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計，曹锟為了住進拘泥禮儀而籠罩沉悶氣氛的總統府，共花費了1356萬元。
曹氏是位無所作為的總統。
在未選出新國會時，舊國會仍召集會議。
國會中辯論有如家庭中的口角，有時發展到雙方動武的地步。
正如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爵士在1924年6月的報告所稱，&ldquo過去五六個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勢異常平靜，并且&hellip&hellip沒有傾向于削弱或加強曹锟總統及中央政府的特别進展&rdquo[51]。
同時，導緻北京另一次政變的軍事活動也日趨成熟。
駐紮在北京附近的直系将領馮玉祥，奉命向北進軍，迎戰奉軍。
但馮玉祥于中途回師北京，廢黜了曹锟總統，并要求結束軍事行動（見第六章）。
馮玉祥發動的政變，顯然使曹锟的憲法失效。
為了拼湊一個可以使人接受的政治班底，段祺瑞被邀再度出山。
[52]雖然段氏是個實幹家而不是個理論家，但感于時代的要求，仍抱着全國團結和重訂憲法的空想。
段氏認為，這又是一場革命，所以于11月24日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的&ldquo臨時執政&rdquo，在拟就約法之前，暫時集總統和總理權責于一身。
新憲法的草拟過程是非常複雜的，首先要召開代表主要軍事和政治勢力的善後會議，對國家的統一作出安排；然後按照善後會議制定的條例，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最後召開國民代表會議通過憲法。
段祺瑞的方案，對厭倦于政情的民衆并沒有什麼号召力，但有些政治活動家卻樂于參加。
善後會議遂于1925年2月1日召開。
在曆時3個月的善後會議上，共有160位代表讨論了30多項議案，包括遣散軍隊，整頓政治、稅制、教育經費，查禁鴉片，還有其他議題。
會議通過的議案中，有一項對召集憲法起草委員會（1925年8月3日成立，12月完成憲法草案）作了規定，對選舉國民代表會議（但從未舉行選舉）作了規定。
同時，段祺瑞執政又召集臨時參政院行使臨時立法權。
國會人員的分配十分周全，讨論得也十分嚴肅，國會的活動十分認真。
人們甚至認為，執政府成員根本就沒有看出在其身邊會爆發一場革命。
憲政也不能遏制日益膨脹蠻橫的軍事力量。
在一場革命的騷亂中，北京又發生了一次政變。
1926年4月9日，段祺瑞的貼身保镖被解除了武裝，段祺瑞被免除了執政的職務。
當新的統治軍閥争論由誰組閣時，北京實際上有數星期處于無政府狀态；随後，一系列的内閣成立，&ldquo行使執政權&rdquo。
最終，張作霖解散了最後一屆攝政内閣，1927年6月18日任安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任命其黨羽為内閣大部分成員，發布任命、分配資金，以應付外交使團。
但國民革命軍于1928年6月8日進入北京時，中國的議會民主試驗也就結束了。
中國社會變革的大浪潮，把富人和幸運的人沖到條約口岸的外國租界邊緣。
據一位天津的居民回憶，&ldquo在社交上，生活&hellip&hellip十分有趣，迷人&rdquo。
以前的滿族皇帝安逸地住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座豪宅中。
前總統徐世昌住在天津英租界裡，欣賞文學著作和莳花種草。
曹锟偏好獨居，但也接待一些生活上的朋友。
&ldquo段祺瑞執政比較窮&mdash&mdash事實上，沒有自己的房子，是住在當年一位忠實舊部屬提供的一所住宅裡，花時間去研究佛經，有時也喜歡輕松地打打麻将&hellip&hellip當被問及中國國内紛争的原因時，段氏總是給予佛經上的解釋，說中國正被派到地球來的惡魔的古怪行為折磨，動亂将繼續下去，直到魔鬼被趕盡殺絕。
&rdquo[53]
憲法未能如廣大中國人所期望的消除沖突，統一了國家。
對此，後來的一些分析解釋，也同段祺瑞一樣，感到大惑不解。
中國為什麼會成那個樣子，至今仍有争論。
有些人的解釋，認為操縱政壇的，都是些以權謀私和虛僞的政客，踐踏法制造成的結果。
另一種看法，認為名為中央的北京政府，實際上隻是地方軍閥割據稱雄形勢下，罩在上面的一件外衣罷了。
本章所論述的，是由于參與者熱衷于派系鬥争，使憲法體制也耗盡了自身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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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很大程度上，本章吸取了安德魯·J.内森的《北京1918&mdash1923年的政治鬥争：派别活動與憲政的失敗》的内容。
[2]康有為：《請定立憲開國會折》，重印，載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2.第236頁。
[3]梁啟超：《立憲法議》，載《飲冰室文集》，第5卷，第2冊，第3&mdash4頁。
[4]邁克爾·加斯特：《中國知識分子和辛亥革命：近代中國激進主義的誕生》所引，第138頁。
[5]校注：此處的&ldquo王道&rdquo，即指溥儀的恢複帝制。
[6]校注：省一級制定的憲法，中國通稱為&ldquo省憲&rdquo。
[7]讓·切斯諾：《中國聯邦制運動，1920&mdash1923年》，載傑克·格雷編《近代中國對政治體制的尋求》，第123頁。
[8]校注：原文譯意為&ldquo聯邦憲法&rdquo，當時中國稱之為&ldquo聯省憲法&rdquo。
[9]關于支持以下主張的例證，見内森《北京1918&mdash1923年的政治鬥争》，第8&mdash13頁。
[10]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mdash1949年》，第147頁。
[11]張朋園：《清代谘議局議員的選舉及其出身之分析》，《思與言》，5.6（1968年3月），第1439&mdash1442頁。
[12]韋羅璧：《中國立憲政府：現狀與展望》，第33頁。
[13]孔子之說，引自内森：《北京1918&mdash1923年的政治鬥争》，第21頁。
王陽明語引自戴維·S.尼維森：《王陽明以來中國思想中的&ldquo知&rdquo與&ldquo行&rdquo問題》，載芮沃壽編《中國思想研究》。
孫逸仙語引自鄧嗣禹、費正清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919&mdash1923年文獻概覽》，第264頁。
[14]梁啟超語，引自張灏：《梁啟超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1890&mdash1907年》，第100頁。
[15]科文：《王韬對變化中世界的看法》，載費維恺、羅茲·墨菲、芮瑪麗編《中國近代史入門》，第160頁。
[16]伍德海編：《中華年鑒，1926&mdash1928年》，第407&mdash410頁；關于司法部，見第753&mdash768頁；關于交通部，見第269&mdash385頁。
[17]《紐約時報》1928年12月30日，引自戴維·斯特蘭德：《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政治秩序與公衆的抗議》（哥倫比亞大學哲學論文，1979年），第43頁。
[18]校注：在華盛頓會議上簽字九國公約的9國，為中、英、美、法、日、意、比利時、荷蘭、葡萄牙。
[19]校注：1925年1月31日，北京政府電令駐各國公使，分别向各駐在國提出召開關稅會議要求。
1926年7月，出席關稅會議的各國代表決定暫時停會，俟中國代表能正式出席時，再繼續開會。
[20]梁肇庭：《中蘇外交關系：1917&mdash1926年》。
[21]資料見内森：《北京1918&mdash1923年的政治鬥争》，第74&mdash90頁。
[22]校注：原文譯意為中國銀行家協會。
1918年7月8日，張公權、宋漢章、陳光甫、錢新之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上海銀行公會，參加的銀行為中國、交通、浙江興業、浙江實業、上海商業儲蓄、鹽業、中孚等7家銀行。
[23]校注：原文為&ldquoExaminationSupesvian&rdquo，譯意監察考試的人，按即主考官。
[24]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第95&mdash96頁。
[25]校注：此人為權量，湖北武昌人，清末，任工商部秘書；民國初年，任農商部秘書，交通部參事；1916年，署交通部次長等職；1918年，任吉會鐵路督辦、吉長鐵路管理局局長。
此處吉林今更名永吉。
[26]校注：中國銀行1905年設立，原稱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1912年1月，改稱中國銀行。
[27]《北華捷報》1922年2月4日，第289頁。
[28]校注：南方拒絕參加的5省，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
[29]此處為英文原文附注。
[30]外交部檔案228/3279，載《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報季度報告》，翟比南，無日期，第15&mdash23頁。
[31]南海胤子（筆名）：《安福國記》，Ⅰ，第47頁。
[32]外交部檔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報季度報告》，第24頁。
[33]校注：各省最高軍事長官1912年稱都督；1914年6月，袁世凱改稱為将軍；袁世凱死後，1916年7月6日，改稱督軍。
[34]外交部檔案228/3279，《截至1918年7月31日的南京情報季度報告》，第24頁。
[35]外交部檔案228/2982，急件67，1918年6月18日，翟比南緻朱爾典，第2頁。
外交部檔案228/2982，急件72，1918年6月29日，翟比南緻朱爾典，第2頁。
[36]外交部檔案371/3184，126951（516666），急件351，1918年7月24日，北京，朱爾典緻貝福，機密。
[37]校注：此時青海未設特别區，1915年10月，北京政府于甘肅省内置甘邊甯海鎮守使；1926年10月，改為甘邊甯海護軍使。
[38]關于安福俱樂部組織，見内森：《北京1918&mdash1923年的政治鬥争》，第106&mdash110頁。
[39]校注：徐世昌總統準段祺瑞辭去國務總理，由内務總長錢能訓暫行代理國務總理，後任龔心湛、靳雲鵬為總理。
[40]校注：參議院議長李盛铎，副議長田應璜；衆議院議長王揖唐，副議長劉恩格。
[41]校注：安福系決定選曹锟為副總統，因研究系和交通系議員的反對而流産。
[42]校注：各省最高軍事長官，1922年&ldquo廢督裁軍&rdquo後，各省督軍先後改稱督理、督辦，後一律統稱&ldquo軍務善後督辦&rdquo，簡稱督辦。
[43]内森：《北京1918&mdash1923年的政治鬥争》，第189&mdash193頁。
[44]校注：黎元洪複職後，恢複舊國會。
舊國會衆議院議長此時為吳景鐮，副議長為陳國祥。
[45]校注：&ldquo好人内閣&rdquo總理王寵惠1922年9月19日組閣，同年11月29日因羅案倒閣。
汪大燮繼任總理。
[46]校注：曹锟派保定派的親信人物，在北京拉攏議員組織十多個俱樂部，每省議員都指定一人。
[47]内森：《北京1918&mdash1923年的政治鬥争》，第201頁。
[48]校注：此四閣員為農商總長高淩蔚、交通總長吳毓麟、司法總長程克、财政總長張英華。
[49]外交部檔案371/9812，急件586，1923年10月17日，麻克類緻寇松。
[50]關于&ldquo豬仔議員&rdquo及公衆的普遍反應，見劉楚湘《癸亥政變紀略》，第218&mdash219頁。
[51]外交部檔案371/10243，F2665/19/10，急件400，1924年6月23日，北京，麻克類緻麥克唐納，機密，第1頁。
[52]校注：1924年北京政變，曹锟被趕下台後，張作霖等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執政。
1925年，段氏召開善後會議，抵制孫中山倡導的國民會議。
[53]顔惠慶：《1877&mdash1944年的東&mdash西萬花筒：自傳》，第174&mdash1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