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他在其中了解到一種本能性的知識，對此科學知識也要尊重它甚至是服從它。
斯多葛派與人民所信仰的方式不同，而非對象差異：在他看來，真實而又至高無上的神無疑是世界的靈魂，但每個原始神靈都表現出神聖性，尤其是群星，還有地球、被衆人奉為英雄的傑出人物的靈魂，實際上還有每個前人所逝去的靈魂。
相較于這種哲學的産生地，它确實更适合羅馬。
虔誠的信仰者反對說，斯多葛派的神沒有性别、沒有年齡，而且無形，将一個人轉換成了一個概念，這在希臘是有意義的，但在羅馬毫無意義。
時下神靈論具有粗俗寓言化和道德潔淨化的特點，這損害了希臘神話的精髓，但是羅馬人的可塑性，甚至在未開化的樸素時期，也隻是産生了一層籠罩原始直覺和原始概念的面紗，缺乏神性&mdash&mdash揭去這層面紗也不會造成特别的損害。
當帕拉斯·雅典娜發現自己突然成了記憶裡的概念，她可能會憤憤不平，而密涅瓦實際上一直都停留在記憶裡。
超自然的斯多葛派和寓言化的羅馬在理論上其結果大體是一緻的。
雖然哲學家不得不指出個别祭司學說命題的可疑或錯誤之處&mdash&mdash例如，斯多葛派反對神話論，認為赫拉克勒斯（Hercules）、卡斯托爾（Castor）和波盧克斯（Pollux）不過是名人的精神，他們不允許将神象視為神性的表現&mdash&mdash但至少芝諾的信徒不常向這些錯誤的信條開戰，不會推翻有誤的神靈，相反，他們會在各處表現出對當地宗教甚至是缺陷的尊敬和敬畏。
斯多葛派也傾向于一種解決疑難的道德觀和專業科學的系統處理法，這符合羅馬人的想法，尤其是此時的羅馬人。
他們不再像祖輩那樣具有質樸無華的自律和美德，而是将祖輩淳樸的美德轉變為一種問答式的允許和不允許的行為方式。
此外，他們的語法和法律體系都急需一種系統的處理方法，而他們自己不具有産生這種方法的能力。
斯多葛學派的帕奈提烏斯的廣泛影響
所以，這種哲學和羅馬的國民經濟徹底融合，毫無疑問就像一株從海外移來的植物适應了意大利的水土，我們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活動領域發現它的痕迹。
當然，斯多葛學派最早出現的時間向前追溯，但它首次對羅馬社會的上流階級産生全面的影響，是依靠聚集在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周圍的一群人。
西庇阿及其所有親密夥伴在斯多葛哲學方面的老師是羅德斯的帕奈提烏斯，他們不斷跟随着他甚至在旅途中加入他的隊伍。
帕奈提烏斯知道如何讓哲學體系迎合世間精明之人，如何将猜疑隐藏起來，如何改善枯燥的術語和道德問答的無趣，尤其是借助于哲學先賢，其中西庇阿自己最偏愛色諾芬的蘇格拉底。
自此以後，最有名望的政客和學者都承認斯多葛派哲學&mdash&mdash其中有科學語言學的奠基者斯提羅和科學法學的奠基者昆圖斯·斯凱沃拉。
哲學體系的學習形式正是源于斯多葛學派，此後至少在形式上流行于這些專業學科，尤其是與此相連的一種奇怪的像猜字遊戲的追溯語源的無趣方式。
極為重要的是新的國家哲學和國家宗教源于斯多葛哲學和羅馬宗教的融合。
從一開始，思考對芝諾的體系就影響不大，當這個哲學體系被傳入羅馬後思考被進一步弱化。
一個世紀以來，希臘教師将哲學盲目地灌輸到孩子的頭腦中，而喪失了它的精髓。
思考元素在羅馬則完全隐沒，除了金融家沒人會去思考，更多的是談及神統治人類靈魂的理想化發展或神聖的世界法。
斯多葛哲學家看見他們的哲學體系被提升為羅馬半官方的國家哲學，這讓他們意識到了有利可圖的榮譽，可以想到他們将嚴格的原則變得更為順從。
他們關于神和國家的學說很快便與給予他們面包的實際組織相像。
他們不再闡明哲學家世界性的國家觀，而是轉而冥想羅馬官員的明智之舉。
當更為文雅的斯多葛派如帕奈提烏斯将神秘的天啟當作可以想象而不能确定的事，斷然拒絕占星術，而他的直接繼任者為了神秘的天啟而鬥争，甚至對占星術做出了非哲學化的讓步。
明辨是非的義務論越來越成為這一體系的主要特色。
這一時期的羅馬人在與希臘人的交往中，在各種謙卑的環境中尋求收獲，讓自己來适應一種空洞的美德驕傲。
這一體系正式成形來适應教條主義的道德觀，就像一切受過良好教育的道德體系一樣，總體看來很嚴苛，細節上确是最為禮貌的放縱。
[4]正如我們所說，它實際的結果不過就是兩三個貴族家庭，吃點粗茶淡飯來取悅斯多葛派。
國家宗教
與新的國家哲學緊密相連的亦或者截然不同的，是新的國家宗教。
它的重要特性就是由于外部的便利性，普遍信奉的原則被有意識地保留下來，而這些原則被認為有些荒謬。
西庇阿麾下最著名的希臘人波利比奧斯坦言：怪異而又沉悶的羅馬宗教儀式是專為群衆而發明的，因為理性無法控制他們，需要用神迹奇事來統治他們，當然智慧之士則不需要宗教。
毫無疑問，波利比奧斯的羅馬朋友們雖然并不反對如此全面徹底地将科學和宗教進行比較，但他們基本都認同這種情感。
作為波利比奧斯主要考慮的占蔔術，無論是萊利烏斯還是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都将其視為一種政治制度。
不過他們的民族精神如此強大，他們的禮儀端莊得體都不允許他們公開表達這種危險的言論。
不過，下一任大祭司昆圖斯·斯恺弗拉至少在口頭講述法律時，直言不諱地提出存在兩種宗教&mdash&mdash智者所用的哲學宗教和傳統宗教。
前者不适合做國教，因為它包含太多無用的東西，讓人民知曉了甚至是有害無益。
因此，傳統的國教應該維持原貌。
瓦羅認為羅馬宗教自始至終都被視為一種政治制度，這一理論隻是同一原則的進一步發展而已。
按照瓦羅的學說，他認為國家早于一國之神，正如畫師早于圖畫，如果問題是創造新神，那最好是按照世界靈魂的部分遵循更适合、更理論化的方式來給他們命名，放棄隻能引起錯誤觀念的神的形象和錯誤的祭司制度。
[5]因為這些習俗早已确立，每個良好公民都要承認和遵循它們，并做好自己的分内事，這樣平民就會學着更加敬重而非蔑視神靈。
為了平民的利益，貴族舍棄了自己的判斷，現在平民鄙視這種信念并往他地尋求良藥，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日後還能看見。
于是羅馬的&ldquo高教會派&rdquo準備就緒，他們包括了一群道貌岸然的祭司和利未人以及多疑的人民。
越是公開宣稱宗教領域是政治制度，政黨越是明顯地将國教視為攻防的戰地，尤其是占蔔術和祭司團的選舉越演越烈。
自古以來，當雷雨來臨時，公民大會自然便要解散，這在羅馬占蔔師手裡發展成了一套多種天體預兆和與此相關的行為準則的繁雜系統。
早些時候，甚至直接頒布埃利安和福菲烏斯法來規定：如果高級官吏看見天空出現雷雨的征兆，可以強行解散公民大會。
此後，羅馬寡頭黨派便能用敬神的詭計在任何人民的法令上加蓋無效的印章，這狡猾的策略讓他們驕傲不已。
祭司團
自古以來，四個主要的祭司團出現席位空缺時都由其自行填補，羅馬反對黨反對這一做法，要求像此前的大祭司長一樣展開普選。
當然，這樣做與這些團體的精神相違背，但他們也無權抱怨。
因為自從他們落入政府的手中，應其要求用生硬的托辭取消政治程序，他們便違背了自身的精神。
此事成為各派争論的根源。
羅馬紀元609年即前145年，西庇阿派元老院擊退了第一次的攻擊，尤其是西庇阿派拒絕了這個提議，扭轉了局勢。
另一方面，這個計劃在羅馬紀元650年即前104年獲得通過，為了謹慎起見，關于首長選舉做了限制性規定，隻有小于一半的部落可以參加選舉。
最後，蘇拉恢複了全部的選舉權。
宗教的實際用途
就保守黨而言，這是為了純粹的國家宗教，這當然引起了最高層人士的公開嘲笑。
羅馬祭司在實用方面體現為祭司菜肴，占蔔宴和教皇宴成了一位羅馬美食家的官方盛會，有幾人的宴會甚至在美食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例如占蔔師昆圖斯霍爾騰西斯的就職宴就讓烤孔雀成為流行菜肴。
宗教還助長了人們對醜聞的熱情。
品德高尚的青年有一種喜歡的消遣，就是在夜裡毀壞街上的神像。
普通的風流韻事早已司空見慣，和已婚婦女私通開始變得不足為奇，而與某位維斯塔貞女（Vestalvirgin）偷情就像《十日談》裡與修道院裡的修女私通一樣讓人感到刺激。
羅馬紀元640年即前114年有一件衆人皆知的醜聞，三位來自貴族家庭的維斯塔貞女以及她們那些同樣來自上流社會的情夫，因為不貞的行為被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