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既有相互吻合，又有相互沖突的變化。
無疑，這兩個傳統&mdash&mdash一個是物質科學技術發展的傳統，另一個是為改變社會階級結構而進行道義改革運動的傳統，兩者于大部分革命中交織在一起。
但是，近幾十年來螺旋式曲折的政治運動說明，現代中國是獨特的處于牢固的大陸傳統和沿海傳統之間錯誤的分界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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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于漢學和&ldquo中華文明的自我形象&rdquo，見芮沃壽《中華文明研究》，載《思想史雜志》，21.2（1960年4&mdash6月），第233&mdash255頁。
在撰寫本文時，我大為得益于瑪麗·克萊爾·貝爾熱、馬克·埃爾文·費維恺、劉廣京、孔飛力、崔瑞德和王赓武等人的評論。
[2]楊聯陞：《關于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的曆史筆記》，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的中國對外關系》，第32頁。
[3]關于哲學中&ldquo内和外兩個領域&rdquo，見許華茨《儒家思想中的幾個極端》，載戴維·S.尼維森、芮沃壽主編：《行動中的儒學》，第54&mdash58頁。
關于把傳統的和外國引起的行政事務之分内與外，見張壽庸等編《皇朝掌故彙編》第3卷。
[4]王赓武：《中國曆史中的權力、權利和責任》，&ldquo第40屆莫理循人種學講演&rdquo，1979年（堪培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1979年），第3&mdash4頁。
[5]校注：此詞在20世紀20年代，中文譯音為&ldquo普羅利塔利亞&rdquo，簡稱&ldquo普羅&rdquo。
[6]參閱M.巴斯蒂之文，載《劍橋中國史》第11卷（即本社出版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第10章。
[7]約翰·海厄姆：《專業化的發源地》，載亞曆山大·奧利森、約翰·沃斯編：《現代美國的知識構成，1860&mdash1920年》。
[8]保羅·A.科恩在他的《傳統和現代性之間：晚清中國的王韬和改革》第9章，分析了&ldquo沿海的&rdquo和&ldquo内地的&rdquo早期改革者的事迹；又見路易斯·T.西格爾《唐紹儀（1860&mdash1938年）：中國民族主義外交》（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72年），第92頁及以後；琳達·邢：《過渡中的中國：伍廷芳（1842&mdash1922年）的作用》（洛杉矶加州大學博士論文，1970年）。
[9]就中國而言，文化交往的心理學和思維過程，似乎研究得不夠。
關于隐喻思維一次受歡迎的讨論，見朱利安·傑恩斯《兩院制思想垮台時的自覺意識的起源》，比較第50頁：&ldquo科學的概念，都是&hellip&hellip産生于由具體隐喻做出的抽象概念&rdquo；第53頁：&ldquo了解一事物是為它作出一個人們熟悉的隐喻。
&rdquo
[10]中國尋求與西方事物類似的活動，特别引起了已故的李文遜的興趣，見他的《儒家中國及其現代的命運》。
[11]小E.A.克雷克使用這個詞組（以區别于現代的西化），去說明宋代城市化及伴随而來的變化，見他的《宋代社會：傳統中的變化》，載《遠東季刊》第14卷（1955年8月），第479&mdash488頁。
[12]校注：原文作&ldquoRepublicRevolution&rdquo，譯意為共和革命，實即辛亥革命。
[13]在施堅雅的《19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中，九個大區&ldquo在基本上是農業區域體系中&rdquo（第253頁），專門從事&ldquo定居的農業&rdquo（第212頁）。
海外貿易迄今在他的城市研究中處于非主要的位置。
見施堅雅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
[14]由小約翰·E.威爾斯劃定，見他的《從王直到施琅的面海中國：邊緣史的幾個問題》，第203&mdash238頁，載史敬思、小約翰·E.威爾斯合編《從明至清：17世紀中國的征服、割據和延續》，第206頁。
[15]所引的短語，出自張灏之文，載《亞洲研究雜志》，39.2（1980年2月），第260頁。
[16]校注：三綱為&ldquo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rdquo。
[17]戴維·G.約翰遜：《中世紀的中國寡頭政治》，第149&mdash152頁。
柯睿格估計，1046年的文職人員為12700人，見他的《宋初的文職官員：960&mdash1067年》，第55頁。
[18]例如見史敬思在他的《王氏之死》第39&mdash48頁叙述的殘忍細節。
[19]到公元前2000年，城市已在中國的幾個地區（特别是河南、山東、江蘇和湖北）中發展起來，它們是與&ldquo由高度階層化社會造成的社會生活、冶金術、文字和優美的藝術風&rdquo一起出現的。
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第217頁。
[20]&ldquo腦力勞動成了高于他人地位的象征&hellip&hellip孟子認為那些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是君子，以區别于小人。
這個觀念&hellip&hellip許多世紀以來，已在中國社會被廣泛地接受了。
&rdquo瞿同祖：《漢代社會結構》，第64頁。
[21]關于清代科舉考試的生動的叙述，見宮崎市定的《中國的考試地獄：中華帝國的文官考試》（康拉德·希洛考爾英譯）。
又，何炳棣：《中華帝國成功的階梯：明清社會史》。
[22]莫裡斯·弗裡曼：《莫裡斯·弗裡曼中國社會研究論文集》，例如&ldquo門第富有越強大，越有可能分化為富和貧、強和弱&rdquo，第339頁。
[23]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第83頁；又見第85&mdash91頁，《東南沿海的大岔坑文化》。
[24]晚至1980年，人們可以看到有些無知的提法，&ldquo沿海的中國從而形成了一個小傳統，其曆史之長，大約為大陸&hellip&hellip的大傳統的一半&rdquo（費正清：《劍橋中國史》第11卷的前言）。
[25]費爾南德·布勞德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Ⅰ，第104頁。
[26]小約翰·E.威爾斯：《從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國：邊緣史的幾個問題》，第208頁。
[27]愛德華·德頓爾：《1363年鄱陽湖之役：建立明王朝時的内陸水戰》，第202&mdash242頁，載小弗蘭克·A.基爾曼、費正清：《中國的兵法》。
[28]魯惟一：《漢代的軍事行動》，第3頁；魯惟一：《漢武帝的征戰》，第67&mdash122頁，載小基爾曼、費正清編《中國的兵法》。
關于與南方海上交往的早期中國文字參考材料彙編.見王赓武：《南海貿易》，載《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會刊》31（1958年），第2部分第1&mdash135頁。
王教授提出，漢以前，從甯波到河内，粵人應被認定為&ldquo尚非中國人&rdquo（借用拉鐵摩爾之言）。
在唐以前，他們在沿海基本仍是如此。
這就是福建和廣東人自稱為&ldquo唐人&rdquo的原因（私人通信）。
[29]愛德華·H.肖孚：《撤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第12&mdash13頁。
參見馬克·埃爾文《中國昔日的模式》，第135&mdash139頁。
[30]關于這個主要的謎，李文遜平裝本的《1300&mdash1600年歐洲的擴張和亞洲相反的例子》，摘收了20位學者著作的主要内容，并把它們分成&ldquo技術&rdquo、&ldquo宗教&rdquo、&ldquo精神&rdquo和&ldquo社會結構&rdquo幾大類。
[31]李約瑟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第3部分第29節；《航海技術》，第379頁以後。
關于定位航行方向的舵，見第650頁以後。
關于羅盤，見第562頁以後。
[32]校注：南宋因江防與海防需要，在長江中、下遊各州，大都置水軍，設沿江制置使司與沿海制置使司，掌江防水軍事務，以明州知州兼沿海制置使司，節制海防水軍。
[33]關于宋、元的海軍，見羅榮邦開拓性的勞動成果，特别是《宋末元初中國作為海上強國的崛起》，載《遠東季刊》14.4（1955年），第485&mdash564頁；《海上商業及其與宋代海軍的關系》，載《東方經濟社會史雜志》，12.1（1969年），第57&mdash101頁；《明初海軍的衰落》，載《遠東》，5.2（1958年12月），第149&mdash168頁。
校注：宋代設管理商船機構的市舶司于廣州、泉州、明州、秀州等處。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設廣南、福建、兩浙三路提舉市舶司。
廣南路設市舶司于廣州；福建路設市舶司于泉州；兩浙路設市舶司于秀州華亭縣，轄杭州、明州、溫州、江陰軍等五市舶事務，合為九市舶司，即文中所稱&ldquo九個港口的商舶管理機構&rdquo。
[34]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第3部分，第477頁。
[35]J.V.G.米爾斯：《馬歡的〈瀛涯勝覽〉》，對海洋諸海岸的全面考察（1433年），第303頁以後。
[36]校注：此即1449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的&ldquo土木之變&rdquo，明英宗為瓦剌首領也先所俘。
[37]牟複禮：《1449年的土木之變》，第243&mdash272頁，載基爾曼、費正清編：《中國的兵法》，第270&mdash272頁。
[38]蘇均炜：《16世紀明代的日本海盜活動》，第3章。
[39]威爾斯：《從王直到施琅沿海的中國》，第215頁。
[40]例如，見伊曼紐東·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資本主義農業和16世紀歐洲世界經濟根源》，第38&mdash47頁。
書中引用了17位西方學者（他們都不是主要研究明史的）提出的中國之所以未能像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樣擴張的原因。
由于沒有&ldquo文化&rdquo這一類目作為經濟、政治、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社會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的總框架，沃勒斯坦為難地作出結論說：&ldquo15世紀歐洲和中國之間，在某些基本點（人口、面積、技術狀況[不論在農業還是造船工程方面]）都沒有重大的差别，即使有差别，也不能用它們來解釋以後幾個世紀發展的巨大差别&hellip&hellip價值體系的差别被大大地誇大了，而且即使存在這種差别，也同樣不能解釋發生的不同後果。
&rdquo
[41]小約翰·E.威爾斯：《胡椒、槍炮和會談：荷屬東印度公司和中國，1622&mdash1681年》，第207頁。
[42]《劍橋中國史》第10卷（《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第2、7、8章對此有所論述。
[43]人們仍能從喬治·薩姆森審慎的考察中獲益，見他的《西方世界和日本：歐洲和亞洲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第1部分《歐洲和亞洲》。
[44]《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375&mdash385頁（《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第409&mdash420頁），《中國的第一個&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1835年）》，及第5章。
[45]關于歐洲通過條約口岸體系的擴張，見羅茲·墨菲：《外國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國的經驗》，第2章。
關于1840年商業信用制度發展的最詳盡的研究，見張榮洋：《清朝官員和商人：19世紀初期的中國代理商怡和洋行》。
[46]張榮洋注意到，到1838年時，&ldquo當時在廣州的西方人和中國人所熟悉的貿易和合同的中國做法，必須與沿海的商人一起重新加以改革&hellip&hellip人們對政治和洋行&hellip&hellip日益依賴的中國代理人和掮客的作用，與後來條約口岸買辦的作用十分相似的情況，印象很深刻&rdquo，見他的《清朝的官員和商人》，第138頁。
[47]這個問題在侯繼明的《1840&mdash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中提出，書中有一大批文獻資料。
[48]在與施堅雅啟發人的開拓性著作《泰國的中國社會：一部分析性的曆史》（1957年）作比較時，1977年出版的薩拉辛·維拉福爾的《納貢和利潤：1652&mdash1853年的中國暹羅貿易》，特别是中泰關系的研究放在現在有待研究的嶄新史料的基礎之上，見維拉福爾的參考書目說明，第342&mdash360頁。
[49]在尋找一種與新教徒倫理相似的儒家倫理時，托馬斯·A.梅茨格甚至提出，&ldquo中國現代化改革的觀點本身就紮根于傳統&rdquo&mdash&mdash一個引起熱烈讨論的題目，見托馬斯·A.梅茨格的《擺脫困境：理學和中國的演變中的政治文化》的&ldquo專題讨論&rdquo，載《亞洲研究雜志》39.2（1980年2月），第235&mdash290、282頁。
[50]芮瑪麗：《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第55頁。
[51]關于近期對義和團現象的周密觀察，見馬克·埃爾文《清朝官員和追求千年盛世的教徒：關于1899&mdash1900年義和團起義的反思》，載《牛津人類學學會雜志》10.3（1979年），第115&mdash1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