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概述
縱觀清末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時期的中國經濟史，語調難免有些低沉。
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經濟總增長量趨于持續&ldquo起飛&rdquo的形勢，也沒有可能因經濟的增長而帶來個人福祉利益的提高；充其量來說，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僅是勉強維持生存而已。
硬心腸的人也許會說，他們對此早已習慣了。
在艱苦的十年内戰和始于30年代中期的抗日戰争中，許多人連這種最低的生活水平也保持不了。
[1]
僅憑一點确知的材料作了謹慎的思考之後，我認為在1912年至1949年間的經濟總增長量是很慢的，人均收入沒有提高，也沒有任何下降的趨勢。
雖然在19世紀後期，中國已開始出現小型現代工業和運輸部門，也是以比較快的速度增長；但在1949年以前，其影響還是比較小的。
有關的生産要素，如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供應，都基本上沒有變化。
人口的職業分布也幾乎一如既往；在這40年中，城市人口雖有所增加，但城鄉人口的比例卻沒有重大變化。
盡管從國外進口一些新産品，國内工廠也生産出一些新産品，但都是微不足道，對人們的生活質量幾乎沒有影響。
信貸機構數量極少，而且力量也很微弱；統一的全國市場還未形成，對外貿易對于大多數人口并不重要。
在整個中國農村，依舊呈現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統計格式。
經濟上的困難，特别是農村的貧困，是中國的普遍現象；1937年的中日戰争爆發後，情況更加嚴重。
在中國大多數上層領導人員中，都還沒有發生價值觀念的重大變化，最終導緻把這種苦難用來達到各種政治目的；而這種政治目的，又不是經濟過程本身所直接決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經濟制度是會崩潰，還是會向現代化經濟方向去發展。
作為經濟制度，中國經濟甚至到了20世紀中葉，仍停留在&ldquo前現代&rdquo時期。
這種經濟制度，隻是到1949年以後才告結束。
不過這是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産黨，在政治上有了明确選擇帶來的結果，而不是主要的對抗性經濟矛盾的結果。
雖然民國時期的數量指标沒有顯出大的變化，但中國在1949年時畢竟與1912年時是不相同的。
很小的現代工業和運輸部門，培養了成千上萬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他們積累的工藝技能和複雜經濟組織的經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了進行建設的确實基礎。
粗略地來看，1949年以前的中國經濟，可以看成是有兩部分所組成：一個是很大的農業部分（或者是農村部分），包括大約75％的人口；一個很小的非農業部分（或者是城市部分），以半現代的通商口岸城市為主要基地。
中國農村出産的農産品，占全國産出總量的65％，并且也是利用手工業、小販運商和舊式運輸進行交換。
一些與城市聯系不定的農業腹地，是附屬于城市的部分，主要分布在通商港口的河流沿岸和鐵路沿線，因為這些農業腹地，在很大程度上與沿海和河流城市進行貿易，所以應使之與中國農村主體加以區别。
地圖2 中華民國各省
農業部門主要是由6000萬至7000萬個家庭農戶組成，其中大概有1/2的農戶是自耕農，1/4是半自耕農，向地主租種若幹土地，其餘1/4是佃農。
所有這些農戶都生活在幾十萬個村莊裡，這些村莊遍布在中國境内絕大部分适于農耕的地區。
在20世紀的前50年中，由于人口的增長快于可耕土地的增長，因此這些農戶耕作的土地平均規模不斷縮小。
中國農村隻有少數地區（在人口稠密區域），例如在四川，有些地方的農家不是聚居的，而是分散的居住。
典型的景觀，是沿着一條或幾條街道，互相擠挨着一簇簇房屋；村莊周圍都是農田。
在村莊最稠密的地方，村與村之間相距很小，往往在一個村莊可以望見相鄰的另一個村莊。
在19世紀，為了防範地方上發生騷亂，先是在北方，後來也在南方，有許多村莊四周築起了圩牆。
這樣，村子裡的居民，就依據居住在土牆或磚牆的寨子裡面的居民來劃分，其結果與血緣的關系很一緻在一個村寨裡的居民，往往都是同族人或少數幾個姓氏。
一個村子居民的田地與鄰村居民田地之間的界線，是不易辨别的。
随着時間的推移，由于田地的自由買賣，甲村地産的受押人（可能是最後的所有者），可能是乙村的居民，或者是從甲村遷移至有相當距離的丙村，成了丙村的居民，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
村莊界線的不确定性，到了19世紀後期才開始改變。
因為當時的縣政府想要增加田賦的收入，有必要清丈田地的準确面積，據以征收新稅。
盡管在20世紀，精心在農村設立保甲組織，但農村仍不是一個政治實體，當然也不是組織人力與物力資源去發展經濟的單位。
确實，在1949年以前，政府人員除了征稅外，一直沒能深入到中國社會的這個最基本的&ldquo自然&rdquo單元中去。
這是中國傳統經濟之所以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葉的原因。
家庭和村莊是自然的社會單元。
20年代恢複的保甲組織是國家強加的，在農民的心目中并不受它的約束。
社會相互影響的正常界限，不在村界，而在上一層的鄉鎮界限。
鄉鎮是由若幹（一打或一打以上）村莊和為其服務的集鎮組成。
中國大部分農家生産全部或大部分自己用的食物，但對其生産的谷物、經濟作物、地方特産以及家庭手工制品&mdash&mdash價值大概占農産品的10％，則定期拿到集市上出售。
農民的活動範圍，實際上是由許多當地的集市所組成；每個集市經濟活動區域的半徑，大緻相當于到集鎮上買賣農産品的人，一天之内能夠走個來回的距離。
集鎮通常不是每天開市，而是定期的，按當地某種約定成俗的規矩，每隔幾天&ldquo逢集&rdquo或&ldquo趕場&rdquo一次。
施堅雅稱這種基本單位為&ldquo标準市場區&rdquo，認為&ldquo在沿襲曆史傳統的近代中國廣大農村，可被視為約有7萬個六邊形格子的坐标格，每格以一個标準市場為中心，自成一個經濟體系&rdquo[2]。
在标準市場上，大部分貿易是以農民之間的橫向商品交換為主。
在某種程度上，手工制品和農業土特産品，也從标準市場區域流向城市區域；不過，流出的大宗物品，主要是向政府上繳的納稅糧。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标準市場區日益成為新商品的最基層銷售地；這些商品有的是條約口岸制造的，有的是從國外進口的。
在有限的程度内，中國農村開始生産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其中包括供應條約口岸工廠加工的經濟作物。
這些商品流通趨向的新渠道，不再是傳統的定期集市。
特别是在東部沿海各條約口岸的周邊農業腹地，與定期集市經濟并行，現代城市經濟發展起來。
但是在廣大的中國農村地區，傳統的市場結構還是十分活躍，直到1949年還看不到有消退的迹象。
這有力地表明，中國的農村經濟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到20世紀中葉，農戶所需的商品，可能更多的已不是靠自家或鄰裡生産的。
這和50年前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但是，由于地方的交通運輸工具很少有實際的改善，因此原有的市場區域并沒有擴大，也未能從根本上用現代的商業渠道取代标準市場區；現代的商業渠道，是建立在較大區域範圍内的綜合性市場交易基礎之上的。
非農業的或&ldquo城市的&rdquo經濟，并不一定是&ldquo現代的&rdquo經濟。
在19世紀初，約有1200萬人，占當時中國3.5億總人口的3％&mdash4％，居住在3萬人以上的城市裡。
除少數例外，這些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mdash&mdash京城北京（有近100萬居民），各省的省城以及最大的府治之地。
有的城市同時也是省内或一定範圍地區内的重要商業中心，如南京、蘇州、漢口、廣州、福州、杭州、成都和西安。
這些城市，都是清朝皇室貴族、達官權要、八旗将領與防營、富商巨賈及能工巧匠的居住地。
在這些城市居住的人口中，有地方上的士紳、中小商人、官署衙門的胥吏、勞工和腳夫，以及略有文化的階層，如僧侶、術士、落榜舉子、退伍将校、賦閑的小業主等；此外，還有一些如&ldquo流浪漢、季節工和無業遊民&rdquo之類的人。
[3]
從19世紀中葉起，外國勢力在中國的存在固定下來後，中國城市除了繼續傳統時代的作用外，開始增加了現代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
在19世紀期間，城市人口總數以極慢的速度增長，其增長率和中國總人口的人口增長率大體相當。
而在1900年至1938年之間，城市人口的增長顯然加快，其增長率幾乎是總人口平均增長率的兩倍。
在1938年，人口5萬以上的城市，共有居民大約為2730萬人，占5億總人口的5％&mdash6％。
同樣是這些城市，而在20世紀初，大約僅有1680萬居民，占當時4.3億總人口的4％&mdash5％。
這個差别表明，所有大城市人口的年增長率大約為1.4％。
但在中國6個最大的城市&mdash&mdash上海、北京、天津、廣州、南京、漢口，在30年代，每年以2％&mdash7％的人口增長率在發展。
[4]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中國已有92個城市正式對外開放（見第4章）。
在這些條約口岸中，有一些是不重要的地方，但其中也有一些屬于中國的大城市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西安、開封、北京、太原、無錫、紹興、南昌、成都）。
中國的鐵路是19世紀90年代開始修建的，輪船航運分布在中國沿江、沿海和西江。
條約口岸是鐵路運輸和輪船航運的終點，外國洋行在較大的條約口岸設立分支機構或代理機構。
根據1895年《馬關條約》的規定，外國人獲準在中國興辦制造業（有些商社在1896年以前已非法地這樣做了）。
随着外國人的到來，一些專門經銷外國商品的中國商号也出現了。
19世紀70年代，中國人開始擁有雖小但頗為發達的工業部門，雖不限于開放口岸，但大多數設在條約口岸。
在中國和外國的現代工廠附近，手工作坊繁榮起來，有的願做工廠的分包商；操棉紗業者，願作為紗廠産品的主要客戶。
手工操作的出口加工業，也在主要的港口城市很快發展起來。
對少數城市居民來說，除了從事制造業和商業之外，在自由職業、新聞出版業以及現代教育和文化機構中，又逐漸出現許多新的職業領域。
但現代工業、商業和運輸業，絕大部分依舊限于在條約口岸，隻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取代了傳統手工業。
現存的市場體系，是依靠人力、畜力、大車、舢闆、帆船來運輸。
農業部門幾乎沒有受到影響，例如改進了的技術（良種、化肥、現代的排灌方法、農業機械），更有效的生産組織（信貸、穩定的銷售市場、合理的土地利用）都未曾進入農業部門。
[5]首先直接影響條約口岸的，是世界市場上白銀價格的波動，以及中國農産品出口市場行情的波動，逐漸波及到農村。
但總的說來，直到1949年，農村地區和條約口岸之間的經濟聯系，仍然是十分松散的。
人口
通過對已掌握的中國人口統計資料的調查和處理，可以看到收益遞減的經濟現象。
1953年至1954年的人口普查登記是5.83億，是中國曆次人口計算中最接近确切人口的數字。
這個巨大的數字，與1948年國民黨官方估計的數字4.63493億不相一緻。
不論1953年至1954年的人口普查技術上有何缺點，但國民黨官方的數字以及其他幾十種官方的和民間的估計，如與之相比，多是依據于推測。
[6]中國人口在1953年接近5.8億，很符合1912年至1953年平均增長0.8％的推斷。
這樣的推斷，與以往中國人口的增長是緩慢又不穩定相符。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人口死亡率較高且波動也較大，而出生率既高且又穩定。
因此，上述0.8％的增長率是可以預料到的。
由于沒有統計資料，據估計，袁世凱任總統時期（1912&mdash1916年），南京政府的十年（1927&mdash193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的年代（1950&mdash1958年），三個時期的人口增長可能大于0.8％的平均數，這就彌補了軍閥混戰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内戰争時期（1937&mdash1949年）可能出現的人口負增長。
1912年的中國大陸人口約為4.3億，1933年大約為5億，到1953年增至5.8億人口。
劉大中和葉孔嘉對1933年人口的職業分布，作過詳細的估計（見表1），根據各省市有關前20年相當零散的人口資料判斷，這個分類在民國時期基本沒有變化。
表1 職業分類，1933年
續表
* 制造業、家庭工業、礦業、公用事業、建築業
＋ 專門職業和公用事業，等等
&ne 包括家庭主婦
§ 非農業工作人口的實際年齡，大多在12&mdash64歲的範圍；把7歲作為下限，僅僅是為了便于與農業工作人口在同一基礎上分類
資料來源：劉大中和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收入與經濟發展，1933&mdash1955年》，第185、188頁，表54和55。
在1933年，全國就業人口為2.5921億人，其中2.0491億人，即79％從事農業；5430萬人（包括一定比例從事雙重職業人口），即21％在非農業部門就業。
總人口中，有73％生活在以農業為主的家庭裡，27％為非農業家庭成員。
在20世紀的中國，雖然條約口岸的工業有一些增長，礦業和鐵路運輸也有所發展，但從事這些職業的人甚至到1933年仍然很少。
這說明自清末以來，中國人口的職業區分總體上變化很小。
美國的情況與此大不相同，1930年10歲以上領薪就業者中，隻有21.4％從事農業。
1933年中國人口職業分布情況，與美國1820年或1830年的情況大緻相似，當時美國70％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工作。
國民收入
對于民國時期的中國國民收入，有兩種主要的估計。
這兩種估計，是由劉大中、葉孔嘉和巫寶三分别作出的（見表2）。
總計差别頗大&mdash&mdash大的數值比小的數值約大40％，但兩者之間唯一重要的差别是農業增值。
兩個估計都隻有1933年的數值。
表2 國内産值，1933年（1933年10億元）
資料來源：巫寶三1948年哈佛哲學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的資本形成和消費者的開支》，第204&mdash211頁，概括了他的《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的資料，并考慮到他後來的修改。
劉大中和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第66頁，表8。
較為可信的劉&mdash葉數據可以概述如下：在1933年的國内淨産值中，農業當然顯得最大，按當年物價計算，占65％；所有的工業（工廠、手工業、礦業、公用事業）占10.5％；貿易居第三位，占9.4％。
其他部門依次為：運輸5.6％，金融、個人勞務和房租5.6％，政府行政2.8％，建築1.2％。
對1933年國民收入的構成，有另外一種方法來表述：現代非農業部門（較寬松的規定為工廠、礦業、公用事業、建築、現代商業和運輸、商店、飯館和現代金融機構），僅占總收入的12.6％；農業和傳統的非農業部門（手工業、老式運輸、小商販、傳統金融機構、個人勞務、房租）和政府行政占87.4％。
從支出上看，1949年以前的中國大陸經濟結構，也是處于典型的前工業社會。
從最終用途看，1933年國内總支出的91％屬于個人消費，公共服務和政府消費為4％，投資為5％。
1933年是一個不景氣的年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整個民國時期，也許是個疑問。
但到現在為止，對于全面國民收入的估計，還沒有其他任何年份可以與之相比。
不過，珀金斯把劉&mdash葉的數據轉換成1957年的物價，代替他自己估計偏低的農業産值數字[7]，并增加了1914&mdash1918年的估計，結果表明，在民國時期國内生産總值的增長很慢，在構成上變化也很小（見表3）。
表3 國内生産總值1914&mdash1918年，1933年，1952年（1957年物價）
* 制造業＝工業（現代和現代前的制造業、礦業和公用事業）＋運輸業＋現代＝工廠産品、礦業、公用事業和現代運輸&ne除1933年外，未編入這一部門；為了在表的下半部計算比值，根據各部門的淨産值，按比例在它們中間分配資料來源：德懷特·H.珀金斯：《中國20世紀經濟的增長與結構變化》，見珀金斯編：《曆史剖析中的中國現代經濟》，第117頁，表1。
表2和表3列出的絕對值是不可比較的，因為一個是用1913年的物價，而另一個是用1957年的物價表示的。
此外，1914&mdash1918年的數字，是根據合理的推測和确切的估計得出的。
但直到1949年，傳統部門所占的壓倒優勢，這些表所暗示的40多年來數量上雖小而質量上值得注意的變化，與本章其他部分民國時期的中國經濟各個部門資料卻很一緻。
[8]從19世紀末葉開始，直到中日戰争爆發，規模不大的現代制造業和采礦業持續增長。
在滿洲，這種增長繼續保持下去，甚至在戰争中加快了增長速度。
現代運輸的鐵路和輪船也有所發展，但沒有取代傳統的交通工具，而隻是成為其補充。
在20世紀前半期，現代金融部門的銀行業，在中國城市大量取代傳統銀錢業的錢莊。
但是，甚至在1933年，珀金斯估計現代部門（規定得比劉&mdash葉的數據所涉及的狹窄，他排除現代服務）的貢獻，僅占國内生産總值的7％。
這是1914年至1918年的3％兩倍多，但仍然很小。
因此，1912年至1949年間國内生産總值的增長，也來自傳統部門産量的增長，而主要是農業和手工業。
在20世紀最初幾十年中，農業生産的增長是緩慢的；但由于氣候和政治軍事的情況，各年份和各地區的發展是不相同的。
新開發的地區增長得最快，如滿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
在别的地方，由于經濟作物的增加，使農産品的價值也因之增大。
在1912年至1949年間，手工業的總産量絕不可能減少&mdash&mdash其相對份額有所減少，其原因詳見下文。
如果拿人口估計數&mdash&mdash1912年4.3億，1933年5億，1952年5.72億，與表3中的國内生産總值比較，我們發現在這幾年中，每年每人的人均國内生産總值（按1957年物價），分别為113、123、115元。
考慮到所有的數據都存在誤差，在本章涉及的幾十年中，如果我們略去自1937年至1949年的12年對外戰争和内戰，則能得到最好的估計，人均國内生産總值上沒有顯出任何明顯的上升或下降趨勢。
在戰争時期，中國某些部分的人均産量和收入可能急劇下降。
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影響，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師和政府公務員，其薪金跟不上通貨膨脹的上漲；但在戰後和1948&mdash1949年最後崩潰之前的這段時期，城市工人相對來說生活好一些。
日本入侵後，華北的農業生産受到嚴重摧殘，城鄉間的商業聯系被破壞；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戰期間，這個地區的農業和商業狀況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壞，因為這裡是主要戰場所在之地。
1940年後，中國未淪陷地區的糧食生産開始下降，在以後的幾年裡，平均産量比1939年約低9％。
1942年實行田賦改為征收實物和糧食征購，加上加緊征兵造成的勞動力嚴重短缺，使農民的實際收入減少。
但在國民政府控制的大後方，工業生産從很低的起點開始增長，一直到1942年或1943年。
抗戰勝利之後，通貨膨脹在1946年重新開始，并在1948年至1949年發展到惡性膨脹的失控地步；這對于沿海地區和城市的影響，遠甚于對華南和西南地區的農村。
盡管因貨币的急劇貶值，運往城市的食物和農産品原料減少，但總産值或許很少變化。
[9]
人口主要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國内總産值保持不變，或略有上升，這是可能的。
但在農村地區和大多數農業人口中，&ldquo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在20世紀上半葉，地主正在積累生産的增長份額。
事實上，有限的可用資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亂時期，地主收租常常有困難&rdquo[10]。
1937年至1949年間，老百姓對政府的信賴确實變了。
但是在當時這種變化的原因，在沒有嚴重的天災人禍情況下，經濟上不能支持中國人維持一般的（和低的）生活水平。
1952年的産量，已經恢複到1949年以前的最高水平；其所以能迅速恢複，幾乎完全靠的是新的和有效的政府成功地恢複現有企業的生産，而不是靠新的投資。
在1949年以前的40年中，20年代和30年代的内戰、幹早（例如1920&mdash1921年在華北）、洪水（例如1931年長江流域的洪水）以及其他的自然災害，确實破壞了中國人的全面安定生活，但這并非必然會造成物質福利的下降，這兩者有重要的區别。
在政治混亂和戰争造成的人身極不安全情況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僅是一種可憐的補償而已；相反，如果個人和國家的安全能得到保障，即使低一些的穩定人均收入也是受歡迎的。
工業
在講到清末的中國經濟時，我們注意到在1895年至1913年間，中國至少有民間和半官方創辦的549家制造業和礦業企業，是利用機械動力的。
這些企業的創辦資本共達120288000元。
[11]此外，同在這一時期開辦的96家外資和40家中外合資的企業，擁有創辦資本103153000元。
這當然隻是根據當時各種官方和非官方的資料作出的粗略估計。
不包括現代礦業，但包括兵工廠和公用事業的兩個相似的表格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時期，可以看出中資現代工業的增長。
第一個表格表明，在1913年有698家工廠，擁有創辦資本為330824000元，工人270717名；第二個表格表明，1920年有1759家工廠，擁有創辦資本為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
[12]在大戰期間，歐洲列強忙于戰時軍火生産，又因缺乏船隻運輸，所以減少了對中國的出口，從而為中資工業的擴大提供了機會。
雖然購置設備的訂單已早發出，生産資料仍主要來自國外&mdash&mdash但大多數新工廠的開業，不得不等到戰争結束和訂購的機器運抵中國後才能開工。
在民國的前10年間，外資和中外合資的企業也有增加，但在1914&mdash1918年的4年中，直接的投資卻很少。
投資增長最快的時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後的幾年。
例如，1918年和1922年，中國修訂了關稅稅則，提高了從日本向中國進口細紗的進口稅，于是日本遂在中國開辦新的紗廠。
同晚清中國人或外國開辦的工廠一樣，20世紀第二個10年開辦的工廠（和礦場），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蘇、遼甯、河北、廣東、山東和湖北等地，換言之，主要是在沿海和長江流域。
[13]
中華民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業普查，是1933年劉大鈞領導經濟統計研究所的調查者們進行的，是直接從工廠的經理收集來的統計資料。
除了不包括外資公司以及滿洲、甘肅、新疆、雲南、貴州、甯夏、西藏和蒙古（除了滿洲外，其他各省區的現代工廠均微不足道）外，一般都認為這次統計是相當可靠的。
劉大鈞1937年發表的調查，記錄了2435家中資工廠，資本為406926634元，總産值為1113974413元，雇用工人493257名。
[14]這些工廠都集中在沿海省份，而集中在上海的工廠有1186家。
在1933年，80％以上的中資工廠，都設置在東部和東南沿海各省以及滿洲的遼甯；如果把外資企業也算進來（它們當然限于在條約口岸），這個比例就更大。
巫寶三在對中國1933年的國民收入研究中，對劉大鈞的調查作了補充，即增加了對在中國境内外資工廠的估計，也增加了滿洲和其他被略去省份工廠的估計。
巫寶三修訂過的估計，工廠總數為3841家（中資3167家，外資674家），總産值為2186159000元（中資為1415459000元，外資為770700000元），雇用工人738029名。
[15]
劉大中和葉孔嘉在表4中，對劉大鈞的調查作了進一步修訂，列出1933年中國現代工業部門幾個行業的總産值和工人人數，統計中國關内和滿洲運用機械動力從事制造業的企業，不計每家企業的工人人數，在1933年創總産值為2645400000元，雇用工人共1075800名。
與劉大鈞和巫寶三的統計一對照，劉大中、葉孔嘉的統計盡管不包括公用事業，但總數實際上是較高的。
産生這個結果的原因，是劉大中、葉孔嘉對工廠下的定義較為寬泛，而且包括了滿洲的工廠；還因為他們對棉紗、棉布、水泥、生鐵和鋼的數據，使用了其他來源的材料，而不是使用劉大鈞的調查結果。
表4 現代工業的産量與就業，1933年
續表
*100名工人以下資料來源：劉大中和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第142&mdash143、426&mdash428頁。
對1949年以前的其他年份而言，沒有嚴格可比的數據，特别是沒有總産值的數據。
國民政府經濟部[16]1937年報告，當年有3935家工廠（不包括礦場，但包括公用事業和兵工廠），根據《工廠法》在該部注冊，雇用工人457063名，有創業資本377938000元。
[17]在3935家工廠中，有1235家（占30％）設在上海，2063家（占52％）設在沿海各省，637家（占17％）設在内地。
紡織業和食品業占注冊工廠總資本的55％。
至于1933年至1936年的世界性經濟蕭條在中國的影響程度，現在還不夠清楚。
1937年以後，在日本占領下的上海、天津、武漢等制造業中心，戰争造成的嚴重破壞，生産的下降，以及新投資的停滞，都可以從各地和部分定性的證據中推知。
同樣，對國民政府努力在大後方發展制造業基地&mdash&mdash主要是與戰争有關的工業雖很廣泛，但沒有完全的報道。
1938年至1940年間，448家&ldquo工廠&rdquo和12182名&ldquo技術人員&rdquo随國民政府和軍隊的撤退，一起搬遷到内地的四川、湖南、廣西和陝西。
1943年初，重慶經濟部發表一份工業報告，雖然缺少産量數字，但提供了一些大後方工業發展情況。
報告提到的3758家工廠和241662名工人中，有590家工廠是在1937年以前就有的，有3168家工廠是1938年至1942年期間創辦的。
這些工廠的總資本，考慮到物價指數上漲了10倍，大約等于上海1933年中資工廠的資本，工人的數目也大緻相同。
這些工廠，大多數設置在四川（1654家）、湖南（501家）、陝西（385家）、廣西（292家），其餘的廠家分散設在大後方各地。
與戰前工業着重在消費品生産對照，新的戰時工業，約有50％（根據資本衡量）制造軍用品和生産資料。
另一個與戰前工業相對照，是在戰時工業中，國有企業起着主導作用。
在登記的工廠中，隻有656家（17％）是公營的，但其資本卻占資本總額的69％。
與私營企業相比，公營企業的規模大，使用的機械動力多，并控制了生産資料部門（特别是在化學和金屬制品以及機械制造方面）。
[18]
戰時大後方的工業化模式，特别把重點放在與軍事有關的生産資料和化學制品上，這從表5可以明顯看出來。
1942年以後，内地的工業建設開始放慢，新建工廠的數目急劇下降，不僅産量停止上升，一些生産資料行業也在下降。
其所以如此，除原料短缺和運輸設施不足外，還因為這些企業（每一家都做好了回上海的準備）對戰後命運前途未蔔，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貨膨脹。
對商品的囤積居奇和投機倒把，比生産産品更有利可圖。
表5 國民黨統治區若幹種工業産品、電力和煤的相對産量，1933年、1938&mdash1946年（1933＝100）
*一方面，在地理範圍上1933年與1946年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中間幾年也有差别；從1938年至1945年每年都略有差别。
資料來源：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00&mdash101頁。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戰争期間，淪陷區的工業生産很可能是停滞或下降，但沒有這方面的确鑿證據；在1937&mdash1939年間，淪陷區的工業生産明顯下降。
在華北，從1939年或1940年到1943年或1944年，煤、鐵和鋼、水泥、電力和化學制品的産量有增長，但有些消費品工業如棉、毛織品和面粉的産量，實際上仍低于戰前水平。
華北的工廠産品總值的指數（按1939年物價）在急劇下降之後，到1942年，已經恢複到1933年的水平。
[19]不過，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企業，上海的紗廠在戰争時期情況很凄慘；中資紗廠的棉紗和棉布産量自1937年起即急劇下降，在1939&mdash1941年間雖略有回升，以後就奄奄一息，幾近停産了。
[20]現在仍不清楚，日本人控制的企業生産狀況是否會好一些。
與此同時，日本人控制下的滿洲工業，從1936年起即迅速增長，至少到1941年為止。
在30年代中期以前滿洲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農業開墾區的擴大。
當時也出現一些小型華人資金的企業，但主要的現代工業卻是日本人控制下的生産資料企業網，為日本經濟提供原料和半成品。
鞍山、本溪鋼鐵廠和撫順煤礦，是垂直統一管理的大型企業，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企業。
僞滿洲國政權鞏固後，在日本權益集團支持下，建立一個綜合性生産資料制造部門的大計劃，固定資本主要由日本提供，總投資率1924年為9％，1934年達到17％，1939年達到23％（中國全國1933年的相應投資率為5％，這個數很可能在1949年以前沒有被超過）。
廣義的工業（礦業、制造業、公用事業、小型工業和建築業）在1936年至1941年間，每年以9.9％的比率擴大；與此相比，在1924年至1936年間僅為4.4％。
工廠工業的增長甚至更快，占中國總人口8％&mdash9％的滿洲，工廠生産額幾乎占1949年以前全國總生産額的1/3。
僞滿制造業的迅速發展，顯然是以犧牲小型工業為代價，換言之，是伴随工業部門的&ldquo現代化&rdquo而實現的。
僞滿工業部門的擴大速度，與其生産總值的擴大速度相同，而工業部門的相對重要性并未提高。
僞滿和關内恰好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對比。
1941年後，由于從日本來的設備、資金和某些重要原料的減少，僞滿工業的增長和多樣化經營均停止了。
1945年至1946年，嚴重的戰争破壞和蘇軍搬走最現代化的工廠和設備（損失合計10億美元或更多），使戰後的中國所能利用的滿洲生産能力大為降低。
[21]
1946年至1949年是充滿動亂的年代，内戰很快遍及全國，通貨惡性膨脹。
到1947年，消費品的生産可能恢複到戰前的水平，但是，滿洲的重工業和礦業生産能力已大為削弱；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實際上抛棄了戰時内遷&ldquo溫室&rdquo式的生産資料工廠（這些工廠一直依靠軍事和其他政府部門的訂貨）。
這兩者合起來，遂導緻生産資料部門的生産及其相對的重要性都顯著下降；換言之，又回到戰前着重于消費品生産的工業結構模式。
日本投降後，在淪陷區到處引起工業生産的部分破壞。
日本的技術人員撤走後，生産暫時停頓下來；而中國對接管日本的産業和恢複工業生産，又沒有适當的計劃。
收回的工廠被當成戰利品，國民黨的各派各系，不論文武，都搶着要分一杯羹。
抗戰時期在内地建立的工廠，卻任其毀壞。
從前為日本人所控制的工廠和礦場，為擴大國營工業部門提供了基礎。
在資源委員會的主持下，生産資料生産的重要部門、電力和礦場，都要劃歸政府控制。
[22]1947年底，資源委員會監督291家工廠和礦場，總就業人數為223770人。
在消費品部門，1945年有69家日本和敵僞紡織廠（其中38家紗廠、6家毛織廠和25家有關企業）被沒收，并入新成立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mdash&mdash一家由政府投資的控股公司，在經濟部的指導下經營。
1947年，中紡公司控制中國紗錠的36.1％和織布機的59.4％，所屬工廠生産43.7％的紗和72.6％的棉布。
中紡公司的紗廠，由政府提供充分的營運資金，為其購買原棉受到外彙分配上的優待；與私營紗廠相比，占有明顯優勢&mdash&mdash其地位與戰時日本在中國的紗廠相似，甚至是當年日本紗廠的繼承者，不同的是日本人管理得更為有效率。
中紡公司的經營方針，主要是為其自身和政府謀求短期效益。
[23]
從1948年底起，由于失控的通貨膨脹，中共對運輸和原料供應的破壞，勞動力的短缺，工人的騷動和人為過失，國營和私營的工廠和礦場已是奄奄一息。
對工業發展的精密衡量，是看一段時間内生産的增長。
約翰·K.張最近編制的1912&mdash1949年中國大陸的工業生産指數（不包括手工業），替代了所有以前的産量估計，并為上述分散的觀察聯系起來，提供了一條數量線索加以證實。
張的指數根據15種制造業和礦業産品，涉及約50％的工業産量，用1933年的物價為衡量單位，見表6。
這個估計，把中資和外資公用與關内和滿洲都包括進去了。
工業生産從很低的起點開始，一直持續增長到1936年。
從制造業和礦業總體上看，中國顯然沒有受到世界性經濟不景氣的不利影響，盡管有許多工廠經曆了暫時的實際困難。
由于把關内和滿洲合在一起，出現了在不景氣年代中的某種上升趨勢。
上海工業所受不景氣年代的影響，比滿洲的工業企業更為嚴重。
戰争的爆發使工業在1937年至1938年急劇下降，随後在未淪陷地區和滿洲的工業産量都有回升，到1942年達到頂點。
從1942年起，對情況就不夠清楚；1946年是全年産量下降，接着在1947年至1948年略有恢複，但沒有達到1936年的水平。
表6 中國大陸工業生産指數（1912&mdash1949年）
續表
資料來源：約翰·K.張：《共産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計量分析》，第60&mdash61頁。
從幾個選定時間段的年均增長率（用淨增值表示）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工業明顯擴大（1912&mdash1920年，13.4％），随後是1921年至1922年的戰後衰退；從1923年至1936年，平均增長率為8.7％；1912年至1942年為8.4％；而1912年至1949年整個時期&mdash&mdash因為1949年是個低年份，則為5.6％。
因此，在戰前具有代表性的年份，中國現代工業和礦業的産量，如用1933年的物價計算，是以給人深刻印象的8％一9％增長率在增長。
[24]
然而，正如表2中劉&mdash葉的國民收入估計所表明的，工業是包括傳統工業，在中國經濟中僅占一個小位置；而在廣義的工業部門裡，現代工廠的總産值卻低于手工制造業的總産值。
在1933年，中國的工廠、手工業、礦業和公用事業的合計産值，隻占國内淨産值的10.5％。
在工業産值中，手工業産值占67.8％、工廠占20.9％、礦業占7.0％、公用事業占4.3％。
在估計4691萬的全部非農業工作人口中，有1213萬（25.9％）受雇于手工業、113萬（2.4％）受雇于工廠、77萬（1.6％）受雇于礦場、4萬（0.09％）受雇于公用事業。
雖然約翰·K.張的估計有8％&mdash9％的年增長率，但這個增長的起點是很低的。
在民國時期的近40年中，整個工業部門的産值，在國内總産值中的比重沒有多少變化。
所謂30年代中國現代工業部門的弱小，是與當時工業發達的國家相比而言；若與1895年的日本相比，則是相當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