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大帝
羅馬新君蓋烏斯·尤利烏斯·恺撒（生于羅馬紀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7月12日？），是整個羅馬&mdash希臘文明領域的第一位統治者。
他在56歲那年，通過塔普蘇斯會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勝利的最後一擊，将世界未來的走向把握在自己手裡。
很少有人能像恺撒一樣久經考驗仍百折不撓，他是羅馬時期舉世無雙的創造天才，也是古代世界最後一位曠世奇才，古代世界遵循他設定的軌道運行直至消亡。
恺撒出身于拉丁姆（Latium）古老的貴族家庭，其家族血統可追溯至伊利亞特的英雄人物，他實際上是希臘與羅馬兩族人民共同信奉的愛與美之女神&mdash&mdash維納斯的後裔。
童年和少年時期，他一直過着貴族青年慣有的生活，也正是那段日子，讓他飽嘗上流社會的甘與苦。
他曾吟詠朗誦，閑暇時習作文學和創作詩歌，也曾賣弄風情，探索風靡一時的剃須、卷發和褶邊等化妝方式的奧秘之處，還曾鑽研賒賬的神秘色彩。
雖長期身處紙醉金迷、閑散輕浮的生活之中，但得益于柔韌如鋼的天性，他始終能夠明哲保身。
不僅保存了身體活力，恺撒的理智與心靈的彈性也不曾受外界侵染。
他極為擅長劍術和騎術，在軍中無人能敵。
遊泳技術也十分了得，曾因此在亞曆山大死裡逃生。
為赢取更多的寶貴時間，他常以驚人的速度帶兵連夜行軍&mdash&mdash與龐培遊行似的緩慢行軍恰恰相反，他這樣的做法令衆人驚愕不已，但這也往往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除了強健的體魄，他還擁有強大的心智。
恺撒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他在戰場上布局精确，戰術安排合理，甚至在他沒有親臨的地方仍能準确發号施令。
此外，他還有無與倫比的記憶力，可以在談笑風生之間兼顧諸事。
他雖是紳士、才子、君主，但也是性情中人。
父親早逝，有生之年，他一直對母親奧瑞莉亞（Aurelia）畢恭畢敬、關懷備至。
他對妻子和孩子憐愛有加，尤其寵愛女兒尤利娅，即使婚姻中摻雜了某些政治因素，也絲毫沒有影響他與妻兒的感情。
他與當時的各界精英（無論地位尊卑），建立了互信互助的忠誠關系。
他絕不是龐培那種膽小怕事、無情寡義之人，更不會像龐培（Pompeius）那樣舍棄自己的同黨。
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中，他都對朋友不離不棄，與他們同甘共苦，甚至在他離世後，他的朋友，如奧盧斯·希爾提烏斯（AulusHirtius）和蓋烏斯·馬提烏斯（GaiusMatius），仍然對他十分忠誠。
如果說他剛柔并濟的性情中，有什麼獨特之處的話，就是他拒絕一切空談的理論和虛幻的事物。
恺撒是一位充滿激情之人，當然，沒有激情，何來天才。
但他從未被激情沖昏頭腦而無法自控。
他也曾在青春歲月中，沉迷歡歌、戀愛和酒精，但這些都沒有令他迷失心性。
他長期熱衷文學，亞曆山大因憂慮荷馬阿基裡斯而輾轉反側夜不能寐時，恺撒卻沉浸在冥思拉丁名詞和動詞的曲折變化中。
吟詩作賦甚為流行時，他也曾跟風作了幾首，但他的詩着實少了些許詩情畫意；相反，他對天文學和自然科學相關領域的問題卻頗感興趣。
亞曆山大終日借酒消愁時，這位張弛有度的羅馬人卻在曆經少年瘋狂後痛改前非，徹底戒了酒。
那些曾在年少時愛慕美色、拜倒在女性愛的石榴裙下的人們，雖曆經滄桑，仍有女性愛之餘光搖曳在他們内心深處，經久不滅，恺撒亦複如是。
甚至晚年時，他仍舊追求愛情，也如願抱得美人歸。
他的外表依然透露着幾分花花公子的性情，或者不如說，煥發着獨具魅力的男性美。
他小心翼翼地掩蓋着自己脫發的事實，晚年時，每當外出公共場合，他都會戴上桂冠以掩其秃頭。
如果能重回少年意氣風發時，他甯願放棄幾次勝仗。
成為一代君王後，他雖仍喜女色，卻僅限于同她們玩耍取樂，絕不受她們迷惑。
甚至連他與克婁巴特拉王後那惹人非議的關系，也隻是掩飾他政治地位弱點的一個幌子。
恺撒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也是個有理智有頭腦之人。
他最為顯著的特點便是清醒冷靜，這一點在他平日的所作所為中深有體現。
也正因如此，他堅持活在當下，不為回憶和期望所擾。
他能時刻專心于所操行之事，甚至在最瑣碎枝節的事情上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全部才能。
他能以八鬥之才領略心智所能理解的一切，主宰意志所能控制的全部。
他能鎮定自若地邊舞文弄墨，邊籌劃軍備，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他都能保持&ldquo超乎想象的平靜&rdquo。
他能時刻獨立自主，不受包括愛好、女寵、朋友在内的任何人的挾制。
鑒于此，恺撒擁有足夠的理智，所以從不幻想掌握命運的力量和人類無限的才能。
揭開那層誘人的面紗時，他深知自己才短力绌。
他時刻謹記，無論如何精妙絕倫、思慮周全的籌劃，都無法逃脫命運的安排或者說阻止意外的來臨。
或許他對命運孤注一擲、屢次挺身犯險的勁頭兒，也與此有關。
實際上，睿智的人偶爾也會迷信于運氣之說，所以恺撒的理性主義，或多或少也與神秘主義有相連之處。
政治家恺撒
擁有如此聰穎天資之人，必會成為一名傑出的政治家。
從深層意義上講，恺撒年輕時就已然是一名政治家了。
他為自己設定了人類所能樹立的最高目标，即從政治、軍事、智慧、道德各個方面，來實現堕落的本民族以及更為堕落的姊妹民族&mdash&mdash希臘的偉大複興。
三十年的飽經滄桑，讓他對實現這一目标的方式另有見解。
但無論是身處絕望屈辱之中，還是大權在握之時，無論身陷民魁亂黨的暗中算計之間，還是成為最高權力共有者而後再成為君主之時，抑或是于衆目睽睽下執行任務之際，他的目标始終如一。
他在不同時期所做的長久策略，都在其建設大計中各有所用。
所以嚴格意義上講，恺撒的成就不能割裂開來，他做的一切都有其内在聯系。
他擁有雄辯之才，雖不屑于采用律師那套方法，卻仍舊如明豔照人的火焰，既使人明智，又激發熱情，因此人們對演說家恺撒贊不絕口也不無道理。
他的文章簡潔有序，語言純粹優美，旁人無法與其比拟，所以人們贊賞作家恺撒也自有其緣由。
他特立獨行，從不墨守成規，總能找出特定情境下擊破敵軍的妥當戰法；他猶如占蔔大師一般胸有成竹，總能尋得達成目的之良策；他在戰敗後，仍能像奧蘭治的威廉（WilliamofOrange）一樣重新振作，積極備戰，每次戰事均大勝而歸；他擁有超群的作戰才能，具有軍事天才之所以異于凡庸武将的本領，即行軍迅速，成功的關鍵不在于兵多将廣，而在于行軍敏捷的程度，不在于長期備戰，而在于速戰猛攻，即使兵力不足仍能以寡敵衆，因此古今最偉大的戰略家非常推崇軍事家恺撒也十分在理。
但這些都是次要的，毋庸置疑，恺撒是偉大的演說家、作家和軍事家，但他之所以能在這三方面都有所建樹，主要因為他是一個登峰造極的政治家。
軍事才能是他身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從事政治活動時往往從政治煽動者而非武将的思維角度出發，這也是令他不同于亞曆山大（Alexander）、漢尼拔（Hannibal）和拿破侖（Napoleon）的主要特點。
按照原本的計劃，他期望能像伯裡克利（Pericles）和蓋烏斯·格拉古（GaiusGracchus）那樣，不費一兵一卒便能達到政治目的。
十八年來，他一直以平民黨領袖的身份活躍于政治策略和政治陰謀中，直到四十歲時，才勉強認同軍事力量的必要性，繼而接任一軍之首。
但自那以後，他仍視自己為政治家而非軍人，就像克倫威爾（Cromwell）一樣。
克倫威爾由反對黨領袖搖身一變成了軍事首腦和共和國護國主，那位清教君主雖不似這位放浪形骸的羅馬人，但從他的發展、目标和成就上來看，他是一衆政治家中與恺撒最為接近的人。
從作戰方式，也能看出他是臨時受命的将軍。
拿破侖遠征埃及和侵略英國之舉，深刻反映出他是憑戰功勞績一步步提升為炮軍中尉統帥的；相反，恺撒攻打埃及與英國之舉，卻恰恰能展現他是從政治煽動家一路攀升為将軍的。
一個受過正規訓練的軍官，必然不會如恺撒一般，屢次三番地為一些不甚緊急的政務舍棄大好軍機，伊庇魯斯（Epirus）登陸事件便是其中典型案例之一。
從軍事角度來看，他的幾次行動都頗可非議。
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作為将軍來講，他确實一次次贻誤了大好戰機；但作為政治家來講，他卻是十足的勝者。
本質上講，政治家的職責存在普遍類似性，恺撒便擁有這樣的政治天賦。
即使他所做的諸事都相差甚遠甚至截然不同，但它們無一例外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标，一個他多年來始終如一、滿含真誠甘願獻身的偉大目标。
他的偉大行動中涉及諸多方面，包含不同方向，但他對待每一樁事件都不偏不倚。
他雖為戰術大家，卻因政治理由竭力避免内戰。
然而戰争四起時，他也定會不遺餘力地盡量減少殺戮，使自己的桂冠不沾染血迹。
他雖開創了軍事君主政體，卻以史無前例的魄力不許有元帥集團或政府衛隊擅權之事發生。
如果說他對國家的任何一種服務形式有所偏好的話，那就是科學與和平的藝術而絕非戰術。
他的政治工作中，最逸群絕倫之處便是&ldquo完美和諧&rdquo。
事實上，恺撒身上融合了一切足以成就人類最具挑戰事業的條件。
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現實主義者，絕不允許既往的印象和所謂的傳統幹擾自己。
在政治活動中，他看重的往往是活在當下和理性之法，正如在文法上，他舍棄了曆史和古文物研究，僅僅承認現存的習用語法、認同對稱法則。
他是天生的統治者，統治人心猶如風逐浮雲，令形形色色的各界人士，無論是市井臣民還是粗鄙軍官，是羅馬貴婦還是埃及和毛裡塔尼亞的美貌公主，抑或是出色的騎兵軍官和牟利的銀行家，無一不甘願臣服于他。
他擁有卓越非凡的組織才能，沒有哪位政治家能如恺撒對聯合黨一般，令大家甘願加盟而後同舟共濟；也沒有哪位将軍能像恺撒收攏他的兵團一般，令桀骜不馴的分子入伍而後精誠團結；更沒有哪位統治者能似恺撒一般知人善用，為每個人提供适合其才能的職位。
他是位高權重的君主，卻從不擺君主的架子。
甚至當年作羅馬專制君主時，他仍不失一黨首領的風度。
他為人十分溫柔和順，談話舒适悅人，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他别無所求，仿佛一切都隻為了成為同輩中的佼佼者。
恺撒完美地避免了那些與他地位等同的人們經常犯的錯誤&mdash&mdash把軍事命令的格調應用到政治上。
雖然他與元老院的元老在諸多方面政見不同，但卻從未采取暴力手段來解決争議，比如法國共和時期2月16日當天發生的&ldquo霧月政變&rdquo（AchtzehntenBrumaire）。
恺撒是萬人之上的帝王，但他絕不似暴君一般昏庸無能。
世界衆多偉人中，或許也隻有他能夠事無巨細，按照統治者的義務嚴格執行，從不任性妄為。
回顧平生，他會因曾經的失策而惋惜，卻從不會因過往的感情失足而悔恨。
據史書記載，恺撒的偉大前輩在東方時曾因詩意與情欲肆虐，殺害了克萊多（Kleitos），焚燒了玻塞波利斯（Persepolis），而恺撒一生中的任何一件事，即使是小規模事件[1]，都不曾似前輩般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偉人中或許也隻有恺撒一人，能夠時刻保持政治家對事物發生可能性的敏銳辨别力，直至晚年而不失。
對天賦異禀的偉人而言，人生最難之事莫過于在功成名就之時勇于承認成功的局限性，而恺撒或許也是唯一一個成功做到此點之人。
凡世間可能之事，他都去做了。
他從不會為了那些看似美好卻不切實際的事情，放棄眼前可實現的好事，也從不恥于用緩和劑減輕不治之症的病痛。
但每當命運做出安排時，他都無不聽命。
亞曆山大在希帕尼斯河（Hypanis）上以及拿破侖在莫斯科時，曾為形勢所迫班師回朝，為此他們痛恨命運的安排，痛恨命運隻允許其寵兒獲得有限的成功。
而恺撒當年在泰晤士河和萊茵河上征戰時，卻甘願主動撤退，就連曾經深入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際，他也未曾有過征服世界的野心，僅僅是按計劃對邊界進行調整而已。
他就是這樣一個舉世無雙的人，一個看似可以輕而易舉地去描述，實際上又很難用言語去形容的人物。
他的全部性情都如水般清澈澄明，代代相傳的關于他的遺聞轶事，比古代世界中任何同輩人都更為豐富生動。
人們雖對恺撒的認識或深或淺，但嚴格講絕不會有異。
對于每個沒有全然堕落的研究者而言，恺撒的偉人形象都會顯露出其本質特征，然而後世再無人能如他一般，其中奧秘源于他的完美無瑕。
從人性角度和曆史地位來看，恺撒屹立于人世矛盾顯現與抵消的平衡點上。
他擁有無上的創造力，尖銳的辨别力，雖不複少年，但也算不上老邁；他有極頑強的意志力，又有極高效的執行力；他雖滿懷共和夢，卻生來就注定将成為君主。
他雖骨子裡是個徹底的羅馬人，卻又背負着外界和自身調和羅馬與希臘文化使其合二為一的曆史使命&mdash&mdash恺撒是個十足的完人。
因此，在我們看來，相對其他曆史人物而言，恺撒身上少了些許所謂的特點，而實際上，這種特點不過是對人類自然發展進程的背離而已。
粗淺看來可視為恺撒的特點，經精心考究後，才發現其實并非他個人所有，而是當時文化或民族的特色。
比如他年少輕狂喜歡冒險，而與他地位相當又極富天資的同輩人也都有這樣的特點，他那缺乏詩意卻邏輯嚴謹的性格，也是羅馬人所共有的特性之一。
他完整人性的形成，也極大程度得益于時間和空間的影響，因為世上并無抽象的人格，任何人都無法獨立于民族和文化潮流而存在。
恺撒之所以堪稱完人，是因為他能更坦然地将自己置身于時代潮流中，他身上散發着更鮮明的羅馬民族特色，即身為公民的本職，當然這也源于他身上特有的與意大利民族性緊密融合的希臘精神。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幾乎不可能把恺撒描寫得惟妙惟肖。
正如藝術家的雙手能勾勒世間萬物，卻無法繪出無瑕的美，史學家亦複如此，遇到千載難逢的完人時，其語言也黯然失色。
模範固可言傳，但其傳遞給我們的隻是一種&ldquo無缺點&rdquo的反面概念；模範與個性的結合，才是自然的奧秘，隻可意會不可言傳。
我們别無他法，隻能祝賀那些曾有幸目睹如恺撒這般完人的人們，而後再從這位偉人所創造的不朽光輝中參悟一點關于&ldquo完人&rdquo模糊的概念。
确實，這些光輝業績也帶有時代特色。
這位羅馬英雄不僅能與自己年少時所崇拜的希臘前輩相提并論，而且一躍而起淩駕于先輩之上；但與此同時，世界也在慢慢變老，逐漸失去其年輕的光彩。
恺撒的行為，不似亞曆山大那般滿心歡喜地追尋着遙遠而虛無的目标，他在廢墟上重建家園，隻求在自己那寬廣有限的一方土地上安穩有序地建功立業。
也正因如此，來自各民族的傑出詩人早已将這位毫無詩意的羅馬人置之度外，卻把詩歌的光輝與榮耀寄托在菲利普（Philip）之子身上。
數千年間，各民族的政治生活周而複始地循着恺撒制定的軌道運轉着。
時至今日，掌握世界命運的人們仍以恺撒之名代表無上的君主，這其中飽含了一個意味深長而又可恥不幸的警告。
廢除舊黨派
若要廢除堕落破敗的舊制度，實現民族的偉大複興，首先必須保證國家的安穩平靜，對近期事變以來造成的滿目瘡痍之地進行清掃。
針對此事，恺撒以和解各黨派之争為原則，或者準确地說，如果敵對狀态無法化解，也就談不上真正的和解，貴族與民衆應化幹戈為玉帛，兩黨也應就新君主制達成一緻。
所以當務之急就是抛開舊共和時期的争執，永不再提。
首都的暴民聽聞法薩盧（Pharsalus）的戰訊時，集衆人之力推倒了蘇拉雕像，如今恺撒命人重新豎起雕像，也因此承認了隻有曆史才有權評判偉人的功過。
此外，他還祛除了蘇拉特殊法律的遺毒，召回了秦納和塞多留（Sertorian）之亂中被放逐的流犯，恢複人們曾被蘇拉剝奪的被選舉權。
同樣，在禍亂萌芽期，因監察官或政治程序的審判（尤其是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的特殊法提出的彈劾制）而喪失元老院職位或公民權的人們，如今也都已官複原職。
那些為了金錢利益而殺害流犯的劊子手，雖合乎禮法，但仍備受譴責，當然元老黨最兇猛善戰的雇傭兵米洛（Milo）也不在大赦之列。
平民黨的不滿
諸如此類的問題已屬陳年舊事，不難解決，更棘手的問題是恰當處理對立黨&mdash&mdash恺撒的平民黨與被推翻的貴族黨&mdash&mdash間的矛盾鬥争。
奪取勝利後，恺撒要求放棄本黨舊立場等一系列行為，可想而知，都令平民黨比貴族黨更為不滿。
毋庸置疑，恺撒心中所願與蓋烏斯·格拉古圖謀之事相吻合，但時過境遷，恺撒黨的計劃已不再是格拉古黨曾經的籌謀。
羅馬平民黨無奈之下，一步步由改良轉為革命，又由革命轉為作亂，最後由作亂變至所有權之戰。
他們自發地慶祝紀念恐怖政治，從前用鮮花和花環裝扮格拉古昆仲之墓，如今卻用來粉飾喀提林（Catilina）的墓碑。
他們曾甘願臣服于恺撒，為的是希望恺撒能實現喀提林未竟之事。
但随着事态逐漸明朗，他們發現恺撒無意施行喀提林遺願，負債者唯一可寄希望于恺撒的，最多隻是債務緩解和訴訟程序調整。
此時，憤怒的人們嘩然發問：平民黨戰勝，難道不是為了人民嗎？此類烏合之衆，無論身份貴賤，隻因惱恨政治經濟神農節（Saturnalia）的失利，轉而向龐培黨獻媚取寵，甚至在恺撒離開意大利的近兩年期間（羅馬紀元706年1月至羅馬紀元707年秋即公元前48年1月至公元前47年秋），鼓動内戰中的二次内戰。
凱利烏斯和米洛
副執行官馬爾庫斯·科利烏斯·魯孚斯（MarcusCaeliusRufus）出身貴族，不愛還債，小有天賦，知書達理，是元老院裡慷慨激昂的演說家，更是佛羅場（Forum）裡最熱心擁護恺撒之人。
但他未經上級批準，擅自向民衆推行法律&mdash&mdash此法準予欠債者無息還款六年，随即遭到反對，但仍不死心，又提出一種法律，此法竟聲稱要取消一切借款和現行房租債權，無奈之下恺撒黨元老院隻得将其免職。
此時正值薩盧斯之戰前夕，龐培黨似乎占據了大戰的有利局勢。
魯孚斯勾結元老黨舊隊長米洛，兩人打着共和制的旗号，還揚言要取消債權、解放奴隸，實際卻在合謀策劃革命。
米洛逃離流亡地馬塞利亞後，召集了圖裡區的龐培黨和牧民奴隸，跟他一起起兵造反。
魯孚斯計劃借武裝奴隸之力奪取卡普亞城（Capua），但其計劃尚未執行，就被卡普亞民兵組織扼殺在搖籃中。
昆圖斯·佩狄烏斯（QuintusPedius）率領軍團進入圖裡境内，一舉擊潰駐紮當地的亂黨。
兩位領袖的陣亡，也宣告此次禍亂告一段落（羅馬紀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
多拉貝拉
盡管此次禍亂被成功鎮壓，但次年（羅馬紀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又有一位愚不可及之人，即保民官普布利烏斯·多拉貝拉（PubliusDolabella），再度提出魯孚斯的關于債權和房租的法律，他與魯孚斯一樣無力還債，但其才能也遠在魯孚斯之下。
他與同僚盧奇烏斯·特雷貝裡烏斯（LuciusTrebellius）再次借此發動暴亂，這也是最後一次煽動性戰争。
雙方武裝力量進行了激烈交戰，街市上也爆發多起暴動，随後意大利統帥馬爾庫斯·安東尼（MarcusAntonius）命軍隊對其加以鎮壓，不久後，恺撒自東方返回，才徹底結束了這次暴亂。
恺撒并未對恢複喀提林計劃的這類蠢事予以重視，以緻在意大利時對多拉貝拉多方容忍，甚至一段時日後，竟再次對其加以恩寵。
這種暴民從不關心政治問題，他們在乎的隻是反對所有權之戰，簡直與匪徒無異，隻有強大的政府才足以對其加以管制，一些杞人憂天的意大利人十分忌憚當時的共和黨派，恺撒太過偉大缜密，對此卻不以為意，也不曾趁機為其君主政權去博得那份虛假的人民愛戴。
反抗龐培黨和平民黨的舉措
如此一來，舊平民黨的瓦解幾乎已成大勢所趨，恺撒可以且已經任由其分裂。
另一面，舊貴族黨仍擁有長久強大的活力，恺撒對它兼施以鎮壓和安慰，目的并非為促成其瓦解&mdash&mdash隻有時間能做到如此&mdash&mdash而是為其鋪路、引其融入。
拿其中一件小事來說，恺撒出于天然的禮儀感，避免以無畏的諷刺觸怒失敗的黨派。
他不會因戰勝同國人而舉行凱旋禮。
每每提及龐培時，他都滿含敬意，元老院會堂的龐培雕像戰時曾被民衆推倒，修複會堂時，他又命人重新将其豎立在先前顯赫的位置處。
戰勝後，恺撒把政治檢舉範圍縮減到最小。
憲政黨曾與有名無實的恺撒黨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對此恺撒既往不咎。
法薩盧和塔普蘇斯的敵軍總部堆積了衆多文件，恺撒未曾過目就直接将其焚燒了，以防自己和國家對叛國罪嫌犯提起政治訴訟。
此外，曾追随羅馬将領或地方軍官對抗恺撒的普通士兵，一律免罪放行。
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曾在努米底亞（Numidia）王尤巴（Juba）軍中謀事的羅馬公民，沒收了他們的财産，以懲罰其叛逆罪。
到羅馬紀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西班牙戰争結束時，恺撒甚至赦免了戰敗黨的軍官。
不過後來，他開始覺得這樣做太過仁慈，當初至少應鏟除戰敗黨的首領。
此後，恺撒制定了新規則，凡在伊萊爾達投降後任職于敵軍或曾在敵軍元老院有一席之位的人，如果他們戰後得以保命，則沒收其财産，剝奪其政治權，終身流放意大利境外；如果在戰争中殒命的，則将其财産充公；但那些曾經獲得恺撒恩赦而後再次加入敵軍的人，則要被處以死刑。
但實際執行中，這些規定的力度卻大大減輕。
衆多棄明投暗的人中，也隻有少數被處以死刑。
沒收死者财産時，不僅清償了依附财産的債務和遺孀要求的嫁妝，還允許留一部分父産給兒女。
最後那些按律應當流放和沒收财産的人中，也有相當一部分被當場赦免，或像被拉入烏提卡（Utica）元老院的非洲資本家那樣被處以罰金了事。
其餘人隻要甘願低頭向恺撒請求，也無一例外地重獲自由和财産。
當然其中也有少數幾個人，比如前執政官馬爾庫斯·馬塞盧斯雖不願向恺撒請求，卻也得到了恩赦。
羅馬紀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恺撒頒布了一道大赦令，赦免了所有尚未召還之人。
大赦
共和的反對黨願接受恩赦，但卻未達成和解。
他們普遍不滿于新局勢，十分痛恨這位不同尋常的統治者。
但公然舉行政治反抗卻已絕無可能。
涉及稱号問題的讨論時，反對黨幾位保民官公開加以幹涉，竟榮獲共和黨烈士稱号，此事姑且不論。
共和黨竟斷然流露出反對的聲音，還暗中進行煽動和密謀。
皇帝駕臨時，公衆竟無一人鼓掌歡迎。
街頭布告和諷刺詩一時風靡全國，言語中滿是對新君政刻薄生動的通俗嘲諷。
喜劇演員冒險将共和主義暗示融入表演時，竟獲掌聲如潮。
專寫小冊子的反對黨人士，常以歌頌加圖（Cato）為時髦題目，他們的著作之所以頗得民衆喜愛，隻因文學也失去了其自由。
恺撒無奈也采取了共和黨之法來攻擊共和黨，他與才華橫溢的心腹用&ldquo反加圖文學&rdquo來回應加圖文學。
共和黨與恺撒黨的寫手竟因已逝的烏提卡英雄而針鋒相對，一如當年特洛伊人和希臘人為了帕特洛克羅斯（Patroclus）的屍骸而争鬥不休。
但不言而喻，這次争鬥，民衆完全偏向共和黨，最終以恺撒黨的失敗告終。
萬般無奈，他們隻能出此下策&mdash&mdash恐吓作家。
因此在一衆流放之人中，那些在文學方面聞名遐迩卻又極具危險性的人物，如普布利烏斯·尼吉狄烏斯·菲格拉斯（PubliusNigidiusFigulus）和奧盧斯·凱奇那（AulusCaecina），相對其他人而言，更難獲取返回意大利的許可；而與此同時，反對黨的作家雖被容許暫居意大利，但必須接受實際審查，然而可畏的處罰竟完全是随意的，所以這種束縛也愈加顯得無關痛癢。
[2]失敗黨因反對新君政而暗地謀劃的陰謀詭計，也會在後文相關内容中加以叙述，此處姑且先說說這幾件事：在羅馬全境，僞裝者和共和黨的起事風起雲湧；内戰的硝煙時而由龐培黨煽動，時而由共和黨謀劃。
在首都，刺殺新君的陰謀時有發生。
但恺撒絲毫未被這些密謀吓到，也并未要求親兵時刻守護在側，通常隻用公告宣布偵破的陰謀，僅此而已。
恺撒對各黨派的容忍
這些憤憤不平之人不但威脅恺撒，竟還威脅他的創作，恺撒雖毫不在意一切關乎自身安全的事，卻也不得不時常面對此等十分危險之事。
盡管如此，他卻一意孤行，全然不顧朋友的警告和勸說，明知自己的憐憫無法化敵為友，卻仍舊泰然自若地對絕大多數敵人施以恩赦。
他執意如此，并非源于驕傲之士的慷慨俠義，也不是懦弱之人的多情與仁慈，而是政治家的深謀遠慮。
在他看來，相對剝奪失敗黨人士的人權或将其流放境外而言，讓他們逐漸融入國家，能更快速有效地解決雙方矛盾，且造成的公衆傷害也更少。
恺撒若想實現自己的宏偉藍圖，憲政黨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實際上，憲政黨不僅包括貴族階級，還囊括了意大利市民内部一切含有自由精神和民族正義的元素。
若要實現民族複興的偉大目标，必然少不了憲政黨中一批才華橫溢、學富五車之士、世襲名門之子以及自得聲望之衆的鼎力相助。
從這一意義上來講，他可以視赦免敵人一事為勝利的最佳獎勵。
因此，他雖鏟除了失敗黨的最高領袖，卻毫不介懷地對二、三等人物尤其年輕人予以恩赦。
恺撒不許他們心懷怨氣地進行消極抵抗，卻剛柔并濟地鼓勵他們積極參與新政府建設，并授予榮耀和官職。
恺撒與亨利四世、威廉·奧蘭治一樣都面臨&ldquo打江山易，守江山難&rdquo的戰後難題。
血的經驗教訓讓每一場革命的戰勝者懂得了同一個道理，即打敗對手後，他們不甘願像蘇拉和秦納（Cinna）那般隻做一黨之首，而更欲如亨利四世和威廉·奧蘭治那樣，以國民福利代替片面的一黨之綱。
如此一來，各黨各派，無論是本黨抑或是失敗黨，都會團結一緻反對新領袖。
憲政黨之友和龐培黨，雖然口頭上表示服從恺撒，但心中多少對新君政懷有怨恨，至少對新朝廷惡意滿滿。
堕落的臣民發現恺撒的目的與本黨目的不一緻時，也開始公然反抗他。
甚至在恺撒的擁護者中也是一片怨聲載道，隻因他們發現其領袖非但沒有建立傭兵之國，反倒建起了人人平等的君主國，并且理應分得的利益也因失敗黨人的加入而減少。
任何黨派都不贊成這種治國理政之法，故隻能在黨内臣民與敵人中間一律采取強制措施。
恺撒目前的處境比勝利前更危險了，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犧牲個人利益卻成就了國家興盛。
恺撒雖消滅黨派、處置黨内人士，卻也不計政治前嫌，任用一切有才之士與名門望族之後，也正因如此，他的宏偉大業在國内有了良好的人力基礎。
不僅如此，無論是出于自願也好，還是被迫也罷，各黨各派人士都投身于國家建設中，國家也在不知不覺中走上正軌。
恺撒心知肚明，各黨隻是表面上和解，他們步調一緻之處不在親附新局勢上，而在對恺撒共同的憎恨上。
恺撒深知敵對勢力一旦形成表面聯合之勢，就會失去其敏銳性。
但作為政治家，他隻有通過這個辦法，才能搶占先機，把一切留給時間去評說，時間可以淡化一切，也會讓老一輩人永遠安息，令矛盾沖突得以解決、永不複發。
他從不過問都有誰恨他、誰企圖刺殺他。
與每位真正的政治家無異，他為人民服務，從不求回報，甚至不為博得人民愛戴，他犧牲同輩人的支持以求得後代幸福，祈求世人許他拯救和複興自己的國家。
恺撒的事業
若想詳細論說舊局勢過渡到新局勢的模式，我們首先要清楚恺撒不是來開創新世界格局的，而是來完成曆史使命的。
蓋烏斯·格拉古早已制定了适應時代的新政體，多年來，他的追随者和繼承人矢志不渝地固守着這個政體，雖成就有多有少，卻從未發生動搖。
根據世襲制，恺撒生來就是平民黨領袖，三十年來他一直高舉平民黨的偉大旗幟，從未改變或隐藏過自己的黨性。
高居君主之位時，他仍保持平民黨身份。
他毫無保留地接受本黨的一切傳統，當然喀提林和克洛狄烏斯的荒謬計劃除外；他毫不畏懼地展現出自己對貴族階級以及純貴族激烈的憤恨。
他的君主政體基本繼承保留了平民黨思想，如緩解債務人壓力，建立海外殖民，逐漸縮小國内各級人士的權利差異，令行政權脫離元老院管控等等，他借君主政體完成并實現了平民黨的期望。
他的君主政體不屬于東方的神權專制獨裁，而是蓋烏斯·格拉古所欲創立、伯裡克利和克倫威爾成功創立的政體，即由國民委以高度信任之人來代表國家。
由此可見，恺撒治國理政的思路，并非他首創，但重點在于是他讓這一思路成為了現實。
當初那位天才設計者若能目睹恺撒的豐功偉績，定會對此驚訝不已。
現在抑或将來，處于不同曆史時期、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們，倘若有幸在現實或曆史中目睹此等偉績，加之對偉人和曆史大事的理解力，必定會流露深深的感動和敬佩之情。
談及此處，我們完全可以參透史學家心照不宣的假定，抗議愚蠢和背信棄義之人共有的習慣，正是這種習慣令曆史的褒貶脫離了既定的結果。
就當前的事例而言，就是把我們對恺撒的批評誤解為對所謂的恺撒政體（Caesarism）的批評。
曆史固然可以指導現實，但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夠通過翻閱古籍而得知當今局勢，再由此搜集證據對政治加以判别，或尋找對症下藥的錦囊妙計。
曆史的指導作用，在于通過對曆史文化的觀察和解讀，揭示文明的一般發展規律&mdash&mdash文明的基本推動力亘古不變，隻是其組合方式有所差異，也可借此引導鼓勵人們要敢于獨立創造而非一味地模仿。
從這種意義上講，恺撒和羅馬帝國所創造的曆史，雖有賢能之士的傾囊相助和一定的曆史必然性，但不能否認其對專制政治進行了空前尖銳的批評責難。
根據自然法則，最小的有機體遠遠好過最靈巧的機器，任何政體即使存在一定缺陷，但隻要能給予公衆自由選擇的權利，都遠勝那最精彩人道的專制制度。
前者持續發展，因此得以延續；後者自甘現狀，故而走向消亡。
此自然法則在羅馬軍事專制的君主政體中得以證實。
在創造者的天才推動和良好的外交環境下，這一政體的發展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純粹自然，再次完美證實了這一自然法則。
吉本（Gibbon）早年間也曾指出，自恺撒時代起，羅馬體制僅存有表面團結和機械擴張，而其内部早已消亡殆盡，名存實亡。
如果在專制體制初期或恺撒心中，留有一絲把人民自由發展與專制政治合二為一的希望，那麼尤裡烏斯家族一位天賦異禀的皇帝，不久後就會以血的教訓告訴臣民水火不相容的道理。
恺撒所行之事之所以必要且有益，并非因為它已經或有可能造福人類，而是因為遠古國家體制，以奴隸制為基礎，對共和與憲法代表制完全陌生，同時正統城邦政體曆經五百年的發展演化已成長為寡頭專制主義，故而軍事專制的君主政體順理成章地成為時代之巅，也是危害最小的政體。
弗吉尼亞（Virginia）和卡羅萊納（Carolinas）的蓄奴貴族一旦達到蘇拉時代羅馬的同質地步，則從曆史精神角度來看，恺撒政體也終将成為合法政體。
但倘若這種政體[3]出現于其他發展條件下，則會成為一種滑稽的諷刺，或成為篡權僭位之事。
曆史的評判雖會導緻愚人誤解恺撒之過，也可能會給流氓之徒以弄虛作假的機會，但卻不會因此削減真正的恺撒應得的榮耀。
曆史亦是《聖經》，如若她無法似《聖經》一般防止愚人誤解、魔鬼纏身，她會選擇容忍并回報它們。
獨裁政體
形式上，國家新元首的地位看似是獨裁專制，至少最初如此。
羅馬紀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恺撒自西班牙返回後首次接任國家元首之位，但幾天後又将其廢棄。
于羅馬紀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他以執政官身份指揮了一決勝負的重大戰役&mdash&mdash執政官任命問題正是引發内戰的導火線。
然而，當年秋季法薩盧之戰結束後，恺撒重登獨裁之位，剛開始時任期無限，709年即公元前45年1月起改任期為一年，羅馬紀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2月[4]又改為終身任命，故最終言明廢除曾保留之職，正式宣布以&ldquo終身獨裁&rdquo的新稱号任期終身。
這一獨裁職位，不管是開始暫時性的獨裁，還是後來永久性的獨裁，都已不是舊制的獨裁，隻是與它同名&mdash&mdash蘇拉法令設定的最高特别職位。
其職權取決于人民特殊法令，而非最高個人官員的合法章程，也就是說，高居此位之人在拟定法律和治理國政時，其職權不受法律限制，且打破了共和的分權制。
根據特殊法案，秉政者無需過問元老院和人民，即有權決策是戰是和，有權獨立支配軍隊和國庫，有權任命省長，而這不過是一般權力應用于特例的體現。
因此，恺撒兼掌了行政職權甚至最高當局權以外的特權[5]。
他放棄代人民大會推舉官員之權，僅要求在部分執政官和低級官員的任命上保留自己的建議權，又使人民特殊法令授予他貴族創立權&mdash&mdash慣例絕不允許之事，這兩件事似乎表明了他的讓步。
其他官吏與歸屬
其他的職位都沒有同獨裁并立的餘地。
他雖不曾擔任監察官職務，[6]卻無時無刻不在行使監察官的權力，尤其在至關重要的元老院議員任命上。
除位居獨裁之位外，他還屢次兼任執政官，甚至某次兼任時竟然無同僚共事，但他從不長居此職，且對那些要求他連任五年甚至十年之久的提議不予理睬。
如今，恺撒已是大祭司長，無需借托他人委任其管理祭神之事。
他也理所當然地成為占兆院成員，且享有許多或舊或新的名譽權，如&ldquo國父&rdquo的稱号和沿用至今的以&ldquo尤裡烏斯&rdquo（Julius）代指他的誕辰，此外，起初的宮廷風氣最後演化成徹底的個人崇拜。
其中隻有兩件事值得一提：第一，恺撒自稱與保民官同等，尤其在人身不可侵犯的特權上；第二，&ldquo皇帝&rdquo的稱号永生與他共存，且并列于他曾擔任過的其他官銜。
智者無需任何證據就知曉，恺撒欲将其至高權鑄入國家政體，不是像當年蘇拉攝政期間短短幾十年或無限的任期，而是緻力于使其成為國家基本且永恒的機關，換言之，成為一種世襲制。
恺撒為新制度選擇了簡潔合适的名稱，因創造無實質内容的名稱屬政治錯誤，設定有實質内容而無名稱的全權同樣不對。
我們很難斷定恺撒期望中的具體形式，一方面由于處于過渡期的暫時或永久的體制制度尚未明确分離，再者因為熱心的屬下揣度他的想法後，未經示意便擅自收攬了一批信任案和榮典法&mdash&mdash毋庸置疑，他必會對此厭惡不已&mdash&mdash交予他審理。
新君政絕不可依附于執政官之手，因為執政官與同僚制密不可分。
顯而易見，恺撒煞費苦心欲将曾經至高無上的官職降為虛名，後來他接任此職時，任期未滿便将其交付給二等人物。
實際上，獨裁之職是恺撒擔任過的最長久穩定的職務，但可能隻是因為他希望按照古往今來憲法機制中獨裁的意義&mdash&mdash抵禦危難的非凡領袖&mdash&mdash來運用它。
但若以獨裁作為新君政支柱，着實不可取，這一職位本身帶有一定的例外性，不為民衆所喜，又因為獨裁制乃反對黨出類拔萃的擁護者為實現其個人利益所創，平民黨代表竟出乎意料地選擇獨裁制為其永恒體制。
由于&ldquo皇帝&rdquo一稱史無前例[7]，且選用該名也無明确外因，故而該稱号于方方面面都十分适用于新君政。
新酒不應裝于舊瓶中，新事物的湧現必然伴有新名稱，這一新名稱意義深遠地概括了平民黨在伽比尼烏斯法律中已闡述&mdash&mdash雖不夠精确&mdash&mdash的政黨領袖職權，即把政權（imperium）永久集中在獨立于元老院的人民領袖手中。
尤其在恺撒晚年的錢币上，赫然可見&ldquo皇帝&rdquo并列于&ldquo獨裁&rdquo字樣。
在恺撒頒布的政治犯懲處法中，也以&ldquo皇帝&rdquo代指君主。
直到後世（雖并非下一世），君主政治仍沿用&ldquo皇帝&rdquo一稱。
為賦予新職平民和宗教的神聖性，恺撒欲将它與保民官之權和大祭司長之職永久合為一體。
毫無疑問，新體制絕不局限于創立者一人的一生。
恺撒未能成功解決棘手的皇位繼承難題，我們也無法斷定他究竟是想建立一種原始王政已存在的選舉制，還是建立後來他養子提倡的皇帝終身制和皇權世襲制。
[8]但也有可能他有意結合皇帝終身制和皇權世襲制，效仿後來克倫威爾和拿破侖的做法來拟定繼承人，如此一來，皇帝應傳位于子嗣，若無子嗣或子嗣無德無才，則可自由收納養子以繼大統。
根據政治法，&ldquo皇帝&rdquo一職基于執政官或地方總督在城界以外的地位而立，故兵權、最高司法權和行政權均歸皇帝一人所有。
[9]從性質上講，皇權之所以高于執政官和地方總督之權，是因為皇權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可終身執掌并有權在首都發号施令；[10]執政官需接受同僚彈劾，皇帝則不用；曆來享有最高職權之人都在多方面受限，尤其在必須接受他人上訴、尊重元老院建議等方面，但皇帝卻不會受限于此。
總而言之，皇帝俨然是原始王位再現，執政官之所以有别于國王，正是由于執政官的職權受限于時間空間以及同僚共治，且特定情形下必須與元老院和民社保持合作。
王權的重建
新君政與古君政在屬性上完全吻合：集最高軍事權、司法權、行政權于君主一人之手；身兼一國大祭司之職；有權發布法規以約束民衆；削減元老院職能，成立議政會；複興貴族和市政官。
除此之外，恺撒的君主政體竟與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的君主政體有着更為驚人的内在相似。
如果這些大權在握的古羅馬君主負責掌管自由民社、抵抗貴族和保護平民的話，那麼恺撒也是為實現自由而絕非摧毀它，最初也是為了打破忍無可忍的貴族制。
不足為奇，恺撒雖不是古政治研究者，卻千方百計地重讀五百年前的曆史，為穩固新國家探尋值得借鑒的良策。
羅馬最高王位一直以來飽受多方限制，王位觀念本身也未曾作廢。
不同曆史時期，不管是十人政治和蘇拉攝政時，還是恺撒獨裁時，都曾有過在共和體制下複興王政的事發生。
從邏輯必然性上看，隻要世人需要特權，那麼有限政權的對立面，即無限政權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而無限政權便是皇權。
最後，外因也會導緻王權重現。
人類在創新上舉步維艱，故唯有将已有的體制善加珍惜。
因此，恺撒将自己與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聯系在一起，實乃明智之舉，正如後世查理大帝（Charlemagne）把自己同恺撒聯系在一起，拿破侖至少也曾試圖與查理大帝建立聯系。
恺撒行事與其後嗣一樣力圖光明磊落，從未偷偷摸摸或拐彎抹角。
恺撒希望借助這種聯系，為新君政尋得一個為民衆所接受的清晰表述。
七尊國王雕像自古屹立于卡匹托爾山上，他們的生平事迹被載入曆代史書。
恺撒命人将自己的雕像與他們并排而立，也因此成為曆史上第八位屹立于此的偉人像。
恺撒面見公衆時，常身着古阿爾巴王服裝。
恺撒新拟定的政治犯懲治法，與蘇拉法律主要的不同之處在于，皇帝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地位與民社平等。
在政治誓言套語中，除了原有的約維斯和羅馬家神，又新增了皇帝神靈。
據上古流傳，印刻在錢币上的君主像是其重要外在象征。
羅馬紀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恺撒像開始出現于羅馬錢币上。
恺撒向民衆清楚地展現了他對自己地位的見解，從未讓民衆蒙在鼓裡，至少在這一點上，民衆是毫無怨言的。
他行得端走得正，是羅馬君主，亦是羅馬王。
據說恺撒有意不用新名&ldquo皇帝&rdquo而直接以舊稱&ldquo國王&rdquo代指其職權，雖實際上未必如此，但也不無可能，不過總的來說這都是次要的。
[11]恺撒在世時，許多敵人和朋友都以為他有意托人推舉自己為羅馬王。
實際上，幾個尤為熱衷的追随者曾通過種種方式屢次勸他加冕為王，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馬爾庫斯·安東尼做執政官時，曾當着萬民的面向恺撒貢獻王冠（羅馬紀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2月15日），但這些提議無一例外地都被恺撒拒絕了。
如果他對借此事挑起事端，鼓動對共和黨反抗之人加以懲戒，我們有理由斷定，他乃誠心拒絕。
也有人曾設想，恺撒特意安排屬下對加冕一事進言勸告，意在令民衆對羅馬王權複興之舉有心理準備。
此說法着實低估了恺撒處理反對意見的能力，若恺撒本人公開認可反對意見，雖無法借此令民衆更加順服，卻也赢得了更廣泛的群衆基礎。
或許此事實乃恺撒的忠實信徒過于熱心而為之，也或許是恺撒曾允許或暗示過安東尼上演這一幕，意在于萬民矚目之下光明正大地謝絕王号，借此杜絕閑言碎語。
恺撒甚至命人把此事載入國家史冊，不得改動删減。
恺撒深知慣用名稱的價值，也明白民衆反感的是名稱本身而非其所代表事物的本質，加之王号為古老的詛咒所纏，而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