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較之前期而言有所下降，且質量也不高。
所謂的&ldquo高等文學&rdquo，如史詩、悲劇、曆史著作等，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日漸式微，走向衰落。
所謂的&ldquo下等文學&rdquo，如喜劇的譯作和拟作、滑稽戲、詩歌和散文冊等，則日趨繁盛。
在這一時期，散文冊還受到了革命風潮的激蕩&mdash&mdash兩位文學天賦最高的作家蓋烏斯·格拉古（GaiusGracchus）和蓋烏斯·盧奇利烏斯猶如鶴立雞群。
法國文學中亦有與之相類似的時期&mdash&mdash庫裡耶（Courier）和貝朗熱（Beranger）卓然而立，從一衆狂妄無能之輩中脫穎而出。
至于藝術造型和繪畫，可以說，羅馬人的創造力始終是薄弱的，而在這一時期則境況更糟，幾近為零。
這群不肖兒孫不僅在政治方面大肆揮霍着祖先們留下的遺産，在文藝方面亦是如此，隻能充當看戲之人，但他們對文學和藝術的鑒賞力卻有所提高。
本期湧現了不少鑒賞家以及收藏家。
學術研究方面，法學、語言學和考古學發展勢頭喜人，呈欣欣向榮之勢，我們可推測，這幾門科學當在本期創立。
本期也出現了亞曆山大派詩歌的拟作，這預示着亞曆山大時代即将到來。
本期作品無論是在語言的流暢度上，還是在謀篇布局上，都遠勝于6世紀的作品。
文學家們以及文藝工作相關者均對他們的前輩表示蔑視，認為他們的作品拙劣不堪，不過此說并非毫無道理。
衆多作家當中，天賦最高者或許已在心中默默承認：羅馬的少壯時期已成過去。
雖然，某些人的内心深處可能仍懷着這樣的想法，想要重新走走年少時期選擇的路，盡管那其實是條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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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其創作的劇本《鮑盧斯》（Paulus）裡，大抵是在叙述派唐（Pythium）隘口時，盧奇利烏斯寫了這樣一句話：Quavixcaprigenogenerigradilisgressioest.（貴族到了那兒，根本無路可走。
）
另一劇本中則有這樣的片段：
&ldquo四足緩行，生在田間，下賤粗野，
蛇頸短頭，目不轉睛地看着我們，
即便剜去它的腸胃，它亦是身死而聲不死。
&rdquo
聽衆們當然會怨聲載道：那種事物，恐怕即便是智者受教，都不甚了然，你居然還用如此隐晦的字句向我們形容。
你若不說朋白，我們怎麼可能理解？
盧奇利烏斯隻好承認，自己所指的是龜。
除他之外，其他雅典悲劇劇作家也愛打這種啞謎，故他們常遭到&ldquo中喜劇派&rdquo的痛罵。
[2]唯一的例外或許是《安德裡亞女郎》（Andria）裡對于&ldquo所事如何&rdquo一問題的答複：
那麼，
&ldquo盡我們所能吧（SicUtquimus），&rdquo此言甚善，&ldquo因為事不遂人願（quandoutvolumusnonlicet）。
&rdquo
這話脫胎于恺奇利烏斯（Caecilius）的一行詩，這行詩又源于希臘的一句諺語：
事若不随你所願，你須盡己之所能（Vivasutpossis，quandononquisutvelis）。
這喜劇是特倫提烏斯最早的作品，劇場方面是在恺奇利烏斯的推薦之下，才同意将其搬上舞台的。
輕描淡寫的一句道謝語，足顯其意。
[3]特倫提烏斯曾嘲笑村夫被狗追逐而向少年人哭訴求救一事，普勞圖斯那山羊與猿猴的拙劣寓言亦與此相似。
探本求源地說，這些意義不大的寓言都來自于歐裡庇得斯（Euripides）。
[4]《昆仲》（Adelphi）裡的米奇奧（Micio）以一生佳運為傲，他特意提及，自己最走運之處在于從未娶妻，&ldquo這在那些希臘人看來，可是再幸運不過了&rdquo。
[5]在《自擾》的序幕裡，他假檢查員之口責備自己：
他忽然誤入歧途，從事詩歌創作，
信賴朋友的才智，并非出于一時沖動；
在以後（羅馬紀元594年即前160年）《昆仲》的序幕裡，他又說：
如果有不懷好意的人說（Namquodistidicuntmalevoli），
他每個劇本都有貴族幫忙合作，
他們本以為這是嚴厲的指摘，
作者卻反倒以之為榮：
他得到了大衆喜歡之人的歡心，
那些人在戰時曾用議論和實事，
證明樂于助他，毫不驕傲。
早在西塞羅時代，大家就以為這裡所指的是萊利烏斯和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據說被指定的劇目中，有幾場正是他們所寫。
有幾個故事提到這位窮詩人與他那貴族恩人往羅馬附近的田莊去&mdash&mdash那些貴族們竟然袖手旁觀，完全沒有要給他改善經濟狀況的意思。
在世人看來，他們簡直不可原諒，但人盡皆知，要論捏造故事的功力，文學史領域可是一枝獨秀。
即便是刻薄的羅馬批評家也不得不承認，上述之詩絕不适用于西庇阿，因為他那時才25歲；也不适用于他的朋友萊利烏斯，因為他的年紀比西庇阿大不了幾歲。
還有人比他們更有見解，甚至想到了貴族詩人昆圖斯·拉比奧（QuintusLabeo）（羅馬紀元571年，即前183年任執政官）、馬爾庫斯·波皮利烏斯（MarcusPopillius）（羅馬紀元581年，即前173年任執政官）以及博學且熱愛藝術和數學的盧奇爾斯·蘇爾皮奇烏斯·迦盧斯（LuciusSulpiciusGallus）（羅馬紀元588年，即前166年任執政官）。
雖然這些也隻不過是猜測，然而特倫提烏斯與西庇阿派來往密切，這點毋庸置疑。
有一事證據确鑿：在盧奇烏斯·鮑盧斯的喪事上，他的二子西庇阿和法比烏斯搭台并請了戲班來演戲。
《昆仲》的首演、《嶽母》的二演都在該場合舉行。
[6]指本土喜劇。
[7]指代用貨币。
[8]這或受到外界情勢的影響。
同盟戰争之後，意大利民社得到了羅馬公民權，故此後喜劇便不得以公社為布景地，詩人不得不對情景進行一番叙述，或是在已亡之地和外國取景。
這種情形已經對舊喜劇産生了不利的影響，現在看來，對新喜劇似乎亦是如此。
[9]自古以來，這些名目時常出錯。
根據希臘史學家的記載，這種滑稽劇在羅馬上演，用的是奧斯坎語。
當然，這種大錯放到現在，一般少有人犯，但細想起來，要把這些取景于拉丁城鄉生活的劇本與奧斯坎民族聯系起來，幾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ldquo阿特拉戲&rdquo這個名目應當另行解釋。
拉丁滑稽劇有固定的角色以及常用的戲谑語，需要一個固定的布景，為愚人世界提供永久的居留地。
當然，在羅馬舞台監察之下，羅馬民社或與羅馬同盟的拉丁民社則無一可供此用，雖然本國喜劇實可移到這些地點。
阿特拉雖在法律上與卡普亞（Capua）同亡于羅馬紀元543年（前211年），實際上卻依然存在，為羅馬農人所居的村落。
從一切方面來看，其皆适于此項用途。
此揣測經過考證，已成定論。
我們見這種滑稽劇有幾出布景于拉丁語領域内别的民社，雖然這些民社都已不複存在，至少是在法律意義上不複存在&mdash&mdash如龐波尼烏斯（Pomponius）的《卡帕尼》（Campani）布景于卡普亞（Capua），他的其他作品如《艾德菲》（Adelphi）和《智慧女神節》（Quinquatria）亦是如此。
諾維烏斯的《米利特斯·波姆提尼瑟斯》（MilitesPometinenses）布景于蘇埃薩-波美提亞（SuessaPometia）&mdash&mdash而尚存的民社則無一受此待遇。
所以，這種戲劇真正意義上的發源地為拉丁姆，而舞台則是拉丁化的奧斯坎地，可以說，其與奧斯坎民族無關。
有人說奈維烏斯（卒于羅馬紀元550年，即前204年前後）有一部戲劇因缺乏合适的演員，故用阿特拉人出演，因此得名為&ldquo伶人戲（Personata）&rdquo，該說不無道理。
&ldquo阿特拉伶人（Atellanplayers）&rdquo這個名目在此時尚未出現，從此處我們不難推測，他們以前被稱為&ldquo面具伶人（maskedplayers/personati）&rdquo。
此法亦可用于關于&ldquo菲斯克尼歌（laysofFescennium）&rdquo之來源的解釋。
此為羅馬人所寫的诙諧詩，以南埃特魯利亞的村落菲斯克尼烏姆為背景，但我們不必因此便把菲斯克尼歌歸入埃特魯斯坎（SouthEtruscanvillageofFescennium）詩歌一類，正如我們不能把阿特拉戲歸入奧斯坎詩歌。
根據史料，菲尼克斯在該時期為村落，而非城市。
誠然，我們不能直接證朋，但從作家談到此地時的口吻以及此地不見于銘文這兩點出發，我們不難推斷，此事極有可能為實。
[10]據李維（Livy）之說，阿特拉戲（Atellan）、薩圖拉戲（Satura）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戲劇有着密切的原始聯系，但此說毫不足取。
一如今日的職業伶人大異于以往赴面具舞會之人，在此之前的伶人與阿特拉伶人大相徑庭。
直至特倫提烏斯時代，伶人仍無面具，而阿特拉戲中的角色卻大多戴面具上場。
二者之間有一種不可抹煞的原始差别。
戲劇源于吹笛劇，起初并無朗誦部分，隻限于歌唱和跳舞，之後便有了薩圖拉戲，最後才經安德羅尼庫斯之手，從希臘舞台劇處學來了所謂的&ldquo腳本&rdquo（Libretto）。
舊日的笛歌，此時已取代了希臘合唱的地位。
由此可見，其在發展初期與票友們所識的滑稽劇并無半點交集。
[11]在帝國時期，阿特拉戲由職業伶人出演。
他們自何時始從事于此業，未見記載，但應在西塞羅之前的時代，即阿特拉戲獲許上台表演之時。
該見解與下述之事不謀而合：在李維時代，阿特拉伶人與别種伶人不同，有權獲得謝金，因有職業伶人始為獲取薪金而出演阿特拉戲一說，但這并不意味着阿特拉戲沒有義務出演、不收薪金的票友（例如在鄉鎮表演時）。
[12]希臘的滑稽劇不僅在意大利底層平民之間十分流行，而且還發展出了幾種不同的劇本，例如索帕托（Sopater）的《扁豆粥》（LentilePorridge）《巴奇斯的求婚者》（WooersofBacchis）《密斯塔古的仆人》（ValetofMystakos）《書呆子》（Bookworms）和《心理學家》（Physiologist）等，這值得我們關注，因為這些劇目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阿特拉戲。
這種滑稽劇的曆史可追溯到那不勒斯（Neapolis）及其四周的希臘人在說拉丁語的坎帕尼亞境内自成一區之時。
因為當時的滑稽劇劇作家當中有位叫布萊蘇斯（Blaesus）的用羅馬筆名寫了一部劇，名叫《薩圖爾努斯》（Saturnus）。
[13]據猶塞比烏斯（Eusebius）的說法，龐波尼烏斯（Pomponius）生在羅馬紀元644年，即前110年前後；維勒烏斯稱他與盧奇烏斯·克拉蘇（LuciusCrassus）（羅馬紀元614&mdash663年，即前140&mdash前91年）以及馬爾庫斯·安東尼（MarcusAntonius）（羅馬紀元611&mdash667年，即前143&mdash前87年）同個時代。
前一說大約晚了三十餘年；從維克托利提（Victoriati）的計算法可見，該法約于羅馬紀元650年，即前104年作廢，卻仍見于他的《畫家》（Pictores）一作中。
約在本世紀末葉，阿特拉戲的舞台地位被醜角戲取代。
[14]此種戲劇的搞笑效果不錯，例如諾維烏斯的《腓尼基婦女》（Phoenissae）中有這樣一句台詞：&ldquo起來！帶上武器！看我不用燈草棍打死你！&rdquo與梅南德作品中&ldquo假赫拉克勒斯的現身&rdquo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15]劇組的籌備人員素來需用撥給他的款項來裝飾舞台、布置道具，偶爾也需要自己出錢布景，但一般不會在這方面花太多錢。
在羅馬紀元580年（前174年），監察官特别為建造副執事官和市政官的競選舞台布置一事立了合同，交給專人承辦。
由此，舞台器具可以重複利用，促進了布景方面的發展。
[16]我們可以從《維特魯》（Vitruv）v.5，8中推測出：羅馬人注意于希臘人的收音裝置。
黎切爾（Ritschl）曾讨論座位問題，但似乎隻有非無産階級者才能有位置。
此外，賀拉斯（Horace）所謂&ldquo被征服的希臘俘虜了戰勝者&rdquo，原隻是對穆米烏斯（Mummius）那開新紀元的戲劇比賽而言。
[17]普爾克（Pulcher）的布景應該是精心繪制的，相傳鳥雀活靈活現，有栖在瓦上之勢。
雷聲的玄機則在于裝在銅罐裡的釘子和石頭。
普爾克是第一個用滾石模拟雷聲的，因此，這種雷聲便被命名為&ldquo克勞底的雷聲（Claudianthunder）&rdquo。
[18]至今尚存的本期小詩之中，有一首銘體詩，詠歎這位名伶：
最近，我站立着，朝拜初升的太陽。
看呵！我左邊，羅斯奇烏斯（Roscius）忽然起身，
天神請莫怒，我心想什麼說什麼：
我見這凡人真似比天神美麗。
這詩具有希臘的情調，并且是有感于希臘人對于藝術的熱情而作。
作者非同小可，就是羅馬紀元652年即前102年任執政官，戰勝辛布裡（Cimbri）部的昆圖斯·盧塔提烏斯·卡圖盧斯（QuintusLutatiusCatulus）。
[19]诶，這下賤的浮辭濫語！
一塊一塊地堆砌得這樣整齊，
宛如五光十色嵌鑲的禮拜堂。
[20]詩人忠告他：
你若想被稱贊，想顯得比别人更博學高雅，
就不要說pertaesum，而是說pertisum。
[21]即西庇阿為他們提供幫助。
[22]原文為：Nuncveroamaneadnoctem，festoatqueprofestoTotoitidempariterquediepopulusquepatresqueIactareinduforoseomnes，decederenusquam.UniseatqueeidemstudioomnesdedereetartiVerbadareutcautepossint，pugnaredolose，Blanditiacertare，bonumsimularevirumse，Insidiasfacereutsihostessintomnibusomnes。
[23]下面這段較長的詩可以代表作風和格律的特色，但因其結構散漫，故不能譯為德文六步詩：美德即能按各種事物在社會之中的狀态，估定它們的正當價值。
要理解美德，就要理解每種事物對于人類的影響。
要理解美德，就要理解何為有用，何為正當；何為善良，何為邪惡；何為無用，何為危害。
人能準确地劃定赢利和勤勞的界限，定下财富的正當價值，即為美德。
使各等人得其所應得，仇視惡人和惡習，愛護好人和美俗，這就是美德。
對好人須懷尊重和敬畏的心，抱親切和真誠的态度。
要永遠先顧祖國的幸福，而後為父母謀利益，最後才想到自己的利益。
[24]然而在本期希臘人之中，這種學術性的旅行卻并非罕見之事。
例如在普勞圖斯的劇本裡，一個常來往于地中海的人問道：
為何不走？
回家去吧，我又不想寫一部曆史。
[25]據我們所知，唯一的例外是格涅烏斯·奧菲狄烏斯（GnaeusAufidius）的希臘文史作。
此人誕生時，西塞羅正當童年，即為羅馬紀元660年，即前94年前後。
普布利烏斯·魯提利烏斯·魯弗斯（羅馬紀元649年，即前105年執政官）的希臘文回憶錄不能視為例外，因為作者寫他們時正被逐在士麥那（Smyrna）。
[26]例如有人在王政時期任命副執政官的是公民而非國王，當然此說不可能為真，因為它顯然帶有黨派的色彩。
[27]加圖的書或名為Deiurisdisciplina，布魯圖斯的或名為DeIureCivili；兩書大體是意見的總集，可以西塞羅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