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1912年的《臨時約法》。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列舉國民黨在二次革命中的政治罪狀，下令徹底解散國民黨，取消剩餘在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資格，定國民黨為叛亂組織。
這樣，袁世凱的恐怖行動已在全國達到頂點，國會已失去了活動能力。
但是，袁世凱并不到此止步，在1914年前數月，很快下令解散所有選舉産生的各級議會，國會中剩下的議員被通知回家。
在清朝末年搭起的議會框架，在民國初年積極活躍的縣及縣以下的議會[82]，現在無一例外的全部解散了。
在清朝最後兩年曾喧嚷一時，在辛亥革命中起過政治重要作用的省議會，全都被取消了。
對于曾參與建構代議制，受過良好教育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來說，這真是莫大的侮辱！英國駐北京公使，在評論解散地方自治團體時，斷言這項命令，&ldquo在經濟上以及從議員們在當地的聲譽觀點來看，影響全國各地一大批小士紳和資産階級，使之都站到袁氏的敵對者一邊&rdquo[83]。
中國人贊同這一判斷的聲音，雖被袁世凱的統治所壓制，但還是能聽得見的。
袁世凱的行政管理模式，是加緊限制社會自治的範圍。
前兩年，報刊出版曾完全擺脫了中央的控制（雖然地方政府也壓制當地報刊的批評）；1914年，對報刊的檢查制度袁氏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中國商會被置于新的法規之下，一切聽命于政府當局；中國郵局也需把郵件送交警察局檢查。
成千的便衣情報人員到處搜捕持不同政見者。
警察随時以搜查可疑人員及密件為由，對旅客進行盤查，對其行李則拆開仔細檢查。
在人員和效率所能達到的嚴格技術範圍内，袁世凱政權正在逐步成為專事鎮壓的警察國家。
袁世凱的這些措施，使推進政治上自由主義（以社會的精英分子為基礎）的普遍運動受到沉重打擊，而且永遠沒有完全恢複過來。
1913年10月，袁世凱陳述其專制獨裁哲學準則時說：
今日人人皆侈言平等；而平等者，實于法律面前之人人平等之謂也，非指社會等級之取消也。
如是，則人各皆得否認，自立準繩&hellip&hellip自由為另一華麗之現今詞語；但自由之度，應限于法律範圍之内。
在此範圍之内，人人皆得而自由之；逾乎此，不受限制之自由，非社會之所存在者。
蓋倡言平等自由之輩，置法律于不顧，以肆言無忌為能事，亦不應受制于國法。
世間果否有此事乎？彼輩倡言者自了然于心中矣。
彼輩皇皇倡言平等自由者，實助桀為虐之亂言耳。
夫共和之所以為衆人所共譽者，西人釋其義，以其國人皆享有發言權之謂，非為國人皆得幹預于政府之行為也。
若國人對政府橫加指責，道途傳言，混淆視聽，其後果将何以堪！至民權之說，乃選舉總統之最高特權，與夫代議權、選舉權耳，切不可理解為對行政之處理也。
[84]
其實，真正熟悉這種語氣精神的，倒不是19世紀的儒家保守主義，而是現代西方經驗。
袁世凱所竭力抵制的，正是新的和激進的民族主義，其所得結果，怕是曾國藩對之也是聞所未聞。
與此同時，袁氏卻接受了民族主義的某些前提和目标；此人是個民族主義的保守派。
獨裁政體的綱領，正是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複雜内涵的反應。
選舉産生的各級議會被廢除了，而民衆代表制的重要性卻得到了承認。
袁世凱命令設計地方和全國的新規劃，但其在兩年半後去世時，這個規劃根本沒有付諸實施。
但是，從許多籌備中的規定可以看到，重點是從屬于官方的指導。
選區的選民人數，也較1912年和1913年為少。
憲法程序、法律程序、公民權利，代議制會議，都被認為是實現中國現代化具有決定的意義。
不過，在袁世凱看來，這些法制都應加強，而不應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也應付諸實施。
為了使稅收從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暢通，北京政府作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時，北京政府勉強實現财政自給自足，不再需要向外國貸款（在大戰時，貸款無論如何是少有的）。
1913年，袁世凱的冒險戰略，是在屈辱的條件下接受外國資金，以此完成了國家行政的統一，從而奠定了财政獨立的基礎。
這是一個荒謬的詭計，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樂觀了，以為所有這些暴行不需付出國内的政治代價。
當賬單一提出來，1914年和1915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都化為烏有了，剩下的隻有袁世凱在1913年簽了字的屈辱的條件。
獨裁統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僅得益于中央對于國家的行政控制，而且還由于嚴格壓縮各項支出的改革。
清末官方民族主義[85]所倡議的，民國頭兩年自由主義所推行的各項方案，不是被砍掉，就是被削減。
這些方案中有各種自治團體，已如前所述。
法院和法官從政府執行部門中獨立出來；新的司法系統雖大為削減，但并未被取消；現代警察也沒有了專款。
晚清時的現代化新軍，在辛亥革命後急劇膨脹；而在全國許多地區部隊的規模和預算，卻被大大壓縮。
袁世凱的北洋軍雖依然受寵，但在壓縮預算上也未能幸免。
削減各方面的預算，袁世凱的目标，都是為了國家最終擺脫外國債主的糾纏，但卻違背了民族主義者對改革的期望。
在袁世凱實行緊縮政策中，教育算是例外。
袁氏不斷宣說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稱&ldquo凡一國之盛衰強弱，視民德民智民力之進退以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則必注重于國民教育&rdquo[86]。
根據這一思想的計劃，特别重視推廣全國免費的國民教育，即四年制的初級小學。
盡管普及教育還隻是遙遠的目标，但在獨裁統治時期，這類由地方籌措資金辦起的學校一時興起不少。
從整體上來看，袁世凱的教育政策是複雜的，多方面的。
由湖北省原谘議局老練的局長湯化龍[87]領導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學教授經典著作，僅限于精選的章節，目的是在學生語言文學方面的訓練，而不是在道德方面的培養。
袁世凱堅持要把全部《孟子》編入初級小學的課程之中，還批準了一個試驗計劃，用拉丁文字母拼寫漢字，以此對成人進行識字教育。
在獨裁時期，基礎一級的學校得到擴充，而緊縮了上一級學校的經費。
袁世凱增設規模不大的高等教育機構的&ldquo預科&rdquo，以适應上層社會的需要。
袁政府對教育是采取保守主義态度，但卻是改良主義的；同1912年和1913年自由主義的民國時期相比，當然不能滿足士紳階層的願望（他們關注的是學制中較高級别的學校）。
因為往往強調這個時期袁世凱的人品惡劣與政見反動，而對其所實行政策的探讨就難以找到了。
或許有人會提議，把過去的批判颠倒過來，但這樣做并不能證明是有道理的。
對袁世凱以敵視的觀點來論述，是有确鑿事實根據的。
對袁世凱獨裁統治其他方面的改革&mdash&mdash例如鼓勵發展經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内工業體系所得到的好處。
[88]但無論如何，注意力最終必然轉移向袁政權的殘酷性及其根本性的失誤上。
袁世凱的愚蠢做法是強迫他人服從于他；其所以是愚蠢，因為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還因為這會激起對其支持的社會階層，甚至是其副手和合作者的反對。
袁世凱意識到高壓統治是有其極限的，也坦白承認憲政和代議制的必要性；但卻不去迅速恢複自由主義共和政體的民衆參與局面，而試圖從帝國政治中找出其他的辦法來補救。
對袁氏及其政策來說，其結果都是毀滅性的。
袁世凱的帝制運動
在總統任上，袁世凱通盤考慮獨裁政體的成果時，想着國家行政既然已經統一，為什麼他舉手投足而老百姓不三呼萬歲？為什麼他号令既出而老百姓不樂于赴死？當初設想随中央集權而來的國家強盛，今又在何處？為什麼中國面對外國列強仍如此軟弱？袁世凱任總統時的外交危機，一概以中國的退讓而告終。
外蒙和西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處于歐洲人的勢力籠罩之下。
無論袁世凱在1913年和1915年同俄就外蒙問題簽訂了協定，也無論袁世凱在1914年關于西藏問題的西姆拉會議後，拒不與英國簽訂協定，但都未能改變這兩個地區的狀況。
同時，外國人已插手鹽務管理；列強在中國的鐵路修築權也擴大了；外國列強拒不與中國重開關稅談判。
最屈辱的後果是1915年1月開始的中日談判。
袁世凱在日本提出有名的&ldquo二十一條&rdquo最後修訂文本面前投降；竟把這些機能不全症狀的疾病，盲目診斷為帝國營養不良，認為是皇朝癱圮，帝王失位，中國是缺少了皇帝。
人們有理由感到驚訝，清朝皇帝如此輕而易舉地被推翻之後，怎麼能有人這麼快得出這個結論呢？對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釋，是理解這種思路的一個線索。
人們可以把這場革命看成是含義為排滿的鬥争，而不是當成反對帝制的革命。
按照這種觀點，民國隻不過是因為缺少漢族皇帝來名正言順地代替被推翻的滿族皇帝所偶然出現的結果。
在袁世凱的心腹人員中，有些人一開始就指望，民國隻不過是袁世凱登基時機成熟之前的臨時過渡形式而已。
恢複帝制最有說服力的道理，是明顯的民國不得人心的事實，已在前文中指出，所以白朗匪徒1912年提出擁清口号。
在有的省内，因為有為數衆多的民衆參與，革命的新秩序得以實現；但在數月之後，這些民衆（諸如秘密會社）即被清除出權力機關，若進行反抗，就遭到殘酷鎮壓。
魯迅在10年後表明辛亥革命特點，在小說《阿Q正傳》中的描繪，也許更具有典型性。
起先，阿Q由于其在村裡的最下層的社會地位，受了可能發生動亂的幻想所吸引。
但是，阿Q所看到的，卻都是舊的、受過古典教育的高貴人物，和新的、受過外國教育的高貴人物，都加入革命而攜手合作。
這裡，阿Q感到深深的失望，當其想去參加時，而人家卻要他滾出去。
阿Q生氣地指責說：&ldquo不準我造反，隻準你們造反？&rdquo阿Q因搶劫罪&mdash&mdash他隻是動了這個念頭，但并未付諸行動，而被革命的代表所處決，更加強了這種分析的準确性。
[89]
魯迅的這篇短篇小說，生動地描述了民衆被排斥在革命之外，民衆也因此疏遠了民國。
在民國初年的自由主義階段上，一切充滿活力的民主參與機構，都始終與廣大群衆無緣；且不說還有交通問題，對共和政體的機制不夠熟悉的問題，都是難以解決的。
即使那些确曾見到新秩序的民衆，也沒什麼理由來歡喜它。
主張君主制理論的基礎，對民衆來說，民國對其是生疏的，或者不受歡迎的；這種看法在有限範圍内，可能是合乎事實的。
但是，若提出要用君主制來對此加以補救，作為政府與民衆相聯系的工具加以恢複，這種論點就破綻百出，不堪一擊了。
在二次革命前，偶爾出現如白朗擁清的口号，說是對皇帝的懷念，倒不如理解為對民國社會現狀的不滿和抱怨。
無論如何，恢複帝制的事是極端機密進行的，怎麼會傳到民衆中去呢？省和地方上的上層人物，理應是恢複帝制必不可缺少的同盟者；而在這些人中，有不少已享受到共和的特權，為什麼還會與帝制合作？
特别在1915年，帝制問題即将作出決定時，主張帝制必然要涉及外交問題；對此，當時還未公之于世。
袁世凱的心腹曾提到這一點，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将此看作是密謀恢複帝制的因素。
[90]帝制密謀者辯護說，帝制可以對付日本人。
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條》簽訂後，北京擔心日本會向中國提出進一步要求。
日本并沒有得其全部要求，而歐戰使列強無暇東顧，中國也因之失去列強在華的均勢。
人們明顯地相信，袁世凱也相信，日本人本身具有親帝制的心态；中國轉而實行帝制，至少在歐戰結束前，可以牽制住日本。
在诋毀袁世凱的人看來，其子嗣的個人野心，是袁氏這場複辟帝制的關鍵；袁氏子嗣的個人野心确實存在。
而中國曆史長時期的帝制傳統，才使袁世凱決定利用這個傳統；其間到底有多少個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這已是無法估量的了。
同時，袁世凱遲遲不能認識稱帝是件無益的事，既可能是受野心的蒙蔽，也可能是頑固堅持中國國情的看法；兩者看來都是有道理的。
袁世凱對恢複傳統政治禮儀的偏好，在其獨裁統治一開始就明顯表現出來；似乎不隻是要退回到過去，确切地說，是堅決要把舊的和新的結合在一起。
熔共和與君主于一爐，以适應或欺騙現代知識界人士與傳統無知之輩的選民混合體。
1914年，袁世凱主持祭孔大典，又慶祝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既稱贊科學淨化迷信的作用，又仿照古代帝王，身體力行，号召全國祭祀[91]上天。
1915年8月，在總統的默許下，一場擁戴袁世凱位繼大統的鬧劇開場了。
然而，皇帝卻要經過選舉（實際上是走形式），帝制也寫進了憲法。
袁世凱意念中恢複萬世一系的皇統，注定是要倒黴的。
全國上層社會對帝制作出冷淡和敵視的反應，看來幾乎沒有人被袁世凱的新舊政治混合體所蒙騙。
1915年，獨裁政體的中央官僚機構運作相當順利，各地的當權者也都俯首聽命，各省文武首腦的巡按使和将軍也都恭順上書，擁護袁氏登基稱帝。
但是，普遍接受帝制的，不過是騙人的假象；就是在表面上看，持異者也是比比皆是。
革命派人士早就警告說，袁世凱雖當了總統，但其人有稱帝野心。
孫逸仙等二次革命領導人大都流亡在海外，在政見上也不一緻；但其對于反袁，即反對繼續君主專制，是共同一緻的。
政治領袖們對帝制的不滿，是多少有些出乎袁世凱的預料之外；這些人雖是袁氏在清朝為官時的心腹，也幫助其擊敗國民黨，建立起獨裁政體，其中就有梁啟超其人。
此公曾在辛亥革命前和革命中，支持清廷進行改良，又在袁氏的獨裁政體的前數月中出任内閣成員。
[92]在袁世凱宣布帝制後，此公竟憤然撰文，公諸報端，給予袁氏以毀滅性的打擊。
[93]
即使在袁世凱的長期追随者中，有的一開始有明顯表現出故意退縮不前的拖延，也有少數人最終發展到公開反對的實例，馮國璋就是惹人注意的代表。
甲午戰争後，馮氏就在袁世凱建立的現代化北洋軍中任職，1915年正在南京任主管江蘇省軍事的将軍。
[94]另一位段祺瑞，19世紀90年代以來，是袁世凱部屬中最傑出的軍事人才；民國建立後，出任陸軍總長，因與袁氏在政策上發生分歧，于1915年5月退隐。
段氏拒絕請其出山的各種懇求，直到袁氏不再堅持帝制為止。
大多數省的軍事長官和民政長官，都在全神貫注于保住自己的位子，怕惹出麻煩。
在袁氏的政治機器中，帝制的積極支持者，為數甚至少于心懷怨恨的人。
為什麼曾經為獨裁政體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竟然會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袁世凱的帝制呢？或許有人感到，一旦世襲王朝建立，其向往通向最高權力的道路就會受阻；當然作這種考慮的人是極少數。
人們普遍感到不滿的來源，是儒家關于道德上忠臣不事二主的教導。
曾經任職清朝的官員們，或許可以接受袁世凱為總統，但絕對不能接受其當皇帝。
另有一些人，感到帝制已經過時，對其反動内涵曾大感不快。
梁啟超評論說，帝制是不必要的&mdash&mdash這絲毫也不會增加總統的現有權力；帝制無論如何是已經死亡的舊制度，無法引起人們的敬畏與服從。
透過這些反對帝制的感想和論述，人們深深感到對袁世凱統治的幻滅感。
對于那些曾經支持過獨裁政體的人來說，要承認這些政策産生令人失望的結果，是不容易的。
但那些脫離了袁氏陣營，抗拒其帝制的人發現，現在所支持的政治體制，正是獨裁統治曾經譴責過的政治體制。
例如梁啟超後來證實，在帝制運動之前，就對袁世凱的統治感到失望。
[95]梁氏曾積極為獨裁政體賣力，發起省服從中央的運動。
但在1916年，梁氏卻成了明确号召實行聯邦制運動的領袖，在3月提出&ldquo諸省乃中國政治之基本單位&rdquo，其個人亦表示願各省能充分發揮作用。
[96]馮國璋和蔡锷（其人是獨裁政體的合作者，後來成為武裝讨袁的領袖），作了與梁氏類似的政治上180度大轉變。
袁世凱的中央集權政策已經失敗，社會上名流的情緒已經轉變為反對獨裁政體了。
袁氏對1912年和1913年選民所支持的政黨，采取了嚴厲鎮壓的政策，并解散了為廣大社會名流進行政治論壇的各級議會。
在帝制運動初期，這種情緒普遍影響了行政人員，使其普遍産生不滿原因之一。
這也可幫助理解，為什麼獨裁政體的背叛者來領導反袁運動，又回返到民國初年的自由主義立場上，把立憲政體、代議制和聯邦制，看作是恰當的奮鬥綱領。
[97]
反對袁世凱恢複帝制，繼而迫使袁氏退位的武裝鬥争，在幾個地區同時進行，但從未聯合成為一體。
孫逸仙的同事中，著名的陳其美和居正、蔣介石，從國外基地組織了沿海各地的襲擊。
[98]1915年11月，袁世凱派在上海的鎮守使遭到暗殺[99]，12月初，停泊在上海的一艘軍艦[100]被起義者暫時占領。
起義者試圖争取整個海軍參加起義，但未獲成功。
孫逸仙的最大計劃，是在山東建立一支規模不大的軍隊，争取與當地的同盟者一起，在1916年春占領該省省會濟南；這支部隊曾一度占領山東境内日本管理的鐵路[101]沿線。
很明顯，這個行動是靠日本人的錢和取得日本人的保護的；這就大大降低了這支部隊在鐵路沿線占領據點的意義。
雲南是北洋軍未駐防的省份。
以雲南為基地的武裝起義，對于讨袁運動起了直接作用，雲南也因之成為讨袁運動的中心。
孫逸仙的新黨[102]沒有在雲南起義中起直接作用，但其不少成員參與滇軍的組建工作。
雲南的滇軍建立于清朝末年，是當時國家新軍的一部。
因為雲南的建軍工作成績優良，中國許多訓練有素的年輕軍官前往參加，湖南人的蔡锷即為其中之一。
辛亥革命後，蔡锷被推為雲南都督，1913年底接受中央政府的職務，曾直言不諱地表示擁護中央集權的國家政體，并與1914年解散各級議會的事有很大牽連。
蔡锷對袁世凱的幻想最後破滅。
帝制運動發起後，蔡氏即與梁啟超等人策劃，密謀反袁；兩人秘密離開北方，去接受反袁的新任務。
梁啟超于1915年12月中旬到達上海，以其個人的威望和文學天才，邀集了更多的支持者，共襄反袁大業。
大約與此同時，蔡锷和其他的軍官一起返回雲南。
與蔡锷同返雲南的軍官，有江西的李烈鈞，與當地的将領共舉反袁義旗。
李烈鈞是滇軍的老軍官，也是1913年二次革命的主将之一。
雲南的軍事首腦唐繼堯，同蔡锷和孫逸仙等人的政治觀點雖不同，但因其在晚清時與蔡氏有共同的學曆，又在滇軍中有過共事的經曆，也參加了起義。
梁啟超的著作和以後紀念蔡锷的文章，以近乎崇拜的論述頌揚蔡氏，已為世人所熟知。
在反袁的護國運動中，梁啟超與蔡锷倆人的重要作用是無可争辯的；但在1915年秋，梁氏在天津寓所描繪雲南為唯一的反袁運動發源地，卻是不合事實的。
自9月以來，雲南的軍官就秘密讨論抵制帝制的問題。
蔡锷12月返回雲南，傾向革命的軍事領導人信心為之大振，以蔡氏之威儀，足以折服動搖不定之人，并加速作出向北洋軍發起進攻的決定。
[103]即使蔡锷不回雲南，雲南也會爆發别種形式的反袁運動。
反袁運動因在雲南省會昆明護國寺舉行會議而得名[104]，稱為護國運動，軍隊也因此稱護國軍。
1915年12月24日，護國軍領袖給袁世凱發出最後通牒，袁氏拒絕接受。
25日，護國軍正式發起讨袁運動，通知貴州、廣西兩省及早給予支持，組織進攻四川、湖南、廣東數路讨袁軍。
其中最重要的是進攻四川的一路，由蔡锷親自指揮。
蔡将軍部下的軍官中，有後來同毛澤東一起組建紅軍的朱德。
這支被稱為護國第一路軍的隊伍，最初大約隻有3000人，面對着川軍各師及駐川裝備精良的北洋軍（後來被稱為軍閥的馮玉祥即為其司令官之一）。
當袁世凱看到事态的嚴重時，命令從華中調遣大量增援部隊沿長江西上；盡管蔡锷也獲得增援部隊的援助，但形勢依然不利。
蔡锷率領的讨袁軍，具有晚清滇軍訓練出來的集體精神，頑強堅持戰鬥，向全國顯示出袁世凱的虛弱。
蔡锷領兵，指揮十分協調和熟練。
日本軍事情報稱，蔡锷的戰術特點，是長于夜襲，常于夜間發起攻擊，又善于利用地形；對川軍進行有效的政治攻勢，使川軍有一個整師投到護國軍這邊。
北洋軍遭受未曾預料到的重大傷亡。
[105]此外，四川省内的&ldquo土匪&rdquo武裝，在川籍護國軍人士的鼓舞與協助下，加上向北京要求自治的影響，又得到川中政治人物的鼓勵，使這些&ldquo土匪&rdquo武裝，發展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遊擊運動，活動在北洋軍占領區内。
這些遊擊隊的發展，大有助于蔡锷的勝利。
袁世凱在四川的心腹&mdash&mdash北洋軍将領也沒把握能戰勝雲南的護國軍。
不久，蔡锷與四川将軍陳宦[106]，同出色的北洋将領馮玉祥，都取得了聯系。
1916年3日，在四川的護國軍與北洋軍達成了和解。
緊張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護國軍終于在四川壓倒了袁世凱的北洋軍勢力。
3月以後，在國内外的聯合壓力下，袁世凱的勢力迅速瓦解了。
從外部條件來說，日本在對帝制運動作了兩個月的觀望之後，對袁氏的稱帝意圖，愈來愈表示出敵視态度。
日本之所以形成公開反對袁氏帝制政策，因為已經看到帝制在中國上層社會十分不得人心。
至于說帝制有可能用來阻撓日本在中國的長遠利益，此時連日本人也不是這樣認為的了。
1915年10月，日本說服了英國和其他列強，就稱帝的危險性向袁世凱提出警告。
而12月護國戰争爆發，證明當時和以後列強的警告是有道理的，也因之更加強了日本反對帝制的态度。
接着，1916年3月，日本内閣正式通過一項政策，謀求徹底使袁世凱離開權力中心，即以大量金錢投入到反袁的陣營。
[107]
指望其早日依附革命的廣西将軍陸榮廷，于1916年3月中旬采取了行動，宣布廣西獨立。
1915年夏季，不贊成恢複帝制的馮國璋，此時在南京同其他省的都督，一起要求袁世凱取消帝制。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宣布恢複總統制，重新回複到總統的位置。
但在4月，更多的省份宣布獨立；5月，又有省份宣布獨立。
[108]6月初，對袁世凱來說，剩下唯一的問題就是去職的方式問題時，而袁氏卻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終年56歲。
此時，國家已陷入于極度混亂狀态之中。
當袁世凱顯然正在病危之際，反對派也無共同的組織，對袁氏去世後的制度也無共同意見；當時有幾個權力集團存在。
未被北洋軍占領的南方四省&mdash&mdash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暫時形成了一個協調一緻的集團；由于軍事行動已告結束，這個集團的勢力遂擴展四川、湖南。
滇軍的凝聚力遂轉化成為共同的政治路線，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在堅持推翻袁世凱，恢複1912年的《約法》是成功的。
1912年的《約法》，被袁世凱的獨裁政體所代替（見本書有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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