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以及些許新造的或取自于俗語的詞彙。
再者，西塞納的模範，或者說他唯一熟悉的希臘曆史學家，就是《亞曆山大大帝傳》的作者克裡塔庫斯（Clitarchus），這本傳記徘徊于史書和小說之間，仿照署名為庫爾提烏斯（Curtius）的野史，如是，我們便可以毫不猶豫地承認，西塞納的曆史著作并非純粹曆史批評和史學藝術的産物，而是羅馬人在希臘人熱衷的、将曆史和野史混合的初次嘗試，這種混合作品本來意圖利用虛構的詳細情節，使曆史事實演繹得更加生動形象，但是結果反而使其意味索然，真相佚失。
所以西塞納翻譯希臘的時新小說，也不足為怪。
羅馬城編年史
當然，對于一般的羅馬城史，甚至世界史而言，凄婉景象遠甚于此。
考古研究日益活躍，人們期望可以通過利用文獻和其他可靠的史料，糾正時下流行的表述，不過這種希冀并未成為現實。
随着研究的深入發展，人們越來越明顯地察覺到創作一部批判的羅馬史書意義深遠。
研究和表述的困難已經很大，不過最大的阻礙并非來自學術層面。
傳統的羅馬早期曆史，為人傳述和相信已有三百餘年之久，與羅馬民族的日常生活深刻交織，在任何深入而忠實的研究中，早期曆史的詳細情節須多處更改，與法蘭克人關于法拉蒙王（Pharamund）以及不列颠人關于亞瑟王（Arthur）的古史一樣，整個叙述體系都需要推倒重來。
守舊主義的研究者，例如瓦羅，絕不會有意願着手這種工作，如果一位自由思想家着手此事，所有良好公民必然會一同聲讨這些極其敗壞、甚至企圖奪走憲政派的過去的革命黨。
所以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研究妨礙了曆史創作的進展，而非指導曆史創作。
瓦羅和開明之士顯然認為編年史無可救藥，棄之不顧，或者至多像蒂烏斯·龐波尼烏斯·阿提庫斯（TitusPomponiusAtticus）那樣，将官方和氏族的人名錄列成簡單的表格形式&mdash&mdash這使希臘&mdash羅馬的比較年代學最終确立，并流傳後世。
不過羅馬城曆史的創作理所當然從未停止，詩歌和散文不斷融入那些無聊人給無聊人寫的大部頭裡，同時著書立說者已有一部分是獲釋奴隸，他們完全不關心所謂的研究。
這些作品如今均已散佚，根據我們所了解到的，這些作品不僅毫無價值可言，而且大多數甚至充滿了偏狹和虛僞。
當然，昆圖斯·克勞狄烏斯·誇德裡伽利烏斯（QuintusClaudiusQuadrigarius，羅馬紀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前後）的編年史依然仿照舊式傳統，不過創作風格優良，至少在神話時代的叙述上，力求簡潔，實屬可嘉。
蓋烏斯·李錫尼·馬克爾（GaiusLiciniusMacer，前副執政，逝世于羅馬紀元688即公元前66年）是詩人卡爾烏斯的父親，也是一位熱心的平民黨人，與其他史家不同，馬克爾自稱緻力于文獻的研究和批評，可是他的《床布書》（librilintei）及其獨特的其他作品令人十分困惑，而且為了平民黨的利益篡改了所有的編年史&mdash&mdash篡改的規模很大，一部分流傳到後世的史家&mdash&mdash這些都可以追溯到馬克爾。
瓦勒裡烏斯·安提亞斯
最後，瓦勒裡烏斯·安提亞斯（ValeriusAntias）創作的煩冗以及天真的叙述超越了前人。
僞造數字大行其道，甚至連當代史都不能幸免。
羅馬上古曆史本就意趣索然，重編之後依舊索然無味，例如聖君努馬尊奉仙人伊吉裡亞的指示，用酒抓住福努斯（Faunus）和庇庫斯（Picus）二神的叙述，以及此後努馬和朱庇特神進行的美妙交談，作者們十分迫切地向所謂羅馬傳說曆史的信奉者推介，希望他們相信，或者至少大體上相信這些事件的存在。
如果本時期的希臘小說家讓這種仿佛為他們量身定制的素材逃出手心，那就不免怪哉了。
實際上，當時也不乏把羅馬曆史寫成野史的希臘文人，例如上文提到的僑居羅馬的希臘文人亞曆山大·波利希斯特所創作的五卷本《論羅馬》，該書把陳腐的曆史傳說與傾向于色情的瑣碎的杜撰雜糅在一起，令人心生反感。
根據我們的推斷，波利希斯特或許是一事的始作俑者，即從特洛伊滅亡到羅馬興起的這段時間，按照二者的野史推算應該有五百年，時間上才可能聯系起來，所以波利希斯特用一種埃及和希臘史家習以為常的無所作為的君主名錄補其缺漏，因為綜合看來，是波利希斯特塑造了阿文提努斯王（Aventinus）、第伯裡努斯（Tiberinus）以及阿爾巴的西爾維氏（Silvii），所以後世若有其事地分别給他們附上姓名、在位年代，而且為了更加明确，給他們附上一幅畫像。
如此一來，希臘的曆史小說全方位融入羅馬的曆史創作中，我們如今習以為常稱之為羅馬上古時期遺聞的，可能很多取自與高盧的阿馬迪斯（Amadis）和福克（Fouque）的俠士小說相似的史料&mdash&mdash對于那些通曉曆史的诙諧幽默，并且能夠領會公元十九世紀某些人對努馬王依舊心懷虔誠和崇敬的滑稽，這是個啟發心智的思想。
涅波斯與世界史
在這一時期内，羅馬文學裡出現了與本民族編年史并立的世界史，或者更準确地說，羅馬史和希臘史的結合。
提西努姆的科爾涅利烏斯·涅波斯（CorneliusNepos，羅馬紀元約650&mdash約725年即公元前104&mdash前29年）首先編纂了一部世界編年史（發表于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以前）以及一部普通傳記集，把羅馬和希臘政界和文學界的名人、對兩國曆史産生巨大影響的人物，按照一定的分類整理排列。
這些作品與長期以來的希臘世界史同宗同源。
希臘的世界史，例如加拉廷王德奧塔魯斯的女婿卡斯托（Kastor）的著作，本來以羅馬紀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為時間終結點，現在又開始将此前忽略的羅馬史收錄在内。
與波利比烏斯的著作一樣，羅馬的這些世界史著作也企圖以地中海世界史代替相對地方性的曆史，然而在波利比烏斯作品中某些來源于明達曉暢的概念、深邃曆史洞見的内容，在這些編年史中卻成為學校教育和自我教育必不可少的産物。
這種世界史、學校教育的課本或提供參考的手冊，以及一切與之相關、以後在拉丁語言裡亦十分豐富的書籍作品，都不能歸于具有藝術性的史學之列，尤其是涅波斯本人，他隻是一個既沒有獨特的思想精神，又不具備系統協調布局的編輯家。
本時期的史學成績斐然，且獨具一格，但是和那個時代一樣，遠不足以令人心生快感。
希臘和羅馬文學錯綜複雜地交織在曆史領域的最為顯著者，正是在這個領域内，兩種文字在内容和形式上首先合二為一。
從前，希臘&mdash羅馬曆史統一的概念曾經使波利比烏斯超越了自己所處的時代，如今這種統一概念，希臘和羅馬的童子在學堂中就已習得。
不過這個地中海國家在自覺存在以前，就已經有史家存在了，如今這種感覺已經落地生根，遺憾的是希臘和羅馬卻沒有能夠将其正确表現出來的人。
西塞羅如是說：&ldquo羅馬不具備曆史著作之法。
&rdquo根據我們掌握的信息來看，此言非虛。
做研究的無心于曆史創作，進行曆史創作的人無心于研究，故而史書隻能徘徊于課本和野史之間。
一切純粹的藝術&mdash&mdash史詩、戲劇、抒情詩、曆史&mdash&mdash在這虛無的世界裡終屬虛無，但在其他藝術形式中，西塞羅時代的智力衰落，遠遠不及在史學上表現得這般明晰和可怕。
恺撒的軍事報告&mdash&mdash曆史附屬文獻
另一方面，本時期的小史書籍，除了諸多微不足道、已被世人淡忘的作品之外，出類拔萃的一流著作，當屬恺撒的備忘錄，或者說是這位民主将領給向其授命的人民提交的一份軍事報告。
該報告已經完成的部分由作者自行發表，叙述從凱爾特戰役到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為止的這一段曆史，其目的顯然是向大衆極力辯護恺撒形式上不合法紀的行為，即沒有當局授命，就攻陷一個大國，并為此不斷擴充自己的軍隊。
該報告寫成并發表于羅馬紀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當時羅馬反對恺撒的聲音風起雲湧，恺撒被要求解散軍隊，聽候查辦[17]。
這份申辯書的作者如是表述，自己完全以軍官的身份進行書寫，并小心謹慎避免将軍事報告擴展到政治組織和管理的危險領域。
恺撒以軍事報告體裁偶然創作的黨派文章，和拿破侖的戰報一樣，本身就是曆史作品，但是嚴格意義上來說，卻不是、也不應該是曆史作品，因為這篇叙述的客觀形式不是曆史的，而是公文形式。
不過在這種質樸的文章中，這是一篇盡善盡美的傑作，非羅馬文學的其他作品所能及。
其叙述簡潔而無遺漏，素樸而不随意，透徹生動而不矯揉造作。
語言全無古詞和俗語，是新式優雅文氣的典範。
在這部叙述内戰的書中，我們似乎可以覺察到作者曾試圖避免戰争卻不能如願以償，或許也能感覺到在恺撒的心靈深處，和其他人一樣，懷着希望的時候洋溢着清新和純潔，實現的時候卻不複如是。
不過這部叙述高盧戰史的作品洋溢着光明、安甯和簡單的美妙，這在文學上獨一無二，正如恺撒在曆史上獨一無二。
書信集
與上述相似的，還有本時期政治家和文人們的書信集，到了一個時期以後才有人把它們搜集起來，予以發表，恺撒本人和西塞羅、卡爾烏斯等人的書信集就在此列。
這些書信集更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但卻是史學和其他研究領域的寶貴文庫。
而且在這個時期，過去諸多可貴的勞績、思想精神和聰明才智都耗費在瑣事上，這些書信集就是本時期最真實的寫照。
新聞報紙
羅馬從未形成今日所謂的新聞文學，文學論戰依然局限于小冊子和當時普遍流行的習俗，即用鉛筆或墨筆把要通知公衆的告示寫在公共場所。
另一方面，身份高貴者不在首都時，通常差使手下記錄每日的事件和首都的新聞。
為了能夠即時宣布元老院會議錄的梗概，恺撒早在第一次擔任執政官的時候就采取了相應的措施。
由羅馬窮酸文人的私人記載和官方的時事報告，興起了一種首都新聞報紙（actadiurna），這種新聞報紙記載公衆面前和元老院裡讨論的事項綱要，以及出生、死亡及諸如此類的事宜。
這些也成為十分重要的史料，不過在政治和文學上依然無關緊要。
政治演說辭寫作的衰落
演說辭的寫作也應當屬于曆史文學的材料補充。
無論是否書寫在紙張上，演說辭都帶有臨時性，不屬于文學的範疇，但是與報告和書信一樣，而且較之二者更加容易，由于發表的時間意義深刻以及演說人超強的感染力，可屹立于民族文學的永久寶藏之列。
故而在羅馬，在公民或陪審員面前發表的政治演講記錄，早已在公衆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尤其是蓋烏斯·格拉古的演說辭，應該歸于羅馬古典作品之列。
不過在這一時期，所有的一切都發生了特殊的變化。
政治演說辭的寫作與政治演說本身一樣，每況愈下，其道式微。
和上古國家的情形一樣，羅馬的政治演說也以公民大會上的讨論為高潮，因為在這裡，演說家不像在元老院裡那般顧忌同僚和繁文缛節，束手束腳，也不受在法庭為控訴和辯護上與政治本身無關的利益所束縛，隻有在公民大會上，面對以他的唇齒為轉移的整個強大的羅馬公社，胸中方能洶湧起澎湃的豪氣。
但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
演說家似乎不缺乏，面向公衆發表的演說辭似乎也并不缺乏，恰恰相反，政治寫作開始豐富起來，宴會中開始經常出現一種怨言，埋汰主人向賓客誦讀最近的演說辭，令他們心生懊惱。
普布利烏斯·克洛狄烏斯命人将他對公衆的演說制作成小冊子發布，蓋烏斯·格拉古也曾采用這樣的辦法。
不過二人做了同樣的事，結果卻大不相同。
這樣一來，甚至連反對派的重要領袖，尤其是恺撒，也不經常向公民發表演講，而且也不再公布他們的演說辭。
實際上，他們一方面也在傳統的大會上發表演說，但在演說辭（contiones）體裁之外，另尋一種臨時的政治寫作體裁，在這些寫作體裁中，贊美和毀謗加圖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
這一點不難解釋，蓋烏斯·格拉古過去向公民發表演說，現在公民向平民發表演說，有什麼樣的聽衆，就會有什麼樣的演說辭。
難怪聲名顯赫的争論作家，都避免用這種仿佛向聚集于羅馬廣場的群衆緻辭的文體。
西塞羅辯護文學的興起
所以就其以往在政治和文學上的價值而言，演說辭的寫作與一切發源于國民生活的文學分支都走向了衰落，與此同時，一種奇特的非政治的辯護文學卻開始形成。
羅馬人從來不知曉，律師的演說辭不僅是為法官和官司雙方所作，而且具有以文字啟發當代和後世的作用。
律師不會把自己的辯護辭令寫下來發表，除非這些辯護同時具備些許政治演說辭的性質，以便适于用作黨派文章進行流傳，但是這種情況并不常見。
甚至這一時期初最著名的羅馬律師昆圖斯·赫滕希烏斯（QuintusHortensius，羅馬紀元640&mdash704年即公元前114&mdash前50年），也僅公布了少許演說辭，而且他所公布的似乎都是政治性或半政治性的東西。
繼昆圖斯之後的羅馬律師界領袖是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TulliusCicero，羅馬紀元648&mdash711年即公元前106&mdash前43年），此人從一開始就兼為作家和法庭演說家。
他時常公布自己的辯護辭，甚至是與政治毫無關系或者僅存在些微關系的辯護辭。
這不是進步，而是異常和倒退。
在雅典，非政治的辯護辭成為一種新的問題，也是一種病态的征候，而在羅馬更是如此，因為雅典過分講究修辭學，似乎不可避免會産生這種畸形的東西，羅馬則不然，羅馬文學離經叛道，違背本民族的優良傳統，任意從國外引進這種畸形産物。
然而這種新的文學體裁迅速流行，一方面是因為它與之前的政治演說辭寫作有諸多吻合和相似之處，另一方面是因為羅馬作家毫無詩意、因循守舊，且喜用修辭，為新文體的發展提供了豐沃的土壤。
即使在今日，律師的演說辭，甚至某種訴訟文學，依然在意大利占有一席之地。
西塞羅其人
如是，西塞羅之後，脫離政治的演說辭寫作便開始進入羅馬文學界。
在上文，我們已經屢次提及這位多才多藝的人。
西塞羅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目光短淺、心無主見且胸無大志，先後淪為平民黨、貴族和君主的工具，自始至終都是個毫無遠見的利己主義者。
在他似乎有所作為之處，所涉及到的問題無不尚待解決，所以在維爾列斯（Verres）一案中，元老院的法庭已經撤銷的時候，西塞羅才站出來發表反對意見；他在伽比尼烏斯法的讨論中默不作聲，卻為曼利尼斯法而奔走呼告；卡塔利納已經決定離開羅馬的時候，西塞羅才對此人大發雷霆，諸如此類的事一再發生。
西塞羅勇猛抵抗糖衣炮彈的攻擊，轟然打倒許多紙糊的牆，但無論是與非，沒有任何一件大事是他解決的，尤其是卡塔利納黨羽被殺一事，是由于他的默許，絕非因為他的主使。
關于文學，我們已經有所提及，西塞羅是新拉丁散文的開山之人，他之所以舉足輕重，是因為熟谙文體，隻有作為文體學家，他才能胸有成竹，反之，西塞羅作為作家和政治家的身份都無足輕重。
他曾經嘗試過各種類型的創作，用長篇累牍的六步詩歌詠馬略的豐功偉績，贊美自己微不足道的成就，用言辭疾厲的演說在戰場上擊退德摩斯梯尼，以哲學對話敗退柏拉圖，隻是因為時間不足，未能打敗修昔底德。
實際上，西塞羅自始至終都隻是廣泛涉獵，卻又淺嘗辄止，所以不管在任何一個領域，他帶來的影響都微乎其微。
西塞羅是一位極其糟糕的新聞記者，他曾坦言自己言辭過多，思想卻不可思議地貧乏。
在任何文學領域，他都能夠借助少量書籍，翻譯或編撰一篇可讀的文章。
西塞羅遺留下來的書信最真切地反映出他的性格。
人們常常稱贊這些書信讀來趣味橫生、耐人尋味，真實反映了貴族的城市或别墅生活。
不過在作者被迫自力更生的時候，比如在被放逐的途中，在西利西亞以及法薩盧之戰以後，他的書信變得索然無味且虛無空泛。
隻有當一位通俗文藝欄的作家被驅逐出自己熟悉的圈子，他的心靈才會受到如此重創。
西塞羅作為政治家和文學家，作為一個尋常之人，除了稍加浮飾的淺薄和冷酷無情，沒有任何突出的表現，無需贅述。
我們還需要繼續描述這位演說家嗎？一位偉大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尤其是作為一位偉大的演說家，信念或激情從内心深處洶湧而出，有如一條澄澈奔騰的河流，非其他衆多有名無實的演說家所能比肩。
西塞羅既無信念亦無激情，他隻是一位律師，還是一位并不高明的律師。
他知曉如何通過奇聞轶事把案情叙述得深刻動人，知道即使聽衆不能領會其意也會激起情感上的共鳴，懂得如何用大部分對個人的戲谑和妙語連珠，排遣司法事務的枯燥。
西塞羅相對優美的演說辭，雖然遠不及同類的絕佳著作自然優雅和深中肯綮，例如包瑪榭[18]備忘錄（MemoirsofBeaumarchais），但卻是曉暢易懂的讀物。
不過在嚴謹的批評家看來，上述的優點未必是難能可貴的優點，任何閱讀西塞羅演說辭的讀者，在關于憲政問題的演講中絕不會有政治的認識，法庭演說絕無法學上的推斷，将義務的利己主義抛之腦後，永遠隻關注律師本人，卻對訴訟案不予理睬，其中思想枯燥貧乏，令人心生不悅。
西塞羅主義
如果說有任何驚異之處，其實并非西塞羅的演說辭，而是演說辭引發的贊賞。
對于西塞羅其人，任何心無偏私的人都很快知根知底，不過西塞羅主義卻委實令人費解，我們隻能将其歸結為人性的深邃奧秘，即語言及其給人心靈帶來的震撼。
備受推崇的拉丁語，作為民族語言即将凋亡之際，仿佛再次被這位爐火純青的文體學家從死亡線上攫住，應用于自己豐富的著作中，語言所激發的力量，喚起的虔誠，為這些著作傾注了些許活力。
羅馬沒有偉大的拉丁散文作家，因為恺撒和拿破侖一樣，成為作家純屬偶然。
因為羅馬缺少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人們便把西塞羅這位偉大的文體學家當作拉丁語言的大師，也難怪西塞羅的讀者和西塞羅一樣，從不過問寫作的内容，而僅僅在意寫作的方式，之後語言力量發轫的，習俗和教師就能夠完成。
反西塞羅主義：卡爾烏斯及其追随者
不難想象，西塞羅同時代的人絕不會像後人那般陷入所謂的偶像崇拜。
雖然西塞羅風格影響了羅馬律師界整整一代人，正如臭名昭著的赫滕希烏斯風格帶來的極其惡劣的影響。
不過最為舉足輕重之人，如恺撒，卻永遠不會沾染這種風氣，而且在後輩中，年輕活躍的有識之士無不斬釘截鐵地反抗這種魚龍混雜、孱弱無力的演說方式。
他們認為西塞羅的語言既不簡潔，又不嚴謹，诙諧有失生動，布局不夠明白曉暢，沒有明确的組織，尤其是他的雄辯之才完全缺乏演說家具備的激情。
人們開始舍棄羅德斯的折中主義，回歸真正的阿提卡人，特别是回溯到呂西亞斯（Lysias）和德摩斯梯尼，意圖将一種更加铿锵有力、氣魄雄健的辯論術引入羅馬。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嚴肅而呆闆的馬爾庫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MarcusJuniusBrutus，羅馬紀元669&mdash712年即公元前85&mdash前42年），憲政黨的馬爾庫斯·科利烏斯·魯弗斯（MarcusCaeliusRufus，羅馬紀元672&mdash706年即公元前82&mdash前48年）和蓋烏斯·斯克裡波尼烏斯·庫裡奧（GaiusScriboniusCurio，逝世于羅馬紀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後面二人都是慷慨激昂、朝氣蓬勃的演說家，以詩人身份廣為人知的卡爾烏斯成為這些青年演說家的領導人物，還有嚴正守義的蓋烏斯·阿西尼烏斯·波利奧（GaiusAsiniusPollio，羅馬紀元678&mdash757年即公元前76&mdash公元3年）。
不可否認，這種後期的演說文學更加趣味橫生、精神昂揚，即使把赫滕希烏斯和西塞羅的演說詞聯合起來，也不能與之平分秋色。
可是革命風潮突起，在這群才華橫溢的演說家中，除波利奧外，其餘的很快都不複存在，我們無法知曉，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本可以寄予厚望的年輕人取得了何種程度的發展。
他們曆經的時間太過短暫，新的君主制一開始就打擊言論自由，随即徹底禁止政治演說。
自此以後，雖然屬于次要類别的純粹律師辯護辭仍留存在文學之中，但是更為高雅的、完全依附于政治活動的演說藝術和辯論文學，必然會和政治活動同歸于永寂。
西塞羅将虛拟對話應用于專門科學題材
最後，在這一時期的美文中，興起了一種按照藝術方式處理專門學術題材的對話體文章，這在希臘廣為流傳，羅馬亦早有些許迹象。
尤其是西塞羅，他曾屢次嘗試采用這種對話體裁論述修辭學和哲學主題，讓專業叢書讀來簡明易懂。
他的主要著作有《論演說家》（DeOratore，作于羅馬紀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羅馬辯論史》（論《布魯圖斯》的對話，作于羅馬紀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以及其他關于修辭學的小品文；另有《論共和國》（DeRepublica，作于羅馬紀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該書聯合了以柏拉圖著作為藍本的《論法律》（DeLegibus，約作于羅馬紀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
這些都不是偉大的藝術作品，但毋庸置疑，它們是使作者長處得到最大展現，而短處得以最好隐藏的作品。
西塞羅的修辭學著作，較之獻給赫倫尼烏斯的修辭學，其說教之精辟、思想之深刻方面，都遠不能相提并論，不過這些著作卻收錄了許多叙述輕快而有趣的法庭經驗和法庭轶事，而且确實解決了寓教于樂的問題。
《論共和國》以一種異常複雜的曆史和哲學混合的結構，論述了一個根本思想：羅馬現有的政體大緻就是哲學家們所追求的理想政體。
當然這種思想既非哲學又非曆史，甚至并非作者本人所特有的觀念，但我們可以想見，這會成為流行不衰的觀念。
西塞羅的這些修辭學和政論作品，其科學基礎自然完全來自于希臘，而且其中許多細節，例如《論共和國》宏偉壯麗的結尾、西庇阿的夢境，直接取自希臘作品，不過在論述當中極力表現羅馬的民族色彩。
如此說來，這些作品可謂具有相當的創造性，而且在政治上的優越感，對希臘人而言，誠然是羅馬人無可厚非的權利，所以西塞羅甚至以某種獨立的姿态對抗希臘的作品。
毫無疑問，西塞羅的對話形式既不是大多數希臘虛拟對話的純粹問題辯證，也不是狄德羅或萊辛（Lessing）的那種真正的對話，然而聚集在克拉蘇和安東尼周圍的衆多律師、西庇阿派的政治家們可謂少長鹹集，為西塞羅提供了靈活高效的架構，和引用史實和奇聞轶事的适當渠道，以及方便進行學術探讨的立足點。
其風格之精巧優美，堪比最出類拔萃的演說辭，所以更加令人心曠神怡，作者本人對此也很少無故的感慨。
如果說西塞羅的這些帶有哲學色彩的修辭學和政論作品不無可取之處，那麼與此相反的，他晚年被迫賦閑（羅馬紀元709&mdash710年即公元前45&mdash前44年），投身于哲學研究，匆忙在短短兩個月時間内編撰了一部叢書，卻是絕對的失敗。
原因十分簡單，亞裡士多德的通俗著作主要采用對話形式叙述和批評各種舊有的學說，西塞羅大膽地加以模仿，将讨論同一問題的伊壁鸠魯學派、斯多葛派以及綜合學派的著作，隻要是他接觸到的，都相互聯系起來，編成一篇所謂的對話錄。
西塞羅要做的，不過就是從現存給将來著作使用的大量引言中，任意挑選一篇作為新書的序言。
注入某種通俗化的特質，把羅馬的事件和典故穿插其中，并不時旁征博引一些毫無關聯、作者和讀者卻熟悉的事物，例如在《論倫理》（DeOfficiis）中，提及演說家的行為舉止，揭露某種拙劣。
一位文人未能企及哲學思想的高度，甚至不具備哲學知識，便急切而果斷地投入寫作，意圖模仿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大錯在所難免。
當然，通過這種方法，諸多大部頭作品很快批量制造出來。
作者的友人驚歎其著述頗豐，作者寫信回答道：&ldquo這些作品都是毫不費力抄下來的，因為我隻需傾之以字句，而字句俯拾皆是。
&rdquo對此我們無需贅述，不過若有人意圖通過這種抄抄寫寫造就經久不衰的作品，我們必然要勸其在文學上盡量保持體面的緘默。
瓦羅與拉丁民族語言學
科學中唯一表現出勃勃生機的便是語言學。
西洛（Silo）已經拟定了拉丁民族範圍内的語言和文物研究計劃，尤其是其學生瓦羅，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該計劃。
随即出現了語言總庫的綜合論述，尤其是菲格拉斯（Figulus）的文法廣注和瓦羅的長篇著作《論拉丁語》（DeLinguaLatina）。
在文法和語言史的專著方面，有瓦羅《論拉丁語慣用法》《論同義詞》《論字母的産生時間》《論拉丁語起源》等文章。
古典文學的注解方面，有普勞圖斯作品的注解，還有關于文學史著作、詩人傳記，以及關于古代戲劇、普勞圖斯喜劇的分幕、普勞圖斯喜劇真僞等的研究。
拉丁考古學以全部古史以及除實用法律以外的禮法制度為研究範圍，研究成果網羅于瓦羅的《論古代的人事和神道》一書中，該書一直是這個領域的奠基之作（發表于羅馬紀元687&mdash709年即公元前67&mdash前45年之間）。
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