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贈與羅馬公民權，半數以上的羅馬人也同意了，但是在做出讓步的同時，羅馬人也透露出與反對者一樣的固執和短見的嫉妒。
此時的時局完全證明，妥協派的方法行不通。
他們非但沒有給予所有的意大利民社以平等權，反而以另一種形式表達了對其的輕蔑。
他們允許大部分的意大利人加入羅馬公民團，但是又給他們戴上侮辱性的标簽，新公民與老公民的關系就像自由人與被解放的奴隸的關系一樣。
通過與拉丁特權的妥協，他們與波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的民社間的關系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激化了。
最後他們拒絕給予後來重新投降的叛區羅馬公民權，而這些叛區占據了意大利相當大的比例，且有很多不是末等公民。
此外，之前由于叛亂作廢的合約，他們也沒有在法律上重新确立，而最多隻是作為恩惠，給了名義上的恢複。
[10]沒有表決權更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因為當時已經有公衆議事會了，所以所謂的表決權在政治上看是荒謬的。
政府所謂的關注選舉者的公正無私在每一個沒有偏見的人看來都隻是荒謬可笑，但是所有這些限制都是有危險的，因為它們會讓煽動家抓住新公民與不能獲得公民權的意大利人之間的嫌隙來興風作浪，以牟私利。
因此，頭腦清醒的貴族也和那些新公民以及被禁止加入公民團的意大利人一樣，認為羅馬的妥協不僅帶有偏見而且很勉強，而後他們也痛心于衆多優秀的同伴被瓦裡安叛國罪審理委員會驅逐出去，驅逐之後很難被召回，因為他們不是被人民而是被陪審團定罪的：如果是由人民作出的判決，即使是有司法性質的，也可以通過二次審判很輕易被撤銷，但是如果讓人民撤銷陪審團作出的判決，大部分貴族還是覺得會很有風險的。
所以無論是激進派還是妥協派都不滿現在的意大利危機。
在老将馬略的心中卻又隐藏着更大的怒火，他曾滿腔熱血投入到意大利戰争，最後又無奈返回，雖屢立戰功卻又頗遭屈辱，最後敵人對他由懼怕變為輕視，所以他的心中充滿了複仇之火，但最後他卻又自食其果。
确實，他的處境和那些新公民與被排除在羅馬公民團之外的人一樣，既無能為力又尴尬笨拙，但是在煽動家眼中，他的大名卻仍然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軍紀敗落
政治上的動亂很快就讓原本嚴明的軍紀變得混亂。
這混亂的根源在于軍中無産階級的加入，在平複叛亂期間，軍中士氣低落，所以混亂尤為嚴重。
混亂很快引起了整個軍部的松懈廢弛。
在圍攻龐培時，蘇拉軍隊的指揮官，蓋利烏斯·帕斯圖密烏斯·亞比努斯（AulusPostumiusAlbinus）被其部下用亂石及棍棒打死，隻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的指揮官出賣了他們。
當時的總指揮官蘇拉卻因為這些士兵作戰骁勇無畏而對其大加贊賞，進而對以上事件置之不理。
這事件的始作俑者居然是當時的海軍陸戰隊，它一直以來都是最不被重視的部隊。
很快，一支主要有城市平民組成的部隊也開始效仿。
在蓋烏斯·提提烏斯這一位市井英雄的教唆下，這支部隊準備攻擊執政官卡托。
卡托有幸逃過此劫，提提烏斯被捕但并未受到懲罰。
之後不久卡托在一次戰役中陣亡，而他的部下特别是年輕的蓋烏斯·馬略，被指責為謀害他的兇手&mdash&mdash不管這指證是否公正。
經濟危機 阿瑟裡烏（Asellio）被謀殺
伴随政治軍事危機而來的是經濟危機&mdash&mdash或者比之更甚&mdash&mdash由于同盟者戰争與亞洲戰争的影響，危機開始波及到資本家。
債務人甚至到期的利息都付不出來，被債權人一再催債，所以他們一方面懇求相關司法機關負責人、市執政官阿瑟裡烏，去争取時間處理已有資産還清債務；另一方面又再一次搬出久棄不用的舊的高利貸法&mdash&mdash舊法規定，債主放的高利貸一旦違反法律，應該四倍賠償債務人利息。
阿瑟裡烏修改現行法律以适應舊法，以滿足債務人的利益，于是憤怒的債權人就在護民官盧西烏斯·卡西烏斯的帶領下聚集在論壇廣場，當這位執政官身穿祭祀長袍在康科德神廟（TempleofConcord）前放置祭品的時候，将其攻擊并殺死&mdash&mdash這樣的暴怒行為在當時（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甚至都沒有得到調查。
另一方面，據說債務人認為隻有一種所謂的&ldquo新賬戶&rdquo，也就是在法律上正式取消債務人對債權人的債務關系，才能将其救出苦海。
現在的時局成為階級之間的鬥争，資産階級再一次聯合偏見頗深的貴族階級打擊、迫害受苦大衆和主張修訂嚴苛律法的中産階級，羅馬再一次陷入深淵，債權人也被深陷絕望的債務人拽入苦海。
不過，從那時起，羅馬這座曾經文明的農業城市已經演變成一個矛盾重重的萬國之都，上至王室貴族，下至沒落乞丐，無一不是道德淪喪，所有的矛盾沖突正在逐步升級，愈演愈烈。
同盟者戰争進一步激化了市民之間的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一場新的變革呼之欲出。
一個小小的事件就可以成為其導火線。
蘇爾皮基烏斯律法 蘇爾皮基烏斯·魯弗斯
護民官普布利烏斯·蘇爾皮基烏斯·魯弗斯在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向市民建議：每一位資産超過兩千便士（82英鎊）的參議員，其在參議院的席位都應該被撤銷；被非公民陪審團定罪的公民應該被釋放回家；将所有新加入的公民分散在各個部落中，同時給予所有部落的所有自由人以選舉權這樣的提議出自此人之口真是有些讓人驚訝。
普布利烏斯·蘇爾皮基烏斯·魯弗斯出生于羅馬紀元630年即前124年，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不是得益于他的出身、背景或财富，而是他舉世無雙的口才，其雄辯才能在當時無人能及。
他的聲音寬厚洪亮，加上豐富的肢體語言使得他的演講富有戲劇性的魅力，演講時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即使不能說服聽衆，也能打動其心。
在黨派立場上，他剛開始就站在參議院的一邊，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就是在羅馬紀元659年即前95年彈劾被政府黨深惡痛絕的諾爾巴努斯。
在保守黨中，他屬于克拉蘇和德魯蘇斯一派。
當初他為何競選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的護民官，并因此失去了其貴族地位，我們不得而知。
他和整個中産階級一樣，被保守黨當做革命派而加以迫害，但這似乎根本無法斷定他就是一個革命黨，而且當時他也絕非想按照蓋烏斯·格拉古的意願推翻當時的體制。
看起來，他想當護民官的原因更可能是：作為克拉蘇與德魯蘇斯黨派中唯一能逃過瓦裡安檢舉戰的有些聲望的人，他認為他有義務去完成德魯蘇斯的未竟事業，去最終掃清新加入的羅馬公民的現行障礙&mdash&mdash因此他需要首先當選護民官。
他在做護民官期間的所作所為也都沒有任何蠱惑人的傾向。
例如他的一個同事試圖利用民法取消瓦裡安法對陪審員的判決權，他就投票對此舉加以否決；當前執政官蓋烏斯·凱撒在繼羅馬執政官一職之後，為了掌控亞洲戰事（事後也确實被委此重任），又違法競選羅馬紀元667年即前87年的執政官，為此烏爾比基烏斯對凱撒的反對聲超過任何人。
遵循德魯蘇斯的精神，他無論于己還是于人，都自始至終遵守憲法。
在協調各方矛盾方面，他與德魯蘇斯一樣無能，他們也都不能以合乎法律的方式變革憲法。
盡管這些改變本身是明智合理的，他們也都不能以友好溫和的方式獲得大多數舊公民的民心。
他與尤利氏家族之間産生嫌隙&mdash&mdash特别是其中的執政官尤利烏斯·凱撒，蓋烏斯的兄弟，在參議院中特别有實力&mdash&mdash此外，他又與依附于該家族的貴族決裂，這些都足以讓這位易怒的人最後因為私人恩怨做出一些違背其初衷的事情。
該法律的傾向性
他提出的法律完全與他的個人特征與其政黨傾向是一緻的。
他在法律中将新老公民的利益均衡化，這隻是為了重申德魯蘇斯先前提出的有利于意大利人的提議。
赦免被瓦裡安陪審團定罪的人也無疑破壞了該陪審團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此事也由蘇爾皮基烏斯親自幹預，但是在此事中最先受益的是提案人自己的政黨&mdash&mdash溫和的保守派。
我們也不難想象，這樣一個魯莽沖動的人在起初可能會表現得果敢堅決，但是在後來面對阻力挫折時，可能就會變得義憤填膺。
那個禁止參議員負債的措施無疑就是由于統治階級的經濟窘境人盡皆知，才被提出的&mdash&mdash統治階級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mdash&mdash這财政危機是由上一次經濟危機引起的。
這固然讓人痛心，但就其本身而言，有利于貴族階級的利益，因為根據蘇爾皮基烏斯的提議，所有不能從個人債務中抽身的參議員都應退出元老會，若非如此，元老院中就會存在相當多負債累累的議員，他們必然會依附于那些資産豐厚的同僚，那樣元老院中就會興起一陣貪贓枉法之風，從而動搖其根基。
同時，我們也不想否認如果魯弗斯沒有和統治階級之間産生嫌隙的話，他就不會大肆肅清整頓元老院。
最後提案人提出這種有利于自由人的整頓，其初衷無疑是想控制市政，但是它本身卻并不與貴族憲制相沖突，也并非是毫無依據。
因為自由人已經開始服軍役，那麼他們要求選舉權就無可厚非，因為選舉權一直都是與軍役息息相關。
此外，公民議事會毫無用處，那麼其在政治上再加一股濁流對這個泥潭也不會有太大影響。
自由人無論是在人身還是在财政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統治階級，如果無限制地增加自由人，寡頭政治管理公衆議事會的難度是加大而絕非減小，如果使用得當，政府對選舉權的控制可能比以前更加自如。
就像其他無産階級獲得的政治優惠一樣，此舉也必然與傾向于改革的貴族的初衷相沖突，但是就像糧食法之于德魯蘇斯一樣，此法于魯弗斯也是一種拉攏無産階級的措施。
此外，如若魯弗斯之後又提出的真正有益的改革措施遭到反對，那麼他也可以借無産階級之手将其打壓。
不難預見，他将要遇到的阻力将會很大：平定叛亂之後，心胸狹窄的貴族階級與資産階級都将會表現出叛亂出現之前就已存在的愚蠢的嫉妒；各黨派中的大多數都将會秘密地或公然地将之前在面對危險時做出的部分妥協稱之為不合時宜的屈服，而且也将會激烈地阻止進一步屈服。
德魯蘇斯的例子充分說明僅僅依靠元老院的大多數去實施保守黨的改革有什麼後果。
很明顯，那些與他政見一緻的朋友的明智之舉應該是像煽動家那樣嘗試采取一些類似的改革以對抗大多數，因此魯弗斯也沒有費力以陪審團為誘餌去說服參議員。
相反，他在自由民和武裝随從人員中尋求支持，據其對手稱，他的支持者中有三千餘名雇傭軍以及六百名來自上層社會的反元老院的年輕人&mdash&mdash他們與魯弗斯同時出現在街市以及論壇廣場。
政府的阻撓 蘇拉的地位動搖
他的提議遭到了元老院大多數人的強烈反對。
起初，元老院為了赢得時間，說服兩位反對煽動行為的執政官盧西烏斯·科尼利厄斯·蘇拉（LuciusCorneliusSulla）和昆圖斯·龐培·魯弗斯，去策劃一個盛大的宗教儀式，由此公民議事會就會暫停。
蘇爾皮基烏斯對此作出的反應是引發一場猛烈的騷動，其中的受難者包括年輕的昆圖斯·龐培，他是一位執政官的兒子，又是另一位執政官的女婿，兩位執政官的生命也受到嚴重威脅&mdash&mdash據說由于馬略敞開大門營救蘇拉才免此劫難。
他們被迫屈服，蘇拉同意撤銷已經昭告天下的宗教儀式，蘇爾皮基烏斯的提議就這樣輕而易舉地通過了。
這遠遠不能就此決定其命運。
盡管首都的貴族可能承認了他們的失敗，但是自革命發轫以來，在意大利還有另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就是總督斯特拉博與執政官蘇拉領導的兩支強勁的常勝部隊。
斯特拉博的政治立場可能有些模糊，但是蘇拉雖然暫時不公開使用武力，卻與元老院的大多數甚為親密。
不僅如此，他還在撤銷宗教儀式之後立即動身去了坎帕尼亞加入自己的軍隊。
用棍棒去恐吓沒有武裝的執政官或者是用軍隊的利劍去恐吓毫無防禦的首都，其結果都是一樣的：蘇爾皮基烏斯認為他的對手将會以暴制暴，率其部下返回首都去推翻保守黨的煽動家及其法律。
或許他錯了，蘇拉對米特拉達特斯戰争的渴望不亞于他對首都政治煽動家的厭惡。
考慮到他起初的漠不關心與無與倫比的冷漠态度，他不大可能會像蘇爾皮基烏斯想的那樣武力奪權，現在他正在圍攻諾拉，如果他收到命令，他會在攻下諾拉之後即刻前赴亞洲作戰，一刻都不會逗留。
馬略代替蘇拉被提名為總指揮官
盡管如此，為了防止發生兵變，蘇爾皮基烏斯剝奪了蘇拉的最高指揮權。
為此他聯合仍然深受人民歡迎的馬略，想将亞洲戰事的總指揮權轉移給他，而且一旦他和蘇拉決裂，馬略憑其軍事地位和軍事能力也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蘇爾皮基烏斯大概也沒有忽略在坎帕尼亞戰争中重用馬略這位既無能力又報複心與野心并存的老人的危險。
此外，隻憑着一道人民法令就将這麼重要的軍事指揮權委托給别人也是不合禮法，但是正是因為馬略在政治上的無能才能保證他并不會對當時的體制造成威脅，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正如蘇爾皮基烏斯所料，蘇拉想要叛亂的話，那麼蘇爾皮基烏斯個人的處境将會非常危險，所以縱然有一些顧慮，他也是已經自顧不暇。
況且，如若有誰任命這位昔日的英雄為傭軍隊長，他無不欣然領命；指揮亞洲戰事是他多年來的心願，而且也可能希望有機會與元老院的大多數了結舊日恩怨。
根據蘇爾皮基烏斯的提議，蓋烏斯·馬略被人民法院授予最高軍事指揮權或者是總督一職，獲得了坎帕尼亞軍隊的指揮權，同時也負責指揮對米特拉達特斯的戰争。
兩位護民官被派遣至諾拉軍營，去接管蘇拉所統率的軍隊。
蘇拉被召回
蘇拉不是一位能聽從此類召喚的人。
如果有誰配做亞洲戰事的總指揮，那麼此人非蘇拉莫屬。
數年前，他就在此戰區指揮作戰，戰功頗豐；在平定意大利叛亂時，他的戰功無人能夠匹敵；在亞洲戰事爆發那一年，他作為羅馬執政官，按照慣例被授予此戰區的指揮權，此事也經過了那位與他交好并有姻親的同僚的完全贊同。
如果我們真的期待他能夠依照羅馬的至尊公民法放棄他當時臨危受命獲得的軍事指揮權，把它轉交給一個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敵手，并且這位敵手将會用他的軍隊做出暴戾荒謬的行為，那麼我們一定是多慮了。
蘇拉既不會處于好心去自願服從這種命令，也不會為了趨炎附勢去被迫而為之。
他的部隊僅僅是一群隻會忠心于其領導的雇傭軍，對政治完全漠不關心&mdash&mdash這一部分是馬略發起的軍事體系改革的結果，另一部分原因是蘇拉領導的部隊隻重視軍紀嚴明，卻忽略士兵道德管理。
蘇拉本身嚴峻、冷酷、理智，在他眼中，至高羅馬公民隻是一群烏合之衆，亞奎-綏克斯太（Aquae-Sextiae）的英雄也隻是一個破産的騙子，羅馬實際上是一個沒有駐防、城牆幾為廢墟的城市，所以要攻下它遠比諾拉容易得多。
蘇拉進軍羅馬
基于以上考慮，他開始動身進軍羅馬。
他召集他的軍隊&mdash&mdash大約有六個軍團、三萬五千名士兵&mdash&mdash解釋了來自羅馬的要求更換指揮官的命令，并提示說新的總指揮官所率領到達亞洲的部隊絕不會是現在的部隊，而是另一支新組成的部隊。
級别高一點的軍官，性質上更傾向于是市民而非士兵，他們對此保持冷漠态度，其中隻有一位跟随蘇拉去了首都，但是士兵們根據以往經驗，認為亞洲戰事相對輕松而且有無盡的戰利品，所以他們聽到此消息後，怒火中燒，來自羅馬的兩個護民官在頃刻間被撕成碎片，頓時呼聲四起，要求将軍帶他們去往羅馬。
這位執政官即刻動身，途中與志向相投的同僚會合，齊頭并進，奔赴羅馬&mdash&mdash完全不理會匆匆從羅馬趕來的企圖将其拿下的使者。
突然間羅馬人就看到蘇拉的軍隊占據了台伯河橋、科林門以及埃斯奎林門，而後兩個軍團舉起軍旗，列陣行進，很快就經過了法律禁止發生戰事的神聖圍牆。
這座城牆内部發生過更激烈的争吵，也經曆過更重大的鬥争，但是羅馬軍隊都沒有破壞過城市的神聖和平。
現在此事卻發生了，而其導火線居然是究竟讓哪一位軍官負責指揮東方戰事。
攻下羅馬
蘇拉的軍隊一直攻到了埃斯奎林山，山上的炮彈和石塊如雨點一般落下，士兵們開始退縮，蘇拉親自舞動燃燒的火炬為士兵加油助威。
士兵們用火箭開道，并揚言要放火燒房屋，這才打開一條通道，退到埃斯奎林山的市場（距離聖瑪利亞-馬焦雷湖不遠）。
馬略和蘇爾皮基烏斯匆忙召集軍隊在市場等候，他們憑借兵力優勢成功擊退了第一批敵軍。
增援部隊從各大入口湧入，蘇拉的另一支部隊已經準備好在斯巴魯的街上增加援軍，所以敵人的增援部隊也被擊退。
在忒勒斯神廟，也就是在埃斯奎林山向論壇廣場傾斜的地方，馬略嘗試再一次進行抵抗，他懇請元老院、騎士階級以及所有的市民都前去抵抗敵軍。
是他把他們從市民變為雇傭軍的，現在他隻能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們不會聽從于政府而隻服從于他們的将軍。
他們甚至還對奴隸們許下還其自由的諾言，勸說他們入伍，可是最後應召的隻有三人。
現在領導們除了匆忙逃往仍未被占領的關口之外，别無他法。
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内，蘇拉就完全控制了羅馬。
那天夜晚，整個羅馬的市場都彌漫着蘇拉軍團的烽火。
第一次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