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人的簡樸和自尊
羅馬人民的生活受到強烈約束，于他們而言，地位越高，生活越不自由。
習俗擁有無上權力，将人們的思想行為限制在狹小的範圍内，若用獨特的拉丁語來表達，嚴謹認真或悲傷困難的生活才是他們所認為的榮耀。
人人将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在公衆事務中勇敢提出建議并采取行動。
而當個人渴望并有權成為公社一員時，每位公民都将公社的榮譽和權力視為一種個人财務，可與他的名字和家宅一同傳給後代。
因此，随着一代代人的逝去，新的一代代人民接連向過去所獲榮譽增添新的内涵，羅馬貴族家庭的集體尊嚴感也得以膨脹，發展成一種強烈的公民自豪感。
諸如此類的自豪感并不再有，也正因為它的發展軌迹奇特壯觀，無論在何處遇到，似乎都屬于另一個世界。
這種強烈的公民意識其典型特色在于，羅馬人民一直以來推崇質樸和平等，盡管并未對其加以抑制，但終身将其深埋于心中，隻有在人們死後才能表現出來。
不過，在顯要人物的送葬儀式上，公民意識體現得尤為顯著和強烈。
因而相較于羅馬生活中的其他現象，送葬儀式更适合供後世人民一窺羅馬人民那種美好的精神。
羅馬葬禮
送葬隊伍通常隻有一列，公共傳令員會奔走相告：&ldquo那邊一個戰士死了，誰若有空，都去送他陪伴盧修斯·埃米利烏斯，屍體都被擡出屋外了。
&rdquo于是，公民受邀出席葬禮。
隊列最前面是一群哀号的婦女、樂師和舞者。
舞者中有一人需打扮一番，戴上依照死者相貌制成的面具，并通過手勢動作讓大家回憶起人們熟識的這個人的容貌。
緊随其後的是整個儀式最隆重也是最特别的部分，即祖先隊列，與此相比，其他場面都黯然失色。
并且真正身居要位的羅馬人會囑咐繼承人，葬禮隻保留祖先隊列部分。
前文提到，若祖先曾擔任顯要官職或任何常設的高級行政官，人們會用蠟制成面具，并盡可能以他們在世時的容貌為藍本描畫。
在王政時代前後，這類面具十分常見。
人們習慣于将它們放在沿家族莊園牆壁的木龛中，認為它們是房屋最重要的裝飾。
一旦家族有人去世，相關職業的人（主要為表演者）需穿戴這類面具和正式服裝參加葬禮。
因此，祖先們皆身穿生前最具代表性的服飾，凱旋的人所穿服飾繡有金色花紋；監察官的服飾為紫色；執政官穿着鑲有紫邊的禮袍，佩戴表明官職的徽章，身旁跟着執法吏[1]，所有的人都坐着馬車送死者最後一程。
靈柩上鋪着一大塊厚實的繡有紫金兩色花紋的罩布和精美的亞麻服飾，死者躺在靈柩上，穿着他曾擔任過的最高官職的全套服裝，周圍擺放着所殺敵人的盔甲，以及過往競技中或玩笑或認真獲得的花冠。
走在靈柩之後的是一群趕來吊唁的人，全都身着毫無裝飾的黑色衣服，旁邊是死者那頭戴面紗的兒子們、不戴面紗的女兒們、親戚朋友、同部落的人、門客以及被釋奴。
整支送葬隊伍就這樣去往古羅馬廣場。
到了那裡，人們會将死者屍體立起來，祖輩走下馬車在顯要席坐下，死者的兒子和距離最近的外邦親屬走上講壇，向在場的群衆逐一簡要列舉圍坐在四周每個人的名字和事迹，最後才會介紹死者的名字和生前事迹。
這種習俗可謂是粗野，作為一個充滿藝術情懷的民族，他們當然不會容忍死人複活這一反常現象繼續存在于高度文明的時代。
古希臘人十分客觀，極少偏向于禮節，例如波利比烏斯就對樸素壯觀的葬禮印象頗為深刻。
羅馬生活嚴格遵照儀式、行動統一并以高貴為榮，這從本質上與某一概念一緻，即去世的一代代人仍如生前那般，以肉體行走于世人之間。
當厭倦了辛勞和榮譽的公民與祖先相見之時，祖先會親臨古羅馬廣場，在人群當中接見他們。
新希臘文化
但如今羅馬人面臨變革的危險。
既然羅馬的勢力範圍不再局限于意大利，而是向東部和西部擴散，意大利舊式的家庭生活一去不複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希臘式文明。
的确，意大利自有曆史記載以來，便一直深受古希臘的影響。
在上文中我們說到，年輕的希臘人和意大利人憑借自身的質樸和創造力，互相交流，促進了對方的智力發展；在後期，羅馬人通過一種外在的形式，力求将古希臘人的語言和發明應用于實踐。
但當今時代，無論就原因還是結果而言，羅馬人所沿用的希臘文化從根本上是全新的。
羅馬人開始體會到自身需要更為豐富的精神生活，而對于個人精神文化的極度缺乏，他們頗為震驚。
即便是具有藝術天賦的英格蘭人和日耳曼人，在個人創作間歇期間，也不屑利用那僅有的一點法國文化填補空白。
而如今，面對希臘人的精神發展，無論是輝煌的珍寶還是道德淪喪的污穢，意大利民族都懷着熾熱的情感加以采納，這也不足為奇了吧。
而這一沖擊使羅馬人難以抗拒希臘人所帶來的影響，因而令人印象更加深刻并根深蒂固。
希臘文明無疑仍以&ldquo希臘式&rdquo自稱，然而卻大為不同。
事實上，它注重人文主義，并受到各國的影響。
在智力領域，希臘文明深知如何完全将多個具有差異的民族融為一體，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政治問題。
如今羅馬面臨更大範圍的難題，他選擇接納希臘文明和亞曆山大大帝留下的其他遺産，因此希臘文明不再僅僅是一種推動力或附帶的影響，它已經滲入到意大利民族的核心。
當然，面對外來影響，意大利對充滿激情的家庭生活方式極力抵制。
但一番激烈抗争過後，意大利農民放棄了陣地，将其留給羅馬城的世界公民。
正因為德國有了法式外套，才有了後來深具本民族風格的連衣裙，以至于羅馬對希臘文明的抵制引發了一種潮流，即采用前幾個世紀全都陌生的一種方式從原則上抵制希臘的影響。
而這種情況下，羅馬人經常陷入徹頭徹尾的愚蠢和荒謬之中。
政治上的希臘主義
在新舊風尚的鬥争中，人類的行為和思想無一能夠擺脫它所帶來的影響，甚至外交關系也深受影響。
至于羅馬人妄圖解放希臘人的計劃，理所應當會遭遇失敗，這一點上文已述。
而與之類似，他們又想對抗君主以求維護各共和國的共同利益，渴望摒除東方的專制主義，普遍效仿希臘政體。
這兩個原則都頗具希臘色彩，也都屬于固定的新派觀念，有助于國家管理，例如馬其頓國便采用了這種治理理念，而懼怕迦太基人則是一種固定的老派理念。
若加圖荒謬地極力鼓勵人們懼怕迦太基人，那麼愛好希臘文化的人會不時放縱言行，至少會做出愚蠢的行為。
比如，安條克（Antiochus）王國的将軍不僅在卡皮托爾山為自己立了一座身穿希臘服飾的雕像，而且不以拉丁語名字Asiaticus自稱，改用近似希臘語的姓Asiagenus[2]，看似大氣，實則毫無意義，也異于常人。
執政國如此對待希臘文明，将導緻一個更為重要的結果，即除希臘人所在地之外，拉丁化在意大利各地都風頭正勁。
在意大利，隻要是希臘人所在的城市，未毀于戰事的一概沿用希臘風俗。
誠然，羅馬人很少關注阿普利亞，但就在這一時期，希臘文明在當地全面盛行，與相鄰地區不斷衰落的希臘文化相比，阿普利亞的文明似乎可謂不相上下。
曆史記載對此隻字未提，可是各城制造的錢币都刻有古希臘文字，彩繪陶瓶雖依照希臘風格而制，卻隻有阿普利亞的陶瓶更注重突破和華美，忽視了格調。
但仍從中可見，阿普利亞早已完全接納了古希臘的風俗和藝術。
然而，這一時期古希臘文明和民族抵抗派之間真正的鬥争在于信仰、習俗、藝術和文學四個領域。
至于這一鬥争采取的各種形式和各個特征，無論多麼難以概括，我們都必不能省略對這一原則性沖突的描述。
民族宗教和不信教
鑒于意大利的信仰問題曾在當時引得希臘人頗為驚羨，足見古時純粹的信仰在意大利仍十分活躍。
據說在與埃托利亞[3]人發生沖突時，羅馬最高統帥在戰争期間擔任祭司的角色，負責祈禱和祭祀。
然而，波利比烏斯老調常彈，提醒國民注意這種信仰對政治毫無益處，告誡他們一個國家不能隻有智者，為了大衆的利益，這些儀式十分必要。
宗教經濟
但民族宗教在古希臘一直以來隻是一種古老的珍寶，如果意大利仍存在某個民族宗教，顯然也早已僵化成一種神學。
也許從宗教經濟的變革和祭司的變更中，我們最能發現人們潛藏在信仰下的麻木心态。
公共祭神活動不僅變得愈發冗長乏味，最重要的是，花費越來越大。
羅馬紀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除原有的鳥蔔者、造橋者和神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