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的最初幾年，即袁世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時期（1912&mdash1916年）；對此，可以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來進行讨論。
第一種是強調軍閥統治的開始，政治統一解體，軍事統治出現，不講道德，背信棄義，利己苟且精神在當權者中蔓延。
這種觀點認為，這次革命的成功，甚至在取得成功的瞬間，革命已經變得沒有意義了。
1912年2月，當莊嚴的統治大權從幼小的滿族皇帝手中正式交予袁世凱之日起，中國失去了具有兩千年曆史，又是強有力的政治統一象征的君主政體。
從此，占據國家中央地位的，卻是一個既無政綱，又無帝王權威的一個反動、無恥軍閥。
由此看來，新的共和制的意義實在不大。
按照這種觀點，革命的後果，迅速導緻了袁世凱庇護下軍閥統治的局面。
第二種看法認為辛亥革命是以前革命的繼續，不能看成是中國政體衰弱過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是一場更新政治與更新社會的民族主義運動高漲。
革命後的實踐，經受了地方分權自治和中央集權兩種互相對抗觀念的檢驗；這兩種觀念，在民國的前10年間，都各自赢得擁護者。
辛亥前後是一個充滿政治活力的實驗時期。
伴随着政治實驗的開展和政治參與的擴大，與中央集權統治之間的沖突也展開了。
但是，這兩種互相對立的綱領，在其各自經曆了蓬勃的活躍時期之後，軍閥主義的特征才暴露出來。
按照這樣的解釋，袁世凱擔任總統的時期，最好被理解為中國民族主義第一次浪潮的邏輯結果；既包含了這個浪潮的優點，也包含了這個浪潮緻命的缺點。
兩種觀點，各自都可以收集到豐富的資料來維護其觀點。
本章的叙述偏重于第二種看法。
因為持此看法，似乎更能解釋當時最主要的政治走向；袁世凱之就任總統，僅是這些政治走向之一。
但是，對此時政治家言過其實的頌揚，第一種看法倒是一劑有效的矯正藥。
民族主義的第一次浪潮，畢竟沒有達到主要目标，建立獨立與強大的中國；要恢複中國的主權，還需要作更徹底的努力。
而與此同時，軍閥主義卻以其特殊的破壞大肆幹擾。
含混意義的傳統革命
無論傾向何種看法，但都必須承認，對辛亥革命的成敗有多種解釋；政治體制沒有解決的緊張局勢，一直延至民國初年。
本章關于這個時期的叙述，就從這些多種解釋或緊張局勢開始，并進而讨論其各種根源。
對辛亥革命後果的不同理解，是從革命本身通過談判來解決開始的。
1911年11月，在革命軍取得初步成功後的一個月，清政府的官員和同盟會革命黨人代表，舉行了最初幾次會談。
雙方的正式談判是當年12月開始的。
1912年1月，主要問題已經議定[1]，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
三個月後，新的中華民國政府自南京移駐北京行使職權。
到底是誰赢了？從1913年和1916年兩次起兵，對北京政府的武裝進攻（有時稱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來判斷，我們可以得出結論：1912年的談判解決辦法，是不穩定的妥協。
一方面，這樣的解決辦法鞏固了巨大的革命成果。
清王朝被推翻了，這是勝過過去無數次起事的偉大業績，包括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叛亂在内。
再者，代替清王朝的是新的共和形式的政府，維護衆多積存下來的陳舊看法和政治習俗的帝制已被廢除。
這兩項成就已被證明是不可逆轉的。
盡管1915年至1916年以及1917年曾有兩次恢複帝制的嘗試，但主張共和政體革命黨人的兩項最低目标是永遠達到的，即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最早獻身革命的人來說，新建立的政體遠非其理想之政體。
優待童稚的清朝退位皇帝及龐大皇室，包括承諾一筆巨大的皇室津貼。
[2]可能這是一項無害的讓步（盡管清帝溥儀幸存下來，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其在東北建立奴顔婢膝的僞滿洲國）。
革命者的願望，與新的國家元首袁世凱大相徑庭，而且受到袁政府高級官員的嚴重危害。
革命黨發言人所以接受52歲的袁世凱來領導新政府，以對袁氏的安排作為清帝退位的代價，也是為了避免長期的内戰。
有人甚至對袁氏将來發揮的作用抱樂觀看法，認為袁氏有能力，在清政府官員中堪稱&ldquo進步分子&rdquo。
袁氏的權力畢竟受革命黨人制定的《約法》所限制，包括内閣和議會的限制。
但是一個憲法總統不承擔明确的為革命和共和獻身義務，這就是妥協讓步引起嚴重隐憂的根源。
袁世凱不願離開北京，去到南京就任臨時總統。
1912年初，南京是革命勢力的中心，這就加劇了隐憂。
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經驗革命家的作用受到限制，在北京首屆共和内閣中，被排除在财政、軍事的職務[3]之外。
誰赢得了革命，這仍是個模糊不清的問題。
革命對國家統一有什麼影響，這又是一個具有不同理解的問題。
按照民族主義的想法，革命要保全清王朝的領土作為新國家的領域，并以此作為新統一國家的基礎。
袁世凱之就任總統，即導源于這種迫切性的需要。
實際上，革命已切斷了各省與中央政府之間大部分行政聯系。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由于對袁世凱總統的不信任，有些省對于恢複其與中央的行政聯系，竟予以抵制。
更有甚者，地處邊陲的外蒙古和西藏，有脫離中國政府的傾向。
就蒙古和西藏來說，漢族的民族主義在這兩方面受到抵制。
當地的非漢族首領，借機想擺脫北京政府的控制，從而縮小了清朝留給民國的遺産。
而列強則趁此時機擴大其勢力範圍，以緊縮對中國的戰略包圍。
清末，這兩個傳統屬于中國的舊屬地[4]，開始反抗清政府的幹預，蒙、藏的上層開始進行擺脫北京當局的活動。
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這些分裂活動在王公領導下取得成功。
[5]分裂者為鞏固其成就，外蒙古去依靠俄國的保護，西藏去依靠英國的保護。
後來，北京政府為收複這些失地作出努力，隻能采取同這些歐洲列強談判方式。
無論是俄國還是英國，都不堅持把這兩個地方成為其完全的殖民地。
但是，民國初年的曆屆北京政府對兩地所能挽救的，隻能對清朝時的這些邊陲地區保持微弱的宗主權。
外國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了革命的混亂。
外國參與征收中國關稅的程度大為增加；外國特派員不僅成為估稅員、會計師，而且成了實際的收稅員。
不僅如此，按照革命時期的臨時措施，海關的收入在支出之前，要存入外國銀行，支出時才予提取。
這項措施，使外國金融家增加了對海關的控制，從而可以獲取更多的利潤。
辛亥革命時期，外國趁混亂之機擴大了在華各種特權，遂使之産生了人們的誤解，錯誤地認為革命損害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也玷污了革命的旗幟。
标志革命特征的許多情況，有助于說明為什麼對革命的後果有不同的解釋。
同盟會雖廣泛有力地領導革命運動，但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年代裡，沒能夠團結一緻；其全國領導人往往與各省的革命發展聯系甚少，不能把革命進程中成長起來的各種勢力，融為一個緊密結合的整體；害怕持續的分裂和内戰可能導緻外國的全面幹涉&mdash&mdash革命黨人在戰略上和心理上對此是完全沒有準備的&mdash&mdash這種恐懼心理挫傷了革命黨人團結一緻的革命決心。
因此，盡管革命軍隊湊合在一起，總數遠遠超過清政府指揮的軍隊，但由于上述的恐懼，最終作了妥協讓步。
妥協的方案，是革命黨人同意清政府的總理大臣袁世凱出任民國首任總統。
雖然已有14個省成立了革命的軍政府[6]，但同盟會僅在光複後的3個省（廣東、江西、安徽）擔任都督，也有堅定的擁護者可以依靠。
事實上，革命黨人從來沒有完全掌握革命的形勢，隻是迫切要求盡早結束當時的混亂局面。
革命的另一特征，與政治激進主義随之而來的，是社會方面的保守主義，遂由此導緻了對革命後的多種不同解釋。
這場革命，以近代的西方政體模式，取代中國古老的政體。
《約法》規定國家主權屬于人民；國會（或稱議會）、總統、内閣、法院行使國家權力。
但是，在不久以後，事情就變得很明顯，在新的政治體制中，原來占優勢的社會名流，不會從其占支配的地位被撤換下來；相反，舊統治階級中當權人物又都一一出現了。
在四川和陝西，秘密會社及下層社會的支持者雖十分活躍，但尚不足對軍官、革命政治活動家以及地方自治團體[7]領導人構成嚴重的威脅。
這時，所有三個最有實力的集團，在社會上都是有名氣的人物，也大都是士紳。
另一個對現存社會秩序的威脅，則來自數省的民軍。
這些民軍都是當初被動員來支持革命的，但此時也受到了控制，并且對地方沒有必要，被予以強行解散（廣東就是顯著的例子）。
随着社會政治參與的不斷擴大，民權得到正式的承認；這是激進的。
與此同時，有組織的革命力量，不論其互相之間如何争吵不休，但都一緻同意把政權掌握在上層士紳手中；這是保守的。
作為革命的湖南都督焦達峰，1911年底，被認為其勢力的基礎在秘密幫會時，即遭暗殺。
圍繞在省議會議長譚延闿周圍的，是社會上更為保守的集團，遂奪取了政權。
貴州的革命政府剛剛堅持同下層分子結盟，于1912年3月，就被鄰省雲南的革命軍隊所推翻。
自19世紀晚期以來，中國社會的精英名流，在文化風格和經濟活動方面，已變得更加多樣化了。
但在辛亥革命的餘波中，精英名流們為了維護其自身利益，表現出奇特的凝聚力與決心。
少數的革命變節者和動搖分子，被輕而易舉處置了，根本用不着上報北京的袁世凱政府。
士紳階層在成功挫敗對其構成威脅的社會力量之後，遂向國家和省的領導人提出兩項要求，即國家應維護統一，地方應享有自治，這是革命後的緊張局勢所以未得緩解的另一個原因。
中國的統一是珍貴的曆史遺産；而外國對中國的野心圖謀，也是迫切的現實，需要圖謀對策的。
對這一基本的看法，幾乎不存在什麼分歧。
但如何去組織國家的統一呢？随着革命的發展，一些重要的政治領袖和團體，竭力主張實行中央集權制，其中以北京的袁世凱和邊遠的雲南省都督蔡锷主張最力；中央集權制也是許多黨派政綱中的要點。
但在革命後的最初數月中，中央集權制的呼聲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聲音所淹沒，并在國會[8]中被否決；這些鼓吹者往往是省自治的極端擁護者。
認為各省自治較之中央集權制，更有利于中國的民族主義。
這種觀點在清末即已廣為傳布。
大多數省份在革命後，也都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現，無意于放棄其已得到的特權，包括統率地方的軍隊，截留稅收，選任省級和省内地方官吏。
與此同時，省級以下的縣議會的影響力和自信心，也大為增強了。
在地方主義者的心目中，統一和自治兩項要求，可以融合在聯邦制的體制中。
民國早期，中國在實際上是各省聯邦的形式；但是外國對中國政府不斷的施加壓力，使這種松散的聯邦受到嚴峻的考驗。
新秩序的結構
在緊張的局勢未得緩解的形勢下，新的政治秩序雖已建立，但上述矛盾并未獲得解決，還需付出艱苦的努力。
為了弄清以後各主要事件的前後經過，簡述1912年新的政治秩序結構是必要的。
根據革命後談判達成的協議，由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總統。
袁氏宣讀了革命領導人1912年在南京起草的《臨時約法》和總統誓詞，宣誓實行共和體制。
但新的《約法》賦予總統相當大的行政權，理論上總統是全國海陸軍的統帥[9]；要彈劾總統是不容易的。
再者，總統在理論上有廣泛任用官吏的權力，同内閣總理和内閣共同承擔責任；而内閣總理和内閣，是由總統征得參議院，即國會的同意後任命的。
第一任内閣總理，是袁世凱的老同事唐紹儀，在革命以後，卻異乎尋常地堅持同情革命。
[10]
民國第一屆臨時參議院由各省代表組成，每省選出代表5人；參議院沒有重要的保皇派，但主要革命黨同盟會員的席位仍不足1/3。
這反映出同盟會對參加革命的各省，仍不能控制半數以上的省份。
其他的各主要政黨，既不代表先前從同盟會中分離出來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士紳的改良主義立憲派。
這些官吏和士紳隻是在革命中，有的是在革命後，才開始接受共和體制的。
第一屆參議院的主要成就，是制定兩院制議會和新的省議會的法規（各省的省議會，實際上是1913年上半年建立的）；其另外一個成就，是抵制袁世凱關于建立控制各省行政管理的設想。
在大多數的省份裡，政治領導集團由兩套機構組成：一是軍隊，主要是清末在各地建立的現代化新軍的領導人；二是各省的省議會。
雖然革命的爆發經常是從社會下層開始的，但當此清政府已處于土崩瓦解之際，要鞏固新政權還是要靠這兩個集團中的人。
各省最高的軍政長官是都督。
我們把滿洲的幾個省和甘肅省排除在外，因為那裡的情況不同，難以比較。
餘下的内地17省中[11]，在1912年仲夏，有12省的都督是軍人[12]；這12人中，有6人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13]，有5位都督不是軍人，其中2人自清帝退位前沒有參加革命。
[14]在各省政權中，軍隊和省議會成員所占比例各有不同。
在雲南，新軍軍官牢固地控制都督府；在湖南，掌握省軍政大權的都督，改由省議會議長譚延闿擔任。
在幾個省内，革命黨人及其支持者成了第三方面勢力。
在廣東，省政權完全由革命黨人所控制，胡漢民得以出任都督。
在某些情況下，如在湖北和江蘇，軍隊中的許多重要部門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到處是革命黨的支持者，或與其持同樣激進的觀點。
而由此産生的政治狀況是相當混亂的。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早先參加革命的省份，多數省都能團結一緻，防止北京的權勢人物插手地方事務。
僅在北方三省，即直隸、河南、山東以及滿洲，袁世凱才能單方面任命重要官員。
多數省的都督不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還能聚集起足夠的力量，防止下級行政單位分離出去。
在幾個省内，鞏固省都督的權力是很不容易的過程。
擴大革命地區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道一級革命政權，雖隸屬于省都督府，但經常不能迅速完成。
與革命前的省巡撫權力相比，到1912年底，省的都督在轄區内普遍已具有财政權和人事任免權。
這種狀況部分是由革命環境造成的，因為革命是采取分權，反對中央集權。
出現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面對僵化的中央集權&mdash&mdash被認為這是清朝統治，特别是清朝最後數年統治的特征，各省堅持自治，被認為最符合國家的利益。
在對省自治的闡述中，上海年輕的記者戴季陶[15]1912年曾撰文稱：&ldquo省之地位，對于地方，則為最高之行政區域；對于中央，則為最大之自治範圍。
蓋欲達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權之發達不可；而民權之發達，則非擴充自治之範圍不可也。
&rdquo戴氏指出，中央集權擁護者辯解稱：&ldquo中國之所以不發達者，一般人士每論為地方之見太深，故此省與彼省隔，此府與彼府隔&hellip&hellip&rdquo戴氏為駁倒此論點稱，中國太大，人口太多，不能行中央集權之制；中央集權之制，常造成帝制時期衰弱與崩潰之局。
戴氏斷言：&ldquo由此言之，中國之所以不發達者，正以中央集權思想過深，地方自治觀念甚微。
&rdquo并認為，省自治與民選省長，為國家政治進步與安定之關鍵。
[16]
這種地方分權的自治情緒，與北京的官僚，包括總統在内，正好相反。
戴氏的分析，也意味着制止省以下的道有避開省權力的意圖。
各省都督府在省内取得的實際權力，也大不相同。
清朝末年，已經開始在縣建立自治的谘議局；革命後，這些團體的影響迅速增加。
按照清政府的預計，地方代議機構的職能，隻能是在中央委派的官員指導下，着手進行地方的改革，特别是教育的改革，并為這些改革籌集資金。
革命以後，許多地方的縣谘議局就任意擴大權力，竟自行推舉縣的行政官員，包括縣知事。
縣谘議局的這些做法，與數世紀以來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吻合；這個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進地方名流與地方行政長官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系。
1912年至1913年間，一個實際的現實問題，不僅違背了北京中央集權者在政治組織上的觀點，而且也是對各省都督的蔑視；大體上都是省行政當局得到勝利。
但從數年來各省的預算來判斷，省當局的勝利常常是部分的；與清代多數省的情況相比，縣裡截留的稅收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時革命後，軍隊擴充多了，因之向各省征收的稅款也大為增加。
盡管在清帝退位以前就裁減一些軍隊，但參加革命的各省在多數情況下，仍然保留了各種各樣的軍隊。
有的是清朝遺留下來的，有的是在革命中招募的。
不發清長期拖欠的軍饷，遣散軍隊是辦不到的；拖欠的軍饷越多，士兵和下級軍官留在營裡的時間越長，越有可能發生騷亂，或從事搶劫。
例如在江蘇，據一位日本領事估計，清末該省有4.4萬名軍人，革命時增至18萬人。
經過大力裁減和遣散之後，在1912年8月，各軍事單位仍有10萬人。
[17]至于全國性的數字，隻不過是一種估計。
北京政府同外國銀行談判貸款，以便用貸款的一部分去支付裁減軍隊所需的遣散費；對于當時全國的軍事武裝人員，談判時使用的數字是80萬。
隻要有靠地方财政的供給維持軍隊，北京政府既得到加強，又削弱了省的實力。
各省雖對北京當局也做了防範準備，但也耗盡了省預算的資金。
不然，這些資金完全可以用在改革上面，也能夠為省自治注入活力。
1912年和1913年，北京政府繼續裁軍。
到1913年春，當時的現代化正規的軍隊，約有50萬人。
[18]但大多數參加革命的各省中，軍費的籌措與軍隊的指揮仍由各省負責；直到1913年夏，袁世凱向省自治發起武裝進攻為止。
[19]
拖欠軍饷曾多次激起兵變，這也是事實。
但軍隊從來不反對社會制度，也沒有對當時的上層集團統治構成威脅。
同時，農村的混亂和騷動也很快平息了。
有關大股土匪的活動也經常發生，農村偶爾也發生反對苛捐雜稅和貪官污吏的動亂，但是經常遭到鎮壓。
在二次革命後，農村的動亂也沒有達到值得全國重視的規模。
來自下面的威脅，即使是分散和無組織情況，也引起地方社會上和政治當權者的重視。
當國家的領導在試行自由主義的政治時，來自下面的威脅也被順利地控制了。
政黨和立憲政府
在中國曆史的進程中，政府之外的團體，是否可以聯合起來以達到參政的目的，一直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問題。
在帝制時期，正統的觀點認為，黨派和小集團對政府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邪惡的。
這種觀點主要集中在&ldquo黨&rdquo字這個詞上。
當清朝被推翻時，黨禁也被解除，被壓制了數個世紀組織政黨和社團的熱情，頃刻之間噴湧而出。
民國剛建立的頭數月裡，一下就出現了幾十個政治團體，在名義上都是要通過代議制，為取得政權而進行競争。
政治團體的大量出現，是革命後政治風氣的重要現象，這些政治團體，正是建立在革命前的實際經驗基礎之上的。
組織黨派的領導人，大多都在日本度過一段時間。
而日本的政黨已經有了三十多年的發展，辛亥革命前後，日本的政治生活正進入新的重要階段。
自從孫逸仙于1894年、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興中會組織以來，中國的政黨是以秘密團體進行密謀活動出現的。
在清朝末年，各省建立的谘議局和全國的資政院，對于公開成立政治團體是一個鼓舞；這些政治團體都毫不隐諱地以政黨的面目出現。
卓越政論家與具有豐富經驗的社會活動家梁啟超在日本撰文，以務實的顧問身份，鼓勵組織政黨事态的發展。
當革命到來之時，中國受過教育的精英，特别具有西方政治概念的人，遂以高度的積極性進入政壇，投身于政治鬥争。
這時，公衆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團體同盟會上面，孫逸仙、黃興、宋教仁是同盟會著名的領導人。
但同盟會的這些具有全國性威信的領導人，手中并沒有掌握有影響力的地方組織；對地方上最具有獻身精神的堅定革命分子，也不能真正控制。
最近的學術研究成果，強調辛亥革命後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國家的統一仍然是最終目标，國會、總統府等正處在形成全國性合法機構。
在此形勢下，全國性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功或失敗，對革命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并對整個政治風氣具有重大影響作用。
革命爆發後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黨人相繼扮演了三種政治角色，即推翻清朝的密謀者，革命中或革命後的軍事領導人和行政官員，争取全國大選勝利的公開政黨的組織者。
在共和的旗幟下，革命得以迅速發展，主要應歸功于同盟會及其支持者的宣傳及各種密謀組織網；革命的成功，也大為提高有經驗的同盟會領導人的威信。
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因士紳政客和軍官的加入，使革命政府陷入困境。
革命密謀的成功雖給地方帶來了好處，但好處并沒為密謀者所壟斷。
但無論如何，有經驗的革命黨人在許多省裡實際掌握了政權，控制了資金和軍隊的權力，因之其在同盟會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全國性領導人（以區别于省的領導人），從密謀者轉變為行政官員，首先發生在1912年1月光複各省的首都南京。
孫逸仙當了革命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總統。
從1月直到4月，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孫逸仙同少數傑出的革命家一樣，也接受了北京袁世凱的新共和政府授予的職位，當了發展全國鐵路的督辦。
這是一個沒有多少分量的職務，但明顯符合集中其精力于社會關切的問題，而不去問政治的意向。
黃興是南京臨時政府的陸軍總長，後來被袁世凱任命為南方部隊駐南京的留守，忠實地在南京進行裁軍，把軍隊裁減到經費所能承擔的地步，并在1912年6月即辭職。
宋教仁在南京時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憲法。
1912年春，黃興與其他的同盟會老會員，一起在北京參加了新的共和政府的内閣。
不論是為革命時的密謀者，或為革命後的行政官員，都未能使革命者獲得穩固和主要的地位。
除在少數幾個省還在掌握權力和有較大的影響外，革命黨人在民國元年的趨勢，是手中的行政權力越來越削弱了。
1912年6月，唐紹儀因與袁世凱矛盾，辭去内閣總理[20]時，來自南京的内閣閣員也都随唐紹儀退出政府。
[21]袁世凱控制着内務與陸軍兩部，使辭職成為唯一可走的路子。
因此，有經驗的革命家想以和平的方式重新恢複其全國政治影響，就得組織政黨，而不能靠官僚機構的特權。
1912年3月，同盟會正式将自己從革命團體改組為公開的政黨。
唐紹儀之出任國務總理，雖由袁世凱總統所任命，但原來是作為北京方面和革命黨人之間談判議和的内容之一。
此時唐紹儀也參加了同盟會。
但同盟會在參議院中仍是少數黨，盡管與其他團體聯合在一起能成為多數黨。
1912年8月，在宋教仁領導下，以同盟會為核心，合并了其他四個小黨，建立了一個新黨，采用了國民黨的名稱。
同盟會的這次改組不僅是形式，是國民黨妥協的結果；從其政策上來看，明顯不如同盟會激進。
孫逸仙關于地租和地權的政策，在國民黨的政綱中不提了。
這些政策盡管是溫和的，但對于出身上層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