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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僅存于世的作品之中，不難看出，他在拉丁文和希臘文上造指極高。
相傳盧奇利烏斯曾在一頓飯前後作六步詩二百句，但如此倉促揮就的詩句難免粗糙：無謂的冗贅、同一口吻反複出現，甚至是明顯疏忽、重大失誤，在其詩中都屢見不鮮。
所以，無論拉丁詩，還是希臘詩，精華之處往往都在頭句。
其所著六步音詩亦是如此，雖然六步音詩對于格律的要求更高，但他依舊我行我素，如法炮制。
某位模仿他作詩的智者如是言道：如果我們将盧奇利烏斯之詩的字句重新排列的話，那呈現在面前的恐怕就是一篇篇散文了。
從動人心弦的角度來看，其詩隻能與今日的打油詩相提并論。
[23]從謀篇布局的用心程度來看，如果說特倫提烏斯的詩篇稱得上是精心撰寫的雅緻之作的話，那盧奇利烏斯的詩篇隻能算作倉促草成的信劄。
這蘇埃薩的騎士天賦極高，亦有一顆不羁之心，豈可與那非洲的奴隸同日而語？所以，特倫提烏斯的成功之路走得十分艱苦，而且他的輝煌猶如昙花一現，不可持續。
盧奇利烏斯的成功之路則十分順暢，他成名迅速，頃刻之間便成了舉國聞名之人，春風得意。
如貝朗熱一般，他自稱&ldquo所有現存于世的詩篇中，隻有他的作品家喻戶曉，廣為傳誦&rdquo。
盧奇利烏斯的詩篇脍炙人口，從史學的角度來看，此事可非同凡響，這意味着文學已經成為了一股勢力。
倘若當時的史料能完整地留存至今日，那我們當能瞥見文學影響留下的種種痕迹。
後世之人亦沿襲了前輩們對盧奇利烏斯的評判。
羅馬的藝術批評家們反對亞曆山大派詩人，唯獨推崇盧奇利烏斯，稱其為拉丁詩人之魁。
若諷刺詩在文學中可自成體裁，其締造者非盧奇利烏斯莫屬。
可以說，盧奇利烏斯創造了羅馬人獨有的且流芳後世的一種藝術。
本時期，亞曆山大派詩人的作品在羅馬銷聲匿迹，唯有移譯或模仿亞曆山大箴銘而作的小詩。
這些小詩卻值得一述，并非其本身文學價值頗高，而是其實為下一時期羅馬文學的開路先鋒。
有些詩人不甚知名，且生卒年月不能确定，姑且不論。
要論嶄露頭角之人，當屬羅馬紀元622年（前132年）執政官昆圖斯·卡圖盧斯（QuintusCatulus）和羅馬紀元652年（前102年）開始寫作的著名元老盧奇烏斯·曼利烏斯（LuciusManlius）。
當時，希臘流傳着各種地理故事，例如提洛的拉托那傳說（Latona）、歐羅巴（Europa）和鳳凰（Phoenix）的寓言等。
曼利烏斯則為第一人，将這些故事傳入羅馬。
多多那（Dodona）之鼎也值得我們關注，鼎上刻有佩拉斯基人（Pelasgians）遷居西斯裡人（Siceli）和土著人之地以前的事迹。
根據羅馬年史的記載，曼利烏斯在旅途中發現了此鼎，并摹拓了鼎上的文字。
波利比烏斯（Polybius）
史作方面，本時期有位頗負盛名的作家。
雖然，從籍貫、學術著作及文學風格上來看，此人不屬意大利之流，但舉世作家之中，能清醒地認識到羅馬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并加以叙述的，僅此一人而已。
後世之人所知的羅馬發展史，大多延其所作。
其人謂何？波利比烏斯是也。
波利比烏斯（約羅馬紀元546&mdash627年，即前208&mdash前127年）生于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us）的梅伽洛波利斯（Megalopolis），為阿喀亞（Achaea）政治家萊科塔斯（Lycortas）之子，似于羅馬紀元565年（前189年）參加羅馬遠征小亞細亞的凱爾特人之役，之後便出席于各類場合，為羅馬處理軍事及外交事務。
尤其是在第三次馬其頓戰争（thethirdMacedonianWar）期間，他斡旋其中，于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那次戰争造成了希臘的危機。
此後，他便與阿喀亞其他人質一道，流放意大利。
他以流亡之人的身份居意大利達十七年之久（羅馬紀元587&mdash604年，即前167&mdash前150年），經鮑盧斯（Paullus）諸子的介紹，方得以與首都要人相往來。
送還阿喀亞人質時，他也随之回到本國，自此之後，便一直斡旋于阿喀亞同盟與羅馬人之間。
他親眼目睹了迦太基（Carthage）和科林斯（Corinth）的滅亡（羅馬紀元608年，即前146年）。
猶如受命運提點一般，他能準确地判斷當時羅馬所處的曆史地位，其犀利的洞察，甚至在羅馬人之上。
身為希臘政治家和羅馬階下囚，他的希臘文造指比西庇阿·埃米利亞尼斯及羅馬一般貴族要高，有時會引來他們的嫉妒。
從他所處位置來看，地中海各國合而為一，共同造就了羅馬的霸權和希臘的文化，有如長久分流的百川彙歸入海。
其實，有名望的希臘人能真心信服西庇阿的世界觀，并且承認希臘在學術界占優勢，但承認羅馬在政治界占優勢這一事實的，唯波利比烏斯一人而已。
這些事實，曆史已有定論，雙方理應接受。
秉承着&ldquo以史為實&rdquo的精神，他身體力行着政治家應為之事，親筆撰寫着他本人眼中的曆史。
少年時期，他曾崇拜過阿喀亞人那種令人肅然起敬的愛鄉之情，雖然，他個人并無力效仿。
邁入晚年之後，他既已預見不可避免的結果，便主張本城邦的政策應極為密切地依附羅馬。
這種政策極為高明，并且确系出于好意，絕非傲慢驕矜之人能想，但是，當時希臘的政治氛圍較為虛榮，注重瑣事，而波利比烏斯本人也未能擺脫這種習氣。
他剛脫離流放地，回到本國，就向元老院提議，建議其發放正式的公文，使被釋者得以在本國恢複地位。
為此加圖（Cato）說過一句話，很是貼切。
他說在他看來，這就好比是尤利西斯（Ulysses）再回到波呂斐摩斯（Polyphemus）的洞中，向巨人讨還他的帽子和腰帶一樣。
他常常利用自己與羅馬貴族的關系為本國人謀利益，但他順從的神情以及自誇受上國保護的言語，則頗有奴顔婢膝之感。
他的文學創作與其個人社會活動秉承着相同的精神。
他一生的追求莫過于撰寫一部曆史，記載地中海各國如何在羅馬的霸道征服之下歸于統一。
他的著作自第一次布匿戰争（thefirstPunicWar）始，至迦太基與科林斯的滅亡終，将一切文明國家&mdash&mdash希臘、馬其頓、小亞細亞、叙利亞、埃及、迦太基和意大利&mdash&mdash的命運娓娓道來，并且用因果關系闡明，這些國家是如何一步步淪為羅馬的保護國的。
他表示，自己的目的在于證明：羅馬的霸權是正當合理的。
就對史料的處理方式來看，他所采取的方法與當代希臘的修史法大相徑庭。
就所取得的成就來看，當代羅馬之史與其大作無法同日而語。
在羅馬，史書多為編年史。
當中并非未涉及重要史料，但卻缺乏深入的探讨。
雖然加圖在其個人的著作中簡要介紹了某些重大史料，并進行了初步探讨，固然值得肯定，但僅限于此，程度明顯不夠&mdash&mdash大部分史作近似童話故事或是通告合集。
希臘人亦有曆史研究及曆史著作問世，但到了六将軍（Diadochi）的戰亂年代，民族和國家的觀念已經完全消失，以至于諸多史家中無一人能繼承雅典大師的衣缽，秉承其精神，在史料真實性上精益求精。
他們當中，亦無一人能以世界史的眼光處理當代史當中的世界史史料。
他們的史書或純是對事件表象的淺顯記錄，或滿是雅典修辭學的贅語詭辯，或滿紙盡是當時社會之中的貪污、卑鄙、谄媚和怨怼現象。
羅馬人亦如希臘人，隻有城邦史和部落史，隻見樹木，不見樹林。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波利比烏斯系伯羅奔尼撒人，故他在心智上較希臘人與羅馬人超脫，能以超脫的客觀視角看待問題，所以，他能超越界限，借用希臘相對成熟的評價體系處理羅馬的史料，進而撰寫出一部曆史。
雖然，這部曆史亦稱不上世界史，但其至少跳脫了地方主義的禁锢，轉而綜述那尚未成型的羅馬&mdash希臘國的發展史。
能像波利比烏斯那樣，具備探本求源者一切長處的曆史學家，或許前所未有，唯其一人而已。
他時刻銘記自己的職責所在，始終關注真實的曆史經過。
大批傳說、故事、無用的紀年報告都被他無情地抛棄，而有關各地及各民族的介紹、對政治和商業關系的叙述則在他的書中恢複了應有的地位。
在編年史撰寫者看來，這些史料并不固定于某一特定年份，故無關緊要，可以省略，雖然實際并非如此。
在對史料的選取上，波利比烏斯的謹慎小心與耐心細緻，在其同代的史學家之中，恐無人能及。
他廣泛閱讀各國的書籍與文獻，利用自己的身份與地位，從所接觸到的各類人士中獲取信息，收集素材。
他也周遊地中海各國，亦漂洋過海，橫渡大西洋，去沿岸諸國取經[24]。
求真務實是他的天性。
在重大事件上，他的興趣既不在于擁護一國，反對他國，亦不在于擁護一人，反對他人。
他熱衷于發現各類事件之間的聯系。
在他看來，尋找到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并用文字記錄，不僅是史學家的頭等要務，而且還是他們的專屬任務，無人能代替他們完成。
他的叙事完整、簡潔又明了，堪稱典範，但這一顯著的優點卻仍不足以使其跻身第一流的史學家之列。
正如其努力開拓實際事業一般，波利比烏斯亦苦心鑽研寫作事業，殚精竭慮。
縱觀人類曆史，其是否可稱得上是一部鬥争史？人們似乎無時無刻不在追求生存權利、追尋自由。
這是一個倫理問題，但波利比烏斯卻用機械的思維方式思考它。
在自然界，他隻關注整體，至于個體以及個别事件，無論有多不同尋常，在他看來，也隻不過是一個單獨的元素罷了。
倘若把國家比作是人為造就的機器，那個體在他眼中，最多隻能算作是機器上的小零件。
就此而言，波利比烏斯比任何人都适合叙述羅馬民族的曆史。
說來也奇，羅馬未曾出現過天資卓著的政治家，僅憑它們那淺薄的根基，卻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了起來，而且還解決了各種棘手的疑難問題，一舉跻身于一流強國，地位舉世無雙，但自由這個倫理問題卻一直影響着羅馬各個民族的曆史。
波利比烏斯在羅馬史裡忽略了這個問題，必将自食其果。
至于一切有關正義、榮譽和宗教的問題，他的看法不僅淺薄而且荒謬。
該評價也可以運用到其他場合。
波利比烏斯時而會機械推論，雖顯不妥，但有時實屬出于無奈。
例如，他認為羅馬的優良政體源于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各要素的适當混合，又将羅馬的成功歸結于羅馬優良的政體&mdash&mdash這一推論，根據不足，略顯荒謬。
他對于關系的解釋也缺乏根基，很多時候僅憑自己想象，難以令人信服。
他對待宗教事務那種輕蔑無禮的态度簡直令人生厭。
他在叙述中經常故意反對刻意雕琢的希臘式遣詞造句，自認為自己的筆觸妥帖明白，但事實上，他的詞句平平無奇，不僅時常筆力不足，而且還動辄突兀地切換話題，不是離開原題，轉入議論，就是轉為滔滔不絕的&ldquo自傳&rdquo，帶着自滿的情緒向讀者們叙述自己的經曆。
縱覽全書，我們不難發現，議論的口吻比比皆是。
作者原預想為羅馬人著書，但卻發現他們之中極少有人能夠理解他。
他覺得自己在羅馬人眼中始終是個外國人，在本國人眼裡卻又始終擺脫不了叛徒的身份，又自以為對世事有着極為高明的見解，他的時代不在當今，而在未來。
因此，他内心不免常懷憤懑與私恨。
當他攻擊那些輕浮甚至貪賄的希臘史學家和毫無批判思維能力的羅馬史學家時，那種憤恨常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來，以至于令他從嚴謹的史學家一下降格為不負責任的時評家。
波利比烏斯或許并不是個高明的作家，但他那求真務實的精神是旁人所無法企及的，任憑文筆多麼華麗，描寫多麼生動，亦不能蓋過他去。
能夠給予我們如此之多的真知灼見的，除他之外，我們根本無法舉出第二人。
他的著作猶如太陽，照耀着羅馬史界。
此書一開篇便穿破了依然籠罩在薩莫奈和皮羅斯戰争（SamniteandPyrrhicWars）之上的迷霧，帶我們迎接新一天的曙光，共同走向光明。
羅馬編年史
上述所言，均是一位外邦之人對于羅馬宏偉曆史的論述，而當時羅馬本土的史書則與之有着迥然之别。
本世紀初，以希臘文書寫的編年史仍方興未艾，譬如奧盧斯·波斯圖米烏斯（AulusPostumius）（羅馬紀元603年，即前151年任執政官）那充斥着惡劣官箴的著作以及蓋烏斯·阿奇利烏斯（GaiusAcilius）晚年（約羅馬紀元612年，即前142年）寫成的著作。
當時不少史作受到加圖愛國主義以及西庇阿派高雅作風的影響，推崇拉丁文寫作，故後出的曆史著作少以希臘文寫就[25]，而且，之前以希臘文撰寫的編年史亦譯成了拉丁文。
大多數民衆所讀到的曆史著作，似乎都是這種譯本。
可悲的是，本期的拉丁文編年史似乎一無是處，除了一點&mdash&mdash用本國語言寫成之外，難以再從其身上尋覓到任何亮點。
這種史書居然還為數甚多，而且内容甚詳&mdash&mdash如盧奇烏斯·卡爾西烏斯·赫米那（LuciusCassiusHemina）（約羅馬紀元608年，即146年卒）、盧奇烏斯·卡爾普爾尼烏斯·皮索（LuciusCalpurniusPiso）（羅馬紀元621年，即133年擔任執政官）、蓋烏斯·森普羅尼烏斯·圖底塔努斯（GaiusSemproniusTuditanus）（羅馬紀元625年，即前129年擔任執政官）、蓋烏斯·範尼烏斯（羅馬紀元632年，即前122年擔任執政官）&mdash&mdash上述尚屬知名的人士都曾撰寫過此類曆史典籍。
除此之外，普布利烏斯·穆奇烏斯·斯凱弗拉（PubliusMuciusScaevola）（羅馬紀元621年，即前133年任執政官，亦為一位有名望的法學家）擔任大祭司長時曾編撰過《羅馬城官方年史節要》第八十卷，并公之于世。
自其之後，城史便暫告一段落，專務史實記載者日益勤勉，大祭司們漸無用武之地。
無論是個人著作也好，官方授權發布的史書也罷，均混雜着似是而非的史料。
顯而易見，這些著作之中的叙述越是詳細，其原始資料的真實性越是可疑，故研究價值不高。
一言以蔽之，編年曆之中，真僞并存的叙述無處不在。
若要以此指責奈維烏斯和皮克托，說他們無用，不能寫出異于赫迦泰（Hecataeus）和文法家薩克索（Saxo）的史書，實為至愚之舉。
不過後世之人若想以此類史書為據，不啻于在雲霧之上建造屋宇，縱使耐性再好，亦難經受得住考驗。
無論舊聞缺漏多少重要信息，他們都能輕而易舉地随意杜撰，将其補充完整。
不管是日蝕、人口、家譜還是凱旋禮，他們都能亂填年月，而且絕不遲疑&mdash&mdash羅慕洛（Romulus）何時升天（羅馬紀元183年，即前571年11月25日），塞爾維烏斯王是如何戰勝埃特魯斯坎人（Etruscans）的（羅馬紀元187年即前567年5月25日），他又是如何再次戰勝他們的&mdash&mdash這些都明見于他們的記載。
所以，羅馬的船塢中陳列着埃涅阿斯（Aeneas）從伊裡昂（Ilion）到拉丁姆（Latium）所乘的船隻，甚至連埃涅阿斯的向導，那隻母豬，也被用鹽腌制好，供在了羅馬的竈神廟裡。
這些編纂編年史的貴族們雖有詩人一般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卻又像聖壇司事那般吹毛求疵，招人厭煩。
故他們的著作既沒有詩歌的優美，也不具備史書應有的嚴謹，使人讀去隻感枯燥乏味。
他們自始至終都以這種單調無味的筆觸描述曆史上的重大事件。
所以，我們會在皮索（Piso）的著作中讀到：若是次日要出席會議，羅慕洛便不會恣意酣飲；達拜亞（Tarpeia）出于一片愛國之心，把朱庇特神廟獻給薩賓人，以便于瓦解敵人的防禦。
無怪當代智者尖刻地批評了此類著作，稱&ldquo它們不是在書寫曆史，而是在給孩子們講故事&rdquo。
不過當中也不乏相對優良之作，例如幾部叙述近代史和現代史的著作。
其中的佼佼者，當屬普布利烏斯·森普羅尼烏斯·阿塞利奧（PubliusSemproniusAsellio）所著的《當代史》和年歲稍長的盧奇烏斯·凱利烏斯·安提帕特（LuciusCaeliusAntipater）（約羅馬紀元633年，即前121年卒）所著的《漢尼拔戰争史》（TheHistoryoftheHannibalicWar）。
這兩本書中都包含了大量珍貴的史料以及作者求真務實的創作誠意。
此外，安提帕特之作有雄渾之風，但略顯粗野。
可是，根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以及眼見的事實來看，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