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尊，斯巴達克斯曾服役于羅馬軍的色雷斯助戰隊，後逃往山中成為劫匪，最後又被抓來供決鬥戲之用。
暴動初具規模
這一小股劫匪最初隻有七十四人，但很快便集結了周圍城市的人，勢力迅速發展壯大。
他們的劫掠不久便使坎帕尼亞這種富庶地區的居民大感困擾，他們曾試着靠自己的力量進行抵抗，但一切都是徒勞，後來便求助于羅馬城。
克洛狄烏斯·格拉伯（ClodiusGlaber）率領倉促集結的三千名兵士趕來，駐守于維蘇威山口，打算餓死那些奴隸。
但這些劫匪盡管人數甚少，武器也不齊全，卻勇敢地爬下懸崖峭壁，對羅馬部隊發動襲擊。
可憐的士兵們一看到這些攻其不備的小隊暴徒，便四下逃散。
這首次勝利使劫匪獲得了更多的武器，隊伍也更加壯大了。
雖然即使是現在，他們中的大多數都隻能手執削尖的木棍。
兵力更為強大的新民兵分隊&mdash&mdash由副執政官普布利烏斯·瓦裡尼烏斯（PubliusVarinius）率領的兩個兵團&mdash&mdash從羅馬向坎帕尼亞進軍，發現劫匪的軍隊已駐紮于平原，與正規軍無異。
瓦裡尼烏斯身處困境，他的民兵分隊被迫在敵軍的對面安營紮寨，由于秋季氣候潮濕，疾病大大削弱了其戰鬥力。
比時疫更糟糕的是，一些膽小的士兵不服從命令，于是軍隊人數日漸減少。
他部下一支隊伍在一開始就全軍覆沒了，逃兵沒有回到主力部隊，而是徑直回家了。
後來當瓦裡尼烏斯下令向敵人的塹壕進軍并對其發動攻擊時，軍隊中的多數士兵拒不從命。
盡管如此，瓦裡尼烏斯仍率領部隊進攻劫匪，但劫匪早已不見蹤影，他們已經悄然離去，轉而南下，朝皮琴提亞（Picentia，即阿馬爾菲［Amain］附近的維琴察［Vicenza］）進發，瓦裡尼烏斯的确在此處趕上了他們，但無法阻止其退過西拉魯斯河（Silarus），深入盧卡尼亞内地，那裡是牧人和劫匪的樂土。
瓦裡尼烏斯也跟到了河對岸，受到輕視的敵軍竟在那裡布陣備戰。
戰争的所有情形都不利于羅馬軍。
士兵在不久之前雖強烈要求開戰，但現在卻處于劣勢。
瓦裡尼烏斯徹底被擊敗，他的戰馬和官徽連同羅馬軍營都落入了敵人之手。
南意大利的奴隸，尤其是勇猛的半野蠻牧人，成群結隊地湧至這意外出現的拯救者旗幟之下。
根據最保守的估計，武裝反叛分子的人數驟增至四萬。
劫匪剛剛撤退出坎帕尼亞，該地很快便被再次占領。
蓋烏斯·托拉尼烏斯（GaiusThoranius）是瓦裡尼烏斯手下的财務官，此時他率領羅馬軍留守此地，但被叛軍所殲滅。
意大利整個南部和西南部的曠野地帶均為獲勝的劫匪首領所有，甚至像布魯提區的康森提亞（Consentia），盧卡尼亞的圖裡和梅塔彭圖姆，坎帕尼亞的諾拉和努塞裡亞等大城，也都被他們所攻陷，飽受摧殘。
獲勝的野蠻人強加于無保護的文明人的，脫了枷鎖的奴隸能加于舊主人的，它們都經受過。
不幸的是，這樣的沖突完全一反常态，而且與其說它是一場戰争，倒不如說是一次大屠殺。
主人當然會把每位被俘的奴隸釘在十字架上，奴隸當然也會殺戮他們的俘虜，或對其施以更具嘲諷意味的報複，甚至強迫羅馬俘虜進行決鬥戲，自相殘殺。
例如後來在一個戰死沙場的劫匪首領的葬禮上，有三百個俘虜被迫進行決鬥。
斯巴達克斯的偉大勝利
在羅馬城内，人們自然會擔心這日益蔓延且極具破壞性的大火。
次年（羅馬紀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他們決定派兩名執政官前去對抗兇惡的劫匪首領。
副執政官昆圖斯·阿裡烏斯（QuintusArrius），是執政官盧奇烏斯·蓋利烏斯（LuciusGellius）的副将，他發現克雷斯率領的凱爾特人已從匪軍的大部軍隊中分離出來了，并自行征收貢獻，他竟然能在阿普裡亞的加爾加努山（Garganus）成功将他們全數俘虜殲滅。
但此時，斯巴達克斯在亞平甯山和北意大利取得了更為輝煌的勝利。
首先是執政官格涅烏斯·倫圖盧斯（GnaeusLentulus）試圖在這裡圍捕劫匪而未能得逞，之後便是他的同僚蓋利烏斯和最近獲勝的副執政官阿裡烏斯，以及最後在穆提那，阿爾卑斯南側的高盧省長蓋烏斯·卡西烏斯（GaiusCassius，羅馬紀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執政官）和副執政官格涅烏斯·曼利烏斯（GnaeusManlius），他們相繼被斯巴達克斯擊敗。
這樣一群幾乎沒有武器的奴隸竟能令羅馬軍團生畏，一連串的戰敗使人不禁想起了漢尼拔戰争的最初幾年。
叛黨的内部紛争
如果這些獲勝隊伍的首領不是逃亡的決鬥奴隸，而是奧弗涅（Auvergne）山中或巴爾幹半島的民族君主，那麼結果将會怎樣，我們無法斷言。
此次奴隸運動雖然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其性質仍和之前一樣，是劫匪發動的暴動，它的最終失敗并非由于敵人的勢力過于強盛，而是由于内部不和，缺乏明确的計劃。
早年在西西裡的奴隸戰争中，團結一緻對抗公敵的情形較為突出，但在此次的意大利奴隸戰争中卻沒有出現&mdash&mdash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西西裡的奴隸有共同的叙利亞&mdash希臘文化作為民族團結的核心，而意大利的奴隸卻分為希臘蠻族和凱爾特&mdash日耳曼人兩個團體。
凱爾特人克雷斯與色雷斯人斯巴達克斯的決裂&mdash&mdash俄諾瑪俄斯已死于最早的一場戰鬥&mdash&mdash以及其他類似的沖突，使他們無法利用所獲得的戰績，由此而為羅馬人赢得幾次重要的勝利。
但相比于凱爾特&mdash日耳曼人的拒不從命，缺乏明确的計劃和目标所造成的危害更大。
對于斯巴達克斯，我們知之甚少，但據我們所了解的來看，這個不凡的人在這一方面絕對優于他的同輩。
他不僅善戰，而且還展示出了超乎尋常的組織能力，因此從一開始，他在管理隊伍和分配戰利品上的公正無私便已至少與其骁勇善戰一樣，赢得了民衆的贊賞。
為了補救騎兵和武器的極度缺乏，他試圖用那些從下意大利擄來的馬匹訓練一支騎兵。
他一得到圖裡港，便立即從那裡獲得銅鐵，當然是以海盜作為媒介。
但他基本上無法使他率領的野蠻部隊向固定的目标前進。
沒有一個意大利城市自願與叛黨聯合，其主要原因是劫匪攻陷城市時通常為所欲為，殘忍粗暴。
斯巴達克斯非常樂于制止這種暴亂，但劫匪首領在作戰時所享有的威望，随着勝利的來臨而消逝了，他的抗議和請求均告無效。
羅馬紀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奴隸軍在亞平甯山獲勝後，各方的道路都任由他們自由通行。
據說，斯巴達克斯本人想要越過阿爾卑斯山，以便打開自己和部下回凱爾特或色雷斯故鄉的道路。
如果這一說法确有依據，那麼我們便能看出這位常勝将軍是如何不看重他的成就和勢力。
他部下的士兵不願這麼快就放棄意大利的财富，斯巴達克斯便決定前往羅馬，據說計劃封鎖首都，然而，軍隊對這個冒險卻計劃周密的行動表示反對。
他們的首領渴望做一個将軍，但他們卻強迫他僅僅隻做一個劫匪首領，繼續在意大利漫無目的地遊走并伺機劫掠。
事情發展成這樣，羅馬可能會引以為幸。
但即便如此，羅馬人也并無良策，他們缺乏訓練有素的士兵和經驗豐富的将軍。
昆圖斯·梅特路斯和格涅烏斯·龐培任職于西班牙，馬爾庫斯·盧庫勒斯任職于色雷斯，盧奇烏斯·盧庫勒斯任職于小亞細亞，可供調遣的隻有未受訓練的民兵和實力平平的軍官。
副執政官馬爾庫斯·克拉蘇被任命為意大利的特任元帥，他雖然不是威名遠揚的将軍，但曾在蘇拉部下屢立戰功，至少還有這個資格。
八個軍團都由他指揮，這支軍隊即使戰鬥力一般，至少數目驚人。
這位新元帥剛剛走馬上任便施行極為嚴苛的軍法，懲治了遇到匪軍便棄械逃跑的第一支部隊，該部隊每十人中就有一人被處以死刑。
從此，各軍團确實比以前更加勇猛了。
斯巴達克斯在接下來的一次戰役中被打敗，設法經盧卡尼亞撤退至利基翁。
布魯提之戰
那時海盜不僅控制着西西裡海域，而且還控制着叙拉古港。
斯巴達克斯想借助他們的船隻運一支部隊進入西西裡，西西裡的奴隸隻待一個鼓動，便會發動第三次叛變。
進軍利基翁的任務已經完成，但海盜或許是畏懼副執政官蓋烏斯·維列斯（GaiusVerres）在西西裡設立的海岸巡防隊，或許是被羅馬人所收買，從斯巴達克斯手中收取了約定的酬金，卻不替他效勞。
同時，克拉蘇緊随叛軍之後，幾乎到了克拉蒂河（Crathis）的河口處。
他知道士兵們不喜作戰，便效仿西庇阿在努曼提亞城下的方法，命他們修築一道長五十一公裡的堅固城牆，隔絕布魯提半島與意大利其他各部，[6]攔截從利基翁返回的叛軍，切斷他們的糧道。
然而，在一個冬夜，斯巴達克斯沖破了敵軍的防線，于羅馬紀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春季又來到了盧卡尼亞[7]。
之前所做的辛苦工作都成了徒勞，克拉蘇喪失了完成任務的信心，他要求元老院将馬爾庫斯·盧庫勒斯部下駐紮在馬其頓的軍隊和格涅烏斯·龐培部下駐紮在近西班牙的軍隊都召回意大利，以支援他的部隊。
叛黨決裂
然而并沒有必要采取這樣偏激的步驟，匪軍的内部，分裂和嚣張傲慢的氣焰，足以使其獲得的成功化為烏有。
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再次脫離了以色雷斯人為首領的劫匪聯盟，以至于在他們本國人甘尼克斯（Gannicus）和卡斯圖斯（Castus）的領導下，分别葬送在了羅馬人的刀劍之下。
有一次在盧卡尼亞的湖邊，斯巴達克斯及時出現救了他們，于是他們便在他的營地附近駐紮。
但克拉蘇用騎兵牽制住了斯巴達克斯，同時還包圍了凱爾特的部隊，迫使他們單獨應戰，凱爾特全軍&mdash&mdash據說有一萬二千三百名戰士&mdash&mdash全部戰死沙場，他們胸前全都布滿了傷痕。
接着斯巴達克斯意欲率領部隊進入佩特利亞（Petelia，位于迦拉布利亞附近的斯特龍戈利）周圍的山區，此時羅馬的先鋒部隊追了上來，但被他打敗了。
不過在此次戰鬥中，得勝軍的損失比敗軍還要大。
叛軍沉浸在戰勝的喜悅之中，不願繼續撤退，并強迫其首領率領他們穿過盧卡尼亞，進軍阿普裡亞，以進行最後的決戰。
在戰争開始之前，斯巴達克斯首先刺死了他的戰馬。
無論處于順境還是逆境，他對部下都保持絕對忠誠，如今他的所作所為就是要向部下表示，此戰不管是對于他還是對于所有人來說都隻有兩個結果，要麼取得勝利，要麼犧牲生命。
在交戰過程中，他如一頭雄獅般奮勇搏鬥，兩名百夫長都死于他之手。
即使受傷跪倒在地，他仍揮舞着長矛刺向逼近的敵人。
就這樣，偉大的叛軍首領和他最拔尖的同伴被自由人和光榮的羅馬士兵所殺（羅馬紀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
取得代價如此昂貴的勝利之後，獲勝軍隊與戰勝了塞多留黨的龐培軍隊一同在阿普裡亞和盧卡尼亞全境展開追捕，此次行動是空前絕後的，其目的是撲滅大火的最後一顆火星。
即使在南部地區&mdash&mdash如小城泰普薩（Tempsa）于羅馬紀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被一群劫匪所占領&mdash&mdash和飽受蘇拉沒收土地之苦的伊特魯裡亞，至今也沒有得到普遍的安甯，然而官方卻認為意大利已經恢複了和平，至少那些失去得很不光彩的鷹徽失而複得了&mdash&mdash隻在戰勝了凱爾特人後才得到了五個鷹徽。
從卡普亞到羅馬，沿路有六千個十字架釘着被俘的奴隸，這證明秩序已經重新建立起來，公認的權力再度樹立。
複辟政府概述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蘇拉複辟的十年間發生的大事。
在此期間發生的所有運動，無論是國内還是國外的&mdash&mdash包括雷必達的叛變，西班牙移民的起事，色雷斯、馬其頓和小亞細亞的戰争，海盜和奴隸的暴動&mdash&mdash都不是影響國家命脈的巨大危險。
可是國家在所有鬥争中都幾乎是為了生存而戰，原因就在于當這些問題還較容易解決的時候，全都沒有得到及時的處理，忽略了最簡單的預防措施，從而導緻了最可怕的危害和不幸，并将從屬階級和無能的君主轉變成了對等的敵人。
平民黨和奴隸叛亂無疑已被鎮壓，但就此等勝利而言，勝者既沒有因此而歡欣鼓舞，兵力也沒有随之增強。
政府中兩位最具威名的将軍，在長達八年的戰争中勝少敗多，并且沒能制伏叛黨首領塞多留及其西班牙遊擊隊，隻有他同僚的匕首才能使合法政府取得塞多留戰争的有利結果。
至于那些奴隸，戰勝他們并不是光榮的事，而比這更為恥辱的則是與他們多年對等作戰。
漢尼拔戰争過去了僅僅一百多年，當體面的羅馬人回想起國家自那個偉大時代以後所經曆的快速衰落，一定會覺得羞愧無比。
那時意大利的奴隸像一堵堅固的城牆，抵抗着漢尼拔的老兵，而現在意大利的民兵一見到逃奴的棍棒便膽怯得像篩糠一樣四下逃竄。
那時每一位普通軍官在必要時都會擔任将軍，雖然往往戰敗，但他們是為了榮譽而戰，可如今在所有的高級軍官中，連一個能力平常的領袖都很難找到。
那時政府甯可讓農民都放棄耕種，也不願放棄征服西班牙和希臘，如今他們又要舍棄這兩個獲得已久的地區，僅僅是為了能在本國對抗叛變的奴隸。
斯巴達克斯也像漢尼拔一樣率軍穿過意大利，從波河走到西西裡海峽，打敗了兩位執政官，封鎖了羅馬城。
對抗昔日的羅馬，必須由古代最偉大的将軍來指揮作戰，而對抗如今的羅馬，一個勇敢的劫匪首領便能勝任。
那麼，就不必奇怪沒有新生力量從這種對劫匪首領和叛黨的勝利中誕生了。
然而，對外戰争的結果更不盡如人意。
色雷斯&mdash馬其頓戰争的結果雖然确實與人力和财力的消耗十分不對等，但還沒有直接造成不利的影響。
另一方面，在小亞細亞之戰和對海盜的戰争中，政府顯然一敗塗地。
前者的結局是失去了八年浴血奮戰所獲得的一切，後者的結局是羅馬人被盡數逐出&ldquo他們自己的領海&rdquo。
羅馬曾充分意識到其在陸地上的勢力無法抵禦外來侵略，于是将優勢轉移到了海上。
如今這個泱泱大國在海上毫無勢力，似乎即将失去至少亞洲大陸的統治權。
國家的種種實力&mdash&mdash安全的邊境，平安無阻的交通運輸，法律的保護，管理得當的政府機構&mdash&mdash都在羅馬國所統一的各邦中蕩然無存，賜福之神似乎降臨在了奧林匹斯山，使這個可憐的世界任由官吏或個人所擺布，飽受劫掠和折磨。
将國家的衰落視為公衆之不幸的，或許不隻是那些擁有政治權力和愛國精神的人。
無産階級發起的暴動和海盜劫匪的行徑，令人想到了那不勒斯王費迪南德（Ferdinands）時代，它們将衰落之感傳到了意大利最偏遠的山谷和最窮困的茅屋，使每個從事商業貿易或甚至隻是買一鬥小麥的人，都覺得這是切身的災難。
如果要追究這種可怕且史無前例的災難因誰而起，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将之歸咎于許多人。
眼裡隻有金錢的奴隸主，不服從命令的士兵，怯懦無能或魯莽愚昧的将軍，欺行霸市的奸商，全都難辭其咎，或者更确切地說，誰能逃脫罪責！人們本能地認為這種不幸、這種恥辱、這種騷亂太過于嚴重，絕非一人所為。
羅馬共和國的偉大功績不是傑出的個人所建立的，而是組織健全的公民團的成果，因此這個龐大結構的衰落也不能歸咎于個人的破壞力，而是由于普遍的瓦解。
大多數公民都是平凡之輩，建築物每塊腐朽的石頭都可能造成整體坍塌，所以整個民族所遭受的災禍都是在自食其果。
如果就因為政府是作出最終具體決策的國家機構，我們便認為它應該承擔國家所有可治之症和不可治之症的責任，未免有失公正，但政府确實應當承擔大部分責任。
例如，在亞洲戰争中，當權貴族沒有一個人遭受明顯的失敗，而且至少就軍事而言，盧庫勒斯不僅才能出衆，而且備受稱贊。
因此非常明确的是，導緻失敗的罪責應歸咎于制度和政府&mdash&mdash起先是放棄了卡帕多奇亞和叙利亞，後又因優柔寡斷使這位良将處于危險的境地。
海上警備也是如此，元老院原本打算全面追捕海盜，此項計劃在執行之時便遭到破壞，後來完全作廢了，因此元老院又采取愚蠢的老辦法，派軍團與海盜交戰。
塞爾維利烏斯和馬爾奇烏斯遠征西裡西亞，梅特路斯遠征克裡特，都是采取的此種方法，特利亞裡烏斯也按這種方法修築了一道環繞提洛島的城牆以抵禦海盜。
這種保衛海洋主權的做法，令人不禁想起波斯大王曾用武力收複海權。
因此，全國人民将這種失敗大部分歸咎于複辟政府是頗有道理的。
在格拉古、馬略和薩圖甯覆敗之後，此等管理失當的狀态随寡頭政府的複辟而出現，但寡頭政府從未如此暴戾懈怠，也從未如此腐敗兇惡。
可是，當一個政府無法實行統治之時，便不再是個合法的政府，有能力推翻它的人便也有了推翻它的權利。
毫無疑問，無能而殘忍的政府可以長期踐踏國家的幸福與光榮，這雖然非常不幸，但卻是事實。
後來有人有能力或願意用政府自造的可怕武器來對抗它，并從賢人的義憤和大衆的苦難中激起在此等情況下合法的革命。
假如國家命運的博弈可以是一件樂事，或能長期進行下去而不受幹擾，但這卻是一個危險的博弈，賭徒可能會深陷其中。
那麼，如果有人用斧頭将結出這種果實的樹連根拔起，也沒有人會去指責這把斧頭。
對于羅馬寡頭政府，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時候。
本都&mdash亞美尼亞戰争和海盜事件，成為了最可能導緻推翻蘇拉憲法和成立革命軍事獨裁制的因素。
***
[1]埃德薩國的開創，在其本國編年史中列在羅馬紀元620年（即公元前134年），但開國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傳到以後見于此地的阿拉伯王朝阿伯伽羅斯和曼諾斯。
該王朝顯然與提格蘭大王将許多阿拉伯人遷至埃德薩、迦裡羅、迦拉等地有關。
關于此事，普魯塔克也說提格蘭轉移了穹廬阿拉伯人的風俗，使他們遷至距其國較近的地方，以便借他們的力量取得商業利益。
大概這句話的意義是，貝都因人慣于開辟穿過他們境内的路線，在路線上征收定額的過境稅，他們為大王管理通行稅，在幼發拉底河的渡口替他和他們自己征收通行稅。
普林尼稱他們為&ldquo歐斯隆的西阿拉伯人&rdquo，他們必然就是阿夫拉尼烏斯所平定的阿蒙山的阿拉伯人。
[2]有一個争論的問題：這個假的或真的遺囑究竟是出自亞曆山大一世（死于羅馬紀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還是出自亞曆山大二世（死于羅馬紀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人們常斷定其出自前者，不過理由不夠充足。
因為西塞羅未言埃及于羅馬紀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歸于羅馬，而言埃及在該年或之後歸于羅馬。
亞曆山大一世死在國外，亞曆山大二世死在亞曆山大城，有人由此推測，遺囑所稱留推羅的财寶必屬于前者，他們卻忘了亞曆山大二世到埃及才十九天便被弑，那時他的财寶或許還在推羅。
另一方面，亞曆山大二世是拉吉德王家最末的真後裔，這是确定無疑的，因為在羅馬經同樣情形獲得波加蒙、昔蘭尼和比提尼亞時，指定羅馬為繼承者的，永遠是王家最末的子孫。
古代的憲法，至少應用到羅馬屬國的憲法，似乎不絕對給在位君主最後支配其國的權利，隻在缺乏有繼承權的親屬時，他才有這種權力。
遺囑究竟是真是假，我們無從考證，并且不甚重要。
我們沒有認之為僞造的特殊理由。
[3]薩紹就地考察，已證朋提格蘭城在尼西比以西約兩日程的馬丁，不過薩紹所确定的地點卻還有可疑之處。
反之，我們反對他分析盧庫勒斯這次戰役的說法，因為據他所假定的路線，實在談不到渡過底格裡斯河。
[4]西塞羅所指的不是别處，必是埃利邁省一個殷富廟宇，叙利亞和帕提亞國王的寇抄軍照例以這裡為目标，大概這是一個最馳名的廟，他所指的絕不是科馬那廟或任何在本都國的神祠。
[5]舊法律把強盜包括在竊賊之中，這些法規開始造成以強盜為另一種罪的觀念。
[6]這條線長五十一公裡，大約不是由斯奎拉切到皮佐，而是再往北去，約在卡斯特羅維拉裡和卡薩諾間橫斷半島，半島在此地按直線算，寬約四十三公裡。
[7]克拉蘇于羅馬紀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被任命為最高統帥，由&ldquo雪夜&rdquo可知，兩軍在布魯提長城度過羅馬紀元682&mdash683年（即公元前72&mdash前71年）的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