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的事情，他們便向執政者的手下使壞。
因此，伽比尼烏斯申請舉辦感恩節遭到拒絕（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皮索被所管轄的省份召回，保民官加圖制止了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選舉，直至共和派執政官馬爾凱利烏斯卸任。
西塞羅盡管之前在執政者面前假意奉承，也發行了一本惡毒的無聊小冊子抨擊恺撒的嶽父。
然而，元老院多數派的反抗意願傾向，以及少數派那些無效的抗議行為，都表明了一個事實，即權力已經由元老院轉移到執政者手中，正如之前權力由公民轉移到元老院手上一樣，元老院實際上成為執政者用來吸收反君主分子的政治會議了。
下台政府的黨羽抱怨道：&ldquo除那三個人以外，任何人都沒有價值。
執政者們無所不能，他們務必讓所有人明白這一點。
整個元老院全都變了，人人對執政者惟命是從。
我們這代人臨死前是見不到時局改變了。
&rdquo事實上，他們身處的時代早已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制了。
選舉中的持續對立
但若是國家的領導權受到執政者的絕對支配，也依舊有另外一個易守難攻的政治領域，它同政府有所區别&mdash&mdash那就是日常官職的任免和陪審法庭。
顯而易見的是，陪審法庭并不直屬于政治，卻也處處受到主宰國政精神的制約，在羅馬城尤其如此。
當然，官員的選舉應屬于國政本身，但在這一時期内，國家的實際治理者往往是特任官員或者無爵位之人，再加上如果職位最高的日常官員屬于反君主陣營，那麼他們都無法影響國家的機構，所以也就逐漸淪為傀儡&mdash&mdash即便是其中最有反抗精神的人也無奈地自稱廢物，這也是事實。
因此，所謂的選舉也就成了純粹的示威。
就這樣，盡管反對黨失去了原來的戰略位置，卻仍然能在選舉和訴訟上繼續反抗。
執政者為了取勝，自然也是竭盡全力。
在選舉方面，他們已經在盧卡商定了次年官員的候選名單，又想方設法地讓這些人成功當選，大部分金錢也花在了策劃選舉這一項上。
為了去羅馬城投票，恺撒和龐培的軍隊每年都會有大批的士兵請假。
為親自指導和監視選舉，恺撒就經常到上意大利最靠近首都的地方。
然而，效果卻并不如人意。
雖然，龐培和克拉蘇按照盧卡協定成功當選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執政官，反對黨的候選人也隻有盧奇烏斯·多米提烏斯挺到了最後，且最後出局，但這也是公然動武後的結果，其造成的不利影響很多，加圖受傷隻是其一。
待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再次選舉執政官時，無論執政者們花費多大的努力，仍然沒能阻止多米提烏斯當選，而且加圖也成功當選副執政官。
去年這個時候，恺撒的手下瓦提尼烏斯擠掉了加圖當選該職，一度震驚國人。
到了羅馬紀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官員選舉時，反對黨将執政者手下蠅營狗苟的選舉活動揭示得明明白白，導緻後者招緻國人的批評，無奈之下隻得放棄。
追究執政者在選舉中慘敗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陳舊腐敗的機構難以管理，投票過程常有意外發生，中等階級也心有不滿，衆人常懷各自的私心，導緻黨派之間發生奇怪的沖突，但這些并不是主要原因。
貴族階級分為許多群體，當時的選舉也掌握在這些人手中；他們将賄賂制度搞得規模宏大，組織嚴密。
因此，在元老院中有支持者的貴族也就控制了選舉；但盡管他們在元老院中勉強退讓，暗地裡卻毫無顧忌地搞各種針對執政者的活動。
因此，當克拉蘇在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當選執政官時，建議公民大會核準一項嚴懲群體私下操縱選舉的活動，但貴族在這方面的勢力并未因此受損，以後幾年的選舉就是明證。
陪審法庭中的争鬥
陪審法庭同樣也使得執政者大為頭痛。
按照當時的組織，雖然元老院的貴族在其中也有勢力，但是決定權卻為中等階級所把持。
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龐培建議施行一項新的法令，即提高陪審人的财産資格。
由此可見，中等階級正是反抗執政者的主要力量，大資本家則更加溫馴，在陪審法庭同樣如此。
然而，共和黨尚未失去在此處的影響，他們不厭其煩地提出各種政治彈劾案，對象雖然不是執政者本人，卻也是其手下重要的人物。
起訴任務依然屬于元老院的那些年輕人，他們比同階級的老年人更加熱衷于共和事業，更有才能，也敢于以大膽地攻擊他人為樂，因此這種訴訟場面相當活躍。
當然，法庭并不自由；如果執政者較起真兒來，法庭也得跟元老院一樣，不得不做出讓步。
恺撒的心腹之中，最勇猛最放肆的就數瓦提尼烏斯了，反對黨口中謾罵不休的最痛恨之仇敵也正是他，可他的主人恺撒一下令，他便能安然無恙地逃脫一切指控。
但是諸如蓋烏斯·利奇尼烏斯·卡爾烏斯（GaiusLiciniusCalvus）和蓋烏斯·阿西尼烏斯·波利奧（GaiusAsiniusPollio）之類的人物，他們知道如何借助睿智的雄辯和尖刻的諷刺攻擊對手，即便他們彈劾失敗，也能讓對手碰一頭灰。
當然，他們也有成功的時候，不過對手往往是低級人物罷了。
但是也有例外，前執政官伽比尼烏斯作為當權者手下的地位最高、最招人恨的黨羽，就是這樣被人推翻的。
對于伽比尼烏斯就海盜戰事指揮權提出的法案，以及他在叙利亞任省長時對元老院的藐視，對貴族黨而言完全不可饒恕。
同時，他又在任内為了保護省民的利益而公然反抗資本家，到任後移交權力給克拉蘇時又處處作梗，所以貴族群體和大資本家對其可謂是深惡痛絕，甚至連同克拉蘇也一起恨上了。
對于這些敵人，他唯一的靠山就是龐培，後者本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維護自己最忠實最有膽有才的部下，但是他并不懂得像恺撒那樣運用權力維護自己的手下。
所以，到了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陪審人員将伽比尼烏斯以貪污罪驅逐出境。
因此，總的來看，在人民選舉和陪審法庭範圍内，執政者全面受挫。
控制這些地方的勢力難以捉摸，同其他政治機關相比，也就更加難以威脅和買通。
在人民選舉中，對于那些秘密結成團夥的利益集團，掌權者即便是通過各種手段奪取他們的政權，也難以将其消滅；他們活動時隐藏得越深，也就越難以加以控制。
在陪審法庭上，掌權者又遇到了中等階級對于專權君政的憎惡，而且根本沒有辦法加以消弭。
在這兩個地方，他們都遭遇了連續的失敗。
雖然反對黨的選舉勝利隻能起到示威的作用，畢竟執政者能利用各種方法撤掉那些反對自己的官員，但反對黨能夠利用刑事判決剪除他們的得力羽翼。
在當時的情形下，執政者既不能廢除人民選舉和陪審法庭，也不能将其控制在手中。
因此，反對黨雖然感到束手束腳卻也能夠保留一定的陣地。
反對派文學
然而，反對黨越是被排擠在直接政治活動以外，他們就越是想要轉向另外的戰場，但在那裡對抗執政者顯然更加困難。
那個戰場就是文學。
司法的反抗也早已是文學的反抗，因其演說詞同樣要作為政治宣傳的冊子公之于衆。
人們以詩歌為箭，更加迅猛準确地射中目标。
名門貴族的活潑少年以小冊子和短歌積極響應，意大利各鄉鎮中受過教育的中等階級正是熱衷于此，他們取得了勝利。
其中，有元老的貴子蓋烏斯·利奇尼烏斯·卡爾烏斯（羅馬紀元672&mdash706年即公元前82&mdash前48年），他是個演說家和宣傳冊子作家，又是個多才多藝的詩人。
還有克雷米納（Cremona）的市民馬庫斯·福利烏斯·畢巴庫羅斯（MarcusFuriusBibaculus）（羅馬紀元652&mdash691年即公元前102&mdash前63年）、維羅納（Verona）的市民昆圖斯·瓦勒裡烏斯·卡圖盧斯（QuintusValeriusCatullus）（羅馬紀元667&mdash700年即公元前87&mdash前54年）。
他們的短詩措辭優雅而諷刺辛辣，以離弦之箭的速度飛遍整個意大利，命中率毋庸置疑。
這三人聯合作戰，讓數年中的文學界都彌漫着反抗的氛圍。
作品中充斥着怒罵，對象就是&ldquo偉大的恺撒&rdquo和&ldquo無敵的将軍&rdquo，也是彼此勾結的翁婿，他們掃蕩了全世界，讓卑鄙寵臣得以嚣張，拿着從長發凱爾特人那裡掠奪的贓物在羅馬街頭炫耀，拿那些從西方最遠島嶼搶來的物品大開宴席，揮金如土般地追求女子，奪取本國真誠少年們的情人。
在卡圖盧斯[5]的詩歌和其他文學片段中，有寫得絕妙的私仇和公恨，有共和黨流露在肆意狂笑或殘酷絕望中的無奈與苦悶。
這些内容在阿裡斯托芬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作品中更是随處可見。
三位執政者中至少有一個最精明的人深知，對于反對黨，既不能輕視也不能強勢壓制。
于是乎，恺撒私下裡竭盡所能地拉攏當時稍有名氣的作家。
西塞羅深受恺撒的敬重是因為他早有名氣，因為高盧省長曾在維羅納結識了卡圖盧斯的父親，所以想要用這層關系同卡圖盧斯達成和解。
因此，盡管這位少年詩人對于大将軍極盡挖苦諷刺之能，而恺撒卻仍然待之以禮。
恺撒的文學天才足以同對手叫闆，為了間接地弱化四面八方來的攻擊，他發表了一篇有關高盧戰争的詳細戰報，天真地向公衆陳述自己軍事活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但是隻有自由才是詩意和創造力的源泉，自由，且隻有自由，即便淪為最可憐的怪象，即便隻剩下最後一口氣，仍能再度激起文學的熱情。
文學的一切要素注定要反對君主專政，如果恺撒能夠進入這一領域而全身而退，其原因也隻能是他仍然抱着自由之國的偉大夢想。
但可惜的是，他并不能将其傳遞給自己的敵人和自己的黨羽。
實際政治并沒有受到執政者的絕對控制，正如文學沒有受到共和派的完全操縱[6]。
制定特殊措施
反對黨雖然相當疲弱，卻變得越發讨厭和無禮，有嚴加幹涉的必要。
伽比尼烏斯的定罪貌似改變了局勢（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底）。
執政者一緻贊成獨裁制，不過是暫時的獨裁，主要是為了落實有關選舉和陪審法庭的新強制法。
龐培既然負責羅馬城和意大利政治，自然擔負起決議案的實施工作。
因此這件事情的處理也帶着他拙于決斷和行動的特色，透露出他少見的缺點。
即便他願意且能夠發号施令時，仍然不能說出清楚坦白的話。
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底，元老院就已經制定好獨裁制一案的計劃，但他們多方暗示，就是為了等待龐培本人親自提出來。
其表面理由是首都的群體團夥制和亂黨制仍然存在，依靠行賄和武力威脅的方式不僅危害了選舉和陪審法庭的正當性，還加重了騷亂。
毋庸置疑，有了這些理由，執政者很容易證明其方法的正當性。
不過這樣一來，未來獨裁者不敢公然要求的東西，奴顔婢膝的多數派也不敢提供。
羅馬紀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選舉執政官時，空前的騷擾帶來了極其惱人的情況，導緻選舉後延了足足一年之久。
經過七個月的空缺期，到了羅馬紀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7月才得以舉行。
見此局勢，龐培認為時機已到，再次向元老院說明獨裁制的優勢，即便不能解決糾紛，也可以迅速解決混亂局面。
不過，他并未斷然下令。
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選舉執政官時，作為執政者候選人的昆圖斯·梅特路斯·西庇阿（QuintusMetellusScipio）和普布利烏斯·普勞蒂烏斯·希普塞烏斯（PubliusPlautiusHypsaeus），兩個人都同龐培有着親密的私人關系，并且為其效忠，共和反對黨中最勇猛的黨員提烏斯·安尼烏斯·米洛竟然公然與其對抗，同樣競争該職位。
若不是這件事，龐培的命令不知何時才能發出去。
米洛是個勇武之人，有些耍陰謀和欠債的本事，帶着與生俱來且又後天加強的自信心，在當時的政客中早有聲望，并且名氣僅次于克洛狄烏斯這類名人。
因此，兩者是相互競争的仇敵。
在執政官的指示下，克洛狄烏斯扮演過激的平民黨，而米洛則變成貴族。
如果當下有卡提利納（Catilina）向他們毛遂自薦，共和反對黨也會與其結盟，那麼在暴動中他們自然會選擇米洛做他們的庇護者。
從實際情況來看，他們在這場争鬥中取得的少數勝利，都要歸功于米洛及其訓練精良的角鬥隊。
所以，加圖與其同黨為了投桃報李，便支持米洛成為候選人，即便是西塞羅也不得不舉薦其敵人的敵人和其自身的保護者。
同時為了成功當選，米洛本人也是大把撒錢，大肆使用暴力，似乎勝券在握。
對執政者而言，這件事不僅會是個讓人痛心的敗局，也會是個真正的危險。
毫無疑問，這位勇猛的競選者一旦當選，肯定不會像多米提烏斯和其他老老實實的反對黨人一樣，他絕對不允許别人把他置于無足輕重的地位。
湊巧的是，克洛狄烏斯和米洛在距離首都不遠的阿庇安大道（AppianWay）撞面，雙方的部下打作一團，克洛狄烏斯本人被砍傷了肩膀，隻好躲到臨近人家。
雖然不是米洛指示，但事已至此，一場風波就要降臨。
在米洛看來，幹脆一不做二不休，以絕後患。
于是他命令手下把克洛狄烏斯從藏身之處拉出來，将他殺死（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1月13日）。
羅馬之亂
執政官一派的街市首領&mdash&mdash保民官蒂烏斯·穆納提烏斯·普蘭庫斯（TitusMunatiusPlancus）、昆圖斯·龐培&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