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港口的房地産）；現在則是更安全地儲藏在國外（存入外國銀行，或購買外國證券），或用于購買奢侈品消費（入超）。
出口産業的發展，還把本地資本吸引到第三産業中，如從事附屬于外國公司的小行業，其後果是使人力和資本流失，不能為具有生産性所利用。
在有限的地區，如中國的東南沿海和廣州附近，上述資本的運作過程也可以看到，但其規模較小。
在民國時期，中國的經濟并未因外國資本的流入而得到根本改造，使中國經濟的命運與世界市場的變化聯系起來。
表24 外國在中國的投資&mdash&mdash工商企業投資（百萬美元；括号内為百分數）
資料來源：侯繼明：《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第16頁。
1931年以前，外國的直接投資集中在幾個條約口岸，特别是在上海，如表25所示。
日本人在30年代努力發展滿洲的工業生産，已見上文論述。
外資工廠在制造業部門所占份額，詳見表9和表10。
在許多研究者看來，外資企業以及中資企業中的外國投資（往往是對企業的控制），阻礙了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
這種觀點認為，外資企業有更多的收入，更好的技術和管理，享有治外法權和免稅特權，還可以免受中國官員敲詐勒索，因此中資企業根本無法與外資企業競争。
與這種&ldquo壓制論&rdquo的觀點相反，侯繼明指出，在1937年以前，中資現代企業不但沒有被外資企業所壓倒，而且一直在現代經濟部門保持着相當穩定的比例。
[131]盡管可以辯解說，沒有外國企業的競争，中國的企業可以發展得更快，但絕非意味着沒有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的&ldquo外來沖擊&rdquo，中國在19世紀的前現代經濟就能夠走上發展的道路。
除了鐵路建設和工業借款外，中國政府的外債是否有利于中國經濟，是值得懷疑的。
這些外債給中國帶來的好處極小，而其還本付息的費用（利息、貼現、傭金）卻是很高的。
對1912年至1937間舉借的外債，根據借債使用的目的作出分析似乎可以證明，舉借外債沒有給中國經濟帶來任何好處。
[132]約占外債總數的8.9％（按1913年不變價格計算），是為軍事目的和償付賠款舉借的；另外的43.3％用于一般的行政管理，主要是外債的付息。
雖然占36.9％的鐵路借款，是一筆潛在的生産性投資，但其用途不僅受到區域性小軍閥之間内戰和内亂的限制，也受借款合同規定的限制。
借款合同規定，幾條鐵路分别為各自獨立經營的企業，确定各條鐵路之間的界限範圍，使之不能聯營，以此來阻止中方實行統一有效管理，外資從而從中得到其他的益處。
工業借款中的最大部分，是占10.8％的電話和電報借款。
表25 外國在中國投資的地理分配，1902年、1914年、1931年（百萬美元；括号内為百分數）
資料來源：雷默：《中國的外國投資》，第73頁。
由于缺少可用的國民收入資料，對民國時期外貿在國民總産值的比重，隻能作粗略的估計。
1933年的國内總産值，隻這一年有個比較可信的數據，進出口總值為國内總産值的7％。
但這是在滿洲淪陷和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後的情況，而滿洲對外貿易不算少的數額。
在20年代後期，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可能略大于國民總産值的10％。
從中國的國土面積，發展水平，主要的海上航線距離，豐富的資源，巨大的國内市場來看，這個10％的比重是比較低的；但若與國際上水平作一比較，則并不算太低。
表26列出1912&mdash1936年中國對外貿易的價值與指數。
按當時價格計算，從19世紀80年代到1900年，進口和出口都有緩慢的增長。
從1901年到1918年，增長的速度較快。
其後，在1919年到1931年，增長的速度明顯加快。
按數量而不是按價值計算，外貿增長的速度要稍慢一些。
在19世紀最後20年，進口是相當穩定的；從1900年起，則呈穩定的上升趨勢，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才使這種趨勢中斷。
我們已經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中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一些餘地。
約從1907年起，出口持續增長。
現有資料表明，簡單進出口貿易條件的變化趨勢，對中國是不利的（見表26）。
但是，從中國經濟與世界市場聯系來看，上述趨勢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意義的。
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比起其他&ldquo不發達&rdquo國家，這種聯系的重要性是小得多。
表26 對外貿易額和指數，1912&mdash1936年
續表
*單位：百萬海關兩：從1933年起，價值用元計算，如括号内所示。
資料來源：蕭梁林：《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864&mdash1949年》，第23&mdash24、274&mdash275頁；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第259頁。
在民國時期各年中，如同19世紀80年代以來的情況一樣，中國對外貿易的突出特點，是進口大于出口，因此經常賬戶結算始終是入超。
中國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商品進口大于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來自華僑年複一年向國内的彙款，同時也有新的外國投資不斷投向中國。
對中國國際收支的所有估計中，即使考慮到僑彙和外國投資，仍有一個數額巨大的&ldquo未予說明&rdquo的項目。
表27中對1903年、1930年和1935年的估計，是分别由H.B.馬士、C.F.雷默和中國銀行作出的。
表27 國際收支差額，1903年、1930年、1935年（百萬元）
資料來源：李卓明：《國際貿易》，載H.F.麥克奈爾編：《中國》，第501頁。
在19世紀中葉，中國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絲和茶。
1871年，絲、茶兩項占總出口的92％，19世紀80年代降為80％左右，1898年降到大約50％。
此後繼續下降，如表28所示。
在20世紀中，中國出口仍然以自然資源為大宗，但出口的種類已大為增加。
新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大豆和大豆制品，主要産自滿洲。
出口到日本的鐵礦石和煤炭，以及日本在華棉紡廠運往日本的棉紗，也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
表28 對外貿易的結構（現值百分比）
資料來源：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第32、34頁。
鴉片曾是最主要的進口商品，直到19世紀90年代才為棉布和棉紗所取代。
大約在1900年，棉布和棉紗構成進口總值的40％。
中資棉紡廠和外貿棉紡廠的發展，導緻棉紡織品進口的下降。
為了供應這些新紗廠原料，中國成為一個相當大的原棉進口國。
到1936年，國内的原棉生産差不多可以滿足需要；但在1945年後，受内戰和運輸破壞的影響，農業生産下降，原棉再度短缺。
大體上來說，工業原料和設備，在總進口中所占比重在穩步增加，但很緩慢；而紡織品、卷煙和火柴等制造業生産的消費品進口，則呈下降趨勢。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大米、小麥和面粉在進口商品中曾上升到重要地位；但随着1935年和1936年的經濟複蘇，又降了下來。
農村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增長，農業生産的停滞，以及落後的運輸，使得供應中國城市人口一直是個難題。
表29表明，中國的主要貿易國，在中國進出口貿易額中所占的比重。
在1906年和1936年間，外貿逐漸多樣化，&ldquo其他貿易國&rdquo的比重所以逐年增加（從香港的進口明顯減少，是因為1932年實行新的發貨票規定，以證實經香港轉運到中國的貨物之真實來源國）。
英國、日本和美國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
對日貿易在滿洲和華北居主要地位，在南方甚小；英國則與此相反。
對美國貿易，在30年代中期超過所有國家，集中于華中。
1931年後，中國對日本的貿易額下降，在某種程度上看來，是測量中國人抵制&ldquo滿洲事件&rdquo的尺度。
表29 對外貿易在貿易夥伴中的分配（現值百分比）
資料來源：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第20、48&mdash49頁。
以上說明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的格局。
這種格局從總體上來說，到底對中國經濟有哪些影響；我們曾明确指出，若與其他&ldquo不發達&rdquo國家相比，這些影響要小得多。
許多中外研究者認為，這些是決定中國現代曆史進程最關鍵的影響。
20世紀以來，外國對中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和複雜的。
現在的困難，是如何從20世紀外國對中國的複雜的所有影響中，分離出純粹的經濟因素。
[133]中國因在近代與西方相遇而改變了，中國的這種改變，是符合西方的利益和願望的，首先是把外國人諸多活動方式帶到了這個中央王國。
外國的經濟活動，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對形成一個中資與外資企業的貿易和制造業規模不大的現代化部門，起了主要作用。
但中國經濟在總體上并沒有多大的變化，隻不過出現了一種&ldquo局部的發展&rdquo。
外國對中國現代經濟的作用，是建立強制的低關稅和治外法權的特權之上，這些都受到其本國高度發達的工業經濟的支持，這些國家從戰争賠款和償還外國借款本息中吸吮資本。
但所有這些，對中國經濟的停滞不前，并不是主要原因，而隻應受到部分的責難。
超過了這一點，就掩蓋了意識形态和政治的不平衡；當然，這種不平衡，是西方沖擊的最深刻的後果。
數十年來，這種不平衡阻礙了新的政治體制的出現；隻有這種新的政治體制，才能取代過去儒家君主制，才能充分發揮現代工業技術促進經濟發展的内在優勢。
在中國的這部曆史長劇發展中，中國的經濟在本章限定的年代裡，并沒有占有顯要地位，而隻是一個配角&mdash&mdash也許隻有幾句精選的台詞，聽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軍、宣傳家和黨務活動者的吩咐。
***
[1]本章不考慮共産黨控制的地區；這些地區在1945年大約有9000萬居民，實行多少有些不同的經濟制度。
見彼得·施蘭《遊擊經濟：陝甘甯邊區的發展，1937&mdash1945年》。
[2]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第1部分，載《亞洲研究雜志》26.1（1964年11月），第3&mdash44頁。
[3]這是馬克·埃爾文的描述，見馬克·埃爾文和施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第3頁。
[4]這些當然是粗略的估計，但它們同可以得到的少量可靠材料相一緻，見古爾柏特·羅茲曼：《中國清代和日本德川時代的城市網》，第99&mdash104頁；德懷特·H.珀金斯：《中國農業發展，1368&mdash1968年》，附錄E：《城市人口統計（1900&mdash1958年）》，第290&mdash296頁；孔賜安：《中國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長》，載《中國經濟月刊》20.3（1937年3月），第301&mdash314頁。
[5]羅茲·墨菲：《外來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國的經驗》，對條約口岸的經驗提供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考察。
[6]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對官方的人口統計來說，4.7億上下似乎是個吸引人的數字；南京政府内政部在1928年企圖作一次人口普查，但據16個省和特别區的&ldquo報告&rdquo，和該部對17個省的推測，得出一個474787386的估計數字。
同是内政部在1938年發表了一個根據1936&mdash1937年的地方報告編纂的數字471245763。
[7]劉一葉和巫的估計之間最大的不一緻，是農業的淨增值數字和農業内的作物價值。
一方面巫的數字可能太低，另一方面珀金斯認為劉&mdash葉根據的1933年谷物産量估計太高，好像也有道理。
珀金斯：《中國農業發展》，第29&mdash32頁與附錄D。
[8]這個簡短的讨論，根據德懷特·H.珀金斯：《中國20世紀經濟的增長與結構變化》，見珀金斯編《曆史剖析中的中國現代經濟》，第116&mdash125頁。
[9]巫寶三：《中國國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會科學雜志》9.2（1947年12月），第12&mdash30頁，估計1946年的國民收入比1933年低6％（按照1933年物價）。
關于上海工人，見A.多克·巴尼特《中國共産黨接管前夕的中國》，第78&mdash80頁；關于1937&mdash1949年華北的農村經濟，見拉蒙·H.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mdash1949年》，第278&mdash287頁；關于戰時中國未淪陷區和戰後的通貨膨脹，見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濟，1939&mdash1950年》，第59&mdash103頁。
[10]珀金斯：《中國20世紀經濟的增長與結構變化》，第124頁，引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234&mdash240頁，及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第5章。
[11]費維恺：《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1870&mdash1911年》，載《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1章。
[12]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1，第55&mdash56頁。
[13]南開經濟研究所：《南開統計周刊》，4.33（1931年8月17日），第157&mdash158頁。
[14]劉大鈞：《中國工業調查報告》。
&ldquo工廠&rdquo系按照1929年的《工廠法》規定為采用機械動力，雇用工人在30名以上的企業。
[15]巫寶三：《中國國民所得，1933年》，第1卷，表1&mdash2，在第64頁後；表5，第70&mdash71頁；增加的資料在《中國國民所得，1933年修正》，載《社會科學雜志》，9.2（1947年12月），第130&mdash136、144&mdash147頁，結合了汪馥荪（汪敬虞）的估計：《戰前中國工業生産中外廠生産的比較問題》，載《中央銀行月報》，2.3（1947年3月），第1&mdash19頁。
[16]校注：國民政府實業部設立時間為1930年12月至1938年1月；1938年1月1日，國民政府設經濟部。
[17]《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4，第92頁。
[18]《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1，第89&mdash97頁；4，第93&mdash96頁，摘自經濟部統計處編《後方經濟概況統計》，1943年5月。
[19]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47&mdash150頁；汪馥荪（汪敬虞）：《戰時華北工業資本就業與生産》，載《社會科學雜志》，9.2（1947年12月），第48頁。
[20]王季深：《戰時上海經濟》，第192、194頁。
為這份參考資料，我要感謝托馬斯·羅斯基教授。
[21]亞曆山大·埃克斯坦、趙岡和約翰·張：《滿洲的經濟發展：邊疆經濟的興起》，載《經濟史雜志》，34.1（1974年3月），第251&mdash260頁。
[22]關于1938&mdash1948年國有和私有礦場和生産資料企業相對處境的實際數據，可以查看《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3，第1439&mdash1443、873&mdash879、882&mdash887頁。
[23]國家統計局工業統計處：《我國鋼鐵、電力、煤炭、機械、紡織、造紙工業的今昔》，第148&mdash149頁；《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3，第1051&mdash1074頁。
[24]約翰·K.張：《共産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計量分析》，第70&mdash74頁。
[25]巫寶三：《中國國民所得，1933年修正》，第137&mdash142頁，表明手工業淨增值，為所有工業的72％，但所據的&ldquo工廠&rdquo是這樣定義的：雇用30名以上工人的企業，并使用機械動力。
[26]這個意思包含在彭澤益對資料的編排中，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mdash1949年》，有價值的文獻尚未被充分發掘出來。
[27]費維恺：《經濟趨向：1870&mdash1911年》，載《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1章。
[28]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mdash1949年》，2，第331&mdash449頁。
[29]李莉蓮：《江南與絲出口貿易：1842&mdash1937年》（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75年），第234&mdash273頁。
[30]雷諾茲通過不相同的路子，得出1875年和1905年的結果，與我的估計很接近。
見我的《中國的手工和機器棉紡織品，1871&mdash1910年》，載《經濟史雜志》，30.2（1970年6月），第338&mdash378頁。
我在這裡所以用了雷諾茲的數據，而不是我自己的數據，因為這些數據是1875&mdash1931年整個時期的估計，與我所用的方法是一緻的。
[31]趙岡：《現代棉紡織工業的發展及其與手工業的競争》，載珀金斯編《中國現代經濟》，第167&mdash201頁。
[32]同上書，第173&mdash175頁，舉出了例證。
[33]劉大中和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收入與經濟發展，1939&mdash1959年》，第142&mdash143、512&mdash513頁；蕭梁林：《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864&mdash1949年》，第32&mdash33頁。
[34]侯繼明：《1840&mdash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第169&mdash170頁。
[35]李莉蓮：《江南與絲出口貿易，1842&mdash1937年》，第266&mdash273頁。
[36]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第20&mdash30頁。
[37]珀金斯：《中國20世紀經濟的增長和結構變化》，第122&mdash123頁。
[38]谷春帆：《中國工業化通論》，第170頁。
[39]關于20年代勞動力的來源、招募、工資和工作條件，見瓊·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1919&mdash1927年》，第48&mdash112頁。
1949年之前工業工資結構分析，見克裡斯托弗·豪《現代中國的工資模式和工資政策，1919&mdash1972年》，第16&mdash27頁。
關于日本式的&ldquo常年&rdquo雇用熟練男工的一個例子，見《慎昌洋行》，第114頁，為最後這本參考書，我要感謝托馬斯·羅斯基教授。
[40]趙岡：《工業政策與執行》，見亞曆山大·埃克斯坦、沃爾特·蓋倫森、劉大中編《共産黨中國的經濟趨勢》，第579頁，表3。
[41]馬逢華（音）：《大陸中國的對外貿易》，附錄C，第194&mdash200頁。
[42]托馬斯·G.羅斯基：《制造工業的發展，1900&mdash1971年》，見珀金斯編《中國現代經濟》，第228&mdash232頁。
[43]珀金斯：《中國20世紀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第125頁。
[44]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第233&mdash240頁。
[45]這些是包括滿洲在内的整個中國的數字。
關于華北，見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177&mdash206頁；天野元之助的《中國農業諸問題》中概括了許多地方的研究，見該書Ⅰ，第3&mdash148頁。
[46]關于稻米、小麥和面粉的進口，見蕭梁林（音）《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864&mdash1949年》，第32&mdash34頁；巫寶三：《中國糧食對外貿易其地位、趨勢及變遷之原因，1912&mdash1931年》。
[47]蕭梁林：《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864&mdash1949年》，第274&mdash275頁。
[48]天野元之助：《論中國的農業經濟》（以後簡稱《農業經濟》），2，第696&mdash698頁，開了一張單，列出1912年至1931年間的内戰、洪水、幹旱、瘟疫受影響的省份。
又見蔔凱《中國土地利用統計資料》，第13&mdash20頁，關于1904&mdash1929年間的&ldquo災害&rdquo及所在地。
[49]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第389&mdash423頁，例如關于水稻種植技術。
F.H.金《四千年的農民》，對20世紀初&ldquo中國、朝鮮和日本永久不變的農業&rdquo作了生動的描述。
[50]李文治和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卷，第182頁。
這套資料的第1冊，李文治編，包括1840&mdash1911年；第2冊和第3冊，章有義編，分别包括1912&mdash1927年和1927&mdash1937年。
[51]拉蒙·H.邁爾斯：《土地改造與農業改造：大陸中國和台灣，1895&mdash1954年》，載《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學報》，3.2（1970年），第532&mdash535頁。
[52]埃克斯坦、趙岡和約翰·張：《滿洲的經濟發展》，第240&mdash251頁。
[53]李文治、章有義編：《農業史》，3，第476&mdash480、622&mdash641頁。
[54]同上書，第480&mdash485頁。
[55]《農情報告》，7.4（1939年4月），第49&mdash50頁，見李文治編《農業史》，3，第708&mdash710頁。
[56]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第136頁；李文治、章有義編：《農業史》，2，第131&mdash300頁；張人價：《湖南的稻米》（譯自湖南省經濟研究所1936年報告），第87&mdash113頁。
[57]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第68頁，表10。
[58]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第35&mdash36頁；李文治、章有義編：《農業史》，2，第406&mdash407頁；蔔凱：《中國土地利用》，第281&mdash282頁。
[59]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到處可見此論證。
[60]羅伯特·阿什：《中國革命前的土地占有：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蘇省》，第50頁。
阿什自己也對更&ldquo純的經濟因素&rdquo予以一定重視。
但是，他的研究估計20世紀江蘇農業投資的程度和來源時，似不足以令人信服。
[61]卡爾·裡斯金：《現代中國的盈餘和停滞》，見珀金斯編《中國現代經濟》，第57頁。
[62]卡爾·裡斯金：《現代中國的剩餘與停滞》，見珀金斯編《中國現代經濟》，第57頁。
[63]同上書，第68、74、77&mdash81頁；維克托·利皮特：《中國的土地改革與經濟發展》，第36&mdash94頁。
[64]蔔凱：《中國土地利用》，第269&mdash270頁。
[65]蔔凱：《中國土地利用》，第181&mdash185、294、297頁。
[66]同上書，第193&mdash196頁。
[67]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第87、89頁；利皮特：《中國的土地改革與經濟發展》，第95頁；肯尼迪·R.沃克：《中國的農業規劃：社會主義文化與私人部分，1956&mdash1962年》，第5頁。
[68]校注：租行為江南地區，特别是蘇州地區實行的收租組織。
地主身居城市或他鄉，以其在鄉間出租土地之地租，承包給租行向佃戶收租。
租行多為城市流氓無賴或青皮惡棍所組織；收租之時，乘船率衆，持械或持槍至農村向佃戶收租。
租行一般按所收地租折價貨币交付地主。
[69]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租行&mdash&mdash中國地主制度的研究》，第47&mdash237、391&mdash636頁；又見《中國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的紀實研究》，載《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學報》，29.3（1966年），第566&mdash599頁。
[70]珀金斯：《中國的農業發展》，第92&mdash98頁。
[71]陳正谟：《中國各省的地租》，第43頁，發現河南、四川、貴州、雲南的勞役地租負擔最高，根據的是不包括滿洲在内的22省1520處報告。
[72]國民政府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提要，1935年》，第462&mdash463頁，列出1933年山東的地價與浙江大緻一樣；但中央農業實驗所提供的1934年山東的地價比浙江低1/3。
[73]在表16（1）中，費維恺用了蔔凱的&ldquo農業調查&rdquo，而不是他的&ldquo田場調查&rdquo中通常被引證的百分比導出的可供選擇的估計。
後者的估計顯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實例對南方各省重視不夠，另一方面由于調查的性質使得比較容易接近的地區支配了數據。
[74]關于江蘇的地區差異，見阿什《中國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11&mdash22頁；關于山東與河北，見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234&mdash240頁。
[75]喬治·賈米森：《中國的土地占有與農村人口狀況》，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23（1889年），第59&mdash117頁。
[76]《農情報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頁，見李文治和章有義編《農業史》，3，第728&mdash730頁。
[77]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223頁。
[78]天野元之助：《農業經濟》，1，第299頁。
[79]蔔凱：《中國土地利用》，第333頁。
[80]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第59頁。
[81]校注：永佃制分土地的使用權與所有權，佃戶一次交地主銀若幹，可獲得一定數量土地的永佃權，即具有使用土地的田面權；而土地的所有權仍屬地主；此土地之田賦仍歸地主交付。
此制盛于蘇州地區及江南各地。
[82]全國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大綱》，第46頁。
[83]内政部：《内政年鑒》，3，《土地》，第12章，（D），第993&mdash994頁。
陳正谟發現，押租流行于1933&mdash1934年報告中30％的地區，6％以上的地區有過這種現象。
陳正谟：《中國各省的地租》，第61頁。
[84]全國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44頁。
[85]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中國租佃制度之統計分析》，第43頁。
1924年與1934年比較，數據的變化極小，沒有重要意義。
[86]蔔凱：《中國土地利用》，第462頁；《農情報告》，2.4（1934年4月），第30頁，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342頁；全國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第51頁。
[87]同上書，第462頁；76％的農戶借債是為了&ldquo非生産性目的&rdquo；天野元之助：《農業經濟》，2，第219&mdash220頁，引用了七項全國和地方研究。
[88]《農情報告》，2.11（1934年11月），第108&mdash109頁，見《經濟統計月志》，1.11（1934年11月），第7頁。
[89]《經濟統計月志》，1.11（1934年11月），第2頁。
[90]李文治、章有義編：《農業史》，3，第206&mdash214頁；天野元之助：《農業經濟》，2，第308&mdash348頁。
[91]蔔凱：《中國土地利用》，第233頁。
[92]校注：原子式的農村部門，有的譯作&ldquo原始狀态的農業部門&rdquo。
[93]見李文治、章有義編《農業史》，2，第559&mdash580頁；3，第9&mdash65頁；天野元之助：《農業經濟》2，第1&mdash158頁。
[94]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278&mdash287頁，簡略地叙述了1937&mdash1949年間華北農村經濟所遭受的混亂狀況與破壞。
[95]中央農業部計劃司：《兩年來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彙編》，第141&mdash144、149&mdash151、160&mdash161、226&mdash236頁。
[96]劉大鈞：《中國工業與财政》，第197&mdash219頁；顧琅：《中國十大礦廠調查記》，3，第49頁。
[97]校注：北京至沈陽的鐵路，在北京政府時期，稱為京奉鐵路；京指北京，奉指奉天。
日後的遼甯省此時稱奉天省。
國民政府時期，改稱京奉鐵路為北甯鐵路。
北指北平（國民政府改稱北京為北平），甯指遼甯（國民政府改稱奉天省為遼甯省）。
[98]美國銀行公會、商業和海事委員會：《中國，一次經濟調查，1923年》，第16頁。
[99]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總局：《中國的公路》。
[100]《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72&mdash180頁，其他資料估計的英裡數，與此略有不同。
[101]校注：中東鐵路為清末中俄共同投資興建，實權悉操之于俄人，初名東清鐵路；民國後，更名東省鐵路，亦稱中東鐵路。
[102]張嘉璈：《中國為鐵路發展而奮鬥》，第170&mdash171頁，表Ⅲ。
[103]侯繼明：《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第32、39&mdash42頁。
[104]《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10頁。
[105]中國情報部：《中國手冊，1937&mdash1945年》，第217頁。
[106]滿鐵調查部：《華中的帆船貿易》，第134&mdash135頁。
[107]楊端六等：《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第140頁。
[108]《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28&mdash229、235&mdash236頁。
[109]賈士毅：《民國财政史》，1，第45&mdash77頁。
[110]斯坦利·F.賴特：《辛亥革命後中國的海關收入》（1935年第3版），第440&mdash441頁。
[111]P.T.陳：《财政》，見《中國年鑒，1935&mdash1936年》，第1298&mdash1299頁。
[112]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mdash1949年》，第366&mdash369頁。
[113]賈德懷：《民國财政簡史》，第697&mdash698頁；柏井象雄：《中國近代财政史》，第63&mdash64頁。
[114]C.M.張：《中國地方政府的支出》，見《中國經濟月報》，7.6（1934年6月），第233&mdash247頁。
[115]C.F.雷默：《中國的外國投資》，第123&mdash147頁；徐義生：《中國外債統計資料，1853&mdash1927年》，第240&mdash245頁。
[116]雷默：《中國的外國投資》，第160頁。
[117]揚格：《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mdash1937年：财政和經濟記錄》，提供了全面說明。
道格拉斯·S.帕俄：《南京政府時期的中國政府财政》（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50年）；《南京時期的中國國家支出》，見《遠東季刊》，12.1（1952年11月），第3&mdash26頁；《國民黨與經濟停滞》，見《亞洲研究雜志》，16.2（1957年2月），第213&mdash220頁。
[118]美國人口調查局：《美國的曆史統計資料，1789&mdash1945年》，第12頁。
[119]周舜萃：《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mdash1949年》，第64&mdash65頁；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40&mdash144頁。
[120]揚格：《中國與援助之手，1937&mdash1945年》，第440&mdash442頁。
[121]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370&mdash375頁；揚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59&mdash468頁。
[122]揚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98、509&mdash510頁。
1927&mdash1947年期間，财政部的财政顧問揚格，強烈反對50％&mdash60％的較低估計；這個數字出現在倫納德·G.遷的《中國的現代銀行與政府财政和工業》中，《南開社會經濟季刊》，8.3（1935年10月），第591頁，以及别的地方，源自朱偰：《中國财政問題》，第231&mdash232頁。
[123]揚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98&mdash99頁。
[124]校注：交通銀行不屬于CC系，屬于舊交通系；中國銀行不屬于宋子文，屬于政學系；中國農民銀行是屬于CC系，也不屬于&ldquo中國軍隊的最高領導&rdquo。
[125]校注：中國農民銀行成立于1933年，1928年的統計中不應有農民銀行。
[126]弗蘭克·M.塔馬格納：《中國的銀行業與财政》，第121&mdash196頁；宮下忠雄：《論中國銀行系統》，第103&mdash221頁；德永清行：《論中國的中央銀行》，第235&mdash350頁；安德烈亞·李·麥克爾德裡：《上海的錢莊，1800&mdash1935年》，第131&mdash185頁。
到1934年底，隻有中央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是政府完全控制的。
南京政府僅擁有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20％的股份，并對兩行重要人選的任命有些影響。
但這兩家銀行有很大的獨立性，并且時常反對政府的财政貨币政策。
1935年3月，在一次由财政部長孔祥熙執行的經周密計劃的突然行動中，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被&ldquo收歸國有&rdquo。
[127]關于戰時和戰後的财政和通貨膨脹，見周舜萃《中國的通貨膨脹》； 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揚格：《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1937&mdash1945年》。
[128]羅伯特·F.德恩伯格：《外國人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見珀金斯編《中國現代經濟》，第28&mdash30頁。
[129]C.F.雷默：《中國的外國投資》，第170&mdash171頁。
[130]侯繼明：《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第17&mdash22頁。
[131]侯繼明：《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第138&mdash141頁。
[132]侯繼明：《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第29頁。
[133]見本書第三章，費維恺：《外國在華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