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也是有進一步發展潛力的。
整個看來，手工業在工業部門所占的相對份額，在20世紀30年代，無疑比在1850年或1912年為少（見表3）。
當然，在19世紀中葉，中國根本沒有現代工業；甚至在1912年也隻是剛剛露出的一棵嫩芽。
表7概括了劉&mdash葉關于1933年手工業在各種工業總産值中所占份額的估計。
考慮到與工廠産品比較，在所得到的資料中，對手工業的概括是不完全的。
這樣，對所有的工業來說，64.5％的平均數确實是太低了。
[25]劉&mdash葉根據就業和每個手工業工人的增值作出的補充估計，實際上表明，1933年手工業在總增值中所占份額接近75％。
到這裡，比較确切的數據資料就結束了。
經常有人斷言，在鴉片戰争之後一個世紀中，由于進口外國貨物，國内中資及外資現代工業産品的競争，傳統的手工制造業一直在下降。
[26]如前面所指出的，滿洲可能是這個情況，即工廠工業的增長，是以犧牲小型的（即手工業的）工業為代價的。
但就整個中國來說，情況都是如此嗎？有關這個問題的資料雖不夠完整，但亦能夠充分說明，從絕對量上講，手工業産值沒有不保持住原有的水平，而且還有所增長；這與上述認為下降的看法是不同的。
表7 在14類産品中手工業生産占總增值的百分數，1933年
資料來源：劉大中和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第142&mdash143頁，表38；和第512&mdash513頁，表G&mdash1。
上述問題所以變得如此複雜，是看用什麼定義去界說&ldquo手工業&rdquo與各種行業之間的差異，大多數界說據以解釋實地調查時間次數的選擇。
從以戶為單位的家庭手工業中，分離出來的城市或半城市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場，至少從唐代起就在中國經濟中出現了。
不過，就其産值和從業人數來看，至少在1912年以前以及随後的40年中，被農村和城市家庭手工業生産所掩蓋了。
[27]例如，根據上述情況可以想像得到，手工紡紗曾經是農民家庭一項主要手工業，然而其絕對産量在20世紀下降了。
在對外貿易和工廠生産日益增長的刺激下，手工業作坊迅速發展起來，遂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于是即全部或部分取代了家庭手工業生産。
這些小型工廠雇用少數工人，不用機械動力，加工供出口的農産品（如軋棉花和缫絲），或作為分包商向現代工廠供應零配件，或冒險仿制比較粗糙便宜的工廠制品（如紡織品、卷煙、火柴和面粉）。
[28]所以，中國初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跟日本一樣，所采取的不照搬外國的模式，而是采取符合中國勞動&mdash資本比率較高的特點形式。
有些手工業沒有經受住競争，進口的煤油幾乎代替了點燈用的植物油。
在20世紀前25年中，曾經是繁榮的紡織業，到20年代末開始衰落。
原因固然很多，日本人的競争，1931年後的中國失掉滿洲的市場，人造絲的出現，以及國際市場的普遍不景氣。
[29]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國内對茶葉的需求沒有什麼變化，但茶葉出口的下降，說明制茶業也遇到困難。
不過，不論是絲業或是制茶業的情況，從19世紀以來，并未因工廠産品取代手工業産品而使産量直線下降。
至于手工棉紡織業，我們了解得比較具體一些。
布魯斯·雷諾茲發現，手工紡紗的絕對産量及其在全部棉紗産量中的份額，在1875年至1905年間都急劇減少，而在1906年至1919年間卻緩慢下降，在1920年至1931年間再度銳減（見表8）。
[30]對照之下，在1875年至1931年半個多世紀中，手工織布産量的相對份額雖然下降了，但其總産量實際是增加了。
從需求方面來看，這種增加的情況之所以出現，是因手工織布和質量較好的機織布，各有其獨立的市場。
典型手工織的布，是用進口和國内機器紡的線作為經線，而以手工紡的線為緯線。
直到20年代國内紗廠大發展起來後，才不用手工紡的緯線。
從供求方面來看，手工紡織業之所以能夠生存和發展，是因為在1949年以前，手工紡織業還在中國家庭農業生産體系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
表8 棉布供應的來源，1875&mdash1931年（百萬平方碼）
資料來源：布魯斯·勞埃德·雷諾茲：《貿易和外資對工業化的影響：中國的紡織品，1875&mdash1931年》，第31頁，表2.4。
關鍵是有可供利用的&ldquo剩餘&rdquo勞動力，特别是家庭勞動力，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生存下去；與工廠勞動不同，即使他們的邊際産品在生存費用以下，也照樣從事手工業生産。
換言之，隻要現代工廠付給工人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手工業工人在别無選擇掙得收入時，家庭手工業幾乎能在任何價格水平上與工廠工業競争。
農村家庭把從事手工業當做對農業的補充。
為了盡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農民們可以對各樣農村副業的利益進行估計，決定進入或離開某一副業；這也因此決定手工業各行業變化無常的命運。
在20世紀，随着經過改進的木織機、鐵齒輪織機和提花機的推廣，手工織布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從而使手工織布的勞動生産率大大高于手工紡紗。
廉價的進口紗和國産的機紡紗，使得手工紡紗與其他的副業相比，愈來愈無利可圖。
農民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機紡紗，可以參照機織産品的樣式來織布；這樣，織布比紡紗更為有利可圖，農村家庭副業遂即轉向織布業。
2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同時期，在一些手工織布中心，如河北的定縣，還有寶坻和高陽，山東的濰縣，都曾經一時&ldquo繁榮&rdquo過；天津、青島和上海的紗廠，向數量很大的農民家庭供應棉紗，紡織商有時向他們提供織布機，并承包他們的産品，使之銷售到整個華北和滿洲。
[31]
對20世紀手工業發展變化曆程的了解，很多情況來源于30年代對中國農村的實地調查。
中日戰争前一段短時期的學術風氣興旺，說明實地調查工作是很重要的。
經過近二十年的政治混亂之後，看來是個有希望的時期，中國似乎終于開始其現代經濟發展進程；這一進程曾給西方和日本的現代經濟發展帶來财富和實力。
中國的經濟學家和農村社會學家，甚至多數持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人，都關注經濟制度及其效能對福利的影響，分析其内部相互關系，觀察其效能，都是一緻的。
農業生産基本上是跟着人口增長，或者是手工業的絕對産量至少保持不變，但這并不能改變中國經濟的&ldquo落後&rdquo。
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是貧困的，隻有少數人是富有的；貧苦百姓甚至連很低的生活水平也不能保證。
此外，由于&ldquo示範效應&rdquo強有力的吸引力，繁榮看來隻有通過大規模工業化才能達到。
在這種形勢下，人們往往過分重視很小的現代經濟部門，又傾向于過分看重手工業狀況周期性波動中的低落階段，而忽視其高漲階段，并據此作出各種結論，盡管從實際經驗中得到的可靠資料，往往與這些結論相矛盾。
[32]于是好像傳統部門瓦解得愈嚴重，國家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就愈有可能早日到來。
20世紀30年代初，對手工紡織業來說，十之八九同樣是相對不景氣時期，但這主要不是由于現代紗廠的競争，而是由于1931年後失去了滿洲和熱河的市場。
需要提醒的，是把在1936年至1937年還沒有恢複的手工紡織業，作為可供選擇的市場發展結果，這與目前我們所知道的事實不符，而且也與1937年中日戰争爆發前兩年的中國經濟向上發展趨勢相矛盾。
在1937年至1949年之間長期中日戰争和内戰的痛苦年代裡，難道可以認為現代的和城市的消費品制造工廠，所受到的破壞和質量的下降，會比廣大分散的手工業部門小嗎？
在洋貨進口和國内工廠生産增長的情況下，從絕對數字上說，手工業生産的命運決定于兩個因素，即進口貨和工廠産品的結構以及總需求的大小和構成。
例如（見表28），在1925年，進口貨至多隻有50.5％是同手工業競争的（棉織品、棉紗、面粉、糖、煙草、紙、化學制品、染料和顔料）。
除了棉織品和煤油的影響外，剩下的品種中最大宗的是糖（此項進口在1925年數量特多，其中包括不與手工業競争的未加工的糖）、化學藥品、染料和顔料（其中隻有一小部分代替土染料）以及煙草（其國内加工在20年代增長了，明顯的未被進口貨壓倒）。
其他具有潛在競争性的進口貨，在數量上微不足道，不可能對國内手工業造成嚴重影響。
至于工廠産品的影響，情況與進口貨相似，其中也不包括手工紡紗産量急劇下降情況。
1933年最重要的手工業産品，為手工業碾米和磨粉，兩者合計占整個手工業總産值的67％。
碾米和磨粉的總産量加上進口面粉，其中有95％出自手工業部門。
自20世紀以來，由于現代食品工廠的産品和進口貨的競争，手工業産品即使下降，其幅度也不會很大。
[33]
由于我們對手工業的國内市場了解得不多，所以直接講清民國時期總需求的格局是困難的。
不過，這裡的三個間接指标可以用來說明這個問題。
首先從1912年至1949年，中國人口幾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長，城市人口的增長率可能達到2％。
單是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沿海商業與制造業人口的增長，足以解釋進口或國内工廠生産商品消費量的大部分。
現代工業産品很大一部分，是由城市消費品構成；這些産品在中國農村并沒什麼用處。
甚至普遍使用的棉織品，其産品質量和成本的差異也是很重要的。
就傳統需求來說，工廠的産品可能是&ldquo劣等&rdquo貨。
即使不是如此，農村人口仍繼續使用手工業産品，因為在低工資而價格昂貴的情況下，手工業産品的單位成本比現代工業産品要低一些。
第二個指标是30年代外部需求的持續增長。
一項研究表明，用1913年的物價來計算，從1875年到1928年的手工業出口值年均增長2.6％。
另一個估計表明，從1812年到1931年大宗手工業産品出口額每年增長1.1％。
[34]由于對國内消費缺乏更多的了解，僅從出口增長的數字當然不是結論性的。
不過，對中國20年代大宗單項出口商品的絲綢而言，充分的事實說明，直到1930年，國内市場銷售的絕對數量，是與出口量同時增長的，兩者間的相對份額比例大體上沒有變化。
[35]
最後一個指标是農業産值，特别是需要進行加工的經濟作物，在1912&mdash1949年間的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每年略低于1％大緻相同。
珀金斯估計，1914&mdash1918年，每年的農産品總值為160.1億元至170.3億元；1931&mdash1937年，每年為191.4億元至197.9億元；二十多年中約共增加16％&mdash19％。
[36]珀金斯還證明，在30年代，能夠在現代工廠加工的農産品，不超過5％或6％，或者不到20世紀的前10年代和30年之間農産品增長百分數的一半。
[37]換言之，在最壞的情況下，農産品的手工加工仍保持不變。
關于工廠工業，除了其數量上的重要性較小之外，還有幾點特别值得注意。
（1）如上所述，現代制造工業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在條約口岸及1931年以後的滿洲。
以最重要的棉紡織業來說，在1924年，中國87.0％的紗錠和91.1％的織機，設置在河北、遼甯、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而上海、天津、青島三個城市即占紗錠的67.7％和織機的71.9％。
現代工廠制造業雖有某種程度的地理分布，例如30年代的紗錠（1918年，紗錠總數的61.8％設在上海，而1932年是55.4％，1935年是51.1％）。
在抗日戰争爆發前，中國内地省份幾乎依舊不知道現代工廠工業為何物。
（2）所以地理上集中的原因，是外資工廠在制造業中占有很大份額，這些外資工廠全部建在條約口岸。
從1931年至1945年間，滿洲的經濟與關内的經濟沒有聯系。
但恰恰是在滿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現代中國出現了某種程度的&ldquo經濟發展&rdquo，其中包括建立可觀的重工業基地。
各種資料表明，在中國抗戰前的制造業中，外國企業占有很突出的地位，但對其在産值中所占比重的各種估計，卻彼此相距甚遠。
劉大中和葉孔嘉把劉大鈞的數據與其他數據結合起來，得出1933年關内和滿洲中外資工廠産值和雇工的數字（見表9）。
表9 華資工廠和外資工廠的産量和工人數，1933年
資料來源：表4。
在中國關内，中資工廠占工廠工業産量的78％，比起中國制造工業資本構成中的中資份額，這是一個實際上較高的比重。
根據粗略的估計，在30年代，外資的資本份額僅占總數的37％。
[38]到底外國在華企業的重要性，是按其産值份額來衡量，還是按其資本的投資額與中國企業比較的相對規模來衡量，這就産生了問題。
過分注意資本的構成，容易導緻誇大外資工業的重要性。
資本份額是非常難以計量的，而且會使人忽視中國企業多數是從事輕工業産品制造，資本的不可分割問題很小，而勞動力可以代替資本的程度卻很大。
換句話說，中外企業的資本和産值比率的相同，實際上是個假設。
表10所示，20年代和30年代制造業的幾個行業中，外資企業産值份額的數據（關于1933年，又見表3），表中包括煤炭的數據；除了條約口岸的集中問題外，這裡的有關工廠，一般也适用于礦業。
表10 中國和外國＋公司在幾種工業的總産量中所占百分數
*僅指&ldquo現代&rdquo煤礦。
十外國擁有或外國投資/控制。
&ne1935年。
資料來源：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24、130&mdash131頁；雷諾茲：《貿易和外資對工業化的影響》，第216、221頁；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2，第971頁。
（3）不包括滿洲在内的中國工廠工業，主要是消費品工業。
1933年，生産資料占工廠淨增值的25％。
用産值衡量，最大的工業部門依次是棉紡織、面粉、卷煙和榨油工業。
在劉大鈞調查的2435家中資工廠中，50％（1211家）從事紡織和食品生産。
這1211家工廠合起來，占全部中資工廠産值的76％，雇用工人數占71％，動力設備占60％，資本投資占58％。
（4）工廠的平均規模很小。
在同行業工廠中，中資工廠的規模常小于外資工廠；但與明治時期的日本工廠，或與其他國家早期的工廠相比，則就不算小了。
劉大鈞調查的2435家工廠資本總額為4.06億元，平均每個工廠為16.6萬元，按當時彙率計算約合5萬美元左右。
這些工廠共有動力的總功率為507300匹馬力，平均每家工廠200匹馬力，每家工廠的工人平均為202人。
（5）對于中資工廠，甚至設在條約口岸的中資工廠，其所處的社會條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舊是&ldquo傳統的&rdquo；這就強烈沖擊&ldquo現代的&rdquo事物，即使這些工廠使用機械動力和複雜的機器。
在劉大鈞調查的2435家工廠中，隻有612家是作為合股公司組織起來的。
由于沒有較為發育的股票交易市場，股東和工廠經理人員之間形成特殊的關系。
在這種關系中，股東對獲得短期利潤的需要，常常與通過再投資擴大企業，但卻與使其現代化的長遠目标相矛盾。
那些保證股息的做法，常常迫使企業為了獲得營運資金而借高利貸。
在民國時期，為現代工業籌措資金一直是不充足的，投資于購置農田和城市房地産總是具有吸引力。
此外，在一段時期内，還出現了商品、外彙和政府債券的投機交易。
下面我們還将讨論政府的财政政策，如何使資金從生産性投資轉移到其他方面去的。
中資工廠缺乏有才幹的管理人員。
在1931年，82家紗廠的4000名技術人員中，隻有500名接受過正規訓練。
高層管理同官督商辦時期（見第11卷）的管理狀況沒有多大區别。
成本會計這類技術很少被采用。
在廉價土地上蓋兩層樓廠房是很普遍的，折舊提成和設備維修的不足是人所共見的。
這是工業化初期的現象，世界上到處都是一樣；同50年前美國的紡織工業相比，中國的情況并不特别壞。
中國工廠的工頭總想擺&ldquo長衫客&rdquo的架子，不屑于做卑下的工作，把真正監督工人的工作交給技術上無能的監工。
這些監工往往是&ldquo承包人&rdquo，通過與童工的父母達成協議等方式招工。
到1933年，中國雖然已有100多萬工廠工人，但總的說不是一支熟練的、穩定的、有紀律的勞動力。
如同日本一樣，各工業部門的變化可能很大；有經驗的工人可以得到獎勵，熟練的男工工資要高些，受到的訓練也多些，而且通常終身受雇于一家企業。
但在占優勢地位的紡織工業，除了機修工人，經驗并不十分重要。
許多工人保持着同農村的聯系，其所以要離開農村，原是想用工廠的工資補貼貧乏的農業收入。
對年輕的婦女和兒童來說，尤其是如此，他們在勞動力中占了很高的比例。
在劉大鈞調查2435家工廠的493257名工人中，有男工202762人，女工243435人，16歲以下的童工47060人；在紡織工業中，相應的數字是84767人、187847人、29758人。
由于這樣一支勞動力并不是完全終身從事于工廠勞動，又由于可以從農民中得到源源不斷的補充，因此，用國際标準來衡量，中國工人的工資低，勞動時間長。
1937年之前，中國紡織廠通行每班12小時的兩班工作制，日資的紡織廠普遍采用11小時的工作班。
不過，用中國農村的标準來衡量，城市工人的實際收入還是比較高的，這成為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一個原因。
在資本昂貴和勞動力便宜的情況下，在一些中國的企業中，生産的&ldquo合理化&rdquo表現為通過降低工資，或延長工時來加強使用勞動力的方式。
低工資的普遍實行，使勞動力不斷大量輪換現象永久存在，也因之使工人不願割斷與農村的聯系，以便在工業出現衰退時能夠回到農村這個避難所。
這種情況又使雇主們确信，工人能靠&ldquo一把米&rdquo過活。
此外，低工資的常規又阻礙勞動生産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産率低反過來又使工資進一步下降。
[39]
也許除此之外，别無其他選擇。
中國工業面對的基本問題是需求疲軟。
如果在條約口岸以外的地區，傳統社會和日益凋敝的農村經濟不發生重大變化，那些由工資較高的勞動力生産出來的新的或改進的商品（也是較貴的商品），怎麼可能會有市場？
（6）現代工業集中于沿海城市，外國企業占有很大比重，消費品占優勢，大多數工廠規模小，而且技術落後&mdash&mdash所有這些，都是使現代工業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國民總産值中，僅占有很小的比例。
但估計&ldquo制造業&ne&rdquo（見表3，指工廠産品、礦産品、公用事業和現代運輸）中的現代份額，隻占30年代國内總産值的5％（表2），或7％（表3）&mdash&mdash說明中國的經濟顯然是不發達的。
但不應由此引出結論，認為現代工業和運輸業，對1949年以後的中國經濟發展是無關緊要的。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的産業在數量上不多，但在1953&mdash1957年期間工業生産的增長中，卻有2/3以上來自現有工廠增加的産量。
[40]蘇聯雖然從滿洲搬走了工業機器和設備，但恢複這個主要生産資料基地生産所需的新投資，總比建立新廠所需的投資為少。
總的看來，1949年以前的中國沒有工業化，隻是棉織品工業迅速而持久的發展，并且這個行業沒有被外國企業所壟斷；甚至在30年代，中國的棉織品産量已位居世界前列。
1949年後，中國對輕工業的投資雖遠落後于重工業，但棉織品和布匹的出口僅次于加工和未加工的農産品，是中國用以支付進口貨物外彙的主要來源。
[41]
同樣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小型現代工業部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了熟練工人、技術人員、有經驗的經理和組織經濟活動的模式。
有了這些基礎，再加上蘇聯專家的培訓，才有可能對數量大增的新經理和新工人提供經驗和進行訓練，以充實50年代末開始建立的許多新工廠。
特别是在生産資料部門，幾十家較小型的上海機器制造廠，其中不少是從1949年以前的時期繼承下來的，發揮了其靈活性，開發了新産品和新技術；使之能在60年代初，在克服&ldquo大躍進&rdquo和蘇聯撤退專家帶走圖紙的困難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42]沒有這些基礎，中國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業發展，将大為緩慢，或将更加依賴外國技術專家，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43]
農業
民國時期的中國經濟，如同過去一樣，基本上是農業經濟。
1933年的農業淨産值，估計為187.6億元，占國内淨總産值的65％。
這些産值是2.05億農業勞動者生産的，占全國勞動力的79％。
從1912年至1933年，這個百分比隻有很小的變化。
盡管1933年以後滿洲工業的迅速增長，使農業比重的下降比前幾年稍微快一些（見表3）。
以作物産品為主，而其中又以糧食作物為主；表11是對1933年的估計，按重量粗略計算，糧食作物（稻谷、小麥和其他谷物，土豆、蔬菜、水果）占作物産品的80％。
表11 農業幾個部門的産量，1933年
資料來源：劉大中和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第140頁，表36。
地圖3 主要農作物區
直到1937年，農業總産值大體與人口增長同步（從1912年的4.3億到30年代中期的5億）。
從1931年至1937年農産品的不變價格計算，人均值與1914年至1918年大緻相同（表12），反映出産量年增長略小于1％，這個增長部分來自擴大耕地面積。
珀金斯估計，1918年的耕地面積為13.56億市畝，1933年為14.71億市畝。
[44]另一部分增長，來自現有耕地糧食和經濟作物産量的提高。
在這個時期，人均糧食産值基本沒有變化，約為21元；而人均其他産品産值，包括經濟作物産值，從15元增至17元。
表13說明，1914&mdash1957年種植産量的變化。
從1914年至1918年到1931年至1937年，糧食（按市斤＝1.1磅）增長12.9％，但稻谷産量卻下降了5.8％，而土豆和玉米的生産分别增長了16.4％和39.2％。
産量的這些變化，反映糧食作物布局的變化，向單位面積含熱量較多的作物産品轉移，從而騰出地來增加商品作物的種植。
小麥是華北一些地方的商品作物，增長16.8％；這些地方把小麥在市場上賣掉後，買高粱、小米等粗糧供農家消費。
在華北和華中，小麥和棉花播種面積的增加，減少了稻谷的播種面積；油料作物的播種面積也在華中增加了。
商品作物産量占農産品價值的百分數，在1914年至1918年是14％，1931年至1937年是17％。
同時，一些經濟作物的産值比糧食産值增長更快，芝麻170.1％，大豆53.7％，油菜籽33.7％，棉花17.6％，花生15.6％，煙草15.1％。
[45]
表12 農産品總值，1914&mdash1957年（1933年10億元）
資料來源：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第30頁，表Ⅱ.8
表13 作物産品的實際産量，1914&mdash1957年（百萬斤）
資料來源：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第266&mdash289頁。
中日戰争前的中國農業，除滿足農村人口緩慢增長所需外，在正常年景，還可以向人口增長較快的城市地區供應部分食品和原料。
在20年代，由于内戰造成的運輸困難和其他的破壞，需要進口糧食滿足城市消費。
在30年代，糧食進口略有下降；以後由于中日戰争的爆發，糧食進口再次上升。
[46]此外，農産品占中國出口的大宗（見表28）；在1912年至1931年間，農産品出口總值年均增長3.5％，出口量年均增長1.7％。
[47]
總之，1949年以前的中國經濟，農業部門雖沒有重大的技術改進，但還是取得了成績。
在民國時代的40年中，就各個農戶或各個地方和地區而言，年産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
由于氣候、自然災害、破壞性的戰争，或不利的價格趨勢，産值和收人可能有大幅度的波動。
[48]僅夠勉強維持生活的總産量，再沒有富餘應付頻繁發生的意外事故，也無法确保一家免于饑馑凍餒之憂；甚至對這個&ldquo成績&rdquo，也需要加以說明。
天野元之助的中國農業史，仔細考察過中國每一種作物的栽培技術及農用工具的發展；深刻地指出，民國時期的農業技術，沿襲了清代的耕作方法，僅略有改進。
[49]在整個民國時期，也有改良種子和耕作技術的零星試驗。
例如從1912年至1927年，在各省建立了251個農事試驗場。
[50]南京政府的工商部及其後的農礦部和全國經濟委員會，也都鼓勵對農業的研究和農業知識的推廣。
[51]不過，這些試驗的規模很小，而且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
表12和表13說明，20世紀前數十年農業總産量的緩慢增長，主要不是由于改良種子，施用化肥或增加排灌設備獲得的。
從1913年到30年代期間，耕地面積的擴大有70％出現在滿洲，其中主要是大豆及當地人口消費的高粱等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
滿洲人口從1910年的1800萬，上升到1940年的3800萬。
[52]這樣，滿洲農業仍使用&ldquo傳統&rdquo技術大發展所帶來的增産，在全國農業總增産量中占了很大比重。
江蘇、湖北、雲南和四川的耕地面積也有少量增加，但産量提高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地區采用了以前從未使用過好的傳統耕作技術。
現有農田增産部分（也許是大部分），是因為投入更多的勞動力。
在30年代初世界經濟不景氣到來之前，由于農産品出口的不斷增長，價格走勢的有利，城市非農業就業機會的增多，農戶發展生産的積極性也因之受到鼓勵，也推進了滿洲及邊遠地區的開發和促進了對傳統技術的使用。
日益增長的農業産量，從統計上看，足以養活增長速度年均不到1％的中國人口。
中國人口增長率之所以較低，因為出生率雖然很高，但死亡率也很高，而且波動較大。
這反映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公共衛生條件很差，對自然和人為災害的抵禦能力極弱。
農業産量之所以被認為充足，隻是因為普通的中國人依舊很窮，人口的增長受到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制約。
在這些不利條件限制下，出口和城市工業部門對經濟作物的需求，使農作物的生産向獲得較高單位收入的作物轉移，對較小的農戶來說，尤其是如此。
直到1931年，農産品價格對農民都有利（見表14）。
20世紀前30年的總趨勢是上升的&mdash&mdash農産品價格，農民購買包括生産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商品、地價、農業雇工的工錢、稅收都提高了。
在20世紀的前10年，農産品和工業産品之間的貿易條件已有波動。
但到20年代，這條件對農業愈來愈有利，農民所得到的價格比其付出的價格上升得更快。
但1913&mdash1931年間，農産品價格上升了116％（如果我們用表14中蔔凱的指數），而農民所付的價格上升了108％。
在同一時期，地價上升63％，農戶雇工工錢上升75％，田賦上升67％。
在華北，雇工工錢的增加有落後于物價的傾向。
但在南方的水稻産區雇工工錢，則可以跟物價上漲持平，表明南方對勞動力有更大的需求，非農業就業的機會亦較多。
物價比工錢增長快的地方，雇用幫工的農戶顯然能以較高的價格出售其産品，從而獲取較多的利潤。
在這20年中，地價和田賦增幅很小。
在價格普遍上漲的幾十年中，田賦的名義負擔是增加了，而實際負擔卻是減少了。
表14 農産品價格，貿易條件、地價、農場工資、土地稅指數，1913&mdash1937年（1926年＝100）
* 15省36縣37地區。
資料來源：（1）和（2）：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編：《1913年至1952年南開指數資料彙編》，第12&mdash13頁；《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第135頁；蔔凱：《中國土地利用：中國22省，168地區，16786田場及38256農家之研究（1929&mdash1933）》，第149&mdash150頁。
（3）蔔凱：《中國土地利用、統計資料》，第168&mdash169頁；《農情報告》，7.4（1939年4月），第47頁，見李文治和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3，第708&mdash710頁。
（4）蔔凱：《中國土地利用、統計資料》，第151頁。
（5）同上書，第167頁。
不過，從1931年的複蘇直到1935年，甚至持續到1936年，中國農民的收入銳減，農業貿易條件也明顯惡化。
所以産生這樣的後果，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性蕭條引起的出口市場收縮（由于銀價在1931年以前繼續下跌，蕭條在中國的影響推遲）；另一方面是由于從1931年起黃金對白銀的比價上升。
而銀價的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國、日本和美國放棄金本位；然後又由于1934年美國頒布《白銀購買法案》，引起中國的白銀外流。
在此物價急劇下降時期，農民的固定生産費用和需要購買的制造品價格下降較慢；而農産品價格首先下降，并下降得非常快。
農民對蕭條的反應，是明顯趨向縮減經濟作物的生産，恢複傳統糧食作物的種植。
[53]1931年後，由于城市的勞動力返回農村地區，對農民特别是小農家庭收入，最重要的非農業就業機會，可能也有暫時下降。
[54]關于農村雇工工錢的數據材料是零星的，但可能其下降比農産品價格下降得少些。
在1931年至1934年期間，田賦平均增加8％&mdash10％（然後在1935年至1936年間又下降），而地價從1931年起下降，這表明農民在蕭條中的實際納稅負擔在加重。
[55]從農村地區向上海或其他城市流出的白銀，使農民得到貸款更加困難。
總之，農民在過去很長一段價格上升時期得到的一些好處，在1931年至1935年間全部失去。
1936年，農産品價格和經濟作物産量開始回升，但到了1937年，日本發動了大規模侵華戰争，遂即引出了新的問題。
1931年以前農産品價格的上升，但1931&mdash1936年價格卻猛降約25％，使許多農戶受到影響；其所受影響的程度，則視農業的商品化和卷入市場交易的程度而定。
珀金斯曾估計，在20年代和30年代，20％一30％的農産品是在當地出售，另外10％運到城市地區，3％是出口。
同10年前相比，銷往城市和出口部分呈增長趨勢，分别為6％&mdash7％和1％一2％。
章有義編的定性數據資料，也證實了20世紀的農産品日益商品化；盡管章氏的主要目的是在說明，這是國内商人和帝國主義商人共同對中國農民所造成的惡果。
[56]除了商品化程度較高的長江流域各省和有經商意識的富裕農民外，大多數農民隻是最低限度地參與市場交易。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30年代時的經濟作物（絕大部分在市場上出售）占農業總産值17％。
珀金斯對農産品商品化的估計表明，農戶在市場上出售的糧食，不到糧食作物總産量的1/4，其中大部分是在不受國際市場影響的集市上賣出的。
在中國主要稻米市場之一的湖南長沙米市，在30年代，其價格的波動主要隻同本省的年景收成和地方的政治形勢有關。
對農業區域的大多數人來說，全國物價平均下降25％，就意味着實際收入的下降比這要少得多，可能隻有5％。
換言之，世界經濟蕭條的影響和其他價格變化的上升或下降，對中國内地省份來說，也許還比不上氣候波動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災難。
中國農業養活了中國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費水平上還可以有一點小小的&ldquo盈餘&rdquo。
總的說來，按照最終用途計算，食品消費占國内總支出的60％，而個人的總消費占90％以上；留下所剩無幾的數目，用于公共服務、政府消費和投資。
[57]正如表12所列，人均38&mdash39元農業産值表明，明顯依舊是&ldquo貧困&rdquo經濟，人口的大多數隻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20年代和30年代，用國際标準來衡量，中國糧食的畝産量決不算低。
例如，稻米略高于明治時期的日本&mdash&mdash雖然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是印度和泰國産量的兩倍或三倍；小麥的産量和美國不相上下。
在20年代，中國一個農民一年勞動所獲的平均産量，隻有1400公斤；而美國可以比較的數字是20000公斤&mdash&mdash高出中國14倍。
[58]中國有4/5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而農業技術與組織的特點，是每個勞動力所創造的增值又非常低；無論與發達國家的農業相比，還是與中國經濟的現代部門相比，都是如此。
這就是中國貧窮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克服中國經濟&ldquo落後&rdquo的主要障礙，是無論私人部門還是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都不能掌握和分配資金、資源和技術&mdash&mdash這是繼續不斷進行新投資所極為需要的。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本土的年投資總額，大概從未超過國民收入的5％。
由于政府的軟弱無力，國家的長期分裂，以及連年的内戰和對日戰争，農業部門不能滿足城市對食品和原料巨大需求的提高，也不能滿足出口換彙，用來進口工業機器設備的需要，這對經濟結構性改變緩慢起了相當的作用。
就軟弱的民國時期政府而言，對緩慢增長的農業部門實行&ldquo強制儲蓄&rdquo，是行不通的。
中國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未能工業化，尤其是沒有使農業達到重大的增長，無論是用&ldquo分産主義的&rdquo或&ldquo技術的&rdquo分析，都不能自圓其說。
技術的或&ldquo折中主義的&rdquo觀點，拒絕把農村的社會一經濟關系看成是農業部門的主要問題，而認為如上文所講的那樣；在1937年以前，斷定總的農業情況還是不錯的，其後來的發展所以受到阻礙，歸因于得不到适當的投入&mdash&mdash特别是技術的改進，而不是制度的僵化。
[59]
分産主義的觀點認為，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權、租佃制、農村債務、不公平的稅收，以及所謂買方獨家壟斷的市場，是引起農業停滞和農村日益凋敝的主要原因。
這種觀點斷定，土地的使用權缺乏保證、高地租和偏向地主的不平等租佃關系，導緻農民既沒有生産興趣，也沒有物質手段進行純農業投資。
[60]分産主義學派把中國&ldquo持續的農村蕭條&rdquo，歸因于&ldquo土地耕種者的收入和土地的非生産性支出，被各種寄生蟲吸走；這些寄生蟲靠農業剩餘生活，卻不創造任何農業剩餘&rdquo[61]。
純粹的技術分析，至少有兩個潛在的困難：由于其所列舉的農業不大增長，可能忽視了人均産值和收入的極低水平，從而低估了需要改進的迫切性；更重要的，相信調整（比如通過引進，改進了技術調整農業的生産能力）可以在現有的平衡中進行一些調整，這種看法顯然無視曆史的傳統。
在中華民國時期，無論在任何适當時期，對于制度上沒有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要進行大量的農業新投資，确實是值得懷疑的。
同樣，純粹分産主義的分析認識上的許多缺陷，也難以令人信服。
首先，認為農村日益加深的貧困化，在幾十年中，沒有得到任何農業部門全面研究的證據。
有些農戶，有些地方，甚至有些較大的地區，遭受到持續時間長短不等的困難，是無可置疑的。
但不能據此認為，在人口增長仍然較低情況下，若不提人均産值和收入，現有的農業體制就無法維持下去。
農業這樣能支持多久，可能是個有根據的疑問&mdash&mdash猶如這理應從願望出發的倫理道德問題。
在1937&mdash1949年之間的大破壞年代之前，中國并未發生持續不斷的農業衰退。
至于在農業創造的&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