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的政治壓迫與軍事侵略。
但與此同時，國内普遍的騷亂不安，也限制了外國的活動，妨礙了外國企業來中國開發投資。
軍閥們有時任意對外國商号增加稅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國人的财産和生命遭到損害。
例如，在1917&mdash1924年間，單在一個領事區内，就有153個美國人或其商号遭到搶劫，約損失40萬元。
[31]盜匪活動和戰争，阻礙了正常貿易和商業活動。
軍閥也壓制了外國人在華的貿易夥伴，造成通貨貶值和無擔保紙币進入流通。
軍隊對鐵路設施的破壞，有時竟占用，使之鐵路的管理趨于惡化。
外國人以嚴厲的譴責和停止貿易，來對待此種混亂與破壞的局面。
外國政府的代表不斷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但軟弱的北京政府對此也無能為力。
列強于是就具體的問題，與地方的軍事首領進行交涉。
例如，在1924年，蘇俄就中東路的地位與管理，與北京政府達成協議後，而蘇俄不得不與張作霖進行四個月的單獨談判，因為中東路是在張作霖的勢力範圍之内。
[32]至少有一個例子，外國人為了取得保護和與地方當局合作，向地方當局付了錢，這種做法，很可能還有更多。
外國對中國所抱怨的混亂，實際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
外國的兵痞在中國内戰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個英國人在管理張作霖的兵工廠，三個美國飛行員有數月為陳炯明駕駛轟炸機。
類似于此的外國冒險者，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和其他的軍隊中發現。
而更為重要的，1919年多數列強曾簽訂協議，對中國禁運武器。
外國人不顧這個協議，竟輸入軍火武器，以滿足軍閥們對槍械無窮無盡的需要。
外國軍火商不考慮政治後果，以為這是完全公正的交易，向任何能照價付款的人售給軍火武器。
有些外國政府實際上是在幕後，有選擇地支持某一軍閥；在整個軍閥時期，日本明顯的與中國一些軍閥有牽連。
1916年，日本政府實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領段祺瑞的政策，建立中日之間政治和經濟的合作，簽訂财政債務協議。
日本在随後的兩年中供給段氏1.5億元，表面上是為了國家的發展，實際上被段氏主要用于政治和軍事的目的。
段祺瑞政府還和日本政府締結軍事協定，由日本政府提供援助、顧問和教官，幫助中國編練參戰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軍作戰。
但是這支軍隊從沒有開到歐洲，隻是用于擴展段氏的軍事力量。
在日本政府給予段祺瑞以财政和軍事援助的同時，日本商人也着手進行許多冒險事業，以與中國企業家聯合的形式開發中國的資源。
長期以來，日本對滿洲的事務表示出極大的關注，從日俄戰争起，即在該地區據有得勢的地位。
日本人密切注意張作霖的興起，并在必要時采取積極的幹預，想着務必使滿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的決定，不得忽視日本的利益。
由于皖系在1920年直皖戰争中的失敗，而張作霖作為直系的同盟者，在這次打敗皖系中作出了貢獻，遂使之張氏成了全國聞名的大人物，得以控制着滿洲和戰後分贓得到的内蒙。
日本政府的一項政策決定，使之成為此後張作霖生涯中日張關系的指導方針，即在滿洲的發展和建設中，日本将牢固地對該地區的控制，直接和間接地幫助張作霖。
但日本對張氏謀求問鼎中央政府的野心，則不予幫助；意在張氏即在滿洲，緻力于維護當地的治安和社會秩序，不要卷進可能導緻的戰争和混亂中去，以緻威脅日本的利益。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張作霖提供武器，去違反武器禁運條例，而是幫助張氏建立一個兵工廠，由中國人自己來制造武器。
日本人以下述暗示性語言，表達其對于向張作霖提供财政援助的态度：
雖然帝國政府并非不願據情對财政援助給予友好之考慮，但其重要者，在于所用經濟貸款之方式，尤以采取于聯合企業投資之形式，得以避免列強之懷疑與中央政府之猜忌。
如張作霖氏亦有意于更加推進中日合作之實體，均将盡力關于土地之租借，礦山及森林之經營，以及其他此類有望發展之事業。
如張氏願盡一切努力，貫徹共存共榮之原則，并制定已存與将建立之中日合資經營公司，共同管理之方法。
如是，則東三省之财源，即可遽然而興盛之矣。
[33]
但日本與張作霖的關系并不穩定。
張氏繼續卷入逐鹿中原的事務，置日本望其駐留滿洲于不顧，三次投入在華北的戰争。
張氏不甘于為日本的傀儡，而堅持其獨立自主自衛的精神。
然而日本仍認為張氏之在滿洲，為其所利用之最好選擇，盡力維護張氏在滿洲之地位。
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争時，日本隻在邊緣非重要方面對吳佩孚進行了幹預，顯然用金錢買通了馮玉祥在戰争中倒戈。
當1925年張氏的一個部将反叛，試圖奪取沈陽時，日本人進行了幹預，把張作霖從不可避免的失敗中挽救了出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日本人還是把張作霖害死了。
1928年，日軍中的極端分子終于殺害了張氏，原是希望以此引起東北的混亂，日本得以從中謀取利益。
蘇聯則積極幫助馮玉祥。
當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争結束後，馮玉祥轉而反對吳佩孚，急切地尋求援助。
因為馮氏知道，不久将被迫要得到日本支持，并與受日本訓練的龐大奉軍作戰。
依據蘇聯的觀點，馮玉祥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言辭來看，認定其是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整個1925年，蘇聯人向馮氏提供武器、金錢、顧問和軍事教官。
作為回報，馮氏同意在其部隊中進行國民黨的政治教育，并廣泛與國民黨合作。
馮玉祥接受了蘇聯的援助，但卻盡可能阻止蘇聯人或國民黨的代表使其部隊政治化。
因為馮氏知道，其部隊的政治化後，即将喪失其個人對部隊的控制。
和張作霖的争戰終于在1925年末到來，馮玉祥很快在戰争中失利，于1926年初通電下野，到蘇聯去停留有五個月時間。
馮氏想着其離國而去，會減少張作霖消滅其部隊的決心，也想從蘇聯領導人那裡開闊開闊自己的眼界，了解了解該國共産主義的思想體系。
馮氏偕同一位蘇聯顧問一道旅行，接受進修性教育，就便向顧問求教關于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世界各地的政治形勢、黨的體制等問題；并對中國的國、共兩黨合作以現實國家的統一，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
馮氏似乎真正為蘇聯的社會和蘇聯共産黨的紀律與效力所信服，同時也與其在國内遭受重大失敗的部隊保持聯系。
當1926年初秋，在商定450萬盧布的附加軍事援助後，馮玉祥回到其被擊潰的士氣低落的部隊中。
當馮氏返抵故國時，國、共兩黨為消滅軍閥與統一國家的軍事行動&mdash&mdash北伐戰争已經進行。
馮氏對部隊進行了一番整編，并在占領河南宣布參加國民革命的北伐戰争。
在1927年蔣介石攻擊共産黨人時，蘇聯領導人曾短時期寄希望于馮玉祥，望其能繼續支持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黨，以其所統率的軍事力量與蔣介石相抗衡。
但馮氏迅即與蔣氏達成協議，奉勸蘇聯人返國。
這樣，蘇聯人卷入中國軍閥的政治鬥争，也就随之而結束。
[34]
長時間以來，英國在中國有很大的商業和金融利益，因此也特别關心中國政府的穩定。
英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努力恢複其在中國貿易中的突出地位。
中國政府的穩定顯得更為重要，甚至在混亂預示整個中央政權行将崩潰之時，英國人仍在支持北京政府。
因為段祺瑞政府帶有明顯的親日傾向，所以英國人對其并不表示熱心。
1920年，皖系為直系打敗後，英國人歡迎段氏下台；因直系領袖曾聲稱其反對再舉外債，使之英國人相信直系有能力統一中國。
許多作者曾斷言或暗示，英國人和美國人曾向直系領袖吳佩孚提供過各種各樣的大量援助。
但新近的詳細研究斷定，當時吳氏确曾悉心照顧英美人士，以期得到英美的财政和軍事的援助時，英、美兩國堅持嚴守中立，拒絕給予吳氏援助。
盡管在華的外國人普遍贊揚吳氏，而吳氏也确從外國人在中國的公司&mdash&mdash特别是英美煙草公司和亞細亞石油公司得到大批款項。
這隻是兩公司對吳氏的回報，感謝在吳氏控制的地區，兩公司的商品未曾受到抵制之故。
[35]
武人的專橫與政局的動蕩
在軍閥時期的12年，北京的中央政府始終動蕩不定，變動無常；前後共有7人任國家總統或臨時執政，其中1人是兩次出任，實際是8位國家首腦。
除此之外，有4個攝政内閣，在短暫的過渡期管理政務，還有一次滿族皇帝短命12日的複辟。
學者們共列舉出24屆内閣，5屆議會或國會，至少有4部憲法或基本法（參看第五章）。
在此時期内，人物、機關，以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變化，更是數不勝數，令人眼花缭亂。
因此，要用清晰簡明的方式來論述此時北京複雜繁亂的政情，是非常困難的。
前面第五章已扼要簡述立憲政府的工作。
茲就前述之事件加以考察，以表明武人跋扈産生之經過，并終于抹去憲政痕迹。
在袁世凱政權後期，段祺瑞擔任了國務總理，并在黎元洪任總統時，繼續任此一職務。
從黎元洪一上台，段祺瑞就一手把持政務，形成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的&ldquo府院矛盾&rdquo。
這時段祺瑞領導的國務院，可能認為是責任内閣，這正是議員們在袁世凱任總統時所希望的。
但很多政治家對段祺瑞不給予支持；段氏不得已，指望軍隊的高級将領和各省的督軍成為其權力的基礎。
因此幾乎從一開始，依靠軍隊力量的段祺瑞，和謀求對其加以抑制的國會之間，就存在着緊張的關系。
這種段祺瑞與國會之間的緊張關系，在1917年春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上，達到了頂點。
梁啟超和段祺瑞認為中國應當加入協約國一方，梁氏希望利用參戰和戰後和議來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段氏于當年4月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督軍會議，對總統、内閣，尤其是對國會形成了壓力，近似迫使國會批準參戰政策。
于是在關于對德宣戰問題上，展開了矛盾。
督軍們支持段氏的參戰政策；國會在軍人的壓力下，則畏縮不前，拒絕段祺瑞在總理任上讨論參戰問題。
于是各省督軍極力主張，由總統黎元洪下令解散國會。
相反，黎氏在稍事猶豫之後，竟免除了段祺瑞的國務總理。
這一下黎元洪捅了馬蜂窩了。
段祺瑞要求督軍們給予支持，北方八省的督軍宣布脫離黎元洪政府獨立。
在此期間，面對督軍們的反對，黎元洪竟找不到一個人願出任國務總理。
在這種僵局下，張勳提出願在總統和督軍之間進行調解。
此人原是死心塌地忠于滿族皇室的&ldquo辮帥&rdquo。
因為&ldquo辮帥&rdquo曾在一年前促成許多督軍們組成督軍團，并充當督軍團的首腦，似乎此人确實具備影響督軍的條件。
但是&ldquo辮帥&rdquo的居間調停，既不是為了保全黎總統，也不是為保衛共和政體，而是夢想實現其複辟清帝的計劃。
首先，&ldquo辮帥&rdquo要求總統解散國會，而這正是督軍們早就希望的。
黎氏此時已别無選擇，終于同意解散國會，于當年6月中旬發布解散令。
張勳于是率軍進入北京，于7月1日宣布複辟滿族皇帝重登皇位。
其實，張勳議論複辟的事已有數月，其他許多督軍也贊成或默許；但是，這些複辟的假想同盟者，在複辟發生後卻興兵讨伐。
有些研究者認為，督軍們所以改變主意，因為張勳在複辟朝中占了權勢太大的職位，還因為督軍們态度的不同，已預示支持複辟者比反對者為少。
但主要原因，似乎是督軍們并不真心想要皇帝複辟，隻是想利用張勳對皇權的信奉，作為反對黎元洪政府的一個手段。
[36]段祺瑞立即組織讨伐張勳的軍事行動，同時宣布黎總統已重任其為國務總理。
這次讨逆戰争是短暫的，複辟隻在兩周之内結束了，張勳避居到一個外國公使館。
段祺瑞以&ldquo再造共和&rdquo者重入北京。
黎元洪可能在段氏的壓力下辭去了總統，副總統馮國璋遂繼任總統，任滿從袁世凱開始的五年總統任期餘下的一年。
[37]
軍事一政治派系的出現，1917&mdash1920年
以憲法為據作為馮國璋出任總統的唯一基礎，馮氏是不願接受總統職務的。
在安排其一親信者繼任江蘇督軍，并使其他兩位支持者分任沿江的湖北和江西督軍之後[38]，馮氏才同意擔任總統。
這樣，馮國璋與段祺瑞都有相等數量的督軍支持者；段氏的支持者為安徽、浙江和福建三省的督軍。
[39]
當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時，因為以前的國會曾與其作對，遂決定不再恢複被黎元洪解散的國會；而于1918年操縱選舉安福國會（見第五章）。
為增強其軍事力量計，段氏用武力壓制不同意見的各省，将其親信安插在有權勢的位置上，以為用這種方式就可以達到全國的統一。
其他的督軍們擔心，段祺瑞沿着這個方針繼續下去，督軍們将會被逐一消滅，于是集合起來反對皖系勢力的控制。
這樣就形成了直系。
湖南戰略地位的重要，使之成為段祺瑞的第一個目标；從北方可以由鐵路進入湖南，而湖南與四個分離主義的南方省份相連接[40]。
1917年8月，段氏任命其黨羽為湖南督軍[41]，遭湖南人反對，于是戰争爆發。
[42]湖南人迫使段祺瑞任命之人離開湖南。
戰争持續到1918年春季，吳佩孚終于打敗了湖南軍隊，使湖南處于北方的控制之下。
段祺瑞遂任命&ldquo自己的人&rdquo張敬堯為湖南督軍[43]，使吳佩孚希望得到這一任命落了空。
在1918年吳佩孚率軍占領湖南以前，其上司曹锟通常是支持段祺瑞的。
但從此時起，曹锟與段祺瑞為各自的利益開始出現分歧；段、曹關系的惡化，部分起因于吳佩孚。
吳氏在湖南取得勝利後，指望能被任為湖南督軍。
但段祺瑞無視于吳氏的願望，而屬意于自己的人。
作為對段氏的回答，吳佩孚停止了對南方的軍事行動，并從此時開始，對北京作出了尖銳的批評。
同時，曹锟也擔心段氏會免去其直隸督軍的職務。
對于懷有獨立野心的軍閥曹锟和吳佩孚來說，段祺瑞穩步積累财政、軍事和政治力量，俨然對其是隐含着一種威脅。
1917年8月，段祺瑞終于對德宣戰。
原來在1918年初，日本曾向段祺瑞提供了大宗借款，并締結了陸軍和海軍協定，為段氏組織參戰軍提供了合法的基礎。
表面上這支參戰軍是為了在歐戰中使用，實際上是為段氏在中國的目的效力；歐戰停戰後，這支軍隊改名為邊防軍。
面對段祺瑞正在增長的權勢，不屬于段氏集團的軍閥，便奉馮國璋為其利益的主要代表。
甚至更為重要的，曾經聽從段氏指揮的軍閥，此時也看出段氏的最終目的，是在消滅所有不服從北京皖系政權的軍閥。
無疑有這種考慮因素，加上段氏沒有任命吳佩孚為湖南督軍，遂導緻曹锟背棄了段氏集團。
馮國璋于1918年離開總統職位，并于一年後死去時，曹锟繼馮國璋之後，遂成為段祺瑞反對派直系的首領。
滿洲的張作霖，也關懷段祺瑞權勢的擴張；因為段氏勢力的擴張，隐含着對張氏獨立自主的威脅。
的确，段祺瑞已經把勢力擴大到内蒙；張作霖一向認為，内蒙為其勢力範圍。
這樣，奉系與直系決定合作來對付皖系。
公衆對一系列發生的事件深感不滿，在嚴厲的集中批評段政府的親日方針之後，使事态發展到危機的程度。
1919年的巴黎和會，決定把德國在山東膠州灣租借地移交給日本，并以日本和段祺瑞政府之間的協定為根據，以證明此決定的正當。
巴黎和會的這一決定，立即在廣大知識分子及其他人士之中，也在直系軍閥&mdash&mdash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吳佩孚，引起了激烈的反對。
1920年，反段的軍閥們要求改組北京政府，消除皖系勢力在北京政府的壟斷地位，并要求重開和南方的談判以及減少段氏所掌握的兵力。
段祺瑞拒絕了這些要求，戰争于是在7月爆發。
直奉聯軍迅速打敗了皖系軍閥，按照中國對下野官員寬大的慣例，段祺瑞通電下野，去研究佛學了。
直系政權的興衰，1920&mdash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