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附庸。
這同樣肇始于加圖，因為在此之前，羅馬人僅有的隻是為數不多的葬禮演說辭，其中大多數可能是後世從家庭儲藏室中發現的，例如昆圖斯·法比烏斯的演說辭，他與漢尼拔為敵，身經百戰，老年時其正當壯年的兒子離世，便為其子作了一次演講。
加圖則不然，他經曆了長久而繁忙的政治生活，作過無數次演說，到了老年，将其中具有曆史重要性的擇選出來，編成一部政治回憶錄，其中一部分發表在他的曆史著作中，一部分似乎編成單行本問世，作為其著作的補編。
此外，加圖還有一部信劄集遺世。
其他民族的曆史
對于羅馬之外其他民族的曆史，隻有某些被認為是高雅羅馬人必不可少的知識，羅馬人才會關心。
甚至據說老法比烏斯不僅熟悉羅馬的戰事，而且對外國的戰事也了然于胸，加圖曾經勤讀修昔底德和一般希臘曆史著作，這确有明證。
但是如果我們罔顧加圖的轶事和格言集&mdash&mdash該集子是他自編的讀書心得錄&mdash&mdash那麼非羅馬民族領域内的文學活動則無迹可尋。
對曆史采取不批判的态度
當然，這些文集是曆史文學的初創，字裡行間洋溢着輕松、包容的意味，作者和讀者對其内在的矛盾并未輕易苛責。
塔克王二世在其父去世時雖已長大成人，卻在39年以後才登上王位，然而那時的他依舊十分年輕。
在這位羅馬國王被驅逐的30餘年前，畢達哥拉斯來到意大利，但根據羅馬史學家記載，他卻是智者努馬的朋友。
羅馬紀元262年即公元前492年，羅馬派遣使者前往叙拉古與老狄奧尼修斯進行交涉，但是事實上老狄奧尼修斯在86年之後（羅馬紀元348年即公元前406年）才登上王位。
史學家們在整理羅馬的年代時，這種天真不予批判的态度尤為顯著。
羅馬的算法大概在此之前早已固定下來，按照它的算法，羅馬的創建比卡庇托兒廟獻祭儀式早240年，比高盧人火焚羅馬城早360年，高盧人火焚羅馬城在希臘史書中有記載，據說在雅典執政官派爾金執政當年，即公元前388年，是第98屆奧林匹亞紀年的第一年，據此可推算羅馬城應該建于第8屆奧林匹亞紀年的第一年。
埃拉斯提尼的編年在當時得到廣泛認可，根據他的計算，羅馬城建于特洛伊毀滅之後的436年，然而通行的說法仍認為是特洛伊人埃涅阿斯的孫子創建了羅馬城。
加圖雖如一位資深理财師一般，審度了這種計算方法，因此也必然注意到了其存在的矛盾，但他似乎并未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
而之後依據這種觀點而編入的阿爾巴王名錄也并非出自加圖的手筆，這點毋庸置疑。
對曆史不予批判的态度不僅盛行于早期曆史的編撰，某種程度上也盛行于有曆史記載時期的描寫。
這些叙述都必然帶有強烈的偏袒色彩，無一例外，由于法比烏斯對第二次羅馬與迦太基戰争開端的叙述帶有這種色彩，波裡比阿便以其獨特的冷酷筆鋒對此加以指責。
對于這種情況，比譴責更得體的做法應該是懷疑。
若要期望漢尼拔同時期的羅馬人對他們的仇敵秉持公正的判斷，的确有幾分可笑，但那些首開羅馬曆史叙述之風的作家，并非有意錯誤地傳述事實，他們所懷有的不過是一片單純的愛國之心，誤述也無法避免。
科學
科學文化，甚至與之相關的科學文化創作也發轫于這一時期，曆來的教學大緻僅局限于閱讀、寫作和國法知識[43]。
但是羅馬人與希臘人較之前期接觸更加緊密，羅馬人對文化的概念也逐漸普遍化，因此他們孜孜以求，即使無意将希臘文化直接抑制于羅馬，也至少企圖依循希臘的模式對羅馬文化稍加修飾。
文法
首先，羅馬的語言知識開始發展形成拉丁文法，希臘語文知識遷移到與意大利語相似的方言中，文法的積極研究與羅馬人的寫作幾乎同時産生。
大約在羅馬紀元520年即公元前234年，一位名為斯普裡烏斯·卡爾維裡烏斯的寫作教師似乎曾經整理拉丁字母表，此前拉丁字母表中沒有字母g，斯普裡烏斯将g放置于已經廢用的字母z的位置&mdash&mdash在現代西方字母表中，字母g至今仍處于該位置。
羅馬的教師們必定時常從事拼字法的整理，拉丁文的缪斯也不拒絕他們那學究作派的希波克倫，無時不刻不投身于兼習詩歌和正字法的工作。
尤其是恩尼烏斯&mdash&mdash他在這方面也與克洛普斯托克相似&mdash&mdash不僅時常仿照亞曆山大的風格用疊韻作字源學的遊戲[44]，而且開始使用希臘語更精确的重疊寫法，取代至此通用的代表雙子音的單一符号，奈維烏斯和普勞圖斯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們的确一無所知，詩人們通常不注重拼字法和字源學，羅馬的通俗詩人對此必然也毫不在意。
修辭學和哲學
這一時期羅馬人對修辭學和哲學仍一無所知。
對于羅馬人來說，演講毫無疑問是公衆生活的核心，所以外國教師沒有資格參與。
加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演說家，他曾義正言辭、大肆宣洩怒罵伊索克拉特的愚妄，斥其一直都在學習演說，卻始終沒有演說的能力。
希臘哲學雖然以垂訓詩尤其是悲劇詩為媒介，在羅馬已經有一定的影響，但羅馬人卻像無知的鄉野村夫，天性憂懼，對希臘哲學抱有懷疑的态度。
加圖直稱蘇格拉底是善言者和革命家，他抵制自己國家的宗教信仰和法律，死得并不冤枉。
愛好哲學的羅馬人對哲學抱有何種态度，或許可以在恩尼烏斯的話中找到很好的例證：
我要談哲學，可是簡略而非全部的哲學，
淺嘗她是好的，沉溺于她便壞了。
然而見之于加圖作品中的喻德詩和演說指南，與其說是羅馬人從希臘哲學和修辭學中提取的精華，不如說是希臘哲學和修辭學的糟粕。
說到喻德詩，加圖的材料除了想當然地對先民淳樸風俗的贊美之外，便是直接取自畢達哥拉斯論述道德的作品；說到演說指南，加圖的材料大概直接取自修昔底德書中的演說辭，尤其是德摩斯提尼的演說，二者均受到加圖的熱心研讀，演說術有個金科玉律，&ldquo緻思于資料而讓字句自行随來&rdquo，後世經常引用，卻不常遵循。
通過這條規定，我們可以大概知曉這本指南的精神意旨。
醫書
加圖又編寫了與上述類似的指南書，都比較普通和初級，論述了醫術、軍事學、農學和法學&mdash&mdash所有這些學科都同樣或多或少受到希臘的影響。
羅馬人雖然不常習物理和數學，但與之相關的應用科學卻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
醫學更是如此。
羅馬紀元535年即公元前219年，第一位希臘醫生&mdash&mdash伯羅奔尼撒人阿查迦圖定居羅馬，因其外科手術在羅馬頗有聲名，政府給他分配了一所住宅，并賦予其羅馬公民權。
自此以後，其同行成群結隊來到意大利。
加圖不但激憤地辱罵外國行醫者，而且根據自己的經驗，或者一部分借鑒希臘的醫學著作，編成醫學小冊子，想要借此複興一家之父同時也是一家之醫的優良傳統。
醫生和大衆對加圖的頑強攻擊漠不關心，這也是情理之中，至少醫生在羅馬屬于最有利可圖的職業之一，仍然受到外國人的壟斷，幾百年間，羅馬的醫生無一不是希臘籍人。
數學
此前，羅馬一直以不開化的淡漠态度對待計時方式，但現在情形至少稍有進步。
羅馬紀元491年即公元前263年，第一個日晷在羅馬集市搭建起來，希臘計時才開始應用于羅馬。
然而，羅馬人的日晷原來卻是為四度以南的迦達那建造的，羅馬人按照這個日晷來計時，度過了一百年。
這一時期末，幾位羅馬貴族對數學産生了濃厚的學習興趣。
曼尼烏斯·阿昔裡烏斯·格拉布裡奧（羅馬紀元563年即公元前191年任羅馬執政官）試圖通過立法解決曆法混亂的問題，按照法律規定，高僧團得以任意增減閏月。
但這種方法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反而加重了弊害，其失敗原因大概更多是出于羅馬神學家們的胡作非為，而并非他們才智不佳。
馬爾庫斯·福爾維烏斯·諾比裡奧（羅馬紀元565年即公元前189年任羅馬執政官）具有希臘文化修養，至少在他的努力之下，羅馬曆法進一步得到推廣。
蓋烏斯·蘇爾庇奇烏斯·伽路斯（羅馬紀元588年即公元前166年任羅馬執政官）不僅預測到了羅馬紀元586年即公元前168年的月食，而且計算出月球與地球之間的距離，似乎以天文學作家的身世為世人所知，因此同時代的人們視其為勤勉又智慧的奇才。
農學和軍事學
當然，農學和軍事學最初都是按照傳統和人的經驗而規定的，加圖作了兩篇農業論，其中一篇流傳至今，該标準在這篇論述中極為明顯。
但是希臘文、拉丁文，甚至腓尼基文都被應用于高等學術範圍，自然也應用于這些低等學術範圍，因此，關于這些學術的外國著作肯定會引起些許關注。
法學
另一方面，法學受外界的影響甚微。
這一時期法學家仍然主要負責答複征詢他們意見的團體，以及教授聽講的年輕人。
這種口頭傳授的方式促成某些規則的傳統基礎，文學活動對此也不全付阙如。
塞克斯圖斯·埃裡烏斯·裴圖斯發表的論著，較之加圖精簡的概述意義更為重大，塞克斯圖斯别号&ldquo智者&rdquo，是當時實用法學的泰鬥，由于他在法學方面努力為公衆謀取利益，故升任執政官（羅馬紀元556年即公元前198年）和監察官（羅馬紀元560年即公元前194年）。
其論著，即所謂的&ldquo三部曲&rdquo圍繞《十二銅表法》展開論述，在原文每句上&mdash&mdash大概以古樸晦澀的句子為主&mdash&mdash附加注解和相應的訴訟辦法。
這種注釋雖然明顯表現出希臘文法研究帶來的影響，但論述訴訟法的部分，卻是根據阿庇烏斯的早期探索以及羅馬民族習慣和先例發展形成的一般訴訟法。
加圖的百科全書
在加圖為其子編纂的手冊集中，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到這一時期學術的大緻情況。
這些手冊帶有百科全書性質，旨在用格言闡明一個&ldquo正人&rdquo應該如何同時具備演說家、醫生、農業家、武士和法學家的特質。
那個時候科學研究還未有入門與專業之分，但人們普遍認為，每一個合格的羅馬人都應該具備必要或有用的科學素養。
加圖的百科全書并未涵括拉丁文法，因此文法尚未像真正科學的語文教學那般，取得應有的正式發展。
此外，該書還未将音樂以及整套數學和物理學收納在内。
縱觀全書，其論述的僅是在科學上具有直接實用價值的部分，叙述也力求簡短。
書中自然也汲取了希臘文學的養分，但不過是從希臘文學的粗枝爛葉和荒穢之中揀選些許可堪利用的格言警句。
加圖常說：&ldquo希臘書籍不可不讀，但不可深讀。
&rdquo傳播日常必要知識的家用手冊由此産生，這些書除了希臘的析入毫芒和艱澀難懂，也丢掉了希臘的敏銳和深度，但正因為這一特點，它塑造了所有時代羅馬人對希臘科學的态度。
羅馬文學的特點及曆史地位
如此一來，在世界統治權為羅馬掌控的同時，詩歌和文學也進入了羅馬，或者引用西塞羅時代一位詩人的話：
當我們戰勝布匿人時，步履如飛地來了，
缪斯到羅慕路斯那強悍好戰的人民中。
在說薩貝林語和埃特魯斯坎語的區域，同時期也不乏學術活動，曆史同樣記載了埃特魯斯坎語的悲劇。
從刻有奧斯坎銘文的陶器來看，陶器制造者顯然對希臘悲劇有所了解。
那麼問題随之而來：在奈維烏斯和加圖時代的阿努斯河和佛爾突努斯河畔，是否也有某種類似于羅馬那種希臘化文學悄然形成？然而所有與此相關的資料蕩然無存，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段曆史我們無從知曉。
希臘化文學
我們現在能加以評判的隻剩下羅馬文學，雖然在美學批評家看來，其絕對價值可能存在問題，但對于有意了解羅馬曆史的人來說，這種文學反映了羅馬紀元六世紀意大利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因此具有獨特的價值。
羅馬紀元中的六世紀充斥着兵戈鐵馬的喧嚷，也由此決定了未來的命運。
在此期間，意大利的獨特發展告終，開始進入更為廣闊的古代文明發展時期。
在這一時期内，民族分裂之風盛行，成為過渡時期的一大特色，羅馬文學也深受這一風氣的影響。
對于希臘化的羅馬文學，心無成見且不為兩千年之古樸厚重所惑的人，必然看得到它存在的缺陷。
羅馬文學與希臘文學共存，正如一座德國橘園傍于西西裡的一片橘樹林之側，二者都給我們帶來樂趣，但如果認為它們是并駕齊驅的，那就沒有可能了。
羅馬的外語文學更是如此。
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羅馬人的作品，而是外國人所作，即半希臘人、凱爾特人，甚至還有非洲人的作品，他們對拉丁文的了解都僅靠研究獲取。
如上文所述，這一時期以詩人身份被世人所知的人，都出身貴族，不僅如此，其中無一人是拉丁姆本土人士。
就連&ldquo詩人&rdquo這一名稱都以外國文字表示，甚至恩尼烏斯也極力自稱為poeta[45]。
可是這種詩歌不僅性質上屬于外國，而且在私塾教師成為作家而大衆成為讀者時顯現的缺點，在這裡也無法避免。
我們已然說過，喜劇如何為了顧及大衆審美在藝術上一再降格屈從，乃至陷于粗俗的境地。
我們也進一步說明，在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中，便有兩位詩人曾經擔任過私塾教師。
希臘語言學在民族文學衰落之後才開始興起，僅在文學的死體上試驗，而拉丁文法卻與文學同時奠定了基礎，二者偕行并進，與近代向異教徒布教如出一轍。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不偏不倚地看待羅馬紀元六世紀這種希臘化文學&mdash&mdash那本身毫無生産力的機械詩歌，那些對最為粗陋的外國文學形式按部就班的模仿，那些耳熟能詳的翻譯，那種史詩的拙劣變體&mdash&mdash我們不禁要将這種文學簡單地歸類為現代之前的病态症候了。
即便這種評判不失公允，也隻能算是很片面的認識。
我們必須首先考慮到：羅馬不僅沒有任何民族詩歌藝術，而且永遠無法達到這樣的藝術境界，而這種人為形成的文學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産生的。
在遠古時期，人們對描述個人生活的現代詩歌一無所知，創造性的詩歌活動主要産生于神秘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内，民族正面臨發展帶來的憂患和喜悅：在無損希臘史詩以及悲劇詩人偉大性的前提下，我們可以表明，他們的詩歌主要是由那些關于人性的神和神性的人的原始故事改編而來。
這種古代詩歌基礎在拉丁姆根本不存在：神靈世界尚未成形，傳說仍屬虛幻，詩歌的金蘋果不可能自動生長成熟。
第二個原因更為重要，此處不得不說。
為了保留其民族性，羅馬向來排斥一切高等和個人的精神文化，而這時意大利内在精神的發展和外在政治的演化，都已經到了無法繼續保留羅馬民族性、無法抗拒希臘文化侵蝕的程度。
希臘文化傳播到意大利，必然帶有某種革命性和破壞民族性的趨勢，但要使各民族在精神上達到必要的平等，這種傳播不可或缺。
羅馬&mdash希臘化文學在曆史甚至詩歌上有所發展，主要是因為這是以傳播希臘文化進入意大利為基礎的。
從這種文學作坊造就出來的藝術産品無一富于新穎和純粹性，但它卻将希臘精神文明的視野擴展到了意大利。
即使僅從外在方面看來，希臘詩歌假定其受衆擁有确切的知識，舉個例子說，莎士比亞戲劇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具有一種自成體系的完整性，但古代詩歌并不具有這一特性。
一個人如果不熟悉希臘神話，便無法明白每一史詩和悲劇的背景，甚至往往無法理解其一般意義。
如果這一時期的羅馬大衆如普勞圖斯的喜劇表現的那樣，稍微知曉荷馬史詩以及關于赫拉克勒斯的傳說，并且熟悉其他流傳甚廣的神話傳說[46]，那麼這種知識必然是通過舞台和學院傳播給大衆的，這樣一來至少向領會希臘詩歌邁出了第一步。
但是将希臘詩歌語言和希臘韻律移植于拉丁姆，帶來的效果更為深遠，古代有先見之明的文學批評家對此十分注重，想來也不無道理。
如果&ldquo戰敗的希臘以藝術戰勝了其粗野的征服者&rdquo，那麼這一勝利最成功之處在于将循規蹈矩的拉丁方言提煉成一種高雅的詩歌語言，以此取代單調陳腐的薩突甯體，短長格的三節詩汩汩流出，六節詩洶湧而來，雄渾的四節詩、歡快的短短長格以及巧妙混合的抒情節奏都以本國語觸動拉丁人的耳膜。
詩歌語言是詩中幻境的鑰匙，詩歌的節奏是詩歌感覺的鑰匙，對于人來說，如果他耳不能聞動聽的修辭，目不能見栩栩如生的意象，長短短格和短短長格不能喚起他内心的回響，荷馬和索福克利斯的創作便是白費了功夫，再别說什麼詩歌感覺和韻律感是自發油然而生的了。
理念上的感覺無疑是自然而然根植于人心的，但是這些感覺需要明媚的陽光才能發芽滋長，尤其是在當時還未受詩歌感化的拉丁民族，就需要外界的培植。
也不是說希臘語言知識廣為流傳，希臘文學便足以為感性的羅馬大衆所用。
語言對人類而言有種神奇的魅力，它不會寄生于任何偶然習得的語言，而隻與本國語共生，詩歌語言和所謂的韻律隻是将它放大。
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對于這一時期羅馬的希臘化文學，尤其是詩歌，可以作個更為公正的評判。
如果說希臘化文學的趨勢是将歐裡庇得斯的激進主義帶入羅馬，将神靈轉化為已死之人或心理概念，将無民族性的拉丁姆和無民族性的希臘相提并論，讓所有純粹和顯著發展的民族特色降格成為普遍文明可疑的概念，那麼人人都可以随意對這種趨勢予以褒貶，但是沒有人會懷疑其曆史必然性。
從這一觀點看來，羅馬詩歌的缺陷雖然無可否認，但其之所以存在這些缺陷卻是可以找到原因的，所以也可以稍微為其辯護。
當然，羅馬詩歌充斥着瑣碎并且通常是支離破碎的内容與相對完善的形式之間的不協調，但是這種詩歌的确切意義就在于其形式上的特色，尤其是語言和韻律的特色。
不盡人意的是羅馬詩歌主要掌控在塾師和外國人手中，而且以翻譯和仿寫作品為主。
但如果詩歌的根本目的僅僅是搭起拉丁姆與希臘之間的橋梁，那麼李維和恩尼烏斯必然有成為羅馬建橋師的使命，而且翻譯文學是達到該目的最簡單的方法。
更不盡如人意的是羅馬詩歌偏愛依據陳腐瑣碎的原作，但是從這個立場上來看，這和其目的是契合的。
沒有人願意将歐裡庇得斯的詩與荷馬的詩等量齊觀，然而用曆史的眼光來看，世界主義的希臘文化将歐裡庇得斯和梅南德奉為神谕，就相當于民族主義的希臘世界奉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為聖經，由此觀之，新派代表特意将這一套文學介紹給大衆，其實有正當的理由。
羅馬編劇家們又自覺詩才有限，因此主要遵循歐裡庇得斯和梅南德的做法，置索福克利斯甚至阿裡斯托芬于不顧。
因為詩歌雖然根本上是民族的産物，難于移植，但是歐裡庇得斯和梅南德的詩歌都是立足于才智，而才智在本質上是世界性的。
此外有一件值得大力贊譽的事：羅馬紀元第六世紀的羅馬詩人不依附當時的希臘文學或所謂亞曆山大主義文學，反而在相對古老的經典文學中尋找模範，雖然并未探索到其最為豐富或最為純潔的領域。
總的來說，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雖然不難指出數不勝數的錯誤适應以及不合藝術的過失，但是希臘文化宣傳者們的行為很不純潔，所以自然免不了随之而來的過失。
從曆史甚至美學的角度上看，那與宣傳工作不可分離的信仰熱誠，已經稍微可以抵償這種過失。
關于這種新福音的價值，我們也許會有與恩尼烏斯不同的觀點，但說到信仰，如果&ldquo所信為何&rdquo不如&ldquo如何信仰&rdquo重要，那我們不能不感激和贊賞羅馬紀元第六世紀的羅馬詩人了。
他們對希臘世界文學的勢力所具有的強烈新鮮感，以及将這棵文學奇樹移植外國的神聖願望，二者彌漫于整個六世紀的詩歌之中，尤其與那個時代純粹高貴的精神相契合。
後世發展成熟的希臘文化帶有幾分輕侮的态度藐視這一時期的詩歌發展成就，它或許應該敬仰這一時期的詩人，他們盡管不無缺點，但與希臘詩歌緊密相連，比那些更為風雅的後輩更加接近真正的詩歌藝術。
這一時期的詩人勇于見賢思齊，韻律節奏響亮，甚至對詩人這一身份非常自負，蔚為壯觀，其他時代的羅馬文學遠不能及。
即使那些不為這種詩歌的缺陷所迷惑的人，也可以将恩尼烏斯歌頌自己的豪言壯語應用在這種詩歌上：
詩人恩尼烏斯萬歲！他把如火的詩
灌到塵俗人的骨髓裡。
反民族傾向
這一時期希臘&mdash羅馬文學總體上有一種主導的傾向，與之相對的同時期民族文學創作也同樣具有一種主導的傾向。
然而前者意圖通過創造一種文字屬于拉丁而形式和精神屬于希臘民族的詩歌，吞噬拉丁的民族性，拉丁民族最優秀最純粹的人士被迫将希臘文學和希臘主義一并拒之門外，且置于法律的限制之下。
加圖時代的羅馬人反對希臘文學，與恺撒時代的羅馬人反對基督教如出一轍；加圖時代的被解放者和外國人成為詩歌界的主力，正如此後被解放者和外國人成為基督教的主力。
羅馬貴族，尤其是羅馬政府，将詩歌視為和基督教一樣完全敵對的勢力，羅馬貴族将普勞圖斯和恩尼烏斯看作是烏合之衆，羅馬政府處死師徒和主教，二者所依據的幾乎是同樣的理由。
在這個方面，毋庸置疑，仍是加圖引領羅馬大力對抗外國人。
在加圖看來，從本質上已然頹朽的希臘民族，其中贻害無窮的糟粕是希臘文人和醫生[47]，而他對羅馬&ldquo唱曲人&rdquo的蔑視更是不言而喻。
加圖及其同仁因此時常受到嚴厲的指責，當然其惱怒的表達往往具有獨特的率直和狹隘的特征。
但是再三斟酌，我們不僅應該承認他在個體實例上大緻無誤，而且不得不承認，相對于其他方面，民族反對派在這個方面已經明顯超越了無濟于事的純粹消極防守态勢。
與加圖同時期，而年歲稍短的奧路斯·波斯圖米烏斯·阿爾比努斯所實行的令人厭煩的希臘化舉措，在希臘人看來都贻笑大方。
例如，他甚至還編寫希臘詩，并在其曆史著作的前言中寫着自己出生于羅馬，以此作為希臘語欠佳的托辭。
那麼他是否被司法當局命定來幹預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就是個十分恰當的問題嗎？兩千年前專業喜劇翻譯這一職業，以及為謀生和尋求庇護而歌頌英雄的詩人行業，是否比現在更添了幾分殊榮？
再者，諾比裡奧在詩中贊譽羅馬當權者，不論當權者是誰，尤其極力褒獎加圖本人。
他将恩尼烏斯帶到安布拉其亞，以歌頌他即将建立的功業，加圖難道因此就沒有譴責他的理由了嗎？加圖在羅馬和雅典結識的希臘人，難道他就沒有理由去斥責他們，說他們是一群不可救藥的可憐蟲嗎？這種對當代文化和希臘主義的反抗十分正當，但是加圖絕對不應該背負反對一般文化和一般希臘文化的罪名。
反之，羅馬民族派最大的優點，就在于他們也洞察到，創造一種拉丁文學并利用希臘文學的影響力促進拉丁文學發展實屬必要。
僅從他們的目的看來，拉丁文學不應該隻是對希臘文學的模仿，也不應該侵蝕羅馬的民族性，而應該植根于希臘文學的沃壤，同時其發展應該遵循羅馬的民族性。
他們有着天賦的本能（這本能雖然不足以表明個人的睿智，卻足以證明那個時代人們群情激昂），他們認為由于羅馬此前完全沒有出現詩歌的萌芽，要想發展一種屬于他們自己的精神生活，唯一能夠借助的材料隻有曆史。
羅馬是一個國家，而希臘卻不是，對這一事實的強烈意識，導緻奈維烏斯大膽利用曆史題材嘗試創作羅馬史詩和羅馬戲劇，從而促使加圖創作拉丁散文。
當然，以羅馬國王和執政官代替傳說中的神靈和英雄，無異于巨人想疊起山嶽以攻天穹：沒有神話世界，就沒有上古的史詩，也沒有上古的戲劇，詩歌也不存在代替品。
加圖謹小慎微、智力超群，他認為詩歌已經無可救藥，便将詩歌本身留給了反對他的人。
雖然加圖嘗試仿照古代的羅馬作品&mdash&mdash阿庇烏斯的谕德詩和詠農詩&mdash&mdash用羅馬民族的格律創造一種垂訓詩，具有重要的意義，值得尊崇，即使與其初衷相比算不上成功。
散文為加圖提供了一個更加有利的環境，他多才多藝，筆耕不辍，用本國語言創造了散文文學。
加圖的這一成就，因為其早先面向的是家庭，而且當時他孤軍奮戰，所以更富羅馬特色，也更值得敬重。
因此出現了加圖的&ldquo原史&rdquo，著名的政論演說，以及論述各類科學的著作。
這些作品固然都浸染着羅馬的民族精神，而且采用的也是民族題材，但絕對不反對希臘文化，實際上它們的産生都受到了希臘的影響，雖然反對派的著作也受到希臘的影響，但二者的意義截然不同。
加圖創作的核心概念甚至标題都借用了希臘語的&ldquo開創史&rdquo。
他的演說著作也是如此，他譏諷伊索克拉特，但又試圖學習修昔底德和德摩斯提尼。
加圖的百科全書實際上正是他研究希臘文學的結果。
縱觀這位活躍愛國者的一生，他的這種文學活動最富成效，給其國家帶來最多裨益，雖然相比較而言，他自己可能并沒有太過注重。
至于演說和科學領域的創作，加圖擁有衆多難能可貴的後繼者，他的原始曆史作品可與希臘的散文史書媲美，雖然此後沒有希羅多德或修昔底德之類的人将其繼承下來，但是通過他建立起了一個原則：羅馬文人從事應用科學和曆史的創作，不僅正當，而且光榮。
建築
我們簡略叙述建築、雕刻和繪畫藝術作為本章的結尾。
就建築而言，早期私家建築的奢華風氣比公共建築更加明顯。
直至這一時期末，尤其是加圖擔任監察官以後（羅馬紀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羅馬人在建築上開始既顧及公衆的需要，也考慮公衆的便利；用石塊砌成接收渠水的水槽（羅馬紀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建築柱廊（羅馬紀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尤其是将雅典用作法庭和辦公場所的廳堂引入羅馬，也就是所謂的長方形大會堂（basilicae）。
這種建築和我們近代的商場略為相似，第一座這樣的建築于羅馬紀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由加圖修建，命名為鮑薛廳，也叫銀匠廳，位于元老院一側&mdash&mdash随後其他廳堂如雨後春筍争相建立，與鮑薛廳相連，縱貫羅馬廣場，這些華麗壯觀的柱廊廳堂逐漸取代了私人商店。
然而人們的日常生活深受家庭建築革命的影響，這種革命最遲也應該發生在這一時期内。
大堂、庭院、花園和繞園柱廊、書籍儲藏室、神堂、廚房以及起居室陸續完備，至于内部裝飾，圓柱開始應用于庭院和大堂以支撐開通的屋頂，以及花園的柱廊，這些布置可能完全模仿希臘或者至少以希臘為模型。
但是建築材料簡陋，瓦羅說：&ldquo我們的祖先住在磚屋内，僅設低矮的石基以防潮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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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藝術和繪畫藝術
關于羅馬的造型藝術，除了臘制浮雕的祖先遺像之外，可能沒有任何蹤迹可尋。
畫家和繪畫倒是經常有人提及。
羅馬紀元491年即公元前263年，曼尼烏斯·瓦勒裡烏斯在梅薩那海面大破迦太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