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
在軍閥時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是以反映幕後的軍閥願望為準則。
但政府不穩定的主要原因，還在于難于在職務安排和政策制定中，當衆将領對其相互間實力不太清楚的時候，準确反映出軍閥間權力分配的狀況。
在1920年的戰争之後，直系和奉系分享政權，起初以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組織政府，接着便開始互相排擠，利用政府官員和政策作為雙方鬥争的棋子，直至最後雙方以兵戎相見。
1886年中進士的年高的徐世昌繼續在總統位置上。
徐氏資格老，有威望，适合于這個職位，但其和直、奉兩派的關系都不密切。
徐總統繼續任靳雲鵬為國務總理。
張作霖與靳氏為姻親，所以能為張氏所接受；吳佩孚曾是靳氏的學生和被保護人，所以也能為吳氏所接受。
靳雲鵬在任總理的一年多時間裡，如履薄冰，隻有在和兩個集團協商之後，才能作出重要決定。
當段祺瑞被趕下台時，安福國會也随之被解散。
總統徐世昌下令，按照1912年《臨時約法》選舉新國會，但廣州的護法政府對此拒不接受。
按照廣州的看法，新選舉是多餘的，因為原來的國會議員任期未滿；而且徐世昌總統的命令也是不合法的，因為徐氏的總統是由非法的安福國會選舉産生的。
南方此時已從分立中獲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幾省有理由保持獨立，并為許多國會議員提供職業。
因為隻有少數議員到了南方；1919年，南方就補選了數百名議員。
當北京不顧南方的抗議下令重新選舉時，隻有11個省進行選舉。
這樣，新議員不足法定人數。
因此，新國會從未召開。
直皖戰争後，新組成的北京政府，授予勝利者各種适于其新權勢的官職，使其掠奪得以合法化。
曹锟被任命為直魯豫巡閱使，管轄數省的巡閱使&mdash&mdash有時稱之為&ldquo總督&rdquo，實際上有權任命所轄各省的督軍。
張作霖已經是東三省巡閱使，又兼任蒙疆經略使，使張氏在内蒙的活動合法化了。
吳佩孚被任為直魯豫巡閱副使，充當曹锟的下級是适當的，但卻不能使這位獨立的軍閥得到滿足。
吳氏把其司令部設在河南，似乎已完全控制了該省，又于1921年取得湖北省。
其所用的方式，充分說明同一集團軍閥之間的矛盾。
依附直系已有數年的湖北督軍王占元，當1921年聯省自治運動接近高潮時，湖北的政治家要求該省制訂省憲，并建民選政府。
聯省自治運動領先的湖南督軍，自稱是一支軍隊的總司令[44]，要把湖北從非聯省分子控制下解救出來。
王占元請求吳佩孚率兵前來援助，但在王占元被湘軍打敗之前，吳氏并不派兵相助。
等到湘軍将王占元打敗後，據有了湖北，吳佩孚這時才率兵把湘軍趕走，自己得到了湖北。
于是吳佩孚漸成了直系實際的軍事領袖。
吳佩孚于是組織沿江五省的聯盟[45]，以防止外部的入侵和内部的紛擾。
滿洲的張作霖和廣東的孫逸仙，都感到來自直系勢力擴張的威脅，于是就聯合起來反對吳佩孚。
1921年末，張作霖利用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機，挑選梁士诒代替靳雲鵬出任國務總理。
吳佩孚則以梁士诒的親日政策為口實加以攻擊，實際是間接攻擊張作霖。
絕大多數軍閥沖突的最初階段，都是一場&ldquo電報戰&rdquo，雙方都在電報中指責對方政策的誤謬和愛國心的虛僞，同時也宣揚自己一方動機的純正。
直系和奉系的領袖在1922年的前數月中，互相發出此類通電不計其數，在春季遂發展成為以槍炮相對的真正戰争。
直系軍隊以驚人的速度&mdash&mdash奉軍在人數上和武器裝備上都占有明顯的優勢，但為直系的速戰所擊敗。
張作霖隻有退回到長城以外，直系也沒有準備向關外進軍。
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軍閥所控制，所有張作霖任命的官員一律被免除。
張作霖幹脆宣布滿洲脫離中央政府，自行獨立，仍如往日一樣，以完全分離的形式進行在滿洲的統治。
張作霖的同盟者孫逸仙也沒有獲得成功。
孫氏派出一支北伐軍後，名義上屬于孫氏部下的陳炯明，卻炮轟孫氏的總統府。
孫氏雖得以脫身，但政府已被颠覆，北伐也隻得停止。
盡管陳炯明想當廣東督軍的野心得到滿足；很明顯，這是陳炯明和吳佩孚協議的結果，也是軍閥聯盟制造混亂狀态的一個顯著的事例。
盡管這時隻有一個集團控制北京政府，但卷入北京政治鬥争的卻有兩個派别。
[46]吳佩孚的軍人職責與其忠君的儒家原則，使之其不可能公開背離曹锟，但對于政府卻有其不同的主張。
此外，每個軍閥都有一批黨羽，都想在政治策劃中提高其首領的地位，并由此求得其個人的升遷。
兩個派别鬥争勝利和失敗的主要手段，就表現在内閣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在戰争之後，北京的新統治者立即迫使總統下野。
吳佩孚請黎元洪出山，重任總統。
同時，吳氏又恢複舊國會。
這是1914年第一次被解散，1917年又被黎元洪第二次解散的國會，留下的議員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廣州。
黎元洪第二次總統的任期隻有一年，1923年6月到期，這比其第一次任總統更為失敗。
直系軍閥不給黎氏實權；隻有經過軍閥們同意，黎氏的任命和決定才能生效，而且也很難得到經費來維持總統府的公務用費。
在黎元洪第二次總統任期的前一段時間，吳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曹锟也無法實現其垂涎已久對總統的渴望。
但在1923年初，曹锟的黨羽用賄賂收買，成功地把吳佩孚支持的内閣趕下了台[47]，并任命提名的人組織政府。
曹锟一夥掌握了主動權，千方百計要使曹锟當上總統。
但是，要曹锟當上總統，必須使黎元洪離職；而要做到這一步，必須把黎元洪趕出北京。
曹锟以付給投票選其為總統的議員，每人5000元至7000元代價，果然于1923年10月當選為總統。
仍在關外的張作霖，譴責選舉曹锟為總統是非法，并宣稱其責無旁貸之任務，是使國家從曹锟與吳佩孚賣國賊手中解救出來。
張作霖在1922年戰敗之後，對其所部重新訓練和整編；到1924年，與南方的孫逸仙再次結盟，準備與直系一決雌雄。
與此同時，吳佩孚已放棄早先想由會議統一國家的希望，并且斷定隻有打敗所有不承認北京領導的督軍，才能統一國家。
張作霖當然是首當其沖的争戰對象。
在互相指責的電報戰之後，第二次直奉戰争終于在1924年秋爆發。
[48]數星期之後，當吳佩孚沿長城一線的進軍順利之時，其部下一個将軍的倒戈，導緻了吳氏意料不到的戰争結局。
基督将軍馮玉樣突然率軍脫離戰場，返旆南指，回師北京，于當年10月23日占領北京，囚禁總統曹锟，并宣布停戰。
吳佩孚試圖率直系其他部隊對馮玉祥部進行反擊；但其他直系部隊尚未及成軍，而吳部在戰場已全線崩潰，其本人隻得敗走華中。
在1918年後，馮玉祥雖被視為直系成員，但其從來不是吳佩孚的親密朋友。
馮氏曾冒犯過吳佩孚，批評過吳氏的個人表現，于1922年任河南督軍時，拒絕送交吳氏所要求的款項。
另一方面，吳佩孚曾限制馮氏擴大部隊，還将馮氏調離河南督軍的職位，到北京就任易受攻擊的職務。
[49]因此，即使是直系戰勝奉系，馮玉祥也并不能指望個人有何得益之處；相反，吳佩孚會因勝利而擴大其勢力，将更易于對馮氏的控制。
由于有這樣的背景，馮玉祥在接受了大筆賄賂款項後，轉而舉兵反吳。
錢是由日本提供的，顯然是采用像給張作霖貸款的方式，可能附有未來由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償還的承諾。
對于此項貸款金額，各有不同估計，很可能在150萬元左右。
[50]馮玉祥多年來受到資金極為短缺之苦，就是吳佩孚勝利也不可能有多大指望，因而就接受了這筆賄款。
日本人所以要花上這筆巨額賄款，目的有二：第一，預防受其保護的張作霖失敗；第二，更重要的，是使段祺瑞再度擔任政府首腦，以便恢複1917&mdash1920年之間日本和段政權的互利關系。
張作霖的權勢，1925&mdash1928年
馮玉祥發動的政變和吳佩孚的突然失敗，引起了廣泛而複雜的軍閥關系的重組，大約進行了一年。
一開始，馮玉祥和張作霖兩個勝利者，都為自己在權力分配上能獲得相應的職位。
張作霖獲得統治東北的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與熱河[51]、直隸兩省區的正式權力。
馮玉祥被委任為負責綏遠、察哈爾[52]、甘肅三省區；與馮氏結盟的一些軍閥，則率兵進入河南、陝西，取得對兩省的控制權。
[53]張作霖派軍隊進入山東、江蘇、安徽；但一個據有長江流域的軍閥[54]，迫使張氏所部退出蘇、皖兩省，并使該兩省加入長江流域的五省聯盟。
吳佩孚以其資曆和聲望，試圖獲得有真正權力的位置，于數月後獲得了對湖北的控制權，被承認為華中幾省名義上的領袖[55]，并和其長期的敵對者聯合，去與新的敵對者馮玉祥作戰。
直系1924年的失敗，給北京政府的組成形式以強烈的沖擊。
最後，段祺瑞東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腦。
段氏于1924年11月就任臨時執政府臨時執政之職，頒布了《臨時執政府組織條例》（見第五章）。
預料之中的馮玉祥與張作霖之間的戰争，果于1925年最後數星期内開始。
到是年年底，馮玉祥看到戰争已不可能取勝，遂宣布下野出國，希望在其下野後講和時，能保留一些力量。
張作霖對此概不留情，反而此時又與吳佩孚結盟。
吳佩孚對馮玉祥懷有刻骨的仇恨，要張作霖率部對馮軍繼續攻擊，準備将其徹底消滅，也幾乎大獲全勝。
到1926年中期，馮氏的部隊衣衫褴褛，潰不成軍的退往西部。
這支軍隊雖能重整旗鼓，但張作霖和吳佩孚暫時成了十足的勝利者。
[56]當然，張、吳倆人的勝利，也預示風雨飄搖的北京政府會有另一場巨變。
1926年4月，馮氏部隊以段祺瑞陰謀對其陷害為由，企圖逮捕段氏；段祺瑞避入使館界。
在馮玉祥部隊被趕出北京時，段氏雖然很快返回臨時執政府，但是張作霖已決定不再保留段氏的職位。
段祺瑞失去了張作霖的支持，于1926年4月20日黯然去職。
當張作霖和吳佩孚尚未決定處理組織政府事宜時，北京有數周時間沒有全國性的政府，最後組織一個&ldquo攝政内閣&rdquo。
實際上，&ldquo攝政内閣&rdquo隻是軍閥們委任的政客委員會。
在此以後的時間裡，&ldquo攝政内閣&rdquo經過了多次變化；1927年初組織了一個新的&ldquo攝政内閣&rdquo。
[57]攝政内閣表明，存在10年的北京政府，已衰落到了極點。
從1926年中到1927年中，這時的攝政内閣，&ldquo并不比電影中的統治者具有更多的權力&rdquo：财政總長沒有錢，交通總長沒有鐵路可管，因為鐵路全在軍隊的司令手中；教育總長該管的公立學校，而這些學校已關門大吉，政府不能支付公用事業的費用，教員也領不到薪金。
内務總長&ldquo任命任何一個下級官員，都需經官員赴任所在地區軍閥的同意&rdquo；遇有和外國政府的争端，地方官員與當地的外國領事館來解決，因而外交總長無事可做；陸軍總長對全國的軍事組織并無權力，這些軍事組織受最有權勢軍閥的指揮。
[58]
在這種情況下，掌握實權的人終于承擔起政府的正式職責，這也是人所希望的。
張作霖于1927年6月17日宣布組成安國軍政府，自任安國軍政府大元帥，成立了内閣，置内閣總理。
[59]政府大體上都由張作霖部下人員所組成，張氏以一個軍事獨裁者進行統治。
和1916年以後的政府一樣，張作霖政權的權力隻能達到其兵力所及之處，主要是滿洲、直隸和山東。
甚至在張作霖的勢力圈也很快受到挑戰，因為廣州持不同的政見者已組成了一支革命軍，開始進行北伐，要從軍閥控制下把中國解放出來。
張作霖的奉軍最後被北伐軍打敗，張氏于1928年6月3日逃離北京。
北京軍閥政治鬥争的可悲記載表明，1928年以前立憲政府的失敗，不應理解為有效政體的衰落，而應理解為沒有能力建立這樣的政府。
段祺瑞、吳佩孚及其他具有全國性資格的領袖，有時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建立有實力的軍事控制。
但這種成就隻能在軍事上，從來沒有随軍事以俱來，并與之相結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從而規範出真正有權力的文官政府；也沒有作出認真的努力，去動員有社會影響的人士來加強政府機制。
士兵是軍閥唯一的選民。
當國家的官員隻能靠軍隊來維持其權力時，這種權力就可能被另一個更強大的軍隊所廢除。
軍閥的弱點不在于其謀求權力，而在于其把權力構成的眼界看的太狹窄，不能擴大到非軍事方面。
軍閥統治與中國社會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國家的軍閥，在才能和社會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别，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亦因地而異。
當地方或地區的軍事司令官頻繁更動時，也是因時而異。
軍閥掠奪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災難，任何時期的記述都不能适用于全國；但是，還是可以恰當地說，軍閥混戰給無數中國人直接或間接帶來了恐怖與掠奪。
[60]
軍閥對錢的需求，是貪得無厭的；從民衆中榨取的款項，其名目之多，令人大為吃驚；發行大量無擔保的通貨強迫民衆使用，使商品交易成為變相的沒收。
在1924年晚期，僅在廣西一省，就發行無擔保的紙币達50億元。
這樣巨額的财富，耗于軍事和其他非生産性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經濟活動和籌劃，尤其影響到對大規模工程的投資。
因之，軍閥注定妨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61]
軍閥混戰釀成了連年饑荒。
在一些省份，軍閥強迫種植鴉片作為經濟作物，因而減少了糧食作物面積；減少維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設施的經費，造成數次災難性的洪水泛濫。
軍閥的軍隊經常搶走農民的耕畜，不但給農民造成經濟損失，還降低了農民的耕作生産能力。
20世紀20年代中期和晚期幾次毀滅性的饑荒，毫無疑問是軍閥治理不善造成的。
華洋義赈會照章隻救濟因自然原因造成的饑荒受害者；對此情況，該會不得不改變其對饑荒的定義，以便因管理不善和搶奪而造成的饑餓人群也能得到救助。
事實上，美國紅十字會當時拒絕參與在中國的饑荒救濟，認為中國的饑荒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而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62]
在許多地方，軍閥有組織的官兵行為，還不如在鄉下搶劫農民的散兵遊勇。
1930年，即軍閥時期結束後的兩年，南滿鐵路的一項研究估計，在山東省，有31萬散兵遊勇和土匪，加上19.2萬正規軍，都是靠掠奪農村來生活。
[63]盜匪活動遍及于全國各地，搶劫和暴力行為成了家常便飯。
戰争得勝的軍隊随時可能會搶劫。
戰争常使平民百姓的生命财産毀于一旦，政府對此則置若罔聞。
貪污腐化，騷亂和搶劫已習以為常。
社會失去秩序的混亂，使無數的人流離失所，或漂泊他鄉。
一個審慎的作者斷定，20年代軍閥的威脅和騷亂，造成了&ldquo本世紀規模最大的一次國内遷徙&rdquo[64]。
軍閥的混戰也影響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
在20世紀早期，民族主義是中國最有影響的社會運動。
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義是對軍閥混戰所造成的國家分裂，使國家在國際上陷于孱弱的地位。
而很多軍閥卻也很愛打出愛國主義的旗子，提出民族主義的口号，作為其行動合法化的手段。
不論軍閥們的真實動機如何，其打出愛國主義旗子和提出民族主義口号，也培育了中國人應當關心國家大事和探求國家前途的出路。
例如，一位中國的将領回憶說，其1912年投軍時隻是為了謀生，但在聽到馮司令的愛國演說以後，終于從國家的立場來看待軍隊了。
[65]
但軍閥的行為也助長了中國民族主義強烈的尚武風尚。
盡管軍閥們不能建立國家的政治權力，但也阻止了非軍事集團去建立國家的政治權力。
軍閥們以這種方式，促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