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雖分批調來了大量軍隊，卻無法逼貝洛瓦奇的步兵出戰，也無法阻止對方占據其他陣地以便防禦羅馬大規模沖擊。
而且，在多次與敵方騎兵尤其是康米烏斯率領的騎兵交手中，羅馬騎兵尤其是投誠的凱爾特軍隊損傷慘重。
不幸的是，科雷在一次同羅馬截糧隊的遭遇戰中遇害，此後這裡的抵抗也随之瓦解。
鑒于羅馬人提出的條件尚可接受，貝洛瓦奇部也随之投誠。
随後，拉比努斯又征服了特雷維裡部，接着對偏遠的厄勃隆尼斯部大肆劫掠。
因此，貝爾格同盟最後的抵抗也徹底崩潰。
盧瓦爾河沿岸
沿海各部落仍抱着同盧瓦爾河鄰邦共抗羅馬統治的幻想，叛軍隊伍從安甸（Andian）、卡爾努特和周邊地區出發，在盧瓦爾河下遊集合，将皮克頓部支持羅馬的君主困在了萊蒙努姆（Lemonum，今即普瓦捷［Poitiers］）。
但不久後，便有大軍前來攻伐。
叛黨立即退兵，想要渡過盧瓦爾河限制敵軍，不料卻在半途中遭遇羅馬軍隊阻擊，潰不成軍。
這樣一來，卡爾努特部以及其他反叛的部落和沿海部落都相繼投降。
烏克塞洛頓諾境内
除幾個頭目帶着散兵遊勇在各處繼續抵抗外，其他反抗勢力基本消弭。
盧瓦爾河上的聯軍潰敗後，骁勇善戰的德拉佩斯（Drappes）和韋辛格托裡克斯的忠實戰友盧克特裡烏斯（Lucterius），聚集了一批反抗意願最為堅決的士兵，據守在洛特河（Lot）[22]上堅固的山城烏克塞洛頓諾（Uxellodunum）之中。
盡管經曆了傷亡慘重的激戰，他們仍保持充足的糧食供應。
随後，德拉佩斯被俘，盧克特裡烏斯困在城外，但守城士兵仍全力抵抗羅馬人的進攻。
直到恺撒親自前來督戰，令人開鑿暗渠斷了守軍的供水通道，這一慘烈的攻守大戰才宣告結束。
為了向這些意志堅定、不屈不撓的勇士緻敬，恺撒饒了他們的性命，割下每一士兵的手以示懲戒，之後将他們遣返回家。
恺撒認為，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平定高盧全境的公開反抗行動；康米烏斯仍在阿拉斯一帶同羅馬軍隊展開遊擊戰，直到羅馬紀元702&mdash703即公元前52&mdash前51年冬季，恺撒才同意講和。
即使這個憤怒且疑心重重的首領斷然拒絕前往羅馬營地的請求，恺撒也并未在意。
對于高盧西北部和東北部那些偏遠地帶，恺撒對叛黨的要求也不過是名義上歸順，甚至暫時休戰而已[23]。
平定高盧
這樣一來，經過長達八年的戰争（羅馬紀元696&mdash703即公元前58&mdash前51年），位于萊茵河以西、比利牛斯山以北的高盧區域從此成為了羅馬的屬地。
平定此地尚不滿一年，在羅馬紀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羅馬軍隊便因為意大利内部出現戰亂而向南跨過阿爾卑斯山撤回本國，隻在高盧留下了幾支新兵隊伍。
然而，凱爾特人并未趁機再次掀起反抗運動，即便其他行省都對恺撒公開宣戰，他們仍舊堅持聽命于其征服者。
因此在羅馬事關成敗的幾年中，日耳曼人也不再侵略這塊萊茵河左岸的土地。
在之後的數次危機中，雖然這樣的機會反複出現，高盧再未發生全民族的叛變或者日耳曼族入侵事件。
即使有些地方發生叛亂，例如羅馬紀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貝洛瓦奇部起兵叛亂，但因其規模較小且同意大利糾紛毫無關聯，因而羅馬省長能夠輕易地将其平定。
當然，正如西班牙幾百年的平靜，這種平靜也有相應的代價，即對于那些距離最遠、民族意識最強的地方，如布列塔尼、斯海爾德河一帶和比利牛斯山區域，隻能暫時容忍它們以各種方式脫離羅馬的統治。
恺撒當時因為更加緊急的事情無暇顧及，因此處理凱爾特問題時顯得有些草草了事，并不全面。
但單就驅逐日耳曼軍隊和平定凱爾特叛黨而言，他的安排顯然經受住了考驗。
羅馬稅收政策
在行政管理方面，納博省長仍将最近征得的區域劃在納博省内，直到恺撒于羅馬紀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離職，這些地方才劃分為兩個省，一為高盧，二為貝爾格。
因已被羅馬人征服，各個部落都喪失了政治獨立性，需定期向羅馬納貢。
但跟貴族和富豪用以牟利的納貢制度不同，他們仿照西班牙的制度，給每一部落指定固定貢額，具體征收方式由他們自己決定。
這樣一來，高盧每年有四千萬賽斯特資金流入到羅馬國庫，而羅馬政府則主動承擔了萊茵河畔的防禦費用。
此外，戰争中儲存在神廟和暗室的大批黃金也相繼湧入羅馬，恺撒将這些黃金慷慨地播撒在羅馬全境，又再一次性地大量抛入金融市場，導緻黃金對白銀的比率猛跌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
由此可見，高盧因這次戰争遭受了巨大損失。
沿用現行制度
征服過後，昔日的部落組織、世襲君長或封建寡頭等政治團體仍舊存在，即使是小部落依附大部落的藩屬制度也未廢除，但既然其政治獨立性已喪，所有制度也就失去了實際效力。
恺撒的目的正是利用封建制度和霸權的沖突争端，借此支持那些擁護異族統治的人當權，以此進一步加強羅馬的統治。
恺撒欲傾盡全力在高盧成立一個羅馬黨派，為此他向投奔來的手下獎勵大量金錢和田産，甚至憑借他個人的影響，為他們在元老院或各自部落的一級辦事處謀得一官半職。
那些具有強大可靠羅馬黨的部落，例如雷米部、林貢斯部和埃杜維部等都備受優待，組成了自由的民社組織，即所謂的同盟制度。
并且由于霸權調整，他們因此占據了優勢地位。
至于凱爾特宗教及其祭司，恺撒從一開始就非常寬容，後來羅馬當局對德魯伊教（Druidical）采取的極端措施在當時根本毫無蹤迹。
除此之外，大概還有一事與此相關，即往後的不列颠戰争往往帶着宗教戰争的色彩，而高盧戰争卻非如此。
國家引進羅馬化進程
對于被征服的民族，恺撒做了盡可能的體諒，無論是民族、政治還是宗教制度，隻要不同羅馬的屬國地位相沖突，恺撒都予以保留。
這樣的做法并不是放棄了高盧的羅馬化，而是要以寬大的方式将其實現，畢竟前者是他征服此地的基本計劃。
此前的一些形勢已使大部分高盧南部實現了羅馬化，但若想在北部同樣實現有些不太現實。
憑着熟練老道的政治手腕，他自上而下地促進這一進程的自然發展，盡可能地縮短招緻痛苦的過渡時期。
他曾幫助數名凱爾特貴族獲得羅馬公民身份，甚至将數人推上了羅馬元老的席位，除此之外，他還制定了以下措施：一是規定在高盧部落裡以拉丁語取代土著語為官話，同時增加了某些限制；二是以羅馬币制取代本地币制，而羅馬當局保留金币和第納爾币的鑄造權，至于小額貨币的鑄造權則交給各部落，但後者的流通僅限于部落境内，其标準也要遵守羅馬規定。
從此以後，盧瓦爾河同塞納河兩岸的居民都照令使用一種雜亂不堪的拉丁語[24]。
這種不倫不類的語言盡管惹人發笑，相較于純正的拉丁語卻有着更好的發展前景。
日後高盧的部落組織若類似于意大利的城邦組織，其部落首領和部落會議的地位又高于凱爾特原有組織的話，那麼這種轉變可能就是恺撒的功勞了。
從軍事和政治角度來看，羅馬人應該在阿爾卑斯山外建立一系列殖民地，充當新政權的支撐點和新文明的出發點，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似乎隻有這位繼承了蓋烏斯·格拉古和馬略遺慧的政治家了。
如果恺撒隻是将自己手中凱爾特或日耳曼的騎兵安置在諾維奧杜努姆，将波伊人安置在埃杜維境内&mdash&mdash在對韋辛格托裡克斯的戰争中，埃杜維已經盡了其作為羅馬殖民地的義務&mdash&mdash那麼可能的原因隻是按照日後的計劃，他不能讓手下的兵團就此解散。
有關此事，下文将就他以後數年對舊羅馬省的作為展開叙述。
他無法将這些制度在最近平定的區域内施行，其原因大概就是因為缺少時間吧。
凱爾特民族的災難 凱爾特人和愛爾蘭人的民族特性
凱爾特民族大勢已去，恺撒一手葬送了其政治文明，整個民族也正走向滅亡。
對于有發展潛力的民族，命運有時尚會施以無妄之災，但對凱爾特人而言，卻是自作孽不可活，這也是曆史的必然。
僅僅從最近戰争的經過來看，不論是通觀全局還是觀察細節，都已經不言而喻。
羅馬人即将建立統治地位時，隻有寥寥地方勢力奮起反抗，而且這些地方大都屬于日耳曼人或混血日耳曼人的領地。
羅馬人統治之後，他們也曾嘗試擺脫，但其行動不是太過魯莽，就是過分依靠少數有名的貴族，所以諸如杜提奧馬爾烏斯、卡姆羅格努斯、韋辛格托裡克斯或科雷之類的人物一旦陣亡或被俘，起事便宣告失敗。
其他地域的民族戰争都會在攻城戰和遊擊戰中淋漓盡緻地展現出一個民族的道德力，而在凱爾特人的反抗中，此類戰鬥卻少得可憐。
羅馬人中少有并不蔑視所謂野蠻民族的人，其中一人說道：凱爾特人靠着蠻勇挑逗未來的危險，可危險一旦來臨時，他們卻退縮了。
這句話雖有些刻薄，但凱爾特人史書上的每一頁都在無可辯駁地證明這一點。
在浩浩蕩蕩的曆史漩渦裡，一切缺乏鋼鐵般堅韌品質的民族都會遭到無情的毀滅，凱爾特人這種民族斷然不可能繼續存在。
凱爾特人同羅馬人的關系，正如他們的同族愛爾蘭人同薩克遜人的關系&mdash&mdash它們注定被更為先進的政治文明所吞并，并成為其未來發展的催化劑。
在我們同這個民族告别之前，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我們今天在愛爾蘭人身上看到的獨一無二的民族特性，在古人所述的盧瓦爾河與塞納河上的凱爾特人身上同樣可見。
所有的特點都有着驚人的相似：懶于耕種、酷愛酗酒鬧事和張揚荒誕&mdash&mdash我們仍然記得日爾戈維亞之戰勝利後，挂在阿維爾尼聖林的刀，據說是恺撒之物，他在聖地參觀之後莞爾一笑，下令禁止觸動神聖産業；他們在言談中全都是比喻和誇張，帶着暗諷和離奇的口吻；他們有讓人大笑的诙諧&mdash&mdash其中有個絕妙的例子，即一人當衆演說時，若另外一個人插嘴，那麼依照凱爾特法令，應該将這個擾亂治安者的衣服割開一個醒目的大洞；他們喜愛歌功頌德，具備演說家和詩人的天賦；他們滿懷好奇心&mdash&mdash商販若是不先将自己已知或未知的新聞在大街上公開講述一番，便不能順利通過&mdash&mdash和愚蠢輕信，衆人依這種傳說行事，徒增混亂，于是秩序較好的部落嚴禁旅客将未經證實的消息告知官吏以外的人；他們有着幼稚的虔誠，以祭祀為父，一切都要事先請教；他們有着誠摯的民族榮譽感，一國之内密切團結，能像一家人般對抗外族；他們傾向于在一時雄起的首領帶頭下起事造反，卻不能将勝不驕敗不餒的真勇氣保持到最後，辨不出何時靜候何時發難的正确時機，無論是任何組織、軍事或政治上的紀律都無法遵守，甚至是無法容忍。
無論何時何地，凱爾特民族總是懶惰卻富有詩意，怯懦卻又熱烈，好奇輕信，和藹聰明，但從政治觀點來看，确實是個不折不扣的&ldquo無用民族&rdquo，因此它無論如何也逃不出滅亡的宿命。
羅馬發展的開端
但這次戰争最重要的結果并不是一個大的民族亡于恺撒的武力之下，其積極的影響遠大于消極影響。
毋庸置疑，如果元老院政治能再堅持幾代之久，所謂的民族大遷徙必能提早四百年，在意大利文明尚未移植到高盧、多瑙河或非洲和西班牙之時，就展開其進程。
恺撒，這位誕生于羅馬的偉人可謂文武兼備，依靠雄謀大略斷言日耳曼各部落必将是羅馬、希臘世界的大敵。
于是，他以強硬的手腕制定了以攻為守的新東方戰略，憑借河流和人造城牆堡壘保衛帝國的邊境，又在邊境一帶最近的野蠻部落開展殖民活動，以期防禦更遠的部落。
他從敵國招募士兵補充羅馬的兵力，這一切都為羅馬和希臘文化争取了一段必要的時間，使得教化西方同之前教化東方一樣變成了可能。
常人能夠立即預見自己行為的結果，天才人士所播的種子卻會慢慢地發芽生長。
幾個世紀之後，人們才知道亞曆山大不僅在東方建了一個昙花一現的國家，而且把希臘文化傳播到了亞細亞；又過了幾個世紀，世人才曉得恺撒不僅為羅馬人攻克了一個新省，而且更為西方各地的羅馬化奠定了基礎。
從軍事上來看，遠征英吉利和日耳曼的行為看起來相當魯莽，并且一無所獲，但直到很久以後，人們才意識到其深遠的意義。
無數民族的存在和狀況已經不為人知，隻能依賴于水手和商人真假參半的傳聞，才得以在希臘羅馬世界傳播。
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一個羅馬人寫道：&ldquo每一天信件和消息接連從高盧傳來，報告我們素來不合的民族、部落和區域的名稱。
&rdquo曆史的範圍因為恺撒遠征外阿爾卑斯山而擴大，這在世界史上同發現美洲新大陸一樣重要。
除地中海狹窄地帶之外，我們又發現了中歐和北歐的民族，波羅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居民；在舊世界外，我們又增添了新的世界，兩者從此相互影響。
後來哥特人狄奧多裡克（Theodoric）成功達成的事情，阿裡奧維斯圖斯也早已達成。
如果那樣，我們的文明與羅馬、希臘文明的關系，定不會比印度和亞述（Assyrian）文明的關系更為密切。
希臘、羅馬過去的光榮，之所以能過渡為近代史上更成熟壯麗的結構，西歐能夠實現羅馬化，日耳曼能夠實現古典化，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西庇阿等人能帶來不同于阿蘇卡（Asoka）和薩爾瑪納撒（Salmanassar）的聲音，荷馬和索福克勒斯不僅能像吠陀（Vedas）和迦梨陀娑（Kalidasa）那般受到文學家的青睐，而且寫就了家喻戶曉的作品，這一切都是恺撒的功勞。
他的偉大前輩亞曆山大在東方創立的基業，在經曆了中世紀的風波後，差不多毀于一旦；而恺撒的功業，雖曆經千年考驗而猶存，盡管人類的宗教和組織大變，甚至是文明的中心也發生了轉移，但他的功績卻稱得上是永存于世。
多瑙河畔的國家
要詳細叙述當時羅馬與北方民族的關系，我們還要看一看意大利和希臘兩個半島以北從萊茵河源頭到黑海一帶的地方。
當然，曆史或許從未記載到當時那裡曾發生的各族大亂，即使時而提及這個區域，也隻能說是漆黑中閃出的一線微光，隻會讓人更加疑惑。
但指出各國史籍資料的殘缺不足，是曆史學家的義務，他們不能在贊揚恺撒宏偉防禦計劃的同時，又避諱元老院所派将軍為保護邊境而在此做出的拙劣布置。
阿爾卑斯山上的民族
意大利東北部仍然受到阿爾卑斯山上部落侵犯的威脅。
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羅馬在阿奎萊亞布下重兵，而阿爾卑斯南側的高盧省長盧奇烏斯·阿弗拉涅烏斯舉行了凱旋慶祝儀式，由此看見，這段時間内肯定發生過遠征阿爾卑斯的行動；不久之後，羅馬人同諾裡庫姆族（Noricans）一位君長的聯系更加密切，或許正是因為此事。
但到了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阿爾卑斯北邊的叛變導緻恺撒不得不調動所有駐紮在上意大利的軍隊，這也導緻阿爾卑斯蠻族突襲了繁盛的城市特吉斯德（Tergeste）。
由此可見，日後意大利在這一區域也将面臨大患。
伊利裡亞
那些占據伊利裡亞沿海區域的騷亂民族，不厭其煩地騷擾其羅馬主人。
達爾馬提亞人早已發展為此處最大的民族，如今又有鄰族加入，實力大增，其市鎮也由二十個猛增到八十個。
他們從利本尼亞人（Liburnians）手中奪取了波莫納城（距離凱卡河［Kerka］不遠），反複交涉後不肯交還，恺撒便在法爾薩莉亞（Pharsalia）一戰以後派兵對其發起進攻。
但此後羅馬兵敗，因此，達爾馬提亞一時成為了反恺撒黨的大本營，其居民同龐培黨和海盜聯合起來，在水陸兩方面對抗恺撒的一衆将領。
馬其頓王國
最後，馬其頓、伊庇魯斯（Epirus）和希臘荒涼破敗的程度，比羅馬帝國其他部分更加嚴重。
迪爾拉奇烏姆（Dyrrhachium）、塞薩洛尼卡（Thessalonica）和拜占庭（Byzantium）雖仍有些許商業往來，雅典的名氣和哲學學派仍吸引着旅行家和各路學子，但綜合而言，希臘昔日人口衆多的城市和人山人海的港口，現在都如同墓地般死寂。
即便希臘人能夠保持克制，馬其頓崎岖山地中的居民仍舊不斷地劫掠和争鬥，例如大約在羅馬紀元697&mdash698年即公元前57&mdash前56年，阿格雷人（Agraeans）和多羅皮人（Dolopians）侵襲埃托利亞城，到了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住在德林（Drin）河谷的庇魯斯人（Pirustae）洗劫了伊利裡亞南部。
一時之間，四面鄰居争相起而效之。
在羅馬紀元676&mdash683年即公元前78&mdash前71年的八年戰争中，雖然北面的達爾達尼人（Dardani）和東面的色雷斯人早已被羅馬人擊敗，但色雷斯最強大的君主科提斯（Cotys）還是進入了羅馬藩屬君長的行列，開始統治過去的奧德裡西亞王國（Odrysian）。
然而，這一區域仍舊受到來自北面和東面的侵擾。
省長蓋烏斯·安東尼曾進攻達爾達尼族以及住在今名為多布魯恰（Dobrudscha）的多個部落，皆遭到激烈反抗，後者在多瑙河左岸巴斯塔奈人（Bastarnae）的幫助下，于伊斯特羅波利斯（Istropolis，今伊斯特［Istere］，距庫斯坦基［Kustendji］不遠）打敗羅馬人（羅馬紀元692&mdash693年即公元前62&mdash前61年），隻有蓋烏斯·奧克塔維烏斯（GaiusOctavius，又稱屋大維）在對培西人（Bessi）和色雷斯人的鬥争中稍占上風（羅馬紀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
反之，馬庫斯·皮索掌權時（羅馬紀元697&mdash698年即公元前57&mdash前56年），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這一點并不奇怪，因為他不論對敵對友，一切皆向錢看齊。
所以，在他擔任省長時，色雷斯的登底勒特部（Dentheletae，在斯特律蒙河［Strymon］畔）在馬其頓大肆橫行搶掠，甚至将自己的哨兵安排在從迪爾拉奇烏姆到塞薩洛尼卡的羅馬軍事大道上。
見本省的羅馬軍隊似乎隻是在那裡坐山觀虎鬥，任由這群劫匪荼毒羅馬人友好和平的藩屬，塞薩洛尼卡的人民遂準備自行抵抗他們的圍攻。
新達契亞王國
這種攻勢當然無法危害羅馬的統治，并且後者對于接連發生的恥辱早已麻木。
但正是這一時期前後，有個民族開始在多瑙河外達契亞（Dacian）大草原上實現了政治的統一，其未來的曆史地位與培西人和登底勒特人不同。
達契亞人又稱為蓋塔人（Getae），其族中有一個名為紮爾默克西斯（Zalmoxis）的聖人同君主共理政務。
此人遠遊異域，考察各種神祇的道行和靈迹，熟悉埃及祭祀和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知識和智慧，之後回到族中，一生隐居在&ldquo聖山&rdquo一個壁室中虔誠修道。
平時，他隻同國王和大臣相見，在處理重大事務時，他會向國王傳達神谕，然後由國王下達給人民。
最初，族内的人視他為聯絡神靈的祭司，直至後來将其歸為摩西（Moses）和亞倫（Aaron）一類的神。
人們認為天主讓亞倫為先知上師，摩西為先知神，由此誕生了一項曆史悠久的制度&mdash&mdash國王必須有這樣一個神靈在旁，由他之口傳達命令。
這種特殊制度，以神治輔助那看似毫無限制的王權，因此，蓋塔國王同臣民的關系，大概跟哈裡發（caliphs）與阿拉伯人的關系相近。
大約同一時期，蓋塔國王布雷比斯塔斯（Burebistas）和神德铿（Dekaeneos）在宗教和政治上完成了驚人的改革，正是上述制度的結果。
該民族原本十分嗜酒，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相當堕落腐化，如今在提倡節酒和尚武的新福音下，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新生；軍隊有了清教徒般的嚴明紀律，并且士氣高漲，布雷比斯塔斯很快借此在數年内便建設出一個強大的國家，占領了多瑙河兩岸，往南深入色雷斯、伊利裡亞和諾裡庫姆（Noricum）。
該國同羅馬人并沒有直接接觸，這個同早期伊斯蘭教頗為相似的國家将會走向何方，無人知曉；但是那些沒有先知能力卻妄然預言的人，就像安東尼和皮索這類執政官一樣，不配同衆神争鋒。
***
[1]例如在沃克努斯部的維松（Vaison），發現一個用普通希臘字母撰寫的凱爾特銘文，其中最後一個字意謂&ldquo神聖&rdquo。
[2]泰晤士河兩岸的英倫部落均借用貝爾格部落的名稱，可見貝爾格當地的凱爾特人遷居不列颠一事，前後持續時間頗久。
例如阿特雷巴特部、貝爾格部，甚至不列颠部（Britanner），&ldquo不列颠&rdquo一詞的由來，大概最初是将住在亞眠下遊索姆河（Somme）上的不列頓部（Britonen）名稱移用到某一個英倫部落，而後推廣到全島得來。
英倫的金币也源自貝爾格部，并且最初與貝爾格金币一模一樣。
[3]貝爾格各部落若不包括雷莫部在内，即塞納河與斯海爾德河之間，東至雷穆和安德納赫（Andernach）的地方，共約十一萬至十二萬平方公裡，約計第一期征兵可出三十萬；因此，如果我們把貝洛瓦奇部第一征兵與全體能戰男子的已知比率認為處處可用，則貝爾格部能戰的人數必達五十萬，因而全部人口至少達二百萬。
在遷徙以前，赫爾維蒂部及其屬下各族共計三十三萬六千人，若我們假定他們當時已被逐出萊茵河右岸，他們的領土面積約計一萬六千五百平方公裡。
由于不了解凱爾特的奴隸制度，所以農奴是否計算在内，我們無法斷定。
依據恺撒叙述奧格托裡克斯（Orgetorix）的奴隸、門客和債務人的言論，他們似乎已被納入其中。
再者，遠古時期的曆史特别缺乏具體的統計數據，這種用推測補其缺漏的辦法，我們自當慎重篩選，聰朋的讀者應當不被它們誤導，也不因此而不予考慮。
[4]瓦羅書中曾記錄下斯克法（Scorfa）所言：&ldquo在阿爾卑斯山北邊萊茵河畔的内陸地帶，我還任統帥時，走過一些地方，既不見葡萄樹，也不見橄榄樹，又不見果樹，他們用掘出的白垩土給土地施肥，他們既無岩鹽，也無海鹽，隻把某種木料燒成堿灰，用以代鹽。
&rdquo這話所描寫的大概是恺撒以前舊省東境阿洛布羅基領土的情形，之後普林尼又詳細記錄了高盧的不列颠人是如何用泥灰石增加土壤肥力的。
[5]&ldquo高盧的牛在意大利十分出名，它們特别擅長田間耕作，而利古裡亞的牛則毫無用處。
&rdquo（瓦羅）固然，這裡所謂的高盧僅指阿爾卑斯山以北的高盧地區，但該地的畜牧業必然起源于凱爾特時代，由普勞圖斯所說的&ldquo高盧馬&rdquo（Gallicicanterii）可知。
&ldquo不是每一種族都擅長放牧，如巴斯圖爾人（Bastuler，生活在安達盧西亞［Andalusien］）和特杜爾人（Turduler，也生活在安達盧西亞）則均不擅長此事。
凱爾特人最長于此，尤指可騎的牲口和負重的牲口（iumenta）。
&rdquo（瓦羅）
[6]我們所以得此結論，是因此商船名為&ldquo圓&rdquo船，以别于名為&ldquo長&rdquo船的戰船，同樣還有劃槳船與商船之别，又因為商船船員不多，至多不過二百人，而一隻普通的三層槳船所用的槳手有一百七十人。
[7]早在羅馬紀元第六世紀，波河流域的凱爾特人便開始使用這一詞語，因此恩尼烏斯已知此詞。
在那樣早的時候，此詞隻能由該處傳給意大利人，然而此詞不隻是凱爾特文，而且是德文，為德文Amt一詞的語根；甚至家兵制本身，也是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所共有。
為考證此詞，我們需考證該制度究竟由日耳曼人傳到凱爾特人，還是由凱爾特人傳到日耳曼人，這是史學上的重要事情。
若我們如往常所想，此詞本系德文，原來的意義是作戰時立在主人背後（and等于&ldquo對&rdquo，bak等于&ldquo背&rdquo）的奴仆，便與此詞極早為凱爾特所知并不完全矛盾。
由一切類似的現象看來，養家兵之權不可能一開始便屬于凱爾特貴族，而是從古時君主制和自由民的平等對抗中漸漸發展而來。
若這樣看來，凱爾特家兵制并非誕生于本土，也并非由來已久，而是較晚的制度。
那麼，鑒于凱爾特人與日耳曼人幾百年來已有的關系（詳見下文），凱爾特人在意大利不可能像在高盧那般大量雇用日耳曼人作武裝奴仆。
若其成立，則所謂&ldquo瑞士親兵&rdquo（Schweizer）必早于人們想法幾千年。
羅馬人或許仿凱爾特人稱日耳曼民族為Germani，如果Germani一詞真是源于凱爾特語，這顯然符合上述說法。
當然，如果ambacti一詞能由凱爾特語根得到滿意的解釋，以上那些假定便值得懷疑；即如崔斯（Zeuss）探求此詞的來源，以為ambi等于&ldquo周圍&rdquo，ag等于agere，意指&ldquo周圍行動的人&rdquo或&ldquo左右聽差的人&rdquo，所以判定該詞指的就是下人、奴仆，不過他還不敢确定。
至于此詞同時是一個凱爾特人名，或許與坎布爾語（cambrisch）中的amaeth（小農人、苦力）也有某種聯系，但這些都不能用來決定以上兩種說法的是非。
[8]源于凱爾特語的guerg（工作者）和breth（裁判）。
[9]由維欽拖利被控叛逆罪一事，可見這種聯軍元帥對軍隊方面所處的地位。
[10]恺撒所謂的&ldquo斯維比人&rdquo大概就指卡蒂人；但此名确屬于恺撒時代，甚至很久以後，此名也屬于日耳曼任何其他堪稱為經常遊徙的部族。
所以梅拉（Mela）和普林尼書中的&ldquo斯維比王&rdquo雖一定是指阿裡奧維斯圖斯，我們卻絕不能因此斷定阿裡奧維斯圖斯是卡蒂人，馬科曼尼人自為一族，在馬波德（Marbod）以前無從考證；很可能到當時為止，Marcomanen一字也不過是其字源上的意義，即國防軍或邊防軍。
恺撒把馬科曼尼人列在參加阿裡奧維斯圖斯軍隊的民族中，又曾在&ldquo斯維比人&rdquo一字上誤解了一個普通名詞，在這裡或許也是如此。
[11]據恺撒所說，阿裡奧維斯圖斯于羅馬紀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來到高盧；而據恺撒和西塞羅之說，阿德瑪格托布力甲（Admagetobriga，此地的真名，現在根據一個假銘文常稱為Magetobriga）之戰發生于羅馬紀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
[12]在信劄中，像西塞羅那樣著名的元老竟用輕薄口吻談論阿爾卑斯山北邊的大事，我們若能好好體會那種口吻，便不至于認為此事為不足信，或許能夠在不朋政治和苟且偷安以外加以更深刻的解讀。
[13]這日期系按未修正的曆法。
通用的更正日期在這裡沒有充分可靠的資料為根據，但按這種修正，此日相當于儒略曆（JulianischeKalender）的四月十六日。
[14]JuliaEquestris，後面的稱号可視為與恺撒其他殖民地的稱号，與Sextanorum，Decimanorum等同類。
恺撒部下的凱爾特或者日耳曼騎兵既能得到羅馬或至少拉丁的公民權，同時還能分得土地。
[15]格雷（Goler）以為這次戰場在距穆爾豪森不遠的塞爾奈（Cernay），這與拿破侖所稱的貝爾福特（Belfort）戰場大緻相符。
這臆說雖非定論，卻适合當時的情勢。
由貝桑松到那裡路程不遠，恺撒竟用了七天才走到，他自己解釋道，是為避開山路繞道了七十五公裡；又這次的追擊直到萊茵河才停止，并且顯然結束在交戰的那天而非經過數日。
據這段叙述，鑒于古書對這事不置可否，我們斷然贊成戰場距萊茵河五羅馬裡而非五十羅馬裡的意見。
呂斯圖（Rustow）誤解了此事，因此提議把戰場改在薩爾河（Saar）上遊。
恺撒所望的塞昆部、洛伊克部和林貢斯部的糧食，并非要在進攻阿裡奧維斯圖斯的路上送到羅馬軍中，而是要在他們出發以前送到貝桑松，而後由軍隊自己攜帶；試看恺撒一面指着這些糧饷給部隊看，一面又以途中可收得糧食安慰他們，這種情形便十分朋白。
恺撒通過貝桑松控制朗格和埃皮納勒（Epinal）一帶，其所處地區已無力再供糧饷，我們可以預見，他甯願就地征發軍需，而不願取之于他所來的地方。
[16]關于日耳曼的這些居留地，這似乎是最簡單的臆說，阿裡奧維斯圖斯把這些民族安置在萊茵河中遊河畔，這是可能的，因為他們突然加入了他的軍隊作戰，以前從未出現過；恺撒保留了他們的居留地，這也是可能的，因為他向阿裡奧維斯圖斯聲朋願容忍那已居高盧的日耳曼人，而之後我們在這裡還發現了他們生活的蹤迹。
至于有關日耳曼人的這些居留地在戰後有何規定，恺撒未曾提及，因為他有意地對他在高盧所做的組織事宜一概不談。
[17]恺撒到不列颠的行程系由加來（Calais）與布洛涅（Boulogne）之間的沿海港埠渡到肯特（Kent）的海岸，有這事的性質和恺撒的朋言為證。
人們常想把地點決定得更為精密，但無成效。
一切見于記載的隻是：第一次航行時，步兵在一個港埠登船，騎兵在其東相距八羅馬裡的港埠登船；第二次航行時，恺撒于上述兩埠中擇一最方便的為登船之所，這就是以後不再提起的伊提港（PortusItias），此處距不列颠海岸三十或四十羅馬裡。
恺撒說他選擇一條&ldquo最短的渡海路線&rdquo，我們由這句話，固然可以斷定他渡過的不是英吉利海峽而是加來海峽，但他渡加來海峽是否循着數學上最短的路線，卻不能斷定。
要用這些論據&mdash&mdash其中最後也因為各家數據不同而基本不用&mdash&mdash來決定地點，非本地絕對熟悉環境的地理學家不能完成；但衆多可能性中最可取的或是下列意見：伊提港在格裡諾角（CapGrisNez）以西昂布勒特斯（Ambleteuse）附近，騎兵登船處在同一地岬以東埃加勒（Ecale即維桑［Wissant］）附近，登陸之處在多維（Dover）以東沃爾默堡（Walmercastle）附近。
[18]由于薩賓努斯早年的功績，曆史上對兩人的記載總是薩賓努斯更占優勢，而從此次敗仗的叙述，我們可以推知科塔雖與薩賓努斯同為軍使而非副将，卻是一位年紀較輕、威望較小的将領，大概曾奉命遇有意見不合時須對薩賓努斯讓步。
再者，我們絕不能設想恺撒會命兩個權力相當的将官共同主持一座兵營的工作，卻完全不預防兩人意見的不合。
與萊茵河橋的那十二隊兵馬相似，這五隊兵馬不屬于同一兵團，似乎是由全軍的機動部隊組成，被調來增援這座距日耳曼最近的營壘。
[19]當然，隻有在攻擊武器的用途隻以劈刺為主的時代，這才可行。
拿破侖說得好，在現代戰事裡，這種方法已不适用，因為我們的武器既由遠處奏效，展開的陣勢自然更優于密集的陣勢，在恺撒時，情形正與此相反。
[20]人們常在阿維爾尼首都尼米圖姆（Nemetum即克萊蒙Clermont）以南一小時路程至今仍名日爾戈（Gergoie）的一片高地上尋求此地；在這裡不僅挖掘到除了粗陋寨垣的遺址，還找到了與這地名相關的源自羅馬第十世紀的文獻，足見這地點選擇得很正确，毋庸置疑。
再者，這地點既符合恺撒别的叙述，又表朋他在指定日爾戈維亞為阿維爾尼部首都時的深謀遠慮。
因此我們假定，阿維爾尼人兵敗以後，不得不由日爾戈維亞遷都至堅不可摧強固的鄰城尼米圖姆。
[21]近來有個讨論不休的問題，即阿萊西亞是否與阿萊斯（Alaise，在杜省［Doubs］貝桑松以南二十五公裡）是同一個地方，而所有朋智的學者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這一點很正确。
[22]人們常常以為此地在距菲雅克（Figeac）不遠的卡普德納克（Capdenac），格勒最近宣稱，過去有人提出它在卡奧爾（Cahors）以西的呂澤什（Luzech），他對此表示贊成。
[23]當然我們可以想象，這事恺撒雖未自行記載，但薩路斯特以恺撒同黨的身份著書，卻給我們提供了一條不難理解的暗示。
此外，錢币又給我們提供了另一條線索。
[24]在勒梭維部（Lexovier，今利雪［Lisieux］）所在地，即卡爾瓦多斯的維戈布雷特（Vergobret），發現了一段印制在一枚半錢币上的銘文。
雖然這些錢币的字迹往往難以辨認，印模質量十分惡劣，但依稀可見其與當時的拉丁語極為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