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烏斯所建立的新體制，在他死後立刻趨于土崩瓦解。
誠然，他的死亡和他哥哥的一樣，主要是出于政敵的一種報複行為，但在君主制尚未建立之時，君主就已死亡，這是恢複舊體制的一個重要步驟。
在當前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為自從蓋烏斯死後，奧皮米烏斯對其餘黨進行了徹底清除和血腥鎮壓，此時沒有一個人，不管他與已故的國家領導有血緣關系還是具有出衆的能力，都不敢試圖占有那個空缺的位置。
蓋烏斯沒有留下子嗣，而提比略的兒子尚未成年便夭折了，整個所謂的平民黨沒有一個人能擔得起當領導的重任。
整個格拉古體制就像沒有指揮官的堡壘一樣，雖然城牆和要塞都完好無損，可是沒有将領指揮，沒有人可以占有這個空位，除非是已被颠覆的政府。
複辟的貴族階級
事情确實如此。
蓋烏斯·格拉古死後，元老院政府立刻就取而代之，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嚴格來講，前任保民官從來沒有正式廢除過元老院，他的做法隻是讓元老院變得形同虛設。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國家機器隻是重蹈覆轍，重複幾百年前的老路，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
複辟也是一種革命，但在這裡，恢複的不是舊政府，而是舊的統治者。
君主統治被推翻，寡頭政治出現，而且還披上了君主政治的盔甲。
元老院利用格拉古的武器打敗了格拉古，又繼續利用格拉古的制度在一些重要方面進行統治，不過他們确實有新想法，即使不完全廢除格拉古的制度，至少要在合适的時候廢除掉與貴族統治不相容的部分。
平民黨被肅清
起初這種改變大抵以人為目标。
針對普布利烏斯·波皮裡烏斯的制度被取消（羅馬紀元633年即前121年），普布利烏斯也從流放中被召回，然後又對格拉古的信徒進行了大規模的起訴，此外，平民黨人在盧修斯·奧皮米烏斯離職後試圖控告他叛國罪，卻遭到政府黨派駁回（羅馬紀元634年即前120年）。
貴族對于事務的見解漸趨公正，這顯著表明複辟政府的特征。
蓋烏斯·卡爾波曾經是格拉古兄弟的同盟，不過早已改弦更張[1]，最近在為奧皮米烏斯辯護時還非常熱心，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叛徒就是叛徒，平民黨以和奧皮米烏斯一樣的罪名把他起訴，而政府黨又不願幹預，卡爾波見自己不容于兩黨，自殺而死。
由此可見，進行反抗的全都是純粹的貴族，但這種反抗并沒有立刻涉及分糧政策、亞細亞行省的稅收或者是格拉古對于陪審員和法庭的安排，相反，他們不僅保存了商人階級和都城的無産階級，而且繼續強化對他們的尊重。
正如李維烏斯法實施時一樣，更有甚者，他們對于這些階級，尤其是無産階級的寬容，遠超格拉古兄弟。
這不僅僅是因為格拉古兄弟改革的餘波仍存在同時代人的頭腦中，足以保護其成果，更是因為保存廣大人民的利益與貴族們的個人利益并不矛盾，這樣做的結果隻不過是犧牲了公共福利而已。
複辟政府治下的公地問題
蓋烏斯·格拉古為了提高公共福利所采取的措施&mdash&mdash這些措施非常好，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也正是他的法律中遭到反對最多的地方&mdash&mdash都遭到了貴族們的抛棄。
他所有計劃中最高貴的一條就是試圖取得羅馬公民與意大利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然後再争取意大利與各行省的平等，這樣，專門從事統治與消費的階級與專門從事服務與工作的階級之間的差别就得到消除；同時他還打算利用曆史上最複雜、最系統的移民制度來解決社會問題，可是這個計劃卻很快就遭到貴族們攻擊，并将其徹底廢除。
現在寡頭政府既已複辟，他們就以一種老年人特有的乖戾執拗和頑固不化，決心踐行以往時代的這種原則&mdash&mdash意大利必須是主國，羅馬必須是意大利的統治中心。
即使在格拉古生前，意大利盟國的要求就已經被果斷拒絕了，有關海外殖民地的偉大措施也遭到了嚴重攻擊，這也是格拉古死亡的直接原因。
他死之後，政府黨不費吹灰之力就擱置了恢複迦太基的計劃，不過已經分配的土地還是歸個人所有。
誠然，平民黨派在另一個地方的相似殖民地獲得了成功，而貴族們無法制止。
馬庫斯·福拉庫斯在征服阿爾卑斯山脈另一側時，于羅馬紀元636年即前118年建立了一個納爾波殖民地，這也是羅馬帝國最早的海外公民城市。
盡管政府黨多次攻擊，盡管元老院下令直接廢止這個殖民地，但由于商人階級在此也享有一定利益，所以受到商人階級的保護，這個殖民地永久地保留下來。
這個殖民地地理位置孤立，且不甚重要，除此之外，政府在阻止土地分出意大利方面無一沒有取得勝利。
意大利的公地問題也是以這種精神進行解決的。
蓋烏斯設立的意大利殖民地，特别是加普亞，都被取消。
其中已經成立的也被解散，隻有不太重要的塔倫圖姆得以存在，并以新名納普圖尼亞與之前的希臘社區并立。
非以殖民形式分配的土地仍然保留在得到土地的人手中。
考慮到國家利益，格拉古對他們進行了一定限制&mdash&mdash征收地租、禁止轉讓，如今這些限制也為馬庫斯·德魯蘇斯所廢除。
另一方面，對于那些由于占有權仍然為人所擁有的公地&mdash&mdash除了拉丁人所占有的公地，大部分都是公地占有人根據格拉古的最高限額法所保留下來的&mdash&mdash政府規定這部分土地歸屬它的一向擁有者，并杜絕其再次分配的可能性。
毫無疑問，德魯蘇斯所承諾的三萬六千塊被分配土地，這些土地應占據大多數，但是成千成萬英畝的意大利公地到哪裡去尋找，他們并不關心，并且心照不宣地把李維烏斯法擱置起來，反正它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許還有一個小殖民地斯科拉西烏姆也是源自德魯蘇斯的法律。
另一方面保民官斯普利烏斯在元老院的命令下制定了一項法律，根據該法，分地委員會于羅馬紀元635年即前119年解散，并且土地所得者都要繳納定額租金，其收入用于都城人民的福利，很明顯其中一部分用作分配糧食的資金。
此外，該法令還規定，将來的公地不應歸任何個人占有，或者出租或者作為公共草場。
關于公共草場，規定了一個最低限度：大牲口不得超過十頭，小牲口不超過五十頭，擁有牲口多的人不能排擠牲口數量少的人。
雖然占地制度早已廢止，但隻有在這些明智的規定裡，其危害終于得到正式承認，可惜的是，占地制度已經奪去了國家幾乎所有的公地，政府才開始實施這些規定。
有人提出了更進一步的建議，要提高分配糧食的數量，但被明智的保民官蓋烏斯·馬裡烏斯給駁回了。
八年之後（羅馬紀元643即前111年），他們采取了最後的步驟，根據一項人民法令[2]，被占有的公地直接變成了原占有者免租稅的私人财産。
羅馬貴族就這樣為自己謀取利益，并把自己手中的土地全部變成私有财産，與此同時，他們還不忘安撫意大利的那些盟國。
當然，他們并沒有把盟國人民尤其是盟國貴族所占有的拉丁公地變成他們的私有财産，而是保持他們依法享有的有關公地的權利。
反對黨的地位非常不幸，在很多重要問題上，意大利人和都城反對黨的利益正好相反。
事實上，意大利人甚至與羅馬政府結成聯盟，尋求元老院的幫助，以反對那些羅馬奸雄們狂妄大膽的計劃。
複辟政府治下無産階級與騎士階級的狀況
複辟政府這樣處心積慮地清除格拉古體制中每一點進步的萌芽，但他們在面對被格拉古鼓動起來的敵對勢力時卻軟弱無力。
都城的無産階級仍然享有公認的分得食物的權利；同時，對于商人階級作為陪審團一事，高傲的上流貴族雖然厭惡，但是元老院卻予以默認。
雖然這種束縛有損于貴族的尊嚴，但他們卻不認真采取措施去擺脫它。
羅馬紀元632年即前122年馬庫斯·埃米裡烏斯·司考魯斯至少對被解放奴隸的選舉權做出了法律上的限制，這是很長一段時間内元老院為了控制那些暴民做出的唯一一次嘗試，而且力度也完全不夠。
審判法庭成立十七年後，執政官昆圖斯·凱皮歐提議把審判權重新交還元老院（羅馬紀元648年即前106年），可是這提議沒有通過[3]。
這表明了政府的願望，同時也表明，當問題不在于濫用公地，而是對一個影響力巨大的階級實施限制時，政府的能力有多麼微不足道。
政府無法擺脫那與它共掌政權的可惡夥伴。
統治貴族與商人階級及無産階級之間的一緻本非真誠，現在這些措施更進一步破壞了這一點。
商人階級和無産階級都很清楚，元老院做出這些讓步隻是出于害怕，并非情願。
這兩個階級聽從元老院的統治也不是由于感激或者利益關系，如果别的主人願意給他們同樣或者更多的利益，他們也會對别的主人提供相似服務，而且如果機會合适，他們絕對不會不同意欺騙或者反對元老院。
因此，複辟政府的統治既遵循正統貴族的願望和感情，同時又沿用專制的制度和方法。
不僅他們統治的基礎與格拉古一樣，而且和它具有同樣的弊端，甚至更糟。
它與大衆聯合起來推翻有用的制度時非常有力，但在面對街頭的烏合之衆或者商人階級的利益時卻非常軟弱。
他們高坐在空出來的寶座上卻于心不安，希望也各不相同，對于國家制度懷有不滿，但又不能有計劃地進行破壞，在所有行動中都搖擺不定，除非受到自己物質利益的驅使。
對自己人和反對黨一概言而無信，内部矛盾紛呈、軟弱無能卻又極端自私&mdash&mdash這完全就是一個難以超越的無能政府的典範。
複辟時代的貴族們
這也是大勢所趨。
整個國家的智力和道德水平都在降低，尤其是上層階級。
格拉古時代之前的貴族人才雖然不算多，元老院的椅子上也确實擠滿了膽小而堕落的貴族，但畢竟還有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蓋烏斯·萊利烏斯、昆圖斯·梅特路斯、普布利烏斯·克拉蘇斯、普布利烏斯·斯卡埃沃拉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可敬而能幹的人士。
心懷善意的觀察者可能認為，元老院雖然并不公平，但有一定節制，雖然治國無方，但還體面有餘。
貴族政府曾被颠覆，如今又重掌政權，因此難逃複辟的劣根。
貴族政府無論好壞，已經統治了一百多年都沒有遇到任何明顯的反抗，可是它剛剛度過的這一劫卻把原有的弊端全部暴露出來，就像黑暗中的閃電一樣，使他們清楚看到腳下面張開大嘴的無底深淵。
從此之後，貴族統治的特點就是家族恩仇和恐怖政策，這還有什麼奇怪嗎？統治者團結一緻，對被統治者更加嚴厲、更加殘暴，這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嗎？家族政策盛行，就如貴族政治盛行的最糟時候，這就更無足為怪了，比如，昆圖斯·梅特路斯的四個兒子和兩個侄子（也許），除一人外都是庸常之才，但其中幾個受命為官就因為他們的愚蠢，他們在十五年之内，全都當上了執政官，除一人外也都從戰場上凱旋，此外還不算他的女婿之類呢！貴族們對待異黨越殘暴、越兇狠，就越能得到尊重，隻要是真正的貴族，無論怎樣的殘暴、怎樣的惡行都能得到原諒，這也不足為怪。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各方面都截然相反、劍拔弩張，隻有一點相似，那就是他們都不遵守國際法，這也不足為奇。
很不幸，有一點非常明顯，如果以前的貴族用魚竿去教訓下人，那麼複辟的貴族一定是用蠍子進行嚴懲。
他們是重新掌有政權，但是他們統治得既不賢明，又不夠好。
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朝代像格拉古與奇南革命之間的複辟時期一樣，既沒有能幹的政治家，又沒有出色的軍事人才。
馬庫斯·埃米裡烏斯·司考魯斯
足以證明上述說法的就是當時元老黨的領袖馬庫斯·埃米裡烏斯·司考魯斯。
他的父母均為高貴的貴族，但是不夠富裕，所以他不得不充分利用自己不俗的才氣，最後升至執政官和審查官。
他很早就是元老院的領袖，是本階級的政治代言人。
他既是一個不朽的演說家又是一個作家，同時還是本世紀幾座主要公共建築的發起人。
如果我們細看，就會發現，他備受稱贊的成就也就這麼多。
作為将軍，他在阿爾卑斯山取得了幾次廉價的勝利；作為政治家，他關于投票和奢侈的法律赢得了和對當時革命精神一樣的勝利。
他真正的天才就在于：雖然他和其他正直的元老一樣貪污受賄，但他能看清楚什麼時候危機到來，尤其是因為他的外表莊嚴穩重，所以他在公衆面前總是表現得像法布裡西烏斯一樣。
不用說，從軍事觀點看，當時的高等貴族裡也有一些可敬的軍事人才，但是通常的情況是這樣的：當貴族受命指揮軍隊時，就趕緊抓起幾本希臘軍事手冊或者羅馬年報看看，學到的知識隻要足以談話即可。
到了戰場上，就明智地把真正的指揮權委托給出身低下但能力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