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教
在宗教和哲學的發展上，這一時期沒有出現新的因素。
羅馬&mdash希臘的國教和與之相連且不可分割的斯多葛國家哲學，對每種政府&mdash&mdash寡頭制、民主制或君主制&mdash&mdash來說，不僅是一種便捷工具，更是不可或缺的。
因為要締造一個完全沒有宗教成分的國教實屬不可能，而發現一個适合取代舊宗教的新國教也不可能。
因此，革命的掃帚有時确實非常粗魯地清掃了占蔔鳥獨具眼光的蛛網，不過這腐朽的機器每一次結合都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音，卻能在那次葬送共和本身的地震中存留下來，并将它的死闆和驕恣完好無損地傳到新的君主國。
無疑，它越來越被一切保有自由判斷力的人所厭惡。
确實，輿論對國教大體保持一種淡漠的态度。
從各方面來說，人們都把它看作一種政治便捷機制，除了政治文人和古文物學者以外，沒有人會特别關心它。
但對于同它休戚與共的哲學，在毫無偏見的公衆中逐漸産生一種敵對态度，這種态度是虛無而又背信棄義的空頭支票勢必要激起的。
斯多葛派（Stoa）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無用，我們可以從它想用多種方法吸收一些新精神可以看出這一點。
阿什凱隆的安條克（羅馬紀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在世）承認曾把斯多葛體系和柏拉圖&mdash亞裡士多德體系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竟真的成功地使他那畸形的學說成為當時保守派的時髦哲學，羅馬貴族中的文雅之士和學者都本着良心加以研究。
凡是聰明睿智、饒有氣勢的人都反對斯多葛派或對其置若罔聞。
在這期間，主要由于羅馬那些誇張煩人的法利賽派惹人厭惡，當然再加上人們日益傾向脫離實際而在懶散的淡漠和虛無的嘲諷中尋求托身之所，所以伊壁鸠魯（Epicurus）體系傳播更廣，第歐根尼（Diogenes）的犬儒哲學也在羅馬實現了歸依。
無論伊壁鸠魯體系在思想上如何蒼白空洞，一種哲學若不改變傳統名詞以尋求智慧之路，而止于使用現有的名詞，并且徹頭徹尾地隻承認感知是真實的，那便永遠要優于名詞盈耳但卻概念虛空的斯多葛哲學。
犬儒哲學在當時所有的哲學體系中是最好的，因為它的體系僅限于絕無體系并譏笑一切體系和體系制定者。
在兩個領域内，對斯多葛派的戰争如火如荼地進行着，且取得了勝利：對于莊重的人士來說，伊壁鸠魯派的盧克萊修（Lucretius），以充滿着誠摯信念和神聖熱情的語調攻擊斯多葛派對神和命運的信仰以及斯多葛派靈魂不死的學說，而對于容易發笑的大衆，犬儒瓦羅以他那如飛镖一般、為人所廣泛傳誦的諷刺詩更加尖銳地刺向目标。
這樣一來，老一輩的能人攻讦斯多葛派，與此同時，與它毫無内在聯系的年輕一輩如卡圖盧斯（Catullus）也完全對其不予理會，對它進行更為嚴厲的責難。
東方宗教
但是，如果一種不再為人信仰的宗教出于政治方便而繼續留存于世，那麼人們就會在其他方面尋求充足的補償。
在當時的羅馬世界，不信與迷信，同一曆史現象的不同信仰，也都并行不悖。
兩者兼備而與伊壁鸠魯派一同否認神祇，卻在所有神祠前禱告獻祭的人并不是沒有。
當然，隻有來自東方的神祇正在興起，而且因為人們繼續從希臘流入羅馬，所以東方的神也越來越多地遷入西方。
弗裡吉亞崇拜（Phrygiancultus）在當時羅馬的重要性，可從瓦羅和盧克萊修等老人的論戰中看出來，也可從時髦人物卡圖盧斯的贊頌詩中看出來，此詩以一個獨特的請求作結，即神可屈尊而僅僅擾亂其他人的頭腦，卻不擾亂這位詩人的神志。
密特拉（Mithra）崇拜
新加入的是波斯崇拜，據稱這種崇拜最初是以自東方而來、在地中海相遇的海盜為媒介傳到西方的，聽說利西亞的奧林匹斯山是這種崇拜在西方最早的聖地。
東方的崇拜傳到西方，它們所蘊含的理論上和道德上的高級要素便會大體流失掉，這一點已得到明證：在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純正學說中，至高無上的神是阿胡拉瑪茲達（Ahuramazda），但在西方卻幾乎始終無人知曉，西方人特别崇拜的是在波斯舊國教裡占首位、但卻被查拉圖斯特拉移至第二位的神，即太陽神密特拉。
伊西斯（Isis）崇拜
然而，在較為光明較為溫和的波斯教天神抵達之前，埃及一大群乏味、神秘而奇形怪狀的神靈就已來到羅馬&mdash&mdash自然之母伊西斯及其全部随員，其中有總是死而複生的奧西裡斯（Osiris），凄慘的薩拉皮斯（Sarapis），沉默嚴肅的哈伯克拉底（Harpocrates），以及狗頭的阿努比斯（Anubis）。
當克洛狄烏斯解放各社團和秘密集會（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時，無疑又解放了平民，這批社團和秘密集會甚至準備進入位于卡庇托爾山的羅馬朱庇特（Jupiter）古堡，人們曆經艱辛才阻擋住它的入侵，把不可避免的神廟至少驅逐到羅馬城郊。
然而，在首都的下級民衆中，沒有哪一種崇拜像它這樣受到歡迎。
元老院下令拆毀城内的伊西斯神廟，沒有一個工人敢先動手，執政官盧奇烏斯·保盧斯（LuciusPaullus）隻得親自拿斧頭先砍第一斧（羅馬紀元704年即公元前50年）。
我們可以打賭，一個女人越是浪蕩，對伊西斯的崇拜便越是虔誠。
抽簽、圓夢和相似的人文科學，養活以此為業的人是理所當然之事。
占星術已經是一門科學的研究，費爾蒙（Firmum）的盧奇烏斯·塔魯提烏斯（LuciusTarutius）是個受人尊敬且學識淵博的人，他是瓦羅和西塞羅的朋友，一本正經地計算羅慕路斯王和努馬（Numa）王以及羅馬城的生辰八字，而為了教化雙方的信徒，他利用他對迦勒底和埃及的了解，證實了羅馬年史上的記載。
新畢達哥拉斯主義尼吉底烏斯·菲古魯斯（NigidiusFigulus）
但在這個領域，我們最需要注意的現象，是首次嘗試将粗俗的信仰和推測性思想雜糅在一起，即我們習慣稱之為新柏拉圖主義的傾向首次出現在羅馬世界。
這裡最老的信徒是普布利烏斯·尼吉底烏斯·菲古魯斯，他是個羅馬貴族，屬于貴族中最嚴格的層級，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他擔任執政官，羅馬紀元709年即公元前45年，他身為被放逐的政治犯死于意大利境外。
他以驚人的淵博學識以及更為驚人的信仰之力，在最為矛盾的元素中創造出一個哲學&mdash宗教體系，至于這種體系的特殊輪廓，他在口頭宣講中所提及的，大概要比在他那些神學和自然科學著作中描寫的多。
在哲學上，他想擺脫時下流行體系和抽象概念的骨架，重溯被人們忽視的前蘇格拉底哲學之源，那種哲學思想還仍然生動感人地出現在古聖人的心中。
自然科學研究得到合理對待，甚至現在能為玄妙的騙術和假借神靈的把戲提供一個很好的應對方法。
上古時代，人們對物理定律缺乏了解，便更容易注意到這種事物，我們可以感知到，它在這種情況下占據着重要地位。
菲古魯斯的神學大體基于這種離奇的混雜，與他志同道合的希臘人，已将俄耳普斯和其他或新或舊的本土學識，與波斯、迦勒底和埃及的神秘學說混合在一起，菲古魯斯又将托斯卡納研究的虛無結果與本地傳統鳥飛學的虛無結果結合起來，以至于産生了更加協調的混亂狀态。
整個體系在政治上、宗教上和民族上的神聖化都源自畢達哥拉斯的名字。
這位極端守舊政治家的最高準則是&ldquo促進秩序、防止混亂&rdquo，他有着神奇的事迹，也能招神驅鬼。
他生于意大利，甚至與羅馬的傳聞交織在一起，是遠古時期的聖人，羅馬佛羅場上還有他的雕像。
因為生與死互相關聯，所以看起來畢達哥拉斯不僅作為英明君主努馬的朋友和智慧之母埃格裡娅（Egeria）的同事立于共和搖籃之側，而且作為神聖鳥學的最後一位守護者立于共和墳墓之側。
然而，這個新體系不但神奇，它更能成就奇迹。
菲古魯斯在後來做皇帝的奧古斯都（Augustus）誕生之日，就告訴他的父親：此子日後必成大器。
不僅如此，這些先知竟喚起了信徒的靈魂，更重要的是，他們向這些信徒告知金子丢失的地點。
這種又新又舊的學識深深觸動了當時的人，屬于不同黨派的最高貴、最博學、最能幹之人&mdash&mdash羅馬紀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的執政官阿庇烏斯·克勞狄烏斯（AppiusClaudius）。
博學的馬爾庫斯·瓦羅（MarcusVarro）和勇将普布利烏斯·瓦提尼烏斯（PubliusVatinius）都參加靈魂召喚儀式，甚至還動用警察來幹涉這些社團的活動。
這些想保全羅馬神學的最後企圖，與加圖在政治學領域所做的類似努力一樣，給人們留下既可笑又可悲的印象。
我們可以對教義和傳教人一笑置之，但能幹之人竟開始自甘堕落，這仍是件嚴重的事。
這一時期的青少年教育和普通文理教育
青少年教育事業，理應遵照前一時期所劃定的雙語人文範疇。
羅馬世界的普通文化，也應更加符合希臘人為此目的所設立的形式。
甚至體育也從球戲、賽跑和比武，進步到更加具有藝術發展性的希臘體育競賽，雖然還未有任何公立的體育機構，但在貴族宅邸中，已可見建于浴室旁的體育場。
在羅馬世界，普通教育的範圍于一百年間的演變形式，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加圖的百科全書和瓦羅相似性質的著作《論學校的學科》中看出。
作為非專門教育的組成部分，加圖所列的有雄辯術、農學、法學、軍事學和醫學；根據大緻推測，瓦羅所列的是文法、邏輯學或辯證法、修辭學、幾何學、算術、天文學、音樂、醫學和建築學。
所以在羅馬紀元七世紀中葉，軍事學、法學和農學，已從普通學科變為專門學科。
另一方面，瓦羅的著作中已經完備地記述了希臘的青少年教育。
除文法、修辭學和哲學等課程早已傳入意大利外，現在又有屬于特殊希臘課程的幾何學、算術、天文學和音樂。
特别是天文學在星宿命名方面，迎合了當時無思想而又好博學的羅馬人的業餘嗜好，在與占星術的關系方面，又迎合了當時盛行的宗教詐騙，因而受到意大利青少年的熱情追捧。
這一點也可以用其他方法證明：在亞曆山大城的所有文學作品中，阿拉托斯（Aratus）的天文啟示詩，最早為羅馬青少年教育所采用。
除了這個希臘課程以外，還有羅馬舊時教育留下來的醫學，最後是建築學。
對于當時不種田而建房屋造豪宅的羅馬貴族來說，建築學也是必不可少的。
希臘教學亞曆山大主義
與前一時期相比，希臘和拉丁教育，在範圍和學習嚴謹性上都有所進步，但在純粹性和精美性上卻也有所退步。
人們日益熱心于追求希臘學識，這賦予了教學本身一種博學性。
荷馬或歐裡庇得斯（Euripides）畢竟不能算作藝術，對教師和學者而言，亞曆山大城的詩歌較為有利，此外從精神層面看，比起純粹的希臘民族詩歌，這些詩歌更适合當時的羅馬世界，即使它們不像《伊利亞特》那樣珍貴，至少在年代上也足以讓教師們奉它們為經典。
歐福裡翁（Euphorion）的情詩，卡利馬科斯（Callimachus）的&ldquo因緣&rdquo和&ldquo朱鹭&rdquo，呂哥弗隆（Lycophron）晦澀滑稽的&ldquo亞曆山德拉（Alexandra）&rdquo，都包含着大量适于摘錄和解釋的罕見詞（glossae），及編撰和分析都很費力的語句和冗長離題、堆砌得莫名其妙的過時神話，一般來說，它們都包含着各種複雜的學問。
教學需要越來越困難的練習，這些作品大都是教師的模範著作，非常适合做模範學生的學習材料。
因此，亞曆山大城的詩歌，在意大利的學校教育中占據着永久性地位，尤其經常用作考題，它們确實促進了知識的傳承，盡管是以犧牲鑒賞力和辨别力為代價。
再者，這種不健康的求知欲，驅使羅馬青少年盡可能從源頭學習希臘文化。
希臘教師在羅馬教授的課程隻夠入門之用，但凡想要用希臘語會話的，就到雅典去聽希臘哲學講學，到羅得去聽希臘修辭學講學，并穿過小亞細亞，經曆一場文學藝術之旅，在這裡，希臘人大部分舊時的藝術珍寶都還留在原地。
他們的美術培養雖有些機械化，但卻能連續不斷，反之，較遠的亞曆山大城因其嚴謹科學更負盛名，卻很少作為求學少年的旅行目的地。
拉丁文教學
拉丁文教學的發展與希臘文教學相似。
這一部分僅源于希臘教學的反作用，因為拉丁文教學的方法和動機，實際上基本是借鑒希臘文教學。
而且，政治局勢和平民黨的活動都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成群前往佛羅場講壇，極大促進了演講練習的傳播和強化。
西塞羅有雲：&ldquo不論人的目光投向何處，處處都是修辭家。
&rdquo此外，羅馬紀元第六世紀的著作越退回到更遙遠的過去，便越開始被人們毅然視作拉丁文學黃金時代的經典作品，因而基本以它們為中心的教學便取得更大的優勢。
最後，蠻族分子從各方遷入并擴張，凱爾特和西班牙的廣闊地區開始拉丁化，自然就使得拉丁文法和拉丁教學，比昔日隻有拉丁姆人說拉丁語時更加重要。
自此，拉丁文學教師在科姆（Comum）和納博的地位，開始與他們在普萊内斯特（Praeneste）和阿爾代亞（Ardea）的截然不同。
整體來看，文化教育在退步而非進步。
意大利各城鄉遭到毀壞，外來分子成群湧入，國家政治、經濟和道德都在衰退，尤其是混亂的内戰對拉丁語造成了巨大的損害，非世界上所有教師所能修補。
羅馬青少年與當時的希臘文化聯系更加密切，再加上受多言善辯的雅典智識以及羅得和小亞細亞的修辭學産生的決定性影響，他們所汲取的恰好都是希臘文化中最為有害的部分。
拉丁姆在凱爾特人、伊比利亞人和利比亞人中間擔負的宣傳使命&mdash&mdash盡管這個任務值得驕傲&mdash&mdash隻會給拉丁語帶來如東方希臘化給希臘語帶來的相同結果。
這個時期的羅馬民衆，為演說家層次分明、音韻铿锵的話語鼓掌，而對伶人語法上或韻律上的錯誤加以抨擊，這無疑表明，母語作為學校教育的反映，對于它的洞察力正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同特質。
但同時，有判斷力的同時代人卻在抱怨說：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前後，意大利的希臘文化水平遠低于三十多年以前，人們很少有機會能聽到純正的拉丁語，隻有從受過教育的老婦人嘴裡才能聽到。
真正的文化傳統，舊時美妙的拉丁母語，盧西利亞的優雅，西庇阿時代文明的讀者圈，都在逐漸消逝。
至于&ldquo溫文爾雅（urbanitas）&rdquo這個名詞和觀念，即優雅的民族素養，也起于這個時期，這并不說明它很流行，而是說明它正在沒落，說明人們深感這種&ldquo溫文爾雅&rdquo在語言中、在拉丁化的蠻族或蠻族化的拉丁人的風俗中并不存在。
在仍可聽見文雅談吐的地方，正如在瓦羅的諷刺詩和西塞羅的信劄裡，它就是在列阿特（Reate）和阿爾皮努姆（Arpinum）沒有像羅馬那樣作廢的古道遺風。
國立學府的萌芽
這樣，以前的青少年教育大體保持不變，不過這主要是由于它本身的腐敗而非由于民族的整體衰落，比起前一時期，這種教育帶來的利更少而弊更多。
恺撒也在這個領域發起了一場革命。
對于文化教育，羅馬元老院最開始持抵抗态度，而後僅僅是多加容忍，新意大利&mdash希臘帝國政府的本質是人文主義，隻能效仿希臘模式自上而下地推進文化教育。
如果恺撒把羅馬特權贈與首都所有的人文科學教師和醫師，我們可以從中看出，這在某種程度上為之後國家設立學府以供帝國青少年學習雙語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礎，也是新的人文主義國家最有意義的體現。
如果恺撒又決定在首都建一座希臘和拉丁的公立圖書館，并任命當時最博學的羅馬人馬爾庫斯·瓦羅為館長，其中意圖分明就是要把世界君主國和世界文學聯合起來。
語言 小亞細亞的俗語
這個時期語言的發展，取決于文明社會的古典拉丁語和公共生活的俗語之間的區别。
前者本身是特殊意大利文化的産物，甚至在西庇阿的階層中，&ldquo純粹拉丁語&rdquo已經成為口号，人們說母語不再是出于完全單純的心态，而是有意識地與大衆語言保持距離。
本時期伊始，針對迄今為止盛行于高等交際語因而也盛行于文學領域的古典主義，發起了一場異常的反動，這場反動無論在内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與希臘同種性質的語言反動有着密切的關系。
就在大約這個時候，馬格尼西亞（Magnesia）的修辭學家和浪漫主義作家赫格西亞斯（Hegesias），以及依附于他的許多小亞細亞修辭學家和文學家，開始反抗正統的雅典主義。
他們要求完全認可生活的語言，一視同仁，不管字詞是源于阿提卡還是源于卡裡亞和弗裡吉亞。
他們自己發言寫作，不是為了學術派系的品味，而是為了大衆的喜好。
他們不能對這一原則持有異議，隻是結果确實不會優于當時小亞細亞的民衆，這些民衆已完全喪失對作品簡潔性和純粹性的鑒賞力，隻會追求嘩衆取寵的東西。
姑且不論由此趨勢衍生出來的各種虛假藝術&mdash&mdash尤其是浪漫小說和浪漫小說體的曆史，我們可以想象，這些亞洲人的風格是生硬的，沒有抑揚頓挫的音節，裝腔作勢，孱弱無力，滿是藻飾和誇張，徹頭徹尾地庸俗和做作。
西塞羅說：&ldquo誰知道赫格西亞斯，誰就知道何為愚蠢。
&rdquo
羅馬俗語赫滕希烏斯（Hortensius）反動羅得學校
然而，這種新風氣也傳入拉丁世界。
希臘時興的修辭學，在前一時期末就已侵入拉丁的青少年教育中，然後從本時期伊始便邁出了最後一步，蘇拉時代最著名的律師昆圖斯·赫滕希烏斯（羅馬紀元640&mdash704年，即公元前114&mdash前50年）也踏上了羅馬的講壇，這時修辭學甚至在拉丁習語上也固守差勁的希臘審美。
羅馬民衆接受的已不再是西庇阿時代純粹嚴謹的文化教育，自然熱情贊賞這位知道如何給俗語披上一層藝術外衣的革新者。
這一點非常重要，正如在希臘，語言鬥争總是先發生在修辭學家的學府裡，因此在羅馬，法庭演說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比文學更能樹立作風典範，于是，律師界的領導權似乎理所當然地與發言和寫作的時興模式結合在一起。
這樣一來，赫滕希烏斯的亞洲俗語，将古典主義逐出羅馬講壇，一部分也逐出文學領域。
但是，不久希臘和羅馬的風尚又發生了轉變。
在希臘，羅得修辭學家的學校不恢複阿提卡的純粹嚴謹之風，而是試圖在它和現代時尚之間開辟一條折中之道。
如果羅得的教師不太考究他們思想言談的正确性，那也至少要堅持使用純正的語言和風格，審慎選擇字詞和節奏分明的句法。
西塞羅主義
在意大利，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羅馬紀元648&mdash711年，即公元前106&mdash前43年）少年效仿赫滕希烏斯的作風，然後聽了羅得教師的講學，他自己的鑒賞力也更加成熟，因而歸于善道，自此以後，他緻力于嚴謹純正的語言和徹底圓滿而富有韻律的演說辭。
在這一方面，他所效仿的語言模範主要是源于羅馬上流社會中那些少受或完全未受俗語侵害的人，而且如上所述，這些人雖然正逐漸消失，但卻仍有遺存者。
無論優美的希臘文學對他演說辭的節奏有何重大影響，在這件事情上，古拉丁語和優美的希臘文學也隻占據着次要地位。
語言淨化絕不是書本語言對交際語言的反動，而是真正受教育者的語言對未受教育者或半受教育者的俗語的挑戰。
在語言領域内，恺撒也是冠絕當時的大師，他表達了羅馬古典主義的基本概念，下令發言和寫作時應避免使用任何外來詞，一如船員應避開礁石。
人們應摒棄古文學裡的詩意詞、廢詞以及取自公共俗語的鄉間措辭，尤其要摒棄希臘字詞和習語，就這一時期的信劄來看，這種字詞和習語已大規模滲入到交際語言當中。
盡管如此，西塞羅時代這種學究式的人造古典主義，相對于西庇阿時代的古典主義，就如同忏悔相對于無罪，或如同拿破侖時代的古典派法語，相對于莫裡哀（Moliere）和布瓦洛（Boileau）的模範法語。
西塞羅時代的古典主義源自鮮活飽滿的生活，而西庇阿時代的古典主義，就像是在恰當的時間抓住了一個即将滅亡且不可複生的民族的最後一口氣。
既然如此，這種古典主義當然迅速地傳播出去。
律師界的領導權以及語言和鑒賞的獨裁權，都一并從赫滕希烏斯移交到西塞羅手上。
西塞羅所著作品豐富多樣，因而這個古典主義有了前所未有的長篇散文。
于是，西塞羅成為新古典拉丁散文的開創者，羅馬的古典主義始終與文體家西塞羅完全聯系在一起。
古典主義最有才華的代表如恺撒和卡圖盧斯，都對他不吝贊美之詞，這些贊詞雖有些過分，但卻不完全是空話，他們所贊美的并不是作家西塞羅，更不是政治家西塞羅，而是文體家西塞羅。
羅馬新式詩歌
不久之後，他們又有所進展。
臨近本時期末，羅馬新派詩人，将西塞羅在散文方面所做的成就貫徹到詩歌中去，這些詩人以希臘盛行的詩歌為範本，其中最大的才子就是卡圖盧斯。
在這裡，高等交際語言将過去在此領域也很流行的古文驅逐出去。
正如拉丁散文臣服于阿提卡的韻律，所以拉丁詩歌也逐漸遵守亞曆山大詩體那嚴謹或稱苛刻的詩律，例如自卡圖盧斯時代開始，不再允許用單音詞或者不是特别有力的雙音詞同時做一行詩的開頭，又作始于前一行詩的句子的結尾。
語法科學
最後，科學也介入其中，确定語法，發展規則，這規則不再取決于經驗，而是擁有決定經驗之權。
過去實詞的詞尾變化一部分是不定的，而今則完全一成不變，例如所謂第四種詞形變化裡，一向并行不悖的所有格和與格形式（senatuis和senatus，senatui和senatu），恺撒認為隻有縮略形式（-us和-u）才屬有效。
各種書法改革使得書面語和口頭語更趨于一緻，例如，依恺撒前例，i代替maxumus一類詞中間的uk和g這兩個字母已屬多餘，前者已被廢除，而對于後者，至少也已有人提議将其廢除。
語言即便還未固化，也已經在固化的路上，它的确還未在不知不覺間被規則支配，但卻已經感受到規則的影響。
在拉丁文法領域，此舉從希臘大體汲取了它的精神和方法，不僅如此，拉丁語也依照希臘先例直接接受修正。
這一點有事實為證，例如，詞尾的s原來任由人們随意使用，有時做輔音，有時又不是，但新式詩人卻按照希臘用法将它當作輔音語尾。
這種語言的規整就是羅馬古典主義的恰當領域。
古典主義的領袖西塞羅、恺撒以極不相同的方式&mdash&mdash也正因此更有意義&mdash&mdash甚至在卡圖盧斯的詩作中反複灌輸語言規則，斥責違反規則的行為，反之，老一輩人極力反對語言界的改革，就如同他們反對政治改革一樣。
但當新古典主義，也就是受規則支配且盡可能與标準希臘語處于平等地位的标準拉丁語，源于對闖入上流社會甚至文學領域的俗語的有意挑戰，即便它取得穩固的文學地位，且具有系統化的形态，俗語也絕不撤離陣地。
我們不僅發現有人天真地将俗語用到偶然進入作家之列的次要人物的作品中，如恺撒第二次征伐西班牙的記載，而且在真正的文學、在啞劇、在半浪漫主義小說、在瓦羅的美學著作中，我們也或多或少會看到俗語的痕迹。
還有一種顯著的情形，那就是俗語恰好處在最富民族性的文學領域，能夠自保，而像瓦羅這樣真正的守舊之士也将它納入保護。
古典主義基于意大利語的消亡，一如君主政體基于意大利民族的沒落，共和的遺老們竟繼續将共和的權利賦予正在使用中的語言，為了它的相對活力和民族性，竟容忍它的美學缺陷，這是完全一緻的。
這樣一來，本時期的語言見解和趨勢處處不同，盧克萊修的舊式詩歌旁邊出現了卡圖盧斯徹底的新式詩歌，西塞羅富有韻律的文句旁邊立着瓦羅那有意不再劃分的長句。
語言領域同樣也能反映出時代的分裂。
文學作品在羅馬的希臘文人中
在本時期的文學領域，首先讓我們吃驚的，是與前期相比，羅馬文學的發展極為顯著。
希臘人文學活動的繁盛發展早已不在公民獨立的自由空氣中，而隻在大城市尤其是宮廷的學術機關裡。
希臘的文人隻得尋求大人物的照拂和庇護，又因為帕加馬（羅馬紀元621年即公元前133年）、昔蘭尼（羅馬紀元658年即公元前96年）、比提尼亞（羅馬紀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和叙利亞（羅馬紀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等國的王朝相繼滅亡，拉基代王朝光輝日減，他們被人從先前的缪斯之位趕下來，再加上自亞曆山大大帝去世以來，他們必然散居各地，至少在埃及人和叙利亞人中間，和在拉丁人中間同為異鄉之客，于是這些希臘文人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羅馬。
除了廚師、娈童和弄臣外，還有追随在當時的羅馬貴族身邊的一群希臘侍從，其中哲學家、詩人和傳記家也居于顯赫地位。
居于這種地位的著名文人我們已有了解，例如，伊壁鸠魯派的菲洛澤穆斯（Philodemus），受羅馬紀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的執政官盧奇烏斯·皮索之命擔任首席哲學家，并偶爾以他庇護者粗魯不文的享樂主義為主題，創作美妙的諷刺短詩來教誨新人。
當時羅馬的文學成就比任何地方都要豐足，越來越多極負盛名的希臘藝術代表和科學代表遷入羅馬。
在這些遷居羅馬的人當中，有醫師阿斯克雷庇阿德（Asclepiades），國王米特拉達特斯試圖誘他離開羅馬轉而來侍奉自己，但卻是徒勞；有米利都（Miletus）全知全能者亞曆山大，又名波裡希斯托（Polyhistor）；有來自比提尼亞國尼西亞的詩人帕耳忒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