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一次腐敗與吵鬧的鬧劇&rdquo（原文如此[29]）。
翟比南領事寫道：&ldquo選票的行情與每日市場漲落情況，逐日登載在當地的報紙上，是一件可買賣的商品，像大米、豆餅或其他商品一樣。
&rdquo選舉監督人截留大批本該發給選民的選票，填上捏造的姓名投入票箱，或者雇些&ldquo乞丐、小商販、算命先生、鄉下人等市井小民&rdquo前往投票，這些都不足為奇。
另外，辦理選舉的人員将一大堆選票賣給候選人，由其如法炮制。
那些沒有能力買足選票的人，就雇些無賴惡棍在投票時搶選票。
同樣的例子，有的候選人付錢給另一些候選人，要其退出競選。
在第一階段參議院議員的選舉中，翟比南的報告說，情況比較平穩，因為選舉人較少，更容易收買所有的選票。
[30]
在第二階段選舉中，候選人&ldquo開始認真地競相出價&rdquo；在此階段，衆議院的選票價從150元到500元不等。
因對選票價格争論不休，選舉一再推遲。
來自天津的報告說，如果說江蘇的城市與天津有什麼相似之處的話，那就是茶館、酒肆和妓院的生意。
由于候選人要款待可能的支持者，利用各種場所達成選票交易，這些茶館、酒肆和妓院從春節後的冷淡又都興盛起來。
一位天津的作家寫道：&ldquo誰謂選舉無益于小民哉。
&rdquo[31]
國務總理段祺瑞的選舉機器安福俱樂部，在江蘇有個名叫雅園的分部，大概在南京的這幢房屋因用金錢交換選票而得名，安福系在這裡秘密招待未來的支持者。
翟比南的報告稱，盡管&ldquo該省大部人都強烈反段&rdquo[32]，衆議院第二階段的選舉結果，安福俱樂部還是赢得3/4的衆議院議席。
安福系在江蘇的主要對手是研究系；在衆議院選舉不利之後，研究系作了&ldquo極大的努力&rdquo，才赢得參議院的一些席位。
研究系多虧其盟友，江蘇督軍[33]李純發起&ldquo雖不引人注意，卻是強有力競選運動，才得以在參議院的複選中，設法收買到幾個議席&rdquo[34]。
據報告，每位參議院候選人的選舉費用為4萬元。
安福俱樂部在江蘇的投資，據一位觀察家估計為10萬元；據另一位觀察家估計，僅參議院選舉即達16萬元。
[35]安福俱樂部用錢支持無财力買國會席位的候選人，比起自行籌款，用安福俱樂部牌子當選的候選人，在未來國會中保證能得到更忠誠的支持。
盡管安福俱樂部在其他省份也花了很多錢，但選舉結果卻極少像江蘇這樣不明朗。
當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報告，記述得一點也不誇張，&ldquo所有各種情況的結果表明，要和控制選區的軍事要員的觀點要一緻&rdquo[36]。
當然，國會的席位是十分有利可圖和受人尊崇的，甚至激起了當地的軍閥的擁護者，也競相參與買賣選票。
但在大多數省份裡，省議員團的成員雖尚未确定，而其政治上的結盟已事先确定了。
向新國會派出議員團的17個省份中，13省的軍閥已與段祺瑞結盟；其中有11個議員團實際上已加入了安福俱樂部，并成為該俱樂部的一個組成單位。
在秉承當地軍閥願望的首領率領下，使一省、兩省或三省集團，或議員團在俱樂部内進行活動。
兩個與段祺瑞結盟的軍閥所控制的省議員團中，産生了巨大的非安福系勢力。
三個擁護段氏政敵馮國璋的省份及中立的浙江省，也産生了混合議員團。
特别行政區的蒙古、西藏、青海[37]和所謂&ldquo中央選舉區&rdquo（分為六個小團體，由少數名人在北京組成）的議員團中，親安福系的勢力極強，因為其成員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影響下選出的。
總之，在這次選舉中，安福俱樂部赢得重大勝利。
在470席國會議員中，安福系控制342席；其餘的128席中，研究系控制了20席，交通系也許占有50&mdash80席，其他席位由無黨派獨立候選人占有。
議員們于1918年8月到北京；各派都建立了俱樂部，以便聯絡和活動。
在以後的兩年中，俱樂部是國會裡的主要組織。
最大的當屬安福俱樂部，總部設在北京安福胡同，秘書處設在更寬敞的場所，可以在此召開全體會議。
秘書處下分五個部門，每個部門由一名俱樂部領導成員監督，下分若幹科室；科室則由指定的俱樂部官員管理。
俱樂部章程規定了詳細的制度，進行内部管理，有評議會、議員會和政務讨論會；但在實際上，俱樂部是為少數幾個創辦人的小團體所控制，資金也為其所操縱。
俱樂部的決策，在集團成員中與其外部盟友之間，以非正式的協商作出的。
然後，各省議員團負責人将這些決定，分别帶到各自在北京的寓所，提交各議員團召開非正式的會議讨論，對于其間産生的問題進行調處。
所以當俱樂部正式召集決策會議時，通常是在領導人的發言之後，進行幾乎無異議的象征性投票。
俱樂部的領導成員的能力卓有成效，議員們想從總統、副總統、議長、副議長候選人，及被提名的内閣成員處得到賄賂的路子，也被俱樂部的領導給這個财路斷絕了。
在得不到大筆賄賂的情況下，議員們每年有5000元政府發給的薪金，再加上俱樂部每月給予的300元津貼；但這些款項都是以支票形式支付，隻能在俱樂部的會計部門兌現。
對于省議員團的領導及其他重要工作的議員，俱樂部每月另付300&mdash400元薪金。
一些有知名度的議員，還有兼任政府閑職的收入，如各部的參事，政府谘議委員會委員。
此外，安福系的議員，可以在衆議院秘書廳安插自己的親信，這是個任人唯親而又臃腫的機構。
因為俱樂部成員不能用慣常收取賄賂的方式，以補償謀得議員席位所支付的費用，于是隻得竭力維護俱樂部在國會中的優勢，使之其領導能保持着勢力和在政府的職位；而這是議員們每月津貼和幹薪的根本來源。
在國會的明争暗鬥中，俱樂部在國會中的優勢，也有助于加強其内部紀律。
[38]
安福俱樂部的紀律及其在國會中的優勢，使國會能順利地履行職能，從這個意義上講，是有助于憲政發揮作用的。
選舉總統是國會的主要任務之一。
1918年9月4日，國會幾乎一緻推選段祺瑞支持的前清官僚徐世昌為總統候選人。
這次總統選舉，是民國早期和平的和符合憲法的總統選舉，經過反複讨價還價，國會還批準新總理和内閣的提名。
[39]這一屆内閣，是民國早期少數幾屆經國會完全批準的内閣之一。
衆議院和參議院還産生了各自的議長和副議長[40]，但由于交通系和研究系的多方阻撓，安福系提出的副總統候選人流産。
[41]職位安排的問題一經解決，國會也就完成了基本任務；安福俱樂部雖仍舊存在，并不時為段祺瑞的皖系所利用；直至1920年7月的直皖戰争後，國會被解散為止。
憲政理想的衰落，1922&mdash1928年
很難确定，自由共和國由一個充滿生機的理想，是何時變成了遺忘其目标的。
也許中國人對于在憲政制度下政治家的正直與誠實，期望過高和不切實際。
正常的政治妥協被視為背叛，策略上的轉變被當成缺乏原則的證據。
然而，新的開始仍能使人重新抱有希望。
1916年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就任總統便是一例；1918年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為總統，則另是一例。
但制憲的第三、第四次恢複又歸于失敗，人們普遍産生對憲政幻想的破滅感。
其原因之一，也許是1922&mdash1925年之間，北京産生的種種事件，比之已往更嚴酷地暴露憲法的虛僞性，原來在其背後還有派系政治的現實。
憲法恢複又衰落的第三次循環，始于1922年春的第一次直奉戰争（見第六章）後不久。
直系（以曹锟、吳佩孚為首）希望将其對奉系的勝利，擴展為在其領導下對全國的統一。
直系及其盟友發了一系列通電，要求徐世昌辭去北京的總統，孫逸仙辭去廣州的總統，并提出在黎元洪領導下&ldquo恢複法統&rdquo（黎氏于1917年為張勳趕下台，導緻後來被直系宣布為違憲的安福國會的選舉）。
黎元洪表示在接受職務之前，要求軍閥們同意&ldquo廢督裁軍&rdquo政策。
對此意見一緻後，黎元洪來到北京，為此目的發布一系列的命令和任命。
有些軍閥甚至将自己的督軍頭銜改為&ldquo軍務善後督辦&rdquo[42]。
黎元洪還采取行動裁撤冗員，懲辦腐敗，恢複政府信譽。
[43]
黎元洪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有聲望、有現代化意識的律師、外交官和教育家的所謂&ldquo好人内閣&rdquo。
新的财政總長是在牛津受過教育的羅文幹，在最高法院辭職後加入内閣。
羅氏通過重新談判奧地利借款，減少政府債務3億英鎊，并得到供政府使用的8萬英鎊支票，證明其辦事能力之高強。
因涉及非法程序及個人貪污案，總統下令，羅文幹于1922年11月18日午夜被捕入獄，這是一次戲劇性的震動。
争論羅文幹有罪還是無辜的文章充滿報紙。
國會衆議院議長、副議長[44]18日晚曾訪問黎總統，提出羅氏若幹罪狀及貪污旁證，黎氏當即沖動（也許是非法的）發布逮捕羅文幹令。
盡管黎元洪很快後悔，但已不能收回成命。
内閣遂全體辭職，羅文幹案移交法院；一年半後，羅氏以無罪開釋。
羅案的根源，在于&ldquo好人内閣&rdquo未能操縱國會政治（黎元洪複職後，立即恢複舊國會）。
&ldquo好人内閣&rdquo由于采取&ldquo超越黨派&rdquo立場，未與國會派系發展關系，亦未向有軍閥後台的議員提供足夠的資金，緻使國會曾試圖以質詢和彈劾案困擾内閣。
兩位議長也許沒有想到，其對羅文幹的指控竟使總統黎元洪沖動行事，以緻使對羅總長的指控造成了内閣垮台的局面。
黎元洪設法任命了接替的内閣[45]，仍繼續為總統。
但吳佩孚的上司，直系領袖曹锟對總統已垂涎已久。
1922年底，曹氏的代理人開始組織政治俱樂部[46]，以便在國會為選舉拉票。
[47]31923年初，倒黎的問題已尖銳化起來。
孫逸仙回到廣東，任軍政府大元帥，緻力于消除軍閥混戰的割據狀态。
黎元洪的總統任期無疑不會很久，不論曹锟還是國會都未采取步驟，召集會議選舉新的總統。
1923年6月6日，四位忠于曹锟的内閣閣員[48]，指責黎總統對内閣幹涉過多，迫使内閣總辭職。
以後數日，北京駐軍的官兵到總統府示威，索要軍饷，警察罷崗，有組織的示威包圍了總統府，駐軍及警察的指揮官提交辭呈。
6月13日，正值1917年黎氏遭張勳發動政變六周年之際，在官邸遭圍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布其打算在天津繼續行使總統職權，但黎氏的專列在楊村被駐紮在該地的曹锟部将攔截。
在離京後約9小時，黎元洪于午夜簽署一份辭職聲明；黎氏在住進天津英租界得到保護後，立即否認了該項聲明。
黎氏走後，北京還成立了看守内閣，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
然而，新的障礙又出現在曹锟面前。
在這次政變前後，國會的法定人數已經走散。
對曹锟野心抱有敵對态度的政治領袖&mdash&mdash滿洲的張作霖，浙江的盧永祥，南方的孫逸仙，以及其他的人&mdash&mdash撤回了在國會中的議員，而其他的議員已在驚慌中逃散。
黎元洪發布文告稱，要将國會遷往上海，其本人将在該地重整旗鼓，另建政府；還提供一筆資金，負擔議員赴滬路費及在滬的食宿費用。
為了在北京重新組織國會法定人數，曹锟的黨羽提出針鋒相對的建議，北京将支付從上海返回北京的路費，每周還有一筆參加國會非正式讨論會大方的酬金，将參加修改國會組織法；使議員的任期不再是有限時期，而是無限期延長，直至選舉産生新國會為止。
選舉總統前，必須先完成憲法。
總統選舉時，每位議員将得到5000元謝禮；來北京的國會議員人數逐漸上升。
與此同時，黎元洪離開天津，到上海後發現，當地軍閥不願冒險接待有争議的對抗政府。
黎氏即乘輪船東渡日本，在上海組織的新政府也就此垮台。
在北京，國會的議員人數增加了，盡管&ldquo幾乎完全沒有公衆關心的任何明顯迹象&rdquo[49]。
選舉于10月5日進行；10月10日，曹锟就任總統，當天并公布了中國新的永久性憲法。
盡管憲法拟訂得很好，但頒布憲法的肮髒背景損壞其效力。
據報紙揭露，每個投票選舉曹锟為總統的人，收取了5000元賄賂，更加劇了公衆對&ldquo豬仔議員&rdquo和新政權的厭惡。
[50]
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