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至1928年之間，通常稱為&ldquo軍閥時期&rdquo，其政治可以從兩種觀點來分析。
從各省的觀點來看，需要對軍閥的窮兵黩武進行研究；從中央的觀點來看，要求對北京政府的維憲與軍事鬥争進行考察。
這兩種觀點，将有助于評價軍閥統治在中國近代曆史上的地位。
各省的軍閥及其統治
簡單地說，&ldquo軍閥&rdquo是指揮一支私人的軍隊，控制或企圖控制一定範圍的地區，并在一定程度上獨立行事的人。
在中文意義上，&ldquo軍閥&rdquo是個不光彩的貶義詞，意指沒有什麼社會意識和民族精神的一介武夫，是手中握有槍杆子以謀取個人利益的極端自私自利者。
有人認為，在當時握有兵權的品流混雜人物中，稱之為&ldquo地方軍閥&rdquo，實在是高擡了這些人的用語。
另一些人認為，就其強暴和侵奪國家官員權力而言，用軍閥一語的含義是恰當的。
不管怎樣，對&ldquo軍閥是以其行使某種權力，而不是以其目标來識别的&rdquo[1]。
由于許多主要的軍閥，擁有一省軍事統治的地位，&ldquo督軍&rdquo一詞被用作軍閥的同義語。
軍閥是形形色色品流混雜的人物，其個人品格和所實行的政策，一般的概括也難以避免許多例外。
在袁世凱死後的兩三年間，一時的風雲人物都是原來清軍的高級将領，一般都能恪守儒家的社會準則。
例如段祺瑞（1865&mdash1936年），如前章所述，曾是一位遍及各地的軍人派系首領，在袁世凱政府中擔任過陸軍總長；袁氏死時，出任國務總理。
[2]
馮國璋（1859&mdash1919年）的經曆，在有些方面類似段氏。
馮氏也畢業于北洋武備學堂，并成為袁世凱建立一支新軍的助手之一。
在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使用政治伎倆迫使宣統退位，自己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運籌操作中，馮氏率兵給袁世凱幫了大忙。
從1913年起，馮氏出任江蘇都督；1916年袁氏死後，黎元洪正位總統，馮氏當選為副總統，但仍在南京督軍的位子上。
盡管馮氏缺像段祺瑞那樣網羅部屬和激勵以忠誠的才能，但其具有廣泛聯絡，從1917年起，越來越顯出，是段祺瑞政治上的對手。
[3]
一個更明顯的傳統擁護者是張勳（1854&mdash1923年），忠心耿耿的為清室效力，并從皇帝那裡得到殊榮。
此人在民國後，仍令所部蓄發留辮，以示其作為效忠清廷的标志，并認為其個人與清室廢帝的命運休戚與共。
外國人稱此人為&ldquo辮帥&rdquo。
1917年，辮帥曾使清帝一度短暫複辟。
[4]
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第二代軍閥開始嶄露頭角，他們中很多人是出身寒微。
例如馮玉祥（1882&mdash1948年）在19世紀90年代投軍時，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農家子弟，由于勤奮好學，幸運地和一位北洋軍官的侄女結婚。
馮氏富于練兵的才能，得以在森嚴的軍旅等級制中步步高升。
馮氏把中國的傳統知識和近代西方的知識，混合起來進行自學；部分因為其自身具有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部分因為信奉基督教可能得到外國的援助，遂于1914年受洗為基督教徒。
在馮氏一生的鼎盛時期，以基督将軍而聞名遐迩；其部隊是出名演唱激昂的耶教贊美詩來代替進行曲的軍歌。
馮氏很相信儒家關于政治道德的作用，政府對民衆的責任；在其轄區範圍内，帶來了和平和社會秩序，并力求以其個人的品德垂範示人。
[5]
張宗昌（1881&mdash1932年）出身微賤，野心使其成為一支軍隊的司令官以前，曾犯輕罪，當過土匪。
其人所實施的政策，是和改良主義相對立的，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成為山東軍務督辦時，把該省所能得到的财富都搜刮到手。
張氏的軍隊以擅長&ldquo開瓜&rdquo而聞名。
所謂&ldquo開瓜&rdquo，就是敢于魯莽沖撞這位&ldquo狗肉将軍&rdquo的人，其頭顱将被劈開。
[6]
西式教育對陳炯明（1878&mdash1933年）有較大影響。
陳氏在1898年前後的科舉中考中秀才，但卻越來越轉向西學，編輯維新報紙，并任廣東省咨議局很活躍的議員。
辛亥革命期間，陳氏組織一支軍隊，攻占了惠州，開始其軍旅生涯。
陳氏後來統治廣東時，曾試圖着手進行民主政治改革與教育改革。
但與孫逸仙的事業相比，陳氏專注于廣東的獨立和其在廣東的統治。
1922年，陳氏與革命家分道揚镳，最後為孫逸仙的黨人趕出廣東。
[7]
李宗仁（1891&mdash1969年）1891年生于廣西臨桂，實用主義似乎為其特點，是廣西的領袖之一。
李氏出身于富有的家庭，進廣西陸軍速成學堂，于1916年參加廣西的軍隊。
在20年代初，廣西有一打以上的軍事割據，各自擁有軍隊，控制數縣。
各割據稱雄的大小軍閥之間，連續不斷的發生混戰。
李氏和兩個信得過的朋友加入了這場競争。
到1926年底，李宗仁等三人控制了廣西全省，同年都加入中國國民黨，實行開明而有實效的政策治理廣西，頗獲國人稱譽。
[8]
&ldquo學者軍閥&rdquo吳佩孚，是一個變成軍閥的儒家學者，飽受傳統的教育，于1896年考中秀才。
一直到死，吳氏始終是一位明确的儒家制度和社會準則的倡導者。
吳佩孚于1903年畢業于袁世凱的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兩年後，被派到北洋軍第三鎮。
該鎮自1906年起即由曹锟任統制。
曹氏是袁世凱最初網羅來訓練北洋軍的一批軍官之一。
在袁世凱任總統期間，曹锟一吳佩孚與其追随者，利用第三師（第三鎮）來推行袁氏的政治目标。
1916年，曹氏任大省直隸（河北）的督軍，這是很有權勢的職位。
吳佩孚所以能分享督軍的權勢，不僅是因其為曹氏的忠誠副手，而且還因其為一頗有才能又頗有主見的将領。
吳氏雖從未否認過曹锟的領導，但其實際居于直系軍事的領袖地位，是得到普遍認可的。
[9]
在數百個軍閥中，現在還隻有少數被研究；餘下的一些，對其價值觀、政治傾向或個性，可望将獲得研究。
總之，這些作為軍閥的人，都統率有一支私人軍隊，并且控制或企圖控制一定的地盤。
軍閥部隊
說軍閥是有&ldquo私人的軍隊&rdquo并不确切，因為軍閥的軍隊在建制上是有組織的自治團體，使之有可能為其他指揮官所完整的接管。
這些軍隊并不因對&ldquo私人的忠誠&rdquo永不得解脫，而承擔單一對個人的義務。
實際上，當受到個人政治利益的驅使時，即使是司令官最親密的支持者，屆時也可能背棄而去。
盡管如此，由于兩個密切相關的理由，&ldquo私人軍隊&rdquo的用語，還是十分恰當的。
第一，隻有這支軍隊的司令官才能決定對部隊的調遣，而其上級是調遣不了的。
一個司令官若是忠于上司的命令，将部隊帶至指定的地方駐防，此人即不是一個軍閥；由個人決定其所屬部隊行止的司令官，則是一個軍閥。
這個界說雖不十分明确，但用以區别兩者還是有實際意義的。
因此，由司令官獨立使用，由其個人任意支配，甚至用于反對其上司的軍隊，在這個意義上，這支軍隊即為一支&ldquo私人的軍隊&rdquo。
第二，一個司令官與其重要的軍官之間，将感情、忠誠或義務的私人關系，置于其組織之間的關系之上時，此司令官即可能具有獨立的權力。
權力和服從、紀律和忠順的等級制度，在大多數中國軍隊中都是存在的；就軍事的組織來說，這是正常的。
實際上，在民國早期，軍隊可能是最少分裂的組織。
但是，在面臨與其他軍閥沖突的普遍威脅時，脆弱的政權機構及其自身的合法性，又在有可疑之處的情況下，軍閥們為謀求其在軍中的權威，隻有借助中國社會長期傳統崇拜的各種私人關系。
這類私人關系，包括師生間終生忠誠和相互幫助的關系。
一旦卷入軍官培訓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這類關系。
此外，有時通過互相同意，此一人可以成為彼一人的&ldquo受業門生&rdquo或&ldquo夫子&rdquo，而不必實際涉及給予或接受教導。
在中國所有的關系中，以家族紐帶關系最為強而有力；因此，軍閥們有時派遣其親族成員到重要的職位上。
婚姻關系雖然稍弱于親族關系，但也常被利用。
軍閥們常常培養有才能的年輕人，從而在兩者間建立起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系。
同在一個學校畢業，尤其是同班級，會在個人之間建立起聯系，正如同鄉就具備了特殊交往關系的基礎。
軍閥們利用如此的私人關系，以謀求下屬軍官們對其的忠誠；同時，下屬軍官也仿此與其下級建立類似的關系。
有些司令官盡量把第二層次的忠誠減少至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誠集中于一己之身；但欲達此目的，則十分不易。
第二層次忠誠的格局，在軍隊組織中是一大隐患，一個下屬軍官的叛逃，會帶走其黨羽及士兵。
用這種辦法誘使軍閥中軍官的叛逃，成了軍閥沖突中使用的重要策略。
軍閥軍隊的士兵，主要是由應募而來的破産貧苦農民所組成。
在整個軍閥時期，用武器裝備的人數，從1916年的約50萬人，增加到1928年的200萬人或更多。
[10]有不少人把當兵當成找飯吃的路子，俗稱當兵為&ldquo吃糧&rdquo。
另一些則是窮苦沒有讀過書的人，想從當兵中尋求出人頭地的機會。
盡管正式的規章規定了新兵的體格及其他條件，還有服役的期限以及薪饷等，實際上執行的遠不符合這些規定。
大多數軍閥所招募的新兵，隻要看上去身體能幹活的人就可以入伍。
當兵是無限期的，視每個士兵的家庭情況、身體狀況和态度而定。
有些司令官發現難于給部隊正常發饷；在最糟糕的軍隊裡，有時會用搶掠的方式來發饷。
戰争也是補充兵源的一種方式；凡得勝一方的軍閥，照例将戰敗一方軍閥的部隊收編成為自己的軍隊。
被收編的部隊，似乎與其在原部隊中一樣的發揮作用。
到20世紀20年代晚期，中國的士兵曾在三四支不同軍閥部隊中效過力，已是屢見不鮮的事。
這些軍閥的軍隊，使中國軍隊得到&ldquo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rdquo的極壞名聲。
中國人把軍隊看成是集瘟疫、為非作歹、破壞成性、殘暴不仁四者的化身。
外國記者把中國軍隊描寫成是一群毫無紀律的流氓惡棍群體；中國古代的典籍也流傳着這樣的看法。
中國軍隊僅以顯示武力解決争端，避免真正實際進行戰鬥。
為了得到一點兒軍饷和安全而應募的散漫農民，用以組成新編組的軍隊。
在戰鬥中，當看到己方與對方顯而易見的力量懸殊時，就會迅速撤退，認為這樣要比英勇戰鬥的辦法好。
一個軍閥為了避免戰鬥，可能會用&ldquo銀彈&rdquo買通對方軍官率部來降。
此外，軍閥們通常也不輕易把部隊投入戰鬥，因為這樣做極有可能導緻失去部隊。
但軍閥之間仍然有過無數次的戰争，其中有多次是殘酷的遭遇戰。
一位下台的軍閥回憶說，當其還是年輕的軍官時，在與對方的戰鬥進行中，奉派指揮留在後的督戰隊，開槍射擊從前方退卻的任何士兵。
[11]因為當時的醫療設備極端缺乏，所以戰争變得更加殘酷，對傷員也沒有救護的準備，常是靠軍中的朋友，或是中國的志願者，或教會的醫生來搭救傷者。
控制地盤
獨立軍隊的主要因素，是需要有獨立運作的地盤來維持。
地盤提供可靠的基地，有稅收的收入，有物資的供應，也有兵源的來源。
沒有對地方權威的司令官，必然是别人管區裡的客人。
處于一個地區客人的地位，是非常不可靠的，而且處境風險是很大的。
所以軍閥們不得不以武力來奪取地方的權利，要不然就要接受從屬的地位或不利的結盟。
占有了地盤，即使是最獨霸專橫的軍閥，也可以因此取得合法性。
為此，産生了鎮守使、巡閱使、護軍使等官職頭銜，各為一特定地區軍閥的活動提供合法的根據。
統治省城的将軍，一般是督軍及其後的督辦。
但在有些情況下，督軍或督辦也僅隻控制該省的一小部分，實際權力則分給了若幹小軍閥。
占有地盤涉及政府的責任，而軍閥政府的性質和實力差别很大。
有的軍閥擁護&ldquo進步的&rdquo政治思想。
但在整個軍閥時期，統治山西的閻錫山，以&ldquo模範省長&rdquo而聞名。
閻氏之所以有如此的稱号，主要不是由于其施政值得效仿，而是由于在此大部分時間内，使山西處于戰争之外的事實。
一方面，閻氏提倡社會改革，廢除婦女纏足，實行改進婦女教育和改善公共衛生的措施。
另一方面，閻氏不能消滅省裡官僚機構的貪官污吏，其施政通常與士紳的利益是一緻的，盡管有時也會發生沖突。
[12]
當陳炯明統治廣東時，設立了一批新式學校，資助80多個學生出國深造，遵循民主的方針調整廣州政府，促成保證公民權的省法規，厘定反對軍人幹預民政的條款。
馮玉祥在其當權的省内實行改革，廢除婦女纏足，禁止吸食鴉片，修築道路和植樹，逮捕與處置貪官污吏。
陳炯明和馮玉祥倆人，都不能在省内進行持久的施政改革，但其政策仍然反映了進步的傾向，也反映其把握機遇和負責的自覺。
相反，1918年至1920年的湖南督軍張敬堯，1925年至1927年的山東督辦張宗昌，兩人卻以貪婪和敲詐勒索著稱。
最進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貫徹到地方一級，也沒有多少意義。
但是，對軍閥和地方當局之間關系的研究，現在才是開始；不少關于這方面的疑問，還未得到解答。
在大多數省份裡，省長與督軍、督辦并行職權，盡管有時兩個職務由同一人擔任。
在理論上，省長的職權是管理經濟事項、教育、司法和财政事務，監督下級官吏；但在事實上，省長通常完全從屬于督軍、督辦。
軍隊在這個時期的地位是突出的；軍隊的長官在地方政權中起重要作用，行政機關都全部變成軍事化了，也是不足為奇的事。
有迹象表明，确實出現過這種情況。
在吳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時期，即1923年時，144個地方行政官員中，有86人在軍隊中任過職，有24人是吳佩孚的直屬下級，另37人是吳氏部下的參謀人員，還有25人在其他軍隊中供過職。
這些人并不都是上過前線的軍官，許多人隻擔任過顧問、書記、軍法官、軍需官等；有些人甚至在任行政官員時還兼任軍職。
[13]
此時，地方行政長官的更換率很高，尤其在不穩定地區更是如此。
例如四川&mdash&mdash該省在軍閥時期，一直處于分裂和混亂狀态，地區的行政長官平均任期都非常之短。
有一個地區，兩個行政長官設法才任職滿了一年，有22個行政官員任職不足一月。
[14]在互相争奪的地區，情況就更為複雜。
在1919年，一度有三個對立的行政長官，在廣東同一地區各設官署，同時宣稱其各有權在該區統治。
軍閥的統治破壞了昔日的回避制度；按照這個制度，縣和府的行政長官不得在本省任職。
而在軍閥時期，當地人在本地區出任行政官員的人數明顯增多；在有些情況下，縣知事就是本縣的居民。
例如在廣西的一個大縣裡，在1912&mdash1926年之間，18個縣知事中，有15個是本省人，有7人來自本縣。
[15]
稅收
軍閥為了提高其主要部下權勢以及部隊供應武器、給養和薪饷，因此，對于獲得财源異常關切。
各級政府因為戰争造成很快的人員變動，也常常形成混亂的局面。
許多軍閥把其在轄區的權勢，看成可能是暫時的過客，所以總是依靠獲得稅收的傳統做法，以其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來搜刮民脂民膏。
基本的稅收來源是田賦，有些軍閥就大為提前征收田賦；軍閥還可以規定對一些商品實行政府專賣。
例如在山西，閻錫山控制了面粉、火柴、鹽和其他商品的生産。
壟斷政策，對于像閻錫山這樣多年維持穩定政權的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