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億塞斯特斯。
資本家的命令在對外政策上獲得壓倒性的影響不足為奇。
他們就像埃特魯裡亞人以前破壞阿拉利亞和叙拉古的凱雷一樣，破壞了迦太基和科林斯。
雖然有元老院，但他們還是支持殖民地納爾波。
寡頭資本家在國内政治上常常與寡頭貴族展開強有力的競争不足為奇。
不過，落魄的富人做起造反奴隸的首領，粗暴地提醒公衆從縱情酒色的上流社會轉入強盜們的巢穴是多麼容易，也不足為奇了。
更不足為奇的就是财政上的巴别塔，它的基礎不隻是還借助于羅馬的政治權勢的經濟，每當遇到嚴重的政治危機就搖搖欲墜，正像我們的貨币結構一樣。
羅馬紀元664年即前90年的意大利&mdash亞細亞騷亂導緻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國家和個人相繼破産，土地和股份整體貶值。
我們無法了解其詳情，但是，它的結果無疑确定了它的性質和重要性：一群債務人殺死了法務官，并企圖将所有不免除債務的元老逐出元老院。
蘇拉重新規定了最大利率，将革命黨債務的75%予以免除。
這一制度的結果自然是讓各行省普遍陷入貧困、人口減少，然而各地流動或暫住的意大利寄生人口卻不斷增加。
在小亞細亞，據說一天之内有八萬意大利血統的人死亡。
提洛島現存的一塊墓碑上記載着，米特拉達斯特曾下令處死兩萬外國人，其中大多數為意大利商人，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提洛島上的意大利人有多麼衆多。
在非洲，意大利人也為數衆多，甚至在錫爾塔的努米底亞城抵抗朱古達的戰役中，就主要依靠他們。
據說高盧地區也滿是羅馬商人，唯獨在西班牙沒有發現此類記載，這或許并非偶然。
毫無疑問，在意大利本土，這一時期自由民的情況整體上出現了倒退。
導緻這一結果的肯定是内戰，據一種不大可靠的通行說法聲稱，此役有十萬至十五萬羅馬公民喪生，三十萬意大利人喪生。
中産階級的經濟破産和商人持續不斷的移民，讓一大批意大利青年人在海外虛度了他們人生中最有活力的歲月，這些都導緻了更壞的結果。
在首都，則寄居着希臘東方式的自由人，他們充當着國王和城邦的外交官、醫生、教師、祭司、仆人和食客，無數騙子被雇傭，或許是當商販和海員，尤其是以在奧斯提亞、普泰奧利和布隆迪西烏姆最為常見。
這些寄居人士來補充人口，其價值令人懷疑。
更加危險的是半島上奴隸人口的增加失衡。
據羅馬紀元684年即前70年的統計顯示，意大利公民中能夠服兵役的人數為九十一萬。
為了求得半島上自由民的數量，我們還要加上統計中遺漏的人口、居住在阿爾卑斯山和波河之間的拉丁人以及居住在意大利的外國人，同時減去居住在海外的羅馬公民。
所以，我們估計半島上的自由民數量不大可能超過六七百萬。
如果當時的總人口數與今天相等，由此我們設想當時的奴隸人口多達一千三百萬或一千四百萬。
不過，我們無須用如此不确定的計算來彰顯緊張危險的事态，局部奴隸的暴動和自革命開始時，每次暴動結束，奴隸都會被号召，拿起武器對抗主人并用鬥争獲得自由，這些就足以證明。
如果我們想象倫敦擁有它的貴族、鄉紳和最重要的倫敦城，但是世襲地主和農民卻變成了無産階級，勞動者和水手變成了奴隸，我們便會對那時意大利半島的人口有個大緻的印象。
甚至今天，羅馬的貨币制度還清楚地反映出當時的經濟關系。
貨币的使用顯示出商人的遠見。
長久以來，金和銀作為兩種常用的支付手段而共同使用，然而為了實現普遍的現金平衡，依法給兩種貨币設定了一個固定的價值比。
一般說來，支付貨币時不能随意用一種貨币替代另一種，而須依約支付金或銀。
這樣就能避免出現大災難，否則設立兩種貴金屬為貨币必将出現危機。
例如，大概在羅馬紀元600年即前154年，因為陶利斯克金礦的發現，意大利金價與銀價的比率立即暴跌33.3%，導緻嚴重的黃金危機。
不過危機至少不會直接影響銀币的使用和零售貿易。
黃金的屬性意味着随着海外貿易的擴大，黃金越發明顯地從第二貨币躍升為第一貨币。
這一情況，我們可以從國庫餘額登錄和貿易情況記載中得到證實，但是政府卻并未因此而鑄造金币。
在漢尼拔戰争的緊要關頭曾想要鑄造金币，結果被長期擱置下來，而蘇拉當政時所鑄造的少量金币不過是作為凱旋時的禮品。
銀依然像以前一樣，作為唯一适用的貨币流通，而金隻按重量交易，流通中使用的是金條，上面或者印有國外或國内造币廠的印号，不知道這是否也和以往一樣。
不過金和銀同為交易媒介，降級黃金成色的欺騙行為如同發行僞造的銀币一樣，視為貨币犯罪。
這樣，在最重要的支付媒介上，他們獲得了極大的優勢來阻止貨币欺詐和假币的可能性。
另外，具有标準成色的貨币非常之多。
漢尼拔戰争時，銀币的重量由一磅的七十二分之一降至一磅的八十四分之一，此後三個多世紀都維持着相同的重量和質量，沒有降低成色。
在本時期初期，銅币僅用于小額交易，退出了以前的大額貿易。
因此，可能在7世紀初期後就不再鑄造阿斯（as），銅币隻用于低于或等于一個西密（semis）的較小價值，其無法用銀币支付。
錢币的種類按照一個簡單的原則排列，以當時通常所發行的最小貨币奎侖斯（quadrans）一直到可評估的價值極限。
這種貨币制度因其以明智原則為基礎，并進行嚴苛的推行，讓它在古代社會獨樹一幟，甚至在現代也少有能與其匹敵的制度。
不過，這種貨币制度也有它的不足之處。
按照慣例，羅馬政府在發行純銀貨币第納爾的同時還發行了一種鍍銀的銅币第納爾，這種做法在整個古代都很普遍，尤其是在迦太基發展到了最頂峰。
這種鍍銀銅币如同銀币被人們接受，就像我們的紙币一樣充當一種代用貨币。
因為國庫不能拒收這種鍍銀銅币，所以在流通中被強制使用，向國庫追索。
我們所制造的紙币都不再有官方假币，因為一切都公開進行。
羅馬紀元663年即前91年，馬爾庫斯·德魯蘇斯為了籌措繳糧的款項，建議造币廠每發行七枚銀币就發行一枚鍍銀的銅币。
然而，這種方法不但導緻了私造假币的風險，還故意讓公衆不知道收到的是銀币還是代用貨币，也不知道流通中的代用貨币數量。
在内戰和金融危機的窘迫時期，他們似乎不該利用這種鍍銀銅币。
當貨币危機伴随财政危機出現時，假币和毫無價值的貨币數量讓交易變得極不安全。
因此在秦納執政時，由法務官和保民官通過了一項法令，主要由馬爾庫斯·馬略·格拉提狄亞努斯負責，用銀币兌換所有的代用貨币，為此還設立了一個金屬貨币檢驗室。
此次召回完成如何并未有史料記載，代用貨币仍然存在。
至于各行省，按照摒棄金币的原則，各地甚至是附屬國均不允許鑄造金币。
所以，這一時期隻有在羅馬沒有話語權的地方才會鑄造金币，尤其是塞文河以北的凱爾特人地區和反抗羅馬的國家。
例如，意大利人和米特拉達特斯六世就鑄造金币。
政府試圖想要逐漸掌握銀币的鑄造，尤其是在西部地區。
在非洲和撒丁，甚至在迦太基亡國後，迦太基人的金銀币仍然在流通中使用，但是并未以迦太基或羅馬本位來鑄造貴金屬。
當然在羅馬占領此地後，第納爾很快就從意大利流入此地，并在兩國的貿易中取得支配地位。
西班牙和西西裡歸屬羅馬較早，二者都享有較溫和的待遇，無疑能夠按照羅馬的規則鑄造銀币。
事實上，是羅馬人首先在西班牙按照羅馬本位創造了銀币鑄造。
但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至少從7世紀初開始，就連這兩個地區的省市鑄造廠都隻能發行小銅币。
隻有在山北高盧的馬賽利亞城沒有被剝奪鑄造銀币的權利，它是羅馬的老同盟國并享有相當大的自由。
伊比利亞的希臘城、阿波羅尼亞和迪拉奇烏姆大概也是如此。
這些城邦的造币特權實際上受到了間接的限制，馬賽利亞和伊利裡亞可以依據羅馬的管理法令制造四分之三的第納爾，曾稱為勝利女神像的銀币（victoriatus）被納入羅馬貨币體系。
伊利裡亞地區大概在7世紀中葉廢除了這種貨币。
這導緻的影響是馬賽利亞和伊利裡亞的貨币被逐出上意大利，隻在本地流通，除此之外可能在阿爾卑斯和多瑙河地區還有使用。
在本時期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發展，标準的第納爾貨币單獨在羅馬國的整個西部地區流通。
因為意大利、西西裡（對此在下時期初期明确證明了這裡除了第納爾沒有其他銀币流通）、撒丁和非洲隻使用羅馬銀币，至少在西班牙仍然流通的行省銀币和馬賽利亞、伊利裡亞的銀币，都是按照第納爾的标準鑄造。
東方則另當别論。
這裡自古就有很多國家鑄造貨币，而且本地貨币在流通中的數量也很多，雖然第納爾可能被宣布為法定貨币，但卻不能被廣泛接受。
相反，它們或者是繼續實行以前的貨币本位制，如在仍為行省的馬其頓，雖然部分貨币在地名外增加了羅馬官員的名字&mdash&mdash鑄造了古典時期的四德拉克馬（tetradrachmae），但基本上沒有其他貨币；或者是在羅馬權威下在相應的環境下設立一種特殊的貨币本位，如在亞細亞行省的制度中，按照羅馬政府規定鑄造了一種新的斯塔德名為基斯托福魯斯（cistophorus）的銀币，此後在羅馬的監督下由地區首府鑄造。
東西方貨币體系的本質區别将在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采用羅馬貨币成了屬地羅馬化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而這時期我們所指的第納爾地區日後成為拉丁帝國，德拉克馬地區日後成為希臘帝國并非偶然。
直到今天，前者大體代表了全部的羅馬文化，而後者已經割斷了和西方文化的聯系。
在這種經濟狀況下，我們很容易想出經濟關系的大緻狀況，但詳細了解奢侈品的增加、物價的上漲後，過分講究和輕佻浮躁就既不可喜也沒有教益。
在暴發戶以及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