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仍為之感到不安。
國民黨黨綱又删除了&ldquo男女平權&rdquo主張；對于同盟會&ldquo力謀國際平等&rdquo的提法，因中國受有不平等條約的制約，而軟化為&ldquo維持國際和平&rdquo。
同盟會綱領中&ldquo行政統一&rdquo号召，被含糊地鼓勵&ldquo政治統一&rdquo所代替，卻保留支持&ldquo地方自治&rdquo的提法。
這些改動是保守的，但其獨特的社會政治傾向，與袁世凱是截然不同的。
與一些老革命黨人的願望相反，宋教仁把立足點放在拉攏保守的士紳階層選民上面，而這部分選民早把賭注押在地方自治和政治參與上了。
革命黨人調整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以适應雖在政治上激進，但在社會方面保守的性質。
國民黨經過這樣一番改造之後，在1912&mdash1913年冬的國會選舉中，終于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在革命領導人眼中看來，民國元年可以被認為是一連串的退卻。
在革命過程中，革命的力量并沒有完全調動起來，全力以赴地去奪取全面的勝利（大部分革命力量并非聽從革命領袖）。
當權力機構重新改組時，權力越來越多地從革命黨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mdash1913年冬季選舉時，這個趨勢才得到改變。
有些革命黨人甚至懷疑，通過選舉能否獲得政權，競選是否會沖淡人們的革命信念。
[22]但是，若用另一觀點來看1912年時，同盟會卻顯得更加強大了。
在民國建立的數月内，一些非同盟會的主要黨派紛紛試圖合并，但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功。
黨派之一的民社，是以湖北都督、民國副總統黎元洪為中心組織起來的。
該政團于1912年1月組成，說明其已脫離湖北省同盟會。
民社之所以重要，因為黎元洪是第一個革命政府有威信的首腦，也是一支規模相當大軍隊的有力統帥。
另一個重要的政治集團是統一黨，其主要領導人為學者章炳麟。
章氏成為共和主義者已有10年，曾一度為同盟會的領導人之一；但在1910年與同盟會決裂，并與在上海光複會的幾個同志聯合。
辛亥革命後，章氏與在江蘇、浙江兩省事務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聯合；這些人士曾是官僚和擁護過君主立憲政體，但随着革命的發展，也都轉而支持革命。
這些人士中有改良主義學者張謇，曾任孫逸仙的南京臨時政府内閣總長[23]；有前清的江蘇巡撫，當時任江蘇都督的程德全。
在章炳麟的幫助下，統一黨成了前清官員和士紳要求向新秩序過渡的橋梁。
[24]統一黨的綱領，正如其名稱一樣，強調國家的統一，提出對全國的行政區劃實行改組，以達到國家領土統一的目的。
統一黨正與同盟會和國民黨相反，不強調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有些人建立一個聽從梁啟超領導的黨；這些人在君主政體下，通過全國的資政院和省谘議局組織代議制政府，曾起過重要作用。
1912年秋，這個黨的名稱改為民主黨。
[25]這個政治集團，在革命前曾經建立一些類似政黨的組織，在許多事件中，特别是組織1909年和1910年為召開國會的請願活動中起過很大作用。
革命以後，該政治集團不久即主張實際取消省的行政建制，作為統一全國行政，建立單一強大政府的必要步驟。
[26]
在有實力的同盟會面前，這些小黨派感到其勢單力弱。
1912年5月，這些小黨派合并組成共和黨[27]，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給梁啟超的信中所稱，在于&ldquo以排一黨專制之勢&rdquo[28]。
這個新黨不能長期容納不同的派别，章炳麟一派和梁啟超一派遂與該黨就分道揚镳了。
但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因為對同盟會勢力的估計；相反，卻是由于對同盟會勢力的過分恐懼所緻。
梁啟超是革命黨人主要攻擊的對象。
民國初年，一些黨派的組織者生怕招緻同盟會的攻擊，力圖避免吸收梁啟超參加其黨。
同盟會對梁啟超的敵視，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
那時，同盟會與梁啟超之間，曾為争取海外華僑與中國海外留學生有過争奪。
梁啟超與同盟會的代言人，曾就革命是否必須以及其他的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論戰。
[29]梁啟超反對革命的态度可能仍未改變，甚至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清帝退位勢在必行之際，仍堅持其延續清帝的立場。
梁氏當時鼓吹&ldquo虛君共和&rdquo，并從日本委托在國内的密使，把這個主張轉達給章炳麟和袁世凱等人。
這是梁氏組織和鼓吹10多年君主立憲運動最後發出的哀鳴。
梁氏最後&ldquo虛君共和&rdquo的提法，可能是其對這場政治大變動所采取的最激進的步驟，有意把君主降低到隻有象征性的做法，像1946年後的日本天皇一樣。
但是，梁氏為此所作出的努力，像其在革命中阻撓真正共和主義者所設計的各種方案一樣，都絲毫無助于同盟會對其取得和解。
梁氏的好友張君劢，在清帝退位的當天，寫信給在日本的梁啟超說，雖然革命黨人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氏所期望的，但再變來變去，國家也經受不起折騰了。
此時梁氏集團已處于瓦解的邊緣[30]，看來梁啟超是接受這個意見的。
但對梁啟超及其追随者的攻擊，在其最終放棄君主制的主張之後并未停止，廣東就曾發生主張剝奪梁啟超從事社會活動公民權的運動。
1912年7月，一些革命派的編輯對一篇有侮辱性文章的反應，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報紙工作人員的職務，并企圖逮捕其經理人，而這幾位經理人都是梁啟超的密友。
梁黨[31]的集會也遭到同盟會代理人的破壞；梁啟超得到了通知，吓得其他的人不敢去開會。
[32]與此同時，袁世凱在革命時期曾求助于梁啟超的支持，但遭到梁氏拒絕。
1912年早春，在結束了同革命黨人的談判之後，袁世凱也明顯失去對梁啟超的興趣，甚至發現梁氏正逐步卷入由同盟會政治基調所左右的氣氛之中。
梁氏在國内的代表勸告梁啟超，在其從日本回國之前，應先取得北京政府的正式邀請。
[33]袁世凱在首都北京接待了孫逸仙和黃興之後，于1912年9月底&mdash&mdash可能是被說服了，才向梁啟超發出邀請返國函。
10月，梁氏在北京備受款待，并立即恢複其新聞活動和政治活動；但梁氏仍然重新向其發起攻擊的革命黨人和解。
[34]
非同盟會的觀點表明，在1912年，雖然在行政職位上的革命黨人不多，但擁有相當大的政治潛力。
這在國民黨成立後三個月的國會選舉中，是一次唯一的機會。
中國各政黨可以利用這一時機，在全國廣大選區内，免受官僚操縱，或在被迫下競争選票。
有關選舉的規定如下：凡年滿21歲的男性，具有小學同等學曆，或擁有财産，并按規定數量交納稅金（數量雖低，但足以把大多數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選區（縣）内居住兩年以上者，除少數例外，均有選舉權。
登記的選民，約占全人口4％&mdash6％。
選民的總數大大超過清末的選舉人數，那時有選民資格的人數遠低于1％。
選民投票選舉的，是國會兩院議員和省議會與縣議會的議員。
選舉是間接的，投票人先選出代表，由代表在晚些時候開會選出縣議會議員；再由縣議會議員中選舉省議會議員，再由省議會議員中選舉産生國會議員。
選舉過程，從1912年12月持續到1913年1月以後。
新的縣議會和省議會在冬季的幾個月裡組成。
新的國會（議會）于1913年4月在北京召開。
國會的許多席位的分配，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比如分配給西藏、蒙古、華僑的席位，不可能由選舉來産生議員，實際都是由袁世凱指定。
來自上海的曹汝霖，在北京當過律師，後去外交部任高級職務，就成了代表蒙古的參議院議員。
[35]如果不考慮這些特殊情況（274席中的64席），隻計算内地和滿洲21省[36]選出的議員，國民黨在參議院中取得明顯的多數（210席中的123席）。
在衆議院中也是同樣情況。
許多議員并沒有參加任何一黨，有的熱衷于具有幾個黨的黨籍；國民黨在衆議院所占的席位為169席，超過了其他三個主要黨加在一起總數的154席。
梁啟超感到十分沮喪。
國民黨處于極其有利地位，可以要求在國會占優勢的黨内選出總理和内閣成員。
對國民黨獲勝的解釋，公正地說，是其政治力量來源于黨同革命保持密切的一緻。
國民黨既然在國内分權的行政機構中不占優勢，就必須直接向選民（限制在受過教育的有産階級中）發出号召，來調動這股力量。
很明顯，國民黨既依靠其所掌握的行政當局，也依靠在對立或中立的都督統治區内，開展強有力的宣傳活動。
與其他政黨相反，國民黨支持地方自治。
在當時條件下，要承認許多省的自治，這是受到地方士紳和省裡的精英分子歡迎的。
接着，國民黨憑借其革命威信與組織效率，制定了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綱領與戰略。
收買選票，特别在選衆議院議員時，為了影響選團而收買選票，規模雖不得其詳，但已被廣泛揭露。
同其他國家的代議制發展中出現的情況一樣，中國自由主義的共和國在其選舉進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個人或官方金錢的影響。
但無論從報道看，還是從選舉結果看，賄賂在全國範圍内還不是決定性的。
國民黨的勝利，是由主謀人宋教仁運籌策劃得來的。
宋氏時年30歲，受到勝利的鼓舞，終于取得1912年革命黨人不曾得到的全國政權。
1912年夏，袁世凱獨斷獨行之事[37]，導緻參加同盟會的唐紹儀内閣因之倒台，遂破壞了袁世凱和革命黨人之間的協議。
但這個被破壞的協議，又于當年8月底和9月初為孫逸仙和黃興所修複。
孫、黃二人此時來到北京[38]，與袁世凱一起參加了關于統一及目标一緻的相互尊重的慶祝會。
結果于1912年秋，國民黨與北京政府進行合作。
國民黨雖沒有實際參加政府，但在此後數月的選舉運動中，沒有公開提出反對袁世凱。
由于國民黨在1913年1月和3月取得了明顯的成功，宋教仁開始在演說中攻擊袁政府及其政策。
[39]宋氏更加堅持其主張，隻有國會才能産生總理和内閣；國會負責起草新的更為持久的憲法。
宋教仁直截了當鼓吹需要削減總統的權力。
盡管孫逸仙向袁世凱保證，新國會仍繼續選其為總統[40]；宋氏也的确認真考慮過驅袁世凱下台的問題。
宋教仁的計劃并沒有得到實現，于1913年3月20日遭到袁世凱政府派遣的密探所暗殺。
宋氏所設想的選舉、政黨、國會及其與行政之間的關系，都一一付諸東流，并且當年沒有實現，以後也沒有實現。
此後，其他一些政黨建立了，又改組了；除了手中掌握有軍隊的人以外，沒有一個政黨能夠掌握政權。
議會與政黨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在民國最初兩年，也表現出非凡的活力。
議會和政黨畢竟是建立在民國前10年的政治組織，是有政府以外運動經驗的基礎，并引起了深入研究和多年的讨論。
退一步說，政黨的組建和競争，是自由主義熱情的政治表現，也是社會日趨解放時代的組成部分。
例如，對官僚的崇敬顯然減少了。
一場規模不大，但十分積極、自信的婦女運動，開始鼓吹婦女選舉權，向婦女普及教育，主張改革婚姻習俗。
報紙數量的激增，人們熱烈讨論國家大事。
在城市裡，男人普遍剪去了辮子，新款式的服裝也流行起來。
保守主義者帶着疑惑的心态，來關注中國發生的社會和政治的劇烈變化。
袁世凱面臨的問題
在晚清的官吏中，沒有第二個人能像袁世凱那樣，在短暫的時間内取得如此多的改革成就。
在慈禧太後的支持下，為實現改革的方案，得到衆多招聘幕僚的幫助，袁世凱參與了清末制度改造與革新的各個方面。
[41]袁世凱是個實踐者，而不是理論家，并沒構想出改革方案，也沒有為這個改革方案制定出原則；而隻是貫徹執行，從實踐中證明其可行性。
但是，即使考慮到強調袁氏的實踐，人們也很難理解，袁世凱在任總統時卻轉向保守主義。
作為實用主義者和政治家的袁世凱，當革命勢力已掌握國家之時，應當承認民國的必然性。
在共和制的最初幾年，袁氏為避免與革命領導人發生沖突，表現出委曲求全；在其受到威脅時，則采取策略上的退卻。
但是，袁氏對革命後政治和社會開明景象的不滿，不久就變得明顯了；認為學生變得無法無天，感到鼓吹婦女平等将破壞家庭，也破壞了社會的倫理綱常。
在袁世凱看來，民國初年廢除小學生讀經，是離經叛道的措施；抱怨在革命後，官場的規矩已蕩然無存；各種稅收被地方上的權勢人物揮霍一空，農村一片混亂。
總之，袁世凱深感中國的落後，也經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操之過急，要求過多，與其主張的收縮整頓是相矛盾的。
在袁世凱任總統的最初兩年，最使其感受困擾的是國内問題，即政黨和議會的作用以及省與中央關系的問題。
袁世凱在就任總統時，宣誓遵守《約法》、議會的地位；這是1912年革命黨人起草《臨時約法》中所載明的，也是十多年來政治運動和政治論戰所得到的成就。
袁氏不去評論《約法》是否必要，也不問代議制是否在中國适合，卻讨厭1912年創制的政治體制，并提出越來越多的批評。
其不滿和抱怨的焦點，集中在政黨上面。
早在1912年7月，袁氏就警告說：&ldquo無論何種政黨&hellip&hellip若乃懷挾陰私，激成意氣，習非勝是，飛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以國家為孤注，将使滅亡之禍，于共和時代而發生，揆諸經營締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rdquo[42]1912年12月，開始進行國會議員選舉時，袁世凱表示，擔心獲勝者會更關心其一黨之影響，而不是公衆之福祉。
[43]
國民黨在選舉獲勝後，被袁氏視為其主要的敵對者，但對其他政黨亦不表尊重。
當緻力于組織國家政權機構時，袁氏感到&ldquo臨時約法&hellip&hellip即其内容規定，束縛政府，使對于内政外交及緊急事變，幾無發展伸縮之餘地。
本大總統&hellip&hellip身受其苦痛，且間接而使四萬萬同胞無不身受其苦痛者&rdquo[44]。
袁世凱的這個看法，隻是在其摧毀國民黨，國會已經破産之後，需要制定更符合袁政府要求的憲法時，才得到公開表露出來。
1913年3月袁氏之暗殺宋教仁，并不簡單是為了清除政敵，而是表明袁世凱與宋教仁之間，在組成全國政府的觀點上有着根本的分歧。
袁世凱所關注的第二個是造成國内分裂的問題，認為隻有實行中央集權才是适合于中國的政體。
1911年11月，當梁啟超公開拒絕由袁世凱提出的清政府授予的官職時，袁氏指出，國家面臨的基本問題有二：其一是國體應當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其二是政體的組織應當是聯邦制還是中央集權制。
[45]前一問題已經為革命解決了，而後一問題尚有待作出回答。
民國的第一年，有一種奇怪的現象，一個日益傾向于中央集權的總統，統轄的卻是個聯邦制政府事實。
與代議制政府和政黨作用的問題一樣，中央集權制問題也早在十年前就明确提出了。
清末，政府所實行的新政改革，即是為了加強中央對國家的控制。
在很大的程度上，辛亥革命即是各省對中央擴大權力的反抗。
革命以後，那些固守在中央集權下統一的人，對把聯邦制度推向極端感到極大的震驚。
官員的任免、财政、立法，甚至軍事上實行自治，大多數省份都已普遍采用。
争論使人們相信，聯邦制會削弱民國政府的力量；而中國正處在具有掠奪性的帝國主義世界之中，隻應從根本上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
強調政黨和議會的人，不一定就贊成聯邦制。
強調自由主義的中央集權論者，如宋教仁，認為同省自治的捍衛者結盟，支持其某些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就任總統的前數月内，袁世凱不得不默認省的自治，但對此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厭煩情緒。
1912年7月，袁世凱承認各省都督的合法地位，當然這些人不是靠袁氏才當上都督的。
袁氏認真地請都督們能與政府合作。
[46]同年秋，袁氏試圖行使任命各省文職官員的權力，但此舉顯然是徒勞無功。
袁氏的此種作為，被認為是對各省内部事務的幹預，并頻頻受到激烈的抵制。
當年11月底，袁世凱要求各省當局任命縣知事時，須呈報中央政府批準，稱此為《臨時約法》賦予總統任免官吏的權力[47]，但對此未得到各省的反應。
袁氏關于在各省設置特派員機構的立法建議，亦未獲臨時參議院的批準。
1913年1月，參、衆兩院正忙于選舉，實際處于休會狀态[48]，袁世凱利用此時機頒布《劃一現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廳組織令》[49]，于是抗議總統專橫跋扈的呼聲随之發生。
在袁氏出任總統的第一年裡，雖斂氣以行，經此次抗議後，其重樹中央權威亦大為受挫。
時政府的國庫，亦因各省對稅收的截留而大感拮據。
清朝的這位重要的改良主義官員，作為總統不能夠，或者是不願意适應民國的分權和自由主義環境。
民國時的社會松弛，對袁世凱中央集權在實踐中所施加的限制，使其深感惱怒。
國民黨1913年在選舉取得了勝利，使袁氏面臨權力将被進一步限制的前景。
憲政、選舉和地方自治三者，正在一步步将袁世凱逼向政治絕路；但袁氏并不作退卻，而是準備應戰。
二次革命
從數量上來看，袁世凱在1913年春，并未掌握絕對優勢的武裝力量；其軍事優勢，在于所控制部隊具有持久的聚合性與機動性，總數約8萬人。
雖然中國的其他部隊數倍于袁氏的部隊，但在地理上處于分散狀态，在政治上号令又不統一。
袁氏之所以能發揮其軍事優勢，實有賴于成功地運用政治手腕，争取了同盟者，制止敵對方面的結盟。
其在1913年所以能克敵制勝的關鍵，是在很大程度上孤立進步黨，又獲得了外國的援助，使多數省份的實權派人物保持友善的中立。
國内的武裝沖突，爆發于1913年7月，持續了兩個月時間。
沖突的起因有二，一個是國會是否有權改組政府（這個問題因國民黨1913年初選舉的勝利而陷入危機），另一個是北京政府對各省擁有多大的權力。
宋教仁遭受暗殺事件，促使許多國民黨領導人迅速轉向進行武裝抵抗。
宋氏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殺，兩天後即逝世。
一系列的證據證明，這次暗殺是由袁世凱政府指使的。
1912年夏天，孫逸仙在北京明确表示對袁世凱的支持；在1913年的前數周内，又重申對袁氏的支持。
然而，宋教仁遇刺的事使孫氏明白，袁世凱必須下台；并進而意識到，僅有宋氏的選舉和議會是不足恃了。
1913年3月末，國民黨的首要人物孫逸仙和黃興，試圖集結足夠的軍事力量，在戰場上打敗袁世凱。
本來袁世凱想除掉宋教仁以削弱國會中的反對力量，結果卻因此引發了一場軍事沖突。
怎樣發動一場讨伐袁世凱的戰争？各省實際上都有自己的武裝力量。
直到1913年春，大批部隊集中在三個中心地區：華北的北京周圍（最大的），華中的武昌周圍，長江下遊的江蘇南京周圍。
軍隊分别占據中國最發達的交通三角形的一角。
北京有鐵路同武漢和南京相連，長江又把武漢和南京連接在一起。
軍隊有可能在這個三角形的任何一邊，來回作大規模的迅速運動。
鑒于滲透北京核心的部隊沒有希望，國民黨領導人努力在湖北和江蘇争取同盟者，力圖從上層和下層兩方面開展工作，既謀求都督的支持，又直接号召下層軍官參加讨袁事業。
湖北省的實權人物是前清官員，也是民國副總統的黎元洪。
盡管黎氏同老資格的革命黨早就疏遠了，其所以被提名為袁世凱的副總統，是宋教仁為了确保國民黨選舉成功的權宜之計；此時卻有革命黨人提議由黎元洪替換袁世凱為總統。
宋教仁遇刺後，黎氏曾被勸說參加反袁起義[50]，但黎氏畢竟是從民國一開始就同袁世凱結盟共事。
也有情況表明，确有革命黨人正在活動黎氏部隊中的激進軍官，參加反袁的密謀。
[51]黎元洪拒絕了所有這些建議，并把在軍中活動的異端組織視為對其本人的威脅。
4月，黎元洪秘密邀請北京派少量部隊進駐湖北。
5月，秘密不複存在，開進湖北的北京部隊已增至1萬人以上。
[52]早在交火之前，中國三個重要的軍事中心，袁世凱已據有其二。
在江蘇的都督&mdash&mdash黃興同該省權勢人物有密切聯系，與黎元洪在湖北不同，是在省内并不占有支配地位的人物。
直到二次革命爆發前，江蘇依舊在袁氏和其對手之間徘徊不定。
但是，早在湖北的密謀失敗時，人們已感到士紳和商人中普遍存在着厭戰情緒，該省參加起義的前景顯然已很暗淡。
許多革命黨人，特别是與駐南京精銳部隊有密切聯系的黃興，在這段時間裡又恢複已故宋教仁的方式，主張合法反袁。
但是，在江蘇省仍存在兩種反袁力量：其一是地方主義者對袁世凱中央集權的不滿；另一是國民黨實力人物在該省的組織工作。
不少省份因為稅收和官員任用與北京發生沖突。
當這些省份決定對袁氏反抗時，而袁氏退卻了。
但是，袁氏同國民黨的江西省都督李烈鈞，已經處于接近公開的敵對狀态。
李氏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清軍軍官，曾參加辛亥革命，熱心家鄉江西省的自治。
當時袁世凱為了分江西省的權力，任命一文職人員為江西民政長。
[53]當這位民政長于12月到達江西後不久，即被趕出江西。
1913年1月，袁世凱下令扣押合法運往江西的一船軍火。
不顧李烈鈞的反對，江西省的長江港口要塞司令執行了袁氏的命令。
這樣，事情變成了江西都督與境内軍事官員的權限問題，因為袁世凱的退避，所以戰争在3月間得以避免。
在宋教仁遇刺時，還沒有一個國民黨領導人對袁世凱敢如此公開的敵意。
李烈鈞對宋教仁強調的國會和憲法程序并不贊同，但其對武力讨袁運動甚為熱衷。
在廣東和湖南，即可以看到既有國民黨的政治傾向，又有地方主義者對北京的反抗兩者結合起來的情況。
不過，其形勢比江西更加變化無常。
安徽的都督是國民黨員柏文蔚，參與了反袁的密謀。
反袁的密謀者還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省的響應。
在1913年春，革命黨人還是具有潛在的優勢；但參加反袁鬥争者，并不是出于對結局具有充分的信心。
相反，這場反袁的鬥争，是被總統逼出來的。
在國民黨取得選舉勝利以前，袁世凱已決定不再退卻，要轉入進攻。
在暗殺了宋教仁（3月20日），并在軍事上包圍了湖北（始自4月初）以後，袁世凱下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大借外債。
辛亥革命結束以來，外國銀行團在其各國（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參加）政府指導下，給予北京政府一筆巨額貸款的談判一直在進行。
北京政府對外公開宣稱，貸款主要是用于償付拖欠和即将到期由清政府繼承下來的債務，包括償付外國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損失的要求賠款，還用于急需的政府開支。
以英國為首的銀行團所屬各國政府提出，要在中國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國人為條件。
最引人注目的，外國雇員首次進駐并&ldquo改組&rdquo的鹽務署，以鹽稅作為貸款的抵押。
同時，銀行團的各國政府，有效地阻止中國從銀行團以外取得大量貸款。
北京政府當局面臨在半殖民地條件下令人難堪的局面，即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組成一道堅固的陣線，力圖用巨額貸款換取其在中國政府中更高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