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鬥争進一步軍事化；大多數軍閥都繼承了尚武精神。
國民黨為了和軍閥相對抗，也不得不發展強大的武裝力量；并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終于使軍隊控制了黨。
共産黨人為了和國民黨相抗衡，并和1928年以後殘存的軍閥勢力作鬥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
但是，這種軍事化并不是根本性永久不變的。
軍閥統治并不能說明，中國社會有一種持久的核心動力，以保證唯有軍隊才能起強大的政治作用。
曾經有人認為，&ldquo軍閥證實了這樣的事實，在近代中國，政治力量不能與軍事力量分離&hellip&hellip而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發現，怎樣能使軍隊退出中國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
&rdquo[66]恰恰是這個看法的反面，倒是正确的。
軍閥們的失敗表明，單獨的軍事力量，絕不能使之成為中國政治力量的基礎。
在中國曆史上，以前許多世紀的改朝換代時期，都有許多和近代軍閥很相似的人物，但最後還是讓位于統一中央集權的文官政府。
在20世紀，民族主義和共産主義在這個傳統過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沒有文官統一的結局。
民族主義隻強調國家統一的緊迫性，所有的軍閥也都承認這一事實，至少在口頭上承認這一事實。
盡管一些省和地區的督軍或巡閱使宣布獨立&mdash&mdash卻沒一人宣布成立新的國家，乃至表示作永久性的分裂。
中國國家統一的觀念與情感如此深厚，以緻有的首領争辯說，地方主義所增強的局部力量，也是有益于國家的。
這種論點，隻有假定最終國家恢複了統一，才可以說得過去。
軍閥們也公開聲稱，願對文官政府效忠，承認文官治國的曆史傳統。
盡管軍閥們把中國的政治鬥争造成暫時的軍事化傾向，但中國權力鬥争最後勝利者的共産黨，始終堅持黨指揮槍的基本原則。
軍閥們的地方勢力在中國地區造成的分割，對于國家的分裂并沒有起多大的加強作用。
事實上，地方主義在中國曆史傳統上是很盛行的；即使是在中央政權很強大的時候，也是如此。
各地的地理特征，經濟利益，語言差異，民族和文化模式之不同，都促進了忠誠于&mdash&mdash歸屬于地區的感情。
在這裡，存在有&ldquo分層次忠誠&rdquo的體系，即有對省，或對多省地區的忠誠。
有對省内地區的忠誠，有對邊緣地帶地區的忠誠。
一般來說，這些都不屬于政治上的忠誠；同時也說明，這種對地區的忠誠為什麼能和有力的中央政權共存不悖。
隻有當中央政權崩潰之時，傳統的地方主義才獲得重要的政治意義。
在中國統一的國家裡，具有重要文化和經濟地位的地區和單位，在中央政權解體之後，便成為自然單元以及自然而然軍閥割據的基礎。
但是，這樣的地區在統一的中國，是正常存在的。
這一事實，意味着軍閥的地方主義，與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壞作用比較小的力量。
地方主義對于恢複國家的統一，并不是必然起破壞作用，而是獨立的軍事力量有賴于地方主義。
大多數的軍閥是守舊的，與中國傳統的社會準則是協調的，自相矛盾的。
軍閥們所造的國家混亂和不統一局面，卻為思想多樣化和對傳統觀念的攻擊提供了絕好的機遇，使之其盛極一時。
中央政府和各省的軍閥，都無法有效地控制大學、期刊、出版業和中國知識界的其他組織。
在這些年代裡，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以何種方式實現現代化，對增強國力進行了熱烈的讨論，從一定程度上來看，這也是軍閥主義弊端的反應。
1921年中國共産黨的成立和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歸因于這一時期的思想繁榮。
因此，在1912&mdash1928年時期，一方面，是軍閥時代對20世紀中國的政治團結和國家的實力達于低點；另一方面，這些年也是中國思想活躍和文學成就的高峰，作為對軍閥一定程度的反應，在這個動亂與血腥的時代，卻湧現出導緻中國的重新統一，恢複青春的思想和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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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扶鄰：《中國的軍人與政治：軍閥模式是否貼切》，載《亞洲季刊：一種歐洲雜志》，3（1975年），第195頁。
[2]嚴格地說，段祺瑞不是一個軍閥，因為其在1916年以前，放棄了對軍隊的直接控制，而受到北京政府高層的歡迎；但很多軍隊的将領仍視段氏為導師和領導人，使其成為一個主要軍閥派系的公認領袖。
參見包華德和理查德·C.霍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詞典》3，第330&mdash335頁。
[3]包華德和理查德·C.霍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詞典》2，第24&mdash28頁。
[4]同上書，1，第68&mdash72頁。
雷金納德·約翰斯頓：《紫禁城内的微明》，第146&mdash156頁，載有張勳1921年寫的一篇簡短自傳的課文。
[5]詹姆斯·E.謝裡登：《中國的軍閥：馮玉祥的一生》。
[6]對張宗昌沒有全面的研究。
《中華民國傳記詞典》在其書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資料。
&ldquo狗肉将軍&rdquo這一稱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賭牌九而來，牌九是種高賭注遊戲，華北俚語叫&ldquo吃狗肉&rdquo。
比較西方賭博遊戲中的&ldquorollthosebones&rdquo（擲骰子）、&ldquosnake-eyes&rdquo（擲骰子遊戲中擲出兩麼點）、&ldquodeadman'shand&rdquo（撲克牌戲的兩對，A和8，或J和8）。
參見李川《軍閥轶聞》，第123頁。
[7]謝文荪：《一個軍閥的思想和理想：陳炯明（1878&mdash1933）》，載《關于中國的論文》，16（1962年12月），第198&mdash252頁。
[8]黛安娜·拉裡：《地區和國家：1925&mdash1937年中國政治中的桂系》；唐德剛和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
[9]吳應銧：《近代中國的黩武主義：吳佩孚的生涯，1916&mdash1939年》；陶菊隐：《吳佩孚将軍傳》。
[10]事實上這一動亂時期裝備有武器的人數不可能精确。
齊錫生在《中國軍閥的政治鬥争，1916&mdash1928年》第78頁論述了這個問題，并作出這裡的估計。
[11]《張發奎将軍對夏連蔭講述的回憶》，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口述曆史項目。
[12]唐納德·吉林：《軍閥：1911&mdash1949年在山西省的閻錫山》。
[13]吳應銧：《近代中國的黩武主義》，第62頁。
[14]吳應銧：《民國初年地區行政長官的職業、職業的招聘、訓練和流動性》，載《現代亞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37頁。
[15]拉裡：《地區和國家》，第30頁。
[16]校注：原文為一個月的地租收入。
地主并非每月向佃戶收取地租，而是按夏、秋兩季谷物成熟季節向佃戶收取地租。
應改&ldquo一月&rdquo為&ldquo一季&rdquo。
[17]校注：1920年6月，趙恒惕任湘軍總司令，率部進逼長沙。
[18]軍閥稅收的資料，選自範圍很廣的原始文件。
關于個别軍閥的專題論著，外交家和記者的報道，報紙和期刊的紀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有揭露性資料，載于《張發奎将軍對夏連蔭講述的回憶》，唐德剛和李宗仁的《李宗仁回憶錄》。
關于軍閥稅收簡要而有見地的記述，是齊錫生的《中國軍閥的政治鬥争：1916&mdash1928年》，陳志讓讨論了這個問題，見《軍人&mdash鄉紳的聯合：軍閥統治下的中國》，第130&mdash145頁。
吳應銧《近代中國的黩武主義》，第55&mdash80頁詳細研究了吳佩孚的歲入資料。
章有義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強調軍閥搜刮錢财的範圍以及多種橫征暴斂的性質。
[19]齊錫生：《中國軍閥的政治鬥争》，第36&mdash76頁。
[20]安德魯·J.内森，《北京1918&mdash1923年的政治鬥争：派别活動和憲政的失敗》，第128&mdash175、232&mdash239頁。
吳應銧：《中國軍閥一派：直系，1918&mdash1924年》，載安德魯·科迪埃編：《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文集》3，優秀論文（1967年），第249&mdash274頁。
又見吳應銧：《中國的黩武主義》。
[21]校注：1912年9月，張作霖任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
1915年8月，段芝貴任奉天将軍，1916年6月被免職；張作霖署奉天将軍，1916年7月任奉天督軍，1918年9月被授東三省巡閱使。
[22]校注：1917年7月，鮑貴卿任黑省督軍。
[23]校注：應張作霖要求，1925年4月，段祺瑞派張宗昌為山東督辦；4月，派姜登選為安徽督辦；張、姜二人即加入奉系。
[24]加萬·麥科馬克：《張作霖在中國東北：1911&mdash1928年：中國、日本和滿族人的想法》
[25]拉裡：《地區和國家》。
[26]内森：《北京1918&mdash1923年的政治鬥争》，論述了各派；附錄提供了七個主要派别的情況。
關于軍隊各系為首的将領及其所率部隊，見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處處可見，尤其第1卷第2部分。
[27]謝文荪：《軍閥主義的經濟》，載《中華民國研究通訊》，1（1975年10月），第15&mdash21頁。
[28]關于這幾次戰争軍事方面的明确叙述，見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第2卷。
[29]見圖9、10、11、12。
[30]齊錫生：《中國軍閥的政治鬥争》，第201&mdash239頁。
[31]J.S.休斯頓領事就漢口領事區的情況緻國務院的報告，1925年4月4日，國務院有關中國内部事務的文件，893.00/6206。
[32]唐盛鎬：《俄國和蘇聯在滿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mdash1931年》，第152&mdash153頁。
[33]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和重要文獻》，1，載《文獻》，第525頁。
關于引文和上述兩段文字，見麥科馬克《張作霖在中國東北》，第56&mdash59頁。
[34]謝裡登：《中國的軍閥》，第163&mdash169、177&mdash179、197&mdash202頁。
[35]吳應銧：《現代中國的黩武主義》，第151&mdash197頁。
關于吳佩孚從一些外國公司得到錢的事，見羅赫德緻馬慕瑞，1925年9月19日，國務院，漢口檔案L，第2号；羅赫德緻國務卿，1925年9月25日，國務院，漢口檔，第8号；《密勒氏評論報》，1926年4月24日，第207頁；C.埃斯特朗熱·馬隆上校：《新中國：調查報告》，第1部分，《政治形勢》，倫敦，獨立勞動黨出版社，1926年；J.C.休斯頓緻馬慕瑞，1926年7月1日，國務院，漢口檔，第63号。
[36]《革命文獻》第7卷，突出了複辟之前的錯綜複雜的密謀，見陶菊隐：《督軍團傳》。
[37]袁世凱最早的正式總統任期，從1913年10月10日開始，在此以前，從1912年3月起，袁氏擔任臨時總統。
[38]校注：即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蘇督軍由李純繼任。
[39]校注：即安徽督軍倪嗣沖、浙江督軍楊善德、福建督軍李厚基。
[40]校注：四個分離主義省份，即廣東、廣西、貴州、雲南。
[41]校注：此人為傅良佐。
[42]校注：史稱之為南北戰争。
[43]校注：段祺瑞為安徽合肥人，張敬堯為安徽霍邱人，故稱張氏為段氏&ldquo自己的人&rdquo。
[44]校注：時湖南督軍為趙恒惕，自稱為湘軍總司令。
[45]校注：沿江5省，即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但此5省聯盟終未組成。
[46]校注：即以曹锟為首的津保派；以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吳佩孚的總部駐河南洛陽。
[47]校注：1923年1月4日，國務總理王正廷被免職，張紹曾任國務總理。
[48]校注：1924年9月，張作霖乘江浙戰起，率大軍17萬人入關。
吳佩孚統領25萬大軍前往迎戰。
兩軍在熱河、山海關等處交鋒，均動用海、空軍參戰。
馮玉祥突率軍倒戈，直軍迅速潰敗。
此為第二次直奉戰争。
[49]校注：馮玉祥由河南督軍調任陸軍檢閱使。
[50]謝裡登：《中國的軍閥》，第138&mdash148頁。
麥科馬克曾披露證實日本人所起重要作用的事實，見麥科馬克《張作霖在中國東北》，第131&mdash145頁。
[51]校注：熱河此時未設省，置熱河都統，為特别行政區。
[52]校注：綏遠、察哈爾均未建省，為特别行政區，置都統。
[53]校注：馮玉樣國民軍第二軍長胡景翼任河南督軍，第三軍軍長孫嶽任陝西督軍。
[54]校注：此處長江流域的軍閥，即後來蘇浙皖贛閩5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
[55]校注：此處所稱吳佩孚為華中幾省名義上的領袖，即吳氏号稱的湘、鄂、川、黔、蘇、浙、皖、贛、閩、豫、陝、甘、晉、桂14省讨賊聯軍總司令。
[56]侯服五：《中國的中央政府，1912&mdash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mdash159頁。
[57]校注：最後的攝政内閣，為顧維鈞代理内閣（1926年10月1日至1927年6月17日），攝行臨時執政職。
[58]侯服五：《中國的中央政府，1912&mdash1928年：制度研究》，第158&mdash159頁。
[59]校注：1927年6月18日至1928年6月3日，潘複任安國軍政府内閣總理。
[60]有些學者認為，軍閥的橫征暴斂及其所造成的災難程度，被大大誇大了。
這是由于其設想的經濟理論在經濟中的作用，在中國要大一些；忽略了軍閥活動的積極方面，如發展工業、農業、運輸業和教育，從而歪曲了事實。
這種看法的例子，是托馬斯·G.羅斯基的《中華民國經濟論》。
事實上，每位研究軍閥的人，都認為有些軍閥是有建設性活動的。
但是從全面考慮，軍閥不能認為其是積極的；壓迫和掠奪造成的災苦并不是普遍的看法，也違反了直接的經驗和觀察到的大量證明材料。
[61]關于推算可用于經濟現代的資金，而被轉入到軍事用途，見陳志讓：《軍人&mdash紳士的聯合：軍閥統治下的中國》，第189&mdash190頁。
[62]安德魯·詹姆斯·内森：《華洋義赈會史》，第40&mdash56頁。
[63]滿鐵調查部：《山東農村和中國的動亂》（大連，1930年），第20、27頁；拉蒙·H.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mdash1949年》，第278頁引用。
[64]邁爾斯：《中國的農民經濟》，第278頁。
[65]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第2&mdash3頁。
[66]盧西恩·W.派伊：《軍閥政治：中華民國現代化中的沖突與聯合》，第1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