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有三十個連（manipuli），每連有三隊（centuriae），前兩隊每隊六十人，後一隊三十人，每一隊為一個作戰單位；改革後重裝步兵分為十個軍團（cohortes），每個軍團都有自己的旗幟，每個團有五個或六個百人隊。
所以盡管通過縮減輕步兵減少了一千二百名士兵，軍團的總人數卻由之前的四千二百人上升到五千至六千人。
三部作戰的傳統仍然保留，但是由于之前每部都有其獨立軍隊，改革之後由各部将軍将士兵在三部之間調遣。
士兵番号由士兵序列号和其所屬軍部決定。
軍團中使用的旗幟&mdash&mdash狼旗、人頭牛身旗、馬旗、野豬旗&mdash&mdash也被廢除，這些旗幟之前可能被騎兵或步兵三隊使用來沖鋒陷陣；代之而來的是新軍旗&mdash&mdash銀鷹旗，馬略命全軍使用新軍旗。
在新軍團中，之前的平民和貴族之間的區分已消失殆盡，士兵之間唯有軍事方面的區别。
數十年前，在羅馬軍團之外，已然出現了一支受到特殊優待的部隊，那就是将領親兵。
之前，将從盟國挑選的外地兵源組成将軍的護衛兵。
按照當時嚴格的軍隊紀律，将軍不得将羅馬雇傭兵或者志願兵作為私用，但是在努曼提亞戰争中滋生了一批空前絕後的士氣敗落的軍隊之後，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被命去整頓軍紀。
政府未同意他招募新兵，而是同意他組建了一個由羅馬志願兵組成的私人護衛隊，此外他還可以調遣附屬國和其他城市派來的相當數量的士兵。
這支私人護衛隊成員部分選自上層社會，部分選自将領家丁，因此也被叫做&ldquo友人營&rdquo或者&ldquo禁衛軍&rdquo（praetoriani）。
他們的職責是保護将領，而不必像其他士兵那樣駐營挖壕，在軍隊中享有更高的待遇和聲望。
馬略軍事改革的政治意義
此次羅馬兵制的全面改革很明顯看似是軍事所需。
從全局來看，這遠非個人之意志使然，也不是哪位野心家處心積慮的結果，而是時局所迫。
馬略在國内推行的新兵制似乎在軍事方面救國家于水火，正如數世紀後阿波伽斯特（Arbogast）和斯提裡科（Stilicho）通過招募外籍兵源暫時挽救了民族危亡。
馬略的兵制改革卻引起了政治革命，盡管現在仍未見端倪。
共和體制的基本是基于全民皆兵，全兵皆民的理念，而士兵階層一旦形成，這種形式便走向終結。
新的訓練體系借鑒了角鬥士的訓練方法，這勢必會導緻專業士兵的出現，服務于軍營也逐漸變成了一種職業。
此外允許無産階級加入軍營也迅速對軍事系統産生了影響：由于此舉符合羅馬優良傳統，所以将領們就可以依照共和制度犒賞士兵；将領們可以授士兵以軍銜，士兵以此可以分土封疆。
市民或農民則認為兵役隻是一種對公有利、于己為害的負擔，戰争于己則是弊大于利；而對無産階級來說，則不然。
對他們而言，軍役不僅是自己收入的來源，還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因為解除兵役之後他們就無家可歸，他們希望留在麾下建功立業，為自己謀得市民地位。
因此他們隻能以軍營為家，以戰争為業，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将軍身上&mdash&mdash這将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
勞底平原（Raudineplain）戰役後，馬略在戰場當場将兩個意大利盟國軍團封為羅馬市民，因其作戰英勇果敢，但這并不符合當時法規。
後來馬略解釋道，由于自己當時身在沙場，不能顧及法律。
如果在其他大事上軍隊和将軍的利益又與憲法相沖突，誰又能保證在刀光劍影之下還有誰能記得起法律呢？他們現在有了現役部隊，有後備軍，有護衛軍，無論是在市政組織還是軍事組織中，君主制都已初見雛形：萬事俱備，唯缺君主。
當有12隻鷹圍繞帕拉庭山（Palatinehill）飛過的時候，民衆都對其行君臣之禮，馬略授予軍團的新鷹旗昭示着帝制即将來臨。
馬略的政治計劃
毫無疑問，馬略的軍事生涯和政治生涯為其開辟了一道燦爛的坦途。
這是一個混亂又艱難的時代，人們擁有和平但又享受不了和平的幸福。
當初北方人第一次大舉入侵羅馬時，危機過後，羅馬便迅速恢複活力，擺脫蕭條，然而現在時局不是如此。
每個人都認為盡管将軍們仍然可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在寡頭政治體系下，聯邦也必然會走向衰落。
民衆又認為市民可以自救的時代已經過去，而且隻要蓋烏斯·格拉古的位置繼續空缺，情形就不會有所好轉。
自那兩位開啟革命大門的傑出少年去世之後，民衆迫切需要有人去填補他們的空缺，所以任何能和他們有點關系的人就能被群衆扶上位。
曾經有一個人假冒是提比略·格拉古的兒子，盡管他已經被兩位格拉古氏姐妹公開指正欺詐，仍然能在羅馬紀元655年即前99年被公衆選為護民官，而這僅僅是因為他那盜取的格拉古之名&mdash&mdash由此可見，當時的民衆是如何幼稚！民衆也因此熱烈擁護蓋烏斯·馬略，怎麼可能不呢？在那個時代，他似乎正是那個合适的人選，因為他首先是一名優秀的将軍，其次是那個時代最炙手可熱的人物，勇敢正直，而且由于他超脫黨争又被看作是民族英雄。
在此情況下，無論是他還是民衆，怎麼可能不認為他就是民衆所需的那個人呢？當時的民衆無疑都傾向于反對黨。
羅馬紀元609年即前145年，民衆在公衆議事會上提議主祭司的空缺之位由市民接任而不是其他祭司們，對此政府頗傷腦筋。
羅馬紀元650年即前104年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GnaeusDomitius）未經元老院就同意了這項提議，最後竟也未遇多少阻撓&mdash&mdash這充分證明了公衆對反對黨的傾向。
總體來說，當時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位首領，能夠在反對黨中一呼百應，讓反對黨萬衆一心，而這樣的重擔，落在了馬略身上。
為了達成其目标，馬略有兩條路可以走：作為軍隊最高統帥推翻寡頭政治，或通過憲制改革廢除寡頭政治。
他的軍事生涯使其傾向于前者，而依照格古拉的先例他應該選擇後者。
不難知曉，他為何沒有采用第一種方案，或許他根本就未考慮過要采取。
當時元老院已如此不堪一擊，為人民唾棄，所以馬略認為他不必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對付它。
民衆力量龐大萬分，馬略不想動搖其群衆根基，而是希望在必要之時，在軍隊解散之際，能在退伍候賞的士兵中尋求幫助。
可能當時馬略認為格拉古的勝利輕而易舉，而他的力量又遠勝于格拉古，所以在他看來推翻當時的寡頭政治真是易如反掌，盡管它已經存在了四百年之久而且和當時錯綜複雜的等級制度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隻要有人比馬略看得更長遠一些，就會發現盡管當時兵制已經從民兵制向雇傭兵制過渡，軍隊仍未能趨于完善去迎接即将到來的政變。
如果試圖用武力排除阻力将可能會助長其對手之力。
所以在亂局中打亂兵力一則沒有必要，二則顯得過于冒險；他們的危局才初現端倪，而敵對勢力仍未充分暴露其羽翼。
民主黨
所以馬略在勝利之後便依照當時制度解散軍隊，遵循蓋烏斯·格拉古的先例擔任合乎憲法的行政官，以便在日後謀得國家霸權地位。
此時他發現自己需要民主黨的支持，因為他這位常勝将軍在市政管理方面缺乏天賦和經驗，于是他開始在民主黨領袖中尋求同盟。
于是民主黨派在長時間被忽視之後又突然重新取得了政治地位。
它在從蓋烏斯·格拉古到馬略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在走下坡路。
或許對元老院的不滿不減當年，但是當年格拉古兄弟為其忠實追随者許下的那些願景，已被證明是幻想，因此很多人心中都充滿疑慮，所以此次效仿格拉古氏的叛變其實是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滿意而且不願參與的。
事實上，二十年的動蕩騷亂之後，當初的如火熱情、堅定信念和純粹意志都幾近消退，而革命也才剛剛開始。
如果民主黨不再像蓋烏斯·格拉古在位時那般風光，那麼當時把格拉古捧得越高，後來的執黨領袖就被群衆貶得越低。
這是自然如此。
直到出現一位像蓋烏斯·格拉古這樣有膽識的人去攫取國家至高權位，之前的那些執黨領袖都隻是權宜之計：他們要麼是一些政壇新人，隻是一時熱血倒向反動黨，而後成為受公衆喜愛的激情四射的演說家，這一點或多或少的為他們日後步入政壇提供了便利；要麼是一些失無可失的莽夫，甚至對個人榮譽也不屑一顧，一心想因一己之私破壞政府，或隻為一時痛快制造混亂。
例如蓋烏斯·莫密烏斯（GaiusMemmius）和盛名一時的演說家盧西烏斯·克拉蘇就屬于前者，克拉蘇憑借其在反對黨摘取的演說家桂冠，一躍成為政府黨的積極分子。
格勞奇亞·薩托甯
在那個時期最負盛名的民主黨執政者都屬于以上提到的第二種人。
蓋烏斯·塞爾維利烏斯·格勞奇亞（GaiusServiliusGlaucia），也就是西塞羅稱之為羅馬的海柏波拉斯（Hyperbolus），便屬于此類。
他原是來自社會底層的粗野平民，一個巧舌如簧的無恥之徒，但他機智狠辣，讓人生畏。
他的另一位同伴，盧西烏斯·阿普萊烏斯·薩托甯（LuciusAppuleiusSaturninus），德才比其更勝一籌，甚至連他的敵人都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熾熱如火、動人心弦的演說家，至少他并非利欲熏心之人。
他在做财務官期間，本應屬于他的糧食管理權被元老院收回，并非出于他渎職，而是由于元老院預先把這個當時深得民心的職位轉交給政府黨的一個執黨者&mdash&mdash馬庫斯·司考魯斯，而不想将此職落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無勢的年輕人手裡。
此舉讓這位敏感的有志青年不忍其辱，轉而投入反對黨門下。
他在羅馬紀元651年即前103年做護民官期間對其當年所受的屈辱加倍奉還。
此後有關他的醜聞不斷。
他曾在市場上公開揭露國王米特拉達特斯的使臣行賄之事，讓元老院顔面盡失，而薩托甯也幾乎因此斷送掉自己的護民官生涯。
羅馬紀元652年即前102年，薩托甯曾經掀起一場針對征服過努米底亞的檢察官候選人昆圖斯·梅特路斯（QuintusMetellus）的暴動，并将其困在城中，直到騎士用血的代價将其救回。
梅特路斯發起報複，在修訂元老院名冊時，讓薩托甯和格勞奇亞聲名狼藉并被逐出元老院，但這一行動因梅特路斯的同伴的疏忽而宣告破産。
薩托甯還不顧政府黨的強烈反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