閥來說，是非常适合的；也有其他軍閥試圖舉辦專利事業的例子。
軍閥把持鐵路運營，下令征收食鹽附加稅，貨物過境稅。
一些軍閥發行自己的貨币，至少有兩種紙币，是由手工操作的印刷機印制的。
出售鴉片可獲利極豐，這種毒品的稅收中心，在禁煙局的僞裝下，日益增多。
在有些地區，設立合法的賭場，軍閥也可以從收賭捐中得到大筆收入。
例如在廣東，1928年的賭捐每月收入可達120萬元，而且這是許多官吏在中飽私囊後的款項數字。
賣淫與其他色情行業，軍閥也加以支持，以抽取花捐。
軍閥在規定的數額之外，還以各種方式榨取商人。
1925年，山東商人被迫從省政府購買新的印花，規定在所有證件和單據上都必須貼用；而商人們已經按北京規定，使用了同樣的印花。
商人們被迫要提前交納打折扣的執照費和各種稅款。
例如廣東的當鋪要以額定稅額的75％，提前兩三年交納稅款。
有的地主被勒令在指定日期交出一筆專款，額度相當于一季地租的收入。
[16]有時軍閥幹脆宣布，限令城市商人必須在數日内交出其所需要的金額。
特别在某一軍閥将要被敵方趕出某一城市時，在其失去母雞前，盡可能争取摳出最後一個金蛋。
盧永祥在1924年撤離杭州時，從杭州商人手中榨取了50萬元。
當湘軍于1920年迫近長沙時[17]，湖南督軍張敬堯迫令長沙商人交出80萬元；并警告說，否則，将縱兵劫洗長沙，且扣留商會會長以為人質，最後商人隻交出11萬元，張敬堯為了要急于逃命，也就隻好接受了。
盡管軍閥們拼命的橫征暴斂，但省政府仍常常處于破産的邊緣，連行政事務費也無錢可用。
有一些省裡，長期拖欠教師薪金的例子，正和20年代初期北京發生的情況一樣。
當然，造成這種矛盾的明顯原因，是軍閥們搜刮來的錢不是用于政府的公共費用，而是進了軍閥的大小頭目們的腰包；軍閥中有許多人積累了巨額财産。
此外，每省都要維持一支軍隊，而軍費的開支又是很大。
在整個軍閥時期，政府的歲入實際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許多省都顯著的下降了。
[18]
軍閥派系
主要的軍閥通常因利益一緻而結合成為一體的各派、各系、各集團，和結合成為一體的政治派系（見第五章），幾乎如出一轍。
但是各軍閥集團之内的團結，從松散的結合，到組織成為緊密的統一體，則各不相同。
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為參加者各自圖謀的利益而結成聯盟；但私人的交往和恩義的紐帶往往也起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勢力較強的派系之中。
派系之間的結盟，主要為成員與其領袖之間的關系；各派系成員之間的橫向私人聯系，可能很少，或根本不存在。
各派系成員與其領袖之間的私人紐帶，如前所述，即用以增加軍閥軍隊内部凝聚力的紐帶，為親族、師生、保護人和被保護人的關系，同省或同鄉、友誼、同學的關系。
齊錫生曾将這些從最強（父子）到最弱（同學）的私人聯系加以分類，分析研究了皖系、直系、奉系三個主要集團。
[19]奉系的内部組織是最簡單，也最嚴密；每個成員實際上如齊錫生所斷定的，與其領袖都是這種紐帶聯系。
相反，直系的結構非常複雜，包括一大批多種多樣關系的軍閥，但大多是齊錫生列在松散的一類。
然而齊錫生又暗示，各種關系的交叉重疊可以強化這樣複雜的關系，而有利于鞏固結合。
但直系中地位相近的人結成聯盟，顯然比奉系為佳。
皖系的聯系，比直、奉兩系要松散一些，因為該系擁有大部兵力的司令官，是以最弱的紐帶與其領袖相聯系。
齊錫生沒有分析桂系和直、奉、皖三系的不同，因桂系大部分活動時間限于在一省之内，基本上是廣西一省的政治&mdash軍事組織。
它的三個領袖，非正式地承擔不同的領導任務，并且令人驚奇地保持極高程度的團結。
對各系的簡要研究，可以說明在其間所表現出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的基礎，是以袁世凱北洋軍的軍官關系建立起來的。
袁氏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種私人恩義，以保證其軍隊的忠誠和團結，而袁氏黨羽也以同樣辦法對待其部下。
在袁世凱活着時，北洋軍中的這些關系網，是從屬于對袁氏忠誠的格局；而在其死後，北洋的将領不得不适應新的局面。
在謀求适應的數年時間内，每個将領都要從對下述諸方面作出抉擇：到底何去何從，是聽從誰的領導，地理環境和軍事形勢容許自己怎麼辦，個人的傾向與願望，如何使個人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滿足，以及國家的政治形勢如何。
我們已經談到（見第五章）段祺瑞如何逐步建立皖系（段氏是安徽人）和有一個政治俱樂部（安福俱樂部），以增強其個人的實力。
不在段氏黨羽之列的将領，預見到有朝一日将會成為段氏統一政策所針對的對象，自然對段氏懷有敵意。
此外，段氏把自己手下的人安插到最高的位置上，以緻使被冷落的人非常不滿。
從對段氏的畏懼和怨恨的背景出發，遂出現了一個與之相對立的集團。
這個集團尋求一位具有與段氏才幹相當，在政府中又身居高位的北洋将領來領導，此人就是馮國璋。
馮國璋做過北洋軍最高一級的指揮官，又身任直隸都督，後又當過江蘇都督；1916年，又成為民國的副總統，1917年，并成為代總統。
對于這些職位，馮氏确認，隻有在其黨羽對于長江流域的三個省份得到确保控制之時，才可以赴任。
對于馮氏為什麼要領導一個對段祺瑞懷有敵意的集團，現在還不夠清楚。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孫逸仙此時已在南方建立了獨立政權。
馮、段二人對消滅南方政權和重新統一國家的方針不能一緻，馮氏主張談判，段氏要使用武力。
馮國璋于1918年辭去總統職務，但反對段祺瑞的人仍尊其為領袖。
馮氏為直隸人，在發展中的軍閥和政客集團就被稱為直系，因此，他們尊馮氏為領袖。
由于段祺瑞比以前更加着力于圖謀建立軍事與政治優勢，期以由此來統一國家；直隸督軍曹锟愈加感受皖系集團的威脅。
馮國璋與段祺瑞之間也漸漸冷淡起來，曹锟終于迫使段氏下野。
由于曹锟在1920年直皖戰争中起着領導作用，終于成了公認的直系領袖。
[20]
奉系的創始人是張作霖，也是出身寒微的軍閥之一，生于滿洲一個農民家庭，最初應募當兵，後來組織一支地方防衛隊，并編成為滿洲正規部隊的一部分。
張氏率領與其有親密私人關系的下級及同夥，循軍隊升遷的階梯逐漸上升。
辛亥革命時，張氏支持清政府當局；動亂平定時，遂成為奉軍中第二位的職務。
1915年奉天将軍去職時，張氏以其與地方的關系并率其部屬，迫使新到任的将軍難以立足；1916年4月，終于被承認其為奉天的将軍。
[21]
張作霖穩固地控制了奉天之後，便使用軍事威脅和政治影響在吉林、黑龍江兩省建立威信。
1917年，北京以黑龍江督軍支持清帝複辟，将其免職；張作霖已經做好軍事準備，保證了這一免職令的執行，并提出其信得過的人為黑省督軍。
[22]從這時起，黑龍江即由張氏所認可的人治理。
在吉林省，也發生如黑龍江相類似的情況；直到1919年，張作霖才将該省完全置于其部屬控制之下。
由于張氏對奉、吉、黑三省牢固的控制，三省的豐富物産與地理位置，遂一直成為奉系的基地。
後來，張作霖的勢力擴展到了華北，另外一些軍閥也加入了奉系[23]，但其與張氏的關系從沒有像滿洲将領之間那樣牢固。
[24]
在此大部分時間裡，桂系隻在廣西一省裡活動。
李宗仁是桂系首領，但以其為桂系三巨頭中居于首位更為恰當。
白崇禧和黃紹竑是桂系初期的兩個成員，直至黃旭初取代黃紹竑為止。
桂系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建立的一個松散的聯盟，其目的是在統一極度分裂的廣西省。
到了1924年，李氏等三人消滅了許多省内的小軍閥，但三人之間又面臨互相交戰或進行合作的抉擇；因為三人的出身相似，又發展了互相牢固的關系，所以決定其合作共事。
[25]
各軍閥内部又産生了派系。
直系分裂成了兩派，一派以吳佩孚為首，一派以曹锟為首。
曹锟的一派，又分裂為二。
這些派别為了擔任的職務，為了控制的地區和财源而争吵不休。
奉系内部也存在派别。
尤其在1922年受到一連串挫折時，張作霖随即對部隊進行了整編，提拔一批受過近代軍事訓練的年輕軍官，同時又想繼續得到舊部屬的支持，遂使奉系中産生了&ldquo新派&rdquo與&ldquo老派&rdquo的分化。
[26]
軍閥混戰
在民國期間，舉凡地方性和地區性，以至全國規模的長期和短期的武裝沖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有數十百次之多。
許多次戰争，軍閥間是為了争奪對一個行政區或一個地區的控制，如一省或一縣而以兵戎相見；其他則是為了争奪跨行政區的地方，或為區域性經濟流通網絡而戰。
例如，來自雲南、貴州的鴉片，需通過一條可靠的商路運到湘西，然後從這裡向北可以運到長江流域，向南可以運到珠江三角洲。
而控制湘西軍閥的歸屬與傾向，則決定選擇哪一條路線，是使長江流域的軍閥賺錢，還是使廣東的軍閥得利。
湘西正處在這條商路的位置，因此，這裡成為軍閥争奪的目标；對長江流域和廣東兩方面軍閥來說，這裡都成為必争之地。
類似于此的商業網絡遍及全國，無疑要引起戰争。
謝文荪已經開始對這個課題進行研究。
[27]
各主要派系之間具有相當規模的戰争之所以引起注意，因為這将決定對北京政府的控制；而北京政府是正統的象征。
當某一派系揚言強大到足以制服其他派系的軍閥時，便圖謀以其為中心，建立真正中央集權制的政權，而其他的軍閥便合力對其共擊之。
因此，直、奉兩系于1920年協力趕走北京政府中皖系的權力人物，使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轉移到勝利者手中。
1922年，奉系又聯合皖系的殘餘和華南的勢力，圖謀推翻直系。
奉系雖然失敗了，但沒有被消滅，因其有一個遠離華北戰場廣大富饒的滿洲基地。
直系沒有做好侵入滿洲的準備，因而奉軍能夠出關返回基地，重整旗鼓，卷土重來。
1924年，奉系再次與華北的皖系支持者以及南方的勢力結盟，第二次與直系交鋒，并成功地策動了直系将領馮玉祥的倒戈。
但直系軍閥仍控制華中的數省，于1926年與奉系聯合攻打馮玉祥，把馮氏的軍隊趕到遙遠的西北。
[28]這樣，張作霖就成了北京的主要人物。
這時，一支新式的國民革命軍興起了，開始進行消滅軍閥的北伐戰争，結束了軍閥割據的混戰局面。
所附的地圖，表示上述曆次戰争結束後，派系勢力分布的大緻變化。
[29]
學者們從各派系力量的均勢上分析了這些戰争，有時是國際關系的模式。
[30]的确，軍閥們為反對可能的統一，而一再聯合的實例證明，力量均衡思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
但在中國，均勢是一種非常不穩定的規律。
各派軍閥并不尋求作為終極目标的平衡，而是每個派系都在謀求霸權，直至在未來成功的把其他派系都推到對立面為止。
此外，人所共慶知，均勢是結局的一種方式，即軍閥主義有朝一日總會結束，而國家終将統一，這一點也是每個軍閥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每個軍閥也都承認，國家的重新統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人所共賀的，但卻希望國家重新統一而不限制其個人權力。
這是一個矛盾。
每個大軍閥都期待由其個人來解決國家的重新統一。
不可能領導國家統一的軍閥，則希望延緩統一，同時制造混亂。
軍閥們都是隻看眼前的事物，作極短期的打算，很少考慮到5年或10年之内會是怎樣的形勢，而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稅收。
地圖9 直皖戰争前夕軍閥勢力分布圖（1920年）
地圖10 第一次直奉戰争前夕軍閥勢力分布圖（1922年）
地圖11 第二次直奉戰争前夕軍閥勢力分布圖（1924年）
地圖12 1926年初軍閥勢力分布圖
地圖9、10、11、12的注
這幾張地圖，依據傳記、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國目擊者的報道和研究軍閥的著作。
齊錫生的《中國軍閥的政治鬥争》第210、212頁，有類似的直皖戰争和第一次直奉戰争前的形勢圖。
這幾張地圖試圖表示20年代初期中國的分裂狀況，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變化的，但它們卻給人一種完全精确和确定的錯覺。
它們在幾個方面是不準确的：（1）派系的隸屬關系主要依照省的督軍的歸屬，沒有顧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區的次要軍閥。
（2）這幾張地圖沒有表示出争奪的地區或權力機構不存在或不清楚的地區。
例如圖9和圖10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這些年份裡，李厚基是福建督軍，他和段祺瑞的聯系很穩固。
但這個省的南部有時是在廣東軍閥們的控制之下，有時是在敵對的北方指揮官的控制之下，李厚基的權力在最盛時也是有限的。
陝西在第二次直奉戰争的前夕，按地圖所示是在直系陣營，但事實上這個省争奪權力的小軍閥非常多，以緻也同樣可以标明是&ldquo分裂的&rdquo。
（3）幾張地圖沒有區别強的和弱的派系隸屬關系，可疑或變化着的派系隸屬關系。
例如圖9表示河南在直系陣營内；可是從軍閥時期一開始就任河南督軍的趙倜，隻是在他認為段祺瑞正打算替換他時，才在某種程度上靠攏直系軍閥。
圖11表示山東在皖系勢力之下，盡管直系勢力這時在華北正處于鼎盛時期。
理由是1919年起，已是督軍的直系擁護者田中玉，在1923年被解除職務而由鄭士琦接替，所有資料都同意鄭傾向皖系；在1923年時還不對吳佩孚和曹锟懷有敵意。
（4）地圖所示的派系的地區的大小和其實際力量之間沒有相互關系。
例如對綏遠、察哈爾和熱河的控制，給人以地區廣闊的深刻印象，但在軍事上并不特别重要，因為這些地方貧瘠，人口稀少，遠離主要交通線。
（5）這幾幅連續的地圖上的變化，并不都由于這系或那系在地圖涉及的主要戰争中戰敗或戰勝。
例如李厚基于1922年夏季晚期被趕出福建，而地圖排列的順序，不可避免地含有這是第一次直奉戰争的結果的意思。
但事實上他是被廣東的國民黨部隊趕走的；這一事實在幾幅地圖甚至沒有表示出來，因為國民黨部隊在幾個月之内便已離開，而孫傳芳成了這個省的首領。
雖然每次戰争的結果都有一個明顯的勝利者，但從長遠的意義上來講，這是不确定的。
因為沒有一個派系所樹立的政府，其政治權力是長期計劃的。
每個軍閥的主要目的都是個人的，或以一己為主要目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個人權勢。
派系中的每一人，其目的并不是為該集團的目的而去作出貢獻，都是在為其個人利益而打開局面。
一個派系的領袖可能希望統一國家，但他是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的。
每個派系的領袖隻不過有個統一的簡單想法，而且其目标的實現将會威脅其敵對者，也同樣會威脅到其支持者。
因為領袖一旦實現其權力的夢想，将導緻對其支持者喪失獨立，而獨立是作為取得軍閥地位的要素。
派系目标的暫時性和短期性，是軍閥時期高度不穩定性的原因。
軍閥間重要沖突的戰争，是很短暫的；但在整個軍閥時期的趨勢，軍閥軍隊的從事戰争，是次數更多，規模更大，也更為殘酷。
1920年的直皖戰争，10天之内就結束了，因為吳佩孚所率的一師兵力控制了局勢，所以沒有引起大規模的軍事調動和巨大的傷亡。
1922年的直奉戰争，甚至為期更短&mdash&mdash隻持續了7天，但雙方投入的軍隊數量卻更多，傷亡也更大。
在這次戰争以後，從事戰争的雙方軍閥都擴編了軍隊。
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争期間，從華北到江蘇和浙江之間以及滿洲邊界的數處，都被戰火波及，以緻戰鬥持續達兩個月之久。
1926年，馮玉祥與張作霖交戰，兩軍激烈鏖戰達8個月之久，傷亡巨大。
軍閥與列強
軍閥的混戰，導緻北京政府的軟弱不堪，使中國更易于遭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