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外國勢力就在中國紮下根來，表現在許多方面，如領土、人員，條約規定外國單方面所取得的權利，以及武裝力量、外交、宗教、商務、新聞機構，海盜般的冒險活動與種族歧視的态度。
本章扼要地論述外國人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心态諸方面進行沖擊的主要形式；至于外國勢力對中國人在生活、知識、精神方面引起的後果，本章仍不能一一論列。
外國在華勢力範圍
與印度、東南亞（泰國除外）和大多數非洲國家不同，在19世紀後半期，列強雖進入衰弱的清帝國，但中國并沒有被列強所瓜分。
中國之大，遠不能為任何一國所獨吞。
而列強從中國獲得令人眼花缭亂的戰利品，各國又不能進行滿意的分贓。
結果是中國的主權雖受到損害，但卻從來沒有瀕于滅亡。
外國人始終承認中國的中央和地方的政權，而這個中央政權一直是和地方勢力在進行着鬥争。
由于外國人的利益要求，而中國政府又軟弱無力對其要求加以拒絕；于是在中國領土的某些部分，政府的權力在形式上被削弱了，甚至是被放棄了。
這樣在中國境内，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條約口岸、租界、租借地和列強的勢力範圍。
條約港口
&ldquo條約口岸&rdquo（treatyport）是一個有多種含義的詞。
&ldquo港口&rdquo的準确界說，是一件引起争議的事，《南京條約》（1842年）的英文本更廣義地寫成&ldquocitiesandtowns&rdquo（城和鎮），外國人在這裡有居住和貿易的權利。
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和甯波是海港，是無疑義的。
到了1893年，增辟了28個地方開放對外貿易；在1894&mdash1917年，又增辟了59處；在1917年總數達92處。
在這92處通商口岸中，有的是内地城市，有的是在大陸的邊境；另有一些是沿海港口或滿洲的鐵路交叉點；許多增辟的港口是在長江或西江沿岸。
總起來說，這些地方統稱之為商埠，即貿易港。
從法律上說，開放對外通商的口岸可分為三類[1]：&ldquo條約港口&rdquo，即由某項國際條約或協定而開辟的港口；中國政府無條約義務而自願開辟的&ldquo開放口岸&rdquo；&ldquo停靠港&rdquo，外國輪船獲準在該港登岸或載運乘客，并在某種限制下載貨，但外國人不得在該處居住。
到1915年，92處通商口岸中，隻有48處設有海關[2]，這說明中國有許多地方在國際貿易中沒有發揮重要作用。
在&ldquo條約港口&rdquo，中國的國家主權在兩個方面被外國破壞了：首先，外國僑民在其領事的治外法權管理下，得在此居住，并擁有财産和從事工商活動（而且可以帶護照在内地旅行，在法律上除傳教士外，不得在内地居住）。
其次，在某個條約港口卸下的外國貨物，交付一次進口稅（按中國不能控制的海關稅率）後，如再轉運至其他條約港口，即不再繳納轉口稅。
締約列強強迫清政府将這種在條約港口實施的稅率，擴大到自開口岸。
自開口岸和約開口岸是不同的；在自開口岸中，外國&ldquo租界&rdquo或&ldquo僑民居留地&rdquo[3]，是處于中國地方政府的市政管理和警察控制之下的。
在16個條約口岸設有外國的租界，即專門為外國僑民居住設立的特定區域，其地方的行政權（警察、衛生、道路、建設管理等）由外國人管理，其财政收入是外國當局所征收的地方稅。
例如天津、漢口、廣州的外國人居住區為&ldquo租界&rdquo。
在這些地方，中國政府征用或者買下整個地區，然後永久租給特定的列強（在天津，租給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匈帝國；在漢口，租給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在廣州，租給英國和法國）。
[4]占有租界的國家領事，常常得到租界工部局的支持；外國僑民通過租界工部局董事，可以轉租到特定的财業。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根據條約，專門劃給外國僑民個人居住和經商，但不租給有關國家。
中國官員向從原土地所有者手中購買了土地的外國人頒發地契；外國人随即持地契在外國領事館登記，領事館發給購買土地的外國人地契保證書，使土地的轉讓更加确定，并且提高了這些财産的價值，使之對财産托管人的外國律師、傳教士和其他的人，能從中獲得高額利潤。
在租界裡，雖然有很多中國人通過其外國代理人，實際上也擁有土地，但卻是不合法的。
在上海的租界内，中國人直接擁有大量土地，其所有權從來沒有轉讓給外國人。
地圖5 中國1920年前後的外國&ldquo勢力範圍&rdquo
通過在北京的外交使團向總理衙門施加壓力（這是列強在中國攫取利益的正式合法手段），上海的公共租界原來是英租界和美租界，大約有一平方英裡的地面（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在1893年擴展到2.75平方英裡，在1899年擴展8.35平方英裡。
原來面積為0.26平方英裡的法租界，經過1881年、1900年和1914年幾次擴展，擴大到3.9平方英裡。
1915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北京的英國公使曾多次交涉，企圖正式批準為公共租界劃進更多的土地，遭清政府拒絕，而此時中國要求廢除所有外國租界的民族主義情緒亦作出反應。
但是，租界工部局通過占有鄰近租界的土地（先是修建租界以外的道路，即越界築路，然後鋪設自來水總管道和電纜，最後在新擴展的地區征收稅款和行使警察權力），事實上，這塊土地成了外國控制下的&ldquo越界築路區&rdquo，在1916&mdash1925年期間有了相當的發展。
在上海租界，通過外國領事頒布一系列《土地章程》手段，處心積慮建立起完全由外國人獨攬大權管理市政的工部局。
中國人在同意1842年、1843年和1858年的條約時，沒有把這種類似地方自治發展當成一回事，當外交使團提請北京政府正式批準這些條款時，北京也不得不作為既成事實予以接受。
在有些時候，使團對條款大加修改，如1898年修改上海的計劃。
1898年的《土地章程》，在1928年華人代表獲準參加工部局以前，是公共租界&ldquo憲章&rdquo最後一次修正。
這個章程，給占統治地位的&ldquo大班寡頭政治&rdquo提供了正式的自治，但較之其所要求的要少一些。
因為按照章程，租界每年納稅會議的決議，依然要受上海的領事團和北京外交使團的批準，這就使上海工部局的權力在名義上受到限制。
工部局與領事團和外交使團之間的摩擦，也是屢見不鮮，有時達到公開程度。
雖然領事團和外交使團對上海的外國僑民以盛氣淩人的态度對待中國地方官員作了批評，但通常是支持這種态度的。
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形式上隻是納稅人會議的執行機構，逐步擴大了權力，取得了廣泛的行政權力，其中包括向租界中的中國居民征稅和維持治安的權力（除了土地稅&mdash&mdash因為土地是在中國領土之内，和關稅以外，中國不得向上海的租界征稅）。
工部局董事會的9名董事是在外國選民中産生；選民必須擁有不低于500兩白銀的地産，或每年繳納不低于500兩白銀的租金。
這類選民，在民國初年略多于2000人，不到在租界内居住的外國人的10％。
如無重大事項，納稅人會議的到會人數很少。
進入工部局董事會的人選，是由一個核心小圈子裡的英國人嚴格控制，代表工商界的利益。
工部局的市政雇員，絕大部分都是英國人（在20世紀20年代初，雇員總數為1076人，其中965人為英國人，還不包括在巡捕房中的792名錫克人），所有的主要部門&mdash&mdash衛生處、工程處、電氣處、溝渠部、财務處、救火隊、萬國商團以及工部局、董事會領導職務的負責人也都是如此。
從理論上說，中國的國家主權此時還保持完整，但實際上租界是外國人在中國境内自治的一塊飛地。
在租界内，除了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的權利和特權外，公共租界當局實際上行使對中國居民的司法權。
中國居民占租界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但在市政管理機構中卻無權參與。
中國當局隻有得到有關的外國領事同意，才能逮捕住在租界的中國人。
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裡，中國人之間的民事或刑事案件，要由租界的會審公廨來審理，會審公廨實際上（不是根據條約權利）常被外國陪審官所左右。
中國軍隊在租界的通過權，始終為租界的外國市政當局所拒絕。
租界當局堅持，租界是在中國内戰中的中立領土。
上海的外國人生活
租界裡的大部分外國僑民的生活方式，都被那些雇黃包車（一英裡五分錢），付現款乘舢闆，主日教堂的捐獻等漫畫化了。
普遍用來付款的票據或鈔票，象征列強的商務、外交、軍事和宗教代表們，在旅居中國生活于基本設備齊全的世界。
其中有的人對正在變動的中國，作為真實而有見地的觀察家，緻力于學習中國語言、藝術、文學等，結交中國朋友。
但這不能否認另一個事實，即字面的和比喻性的&ldquo食譜&rdquo，是由移植到中國的各種外國原料構成的。
一位英美煙草公司的美國新雇員，回憶1911年8月在公司食堂的情形說：&ldquo這是我将在以後幾年要吃的數百次類似便餐的第一次&mdash&mdash清炖雞湯，蘸面包末的炸牛排，大米飯，煮青菜和一塊黏糊糊的糕點，英國式烹調總帶有一股李&mdash帕林斯調料味道。
&rdquo[5]
上海的居民很少到&ldquo縣城&rdquo去。
在鬧哄哄的20年代和30年代以前，在空閑的時間裡，可以身着條約港口特有的休閑服裝，與外僑們一起度過。
有錢的外僑，帶着妻子，乘坐敞篷馬車，上午在曲折的靜安寺大道上來回漫遊。
在這條大道上，有大花園和網球場的大班（商号老闆）别墅，是消磨英國漫長午茶時間的好地方。
衆多廉價的侍者，使得一些宴會和招待會，比英美煙草公司的食堂風格顯得更為奢侈大方。
這反映了外國式的上海，是一個英國人的&ldquo城市&rdquo&mdash&mdash湯，魚，帶骨的肉，開胃的菜肴，甜點心，然後是咖啡，再給男士們送上葡萄酒，烈性甜酒和雪茄；打橋牌時連續送上威士忌和蘇打水，在餐後可以消磨好幾個鐘頭。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電影出現之前，有歌舞表演的餐廳和夜總會急劇增加。
在此以前，在第一流的大旅館和社交俱樂部[6]以外的&ldquo夜生活&rdquo，僅限于甯波路上的卡爾登咖啡館和餐廳等少數幾處（見地圖6）。
在這些地方，為身着盛裝的外國人提供精美的食品和音樂，&ldquo但是到了10點鐘，男女共同參加的宴會結束，隻有男士留下。
這是可以理解的。
從10點鐘直至次晨破曉，美、英、法，也許還有德、俄、意大利和西班牙不同國籍的女士，在江西路和蘇州路陰森的灰色石庫門房子中放蕩地出出進進，使香槟酒和冒泡沫的勃艮第酒的銷售額直線上升&rdquo[7]。
在靜安寺路東端，沿着護界浜，占有大塊地面的跑馬場，有着引人注目的大看台和俱樂部，每年舉行兩次（5月和11月）為期三天的大賽。
場地的中心建有闆球場和網球場。
在上海的外國僑民熱愛運動，特别喜愛騎馬和打網球；這也許是在大多數社交集會中，對慣于豪飲的補償。
上海俱樂部有号稱&ldquo世界上最長的酒吧&rdquo。
闆球俱樂部設有12個網球場和18個闆球練習網。
上海高爾夫球俱樂部成立于1894年，1898年建造了一座附有男女化妝室，以及用具間和酒吧間的俱樂部用房。
[8]
在騎馬和打網球之餘，還可以觀看上海業餘劇團和法租界的法國劇團演出。
在5月到11月間，工部局銅管樂隊在外灘公園演奏，冬季則在市政廳演出。
每個外國僑民居住區都有自己的社團&mdash&mdash美國社團、德國聯合會、英國的聖喬治協會、蘇格蘭人的聖安德魯斯協會、愛爾蘭人的聖帕特裡克協會。
這些外國僑民的社團，在自己本國和民間節日，舉行熱烈的慶祝活動。
花費精力和較為嚴肅的文學和教育社團，有亞洲文會華北支部、攝影協會、教會文學界聯合會、美國婦女文學協會、園藝協會、美國大學俱樂部、德國交響樂團以及文學晚會等等。
一些慈善團體，有上海防止虐待動物協會、慈善協會、海員福音會和急救協會等。
萬國商會是各行各業社團中最強有力的組織，其他的社團，包括股票經紀人協會、駕駛協會，以及會員超過100人的工程及建築師協會。
供歐洲僑民兒童就讀的學校，有上海公學，法租界有法國工部局學堂和黃浦路的德國學堂，另外還有一所日本小學。
幾家醫院分屬工部局、幾家慈善團體和日本社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公共圖書館有1.5萬冊西文圖書。
十幾個教會團體在上海設立機構進行活動，使上海成為中國最大的傳教活動中心。
新教教會，包括規模很大的聖三一會（有13世紀歌特式風格的華中英國聖公會主教座堂）、新天安堂（英國早期風格，位于蘇州路），位于外灘的浸禮教堂，位于黃浦路的德國福音教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有天主教堂，還有一座清真寺、一座猶太教堂和一座日本的佛教寺廟。
彙司洋行、泰興洋行、福利公司、惠羅公司供應食品、家具、呢絨綢緞和婦女頭飾；别發洋行供應圖書和地圖；霍普兄弟公司專營珠寶；上海藥房坐落在蘇州路上。
外文報紙，有英文的《字林西報》、《大美晚報》，《上海泰晤士報》、《大陸報周刊》，法文的《中法新報》，德文的《德文新報》和日文的《上海日報》&mdash&mdash都能在上海買到和讀到。
[9]
上海為外國人在華生活的榜樣，建立了外國在華勢力租界的模式。
天津的租界由七個不同國家管理[10]，包括三個英國獨立的市政區、五座教堂、八個網球俱樂部、五家旅館、七個不同國家的協會、七個社交俱樂部（英國的天津俱樂部最老，另外一個德國總會，一個法國劍術俱樂部，一個日本俱樂部等），以及遊泳、曲棍球、棒球、闆球和高爾夫球的俱樂部。
賽馬俱樂部在1901年新建一座精美的大看台，代替被義和團毀壞的舊看台。
萬國商團成立于1898年，市政圖書館位于英租界，藏書7000冊。
從1914年起，英國人伍德海主編《天津時報》（伍德海為《中華年鑒》的主編和發行人），以與日文的《天津日日新聞》、法文的《津郡權務報》、德文的《北洋德華日報》進行競争。
在漢口，英、法、德、俄、日五國租界，沿着長江延伸了幾英裡；把這些小型歐洲城市連在一起的，是一條沿江的江漢大道。
這是一條寬闊的林蔭大道，在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是綠樹成蔭和芳草如茵的草坪。
每天下午，外國社交人士聚集在賽馬俱樂部飲茶，然後打網球或高爾夫球。
漢口有18穴的高爾夫球場，在亞洲是最好的。
俱樂部的建築有遊廊環抱，内設遊泳池、遊戲室、衣帽間和一間寬敞的飲茶室&mdash&mdash有一個著名的長酒吧間，在長江巡弋的外國炮艦上的軍官，多到此光顧。
地圖8 武漢三鎮（1915年前後）
有着這樣豪華奢侈的生活，就使人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那些&ldquo老中國通&rdquo要捍衛其特權了。
所謂&ldquo上海首腦&rdquo，不但不容許中國官員對其進行任何幹涉，并把典型的外交使團和領事團也視作對其礙手礙腳的累贅，認為有時對其雖可加以利用，但總是感到其過分考慮中國人的感情。
我們所以強調&ldquo老中國通&rdquo的豪華奢侈，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在上海及其他條約港口生活的人，是用鮮明的階級界限來劃分的。
一個人所以出名，是看他從事的職業，加入到哪個俱樂部，以及他擁有的賽馬号碼。
猶太人、葡萄牙人和歐亞混血兒，居住在與其他外國分開的地方。
少數的猶太商人，在上海是很富有的。
而葡萄牙人和歐亞混血兒，隻能在商行中承擔日常的工作，報酬也很低，如文書、辦事員、圖書管理員之類的職務。
每個條約港口，都有一群外國流浪漢、窮困的水手和事業上可憐的失敗者。
外國社會金字塔底層與邪惡和犯罪的下層社會，在對條約口岸生活奢侈令人愉快的回憶錄中極少提及，但這确實是外國在華勢力中的組成部分。
租借地
外國在中國的&ldquo租借地&rdquo共有5處，是1898年列強為在中國争奪勢力範圍和戰略基地，強行租占中國的5塊領土。
面積共552平方公裡的山東膠州灣及其周圍的土地，1898年3月被德國強行租占，租期為99年。
德國并獲得山東境内3條鐵路修築權，并規定鐵路沿線10英裡範圍内的采礦權亦屬德國（在1914年11月德軍與日軍經過激戰後，膠州為日本所占，日本人在戰鬥中死616人，傷1228人。
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附帶事件。
幾經交涉，中國于1922年始自日本手中收回）。
1898年3月，俄國人獲得租占南滿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和大連兩個港口），訂了租期25年的租約。
此外，俄國控制的中東鐵路，獲準修建自哈爾濱至旅順&mdash大連的支線，即南滿鐵路，并可在鐵路線區伐木和采礦。
1898年5月，法國對清政府施加壓力，獲得租占廣東省海南島對面的廣州灣港口，訂租約為期99年，法國以該港為其海軍停泊地。
同年6月，英國獲得了從大陸向香港殖民地延伸的一塊土地（即&ldquo新界&rdquo），訂租約為期99年。
列強這一系列掠奪中國領土的行動，以1898年6月英國租占山東威海衛而告結束。
英國在威海衛的&ldquo租用期，将與俄國占領旅順港的時期一樣長&rdquo[11]。
與租界形成對比的，在租界中，租約期間的中國主權，暫時明确被取消了。
締約各列強一緻同意，在其他&ldquo中國的&rdquo領土上擁有治外法權中的領事裁判權，不得擴展到這類租借地。
其中山東和滿洲兩處租借地，就處在德國、俄國和日本&mdash&mdash連同英、法兩國；英、法的&ldquo勢力範圍&rdquo建立在更廣泛的基礎上&mdash&mdash在中國領土上更大&ldquo勢力範圍&rdquo的核心。
任何強國對勢力範圍的要求（包括貸款，建造和經營鐵路，開礦，雇用其為&ldquo顧問&rdquo，或在中國某一地區行使形同司法權的優先權或獨占權）的基礎，如前所述，是持續侵犯中國主權的因素&mdash&mdash中國的衰弱和列強的威脅。
在形式上，不同國家的勢力具有不同的基礎，或是中國與特定的列強締結協定。
不把某一特定區域借讓給第三國；或根據一些協議和條約，中國雖為締約國的一方，但無力提出反對意見；或某些列強因近水樓台，堅持具有同樣權利；中國并未參與，列強互相承認權利的協定。
由于既成事實，占絕對優勢的金融和商業利益，列強提出更多的要求。
俄國在滿洲的權利，來自1896年5月的中俄密約。
根據密約，俄國得在滿洲修建中東鐵路及南滿支線，并租借遼東半島。
有了這樣的基礎，俄國政府着手在鐵路區内[12]建立實際上的政治和軍事控制。
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俄軍憑借有利地位占領了滿洲，并以控制滿洲的地位對朝鮮施加影響。
俄國在滿洲的勢力擴張，引起了1904&mdash1905年的日俄戰争；俄國以失敗告終。
于是俄國的遼東半島的租借地，南滿鐵路長春至旅順段，連同俄國在鐵路區域内的&ldquo權利、特權和财産&rdquo，一并轉移到日本人手中。
1905年以後，俄國繼續對中東鐵路路區及沿線的北滿城鎮（如哈爾濱），實行有效的政治管轄權。
俄國和日本在滿洲勢力的最後劃分，是在1907年和1910年《俄日協定》中正式規定下來。
1914年，除美國外，締約列強均承認俄國對中東路路區内居民的統治。
[13]日本以中國在1898年一視同仁的聲明為借口，要求福建省為其勢力範圍，但并未得到實際結果。
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不斷得到發展，中國除了把遼東半島及俄國在南滿鐵路的采礦權給予日本外，别無其他選擇（1905年12月的中日條約）；并且另訂協定，讓日本在營口、安東和沈陽設立&ldquo居留地&rdquo，并給予修築鐵路的特許權。
1906年，日本關東總督府設立，管理218平方英裡的租借地及108平方英裡的鐵路區。
日本在滿洲的勢力範圍，1907年為法國所默認（日本則相應地承認法國的勢力範圍），亦在1908年為美國的羅脫&mdash高平協定所默認，還被俄國所默認（如前述）。
日本強迫袁世凱政府于1915年接受&ldquo二十一條&rdquo要求中的第二部分，其在滿洲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遼東租借地的租期和南滿鐵路的特權，均延長為99年；并開放全部南滿境内，允許日本人居住、經商和設廠，向日本僑民提供更多的礦區以便居住；許諾将來向日本資本家貸款，南滿和内蒙東部雇用政治、軍事和警察顧問時，優先錄用日本國民。
關東租借地成了孤立于中國大陸的日本社會和文化區。
日文出版物，色彩豔麗的和服，神道的節日，官方通貨的日元鈔票，成了這塊殖民地和其主要城市大連生活的一部分。
南滿鐵路從關東[14]北上，穿過經濟中心地帶，其幹線延伸483英裡，直至長春；通過支線可達營口港；亦可從沈陽通往與朝鮮毗鄰的安東，銜接上大連和旅順。
在南滿鐵路沿線城市及鐵路兩側，日本竟不顧中國抗議，行使事實上的行政管理。
關東總督府與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密切配合，會社的大部分股份都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會社接受關東總督的監督。
日本駐滿洲城市的領事均由會社指派，其中有許多人同時在總督府擔任秘書。
除了幾條鐵路外，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在撫順（沈陽附近）和煙台[遼陽附近（原文如此。
&mdash&mdash譯者注）]的煤礦以及輪船業和貨棧，并在鐵路區内設置學校、醫院、實驗農場、公用事業和路警。
在1931年以前，日本在滿洲的政治權力僅限于關東租借地和鐵路區内。
但由于日本人在滿洲占有優勢的經濟地位，可以把奉天省[15]主要城市的貨物都彙集到南滿鐵路，運往大連和旅順港，再由此用日本輪船運往天津、上海、橫濱和大阪。
日本過高地估計了其對滿洲軍閥統治者張作霖的影響。
北京政府的權力在張作霖的轄區内，确實是很小的。
但張作霖卻能巧妙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視其情況之不同，或是對日本人的要求置之不理，或是與之妥協，成功地利用互相競争利益集團的傾軋，維持了中國滿洲的半獨立政權。
[16]
從1914年11月直到1922年2月，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中日山東協定，日本把山東[17]歸還給中國為止。
在這段時間裡，日本占領了原來德國膠州灣租界地；不顧中國的強烈抗議，日本進而控制山東境内的鐵路和礦藏。
其目的大概是想把山東的鐵路與滿洲的鐵路聯系起來，從而統治華北。
在1897&mdash1914年間，德國曾把膠州灣租借地作為海軍部管轄下的殖民地來治理，并試圖謀求鐵路和采礦特許權，把勢力擴大到山東全省。
1913年，擁有55000中國人和5000歐洲人與日本人的青島（膠州灣租借地總人口為20萬），在外國人中以&ldquo遠東的布賴頓&rdquo著稱，氣候宜人，沿黃海海邊長達一英裡多的優美海灘（奧古斯特·維多利亞灣），使之成為避暑勝地。
青島海濱飯店能容納500位客人，與賽馬場一起位于海灘附近。
在伸向海灣的南坡上，建起了規劃整齊的青島&ldquo歐洲城&rdquo，鋪設平整街道的兩旁，先用瓦斯燈照明，後改裝電燈。
沿着綠樹成蔭的道路，有德國人的花園别墅，中國仆人住在主建築後的&ldquo苦力小屋&rdquo中。
大部分中國人住的&ldquo中國城&rdquo，是由靠近外國人住宅區，被拆除的中國村莊遷移來的居民所組成。
這樣，&ldquo中國城&rdquo實際上已與歐洲僑民隔離開來。
青島已發展成為一流的港口，市政當局管理着現代化的供水和排污系統，高效率的醫院和一所德國初級中學。
1909年，德國政府和中國官員共同努力，創辦一所德華中學。
青島城市本身的工業投資較少，最著名的企業是建于1904年的英德釀酒公司，至今仍生産有名的青島啤酒。
山東鐵路公司和山東礦業公司成立于1899年，由上海德華銀行等幾家金融機構聯合組成的辛迪加。
與一些德國商行（例如禮和洋行）組成在理論上的中德合資公司，實際上從青島至濟南的膠濟鐵路完全是德國資本，并由德國人經營管理。
在威海衛和黉山開采的煤礦，情況也是如此。
德國的銀行辛迪加以及英國的金融業，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于1898年達成協議（建造一條從天津到達長江邊的鐵路）[18]，德國的勢力将向北擴大到河北省。
[19]作為回報，英國在長江流域和山東省得到占優勢的利益，亦得到德國的承認。
但是在山東，德國也發現要求優惠的待遇越來越難以實現。
1900年以後，德國在外交上處于孤立地位，在山東的獨占權利，擔心會危及其在華别處的商業利益，加上中國正努力限制德國在山東擴張勢力範圍的行動，這幾方面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有效地把德國限制在其租借地及狹窄的鐵路和采礦特許權的範圍之内。
不像日本人在滿洲，中國及非德籍的路警負責青島至濟南的鐵路警衛。
德國接管鐵路沿線郵電業務的努力也歸于失敗，隻有部分礦山的特權可以使用；甚至青島作為自由港的地位，在1906年也告結束。
[20]
中國南部的雲南、貴州、廣西三省鄰近法屬印度支那，法國要求三省為其勢力範圍，并于1898年得到修建從東京[21]經邊境進入雲南的特權（築路始于1903年，1910年竣工，完全為法國資本，由法國人管理）。
法國得到保證，中國與毗鄰印度支那的任何省份不得與第三國結盟，并獲得廣州灣的租借地。
由于法國修建了東京至昆明的鐵路，其商務活動，特别是在雲南，也得到了優惠；但取得其他的特許權利卻很少，也沒有得到像俄國和日本在滿洲實施的政治控制。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英國左右着外國在華商業，是中國最大的債權國，擁有主要的築路和采礦特許權，向中國海關署和鹽務署提供了大部分雇員，還有在中國一半的新教傳教士。
在某種意義上說，英國的勢力範圍擴大到整個中國全境，因此甯願保持19世紀末國際對抗以前的狀态。
[22]英國除了香港殖民地，1898年租借新界和将發展為海軍戰略基地的威海衛，其在華勢力範圍，缺乏特定的地域基礎，因此也缺乏如同日本之在滿洲，成為在滿洲政治活動中有吸引的主角。
英國雖已作出含糊的承諾，但京漢鐵路的築路權卻被一個比利時辛迪加取得（大部分股權由一家&ldquo法國中國鐵路公司&rdquo掌握）。
英國政府的反應，給北京的中英（銀）公司（由彙豐銀行和怡和洋行組成）以有力的支持，取得了長江流域的鐵路特許權（從山東邊境往南的天津&mdash鎮江線、南京&mdash上海線和上海&mdash杭州&mdash甯波線）、廣州&mdash九龍線以及在滿洲的牛莊&mdash山海關線的特許權。
英國的這些特權都是1898年取得的。
與此同時，金融家卡爾·邁耶和羅思柴爾德勳爵支持另一個英國集團的&ldquo福公司&rdquo，獲得了開發山西和河南煤礦的特權，并建造一條東西向由河南礦區與京漢鐵路連接的清化鎮&mdash道口鎮線。
英國之所以如此追求特許權，既基于财政原因，也基于政治原因；其政治目标在于阻止競争對手勢力範圍的鞏固。
但英國對特權區的直接政治控制，既沒有去加以設想，也沒有真正取得。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際體系的格局；同時，中國國内局勢也發生了深刻變化。
這些變化的情況，大為削弱進入20世紀以來外國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意義&mdash&mdash隻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即除了在滿洲的日本人，一些外國取得的鐵路和采礦權，雖然以不同形式繼續存在，使之中國的民族主義也感到不快。
到了1920年，這些外國在華勢力已居于比較次要的方面。
外國居民
對外國居華人數要作出精确估計是不大可能的。
例如到底有多少萬朝鮮人渡過鴨綠江，進入到滿洲？海關每年對開放港口的外國&ldquo商号&rdquo和居民的估計數，除了在滿洲的朝鮮人外，大城市所有的外國僑民集中聚居在主要地方。
例如，在關東租借地的大連，從1910年起，與哈爾濱一起估計在内；但膠州灣租借地的青島，在德國人統治時期就沒有包括在内。
表30列舉了1903&mdash1921年期間選出幾年的海關估計數字。
[23]此表在幾方面是有缺陷的。
[24]
表30 在華的外國&ldquo商号&rdquo和居民*
* 表的一些缺陷已經在正文中讨論。
＋包括未單獨列出的其他國家的國民。
1905年以後，日本人大批湧進了滿洲，海關作出了準确的反映，但表内的計數太低。
例如，日本政府報道說，1914年在華的日本僑民為121956人。
1914年日本從德國人手中奪取了膠州灣後，日本僑民向山東遷移。
但日本僑民主要的居住中心，依次是大連、青島、上海、安東、廈門。
英、德、美、法四國僑民總數的40％住在上海（應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僑民總數相對大量增加，德國僑民人數減少的情況）。
[25]
除了在滿洲的日本僑民外，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幾個主要在華的外國僑民如下：在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員2000人（其中1300人在海關）；外交人員500人（按人數計算，最多的為日本人，其次是英國和美國人）；傳教士9100人（6600名新教徒，2500名天主教徒）；軍事分遣隊和警察2.6萬人（其中包括駐滿洲的1.7萬名日本士兵和警察）；數千名工商業者，其數無法估計，但正是此等人群&mdash&mdash除從事下等職業的日本人外，構成了上海和其他主要條約港口外國僑民的大部分。
[26]
海關對于外國商号的資料，特别容易引起誤解，其所用的标準有很大伸縮性。
就滿洲而言，甚至為俄國和日本人服務的小鋪子也統計在内；在中國境内，同一商号的上海總辦事處，和在其他港口的分支機構分别統計。
1911年，在上海的643個外國商号中，40％（258個）是英國人的，16％（103個）是德國人的，9％（59個）是美國人的，7％（47個）是日本人的，其餘的為其他外籍僑民所有。
1911年，在中國境内，擁有外籍僑民機構次于上海的城市，依次為天津（260個）、廈門（240個）、漢口（125個）、廣州（102個）。
治外法權
幾個條約港口的外國僑民和商号&mdash&mdash還有住在内地的傳教人士，普遍享有治外法權制度的權利和特權。
1842&mdash1844年訂立的條約中，通過列強加給中國的正式協定，以及列強對特權的堅持，由此開始，全部&ldquo外國建立的機構&rdquo基本上都不受中國政治機構的管轄。
原告為中國人（不論是個人或是中國政府部門），被告人為條約港口的外國僑民的案子，都由僑民所屬國根據該國法律審理；無論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都照此辦理。
中國同任一締約國僑民之間，或不同列強在華僑民之間的争端，同樣也不在中國人管轄的權限之内。
治外法權主要由港口的領事官員行使，或者經過上訴，由在北京的公使館官員行使。
此外，英國和美國在上海都設有其本國的法庭；英國在華的高級法院成立于1904年，美國的在華法院成立于1906年。
總的說來，外國罪犯在領事法庭上受到的處理，不及在其本國嚴厲，這無疑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感情。
但對中國經濟和社會來說，更具有深遠意義損害中國主權的，是中國當局不能直接對條約港口的僑民或商号進行限制與管理，發給許可證或征稅。
這些外國僑民或商号，作為&ldquo法人&rdquo隻受其本國領事法庭的法律制約。
由于一個外國僑民或公出，或出外遊樂，随便到什麼地方，都享有治外法權的權利。
所以外國僑民不僅在條約港口，實際上在中國任何地方都不受中國法律的制約。
在中國的外國銀行也享有治外法權的權利，可以不受控制的發行貨币，并且不受其他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