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
甚至伍德·威爾遜1913年3月宣布美國退出銀行團之後，美國人仍然遵從銀行團的協議，在該項貸款簽約之前，抵制其他方面向中國作大筆貸款。
北京政府貸款一事的危險性，并因此受到譴責；不必是國民黨人，就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的。
1898年維新運動的領袖，孫逸仙的宿敵康有為，在1913年把貸款比作&ldquo食毒脯以止饑&rdquo。
康氏争辯說，總可以找到某種辦法，以避免銀行團置人于死地的施舍。
用鹽務管理權換取2500萬鎊的貸款，在扣除拖欠的債款及籌措借款的費用外，中國政府實際隻能拿1000萬鎊多點的貸款。
做了這筆交易，政府下一步又将如何呢？康有為問道：外國人再注入一筆錢，是否就不會獻上另外的政府機構，或者土地稅呢？&ldquo誠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
&rdquo康氏寫道，此時向正欲鲸吞蒙古與西藏的俄國和英國借款，是何等荒唐！&ldquo政府是誰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國，萬裡之土地，分贈于他人乎？&rdquo康有為深知，清末的外國貸款協議緻犯衆怒，終導緻清室之亡；亦即暗示，盡管當下民衆對外國貸款之事默然無聲，但新燃起的怒火，有可能在民國重複上演。
[54]
然而，袁世凱于1913年4月27日淩晨[55]，悍然簽訂了所謂&ldquo善後大借款&rdquo；因其預料終将與革命黨人攤牌，需要資金十分迫切。
康有為提出補救辦法，建立統一的國家财政體系，袁氏亦表示同意；但各省都督和國民黨人反對中央集權的倡議。
這樣，要實行全國财政統一，隻有靠武力才能辦到；而動用武力是需要用錢，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向外國貸款。
袁世凱行動進程的邏輯，也正是如此。
在簽訂借貸協議之前，袁世凱就決不将此案提交國會批準。
袁世凱曾同意按照《臨時約法》來治理國家，而《臨時約法》明确規定，此類協議須經國會同意。
暗殺宋教仁引起國人的憤怒，借款條件的不得人心再次表明，貸款要得到國會的批準是困難的。
同時，締約國事先就接受了這個不合法的程序；簽訂貸款協議的意圖一暴露，國會就大吵大鬧起來。
袁世凱向英國駐北京的公使透露，按照國會程序辦事是&ldquo完全沒有希望的&rdquo，自稱：&ldquo如果他們再這樣鬧下去的話，有辦法對付他們。
&rdquo[56]5月，這個貸款計劃部分被洩露出來。
原來自1912年秋天以來，袁世凱支持把國民黨以外的所有黨派聯合在一起，也為此作了不少的努力，終于建成了進步黨，梁啟超成為這個黨的領袖，花了許多錢去收買國會議員。
結果拟議中的彈劾政府流産，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勢力也随之削弱了下來。
從此，袁世凱便開始直接對國會議員進行恫吓和人身威脅。
到了6月，袁世凱一切準備工作已大緻就緒，遂首先下令免去對其計劃最懷敵意的都督職務。
李烈鈞在江西的部隊已于3月即處于臨戰狀态，也是第一個被免職的都督。
然後，袁世凱接着下令撤換國民黨在廣東和安徽兩省的都督。
[57]7月6日，袁氏下令調遣駐紮在湖北的北洋軍隊[58]，進駐江西省的長江沿岸地帶。
李烈鈞與其他被解職的都督從策略上采取同一步驟，表面上接受解職；同時即遄返江西集結部隊[59]，于1913年7月12日正式宣布江西脫離北京政府，實行獨立；省議會推選李烈鈞為讨袁軍總司令。
此時，革命領導人在春季的密議已得到實施。
革命黨人為了軍事需要占領了南京，江蘇都督程德全不願參加反袁，由南京出走。
黃興由上海趕來南京，坐鎮指揮反袁戰争。
為時不久，讨袁的北伐軍沿津浦線攻入山東境内，把戰争引入袁世凱統治區。
在上海，讨袁軍五次猛烈攻擊大軍火庫[60]，幾乎擊潰了北洋軍的守備部隊。
若不是在上海的海軍站在北京一邊，讨袁軍很可能攻占這個戰略據點。
少數幾個省，特别廣東和湖南，對讨袁作出不同程度的反應。
但反袁陣線的分散，正顯出了袁世凱軍事力量集中的優勢。
反袁鬥争的焦點，取決于江西、南京和上海，其他各地對反袁的軍事并沒有重大貢獻。
反袁運動在數周後即歸于失敗，其領導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後，袁世凱似乎控制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而卻無力鎮壓對其反抗的運動。
但在1913年，袁氏從其有限幾省的地盤出發，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反對者。
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凱曾擁有兩個優勢，即在國内獲得對其政治立場的支持，在國際上得到外國的幫助；而袁氏的這兩個優勢，後來就喪失了。
在1913年，袁世凱在國内有幾個方面勝于其反對者。
雖然袁氏的權力還達不到全國大部分地區，但自民國元年起，即牢固地掌握了文武兩個方面的北京官僚機構。
這個官僚集團的成員，也不像日後軍閥混戰年月中的那夥蠅營狗苟混官過日子的人。
在民國初年，官員們還有使命感，想為國家創造一個高效率的行政統一體；這個目标看來是可以達到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袁世凱之為人，不論在公共事務上，還是在其個人品格上，都是強有力的。
在1913年7月二次革命開戰後不久，袁氏公開宣稱，凡因辛亥革命而執政各省軍政大權自封的都督，&ldquo威令本自不行，功過安從責課？厥後亟籌分治，民政别置長官，而乃簡令朝頌，拒電夕告&rdquo。
袁氏認為當務之急，是&ldquo規複政令之紀綱，建行國家之威信&rdquo[61]。
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62]，在6月初與總統進行長時間談話後報告稱，&ldquo袁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保證在中央政府領導下之各省統一&hellip&hellip&rdquo[63]對這一目标的實現，固然符合袁世凱及其政權的利益；而袁氏确有實據令人信服地争辯說，松散的聯邦制将使國家軟弱可欺，毫無防禦能力。
這種中央集權的觀點，除了袁氏的親信外，還吸引了其他不少的人，都幫助了袁氏孤立激進分子。
而此時除國民黨人以外，其他主要的政黨都支持中央集權制政策。
少數非本地人的省都督們及其同盟者，對于袁世凱反對各種省自治形式，頗引以為同調，而對與袁政府合作更感興趣。
湖南人的蔡锷之任雲南省都督，即為一實例。
蔡氏于1913年擁護中央集權的北京政府，與袁世凱合作反對革命黨人。
[64]但不到三年，蔡锷成功地領導了反對袁政府的護國戰争。
有些都督不是國民黨員，卻統治親國民黨情緒濃厚的省份，起初也歡迎袁世凱的措施。
湖北的黎元洪和四川的胡景伊[65]就是兩個例子。
這些都督們隻是到後來才明白，袁世凱既然厭惡省的自治，對于各省都督豈能不趕下台，但為時已晚了。
當時，反袁運動不善于結成廣泛的聯盟，國民黨本身在地方自治問題上也意見不一。
1913年的革命黨人，雖然利用了各省自治積聚起來的力量，但宋教仁在去冬的選舉運動中卻與之相反，沒有明确表示其為各省權力和地方自治的捍衛者。
對于隻注重省内和地方事務的許多人來說，宋教仁的遇刺和袁世凱在國會的做法，都是遠方發生的事情。
當時觀察家的印象是，起兵反袁，沒有把士紳名流和商界的頭面人物争取進來，也沒有試圖去廣泛發動群衆。
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凱除了獲得國内相當大的勢力支持其政治立場外，其第二個優勢就是外國人的支持。
對于辛亥革命，列強以為是災禍中之幸事，以為可以由此獲得許多附加條件。
列強普遍對袁世凱抱有信心，相信袁氏能很好地維持其在中國的利益；而列強的這種信心，也正符合袁世凱當前的需要。
列強确信，袁世凱能夠不顧《約法》，無視國會，簽訂&ldquo善後大借款&rdquo，從貸款所得到收入。
袁世凱在與革命黨人的鬥争中居上風，并可以收買叛變國民黨的國會議員的支持，而且還可收買一些擁兵自重的軍事首領，如山東的張勳[66]&mdash&mdash革命黨人也曾争取張勳，但未獲結果。
有了貸款的資金，袁世凱北洋軍的軍饷就有了保證；當然，這會大大鼓舞了士氣。
這次貸款，中國在财政上和政治上付出了高昂代價；但在開戰的前夕，對袁世凱來說，能獲如此大量的現款，自然是利大于弊的。
公正地說，在二次革命中，是外國銀行團為袁世凱提供了資金，才戰勝國民黨人的。
英國人很久以來就具有一個信念，認為統一的中央集權的中國，可以使英國人在貿易上充分發揮其優勢，并能最好地保護外國人在中國的利益；英國人的這個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後。
因此，在中國的外交官、銀行家以及英國外交部，都特别熱衷于支持袁世凱，他們是非常了解袁世凱。
在二次革命中，英國屢屢破壞中立和不幹涉中國内政的原則；英國銀行直接向駐滬的中國海軍艦隻撥給&ldquo善後大借款&rdquo的現款，使海軍擁護北京。
[67]銀行的彙款果然是及時的，第二天革命黨人進攻江南制造局時，駐上海的中國兵艦即發炮挫敗了革命黨人。
革命黨人在1913年也有外國朋友。
這年春天，孫逸仙和參與密謀的人，曾求助于日本官員。
[68]但因日本政府不願公開破壞其與英國在華合作的關系，所以沒有向革命黨人提供重大的援助，可能也援助革命黨人少量的金錢。
少數日本的軍事顧問，曾巡視過革命黨人的營地。
對革命黨人最有力的幫助，是二次革命失敗之後，日本在中國的海軍艦隻，護送革命黨領導人到達安全地帶，最後到達日本避難。
但日本對革命黨人蜻蜓點水的援助，根本不能與袁世凱得到的外國援助相比&mdash&mdash甚至無法同袁世凱從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為日本是參加&ldquo善後大借款的&rdquo。
袁世凱戰勝了二次革命，解決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
對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貢獻，已不再是跻身高位的憑證；雖然這不是合格的憑證。
在組織國家的問題上，在民國頭一年實行的聯邦制，此時也讓位給中央集權的政府了。
增加了政治參與，又和社會等級制的結合是辛亥革命後初期的特點，也促成了國民黨1913年選舉的勝利。
辛亥革命就要為社會和政治意義的保守主義的政體所取代了。
對于上述意義的這個轉折，有兩點更深層的論點應予指出。
首先，民國前兩年的自由主義時尚和自由主義制度，已經不複存在。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憲政以及代議制、選舉制的政治體制，不符合中國人的喜好與政治習慣，也許這最終會自行破産。
但是，1913年發生的事變并不是這樣，自由主義的政治是被武裝力量摧毀的。
二次革命之所以失敗，是由于沒有認識到武裝力量的危險性，去組織必要的防禦與之相對抗。
雖然1912年和1913年的條件難以再現，但恢複自由主義體制的觀念是可以理解的，并沒有滅絕。
這種社會的和政治的試驗，尚未到最後的結尾（不論結尾是什麼樣子），隻是被過早地強迫中止罷了。
其次，就一般而論，此後數年的保守主義，也不是回複到&ldquo傳統的中國&rdquo，或者是儒家政治的老觀點上。
民族主義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得到系統的闡述，并在最後十年中得到進一步完善；現在，民族主義的政治目标仍為人們所信服。
雖然袁世凱已成了新的獨裁者，但仍是力求實現民族主義理想與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人。
袁氏及其支持者所反對的，是政治參與、地方自治及自由主義的極端行為；其對中國必須以變革求生存的主張，并沒拒絕。
袁氏自己認為，關于如何在中國進行必要的變革，有其高明的見解。
這樣一來，中國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試驗過程。
獨裁政體
在中國人記憶中的袁世凱，是個背信棄義的人，背叛了1898年的維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當了民國總統後，又背叛了民國。
按照這種&ldquo三叛&rdquo觀點看來，袁世凱手握北洋軍強大的軍事力量，腹藏陰謀操縱人民的權術，為其提供再三叛變的機會；撒謊、欺騙、玩弄陰謀、暗殺，翻雲覆雨，為其取得一條通至高位的道路。
在追求個人權力時，袁氏是代表中國最反動的社會勢力，并迎合外國帝國主義的要求。
簡而言之，袁世凱成了20世紀中國所能找的，一切道德卑鄙、政治堕落的化身。
在以後的年代裡，辱罵中國領導人的一個方便方法，便是說其人在這些方面像袁世凱。
20世紀40年代對蔣介石，70年代對林彪，都是這樣做的。
[69]
在考察袁世凱權勢的鼎盛時期，應當把其性格作為其政治生活的組成部分。
袁世凱與孫逸仙不同。
但袁氏與其同時代的傑出人物相似，即努力使中國适應其心目中20世紀的要求時，其個人生活作風牢牢紮根于古老中國的思想與習俗之中；袁氏有十多房妻妾和衆多子女。
袁氏除于正式場合身着西式軍服外，平時均着中式服裝；又不懂任何外語，除朝鮮外，從未去過其他國家。
袁氏雖在科場中失利[70]，但也飽讀儒家經典，并且相信其道德上的作用。
另一方面，袁世凱是沿着西方和日本的道路進行官方的改革，在清朝赢得赫赫聲名；曾招聘了許多受過外國教育或有在外國經曆的人為幕僚，也認真訓誡對其派上用場的外國人，更送自己的幾個兒子到國外去受教育。
看來，袁氏是在不斷追求新舊的融合，并相信這種新舊融合的混合體，是最适合于中國的國情。
下面的詞語，很可能被當成美化袁世凱的生涯。
袁氏經曆了1898年的維新運動和義和團事件的動亂，在辛亥革命中也沒有倒台，并且地位越來越高，這表明袁氏有抓住機遇的才能。
這種才能，也可以被認為是機會主義和野心的标志。
袁氏對變革持謹慎态度，主張融合新舊為一體；這雖然适合于其任直隸總督時期，但面對辛亥革命後生氣勃勃的局面，就顯得缺乏目的和明确方向了。
袁世凱在任總統時期，始終堅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人們的看法認為，袁氏熱衷于貪求不受道義制約的個人權力。
雖然袁世凱是野心勃勃，也熱望按其意念組織中國的政體；其為人亦非狹隘自負和習慣于接受阿谀谄媚。
袁氏确是十分殘酷無情，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草菅人命，但與其共事卻是親切随和的。
袁氏極重視下屬在政治上對其的忠誠，但并不鼓勵對其個人的過分奉承。
作為總統，袁氏的種種過分行為，并非由于袁氏的自我誇大引起的，而是由于嚴格的官僚政治造成的。
袁氏推崇嚴格的管理手段和行政法規，強調官場紀律，并視行政管理經驗為其個人長于他人之處。
袁氏不信任自發性行為和不受約束的政治活動；袁氏以規整統治機構，任用&ldquo可靠&rdquo的官員，為治理中國弊政的秘方。
袁氏嚴酷無情地拘泥于形式化的秩序觀念，更是顯得特别危險。
袁氏本可以等待時機再作動作，但其不顧一切地要消除不可預料和不正規事物的強烈欲望，确實使人聞之生畏。
袁世凱建立的獨裁統治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軍事上占領全國廣大地區；這些地區，在二次革命之前，是在袁氏北洋軍的控制之外。
在打敗革命黨人之後，得勝的北洋軍不僅留駐在新占領的地盤，而且還伸展到許多并未積極參與起事的省份。
最後，除六個省[71]外，所有内地省份都為北洋軍占領了。
剩下的這六個省&mdash&mdash大都在邊遠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國的1/4，也受到脅迫，這幾個省的首腦隻得遵照袁世凱的方案辦事。
北洋軍的軍事占領，隻不過是袁氏龐大改組計劃的最初部分。
袁世凱的第二個步驟，就是要删除辛亥革命以來在行政上盛行的省自治，各省官員的任命權又為北京收回。
清朝官吏不得在本省任職的規矩&mdash&mdash1912年實際已被廢除，現在又恢複了。
甚至在浙江，盡管是北洋軍沒有進駐的六個省之一，以前的浙江籍首腦雖仍然在位，但在袁氏獨裁政體下，浙江籍的縣知事比例也大幅度下降了。
[72]中國在1914年和1915年間确立的中央集權制官僚體制&mdash&mdash從未被超越，一直到1949年。
在1913年末的一段時間裡，内閣（梁啟超在這一屆内閣裡起領導作用）宣布完全撤銷省級行政單位的公開政策。
袁世凱最後表明不願走得太遠。
在1914年春的官員職能重大修正案中，在削弱各省都督權力情況下，袁氏頒布的條例中規定，加強各省巡按使[73]的權力。
民政長的頭銜換成了巡按使[74]，确立了有利于文官地位的先後次序；由巡按使主管省内稅收和縣知事的任免，都督不再參與民政事務。
頒布這些條例，并不等于就達到袁氏的根本目的&mdash&mdash恢複19世紀中期太平天國革命以來文官地位被降低的情況。
而辛亥革命以來，文官在政治上的優勢已基本喪失。
例如南京的馮國璋[75]是主要的北洋将領，很難限制其隻在軍營之内。
馮國璋對袁氏如此削弱都督權力，心懷不滿。
袁世凱在全國範圍内的勢力網，開始是用軍事行動建立的，不可能很快就改變為純粹的文官政府；但袁氏确将此視為其建立獨裁政體發展方向。
選拔稱職的文職官員，是受到各方極為關注的事。
北京政府為此建立了考試制度，特别是對縣知事人選一定要經過考試；考試的科目，不是對儒家經典的掌握，而是有關行政能力和一般的知識。
1914年和1915年，有數千人在北京參加了考試；考試的成績雖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要的任職标準。
[76]袁氏公開強調，要懲治貪官污吏和官員的腐敗行為。
在袁世凱的革新運動中，恢複了監察制度[77]，成立了審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78]；在揮舞懲罰大棒的同時，也準備了提高官員的薪俸和高額養老金的胡蘿蔔。
在這場整肅官場的運動中，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毀譽不一。
地方對北京的指示都普遍地做到了，官府的威嚴及其與普通民衆的疏遠都恢複了。
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達官貴人擺架子、擺威風的惡習又出現了。
這些官僚的保守主義作風，和1912年的自由主義風尚，是大相徑庭的。
對此，1914年夏，一位中國的評論家說：&ldquo竊恐本意在重經驗，而所保者僅其習氣；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複者僅其流弊&hellip&hellip&rdquo[79]
文職的巡按使之所以既沒有完全壓着軍人的都督，也沒有在辦事的效率上受到贊揚，其原因之一為巡按使誕生在恐怖氣氛之中。
北洋軍對革命地區的占領，開始往往是殘酷的。
不僅如此，袁世凱還通過軍事機關和警察機關，大肆捕殺全國各地參與1913年二次革命的革命黨人。
不管其與革命黨人的何種關系，甚至很疏遠關系的人，都會受到株連。
袁氏的流血鎮壓政策持續了一年多，其規模在各省亦各有不同，犧牲的革命志士總以萬人計。
卓越的和激進的國民黨領導人，都已逃亡到日本，或其他地方。
二次革命過後，反袁的力量和袁世凱的鎮壓力量之間，不管在數量上和團結一緻上都不成比例。
前一年在國會投票支持國民黨的大部分地區，對袁世凱的恐怖統治十分厭惡。
甚至可以說，正是袁氏的恐怖政策，更為助長了社會的動亂，使之社會的動亂也因之難以遏制。
最顯著的例子是白朗&mdash&mdash或稱白朗率領的&ldquo匪徒勢力&rdquo。
白朗其人，通常被稱為白狼，是在河南南部取得勝利的&ldquo匪徒&rdquo領袖，出現在辛亥革命後，1912年夏大約擁有1000徒衆。
[80]擁護白朗的人群，似乎同許多&ldquo匪徒&rdquo一樣，都是貧苦無地的農民和被遣散的士兵。
1912年，這一夥人的政見，是反共和、親清廷的；其口号，&ldquo為大清朝廷辛亥蒙冤受難的人報仇&rdquo[81]。
辛亥革命後社會保守主義和新秩序下士紳勢力的增長，使最受壓迫者提出&ldquo保清反革&rdquo的政治見解，是可以理解的。
1913年，當國民黨反袁戰争即将爆發之際，革命黨人開始與白朗發生聯系。
後來，袁世凱取得勝利後，反對革命黨人的恐怖統治遍及各地，許多人加入了白朗集團；這支白朗的隊伍，便被引導服從于革命的戰略行動。
從袁世凱恐怖統治下逃出的難民，被遣散的散兵遊勇，大量湧入白朗的隊伍，使白朗幫夥變得強大起來。
如果白朗仍舊是一夥純粹的&ldquo匪徒&rdquo，對政府當局隻是一個麻煩的事，與其他這類久已為患，但仍可控制的事相比，幾乎沒有什麼兩樣。
但白朗一旦與革命黨人有了聯系，并提出反袁的政治傾向，使情況在兩方面都發生了變化。
這樣，剿滅這個日漸擴大的軍事集團，遂成為北京政府的當務之急。
這個軍事集團在河南南部建立了根據地，得到當地群衆的支持；但其一旦離開根據地，就會陷于孤立的境地，而被各個擊破。
1913年4月和1914年1月，這個軍事集團攻入安徽，引起了數省的圍剿。
1914年3月，其主要分遣部隊轉而西進，明顯是響應孫逸仙提出在四川建立根據地的号召。
這支擁有三千至一萬人的主力部隊，所到之處，一夥一夥的人參加了進來，使之人數增至數倍之衆，勝利跨越陝南地區。
但其進入四川的通道已堵塞，不得已轉趨甘肅；因該地的民族與宗教均與白朗集團不同，又有強烈的地方主義，使白朗集團頗受居民的敵視。
白朗率殘部返回陝西、河南，途中被官兵追逐。
白朗本人于1914年8月身亡，不是由于在戰鬥中負傷，或是由于有人向政府告密。
政府軍數十萬人費了很長時間，才把餘下被圍困的小股力量剿除。
從白朗的故事中，可見辛亥革命既未能消除社會動蕩的根源，也未能免除不少民衆的絕望心；而革命幾乎沒有認識到這些問題。
據此便可推知，在白朗家鄉以外的地區，一些農村社會中的邊緣分子，既能參加到當地的土匪團夥，又能在政府的散兵中取得同道，在此充分得到了證明。
流亡在日本的孫逸仙追随者中，人數雖大為減少了，但還力圖使反袁的火種在國内燃燒不息；對白朗集團建立聯系，構成革命黨人的政治策略之一。
而白朗集團的不滿主要是在社會方面。
如果袁世凱把敵人隻限在革命黨人和社會上投匪謀生者的範圍之内，其政權或許可以在其餘的中國廣大階層中紮下根來；但袁氏把其官僚體制的運轉想像得過于美妙，以緻不容許隻制止上述的兩種力量。
正如袁氏不加區别恐怖行動所表明的，其設想中國的弊端，遠不止地區的匪患和革命黨人的密謀。
在袁氏看來。
政治參與的全部現象已脫離常規，士紳階層和其他社會精英，包括商人，必須放棄近十年來代議制機構興起以來的政治特權。
限制參與政治的運動，是起自袁氏對國民黨反擊開始的，其範圍不久就越擴越大了。
在二次革命後，國會仍然存在。
此時的國民黨議員已與參與二次革命者劃清了界限。
國民黨在國會中已不複存在，但袁氏還需要國會再走一次形式。
按照1912年《臨時約法》和以後制定的法規程序，選舉其為正式總統（不同于其已得到的臨時總統職位）。
袁氏任意逮捕甚至處決國會議員，造成極度緊張的氣氛。
在金錢的賄賂收買和氣勢洶洶的暴徒恫吓下，1913年10月6日，國會投票選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
但即便如此，國會在最後投票通過前，一再延長投票時間，起草一份會議制憲法，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