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船在中國沿海和内河的航行，影響了中國傳統的帆船及其船工。
中國政府對擴大輪船航運所持的反對态度，反映其對失業船工造成混亂的擔心。
但在另一方面，總的來說，中國帆船從内河貿易的發展中是得到好處的。
在輪船不能到達之處，50萬艘帆船的運送貨物，遂進入日益興旺的商業活動之中。
這些船隻不僅在大江大河中航行，而且也往來于運河與小河流組成的廣闊水網。
20世紀30年代的計量數據及分散的統計表明，帆船仍是南部中國的主要運輸工具；甚至在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内貨物運輸總量，隻有36％是由現代運輸工具運送的，其餘部分仍主要是由帆船運送。
在1903年至1918年期間，長江輪船航線主要由四個航運公司所均分，即是太古輪船公司、怡和洋行的怡和輪船公司、日清汽船會社和中國官辦的輪船招商局。
新英格蘭的船長和蘇格蘭的輪機長，在英國和中國的船隊中都占統治地位（&ldquo據說，如果你要&lsquo輪機長&rsquo，隻要向下對輪機艙口喊一聲&lsquo麥克&rsquo[即&lsquo老兄&rsquo。
&mdash&mdash譯者注]，他就露面了&rdquo）。
[88]為了避免引起價格競争，這些大輪船公司常常在内部商談航運的價格。
總的來說，英國和日本船隻在中國外海和内河港口之間的貿易運輸業中，占有統治地位。
日本人也逐漸趕上其對手的英國人（1910年，海關記賬和清算的總噸數中，英國人占38％，日本人占21％；而1919年，英國人占38％，日本人占29％）。
1914年，運輸業幾乎占外國在華直接投資額的1/3（31％）；大部分為鐵路投資，投入輪船航運公司的資本較少。
外國在鐵路上的權益是複雜的，從享有許多未兌現的鐵路修建權，到直接控制幾條主要鐵路線。
鐵路貸款合同規定，往往把修路權也給予貸方（債主作為購買進口物資的代理人，可獲取巨額利益）。
在1908年津浦鐵路簽訂合同之前商定，在貸款期間，鐵路的管理權交予貸方。
在1908年以前的一些合同規定，在貸款償清之前，貸方有權分享鐵路運營的純利潤。
甚至在1908年以後，大部貸款合同還規定，須聘用一名外國總工程師；這意味着貸方也參與了鐵路的管理。
到1918年，中國在運行中總長近6700英裡鐵路（包括滿洲）中，完全用中國資本建築的鐵路，包括尚有數百英裡未竣工的粵漢鐵路，京奉鐵路中的天津&mdash山海關段，以及376英裡的京綏鐵路。
京綏鐵路是一條由中國的工程師建造的。
外資鐵路總長2487英裡：中東鐵路（俄國，1073英裡），南滿鐵路及其支線（日本，841英裡），雲南鐵路（法國，289英裡，輕型窄軌），膠濟鐵路（德國，1915年起為日本，284英裡）。
在1913年至1915年期間，根據記載和統計，需要中國官辦4000英裡鐵路的路軌，才能連成了全國的鐵路網。
這一措施得到（密歇根大學和州際商務委員會的）亨利·卡特·亞當斯博士的幫助。
亞當斯在1913年至1917年期間，在中國政府擔任鐵路賬務标準化的顧問。
但是，外國的金融集團對中國這4000英裡鐵路網，仍繼續在不同程度上享有财務利益。
通過貸款合同規定，英國的投資者實際上控制了京奉線（600英裡）和滬甯線（204英裡）；通過雇用英國總工程師和其他人員，參與津浦線南段（237英裡）、滬杭甬線（179英裡）和道口&mdash清化線（95英裡）的管理。
一個法國總工程師代表山西正太鐵路（151英裡）法國貸方的利益；而比利時、荷蘭和法國的工程師和會計師，則監督1918年已經建成的365英裡長的隴海鐵路。
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目的，是外國資本投入中國鐵路的原因。
作為外國破壞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象征，外國有特許權修築的鐵路，以及中國所負擔的沉重外債，引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憤慨。
外國的政治利益，使其在滿洲建設了一條不适當的鐵路平行線。
雖然對下面的問題還沒有進行過研究，可能由于中國的内戰和對外戰争以及政治上的變化，投入中國鐵路的相當大一部分外國資本，從沒得到歸還。
總之，外國人投入大量有形資本的建設，在為中國北部現代化交通設施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這裡，缺乏水上航道為之聯絡的各經濟區，互相阻隔，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
中國的官辦鐵路，甚至支付了外債以後，在1920年還從總投資5.22億元中取得利潤4100萬元。
這4100萬元，有總投資中的中國政府份額的利息；如果這部分利息按5％計算，仍然留有3100萬元的純利。
在軍閥時期，特别從1922年起，政府鐵路利潤下降，北京政府所能控制的比例越來越少。
盡管如此，這些由外國人提供資金和主要由外國人修建的鐵路，畢竟是中國經濟上的成功之舉。
财政
在1912年至1921年的10年中，至少有70筆大部分是小額無擔保貸款和預支款（在1921年，未歸還的餘額，也許共計2億元），由形形色色衆多外國貸款人，貸給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各種機構。
數額最大的幾筆，是1917&mdash1918年的&ldquo西原借款&rdquo，日本利益集團企圖通過這些貸款，來獲得其在滿洲和蒙古的要求。
由于北京政府日益惡化的财政狀況，這些貸款大部分都拖欠下來。
對比之下，在1925年之前，約有3億元未償還的鐵路貸款餘額，按期從幾條鐵路的收入提款歸還。
但中國向外國所借的外債，絕大部分如下：甲午戰争對日本戰費和賠款、庚子賠款、1912年的克利斯浦貸款、1913年的善後借款。
這幾筆借款合計在一起，1921年未歸還的餘額将近10億元。
[89]這些債款，全部用關稅和鹽稅的收入作擔保，或者用二者之一作擔保，并且不間斷地支付借款本利。
除了鐵路貸款外，這些外國資金對中國經濟建設沒有貢獻。
用于以往賠款的貸款以及義和團運動後的庚子賠款，成為中國資本的淨流出。
其他的貸款也被北京政府用于非生産性的行政和軍事費用支出。
外國貸款者有的支持中央政府，有的支持某一政治派别去打擊另一派别。
外國貸款者們在上海的銀行，作為歸還貸款擔保的關稅和鹽稅收入都存入這些銀行，并從其對外彙市場（中國的白銀在這裡折換成貸款合同規定的黃金，歸還貸款）的控制中獲取利益；也許會取得對北京政府的政治影響。
不包括庚子賠款，在20世紀第二個10年中，中國每年支付的外債利息和分期償還的外債，至少相當于中央政府日益減少收入的1/4或1/3（民國初年的财政資料，是一個未經研究的領域）。
對民國初年的中國外債狀況，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中國的外債額在1921年為人均3元，這個數字是很低的。
總的來說，外國人在中國的經濟收益（部分以其特權為基礎，并靠這個特權使收益能成倍增長），并不是完全從中國的經濟福利中取得的。
相反，中國自身的現代化&mdash&mdash即中國經濟開始出現&ldquo上層平衡圈&rdquo；這個平衡圈把中國經濟限制在低産量的水平上而徘徊不前&mdash&mdash隻是由于進口外國貨和外資，在中國制造業引起外來沖擊作出反應，中國的現代化才開始的。
[90]盡管國民生産增長的速度緩慢，社會分配也不夠合理，但是貿易、制造業和運輸業中的外國投資以及技術的引進，使中國的經濟産生了向發展方向的有益變化。
如果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中國能有一個有效率的政府來管理，那麼，對外貿易和外國制造業與國内經濟的中資部門，其間的聯系會有更多的由逆向轉為順向。
無論如何，外國經濟在中國的存在，隻是促使中國政體衰弱的一個因素&mdash&mdash而且不是主要的因素。
***
[1]校注：下文所說的&ldquo條約港口&rdquo、&ldquo開放港口&rdquo、&ldquo停靠港&rdquo，實際上中國稱&ldquo條約港口&rdquo為&ldquo約開商埠&rdquo，稱&ldquo開放港口&rdquo為&ldquo自開商埠&rdquo，凡在内陸之開放商埠，稱之為通商口岸。
中國無&ldquo停靠港&rdquo之說，有&ldquo外人居留地&rdquo之稱，外輪得停靠其地載運乘客及貨物，但外國人亦不得在該處居住。
[2]校注：中國政府原來所設之稅關，如臨清關、崇文門關，謂之常關；約開商埠（即條約港口）設置之稅關，稱之為海關，亦稱之為洋關。
洋關稅務司概由外國人充任，雖有中國人任海關監督，但無任何權力。
此處所稱48處海關，均為設于條約口岸，即約開商埠之海關，即洋關。
常關之官員稱監督，洋關之官員稱稅務司。
距洋關50裡範圍内之常關，屬洋關之中國海關監督管轄。
[3]校注：租界英文為concession，僑民居留地英文為settlement。
按租界條約規定，中國政府失去行政權之地為租界。
此處所稱租界應為僑民居留地。
中國政府在僑民居留地仍具有行政權。
[4]校注：外國在中國的租界，除這15處外，另有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鎮江的英租界，九江的英租界，蘇州的日租界，杭州的日租界，沙市的日租界，重慶的日租界，鼓浪嶼的公共租界，廈門的英租界，廈門的日租界，福州的日租界；外國在中國上海、天津、漢口、廣州、廈門、杭州、蘇州、鎮江、九江、沙市、重慶、福州、鼓浪嶼等13城市劃租界27處。
中國在1937年抗日戰争前，計收回天津的德租界、俄租界、奧匈租界、比利時租界，漢口的英租界、德租界、俄租界，鎮江英租界，九江英租界，廈門英租界等10處租界；餘天津的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意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漢口的日租界、法租界，蘇州的日租界，廣州的英租界、法租界，杭州的日租界，福州的日租界、廈門的日租界，鼓浪嶼的公共租界，沙市的日租界，重慶的日租界等17處租界，中國政府統于抗日戰争勝利後收回。
又，北平東交民巷使館界，實已形同租界，抗戰後，中國政府同意暫緩收回。
[5]詹姆斯·L.哈吉森：《中國通》，第20頁。
但是在這個許多&ldquo老中國通&rdquo并沒有發現本地烹饪技術舉世無雙的國家中，烹調标準飲食，不僅僅有老牌的優質L.＆P.醬汁。
[6]英國上海總會，德國總會，共濟會俱樂部均位于外灘；斜橋總會位于靜安寺路；日本總會位于文監師路；還有那些層次較低的如海員協會、外國人基督教青年會、海關和商團有關的較少排他性俱樂部。
[7]哈吉森：《中國通》，第236頁。
[8]在體育俱樂部的行列中，還包括上海劃船俱樂部、遊艇總會、獵狐俱樂部（在鄉下獵&ldquo狐&rdquo，狩獵時緊跟穿紅罩衣的騎手，騎手散紙片為狩獵者指出狐的蹤迹）、草地網球俱樂部、步槍射擊俱樂部、棒球俱樂部等等。
[9]日本帝國鐵路：《東亞官方指南》，第4卷，《中國》；C.E.達溫特：《上海旅行者和居民指南》，都提供了有趣的細節。
[10]校注：天津共有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日租界、意大利租界、比利時租界、奧匈帝國租界，共為8個國家。
原美租界後合并于英租界。
[11]記載這些租約的協定，可見約翰·V.A.麥克默裡：《1894&mdash1919年與中國締結或涉及中國的條約和協定》.I，第112&mdash131、152&mdash158頁。
[12]校注：俄國與清政府協議，規定中東鐵路兩側各5公裡為中東路路區，俄國并于哈爾濱設行政公署治理鐵路區；我國收回鐵路區後，改設東省特别行政區。
[13]見B.A.羅曼諾夫：《俄國在滿洲（1892&mdash1906年）》。
[14]校注：遼甯境内并無關東其地，日本以遼東半島租借地，置關東州，其總督府初駐大連。
此處所稱關東，似指大連。
[15]校注：1928年12月29日&ldquo東北易幟&rdquo前，遼甯省稱奉天省；次年改稱遼甯省。
[16]見羅納德·S.蘇萊斯基：《張作霖統治下的滿洲》（密歇根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
[17]校注：應為膠州灣和膠濟鐵路。
[18]校注：此時計劃建造天津至長江邊的鐵路，原拟天津至鎮江，名為津鎮鐵路，後改線為天津至南京對江的浦口，遂名津浦鐵路。
[19]校注：1928年6月，直隸省始改稱河北省；1898年尚稱直隸省。
[20]見約翰·E.施雷克：《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德國在山東》。
[21]校注：今越南南圻。
[22]見L.K.楊（楊國倫）：《英國對華政策，1895&mdash1902年》。
[23]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1902&mdash1911年）》，第2部分，第354&mdash355頁；《海關十年報告（1912&mdash1921年）》，第3部分，第450&mdash451頁。
[24]在1910年以前，大量集中在滿洲哈爾濱的俄國人和日本人未包括在内。
1909&mdash1911年，俄國僑民突然增加，是顯而易見的事（1920年以後，從西伯利亞突然湧入的、無治法權的人數最後超過20萬的無國籍的&ldquo白俄&rdquo難民，也沒有被反映出來）。
類似的情況還有青島的德國人是外國僑民，也沒有列入，在1910年，共有4084人，其中有2275人為軍人和官員。
海關的估計中，沒有把全國内地的傳教士包括在内，駐華的外國軍隊亦未被列入。
[25]不算滿洲的大連和哈爾濱，中國境内有大量外國僑民的城市，在1911年，按人數多少計算（估計數列在括号内），依次是上海（30292）、天津（6334）、漢口（2862）、廈門（1931）、廣州（1324）。
在上海的日本僑民（17682），構成了最大的外國僑民隊伍；其後是英國（5270），葡萄牙（3000）、美國（1350）、德國（1100）、法國（705）、俄國（275）。
[26]卡羅爾·倫特編：《在華外國名人錄》，上海發行。
此書&mdash&mdash筆者見過1922年版和1925年版&mdash&mdash根據向外國僑民發出的調查表的答複提供的簡要傳記。
[27]範宣德：《在華治外法權制度：最後狀态》，第26頁。
[28]在1913年，北京使館界衛隊共有2075人（370名英國人，309名美國人，307名日本人，301名俄國人，288名法國人，199名意大利人，151名德國人，64名奧地利人，35名荷蘭人，31名比利時人），到1922年，總人數減至997人。
德國、奧地利和俄國由于喪失了治外法權的權利，其使館界衛隊的分隊也随之撤去。
其餘各分隊（除美國人總數達354人外），也多少削減了人數。
1913年，駐天津的外國軍隊總人數為6219人（2218名英國人，1021名法國人，975名美國人，883名日本人，808名俄國人，282名德國人，21名奧地利人，11名意大利人）。
1922年的總人數為2720人（982名法國人，762名日本人，504名美國人，472名英國人）。
在華北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及鄰近唐山附近外國人經營的煤礦地段，1913年駐有外國軍隊1253人，1922年駐有602人。
[29]校注：遼陽不在關東租借地内；日本的關東軍大本營最初設在大連，後移駐沈陽，沒有設在遼陽。
此處遼陽疑為遼東之誤。
[30]《中華年鑒，1919&mdash1920年》，第333頁；《中華年鑒，1923年》，第603&mdash604頁；《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1921年11月21日至1922年2月6日》，第988&mdash998頁。
[31]華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頁。
[32]校注：按照建立條約關系的順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是英國、美國、法國、比利時、瑞典、俄國、德國、葡萄牙、丹麥、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奧匈帝國、巴西和日本。
[33]華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頁。
[34]許立德爵士：《在華四十年》，第35頁。
[35]校注：1901年至1906年任公使的内田康哉，在1896年擔任公使館一秘時，已經是代辦。
内田後來擔任其他重要大使館職務，1911年、1918&mdash1923年和1932年任外務大臣，最後一次任外務相時，還兼任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總裁。
内田的繼任者為1906年至1908年的林權助。
林在英國受過教育，在其他的時間裡，擔任過駐英和駐俄公使，還擔任過很長時間的外務相。
1908年至1913年間的駐華公使為伊集院彥吉。
1893年伊集院作為駐煙台領事，首次來到中國，1901年至1907年任天津總領事，後任關東租借地總督；在1923年還任過短期外務大臣。
山座圓次郎在1913年至1914年短期任駐華公使之前，是日本駐釜山公使館秘書。
1915年曾遞交日本&ldquo二十一條&rdquo要求的日置益，在1914年被任命為公使之前，1894年至1899年曾在漢城工作，接着在1900年至1902年在北京擔任一秘和代辦。
幾次出訪歐洲之後，日置益返回中國，擔任1925年關稅會議的日本代表。
長期以來，小幡酉吉在天津、北京等地擔任領事和代辦（1914年、1915年、1916年），最後在1918年至1923年任公使。
[36]1901年至1908年的漢務參贊衛理，1887年至1896年曾在外國基督教傳道會工作，1896年離開該會，接受上海美國總領事館翻譯的任命，1911年至1913年任北京美國公使館一秘。
在嘉樂恒離任和芮恩施到任前期間，衛理擔任數月的代辦&mdash&mdash在此期間，美國承認中華民國，中國發生了二次革命。
在1914年至1918年期間，衛理任美國國務院遠東司負責人；1918年，為伯克利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和文學的阿加西斯基金會的教授。
接任衛理的是丁家立，在美國海外布道會贊助下，于1882年來華。
1886年，丁家立不再繼續從事傳教工作，以後的20年，先後得到直隸總督李鴻章、袁世凱的支持，在天津興辦教育；1886年至1895年，任&ldquo中西書院&rdquo院長，從1895&mdash1906年，任天津海關開辦的中西學堂（1900年後稱北洋大學）總教習。
從1902&mdash1906年，丁家立任直隸高級與中級學堂的學監；從1908&mdash1919年，除短時間外，任美國公使館漢務參贊；1919年至1920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館務。
由于丁家立廣交中國官員，包括袁世凱總統，故其在公使館的作用是很有影響的。
1903年至1918年，裴克任助理漢務參贊；1913年至1914年和1919年至1926年，任漢務參贊。
裴克生于天津，其父母均為傳教士，1906年畢業于加州大學後，來華任見習翻譯；1914年至1919年期間，在青島、漢口、天津等地領事館任職。
裴克在1945年退職前，于1935年至1940年任美國駐華大使館參贊，在處理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事務中，裴克一直是個突出的人物。
[37]馬士寫道：&ldquo公使館界，可以認為是在一個敵對國首都中心取得的一個可以防守的要塞&mdash&mdash用于這一目的，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認為，是為列強的外交官提供的寬敞的生活場所，有公園般的環境和良好的衛生條件，并且是由中國人出錢。
這樣一來，建立使館界的理由又不充分了。
&rdquo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3卷，第355頁。
[38]校注：北京飯店在東長安街北側，不在使館界内。
使館界北以東長安街為界，其南界為城牆，其北界的東長安大街即不屬使館界。
[39]校注：此處所稱燕京大學，應為燕京大學前身之一的彙文大學。
[40]田貝：《中國及其人民》，1，第34&mdash35頁。
[41]西裡爾·珀爾：《中國的莫裡斯》，第86頁，概括了G.E.莫裡斯在其未發表的日記中記錄的印象。
[42]華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頁。
[43]許立德：《在華四十年》，第4頁。
甚至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意大利公使館，在公使和一秘住所的旁邊，有&ldquo一等、二等漢務參贊&rdquo和使館牧師的房屋各一所。
小教堂（實際上與大部分教堂一樣大）的天花闆是從意大利運來的；有馴馬用的空地和一個大院子的馬廄，能飼養八匹馬；還有一間洗衣房，一座水塔，一個浴室，兩幢中國仆人居住的房屋。
這些都圍在一個綠樹成蔭的大花園裡。
在這些房屋旁邊，與公使館建築相連的，是海軍陸戰隊的兵營；也有醫院，大小廚房，軍官和士兵的住所，食堂，辦公室，禁閉室，軍需庫。
此外，還有一套提取淨化水的裝置和許多馬廄。
見華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頁。
[44]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第20頁。
[45]華蕾：《含笑的外交官》，第92頁。
[46]田貝：《中國及其人民》，第91頁。
[47]同上書，第99頁。
[48]小約翰·A.穆爾：《對華的國際财團和美國的對華政策，1900&mdash1917年》（克雷蒙特研究院博士論文，1972年），第18&mdash31頁。
[49]校注：雲南府即昆明。
[50]許多俄國領事的漢學才能，茲舉例加以說明：駐天津總領事休德滿，1894年畢業于聖彼得堡東方學院，1896年至1899年為俄公使館見習翻譯，然後任領事職務；駐漢口領事貝勒城科也畢業于聖彼得堡東方學院，1899年來華。
貝勒城科在1912年與他人合作，把《今日中國政治組織》一書譯成英文。
此書由俄國公使館的助理漢務參贊H.S.勃倫奈特和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參贊V.V.哈格爾斯特羅姆，于1910年在北京出版。
該書英文版經總領事和俄公使館的漢務參贊科列索夫修訂補充後，是後來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的必備手冊。
[51]見保羅·科恩：《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
[52]中華續行委辦會：《在華基督教的傳布：1918&mdash1921年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和傳布專門委員會所作的在華基督力量的數量和地理分布的全國調查》，《導言》，第3頁。
[53]以下大部分數字材料，來自前一腳注所引的著作。
關于羅馬天主教的&ldquo占領&rdquo的材料，取自賴特烈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
[54]校注：《教務雜志》英文名稱為&ldquoChineseRecorder&rdquo，譯意為&ldquo中國紀事&rdquo。
[55]關于所報道的&ldquo傳教士&rdquo的人數，在任何一個時期都有多達1/6的外國工作人員在中國國外休假，将近1/12是新來的，主要進行語言學習。
許多為已婚婦女，宗教工作隻占她們一部分時間。
因此全日工作的人數，估計可能為所列總數的2/3。
[56]西德尼·福賽思：《1895&mdash1905年美國在華的一個傳教團》的前言，第7頁。
[57]校注：金陵大學于1914年開辦農科，1916年設農林科，1930年改稱農學院。
[58]校注：東吳大學不是設在上海，該大學英文名稱為SuzhouUniversity，即蘇州大學。
該大學本部及文、理兩學院設在蘇州，法學院設于上海。
[59]校注：1928年，國民政府頒布法令，規定教會學校必須在各地方政府登記備案，并規定必須使用經教育部審定的課本教學。
全國各教會大學均向政府登記備案，唯上海聖約翰大學不向政府登記。
[60]見傑西·盧茨：《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mdash1950》。
[61]赫德1908年5月離開北京回英，但形式上仍保留總稅務司官銜，直到他在1911年9月去世為止。
裴式楷（1846&mdash1918年）從1908年4月至1910年4月任代理總稅務司。
然後在1910&mdash1911年期間，由安格聯（1869&mdash1932年）接任。
赫德死去時，安格聯為總稅務司，直到1927年。
見斯坦利·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mdash1907年的中國海關》；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中國海關的起源、發展和活動文獻集》。
[62]校注：稅務處1906年5月9日成立，清政府派鐵良充督辦稅務大臣，唐紹儀為會幫大臣。
所有各海關所用華人、洋人工作人員，統歸稅務處節制。
[63]根據《辛醜和約》第6款，在條約港口和港口半徑50裡以内的當地常關的收入，被抵押用于償還賠款。
這些征稅常關歸海關管理。
赫德在1901年11月進行名義上的控制，但實際上在1911年前應由當地常關征收用作賠款的款項，大部分由其他項目的省撥款解決。
辛亥革命以後，才實行海關對條約港口50裡内當地常關的控制。
當時革命中斷了各省賠款應攤份額的彙入。
這使外國債主震驚。
見斯坦利·賴特《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海關收入》（第三版），第181&mdash182頁。
[64]對從外國，或從另一個中國的條約港口（除非有免稅證書，證明關稅已在最初的進口港繳付）進口的外國貨征收足額的進口稅。
在海關繳納所列進口稅的一半，即可取得過境證，這些貨物即可運至目的地，沿途不必再繳納厘金稅。
出口或運至另一條約港口，貨物要付等于出口稅一半的沿海貿易稅。
從内地運至某一條約港口，再運至國外的中國貨物，如要取得免繳沿途厘金稅的出口過境證，應由海關征收等于出口稅一半的過境稅。
見斯坦利·賴利：《中國争取關稅自主的鬥争，1843&mdash1938年》。
1876年的煙台條約把領取内地過境證的特權，擴大給中國國民（實際上在1880年實施），但北京直到1896年才同意把出口過境證發給中國商人。
關于詳細的海關手續的指南，見中國海關《上海海關工作程序手冊》。
[65]校注：應為1898年。
[66]引自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262頁。
[67]同上書，第903頁。
[68]蕭梁林：《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864&mdash1949年）》，第201&mdash223頁。
[69]&ldquo從收到關于内班人員中文成績的本年報告中，雖然總的來說，可以看出中文學習沒有完全被忽視，但清楚地說明，整個海關關于（中文）能力的标準太低；除了少數突出的例外，對中文學習不認真。
民族主義在所在地的出現，要求再加把勁。
為了海關的名聲，為了使中文能繼續使用，此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開始受到責難，對沒有興趣去學習雇用國家語言的海關雇員應予解職&hellip&hellip&rdquo《總稅務司通報》第1732号（第2輯）；《中國海關工作文獻》，第2卷，《總稅務司通報；1893&mdash1910年》，第709頁。
[70]晚到1919年，代表外籍外班的代表團，向安格聯抱怨說：&ldquo&lsquo外班&rsquo一詞帶來的污名，已經擴大到海關以外，在外國的所有社會關系中都有反應。
&rdquo并報告了以下幾方面的&ldquo普遍存在的情緒：内班人員極度看不起外班人員，在紀律争端中，外班人員得不到公平的待遇，隻代表争端另一方和稅務司方面&hellip&hellip外班人員的私生活受到頭等總巡不正當的幹涉&rdquo。
《半官方通報》第29号，《中國海關工作文獻》，第3卷，《總稅務司通報，1911&mdash1923年》，第504頁。
[71]出席華盛頓會議的日本代表團聲明，引自惠斯特爾·W.威洛比《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第887頁。
[72]鄭英還：《中國郵政通訊及其現代化，1860&mdash1896年》。
[73]關于丁恩進行的一些改革，見S.A.M.阿謝德《中國鹽務的現代化，（1900&mdash1920）》。
[74]日本外務省：《中國雇聘外國人人名錄》。
[75]卡爾·裡斯金：《現代中國的剩餘和停滞》，載德懷特·H.珀金斯《曆史剖析中的中國現代經濟》，第49&mdash84頁。
[76]以下所引的統計資料，主要取自以下的來源：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侯繼明：《1840&mdash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蕭梁林：《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864&mdash1949年》。
[77]G.C.艾倫、奧德麗·G.唐尼索恩：《遠東經濟發展中的西方企業：中國和日本》，提供了詳細的記載。
[78]拉爾夫·W.海迪和穆裡爾·E.海迪：《開拓的大事業，1882&mdash1911年》，第552頁。
[79]見謝爾曼·G.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煙草業中的中美對抗，1800&mdash1930年》（耶魯大學1975年博士論文）中有關在華英美煙草公司的部分。
[80]麥加利銀行，1858年起在華開辦（總行在倫敦）；彙豐銀行，1864年組成（總行在香港）；有利銀行（總行在倫敦）；東方彙理銀行（總行在巴黎），1899年在華；華比銀行，1902年起（總行在布魯塞爾）；德華銀行，1889年起（總行在柏林）；花旗銀行，1902年起（總行在紐約）；和蘭銀行，1903年起（總行在阿姆斯特丹）；道勝銀行，1895年起（總行在彼得堡）；橫濱正金銀行，1893年起（總行在橫濱）；台灣銀行（總行在台北）。
[81]安德烈亞·李·麥克爾德裡：《上海的錢莊，1800&mdash1935年》，第21&mdash22頁。
[82]見獻可：《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在華銀行發行紙币概況》。
[83]C.S.陳：《英國銀行家從中國貸款所獲利潤，1895&mdash1914年》，載《清華中國研究雜志》，新版5.Ⅰ（1965年7月），第106&mdash120頁。
[84]約翰·K.張：《共産黨統治前中國工業的發展：計量分析》，第55頁。
[85]約翰·K.張：《共産黨統治前中國工業的發展：計量分析》，第70&mdash74頁。
[86]托馬斯·G.羅斯基：《制造工業的發展，1900&mdash1971年》，載珀金斯編《中國的現代經濟》，第203&mdash234頁。
[87]侯繼明：《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第138&mdash141頁。
[88]蓋樂：《中國的鹽務：1908年至1945年我在中國的經曆》，第66頁。
[89]徐義生：《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mdash1927年》，載《中華年鑒，1923年》，第713&mdash727、744&mdash748頁。
[90]見羅伯特·F.德恩伯格《外國人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1840&mdash1949年》，載珀金斯編《中國的現代經濟》，第19&mdash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