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集團和關系網絡，常在要求外國人的自由貿易特權時，能夠從中國複雜的官僚政治結構和社會等級制的關系中得到便宜。
[46]
條約口岸的發展成長了中外合營的企業，外國殖民主義政策也随之停止。
倫敦、巴黎、紐約的資本家發現，在美國和阿根廷人口較少的新區域有更好的投資機會，因而西方在中國條約口岸的投資遂處于不重要的地位。
旗昌洋行的J.M.福布斯在1845年以後，把從鴉片貿易中得到的利潤，轉向美國中西部作鐵路投資，使他找到了追求賺錢的好機會；這是在中國找不到的。
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的特權現象，并非明顯的經濟上單方面的剝削現象。
外國人為出口而經營的種植生産，是十足的殖民地經濟，但在中國卻沒有發展過。
帝國主義的全面經濟沖擊，特别是其沉重的剝削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刺激作用，這其間的對比問題，依然需要多加讨論。
[47]
中國條約口岸和東南亞國際貿易之間的密切關系，還尚未被充分讨論。
除了東印度公司在倫敦和廣州之間經營的大宗商品貿易外，歐洲人，甚至開始時是美國人，對遠東的貿易是穿越印度洋進行的，并與已在東南亞紮下根的當地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國人的商業混在一起。
早期來自塞勒姆或費城的美國商人，可能在往返于澳門和廣州的途中，曾在槟榔嶼、班庫倫、阿欽（Achin）、新加坡、巴達維亞或馬尼拉等地停留過。
英屬東印度和帕西（Parsee）的鴉片批發商，用東印度公司的産品運銷到東南亞和中國。
19世紀的華僑社團，是由西方以及中國和東南亞當地的貿易，包括19世紀中葉的中外&ldquo苦力貿易&rdquo建立起來的。
如同進口中國的鴉片一樣，出口裝滿船艙的契約勞工，要求中國和西方的私人之間進行合作，最後形成了一個由雙方的官方共同組成的正式機構。
中國在沿海的海上貿易中，這種船運業是在晚期才開始的。
我們知道，甯波商人從東北販運大豆在沿海各地銷售，以及琉球島國（沖繩）進行貢賦貿易（這種貿易掩蓋了中國與日本的交易）的一些情況。
中國人從福建諸港口，特别是從廈門，與南洋（即現在所稱的整個東南亞地區）進行的貿易，總的說來，超過了廣州的這種貿易。
另外，在擴大的貢賦關系框架之中的，由廣州進口暹羅大米的業務，在18世紀已經成為大宗的商品貿易。
與經廣州用東印度公司船隻運往倫敦的茶葉、生絲，在出口貿易上與上述暹羅大米進口一樣的重要。
[48]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在擺脫了官僚控制海上貿易的中國實業家精神，清朝政府的命令在海外是無效力的。
海上航行的危險，在海外需與之打交道的異邦民族，高度的個人風險和缺乏官方的保護，這些都是與西方海上商人所面臨十分相似的情況。
中國人隻能靠在外國港口社區的團結，但有時卻常常得到很壞的結果。
中國人在馬尼拉和其他地方遭到屠殺，隻有忍氣吞聲地默默堅持生存下去；但他們所具有的經商精神，與西方在亞洲的冒險家和有事業精神的官吏一樣頑強。
有人提出，儒家傳給了中國學者一種内在的韌性，與推動新教的教徒心态同樣堅忍有力。
[49]可以設想，中國商人在謀求經營成就時，有一種可以與西方人相比的勁頭。
這種勁頭或者是為了謀求某種成就，或者是他們出名的投機沖動，遂使中國商人成為條約口岸貿易的主要角色。
新型西方商行的早期買辦&mdash&mdash經理，來自廣州&mdash澳門講着洋泾浜英語的環境。
但上海的發展，是以來自甯波的浙江商人為先驅，甯波是與東北沿海貿易在南端的停泊港口。
1860年中國最終對外開放後不久，像怡和洋行這樣的大公司，發現沒有必要派年輕的蘇格蘭人到一些小港口去擔任公司的職員，因為該洋行的廣州或甯波的買辦，能完全像蘇格蘭人一樣單獨處理好貿易業務。
中國條約口岸貿易的發展興盛，同時帶來了運輸業和工業的新技術和外國的新知識，因此也導緻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發展。
傳教士郭士立和裨治文等人的開拓性地理著作，引出魏源和徐繼畬在19世紀40年代撰述的地理學著作問世。
在數十年後，江南制造總局和廣學會（SDK）的翻譯計劃，像王韬等信奉基督教革新派和新聞工作者，在受有西方風氣的香港和條約口岸的影響下，開始鼓吹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
孫逸仙出生于最早的對外港口澳門附近，并曾在香港和檀香山受教育。
雖然他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主要倡導人，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海外度過的。
這個事實說明，中國的西化論者一般是來自沿海的人士。
這些時代先驅傳布的新思想，既非全盤來源于外國，也非全盤來源于中國。
魏源和徐繼畬都是經世學者，卻表現出對西方技術的興趣；王韬和孫逸仙所關心的，則是民衆的參政問題。
20世紀中國改革者們提出的&ldquo科學與民主&rdquo口号，在19世紀的國内外都有其先聲。
因此，中國的海上聯系，不僅成了西方人入侵的渠道，而且還吸引新的中國領導方式進入上海、天津、九江和漢口等新型城市。
越來越多的學生離鄉背井，前往日本和西方去探求拯救祖國之道，脫離了中國的士大夫階級。
中國新型從事現代化人士，一般都失了其在農村的根底，結果使許多士大夫人士在農村銷聲匿迹了。
1895年以後的一代年輕國民黨革命者，都是不熟悉農村的典型城市人。
在通過西方化以拯救中國的努力中，這些年輕的革命黨人掌握了許多方面的西學和西方技術，但常常發現自己與中國的平民百姓已失去了聯系。
這些革命黨人要求建立立憲政府，在中國人管理下建造鐵路，要求收回被不平等條約所損害的中國主權。
而這些要求，都導緻必須廢除滿洲王朝的君主專制制度。
所有這些民族主義的要求，都表現出受有外來的影響。
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是以這樣的方式反映的，即主要通過中國沿海為中介，傳播華人和外國人的各種影響。
條約口岸使中國商人免受官僚的控制，為從事中國傳統的海外貿易提供機會。
對于外國人來說，這種對沿海事業的經營和經濟發展是次要傳統。
在原來新加坡和廣州的鴉片和苦力貿易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既促成了條約口岸混雜社會的形成，也培育了洋務運動和中國的基督教教會；在激起愛國主義和文化自豪感的同時，還培養了個人主義和對科學技術的興趣。
我們還不能詳細描述這種&ldquo沿海傳統&rdquo，對中國工商業組織和實踐的影響；但在有些範圍内的廣泛影響，其結果已經是很清楚的。
在這種背景下産生的愛國者，很少紮根于農村，以其新的民族主義，把希望寄托在作為國家&mdash文化整體的中國（與外國對比的&ldquo中華&rdquo），以與外來的民族體制相對抗。
對于工業的機械設備和立憲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其開始拯救&ldquo中國&rdquo來說，都是非從國外引進不可的。
1900年以後的第一代人，幾乎沒有進行根本性的社會革命的概念，也幾乎沒有這種願望。
當時的全部問題，是為創立統一的中華民族&mdash國家，創造其必要的經濟基礎。
對民族救亡的目的，中國的主要傳統可以提供許多有益的箴言寶典。
對國家興盛的目的，可以包括在古代法家&ldquo富國強兵&rdquo的口号之中，如日本已經做到的那樣。
中國人為此目的而構思出各種方略，像是明清時代官員們治國之道的重新應用，即重溫&ldquo經世緻用&rdquo之術，實際是管轄和驅使民衆的古老方式。
在嚴密防備下，對民衆施以訓練，被視為實行現代自治的必要先決條件。
有人對此稱之為&ldquo訓政&rdquo。
中國的官僚政治傳統，似乎由此可以幫助民衆達到西方式的公共參與目标。
辛亥革命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具有整個條約口岸時代的矛盾心态。
在形式上，辛亥革命與其說是開端，不如說是終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王朝逐漸消亡的結果。
雖然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也是來自海上的影響，及其進入中國沿海及沿江港口城市的勝利。
辛亥革命主要是從日本歸來的留學生組織起來的，其财政上的援助則來自海外的華僑社團。
立憲主義和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思想，均來自自由主義的西方。
但在1911年省谘議局取得權力的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紳商名流；同時，武人也都成了都督。
這些人都信服日本和正在工業化的國家經濟和軍事發展，暴力革命并不是他們所願望的。
新興的工商業階級也感到有類似的矛盾。
現代式的中國銀行，卻成了政府财政的得力附屬機構。
銀行以巨額的折扣購買财政部發行的公債，于是造成了明顯處于官僚資本主義和工業企業之間的金融家階級。
如本書第12章所指出的，在20世紀20年代一段時期内，上海的商人和北京的知識分子，都一樣廣泛地信奉自由主義的信念。
從19世紀90年代起，人們可以看到，與海上的傳統有着聯系，或帶有其特色的現代中國生活特征。
首先是包括基督教等外國事物的走紅和其正當性，然後是傳布日廣的民族主義意識，國家之間為生存而鬥争的緊迫感。
随之而來的是，競争發展的觀念，科學技術重要性的思想，不受家庭紐帶約束的個人主義概念，模糊的政治權利和立憲政府的政治觀點。
最後，構成以上這一切的基礎，是資本主義企業的獨立地位及其對于法律保障的要求。
本卷所突出叙述的這類論題，說明相對于廣袤中原腹地的諸多問題，而沿海中國的問題是有限的。
在中國，深層次的問題不在于簡單的發展，和更為廣泛對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與貿易制度，而這些都是早就孕育在中國的古老社會之中的。
相反，中國農村的問題是延續下去還是中斷，是如何重塑傳統秩序，以求重視現代技術、現代平等主義和政治參與的問題。
如同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是一個社會轉型和再生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革命的問題。
但是在1911年，中國社會還不能接受革命，其根本的原因，乃是農民群衆存在着政治消極态度和缺乏領導；另一個原因，是出于愛國心而産生的恐懼感，擔心持久的混亂會招緻外國的幹涉。
因此，革命陣營的各派都&ldquo接受妥協，讓革命盡快停下來，達成袁世凱當權的協議；其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外國勢力的廣泛存在&rdquo[50]。
可是，外國的存在，外國人在中國的無孔不入，這對于農業中國的廣大群衆來說，仍然是無足輕重的。
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繼續保持未受城市的急劇變革破壞的風氣。
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新型的民族主義領袖，并不是直接從傳統的農村社會産生的，也不去着重地關心農民的問題。
總之，農村中國是一個廣闊的領域，是處于以城市為中心，并受外國激勵的革命者所關心的範圍和能力之外。
對此，我們将在這篇導言以外的篇幅中來讨論。
中國的社會革命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到來，而且也不容易找到一個外國模式。
由于中國的農民隊伍無比龐大，又密集和穩定；而社會革命的因素，必須主要從這個社會内部發動起來，不能一蹴而就。
這個古老的農業社會，隻有被城市&mdash海上的思想（如物質進步的思想）所滲透，為更強烈的商業精神所支配，被新的價值觀（如婦女平等的觀念）所打破，被戰争、劫掠和破壞所瓦解時，才能逐步地發生變化。
所有這一切，都必須一一展示在人們的面前。
可是即使是如此，中國的農業社會也絕不是書寫新篇章的白紙。
新的啟示，不得不以新的方式而使用舊的詞語來表達，并從舊的因素中創造出新的體系。
中國沿海隻是導緻變革的一條渠道；事實上，這引出了某種其自身無法完成的任務。
古老農業&mdash官僚政治中國存在着造反的傳統，曾經是一些追求千年盛世的教派&mdash&mdash像北方的白蓮教的傳統；一些在商業繁盛地區中的兄弟會組織&mdash&mdash像南方的三合會的傳統。
這種叛亂的傳統是秘密和狂熱的，常常像義和團那樣的消極面貌出現，具有深刻的反理智特性，而且容易變質造成地方上的長期糾紛。
[51]因此，在20世紀，曾經為革命化中心的中國腹地和農業&mdash官僚政治主要傳統，到底發生什麼情況，是另一個要讨論和研究的領域。
在這個領域内，甚至較上述簡論的中國海上次要傳統更為複雜，涉及的面也更廣。
我們才剛開始了解這個領域中的民間宗教、家族和地區經濟的結構。
本卷以下兩章論述中國經濟和外國勢力的情況，涉及截至40年代後期的一些内容，為第12卷和第13卷提供了一個框架。
接下來的第三章，讨論袁世凱總統、北京政府和軍閥&mdash&mdash主要是華北的政治，直至1928年。
第七、八、九三章，追述19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和文學發展。
第十章和第十一兩章，考察了動蕩的20世紀中期，共産主義運動和國民革命的複雜過程。
本卷最後論述進入20世紀30年代的實業界&mdash&mdash主要是上海的曲折經曆，以此結束全書。
在第13卷，除了國民政府、日本入侵和中共崛起的曆史外，将考慮本卷沒有論述的民國早期情形，包括地方秩序的改造（士大夫階級發生的變化情況），農民運動的性質，現代科學&mdash學術界的成長，圍繞日本侵略中國的對外關系變化，1937&mdash1949年期間中日大規模的沖突和國共兩黨的決戰。
即使探索到更遠的題材範圍，也難以使我們在殘餘的中國古代農村社會中，找尋到進行的革命過程。
我們由此或許可以理解，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雖然建立在社會革命信仰的基礎上），何以到1928年以後才找到成功的秘訣。
根據以上的概述，毛澤東此後的任務，便是如何使用&ldquo現代化&rdquo取代中國的大陸傳統，即中國腹地的農業&mdash官僚政治和地方&mdash商業秩序。
在這項工作中，毛澤東面臨沿海的中國遺産，即口岸城市的工業技術和對外貿易，雖然這些似乎已不再是次要傳統了。
很明顯，沿海中國和大陸中國都是抽象提法，其界限是模糊的&mdash&mdash這樣的提法是啟發性的詞語，而不是用來分析的辦法。
可是，這樣卻揭示了中國20世紀曆史的一個令人難解的大問題&mdash&mdash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