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告一段落。
帝國各地的民衆蜂擁而至地湧向羅馬城，為的是投機、荒淫、陰謀、學習犯罪甚至躲避法律監控。
民衆
以上這些弊病一定程度上由首都的本質衍生，同時相伴而衍生出來其他許多意外的或更為嚴重的弊病。
自古以來或許沒有哪個大城市像羅馬一樣全部靠贍養而生，進口和家庭奴隸工業導緻這裡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生産。
古代一般國度的根本弊病即奴隸制，在首都的危害程度要遠大于其他地方。
從未有任何地方像大家族和暴發戶的宅邸一樣，聚集着大批奴隸。
也從未有任何地方像首都這樣混雜着來自三大洲各個民族&mdash&mdash叙利亞人（Syrians）、弗裡吉亞人（Phrygians）和其他半希臘人（half-Hellenes）與利比亞人（Libyans）、摩爾人（Moors）相混雜，及蓋塔人（Getae）、伊比利亞人（Iberians）和與日俱增的凱爾特人（Celts）、日耳曼人（Germans）相混雜&mdash&mdash的奴隸。
與自由缺失密不可分的道德敗壞，形式正義和道德正義的對立沖突，在這半開化或全開化&mdash&mdash仿佛化身儒雅貴族&mdash&mdash的城市奴隸中如此昭著，這絕非是那些像束縛的牛一樣戴着鐐铐耕田的農奴所能比拟的。
比奴隸群體更壞的是那些在法律上或僅事實上獲得解放的奴隸，其中混雜着乞讨的流氓和腰纏萬貫的暴發戶，他們雖不再是奴隸，但也還算不上真正的公民，在經濟甚至法律上仍依賴主人，卻自命為是自由人。
這些脫籍人十分向往有着種種利益可得的首都，零售業和手工業幾乎完全操控在他們手中。
他們在選舉上的勢力已有目共睹，此外，民魁常借售賣場作為宣布街市暴動的慣用信号，也明顯說明他們在街頭暴動中居于領導地位。
寡頭政治與民衆的關系
更過分的是，政府不但不對首都人民的腐化加以抵制，反倒為方便他們的利己政策而鼓勵這種腐化。
法律條文中明令禁止嚴重犯罪者留居首都，但玩忽職守的警察并未認真執行。
雖然迫切需要警察對流氓團體加以監督，但起初此事被人們所忽略，後來竟被定義為一種阻礙人民自由的枷鎖而受到處罰。
因允許民間自由開展慶祝節日，導緻節慶日劇增，單是七個尋常節慶&mdash&mdash羅馬節、平民節、神母節、谷神節、阿波羅節、花神節和勝利節&mdash&mdash就共計持續六十二天之久，此外還有角鬥賽會和很多其他額外娛樂。
既然有完全無餘糧的無産階級存在，那麼低價供糧在所難免，但人們卻以肆無忌憚的輕浮态度來處理它，以緻糧價漲落離奇怪誕、難于預估[18]。
最後，配糧制實際形成了一種官方邀請，即邀請那些無食物果腹又不願意工作的無産公民遷居首都。
首都無政府狀态
播的是惡種，收的自然也是惡果。
政界的幫會和團隊組織、宗教界對伊西斯（Isis）的崇拜和類似的虔誠狂，都源于此。
人們無時無刻不為明日之餐憂慮，也無時無刻不身處無盡的饑荒中。
生活在首都，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身安全都更難以保障。
匪徒以殺人為業，這是首都唯一特有的職業。
引誘受害者來首都，是實施暗殺的第一步，如果沒有武裝扈從貼身保護，無人敢冒險孤身前往首都城郊。
首都外面的狀況與内部的混亂狀态不相上下，似乎是對貴族政府的尖銳諷刺。
政府在台伯河的治理上碌碌無為，隻是命人用石料把還在勉強使用的唯一橋梁建造起來[19]，至少延伸到台伯河的沙洲。
羅馬城矗立在&ldquo七山&rdquo（SevenHills）上，關于夷平城區之事，除了堆積的垃圾有所改善外，他們毫無作為。
街道狹窄曲折，随山丘盤旋上下，極少修理，人行道十分狹小，且路面坑窪不平。
普通住宅由磚瓦草草築成，高得令人眩暈，大都是投機建築師為小本産業者建造，也因此讓建築師變成巨富，小本産業者卻淪為乞丐。
富人金碧輝煌的宮殿像一座座孤島出現在破敗的建築海洋中，它們壓縮城市房屋的空間，恰如它們的主人壓縮市井小民在國家的公民權。
在那些雲石立柱和希臘雕像旁，破敗的寺廟及大部分由木雕制成的神像卻顯得十分凄涼。
城市中，幾乎未曾聽聞有任何街市警察、河岸警察、消防警察和建築警察。
政府若對連年發生的水災、火災和房屋坍塌事件有所困惑，隻能訴諸于神學國師，聆聽他們對這種征兆和怪異之事所象征的意義進行剖析和建議。
如果我們設想，倫敦有新奧爾良（NewOrleans）奴隸人口、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警察和今日羅馬城的非工業者，按照1848年巴黎時局後的政治動蕩，我們便略知彼時的共和榮耀&mdash&mdash西塞羅（Cicero）及其同黨在憤懑的書信中所哀悼的沒落的共和光榮。
恺撒在首都的事務處理
恺撒從不悲悼譴責，但隻要還有補救的餘地，他都會設法補救。
當然，羅馬城仍舊是昔日的那個世界之城，再強加給它意大利的特殊性質，不僅行不通，也違背恺撒的計劃。
正如亞曆山大當年以希臘的、猶太的、埃及的甚至世界的亞曆山大城作為希臘和東方帝國的适宜首都，那麼這座新羅馬和希臘的世界帝國之都，位于東西方交接處，也就不應該僅僅成為意大利的民社，而應成為去民族化的萬國之都。
因此，恺撒容許人們崇拜約維斯天父之外的新晉埃及神，甚至允許猶太人在帝國首府自由演練他們那奇怪的外國儀式。
無論羅馬城内魚龍混雜的寄生人口，尤其是希臘&mdash東方人口，有多麼粗暴無禮，他都絕不對其額外施加阻礙。
有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值得一提：在恺撒為首都舉行的人民節慶中，他下令表演戲劇時，不僅要使用拉丁語和希臘語，還要使用其他語言（大概有腓尼基語、希伯來語、叙利亞語或西班牙語等）。
無産階級人數的減少
恺撒雖充分地有意識地接受了他所目睹的首都的本質，卻也緻力于改良羅馬城盛行的可悲可恥之狀。
但不幸，根本的禍患是最不可能被鏟除的。
恺撒無法廢除奴隸制，當然也無法消除随之而來的國家災難。
他是否會在某個特定時期對首都的奴隸人口加以限制，與他在另一領域所采取的措施一樣，我們永遠沒有答案。
恺撒雖不可能用魔法變出首都的自由産業，但龐大的建築業卻能對那裡的貧乏略施援救，為無産者開辟了一個微小卻體面的收入來源。
此外，恺撒也緻力于減少自由無産階級的數量。
配糧制吸引人們絡繹不絕地湧向羅馬，為此恺撒改配糧為限額濟貧制，這一改良雖不能完全阻止人們湧向羅馬，但至少起到了較大的限制作用。
一方面，由于法庭奉命不留情面地嚴懲流氓之徒，另一方面由于廣泛開辟海外殖民地，現今無産者的人數也相應減少了。
在執政的幾年時間裡，恺撒向海外殖民地輸送的人數共計八萬，其中大部分人員來自首都下層階級，例如科林斯的移民大半都是脫籍人。
最初規定脫籍人不可從事城市的任何體面職業，恺撒卻背離了這一原則，在殖民地開放元老院的大門歡迎他們加入，當然這樣做無疑是為了獲得地位尊貴之人對移民制度的支持。
然而，這種移民制已經不再單純是一種臨時政策，恺撒說服每個理智之人，希望他們相信管理良好的殖民體系，是真正解救無産者使其擺脫窮苦的唯一良策。
面對帝國國情，要想實現殖民地的無限擴張，必須制定永久可持續的規劃程序，如此一來，便有了一種長期措施來緩解這種無限再生的弊病。
首都市場最重要的生存必需品一直存在嚴重的價格波動問題，為對此加以限制，恺撒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
新組織和自由管理的國家财政為此事提供資金，此外還配備了兩位新任官員即糧食市政官，專門負責監管承辦商和首都市場。
幫會體系的限制
政體變更有效抑制了幫會風氣，達到了禁律所不能及的效果。
随着共和與共和選舉、法院和選舉團的腐敗施暴的終結，暴民的喧嘩胡鬧也随之結束了。
再者，由克洛狄烏斯法（Clodianlaw）創立的結合體也瓦解了，而後将協會的全部事宜交由政府當局監管。
古代公會和協會、猶太的宗教團體以及其他特殊類别的團體，在知會元老院後即可創立。
此外，若是定期召集擁有固定資金的團體召開集會，則需事先得到君主批準，後經元老院特許，才可成立。
道路警察
此外，應加強更為嚴厲的刑事司法制度和強有力的警政制度。
法律（尤其有關暴力犯罪的法律）應比以前更嚴苛。
共和法中不合理的規定，如已定罪的犯人仍有權自動離境以逃脫懲罰，則勢必會被廢除。
恺撒頒布的有關首都警政的詳細章程，大部分至今尚存。
有意者自行考證便可得知，皇帝注重奉勸戶主修理街道并以粗鑿的石頭鋪設整個人行道，同時還發布了關于擡轎和趕車的合理規定，鑒于街道的性質，車轎隻許在夜間自由行駛于首都。
地方警政的監督主要由四名市政官負責，即使之前此事不歸他們管，但至少現在他們奉命分别視察首都各個劃分明确的警區。
首都的建築
最後，恺撒既熱愛羅馬式建築，又是一位善于組織謀劃之人，因此首都的建築業和與之相關的公益機關，都經恺撒之手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這種現象不僅是對近期無政府狀态下管理不善的諷刺和羞辱，而且超越了羅馬貴族鼎盛時期所行之事，正如恺撒的天賦遠勝于馬爾奇氏和埃米利氏。
恺撒超越前人之處，不僅在建築本身的規模和撥給建築業的巨款上，更在于恺撒身上一種真正政治家的公益感，這也是恺撒為羅馬公共機關所做之事不同于其他同類事業的本因。
恺撒不像他的繼承者那樣去建造廟宇和其他宏偉壯麗的建築，而是緻力于緩解羅馬城的市場用地&mdash&mdash當時羅馬的公民大會、最高法庭、交易所以及日常的業務和消遣場所都擁堵在此地，恺撒至少把公民大會和最高法庭遷移到了别處，為此他專門為公民大會建造了一座新會場&mdash&mdash戰神廣場（CampusMartius）上的尤利亞神廟（SaeptaJulia），同時為最高法庭建了新的司法所&mdash&mdash皮卡托爾（Capitol）和帕拉廷（Palatine）中間的尤利亞廣場（ForumJulium）。
出于一種同樣的情懷，他創立了浴堂供油制&mdash&mdash每年提供三百萬磅油（多數出自阿非利加）給首都浴堂使用，因此浴堂可為浴客免費提供塗抹身體的油，此法源自上古時期人們以沐浴和塗油為基本保養的習慣，也是保持清潔和衛生的明智之策。
但這些宏大安排不過是徹底改造羅馬的初步策略，他的各方面計劃均已制定妥當：建造一所元老院新會堂，一座壯觀的新商場，一家與龐培劇院相匹敵的新劇院，一個拉丁文和希臘文的公共圖書館&mdash&mdash效仿亞曆山大城近期被毀的圖書館，來打造羅馬首個此類圖書館，最後還有一座瑪斯（Mars）廟&mdash&mdash其富麗堂皇要超過迄今為止所有的廟宇。
恺撒還有一個精妙絕倫的想法，首先經彭甸沼地（Pomptinemarshes）建造運河，水流排放至特臘契納（Tarracina）；其次改造台伯河的下遊河道，使其自當時的莫列橋（PonteMolle）起，中途不流經梵蒂岡場（CampusVaticanus）與戰神廣場（CampusMartius）之間，而是繞過梵蒂岡場和雅尼庫魯山（Janiculum），引流至奧斯提亞港（Ostia）&mdash&mdash把該地的不良停泊狀況改造為适當的人工港。
倘若這一宏偉藍圖能夠實現，那麼一方面首都的勁敵&mdash&mdash附近的空氣污染&mdash&mdash将會得到治理，另一方面人工港從梵蒂岡場轉移至台伯河左岸代替戰神廣場後，戰神廣場的寬闊土地便可供公共和私人建築使用，故而首都極其有限的建築空間将會空前擴大。
這樣一來，一直以來首都深感缺乏的安全海港也有了着落。
這樣看來，這位皇帝意欲轉山易河，冒險與大自然抗衡。
然而，羅馬城雖在這種新秩序下獲得了更多的舒适和壯麗，但如上文所述，它卻因為這一變動永遠失去了政治上的至尊地位。
随着時間的流逝，羅馬國與羅馬城合二為一的想法逐漸被人們視作悖理的妄言，但這條準則早已與羅馬共和的本質密不可分，隻要共和不滅，這條準則也不會消亡。
也隻有在恺撒的新帝國裡，除一些法律拟制外，這條準則的其他内容全部被廢除了，且法律上首都民社與其他自治市地位同等。
實際上恺撒在這裡與在他處無異，照樣盡心竭力地進行整頓，而且冠以正式恰當的名稱。
此外，他還發布了意大利自治市法，并将其應用于首都和其他城市民社，毋庸置疑，此舉乃恺撒有意為之。
此處補充一點，正因為羅馬作為首都而言缺乏生活的共性，所以大體說來，帝國時代羅馬城的地位甚至低于其他自治市。
共和時期的羅馬城乃匪徒聚集之地，但也是一國之都。
君政時期的羅馬城雖以三大洲的輝煌為榮，在滿目的黃金和雲石中閃耀，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國家内部不過是一座與貧民窟相連的皇室宮殿，換言之，就是個難以避免的邪物。
意大利 意大利農業
目前在首都，唯一的目标就是借警察和律令大規模鏟除明顯的惡弊，但挽救深度混亂的意大利經濟仍然任重而道遠。
根本的禍患（上文已詳述）便是農業人口的消失和商業人口的非正常增長以及随之帶來的無盡的禍患。
想必讀者不會忘記意大利的農業狀況，盡管曾殷切地嘗試查明小地産的消亡原因，但除了亞平甯山和阿布魯奇山的谷地之外，在意大利的任何區域，農業經濟都已不再是當地的主流經濟模式。
田莊經營管理方面，曾經談及的加圖系統和瓦羅描述的系統并無差異，隻是後者把羅馬時代城市生活中優劣參半的發展軌迹展示了出來。
瓦羅說：&ldquo昔日田莊的谷倉大于莊主住宅，現今卻截然相反了。
&rdquo圖斯庫魯姆（Tusculum）和提布爾（Tibur）以及特臘契納和貝亞（Baiae）沿海區域，昔日都是拉丁和意大利農民播種收獲的地方，而今羅馬貴族一幢幢富麗堂皇的别墅卻在此處拔地而起，其中部分别墅連同其圍地和引水渠，保護飼養河海魚類的淡水池和鹹水池，蝸牛和蛞蝓的培養所，野兔、家兔、牧鹿、牝鹿和野豬的獸圈，以及足以容納仙鶴、孔雀的鳥屋等用地，幾乎占據了一座中等城鎮。
但大城市的奢侈卻能令衆多勤勉的工人緻富，這遠比慈善事業提供的救濟更有效。
當然，普遍認為貴族的鳥屋和魚池确實是一種奢靡的嗜好，但這種經營模式已經得到了廣泛和深度的發展，比如一座鴿棚裡的現貨，據估計價值達十萬塞斯特斯。
當時已經湧現了系統的施肥法，因此鳥屋的肥料成為了農業的重要需求品。
一位鳥商可一次性供應五千隻田鸫&mdash&mdash當然他們懂得如何飼養這種鳥，每隻賣價三第納爾，一位養魚戶也能一次提供兩千尾海鳗，盧奇烏斯·盧庫勒斯留下的魚類也賣了四萬塞斯特斯。
可想而知，在這種情形下，誰若能勤勞明智地抓住機遇從事這種職業，誰就能以小投資換取大收益。
當時的一位小型蜜蜂養殖者，每年平均賣出至少一萬塞斯特斯的蜂蜜，而這些蜂蜜竟産自法勒裡（Falerii）附近不過一英畝的花園。
果樹種植者間的競争更為激烈，以至于在高雅的别墅裡，鑲嵌雲石的水果室常常同時布置為餐廳，有時還把買來的優質水果陳列起來作為自家産物。
也正是在此期間，小亞細亞的櫻桃樹和其他外國果樹首次在意大利果園種植。
拉丁姆和坎帕尼亞的菜園、玫瑰和紫羅蘭花壇産量豐富，神聖路的&ldquo美味市場&rdquo（forumcupedinis）常擺着水果、蜂蜜和花冠來售賣，這些都在首都生活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般而言，莊園經營其實是種植園式的經營，在經濟上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狀态。
列蒂谷地（valleyofRieti）、福奇諾湖（Fucinelake）周圍區域、利裡斯河（Liris）和沃爾圖諾河（Volturnus）各區域以及意大利中部地區的農業發展已經極為繁榮。
甚至工業中某些适宜與奴隸制田莊經營合辦的分支領域，都被智慧的田主兼辦起來，在有利形勢下，田莊内還建造了旅館、織布廠和磚瓦廠。
特别是意大利酒和油的生産商不僅供應國内市場，還大量出口海外。
當時一本紀實的專著曾把意大利形象地比作一個大果園。
還有一位詩人描繪了自己家鄉的美麗景象：這裡有水量充沛的草地、生長茂盛的玉米地、橄榄樹圍起的景色怡人的葡萄山，田野裡的&ldquo裝飾&rdquo一笑百媚生，把俊俏可愛的花園擁入懷中，周圍長滿了花環似的果樹&mdash&mdash這種描寫顯然是每天展現在詩人眼前的真實場景，令我們有幸徜徉在托斯卡納（Tuscany）和特拉·底·拉沃羅（TerradiLavoro）的繁榮景象中，恍如身臨其境。
由于前文提及的原因，畜牧業在逐步向意大利南部和東南部擴展，從各方面看，這都是一種退步，但卻也一定程度上追随了農業的總體進步。
例如在改良育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種驢可以賣到六萬或十萬塞斯特斯，甚至有的竟賣到四十萬塞斯特斯。
在此期間，意大利農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人類智慧的普遍發展以及資金的豐富充盈，令農業産量愈加豐富，其欣慰可喜的結果迥非昔日小農經濟所能及。
這種農業經營模式已遠播海外，意大利農業家開始轉向利用省内的大片土地，廣泛飼養牛畜，種植谷類。
金融業
田莊經濟的非正常繁榮是如何建立在犧牲小型農業者基礎上的呢？與其并行的金融業達到了何種規模？與猶太人競争的意大利商人是如何進駐帝國各省和屬國的呢？全部資金又是如何最終流入羅馬的呢？這些問題還須加以說明。
我們在此指出一個事實：當時首都金融市場中的正規利率為百分之六，表明這裡的貨币比古代其他地方貨币的平均價值還要低一倍。
社會不均衡
這種經濟制度在農業和商業上都以資金累積和投機事業為基礎，導緻财富分配嚴重不均衡。
這句慣用、濫用的習語&ldquo由百萬富翁和乞丐組成的國家&rdquo，用來描繪共和末期的羅馬再貼切不過了。
或許沒有任何地方能如羅馬一般，将奴隸國度的本質诠釋得如此淋漓盡緻，即公私交際的基本原則[20]是：靠奴隸勞動獲益的富人受衆人尊敬，而靠自己的雙手勞作的窮人卻受人鄙夷。
這裡沒有所謂的真正意義的中等階級，因為這個階級确實無法存在于發達的奴隸制國家。
有些看似或某種程度上是中等階級的人，實際卻是富有的實業家和地主，其中不乏素質低下或修養高尚之人，卻個個都知足常樂，滿足于自己的活動範圍，遠離公衆生活。
實業家中有大量脫籍人和部分暴發戶，他們經常渾渾噩噩、佯裝貴族，真正的智者并不多見。
他們中的模範人物蒂烏斯·龐波尼烏斯·阿提庫斯（TitusPomponiusAtticus），常見于當時的記載中。
他通過意大利和伊庇魯斯經營的大型田莊農業，以及分支遍布意大利、希臘、馬其頓和小亞細亞的金融業，獲得了大量收益。
但同時他依舊是位單純的實業家，抵制誘惑未曾去謀取一官半職或與國家合作金融業務。
他不貪不吝，也沒有沾染當時揮霍奢侈的習氣，比如他每天的膳食費僅一百塞斯特斯。
他滿足于自己舒适的生活，沉浸于城市和鄉村多姿多彩的生活中，享受着羅馬和希臘上流社會的交際樂趣，醉心于文學和藝術帶來的快樂。
意大利的舊式地主數目衆多，基礎雄厚。
曾有一位名為賽克斯圖斯·洛奇烏斯（SextusRoscius）的人，在羅馬紀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放逐期間被殺害，當時的文學作品還曾描寫過他，給世人留下一個這樣的鄉村貴族（paterfamiliasrusticanus）形象：他持有約計六百萬塞斯特斯的資産，基本投在了他的十三處田莊上。
在田莊經營上，他都是親力親為、熱情飽滿，把田莊打理得井井有條。
他很少或者可以說從不去首都，但有朝一日倘若他确實去了首都，那麼他的村野風度勢必會與世故圓滑的元老形成鮮明對比，正如他那數不盡的粗笨的農奴與首都彬彬有禮的家奴有着天壤之别。
比起深受世界主義熏陶的貴族界和四海為家、居無定所的商人階級，這些地主和基本由他們主宰的&ldquo鄉村市鎮&rdquo（municipiarusticana），不但保存了祖先純樸高尚的語言，還延續了前輩的紀律和習俗。
地主階級被視作民族的未來，投機者掙得家産後，希望能跻身國内名人之列，于是便買一處田莊，即使自己無法成為鄉紳，也會把兒子按鄉紳的标準來培養。
我們可以在政治民族運動和文學萌芽時期發現地主階級的痕迹，擁有反抗新君政最大力量的愛國反對黨，正是源于地主階級，瓦羅、盧克萊修（Lucretius）、卡圖盧斯（Catullus）也都來自地主階級。
沒有任何著作能如西塞羅《論法律》（DeLegibus）第二卷典雅的阿爾皮努姆引言一般，把地主生活的激情與活力描寫得如此鮮明&mdash&mdash在這位作者空虛而冗長的著作中，這段引言猶如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窮人
有修養的商人階級和充滿活力的地主階級，不幸被淹沒在乞丐和貴族界這兩個可以改變社會風氣的階級中。
我們沒有統計數據來精确地展現當時貧富人群的相對數量，但我們可以借用五十年前的一位羅馬政治家的言論&mdash&mdash羅馬公民中擁有穩定财富的人數不及兩千。
自此以後，公民團體已大不同以往，但貧富差距與以往持平。
大批民衆蜂擁去領取配糧或從軍的事實，也充分說明了貧困人口的劇增。
當代一位作家證實了相應的财富增長，談及馬略時期的情形時，他稱價值兩百萬塞斯特斯的田産為&ldquo時下的财富&rdquo，我們所發現的有關個人财富的言論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富甲一方的盧奇烏斯·多米提烏斯·阿亨巴布斯（LuciusDomitiusAhenobarbus），曾允諾從他的個人财産中為兩千名士兵人均分配四尤格土地。
龐培的田産共計價值七千萬塞斯特斯，演員埃索普（Aesopus）的田産價值兩千萬塞斯特斯，首富馬爾庫斯·克拉蘇（MarcusCrassus）起家時就已經持有七百萬塞斯特斯，離世時，他把大量财産捐給人民後，竟還有一億七千萬塞斯特斯。
貧富間的劇烈差距源自經濟和道德中質同行異的混亂與敗壞。
如果普通民衆僅依賴政府救濟才能免于餓死，那麼沉溺于乞丐的懶惰和享樂中的人們，所要承受的乞丐之困苦也是一種必然結果，當然兩者間也是互相影響的。
羅馬平民甯可在劇院發呆也懶得工作，酒館和妓院卻門庭若市，生意紅火，以緻民魁為了一己私利，特意去拉攏這些行業的老闆歸附他們。
角鬥比賽深刻揭露且助長了古代世界最不堪的道德敗壞，但在當時角鬥賽卻達到了鼎盛狀态，連賣節目單都成為了厚利的行業。
但當時人們采用一種可怕的新方式，即戰敗者的生死不取決于角鬥規則和戰勝者的意志，而取決于觀衆的臆想，戰勝者根據觀衆指示饒恕或殺死對手。
随着角鬥業的市值驟增，自由的價值卻大幅下降了，當時戰場上極缺乏的無懼無畏和勇于鬥争的精神，竟普遍存在于角鬥場隊伍中，且被視為角鬥的必要規則，每一位角鬥士都能做到一聲不吭地忍受刀劍穿身，毫不退縮，連自由人也常為了糊口和工錢把自己賣給承辦者做角鬥奴隸。
羅馬紀元五世紀的平民也曾忍饑挨餓，但他們卻未曾出賣自由。
那時的法學專家更不屑于借粗暴的法律秘訣，把角鬥奴隸這種傷風敗俗、違反法律的合同&mdash&mdash&ldquo如果承辦方的角鬥規則需要，就允許自己毫無抵抗地被鎖住、鞭打、燒傷、殺害&rdquo&mdash&mdash視為合法且可控告的合同。
奢靡浪費
雖然貴族界尚未出現類似的事，但本質上講，貴族也沒什麼兩樣，更談不上良好。
但貴族卻與無産者争相不作為，如果無産者在街道上逍遙自在，貴族便舒服地躺在床上直到日上三竿。
這裡盛行着無限度又沒雅趣的奢靡浪費。
政治和劇院中都存在大肆浪費的現象，當然他們也會因此而貪腐堕落。
人們用驚人的高價購買執政官職&mdash&mdash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夏季，單是初次的投票表決就須支付一千萬塞斯特斯，愚妄而奢侈的裝飾毀了雅緻之人看戲的雅緻。
羅馬城的房租竟比鄉鎮城市平均高出四倍之多，城内的一所住宅曾賣到一億五千萬塞斯特斯的天價。
蘇拉離世之際，馬爾庫斯·雷必達（MarcusLepidus）（羅馬紀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的執政官）的住宅堪稱羅馬之最，但在短短三十年後，竟連羅馬宮殿的前一百名都排不上号。
前文已經提及在别墅上的鋪張浪費，曾有人花四百萬買一套别墅，魚池是其主要價值所在。
現在真正的貴族至少都有兩套别墅，一套在首都附近的薩賓山或阿爾巴山，另一套位于坎帕尼亞浴場附近，可能的話，還有一個緊靠羅馬城門外的花園。
比别墅宮殿更荒唐的是陵墓建築，此類陵墓至今仍有幾座尚存于世，這也證明羅馬富人為彰顯其地位不知用了多少砌石來壘成建築。
嗜好養狗馴馬之人也不在少數，一匹駿馬賣價兩萬四千塞斯特斯也是常有的事。
他們講究木料優質的家具&mdash&mdash一張非洲柏木桌就賣價一百萬塞斯特斯。
他們喜歡紫色或透明紗料的衣服，常常在鏡子前把衣服褶皺處整理得美觀得體，據說演說家霍騰西烏斯（Hortensius）曾因同僚在人群中擠皺了他的衣服而以傷害罪起訴這位同僚。
他們醉心寶石和珍珠，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珠寶開始代替昔日更為美麗雅緻的金飾。
龐培戰勝米特拉達特斯（Mithradates）之際，出現了全由珍珠制作的勝利者塑像，餐廳的沙發和家具都鑲嵌了銀邊，連廚房的器皿都是銀造的，這一切都變得完全野蠻化了。
與此類似，當代的收藏家竟從舊銀杯上取下精緻的獎牌，再将其鑲嵌于金器上。
旅行中也不乏奢侈浪費之狀，西塞羅曾告訴我們有關西西裡一位省長之事，他說：&ldquo省長旅行時都是選擇初春時節，絕非寒冬臘月，此處的春并非日曆上所載之春，而是玫瑰盛開的季節。
按照比提尼亞王的慣例，他出行時可乘坐八擡大轎，頭戴花環，頸佩花圈，坐在玫瑰花葉裝飾的馬爾達紗軟墊上，時不時聞聞那芝麻點細布縫制的玫瑰花香囊，有時甚至會讓轎夫直接把自己擡至寝室。
&rdquo
飲食奢侈
但奢侈之風最為興盛之處當屬飲食奢侈，整棟别墅的布局和生活終歸都與飲食相關。
冬季和夏季各配有不同的餐廳，不僅如此，而且畫廊、果室、鳥屋以及鹿園、月台等處均可擺設宴席，預定好的&ldquo俄爾浦斯&rdquo（Orpheus）宴席戲服盛裝出場，随着他的喇叭聲響起，訓練有素的牝鹿和野豬便應聲趕來。
他們雖用心掩飾這一切，卻也不忘現實。
不僅廚師學過烹饪法，連主人自己也廚藝了得，常常指導廚師做飯。
相比海魚和牡蛎，烤肉略有幾分黯然失色，如今的意大利河魚基本上不了盛宴的台面，佳肴與美酒竟也被視作下等品。
現在就連在人民節慶中，除了意大利法勒裡酒以外，還供應三種外國酒&mdash&mdash西西裡酒、勒斯博斯（Lesbian）酒和開俄斯（Chian）酒，而三十年前，即使在盛宴中也隻是将希臘酒分予在座之人便足夠了，演說家霍騰西烏斯家中酒窖竟存有一萬瓶外國酒。
難怪意大利的葡萄種植者開始抱怨産自希臘島的葡萄酒的競争力。
博物學家雖熱心于在海、陸上搜集新的動植物，但其熱情度遠不及搜羅當日烹饪新品的美食家[21]。
宴會後，賓客服一劑催吐藥，以避免眼前品類繁多的美食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這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所有荒淫之事逐步惡化、系統化，因而有了專門的教師開始教習貴家子弟罪惡的理論和實踐。
債務
我們無須再細說這種複雜而單調的混亂景象，更不必細說其實羅馬人在這方面并非首創，他們隻是在愚蠢地誇大模仿希臘&mdash亞細亞的奢靡之狀。
布盧托（Plutos）和克羅諾斯（Kronos）理所當然地吞噬着他們的兒女，貴族為滿足欲望，競相争奪這些大都毫無價值的物品，必然導緻物價上漲，随波逐流的人們手中握有的巨額财産不久也随之煙消雲散了，甚至有人迫于聲望利益而去做不得已之事，最後隻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繼承的穩固财産被快速地消耗殆盡。
例如，執政官的選舉運動便是名門望族走向敗落的常路，可以說，賽會、宏偉建築以及其他一切追求愉快卻昂貴之事都是他們通向敗落的路徑。
當時雖擁有堪比王侯的财産，他們卻也背負了高于其财産的巨額債務。
羅馬紀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前後，恺撒的債務在減去其資産前提下，竟高達兩千五百萬塞斯特斯；馬爾庫斯·安東尼二十四歲時就已經欠債六百萬塞斯特斯，十四年後，竟達到了四億塞斯特斯；庫裡奧也欠債六千萬塞斯特斯，米洛爾欠七千萬塞斯特斯。
羅馬貴族界的大肆浪費如何徹頭徹尾地依賴貸款，有事實為證：一次由于競選執政官人員的陸續借貸，羅馬當時的借貸月息竟由百分之四漲到了百分之八。
無力還債者常常想盡一切辦法拖欠債款，很少有人在期限内參與債主商會或清理債務。
他們非但不會變賣财産，尤其是田産，反而會繼續借債佯裝富豪，最終加速破産。
清理結果與米洛的相似，債主所得隻有他們清算數額前的百分之四。
在這種由殷富到破産的急速轉變和系統化的騙局中，獲利最多者當屬冷靜的銀行家，他們懂得什麼時候應予以放貸、什麼時候該拒絕貸款。
如此一來，債務人和債主的關系基本又回到了羅馬紀元五世紀期間社會危機最嚴重時的樣子。
有名無實的地主仿佛成了債主的衣食之主，欠債人的地位猶如債主的仆人，卑賤得像脫籍人一樣跟随在債主的侍從隊伍中，其中更有元老院的位高權重之人，竟也按照債主吩咐進行發言和投票。
也有人打算向财産宣戰，不是以恐吓手段恫吓債主，就是借作亂和内戰鏟除債主。
克拉蘇的勢力形成與這些關系有關，他們中的秦納，當然還有喀提林、科利烏斯（Coelius）、多拉貝拉等人曾帶頭發起暴動，此類暴動都打着&ldquo清賬&rdquo的旗号，與百年前震驚希臘的有産者與無産者的戰争十分相像。
這種腐敗經濟的本質下，任何财政或政治危機都有可能引發極其可怕的戰亂，更不用提一些常見現象，如資金流失、地産急劇貶值、無數人破産、普遍無力還債等&mdash&mdash這些現象出現于内戰期間，一如曾經的同盟戰争和米特拉達特斯戰争期間的狀況。
道德敗壞
不言而喻，在這種情形下，道德和家庭生活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不再是主流思潮，貧窮竟成了唯一的一種奇恥大辱、罪大惡極。
為了錢，政客可以出賣祖國，公民放棄自由；為了錢，官位和陪審員的投票權都可以拿來賣；為了錢，貴婦甘願賣身為妓。
僞造文件、背信棄義之事時有發生，當代的一位詩人曾稱誓言為&ldquo債務的石膏&rdquo。
人們忘記了誠信為何物，拒收賄賂者竟被視作私人仇敵而非正直之人。
奧盧斯·克倫提烏斯（AulusCluentius）一案向我們展現了一幅駭人的畫面，即意大利某個城市和鄉鎮最具名望之家，呈現出駭人聽聞、傷天害理的罪惡嘴臉&mdash&mdash古往今來各國的犯罪統計罕有其匹。
友誼
這種污穢在民族生活的最低端，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積累起來，其毒害性日益加重，也愈加根深蒂固，但表面上卻光鮮亮麗地掩蓋上一層文雅和友好之氣。
羅馬世界，互相拜訪蔚然成風，因此貴族住宅每日接待之人，需依主人或仆役排定的順序入内，稍有名望之人由主人單獨接見，其餘人則分組接見，或直接在最後一輪一次性接見&mdash&mdash據說蓋烏斯·格拉古首創了這種接見之法，也因此為新君政奠定了基礎。
互通書信也似拜訪之禮一般，彼此既非私交也無商務往來的人之間的&ldquo友誼&rdquo之信，卻飛馳于海陸兩地，反之，真實正式的商業信件卻用于寄給某個團體。
同樣，請客赴宴、慣常的新年賀禮、家庭節慶都失去了原來的性質，幾乎成了公衆的典禮，連死亡也無法令羅馬人從無數&ldquo親人&rdquo的殷勤中解脫。
為了留存死者的顔面，他必須為每人準備至少一件紀念品。
正如當今商界的某些圈子，純真誠摯的家庭關系和家庭友愛已經完全從羅馬人當時的生活中絕迹了，導緻一切商業往來和知己摯交都以毫無意義的形式和花言巧語來維系，因而真正的友誼逐漸為虛情假意所替代，而這也正是這個剝削人權、内戰四起的時代中，各種邪惡精神泛濫的最與衆不同之處。
婦女
在這個時期的衰落中，婦女的解放與友誼的變質有着類似的特點。
婦女早已經濟獨立，且當時已有專門為婦女辦事的律師，他們殷勤地幫單身貴婦管理财産和訴訟，希望憑借自身的商業和法律知識博取她們的青睐，進而比跑交易所之人獲得更豐厚的酒錢和遺産。
婦女們覺得自己脫離了父親或丈夫的經濟監護，各色各樣風流韻事也持續不斷。
舞女（mimae）的業務繁多、技巧純熟，完全能與當今舞女相提并論，她們的歌星、飾演的愛神（Cytheris）等甚至玷污了曆史的篇章。
但她們的行業仿佛獲得了特許，反倒是貴族界婦女的自由藝術竟成了一種危害。
上等門楣的通奸案屢見不鮮，因此隻有極其罕見的醜聞才能令奸情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閑聊對象，如今法庭幹涉也成了荒謬可笑之舉。
羅馬紀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普布利烏斯·克洛狄烏斯（PubliusClodius）在大祭司家中的婦女節慶日中，做了一件聞所未聞的醜事，甚至比五十年前那件牽連甚廣導緻一連串死刑的事态嚴重千倍，最後此事竟未經調查也未行處罰便不了了之了。
四月的浴場季來臨之際，人們會暫停政務，貴族界聚集在貝亞和普特奧利（Puteoli）。
之所以有如此魅力，主要源于合法和非法關系都在這裡上演，加之船上和岸邊處處歌舞升平，到處美味佳肴，讓大家的遊船航行興緻勃勃。
在那裡，婦女有絕對的操控權，但她們從不滿足于自己所屬的領域，于是裝作政客出席黨派集會，通過金錢和陰謀參與當時放蕩的幫會活動。
人們若目睹這些在西庇阿（Scipio）和加圖舞台上演戲的女政客以及站在她們身邊的美少年&mdash&mdash他們下巴幹淨、柔聲細語、步伐細碎、頭戴發飾、頸戴圍巾、身着長袍、腳穿女鞋，盡力模仿着放蕩的娼妓&mdash&mdash一定會為這個男女性别似乎有些颠倒的反常世界所驚駭。
貴族界如何看待離婚一事，可通過他們中品行最為端正的佼佼者馬爾庫斯·加圖（MarcusCato）的行為得知：一位朋友請求迎娶他的妻子時，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朋友離世後，他又再次毫不遲疑地娶回了這位妻室。
獨身和絕嗣日益普遍化了，尤其是在上流階層。
在這些人中，結婚早已被視作一種累贅，人們最多為了公衆利益才會選擇結婚，現在我們從加圖和他的朋友身上也驗證了百年前波利比烏斯（Polybius）視為希臘衰亡之源的準則，即公民有義務保護大額财産不分散，因此不能生育太多兒女。
&ldquo普羅大衆&rdquo（Proletarius）這一稱呼昔日曾是羅馬人的榮耀，如今已一去不複返！
意大利人口萎縮
這樣的社會情形導緻意大利的拉丁人口銳減，意大利的大好河山如今卻是部分遍布着寄生的移民、部分成了純粹的荒地，大批意大利本國居民卻移居海外。
整個地中海領域的意大利官員和衛戍部隊所需的人才和勞動力，已經超過這座半島的供應能力，尤其因為那些派往外國的人們，大都成了民族的永久損失。
随着羅馬逐漸變成包羅各個民族的帝國，貴族統治者也逐漸失去了意大利作為自己唯一家鄉的意義。
至于應征入伍或應募從軍的士兵，他們大部分死于連綿不絕的戰事，尤其是内戰，還有一部分則因長期甚至長達一生的服役而與家鄉完全脫離關系。
與公衆事業類似，投機事業導緻部分地主和幾乎全部商人長期或終生留居國外，特别是道德敗壞的巡行貿易，令商人日益疏遠了祖國人民的生活和約束較多的家庭。
為彌補人口流失，意大利一方面緻力于吸收身為奴隸和脫籍人的無産者，另一方面還吸收了大批從小亞細亞、叙利亞和埃及遷來的手工藝者和商販，這些人主要遷往首都，還有更多人遷往奧斯提亞、普特奧利和布隆迪西烏姆（Brundisium）等港口城鎮。
然而，在意大利占地最廣、最為重要的地區，甚至都沒有這種以其他人口代替本地居民的情況，因此人口數量仍在不斷減少中。
這種狀況在牧民地區尤為嚴重，例如養牛業福地阿普利亞（Apulia），據當時的人們所言，此地是意大利最荒涼之地。
同樣，這種現象在羅馬周邊地區也十分明顯，在逐漸退步的農業和日益惡劣的空氣的交互作用下，坎帕尼亞也變得一年比一年荒涼。
拉比奇（Labici）、伽比（Gabii）和包維萊（Bovillae）之前都是欣欣向榮的小鎮，如今也衰落至此，竟連一位拉丁節慶日的代表都很難找到。
雖然圖斯庫魯姆依然是拉丁姆最大的民社之一，但它的人員構成卻主要來自一些上流社會的家族，這些人雖長居首都但卻保留了圖斯庫魯姆的本地公民權，若以擁有選舉權的公民人數來計算，它竟遠不及意大利内地的一些小民社。
這個地區有能力當兵的男人們曾經是保衛羅馬的兵力基礎，如今這種現象已完全絕迹了，因此，人們在年史上讀到埃奎（Aequian）戰役和沃爾西（Volscian）戰役時，都顯得十分震驚或許還有幾分恐懼。
當然也不是處處都如此狼藉，尤其在意大利中部的其他地區和坎帕尼亞地區，就不似這般不堪，然而正如瓦羅所抱怨的，一般說來：&ldquo意大利昔日裡那些人口大城如今都蕭條衰落了。
&rdquo
寡頭政治下的意大利
這是一幅駭人的景象&mdash&mdash也是寡頭政黨統治下的意大利景象。
這種存在于乞丐界與富人界之間的殘酷對立，既無法調解，也無法緩和。
這種對立的差距在雙方間逐漸變得清晰明朗，同時也愈加慘痛。
财富加速累積的同時，貧窮的深淵也逐漸加深，在這種投機與賭博橫行的多變世界裡，有些人被捧到天上又狠狠摔倒在地。
這兩種世界的鴻溝表面看似越來越深遠，但在某些方面卻有着驚人的一緻，比如他們都摒棄了被視為全民族未來和核心的家庭生活，同樣都懶惰且奢靡，都擁有薄弱的經濟基礎，都有着類似的懦弱依賴性，都存在着形式不同的腐敗，都擁有罪惡的道德品質，也一樣都渴望對财富開戰。
殷富與貧窮合力将意大利人逐出境内，令這座半島部分充斥着奴隸人群，部分又滿是可怕的荒蕪。
這是一種可怕的景象，但卻也不是意大利獨有。
在任何地方，隻要奴隸制的資産階級政治得到充分發展，就勢必會把上帝贈與人類的美麗家園化為荒無人煙的沙漠。
正如江河可以映射出絢麗多彩的顔色，陰暗的溝壑卻處處彌漫着相同的臭氣，因此，西塞羅時代的意大利與波利比烏斯的希臘大體相似，卻也更像漢尼拔時代的迦太基，那時資産階級的全能專政以全然類似的方式消滅了中産階級，令商業和田莊農業達到繁榮鼎盛之狀，最終導緻整個國家處于一種虛僞僞裝下的道德和政治腐化。
當今資産階級對民族和文明所犯下的所有罪過，都遠不及古代資産階級國家所做的惡，正如自由人再怎麼貧窮，都好過奴隸，等到北美埋下的惡種成熟時，世界也會收到同樣的惡果。
恺撒的改革
從根本上講，這些壓倒意大利民族經濟的症候是無可救藥的，其尚可挽救之處基本上也要依賴人民和時間來不斷改善。
最明智的政府猶如技術純熟的醫生，無法令有機體的腐敗血脈化成新鮮的血液，對于一些根深蒂固的症結，政府所能做的也不過是盡力防止意外發生，以免影響自然界自治功能的順利運行。
新政府的和平力量本身就是一種預防劑，在這種力量牽引下，那些最嚴重的症瘤（例如用人力供養無産階級、犯罪卻不受懲罰、買賣官職等）也會逐漸消失。
但政府能做的遠不止如此。
有些人自恃聰明，拒絕修築堤壩，因為沒有哪種堤壩可以抵抗突然上漲的潮水，但恺撒卻不屬于這類人。
如果一個民族以及經濟能夠自發地循着自然界規定的路徑發展，結果會更好，但實際上它們早已超越了原本的路徑，恺撒采取特殊幹預措施，盡心竭力地把民族恢複成家鄉、家庭生活原本的樣子，并借助法律、法令改良民族經濟。
避免意大利人離境措施 重視家庭地位措施
為阻止意大利人持續脫離意大利，也為能讓貴族和商人在家鄉安居，恺撒縮短了士兵服役期限，禁止元老階級人士留居境外，除非因公出國。
同時規定已達結婚年齡（二十四歲至四十歲）的意大利人，不得連續三年不在意大利生活。
出于同樣的考慮，恺撒在最初擔任執政官、創立卡普亞殖民地時，便已經特殊優待子女衆多的家長，如今榮登王位後，他再次提議額外獎賞人口較多的家長，同時他以全國最高裁判官的資格，采取羅馬人認為最為嚴苛的方式來處理離婚案和奸淫案。
反奢侈法
恺撒甚至頒布了反對奢侈的詳細法律，削減了建築中最不合理的墓碑奢侈做法，他也從未認為此舉有失他的個人體面。
規定隻有特定的時期、年齡和階級才有權使用紫衣和珍珠，同時禁止任何成年人使用。
為筵席花費設定上限，直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