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徹底翻修了兩條水道&mdash&mdash這兩條是自羅馬紀元442年即前312年和羅馬紀元492年即前262年就已經建成的阿庇安水道和阿尼俄水道，還修建了兩條新的水道。
羅馬紀元610年即前144年修建馬爾西安水道，其良好的水質和豐富的水量日後都無法超越，十九年後被稱為提普拉水道。
羅馬國庫的實力在修建馬爾西安水道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項大工程沒有使用貸款而是支付現金，工程所需款項為一億八千萬塞斯特斯，在三年内就已籌齊以備使用。
這讓我們可以看到羅馬國庫儲備的龐大，事實上在這一時期初期，國庫總額就達到大約八十六萬鎊，毫無疑問數額還在不斷增加。
所有這些事實都能讓我們斷定當時羅馬的财政狀況整體良好。
隻是從财政的觀點看來，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在本時期前三分之二的時間裡，政府修建奢華龐大的建築時，忘記了還有其他必需的支出。
我們已經介紹過羅馬軍備是多麼不足，要塞甚至是波河流域都遭到蠻族劫掠，成群的強盜甚至來到小亞細亞、西西裡和意大利内陸地區大肆破壞。
艦隊完全被忽視，幾乎連一支可以作戰的羅馬艦船都沒有。
羅馬人讓屬國建造和維護的戰船根本不夠用，導緻羅馬不僅不能進行海戰，甚至連海盜貿易也無法制止。
羅馬城内很多必須的城市改造都無人問津，尤為讓人無法理解的是河流建築被置之不理。
從台伯地區通往雅尼庫魯姆，首都仍然隻有一座原始木橋橫跨于台伯河上。
每年都會出現台伯地區的街道被水淹沒、房屋被毀的情形，事實上整個地區受災也屢見不鮮，卻沒有見到采取任何加固堤岸的措施。
雖然奧斯提亞的海外貿易發展得越來越好，它那天然不佳的停泊地卻變得越發淤塞。
一個政府在最風調雨順的時候，在外部和平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卻忽略了國内的這種責任，輕易地将稅收暫時擱置，仍然能每年獲得超過支出的盈餘，積蓄大量的儲備金。
這種财政管理看似出色，其實是假象，絕不值得稱頌，而在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像功績一樣，元老的統治在懈怠、缺乏統一管理和荒謬地谄媚人民方面受到了指責。
革命中的财政狀況
當革命開始風起雲湧時，羅馬的财政狀況當然會惡化。
蓋烏斯·格拉古要求按名義率向首都公民提供糧食，這種義務即使隻從财政觀點來看也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當然在初期有來自亞細亞行省的新财源與此相抵，然而自此之後，公共建築的建設似乎都全部停滞不前。
可以看見自皮德納之戰至蓋烏斯·格拉古時期，實施了為數衆多的公共工程建設，而在羅馬紀元632年即前122年之後，除了羅馬紀元645年即前109年馬庫斯·埃米裡烏斯·司考魯斯擔任執政官時，組織了建設橋梁、道路和排水項目外，則鮮有記載。
這種結果是捐糧導緻的，還是增加儲蓄導緻的仍然懸而未決，或者後者的可能性更高，比如這正适合一個日益僵化的寡頭政府，在羅馬紀元663年即前91年羅馬資金儲備達到最大值也是證明。
暴風驟雨般的叛亂和革命，加之小亞細亞有五年沒有繳納收入&mdash&mdash這是漢尼拔戰争後，羅馬财政首次遭遇嚴重困境&mdash&mdash讓它無法承受。
在漢尼拔戰争時期，直到第十年，公民不堪稅賦時才動用了國庫儲備，而同盟戰争自開始時就動用了現有餘額。
當兩年後國庫空虛時，他們甯願拍賣公共建築，挪用神廟的财寶，也沒有向公民征稅。
可能沒有什麼比這更能清楚地體現時代的區别了，雖然這次的社會動蕩如此嚴重，還是度過了。
毫無疑問，蘇拉讓屬國尤其是意大利的革命黨做出了巨大的經濟犧牲，恢複了财政秩序。
他通過廢除糧食捐貢減少亞細亞的稅收，但還是能确保滿足共和國的經濟狀況，至少讓經常性支出遠低于經常性收入。
私人農業經濟
這一時期的私人經濟并未出現任何新的特征，此前所叙述過的意大利社會環境中的利弊并沒有改變，隻是進一步發展得更為顯著。
在農業方面，我們已經看見不斷壯大的羅馬資本勢力，逐漸吞并了意大利以及各行省的中小地産，就像太陽讓雨點消失。
政府不但坐視不理，甚至通過特别的措施助長這種有害的土地分割，尤其是為了意大利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禁止阿爾卑斯山之外的地區生産酒和油[5]。
誠然，反對黨和一部分抱有改革念頭的保守黨都極力反對這一弊病。
格拉古兄弟将所有的公地幾乎都分配了，讓國家産生了八萬新農民；蘇拉在意大利安頓了十二萬的殖民地居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由革命和他自己所造成的意大利自耕農的空缺。
當水不斷地流出讓容器變空，那麼彌補的措施不是倒入大量的水，而是建立一種不斷注水的機制。
這種補救措施被多次寄予厚望，但都未獲成功。
在各行省，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避免農民階級被羅馬投機者購買，各省人民真的僅僅是個人而非黨派。
結果，就連羅馬之外的土地租金也越來越多地流入羅馬。
此外，大概在本時期中葉，種植園制度已經在意大利的個别地區具有支配地位，如埃特魯裡亞通過将積極的系統化管理和雄厚的财力相結合，達到了空前興盛的狀況。
特别是意大利的釀酒，一方面通過強行開放部分行省市場，一方面通過禁止在意大利銷售外國酒，如羅馬紀元593年即前161年的禁奢令，人為地提高銷量，獲得了很可觀的成效：阿敏酒和費樂納斯酒開始與達西酒、契兒酒齊名，羅馬紀元633年即前121年的歐皮曼酒和羅馬十一葡萄酒在最後一瓶被飲盡後永留人們的記憶之中。
貿易
貿易和制造業則沒有什麼可以介紹的，在這方面意大利民族一直都無所作為，近乎處于野蠻狀态。
他們毀掉了科林斯工廠。
這裡留存着很多有價值的工業傳統，但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不是為了建設相似的工廠，而是用高昂的價格盡量買下保藏在這些希臘房屋中的科林斯陶瓶或銅罐以及類似的&ldquo古代器物&rdquo。
仍然有些興盛的貿易，如與建築相關的行業，對共和國卻鮮有效益，因為奴隸雇用制阻礙了每個大型工程：如在建設馬爾庫斯大渡槽時，政府同時與三千個工頭簽訂了建築和材料合約，然後每個工頭再與一群奴隸簽訂工程履行協議。
貨币經營和商業
羅馬的私人經濟最繁榮或者說唯一繁榮的就是貨币經營和商業。
首先，通過公地租賃和稅收産生的巨額收入，或者說是羅馬國大部分的收入都流入了羅馬資本家的口袋。
此外，羅馬人壟斷了羅馬國的貨币經營業務。
共和國末期出版的著述中曾寫到，在高盧地區流通的一分一毫都曾出入羅馬商人的賬簿，毫無疑問各地都是如此。
為了每一個羅馬富人的私人利益，他們利用未開化的經濟條件，肆無忌憚地使用羅馬的政治優勢來普遍推行高利貸制度。
例如羅馬紀元670年即前84年蘇拉對亞細亞省實施的戰争稅，羅馬資本家便先行墊付，在十四年裡已付的稅額加上未付的利息高達原來數額的六倍。
為了支付羅馬債主的索賠，各城邦不得不變賣公共建築、藝術品和珠寶，父母被迫賣掉成年的孩子。
備受精神折磨的債主被直接送上刑架的事情屢見不鮮。
除了這些收入來源外，還有批發貿易。
意大利的進出口量很大，出口貨物主要包括酒和油。
因為當時的馬賽利亞和圖爾德塔尼地區隻能生産少量的酒，所以意大利和希臘幾乎成為整個地中海地區唯一的供貨商。
大量的意大利酒被銷往巴勒利群島和坎特伯雷，銷往僅有谷物和牧場的非洲，銷往納爾波和高盧内陸地區。
意大利的進口量更大。
當時，意大利是所有奢侈品的聚集地，大部分用于奢侈消費的食物、飲品、服裝、飾品、書籍、家具、藝術品都經由海路運到這裡。
尤其地中海地區的奴隸貿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這是由于羅馬商人對奴隸的需求不斷增加，也與海盜活動的猖獗密不可分。
一切地區和所有民族都有提供奴隸的義務，但主要是從叙利亞和小亞細亞的内陸地區抓捕奴隸。
奧斯提亞和普泰奧利
在意大利，海外進口貨物主要集中在第勒尼安海沿岸的兩大商業中心：奧斯提亞和普泰奧利。
運往首都的糧食會停靠在奧斯提亞，這裡雖然不是一個良好的停泊地，但距離羅馬最近，這類市場最适合價值低廉的商品。
相反，羅馬與東方的奢侈品貿易主要在普泰奧利，這裡以優秀的港口聞名，适合停靠裝載着昂貴貨物的船舶。
普泰奧利毗鄰不亞于首都的巴葉地區，這裡别墅日漸增多，為商人提供了市場。
長久以來，後者的貿易是通過科林斯進行，在科林斯毀滅後便通過提洛，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盧奇利烏斯稱普泰奧利是意大利的&ldquo小提洛&rdquo（LittleDelos）。
提洛在米特拉達特斯戰争中被毀壞後便一蹶不振，普泰奧利便直接和叙利亞及亞曆山大省進行商業往來，他們的城市便日益成為意大利最大的海外貿易地區。
羅馬将意大利進出口的大部分攬入囊中，他們還在納爾波與馬賽利亞人争奪凱爾特人的生意。
總的說來，随處都流動或定居着羅馬的商人，通過投機買賣獲取最大的利益。
資本家的寡頭政治
結合以上這些現象，我們發現這一時期私人經濟的顯著特征是羅馬資本家的寡頭金融與寡頭政治一樣，二者相伴而行。
他們手握幾乎整個意大利地區和各行省地區最好的土地，收取租金，壟斷了資本的高利貸收益和整個帝國的商業收入，最後，還有大部分的羅馬财政收入來自于租賃收入的利潤。
财富增長的平均水平充分說明了資本日漸積累：現在一個中等水平的元老的财富是三百萬塞斯特斯，一個像樣的騎士的财富是二百萬塞斯特斯；格拉古時代最富有的人是羅馬紀元623年即前131年當權的執政官普布利烏斯·克拉蘇，據估計财富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