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第二個集團，是以馮國璋為中心的長江中下遊的聯盟；馮氏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來讨論戰略的發展問題，其本人成了中間人的地位，既反對袁世凱獨裁政體的中央集權，也拒絕同南方革命黨勢力結合在一起。
在北京，段祺瑞于1916年4月重新出來任職，擔任内閣總理，事實上取代了袁世凱，成為北洋領袖和獨裁政體統一大業的繼承人。
但段氏的這個願望是不可能實現的，實際上隻是第三個權力集團的代表而已。
當段氏在1917年試圖把湖南置于北京行政當局管轄之下時，這一點就明顯表現出來。
段氏發現，其所遭到的反對力量不僅來自湖南的領袖人物，還來自南方各省的聯盟，以及馮國璋在長江沿線的同盟者。
在袁世凱逝世時，另一股重要的勢力在張作霖統率下，開始在滿洲各省形成；但張氏并未把這個廣大地區統一成為一個整體。
在上述幾股勢力中，并沒有一支是真正團結一緻的。
每一股勢力，都是由軍事長官和地方官員組成的星座集團，在極度混亂的環境裡，首先追求自己生存；這個為生存而設置的舞台，就是連綿不斷的内戰。
軍閥混戰的時期開始了。
當袁世凱的好運過去時，另一種政治趨勢出現了。
這種趨勢，就是複活民國自由主義階段時的體制；即使在袁世凱執政時期，其權力不曾達到的地方，省和地方的議會又重新集結起來。
袁世凱一死，1912年的約法和1913年的國會都複活了。
在20世紀的前10年和20年代初，這種趨勢的重要性也許沒有得到足夠的評價。
省自治和聯省自治運動仍在繼續活動，并影響到早期的軍閥政治；但在辛亥革命後具有活力的代議制政治，卻永遠沒有恢複。
回顧起來，民國早期兩場失敗的政治試驗&mdash&mdash自由主義政治和獨裁政體，似乎彼此是在其互相鬥争中消滅的。
袁世凱認為，議會和省自治是削弱了民族國家，相信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國家，應該是強大的中央集權制。
因此他要廢除議會和地方自治及其輔助的制度，如互相競争的政黨和不受檢查的新聞自由等。
但是袁世凱的統治體制并未激發民衆普遍的歡迎；雖然開始得到一些重要黨派人士，如梁啟超等的支持。
甚至早期的支持者，對袁氏的獨裁作風也感到失望。
袁世凱走錯了稱帝這着棋，為失望感的蔓延提供了機會。
獨裁政體和君主制度一起垮台了，但自由主義的輿論雖得重又出現，在其取得優勢之前，分散的軍事霸權主義卻又插了進來。
民國早期的兩種試驗形式，終于在政治上作為主要的反面教材成為曆史的陳迹。
***
[1]校注：作者在此處未述及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而将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作為中華民國的開端。
中華民國曆史始自1912年1月1日，不能作始自1912年2月12日。
[2]校注：此皇室津貼，初為歲用400萬兩，待鑄新币後，改為400萬元。
[3]校注：原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總長黃興與财政總長陳錦濤，均被排除在北京政府内閣之外。
[4]校注：此處原文作&ldquotheseolddependencies&rdquo，譯意為&ldquo這些舊屬地&rdquo。
清雍正五年在西藏設駐藏辦事大臣，駐拉薩。
清雍正十一年于烏裡雅蘇台設定邊左副将軍，喀爾喀蒙古四部及唐努烏梁海各旗與佐領統屬定邊左副将軍。
上述兩地均隸中國版圖，不應列為屬地。
[5]校注：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獨立，驅逐了清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
哲布尊丹巴稱大汗，年号&ldquo共戴&rdquo。
[6]校注：此14省為安徽、江西、廣東、江蘇、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廣西、四川、雲南、貴州。
[7]校注：當時稱為立憲團體，以預備立憲公會及各省谘議局為代表。
[8]校注：1913年4月8日，第一屆國會開會。
[9]校注：《臨時約法》第32條&ldquo臨時大總統統率全國海陸軍隊&rdquo。
[10]校注：唐紹儀于任内閣總理時，加入同盟會。
[11]校注：内地17省為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直隸。
[12]校注：都督中的12個軍人，為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北都督黎元洪、廣西都督陸榮廷、直隸都督張錫銮、福建都督孫道仁，加上⑤中列出的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7人，共12人。
[13]校注：都督中在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應為7人，即浙江都督蔣尊簋、雲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鈞、山西都督閻錫山、貴州都督唐繼堯、陝西都督張鳳翙、四川都督尹昌衡。
[14]校注：清帝退位前，沒有參加革命的二人，為直隸都督張錫銮，河南都督齊耀琳，即清帝退位沒有參加革命的都督不止二人，除去東北和甘肅外，直、魯、豫三省均效忠袁世凱，來參加南京臨時政府，另有山東都督周自齊。
[15]校注：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戴季陶自日本返回上海，參加創辦《民權報》。
[16]戴季陶：《戴天仇文集》（台北重印版，1962年），第187&mdash195頁。
[17]日本駐南京領事船津緻外務相内田的密報，38号（1912年8月23日）。
日本外務省縮微膠卷，MT5.1.10.5&mdash1。
[18]日本參謀本部：《革命後中國各省軍事力量變化表》，1913年3月10日。
日本外務省縮微膠卷，MT5.1.10.5&mdash1，463卷，第420&mdash421頁。
[19]校注：即1913年（民國二年）癸醜之役的二次革命。
[20]校注：1912年6月15日，袁世凱總統任王芝祥赴南京遣散軍隊，國務總理唐紹儀拒絕副署，辭職赴天津；6月27日，袁世凱批準國務總理唐紹儀辭職。
[21]校注：來自南京唐内閣閣員，為教育總長蔡元培、工商總長陳其美、司法總長王寵惠、農林總長宋教仁，四總長随唐紹儀總理一起退出内閣。
[22]回頭來看，至少孫逸仙就是一人。
李守孔：《民初之國會》，第61&mdash62頁。
廣東是同盟會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有批評性的意見，在一段時間内不願加入新改組的國民黨。
[23]校注：張謇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
[24]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98&mdash400頁；竹内克己和柏田天山：《支那政黨結社史》，工，第94頁。
[25]校注：1912年8月，由共和建設讨論會湯化龍、林長民等人發起，與孫洪伊的共和統一黨及共和促進會、國民協會、國民新政社，合并組成民主黨。
1912年9月，民主黨在北京成立，湯化龍為領導人，幕後主持人為梁啟超。
[26]李守孔：《民初之國會》，第72頁。
[27]校注：1912年5月9日，由統一黨、民社、國民協進會、國民共進會、民國公會、國民黨，在上海聯合組成共和黨，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張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彥圖、程德全為理事；總部設在北京，于上海等地設支部。
此處的國民黨，為潘昌煦、溫宗堯、朱壽朋于1912年2月在上海組織的國民黨，非1912年8月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國民公黨、統一共和黨、共和實進會、國民公會所組成的國民黨。
[28]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98頁。
[29]有關其中論戰的卓越叙述，見馬丁·貝爾納：《到1907年為止的中國社會主義》，第129&mdash197頁。
[30]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72頁。
[31]校注：此處所稱的&ldquo梁黨&rdquo，即為日後的進步黨。
進步黨成立于1913年5月29日，系由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并所組成，以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等9人為理事。
[32]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95、400&mdash401頁。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第42&mdash58頁，描述并分析梁啟超與革命黨人之間的不斷沖突。
[33]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98頁。
[34]例如1912年11月4日的《民立報》。
[35]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第79頁。
[36]校注：此處原文為&ldquohome&rdquo，意為家中，即人們常說的内地。
當時稱直隸、山西、陝西、山東、甘肅、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湖南、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廣東、江西、浙江、福建為内地18省，加上滿洲的奉天、吉林、黑龍江3省，合為21省。
[37]校注：指1912年5月的王芝祥督直事件。
[38]校注：孫中山于1912年8月18日應袁世凱邀請，離滬北上，25日抵北京。
黃興與陳其美9月11日至北京。
[39]K.S.劉：《為民主而奮鬥：宋教仁和中國辛亥革命》，第186&mdash189頁。
[40]同上書，第189頁；吳相湘：《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第219&mdash226頁；歐内斯特·P.揚：《袁世凱的總統職位：中華民國初年的自由主義和專制獨裁》，第115&mdash116、282&mdash283頁。
[41]關于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期間的各方面活動的研究，見埃絲特·莫裡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現代化：民衆管理的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59年）。
斯蒂芬·R.麥金農：《中華帝國末年的權力和政治：袁世凱在北京和天津，1901&mdash1908年》；約翰·E.施雷克爾：《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德國在山東》；渡邊惇：《袁世凱政權的經濟基礎：北洋派的實業活動》，載《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結構：辛亥革命的曆史地位》。
[42]《中華年鑒》，1913年，第514頁。
[43]《政府公報》229（1912年12月16日），第6&mdash8頁。
[44]《總統在政治會議上發表的演說》，1913年12月15日。
英國外交部檔案，倫敦檔案局，FO228/1852。
這個文件，據稱是袁氏的演說未經審定的逐字記錄譯文；同在《政府公報》585（1913年12月19日）第1&mdash6頁正式公布的文本比較，傾向于認為其是真實的（此處據正式文本）。
[45]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46頁。
[46]《政府公報》74（1912年7月13日），第2&mdash3頁。
[47]《政府公報》210（1912年11月27日），第4&mdash5頁。
[48]校注：1913年1月10日，參議院與衆議院的選舉告成。
[49]《政府公報》243（1913年1月9日），第1&mdash5頁。
[5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件彙編》，1913年，2，第350&mdash351頁。
[5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1，第96&mdash97頁。
[52]W.H.威爾金森，漢口（1913年4月11日、5月11日、5月22日、7月8日），FO228/1873，倫敦檔案局。
喬治·歐内斯特·莫理循日記（1913年4月7日），97條，莫理循：《書信文件集》，悉尼，米切爾圖書館。
[53]校注：1912年12月16日，北京政府任命汪瑞闿為江西省民政長。
[54]康有為：《大借債駁議》，載《民國經世文編》，重印于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料叢書》，3，第893&mdash895頁。
[55]校注：中文文獻日期為26日。
[56]朱爾典：北京（1913年4月30日），FO228/1852。
[57]校注：廣東都督為胡漢民，安徽都督為柏文蔚，兩人均為同盟會員，此時為國民黨黨員。
[58]校注：原文譯意為北軍，此時通稱袁世凱軍為北洋軍。
[59]校注：1913年6月初，李烈鈞由九江乘輪赴滬，晉谒孫中山。
袁世凱免去李氏江西都督時，李氏正在上海。
7月8日，李烈鈞由上海潛返江西湖口，在湖口成立讨袁軍司令部。
[60]校注：即江南制造局。
[61]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重印于沈雲龍編：《袁世凱史料彙刊續編》，第68&mdash69頁。
[62]朱爾典，北京（1913年6月5日），FO228/1852。
[63]校注：1913年10月7日，英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當年6月，英國尚未正式承認中華民國。
朱爾典為英國派駐清政府的公使，辛亥革命後仍留北京。
[64]謝本書：《論蔡锷》，《曆史研究》（1979年11月），第47&mdash61頁；唐納德·S.蘇頓：《省黩武主義與中華民國：滇軍，1905&mdash1927年》，第141&mdash161頁。
[65]校注：武昌起義後，尹昌衡被推為四川都督。
1912年7月，胡景伊為四川護理都督；1913年6月，尹昌衡調任川邊經略使，胡景伊任四川都督。
[66]校注：張勳于1911年11月在南京為革命軍擊敗，退至徐州。
1912年初，柏文蔚率革命軍沿津浦線北伐，攻下徐州；張勳率辮子軍退至山東兖州。
革命軍很快退出徐州後，張勳由兖州複返回徐州。
此後一直至1917年6月，張勳一直以徐州為據點活動，并未在兖州或山東進行活動。
徐州地處江蘇、山東、河南、安徽4省交會之地，雖地近山東，而實屬江蘇。
疑原文誤以徐州屬山東。
[67]北京，英國公使館代辦艾斯頓爵士，兩份電報（1913年7月20日），FO228/2498。
北京彙豐銀行給上海銀行團的電報（1913年7月21日），附于北京R.C.艾倫給艾斯頓的電報（1913年7月21日）内，FO228/2498。
[68]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13年，2，第340&mdash341、352頁。
[69]陳伯達：《竊國大盜袁世凱》，北京，1949年，首次印刷1945年。
孫克複、樊樹生：《袁世凱尊孔複辟醜劇》。
[70]校注：袁世凱早年應科舉試，但屢試不第。
[71]校注：此6省為雲南、貴州、廣西、浙江、四川、福建。
[72]羅伯特·基思.斯科帕：《浙江的政治和社會，1907&mdash1927年：精英勢力、社會控制和省的發展》（密歇根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57年），第296&mdash298頁。
[73]校注：辛亥革命後，各省主管行政的長官稱民政長，此時，袁世凱改稱民政長為巡按使。
[74]校注：此處原文譯意為&ldquo省長官文職權&rdquo。
1914年5月，北京政府改稱民政長為巡按使；6月，改各都督為将軍。
[75]校注：1913年12月16日，馮國璋署江蘇都督，1914年6月30日任将軍。
[76]吳應銧：《民國初年地區行政長官的職務，職業的招聘、訓練和流動性》，載《現代亞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19&mdash224頁。
[77]平政院下設肅政廳，負責糾彈。
&mdash&mdash譯者注
[78]校注：1914年3月，北京政府設平政院與肅政廳；肅政廳一方面是平政院屬的機構，另一方面又是獨立行使職權的機構。
平政院具有法院性質，肅政廳具有檢察官性質。
1916年6月，裁肅政廳。
1914年與1915年，中央設立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及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分别由總統派大理院長及平政院長充任委員長。
[79]黃遠庸：《遠生遺著》，重印于吳相湘編：《中國現代史資料叢書》，2，第246頁。
[80]對白朗幫夥的這種叙述，是根據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11年至1928年中國的盜匪活動，特别論及河南省》（裡茲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74年4月）。
又見愛德華·弗裡德曼：《退向革命：中華革命黨》，第117&mdash164頁。
[81]比林斯利：《中國的盜匪活動》，第373頁。
[82]校注：清末，省設谘議局，民國後改稱省議會。
據1909年清政府頒布的《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各縣多設縣議事會。
民國後，裁府、廳、州，各縣仍沿用清制，設縣議事會。
1908年12月，清政府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城鎮、鄉為縣以下初級自治單位；民國後，對此仍沿用未改。
1914年2月，袁世凱下令停辦各級自治，縣議事會遂被解散，城鎮鄉自治停辦。
[83]朱爾典：北京（1914年2月9日），FO228/1883。
[84]《總統在政治會議上發表的演說》，見前&ldquo袁世凱面臨的幾個問題&rdquo一節注中關于這一材料來源的評論。
校注：此處據原譯者由英文回譯的白話譯文，今轉為文言譯文，以适當時氣氛。
[85]校注：此處所稱&ldquo官方民族主義&rdquo所提倡的各種改革方案，似指清末實行的新政。
[86]《政府公報》956（1915年1月6日），第9頁。
[87]校注：湯化龍于1914年5月1日至1915年10月5日任教育總長。
[88]評價專制獨裁統治下，北洋派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貢獻，見菊池貴晴：《中國民族運動的基本結構：關于排外性聯合抵制的研究》，第154&mdash178頁。
[89]戴乃疊編譯：《無聲的中國：魯迅選集》，第42&mdash58頁。
[90]張一麐：《心太平室集》，重印于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8（台北，出版日期不詳），第38&mdash42頁。
朱爾典（1915年10月20日），朱爾典書信文件，FO350/13。
[91]校注：當時政治會議認為，禮莫大于祭，祭莫大于祀天，應定祀天為通祭。
大總統代表國民緻祭，各地方行政長官代表地方民衆緻祭，國民各任家自為祭。
京師祭所設在天壇，祭期為冬至之日，用跪拜大禮，祭品用牲牢。
[92]校注：梁啟超于1913年9月11日至1914年2月20日，先後任梁士诒内閣和孫寶琦内閣的司法總長。
[93]校注：1915年8月20日，梁啟超冒着生命危險，在《大中華雜志》一卷八期上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亟言帝制之非是。
該文發表後，京津滬各報，争相轉載，震動中外。
蔡锷稱該文，&ldquo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動天下也。
&rdquo
[94]校注：馮國璋1913年12月10日署江蘇都督，1914年6月30日，改都督為将軍。
[95]梁啟超：《袁世凱之解剖》，見《飲冰室文集》，台北，1960年，第9頁。
[96]梁啟超：《從軍日記》，見《盾鼻集》，第124&mdash125頁。
[97]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326頁。
[98]校注：1916年春，孫中山命居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至山東督師。
居正至山東，在青島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二師一旅，任蔣中正為全軍參謀長，計劃主力攻濰縣，沿膠濟鐵路向濟南推進。
5月26日，中華革命軍進入濰縣，并攻取山東境内十餘縣城，謀合圍濟南。
此時，袁世凱病逝，黎元洪繼任總統，中華革命軍與山東都督張懷芝議和罷兵。
[99]校注：時在上海的淞滬鎮守使為鄭汝成。
[100]校注：肇和艦。
[101]校注：1914年8月，歐戰爆發後，中國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日本則對德宣戰。
日軍在膠州崂山灣登陸，要求中國政府将山東省黃河以南地區劃為日本對德交戰區，并要求中國軍隊在膠濟線上撤退至濰縣以西。
日軍在龍口陸續登陸，分兵西進，膠濟鐵路全線陷入日軍之手。
中國外交部與日本多次交涉，均無結果。
文中所稱之日本控制下的鐵路，即膠濟鐵路。
[102]校注：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流亡在日，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即此處所稱的新黨。
中華革命黨以孫中山為總理，多次策動國内讨袁武裝起義；1919年10月10日，組為中國國民黨。
[103]蘇頓：《省黩武主義》，第184&mdash191頁，精選有關1915年12月雲南起義的證據。
關于對梁啟超的叙述提出的較早異議，見金沖及《雲南護國運動的真正發動者是誰》，收入周康燮等編《近二十年中國史學論文彙編初編：辛亥革命研究論文集，第一集（1895&mdash1929年）》，第261&mdash286頁。
寺廣映雄：《雲南護國軍起義的主體及運動的性質》，載《東洋史研究》，17.3（1958年12月），第37頁。
[104]校注：1915年12月25日，雲南軍政大員在昆明護國寺集會，宣布雲南獨立，廢去将軍、巡按使名義，恢複民國元年都督府、民政長制，推唐繼堯為雲南都督，定反袁運動為護國運動，起義軍定名護國軍。
[105]參謀本部：《中國事變的參考資料，第8号》（1916年3月）。
《袁世凱稱帝計劃事件·補充材料：反袁動亂和國内情況》，第6卷，1.6.1.75，日本外務省檔案，外交資料館，東京。
[106]校注：陳宦原為參謀次長，1915年5月1日調署四川巡按使，會辦軍務；8月25日，任四川将軍。
[107]艾伯特·A.阿爾特曼和史扶鄰：《孫逸仙和日本人：1914&mdash1916年》，載《現代亞洲研究》，6.4.（1972年10月），第385&mdash400頁。
[108]校注：4月上旬，廣東宣布獨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獨立；5月上旬，陝西宣布獨立；5月22日，四川宣布獨立；5月底，湖南宣布獨立。
5月18日，馮國璋發起南京會議，計參加者有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湖北、湖南、山西、福建、熱河等17省區代表，共20餘人；會議讨論結果，&ldquo也多主張袁世凱應退出總統一職&rdquo。
[109]校注：1914年5月1日，袁世凱批準公布《中華民國約法》，廢止《臨時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