallustiusCrispus，公元前86&mdash前34年，羅馬曆史家）假借米特拉達特斯之口說明：羅馬與各部族、城市以及各君主之間的戰争起源于同一個主要因素，即對領土和财富的貪欲，其見解實屬不謬；但是這隻是情緒和争執影響下形成的判斷，如果将其引證為史實，又不免滑天下之大稽了。
顯而易見，每一位觀察入微者均可洞見，在此期間羅馬政府始終隻對意大利的主權念念不忘，且别無所求，他們僅僅希望周邊區域不存在太過強大的鄰國。
羅馬人并非出于對被征服國家的人道主義情感，而是本着十分公道的态度，拒絕讓帝國的核心受到外界的負累&mdash&mdash依次對把非洲、希臘和亞洲納入羅馬的保護範圍表達強烈的反對意見，直到每次形勢所迫，或者至少是不可抗力的影響，才導緻羅馬帝國的領域進一步延展。
羅馬人一直極力宣稱他們不施行擴張政策，而且他們總是被動攻擊的一方，這番話至少所言非虛。
除了對西西裡的戰争外，羅馬人經曆的大戰&mdash&mdash對漢尼拔和安條克的戰争，對腓力和柏修斯的戰争亦不差分毫&mdash&mdash實際上都是被迫拿起武器，或者直接受到侵略，抑或是迫于現存政治關系的空前變動，因此在戰争之初，羅馬人往往會被打得措手不及。
戰争勝利之後，他們應該特别關注意大利自身的利益，但是并未适可而止，例如保留對西班牙和非洲的監護權，尤其是不切實際地計劃将自由帶給全希臘。
從意大利政策的角度上看，都屬于戰略上的重大失誤，這一點十分明朗。
但是這些失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盲目地畏懼迦太基人，另一方面是更加盲目地醉心于希臘的自由，所以在此期間羅馬人并未表現出征服的欲望，反而對其保持着戒心，這一點十分明智。
羅馬的政策自始至終都不是由某一位才幹超群的智者制定而一代代流傳下來，而是由一個能力非常、但不甚包容的審議大會制定的，該議會匮乏規劃宏偉框架的能力，并有急切渴求保全其共和國的本能，故而無法以恺撒或拿破侖那般魄力拟定規劃。
歸根結底，羅馬帝國總體奠基于古代政治的發展之上。
古代世界對國家間權利制衡一無所知，因此每個國家在國内統一之後，或緻力于征服鄰國，如希臘諸國，或者至少不讓自身受到威脅，如羅馬&mdash&mdash當然，這同樣以征服為最終結果。
在古代，也許隻有埃及這一大國嚴格施行過制衡之策，而塞琉古與安替哥奴，漢尼拔與西庇阿因施行與之相反的政策，陷入到碰撞沖突之中。
但似乎很可悲，古代其他得天獨厚、高度發達的民族隻能走向衰微，以此成全某一國家從總體中脫穎而出，仿佛它們存在的意義僅在于促成意大利的宏偉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凋亡。
然而曆史的公道必須承認：這一結果并非因為羅馬兵團比方陣對更具軍事優勢，而是古代國際關系的普遍發展結果，因此結局并非出乎偶然，而是一種永不動搖的堅忍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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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然而彼奧提亞同盟并不是在這個時候依法解散的，而是在科林斯滅亡之後。
[2]有個故事說，羅馬一方面要信守保其性命的誓言，一方面又要向他報仇，隻好以剝奪其睡眠的方式置他于死地，這當然不足為信。
[3]加西道拉斯（Cassiodorus）說，馬其頓各礦于羅馬紀元596年即公元前158年重新開采，通過對錢币的研究，我們可以找到這種說法更為準确的闡釋。
馬其頓四國的金币都已經消失殆盡，因此不是金礦已然封閉着，就是開采的金礦石鍛造成了金條。
另一方面第一馬其頓國&mdash&mdash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mdash&mdash的确存在銀币，安菲波利斯就是銀礦所在地。
在鑄造銀币的短期内（羅馬紀元596&mdash608年即公元前158&mdash前146年），銀币數量非常之多，這證朋銀礦的運轉十分努力，或者舊王室的貨币大量重鑄。
[4]波裡比阿說，羅馬人&ldquo免去了馬其頓共和國的封主捐稅&rdquo，我們沒必要因此假定這些賦稅伺候得到了豁免，要理解波裡比阿的話，隻要假定以往的封主稅現在變成國稅就夠了。
鮑魯斯允許馬其頓繼續實行舊制，至少直到奧古斯都時代，必然也和免稅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