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古時代之前的羅馬政府
皮德納戰役之後，羅馬國家整整幾十年都異常平靜，偶爾一點小波瀾也不會影響大局。
其統治範圍遠達三大洲，勢力不斷擴大，聲名遠播重洋。
意大利是所有人矚目的地方，世界各地的人才和财富都源源不斷流入羅馬，似乎和平繁榮和享受生活的黃金時期隻能從這裡開始。
這個時期的東方人中流傳着關于西方偉大共和國的傳說：&ldquo遠近的王國全部臣服，聽到這個名字的人都渾身戰栗，但它誠心對待友邦和屬國人民。
沒有人觊觎王冠，沒有人身穿紫衣耀武揚威，他們對于自己選作最高長官的人畢恭畢敬，從未有過嫉妒之心或者有絲毫不協調的地方，這就是羅馬的榮耀。
&rdquo
頹勢不斷擴散
遠看羅馬的确如此，但就近細看，羅馬卻呈現出不同的面目。
貴族政府正不遺餘力地毀掉自己辛苦工作的成果。
當然，我們的意思并不是說被征服者坎尼的子孫與勝利者紮馬的子孫與各自的祖先完全不同，其實，變化如此顯著的并不是元老院的元老，而是時代。
由少數财力雄厚、政治顯赫的古老家族掌管政府，在危難時刻，他們就會展現出無可比拟的韌性及英勇的自我犧牲精神，而在和平時期，他們就會變得目光短淺、自私自利、玩忽職守&mdash&mdash其實這二者本質上都來自于世襲制和同僚制。
這種病态制度存在已久，但它還需要合适的條件才能生長。
因此，加圖的問題就具有很深的含義：&ldquo羅馬在世上無所畏懼的時候，它的未來會怎麼樣呢？&rdquo現在就到了這個時候。
它曾經害怕的鄰居現在都滅亡了，而那些生長在舊制度下、經曆過嚴酷的漢尼拔戰争的人，隻要一息尚存就依舊發出呼聲的人，死神已經一個一個召去了，甚至最後一個人&mdash&mdash老兵加圖&mdash&mdash的聲音也永遠不會在元老院或者讨論會上響起。
年輕一代掌握了政權，可是對于那個愛國老将的問題，他們的政策給出的答案卻讓人遺憾。
在他們的統治下，屬國臣民和對外政策究竟如何，我們前面已經講過。
在内部事務上，他們更是放任事态發展。
如果我們認為内政不僅僅是處理眼下雜務，那就可以說這個時期的羅馬沒有政府。
政府官員主要的思想似乎就是維護他們篡奪來的特權，如果可能的話，再擴大這種特權。
國家沒有權利選擇最合适最能幹的人充任最高長官，但是那個圈子裡所有的人天生就有擔任最高長官的權利，而且同階級的競争和下層階級的侵犯都不會影響這種權利。
因此這個黨派約定，對重新競選執政官加以限制，并極力排除&ldquo新人&rdquo，這也是他們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事實上，他們确實于羅馬紀元603年即前151年通過法律對前者加以限制[1]，使政府裡充滿了無能的貴族。
毫無疑問，即使政府在對外關系上無所作為也與貴族排斥普通人、不信任本階級成員的政策有關。
平民要想成為貴族，成就功業是他們的途徑，所以要想阻止平民進入貴族階層，最有把握的辦法就是不給他們機會建功立業。
對于現存的無能政府來說，即使是征服了叙利亞和埃及的人在這裡也無法施展手腳。
不允許元老選舉騎士百人團 對元老在刑事委員會中的永久權利的限制 嘗試改革公共選舉
當然，這個時期并非沒有反抗，而且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成效。
行政司法有所改善。
對于行省長官的行政裁判權，通常由元老院自己行使，但在某些情況下，也由特别使臣團行使，但無論哪種情況，這種行政裁判權都不太恰當。
羅馬紀元605年即前149年，在盧修斯·卡爾普爾尼烏斯·皮索的提議下，成立了一個常任元老院使臣團，對公民控告羅馬官員進行勒索的案件進行司法審理。
這是一個創新，對羅馬社會的公共生活具有重大影響。
此外，人們還努力把公民大會從貴族的優勢影響中解放出來。
羅馬民主政治的靈丹妙藥就是在公民大會進行秘密投票，羅馬紀元615年即前139年，因為官員選舉，秘密投票在《加比尼法》中首次實行；羅馬紀元617年即前137年因為民衆法庭，秘密投票在《卡西安法》中實施，最後在羅馬紀元623年即前131年為了對立法建議進行投票，秘密投票在《帕皮裡法》中實施。
同樣，此後不久，一道人民法令命令元老在進入元老院時應交出公共馬匹，放棄他們在選舉騎士百人團中的特權[2]。
這些措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選舉人，使之不受貴族統治階級的支配，對于提出這些建議的人來說，這可算是國家再生的第一步。
事實上，對于羅馬社會法律制度缺乏自由的現象來說，這些措施沒有帶來一點改善，相反，它們隻是讓這種缺乏自由的現象更加明顯，與此有關或者無關的人都能看見。
同樣無用但更加明顯的是，元老院把公民聚會的場所從元老院下面的會場轉移到弗洛廣場，以此表明正式承認公民的獨立和自治。
人民這種形式上的自治與實際制度之間的沖突，大部分隻是一種表象。
各黨派的口号四處流傳，可是真正需要解決實際問題時，卻不見這些黨派的蹤迹。
在七世紀的整整一百年間，每年一度的民事官員選舉，尤其是執政官和大法官的選舉，是當時一個長期的問題，同時也是政治的焦點，但是隻有在很少情況下，不同候選人才會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
通常情況下，這個問題隻是人的問題。
贊成凱西利氏的人多還是贊成科尼利氏的人多，根本無關大局。
羅馬社會缺少那種超越所有黨派生活并能補償黨派生活所有缺陷的活動，比如人民大衆為争取某個有利目标而進行的自由而普遍的活動，羅馬人民忍受所有這些缺陷，僅僅為了得到統治階級各利益階層權利遊戲帶來的一點好處。
羅馬貴族很容易通過财務官或保民官等職務進入仕途，但要做到執政官或大法官一職，則需要多年的努力不可。
做官的好處很多，可是真正值得擁有的則很少。
正如一位羅馬詩人所說，&ldquo競争對手們就如在賽馬場上，起初很寬，可是越到盡頭越窄&rdquo。
這些官職是一種榮耀，而那些具有軍事、政治或法律才能的人就是争奪這頂花冠的競賽者，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是現在的貴族幾乎已經同化，這就使競争失去了意義，隻留下許多的壞處。
上層社會家庭的年輕人全都湧入政壇，很少有例外，他們草率且尚未成熟的政治抱負促使他們尋找别的辦法去升官發财，比為公衆謀福利更為有效。
謀取公共職位的首要條件如今變成了權貴親屬，因此，他們的仕途就開始于權勢家族的前廳，不像以前的官員，仕途開始于軍營。
現在逐漸出現了一批有教養的門客，一大早就來到保護人的府上侍候，并公然伴随他出入公共場合，而這在以前都是由仆人或者随從所做的。
人民大衆也是一個尊貴的主人，需要得到相應的尊重。
他們開始要求未來的執政官應當承認街頭每一位衣衫褴褛的遊民都是自己的主人，以表示尊重。
每個候選人在巡回演講時，都應招呼每一位選民的名字，并跟他們握手，而那些上流社會人士也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種不體面的要求。
真正的候選人不僅在宮中進行阿谀奉承，在街上也是如此，得到公衆認可的方式就是嘩衆取寵、縱容他們或者以雅俗共賞的方式跟他們客氣。
當然他們也利用煽動或鼓勵群衆進行改革的方式來獲得公衆的關注和贊成，但他們針對的不是事，而是人，而且攻擊得越厲害，效果就越好。
那些乳臭未幹的年輕貴族通常就以加圖自居，用自己幼稚的口才以及遠未成熟的愛國熱忱進入公共生活，或者宣稱自己是國家的律師，如果可能的話，對那些地位很高但不受人歡迎的人進行攻擊，這都成了當時的風俗。
關于刑事司法和政治警察的嚴肅制度竟然成了這些人求官的工具，羅馬人竟也聽之任之。
籌辦公共娛樂活動，或者更糟糕的，承諾舉辦這樣的活動早已成了就任執政官一職的先決條件，就如這是一條法律一樣。
選民的投票可以直接用金錢購買，這一點在羅馬紀元595年即前159年的禁止令中有明确規定。
不過貴族統治階級不斷讨好人民大衆導緻的最惡劣的結果可能就是，這樣的谄媚讨好與政府和被統治者所處的地位不相協調。
政府因此由人民的福音變成了一種詛咒。
在緊急時刻，他們不敢為了國家的利益，冒險去處理公民的财産和生命。
他們給公民撇下一種危險的念頭，就是他們從法律上免除了繳納直接稅的義務，即便是貸款式的直接稅&mdash&mdash自從與玻爾修斯的戰争之後，這個國家就沒有征收過貸款式的直接稅。
他們甯肯讓軍隊日漸衰落，也不願逼迫公民到海外服役。
有一些軍隊長官試圖按照嚴格的法律規定進行征兵，他們的結果如何，我們前面已經講述[3]。
貴族黨和平民黨
這個時期的羅馬，既有退化的寡頭政治，又有尚未充分發展但已腐化不堪的民主政治，這兩種禍害相互交織，孕育着可怕的後果。
他們黨派的名字在這個時期才始見于史書，根據名字可以知道，貴族黨希望實現上流社會的願望，平民黨希望實現普通民衆的願望，但事實上在當時的羅馬，既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貴族，也沒有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民衆。
兩黨所争奪的無非是鏡中花水中月，而且他們籠絡的人才也隻是些狂熱分子和僞君子而已。
兩黨同樣政治腐敗，同樣毫無價值。
他們都同樣滿足于現狀，因為他們都沒有什麼可以改變現狀的政治理想，更不用說政治計劃了，因此可以說，兩黨在步調上完全一緻，手段和目的也全都相同，黨派的改變隻是改變了政治策略，而不是政治主張。
如果貴族黨真能引進世襲輪流制而不實行公民選舉制，或者平民黨真能建立一個人民做主的政府，這毫無疑問是國家的幸事，但七世紀初的貴族黨和平民黨相互依賴嚴重，他們不會做出兩敗俱傷的事情。
他們不僅不能消滅對方，而且，即使能夠，他們也不願這麼做。
同時，整個國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越來越腐敗，正在逐步走向解體。
社會危機
羅馬革命的危機不僅僅來自于無聊的黨派之争，更多是來自于經濟和社會關系。
正如對其他事情一樣，羅馬政府對經濟和社會關系也同樣放任自流，因此那些病态的因素久經發酵，此時就毫無障礙地以可怕的速度和力量走向成熟。
從很早開始，羅馬經濟就建立在兩個因素的基礎上&mdash&mdash小農階級的農業和資産階級的金錢，這兩種因素相互需求且常有分歧。
後者與大規模擁有土地緊密相聯，向農民階級開戰已有幾百年，看樣子不消滅農民階級，并最終消滅整個國家，戰争絕不停止。
可是由于羅馬在戰争中已取勝，獲得了大量的國外土地，所以國内的戰争未見勝負便告終。
上面我們說過，在這個時期的羅馬，貴族與平民之間的對立又尖銳起來，隻是名稱不同而已。
兩個階級的财産嚴重不均，為資本家再次進攻農業做了充分準備。
當然他們使用的方法與之前不同。
之前，毀滅小農階級的是貸款，貸款把他們實際上變成了債主的管家，現在摧毀他們的是海外競争，尤其是奴隸生産的糧食與他們進行的競争。
資本家們學會了與時俱進。
他們的資本在攻擊勞動力或者是人的自由時，會嚴格依照法律規定，他們不再以不名譽的形式把自由人變成奴隸，而是付出一定的價錢去合法購買奴隸。
根據時代要求，以前的高利貸者搖身一變成了辛勤的種植園主，但二者最終的結果完全相同&mdash&m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