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非雅典人絕對難以忍受；有遍布于歐裡庇得斯劇本的格言，好比快樂之園中盛開的鮮花；還有歐裡庇得斯那不依賴于直接的生活經驗，而依賴于邏輯思考的心理學。
他描寫的角色美狄亞（Medea）在啟程之前有人給她提供旅費，這當然是在描繪生活。
但關于母愛與嫉妒在精神上的鬥争，公正的讀者将很少在歐裡庇得斯的劇本中找到。
可最重要的是，在歐裡庇得斯的悲劇中，詩歌效果被道德和政治目的所取代。
他并未認真或直接讨論當日的問題，他關注的是社會問題而非政治問題，但由他堅持的原則來看，歐裡庇得斯與當代政治和哲學上的激進主義不謀而合，世界大同的新學說破壞了古代雅典的民族生活，他是這一學說首位主要的倡導者。
這就解釋了為何這位無神論和無雅典論者會遭到當代人的反對，年輕人和外國人為何會如此熱情地獻身于這位宣揚情感與博愛、格言與方針、哲學與人道的詩人。
歐裡庇得斯使希臘悲劇超出了其适當的範疇，因此走向沒落。
可是這卻推動了這位世界主義詩人的成功，因為同時希臘民族也超出了其自有的範圍，同樣走向了沒落。
阿裡斯托芬的批評或許在道德和詩歌上都道出了真相，但詩歌對曆史産生的影響與其絕對價值不成比例，而與其預測時代精神的能力成比例。
在這一方面，無人能夠超越歐裡庇得斯。
因此，亞曆山大大王勤讀他的劇作，亞裡士多德認為悲劇詩人的觀點都特别以他為參考。
阿提加最晚的詩歌和造型藝術均來源于他，因為新式的雅典喜劇隻不過将歐裡庇得斯的悲劇轉變成了喜劇形式，我們在後來的酒壺圖案上所見的那派畫家不再取材于舊史詩，而取材于歐裡庇得斯的悲劇。
最後，古希臘越是讓步于新希臘主義，這位詩人的聲望和影響力就會越大，而海外的希臘生活，無論在埃及還是在羅馬，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歐裡庇得斯的熏陶。
羅馬的悲劇
歐裡庇得斯的希臘主義通過多種途徑傳到了羅馬，其間接産生的效果或許比直接翻譯的效果更為迅速和深遠。
悲劇在羅馬的興起并不晚于喜劇，但在舞台上演繹一出悲劇開銷較大&mdash&mdash這無疑是當時備受重視的原因，至少在漢尼拔戰争期間是如此&mdash&mdash并且觀衆的性質也阻礙了悲劇的發展。
普勞圖斯的喜劇并未經常暗示悲劇，而這種暗示或許大都取自原作。
在這一時期，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有影響力的悲劇作家就是與奈維烏斯和普勞圖斯同時代但較為年少的昆圖斯·恩尼烏斯（QuintusEnnius，羅馬紀元515&mdash585年即公元前239&mdash前169年），他的劇本已被當代的喜劇作家所歪曲，直到帝國時期仍被後世所演繹和朗誦。
相較于喜劇，我們對羅馬的悲劇知之甚少，從整體上來看，喜劇中所具備的特色也同樣見于悲劇。
悲劇的劇本同樣也主要由希臘劇本翻譯而來，題材的選擇比較偏向于圍攻特洛伊及與之相關的傳說，顯然是因為隻有這套神話經學校的傳授而為人們所熟知。
其次是觸目驚心的情節居多，如《攸美尼底斯》（Eumenides）、《阿爾克梅翁》（Alemaeon）、《克利斯勞提斯》（Cresphontes）、《梅拉尼斐》（Melanippe）和《美狄亞》等的弑母和殺害嬰兒，《波勒森那》、《埃萊克提底斯》（Erechthides）、《安多羅梅達》（Andromeda）和《伊菲吉尼》等的殺處女以祭神&mdash&mdash我們不免想到這些悲劇的觀衆慣于觀看決鬥戲。
女性角色和鬼怪似乎給觀衆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
除了摒棄面具之外，羅馬的改編劇本與原作最顯著的差異在于合歌。
希臘的劇場設有一個特别的跳舞處（orchestra），中央有一個祭壇，用于演奏合唱，羅馬的劇場起初必定為無合唱所設，因此沒有這一場所，所以那種音樂與朗誦交織的集體歌舞在羅馬勢必會删掉，合唱即使保留下來也無足輕重。
當然還有細節上的變動，如格律的變更、删減和割裂。
例如，在歐裡庇得斯的《伊菲吉尼》中，拉丁文本将女子的合唱&mdash&mdash也許取自另一悲劇，也許是改編者的别出心裁&mdash&mdash變成了士兵的合唱。
在我們看來，第六世紀的拉丁悲劇算不上是好的翻譯[31]，但恩尼烏斯的悲劇雖然比不上歐裡庇得斯的原作，可遠不如普勞圖斯的喜劇那樣，且與米南德的原作相差甚遠。
悲劇的教化作用
在羅馬，希臘悲劇的曆史地位和影響力與希臘喜劇的曆史地位和影響力極為相似。
這兩種戲劇體裁各異，悲劇體現出來的希臘化趨勢在形式上更為純粹，且更為靈活，而這一時期的悲劇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恩尼烏斯表現出來的反民族和故作宣傳的傾向，則更加顯而易見。
恩尼烏斯雖然不是六世紀最舉足輕重的詩人，但無疑是這一時期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他并非出生于拉丁姆地區，究其根源，他身上帶有一半希臘人血統。
身為梅薩庇亞的後裔，他接受希臘教育，35歲遷居羅馬，但直到羅馬紀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才擁有公民身份。
他的生活一直十分困窘，日常支出一部分來源于教授拉丁語和希臘語所得的勞務費，一部分來源于編撰戲劇所帶來的收益，一部分則仰賴羅馬顯貴的資助，其中包括普布裡烏斯·西庇阿、提圖斯·弗拉米尼努斯以及馬爾庫斯·福爾維烏斯·諾比裡奧等，這些人都有意提倡新希臘主義。
恩尼烏斯作贊美詩歌頌這些貴族及其先祖，甚至跟随這些貴族奔赴戰場，仿佛以欽定桂冠詩人的身份歌頌他們即将建立的宏偉功業，反之，貴族也承諾給恩尼烏斯相應的報答。
恩尼烏斯曾以風雅的筆墨描述這一職業所具備的門客性質[32]。
他自始至終都是個世界主義者，去過希臘、拉丁甚至奧斯坎，憑借自身經曆将這些民族的顯著特征融會貫通，而非專注于某一個民族的研究。
較早時期，羅馬詩人所秉持的希臘主義是他們從事詩歌創作的結果，而不是他們從事詩歌創作時有意為之，因此他們多少有點采取民族立場的企圖。
恩尼烏斯卻不然，他對自己的革命傾向了然于胸，并且顯然滿懷熾熱，竭力将新名詞所表現的希臘觀念變為意大利人的風尚。
恩尼烏斯最擅長悲劇創作，從他遺留下來的悲劇作品來看，他通悉所有希臘悲劇，尤其對愛斯裡奇和索福克利斯的作品最為熟稔。
因此在他大多數乃至全部的戲劇著作中，我們都能發現歐裡庇得斯作品的影子，這絕非偶然。
在選擇和處理範本上，他無疑受到部了某些外在因素的影響，但單單是外在因素并不足以解釋以下事實：他的作品表現出歐裡庇得斯著作中鮮明的個人風格，較其原作更傾向于忽略合唱的部分，但又比希臘人更注重作品的感官效果。
比如，《泰斯提斯》、因一直受到阿裡斯托芬譏諷而聲名鵲起的《特勒福斯》，以及《王者的憂患》和《憂心忡忡的王者》這一類劇本，甚至像《女哲學家梅那裡裴》那種全部情節都建立在國教之上的荒謬劇本，他都加以吸收采納。
如此一來，恩尼烏斯站在自然科學家的立場上，與國教為敵的意圖即刻昭然若揭。
就供奉神靈而言，恩尼烏斯在戲劇中也處處投射出攻讦和利箭，其中一部分已被證實是刻意插入作品裡的[33]。
對此我們大概都會産生這樣的疑問：羅馬的舞台審查為何會通過這種攻擊性演說？如下面這段：
天神自然是有的，我常說且再一次說朋；
但我想，他們絕不，關切人類的命運，
善人應有善報，惡人應有惡報，實際卻不然。
在上文中，我們提及恩尼烏斯曾創作了一首說教詩，站在科學的立場上宣揚反宗教的觀念，積極宣揚他的自由思想。
與之相關，我們也應當注意到他本人的一些特點：在政治上處處表露帶有激進色彩的反對意見[34]；歌頌希臘的筵宴享樂；尤其是他棄用拉丁詩歌中最後僅存的民族成分，即薩突甯體，代之以希臘的六節句。
這位&ldquo變化多端&rdquo的詩人将這些都處理得十分精巧，以一種完全不符合長短格的語言提煉出六節句，并用自己不習慣的節奏和形式行文，卻還能從容應對、得心應手，其自然曉暢、行雲流水之風格絲毫無損。
凡此種種，無不表明恩尼烏斯具有非凡的熔鑄才能[35]，這種才能實際上比羅馬人更具希臘人的特點。
而在某些方面他也确實令人反感，這大多是因為希臘文本慣用雙聲修辭[36]，而并非羅馬文本生硬難懂。
恩尼烏斯談不上是位偉大的詩人，卻是個潇灑風流的才子，雖然具有天性敏感的詩人特質，但要說他是位地道的詩人，恩尼烏斯還需穿上悲劇的靴子，而且他完全缺乏喜劇的情調。
這位希臘化詩人曾這樣自負地蔑視那些粗俗的曲調：
從前林中之鬼與行吟詩人同歌此調，
又熱情地歌頌自己高雅的詩歌：
詩人恩尼烏斯萬歲！他把如火的詩
灌到塵俗人的骨髓裡。
他的自負和熱情，我們都能理解。
恩尼烏斯确信自己已然步入海闊天空的境地：希臘悲劇開始成為拉丁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自此永遠屬于拉丁民族文化。
民族戲劇
有一位更勇敢的水手，經過一條較少人選擇的航道，借助一陣不那麼有利的風勢，追逐一個更高的目标。
奈維烏斯與恩尼烏斯存在諸多相同點&mdash&mdash雖然前者的成就遠不及後者&mdash&mdash也為羅馬劇院改編希臘悲劇，而且還嘗試脫離希臘悲劇的束縛，自創一種莊重的羅馬民族戲劇。
擺在奈維烏斯前面的是一條坦途，沒有外界的障礙和阻隔。
他不僅從羅馬傳說中獲取創作題材，還在同時期的羅馬舞台上演的戲劇中汲取創作來源。
屬于這一類型的，有他的《羅慕路斯和雷穆斯的乳養》，又名《狼》，劇中阿爾巴王阿穆裡烏斯粉墨登場；還有他的《克拉斯迪烏姆》，該劇歌頌了羅馬紀元532年即公元前222年馬塞盧斯征服凱爾特人的勝利。
除了這些奈維烏斯模仿恩尼烏斯的例子外，在前者的作品《安不拉其亞》中，恩尼烏斯以個人視角描述了其恩主諾比裡奧圍攻安不拉其亞城。
但是這種民族戲劇一直為數不多，該種類型的作品不久也從舞台銷聲匿迹了。
羅馬傳奇流傳下來的寥寥無幾，羅馬曆史也了無生趣，因此無法持續同豐富的希臘神話并駕齊驅。
關于這些劇本的詩歌價值，我們已然失去了評判的标準，但是如果我們帶着概論詩歌的意圖加以審視，在羅馬文學中，創造羅馬民族戲劇可謂是神來之筆，實不多見。
隻有在最早期，人類自覺與神靈相距較近時，希臘悲劇家們，像弗賴尼庫斯和愛斯奇裡斯一類的詩人，才敢将自己親身經曆的大事搬上舞台，與神話時期的事迹一同表演。
我們發現有的詩人，譬如愛斯奇裡斯，參加過自己歌詠的戰役，迄今為止隻有諸神和英雄才會在舞台上現身，他卻将國王和羅馬執政帶上了舞台。
如果我們能在某處知曉布匿戰争的情形及其帶來的後果，并且有身臨其境的感受，那必然是出自這些詩人的筆下。
朗誦詩歌
朗誦詩歌也在這一時期興起于羅馬。
古人有這樣一種風俗&mdash&mdash作者當衆誦讀自己的新作&mdash&mdash這與我們現代的出版如出一轍，李維将這一風俗引入羅馬，或者至少将其推廣到他所在的學校。
我們這裡讨論的寫詩不是為了謀生，或者說至少謀生不是直接目的，所以這類詩歌不像舞台劇本那樣飽受輿論的攻讦：直到本時期末端，甚至一兩位羅馬貴族也公然以這種詩歌朗誦的方式跻身詩人行列[37]。
然而創作朗誦詩的主要都是編寫舞台戲劇的詩人，而且朗誦詩與劇本相比，居于次要地位。
實際上在當時的羅馬，朗誦詩歌的受衆十分有限。
雜作
除了上述詩歌，還有抒情詩、垂訓詩和諷喻詩，但是各自的代表作很少。
宗教節慶聖歌&mdash&mdash作者其人以及這一時期的編年史，有必要列舉一番&mdash&mdash以及廟宇和墳墓上一律用薩突甯體[38]镌刻碑銘，完全不屬于真正文學的範疇。
即使小詩此時已經産生，也隻能被歸類在&ldquo雜作&rdquo名下，早在奈維烏斯時代便是如此。
雜作這一名詞原先用于表示舊時沒有表演動作的舞台詩，從李維時代便被希臘戲劇替代排演于舞台，但是當其用在朗誦詩上，表達出來的意味與我們現在所謂&ldquo雜詩&rdquo相仿。
而且和&ldquo雜詩&rdquo一樣，&ldquo雜作&rdquo不表示某種确切的藝術類型或藝術風格，它表示的僅僅是不屬于史詩或戲劇的詩，可以随作者的意願，采取任何多半是主觀的題材，以任何形式書就。
加圖的&ldquo喻德詩&rdquo或許是仿照前人試作羅馬民族訓誡詩的例子，這也是用薩突甯體寫的，下文會有詳細介紹。
此外恩尼烏斯的小詩也屬于這一類。
恩尼烏斯這類作品十分豐富，一部分發表在他的雜詩集中，一部分單獨發表，其中包括簡短的叙事詩，叙述羅馬傳奇時代或同時代的曆史。
經他改編的猶希梅魯斯的宗教傳奇，假借庇查穆斯之名改編的自然哲學詩，以及高等烹饪術的詩人阿切斯特拉圖斯的美食學。
又有&ldquo生死對話&rdquo、&ldquo伊索寓言&rdquo道德格言集打油詩以及零散的諷喻作品&mdash&mdash這些都是難登大雅之堂的小作，但也足以說明這位詩人不但有宣揚新名詞的傾向，而且多才多藝，他在審查鞭長莫及之處，恣意妄為，十分自由地揮毫點墨。
詩體編年史&mdash&mdash奈維烏斯
将羅馬民族編年史詩體化的嘗試在詩歌和曆史上占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也是奈維烏斯在傳奇時代和同時期曆史中，獲取能夠連貫叙述的題材，作成詩的形式。
此外，奈維烏斯還特别簡單明了地記錄了第一次布匿戰争的經過，他直陳事實，不貶斥任何事物為微不足道或毫無詩意，不刻意以任何方式豐富詩意或加以藻飾，在曆史時期的描述中更是如此&mdash&mdash他的叙述，用的始終都是現在時以及半詩半散文式的羅馬民族薩突甯體。
上文關于這位詩人創作民族戲劇的叙述，大體适用于我們現在論述的話題。
希臘史詩一如希臘悲劇，其出入之處均為英雄時期。
用詩歌的光華點亮現世，實在可謂新穎，而且至少從計劃上看來，絕對是令人驚豔的宏圖大志。
雖然從實踐的角度看來，奈維烏斯的史頌也許并不比中世紀有韻律的史書更高一籌，二者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的特點，但奈維烏斯将其作為自己特别的得意之作，的确有其緣由。
在一個除了官方記載之外完全不存在曆史作品的時代，将當時以及先前的事迹聯系起來，為本國人編纂和叙述，并且将他們曆史上最偉大的功業作成戲劇呈現在人們面前，這可不隻是鬥勺之功。
恩尼烏斯
恩尼烏斯立志要做的事與奈維烏斯的極為相似，但是民族詩人和反民族詩人在政治和詩歌上存在顯著差異，題材上的相似反倒使得二者的差異進一步擴大。
奈維烏斯為新題材探尋一種新形式，恩尼烏斯卻讓新題材迎合或強制套入希臘史詩的形式。
六節句取代了薩突甯體，荷馬派力求塑造逼真的修飾風格，取代質樸的曆史叙事風格。
在任何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荷馬的詩都被直接翻譯，比如赫拉克萊亞陣亡将士的葬禮描寫，模仿了帕特羅克洛的葬禮描寫，總兵馬爾庫斯·李維·斯托洛征讨伊斯利亞人時，藏在他頭盔裡的不是别人，正是荷馬描述的阿賈克斯&mdash&mdash這甚至使得讀者不覺想起荷馬對缪斯發出的祈求。
史詩的機制被完全調動起來，例如在坎尼一戰之後，朱諾在衆神會議中赦免羅馬人，朱庇特在得到妻子的同意之後，允許羅馬人最終挫敗迦太基人。
《編年史》中作者的新穎表達和希臘化傾向也顯而易見，恩尼烏斯在作品中僅将神靈作為修飾已然帶有這一特點。
這首詩以一場奇異的夢幻拉開序幕，用純達哥拉式的口吻，叙述如今寓居于昆圖斯·恩尼烏斯身上的魂靈此前如何寄居于荷馬身上，再往前如何寄居在一隻鹦鹉身上，然後作者以地道的自然哲學家口吻，闡釋萬物的本質以及身體與精神的關系。
甚至題材的選擇也是出于同樣的目的&mdash&mdash至少任何曆史時期的希臘文學家都以整理羅馬曆史為正當理由，以闡發他們自己的希臘-世界主義觀念。
恩尼烏斯更注意羅馬人被當作希臘人的情況：
堅持其為希臘人，并且慣于追述其希臘的先人。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對這位詩人的長處和短處作了大緻的叙述，如此一來，這篇頗負盛名的《編年史》，其詩歌價值也不難預估了。
恩尼烏斯是一位頗具同情心的詩人，在布匿戰争的大時代下，意大利民族意識顯著提高，他自然歡欣鼓舞。
恩尼烏斯不僅時常生動地模仿荷馬的簡潔風格，而且更頻繁地鋪排出巧妙響應羅馬人莊嚴好義之特性的詩句。
但是他的史詩在結構上有所欠缺，恩尼烏斯可能為了取悅某位在他處遺忘了的英雄或恩主，竟然插入一卷特殊的補遺，這必然使得詩的結構十分松散和随意。
總體看來，《編年史》毫無疑問是恩尼烏斯最失敗的作品，而他作《伊利亞特》的計劃不啻自認其過。
在這篇詩中，恩尼烏斯首次将曆史和史詩（叙事詩）的結合納入文學的範疇，這種結合至今仍然像魂靈般彌留于文學之中，非死非生。
但這篇詩作自然也有其成功之處。
恩尼烏斯自稱是羅馬的荷馬，而克洛普斯托克自稱是德意志的荷馬，相比較而言，前者倒算得上更為名至實歸，恩尼烏斯同時代的人都持這樣的觀點，後世更是如此。
人們對這位羅馬詩歌之父的崇敬代代相傳，頗負文名的昆提裡安甚至如是說：&ldquo讓我們如尊崇古老神聖叢林那般尊崇恩尼烏斯吧，林間的千年橡樹或許并不美觀，但令人肅然起敬。
&rdquo如果有人對此心生驚異之感，他或許會回想起很多諸如此類的現象，如《埃涅伊德》、《亨利亞特》和《彌撒亞德》的成功。
我們已然擺脫以迦辛與薩福相提并論、以威拉莫夫與品達比肩的謬誤，如果羅馬民族詩歌取得長足進步，就不會産生官方用恩尼烏斯的《編年史》與荷馬的《伊利亞特》比肩這般贻笑大方的現象了，但實際上羅馬事與願違。
由于人們，尤其是貴族，對這一題材感興趣，詩人又頗負創造才能，《編年史》一直是羅馬最古老的原創詩歌，在後世有文化修養的人看來，其仍屬于可讀或值得一讀的作品。
因此産生了這樣一個奇怪的結果：這位半希臘文學家創作的完全反民族史詩，竟然被後世尊為羅馬詩歌的優秀典範。
散文文學
散文文學在羅馬的興起稍遲于詩歌，但兩者興起的方式完全不同。
羅馬詩歌過早受到學院派和舞台急功近利的助長，特别是羅馬喜劇受到嚴格的舞台審查，處處受束縛，而羅馬散文既未被矯飾助長，也未受到外界的掣肘。
再者，這種文學活動從一開始就未受到&ldquo唱曲人&rdquo所受的污名而為上流社會不容。
所以散文文學雖然遠不如詩歌傳播廣泛和發展旺盛，但其發展較之詩歌更為自然。
詩歌幾乎完全為卑微階級掌控，當時著名詩人行列中，羅馬貴族無有一人，但是當時的散文作家卻無一不來自元老階級。
散文作家都來自最受尊敬的貴族界，出自曾經擔任執政官和監察官的人&mdash&mdash如法比烏斯氏、格拉古氏、西庇阿氏。
當然，散文寫作在本質上比詩歌更加保守，也更具民族傾向，但是在這裡，尤其是這一文學形式中最為舉足輕重的曆史著作，希臘化的傾向在題材和形式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
曆史作品
直到漢尼拔戰争時期，羅馬還不存在曆史著作，因為《編年史》的記載在性質上屬于檔案，而非文學，本身就不具有串聯曆史事件的意圖。
羅馬特性存在一個人盡皆知的例證：盡管羅馬政權的影響力已然延伸到意大利以外甚遠，盡管羅馬貴族社會不斷接觸文學勳績卓著的希臘人，但是直到六世紀中葉，羅馬作家才産生以寫作的方式将羅馬民族的輝煌和命運記錄下來，傳遞給當世以及後世的需求和欲望。
等到他們終于感受到這種需求，羅馬曆史家既沒有信手拈來的文學形式可加以采用，也不存在潛在的讀者群，而二者的形成，不僅需要驚世之才，還需要相當長久的時間。
因此，羅馬作家們起初或以母語将羅馬曆史寫成詩體，或以希臘語寫成散文形式，結果或多或少規避了這些困難。
我們在上文提及奈維烏斯的詩體編年史（約作于羅馬紀元550年即公元前204年）以及恩尼烏斯的詩體編年史（約作于羅馬紀元581年即公元前173年），二者都屬于羅馬最早期的曆史文學，奈維烏斯的作品可以視為羅馬所有曆史作品中最為古老的一部。
大約在同時，昆圖斯·法比烏斯·庇克托[39]（于羅馬紀元553年即公元前201年以後）作了一部希臘史，此人出身貴族，漢尼拔戰争時期曾積極參與國事；普布裡烏斯·西庇阿（約羅馬紀元590年即公元前164年）也作了一部希臘史，此人是非洲英雄西庇阿之子。
如果他們以母語寫作曆史，就需要利用某種程度上已然成熟的詩歌藝術，面向具備詩歌欣賞能力的讀者大衆，這類讀者并非完全缺乏。
如果他們用散文的形式，以希臘語寫作曆史，希臘體裁便唾手可得，由于他們在題材上着眼點遠遠延伸到了拉丁姆範圍之外，其面向的讀者自然是受過教育的外國人。
平民作家采用前者，貴族作家采用後者，正如腓特烈大帝時期，法文貴族文學與牧師和教師的本地德文著作并肩而立，格萊穆和蘭勒等人用德文創作戰歌，國王和将軍卻用法文書寫戰史。
詩體曆史和羅馬作家寫的希臘史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拉丁曆史著作。
拉丁曆史著作其實肇始于加圖，他的《起源》，直到本世紀末才得以問世，該書既是最為古老的拉丁文史書，也是羅馬文學史上第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40]。
以上這些作品，并不符合希臘人對曆史的概念[41]，但是與那隻有零星記載的編年史相比，卻是互相關聯事件的曆史，叙述連貫，結構多少也算得上規整。
據我們所知，他們的作品均涵蓋自羅馬建城到作者生時的民族曆史，雖然就名稱而言，奈維烏斯隻叙述了迄至第一次與迦太基作戰時期的曆史，加圖隻叙述了相當早期的曆史。
于是，這些曆史作品自然被劃分為三部分：傳奇史、古代史和當代史。
羅馬城起源史
在傳說時代史中，羅馬城的起源有十分詳細的記載。
這裡需克服一個特别棘手的難題，正如我們在上文提到，世上存在兩種完全矛盾的說法：一種是羅馬民族版本，至少在主要梗概上似乎已經載入編年史；另一種是提邁烏斯的希臘版本。
這些羅馬史學家對此不可能全然不知。
前者的目的是将羅馬與阿爾巴聯系起來，後者的目的是将羅馬與特洛伊聯系起來。
所以在前一種版本中，羅馬城為阿爾巴王子羅慕路斯所建，而在後一種版本中，羅馬城是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所建。
将兩種說法合二為一，可能是這一時期奈維烏斯或庇克托所為。
在合成的新版本中，阿爾巴王子羅慕路斯仍然是羅馬城的創建者，但同時又是埃涅阿斯的孫子。
埃涅阿斯并未創建羅馬，但據說他将羅馬的裴納替帶到意大利，建立拉維農作為諸神廟宇，其子阿斯坎尼烏斯創建阿爾巴·朗加，是為羅馬城的母城和拉丁姆的古都。
這一切都是拙劣可憐的杜撰。
人們此前一直認為羅馬史最初的裴納替保存在羅馬市集的裴納替廟，這時又說并非在該廟中，而是在位于拉維農的神廟中，羅馬人不覺為之震怒。
希臘人的虛構則更為卑劣，因為根據其說法，神靈隻會将裁定給祖父的獎賞賜予其孫。
但這種改編已然達到了其目的：不完全否認羅馬的民族起源，卻遷就希臘化的傾向，或多或少認可這一時期已然盛行、與埃涅阿斯攀親的意願。
所以關于這一強大公社的起源，這種說法已經深入人心，不久便成為官方認可的史實。
除了關于羅馬城起源的傳說之外，用希臘文寫史書的曆史學家對羅馬共同體關心甚少或者毫不在意，因此進一步叙述羅馬民族曆史，便不得不主要取材于本國資料。
可是流傳至今的資料十分匮乏，我們無法辨識除了編年史之外，還有哪些傳聞可供最早期的史學家利用，他們又可能會添入何種自己的資料。
那些從希羅多德書中摘取插入的奇聞轶事[42]可能仍然與這些最早期的史學家們無關，而且也無法證明有直接假借這一段希臘材料的現象。
因此，将羅馬與希臘聯系起來的趨勢，認為意大利民族和希臘民族同宗同源的傾向，竟然無處不在，極為顯著，甚至希臘文化的反對者加圖亦複如是，更是引人注目。
正是由于這種傾向，才有了原始意大利人或從希臘遷居至此的土著人，以及原始希臘人或皮拉斯基人遊徙進入意大利的說法。
早期曆史
坊間流傳的故事，其涉及範圍上至王政時期，下至羅馬共和國的建立，雖然隻有稀疏松散的線索，但相對連貫，然而于此而言，傳說的源流已經枯竭，要想憑借高官名錄和附于其下的些許記載，編纂出任何形式連貫、清晰易懂的曆史叙述，不隻是困難，而且完全沒有可能。
詩人們對此尤感艱難。
似乎正是出于這一緣故，奈維烏斯在其著作中很快從王政時期過渡到争奪西西裡的戰争叙述。
恩尼烏斯在其十八卷著作中，第三卷仍在叙述王政時期，第六卷卻已經講到羅馬與皮魯士之戰，其對于羅馬共和國最初兩百年間的曆史必然隻能作十分簡略的概述。
至于用希臘文編纂曆史的人對此如何處理，我們不得而知。
加圖的做法十分特殊。
他曾坦言：&ldquo叙述造橋大師家中銅表記載的内容，麥子曾漲價幾次，何時發生過日食、月食，&rdquo自己對此并不感興趣，所以他在自己的史書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專門叙述意大利其他公社的起源及其加入羅馬聯盟的經過。
編年史在當年長官的條目下，一年一年地記載曆史事件，這樣一來加圖便擺脫了編年史的桎梏。
有人說加圖的曆史著作&ldquo分段叙事&rdquo，必然是指他的這一特點。
在羅馬曆史著作中，竟然存在這種關注意大利其他公社的作品，不免令人驚異，但這與作者的政治态度有關系，因為他始終仰賴意大利各市的支持，以反抗首都羅馬的所作所為。
此外，自塔克王被驅逐到皮魯士戰場的羅馬曆史均已散佚，加圖的這種方法以其獨特的方式表現出這段曆史的主要結果，也可以說彌補了該空白&mdash&mdash意大利統一于羅馬霸權之下。
當代史
與早期曆史不同的是，當代史的編纂前後連貫，十分詳細。
奈維烏斯、法比烏斯以其見聞各自展開對第一、第二次迦太基戰争的描寫。
從皮魯士之戰到伊斯特利亞戰争時期的這段曆史，恩尼烏斯至少用其十八卷編年史中的十三卷對此專門展開叙述。
加圖在其曆史著作中，以第四、第五卷叙述了自第一次布匿戰争到羅馬與佩爾修戰争的所有戰事，其最後兩卷本來似乎另有安排，且題材更為廣泛，加圖卻改變計劃，叙述了自己人生最後二十年的事件。
關于皮魯士之戰，恩尼烏斯也許采用了提邁烏斯式或其他希臘作家的史料，但總體上看來，所有的叙述一部分來自他自己的見聞，一部分基于其他史學家的叙述。
演講和信劄
演講文學和書信文學與曆史文學同時并起，而且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