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文化任務。
這并不是說在那些年月裡，胡适沒有在其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會和政治問題，但在極大程度上無力影響政治事務的實際進程。
因而胡氏覺得把&ldquo科學知識&rdquo運用于文化遺産的評論，更切實可行。
當我們轉向對陳獨秀的研究，發現其最早提出&ldquo德先生和賽先生&rdquo口号時，對兩者範疇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
陳氏的性情不像胡适，熱情而急躁。
其思想立場所受西方的影響，主要來自法國，而不是來自英、美，這個事實絕非沒有意義的。
陳氏對科學的看法，基本上是達爾文主義形而上學的粗淺看法。
科學是可以用來削弱傳統道德價值基礎的腐蝕劑，進化的力量，在中國卻似乎完全陷于困境，使陳氏一時間極為沮喪。
然而與胡适一樣，陳氏基本上把其&ldquo科學&rdquo決定論，和對知識精英能力的強烈信任結合起來。
和胡适不同的，陳獨秀并沒有從内心深處真正領悟，把科學當做循序漸進實驗方法的實證論學說，以至于後來把科學一詞，從達爾文主義轉用于馬克思主義，還以為保持着這個概念中所有必要的确定性。
與上述情形相類似，胡适關于科學方法的概念，似乎使其對革命性徹底變革思想的呼聲無動于衷。
而極力贊揚法國革命是現代民主先河的陳獨秀，盡管在1919年以前抱着徹底反政治的&ldquo文化&rdquo觀點，但可能其本來就更易于為革命性的變革所感染。
不過，在陳、胡兩人密切合作期間（1917&mdash1919年），關于個體以及關于民主内涵的看法，兩人仍有許多相似之處。
魯迅（周樹人）是一位極富個性的人物，後來成為現代中國最著名的文學巨人。
在其作為文學家的一生中，似乎對&ldquo黑暗勢力&rdquo特别敏感。
在魯迅青年時代，很容易地改信進化論，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模糊地開始對進化論發生懷疑。
魯迅的個人家庭經曆，使其對中國民衆的堕落和&ldquo奴性&rdquo有深刻了解，甚至辛亥革命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對進化力量在中國起作用的信心。
魯迅雖接觸到尼采的著作，但并沒有使其轉向真正的尼采哲學，而是為其提供了奔放不羁，具有英勇反抗精神的生動形象，也就是反對多數人&ldquo奴役&rdquo的形象。
魯迅一度沉浸在尼采一拜倫式詩人英雄的幼稚夢想之中，以為這樣的英雄能夠把人從精神昏睡狀态中喚醒過來。
也可能正是尼采和拜倫，使魯迅很早就對西歐和美國平庸的&ldquo資産階級&rdquo文化缺乏同感。
盡管受到嚴複的影響，但魯迅還是一直冷漠地對待西方專家治國的思想傾向，也冷漠地對待西方文學作品中的人類道德生活有着過分複雜看法的超然&ldquo現實主義&rdquo。
辛亥革命以後的形勢，把魯迅推到絕望的邊緣。
魯迅對尼采式文學英雄塑造社會的能力，所抱的幻想似乎已迅速消退；對中國極權主義的過去和現在&ldquo全盤否定&rdquo的形象化描繪，與其&ldquo新文化&rdquo同道的描繪相比，其區别就是更為陰暗。
在魯迅心目中，當時中國社會的殘暴、腐化、奴性和虛僞，并不表示傳統社會價值的衰落，就某種意義而言，實際上恰恰是那些起破壞作用價值的表現。
在魯迅的《狂人日記》中，清楚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ldquo吃人&rdquo的不僅是中國社會的現實，這個社會的理想就是&ldquo吃人&rdquo的理想；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時期，青年革命者們也很快屈從這個夢魇般的惡毒勢力。
魯迅決定再次開始寫作，是對新文化運動教育目的的響應，但卻似乎是深存懷疑的響應。
盡管魯迅&ldquo全面&rdquo抨擊傳統觀念，不過就其文學創造力來說，中國過去&ldquo反傳統&rdquo的某些方面，仍然對其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指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可是，魯迅所注意的曆史，和胡适從中找尋&ldquo正宗&rdquo的曆史，是完全不同的。
魯迅所注意的，是南朝放蕩不羁&ldquo新道家&rdquo文人的曆史，是民間志怪和傳說的曆史，甚至是某些涉及個人私事評價的曆史。
不過，這些誘人的方面，似乎并沒有扭轉魯迅對整體文化遺産的否定。
&ldquo五四&rdquo及其影響
在論述1919年5月發生的一連串事件的影響時，我們不必在此詳述無數新期刊所表達的多種學說。
在新文化的種種論題&mdash&mdash尤其是對文化遺産的&ldquo全盤&rdquo否定的讀者面擴大（已經在進行）的時期，&ldquo五四&rdquo隻是标志一個極易引起争論的階段。
然而很明顯，其中大多數學說并不是新的。
在此，我們要論述的&ldquo五四&rdquo事件影響之一，是引導出對中國的弊病作純文化分析的判斷。
&ldquo五四&rdquo是一次反抗外國帝國主義的政治行動，但隻是表面上有效的行動。
盡管&ldquo五四&rdquo甚至導緻一場群衆運動，雖然隻有學生和城市各階層民衆參加。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過去一直是主要關注中國本身的弊病；其思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使之基本上對帝國列強的舉動不作道德評價，也不把中國的種種弊病去歸因于外國。
可是學生民族主義的急切希望和緊迫感，迫使其思想上的前輩暫時離開長期從事的文化工作，把注意力轉向當代中國政治的可悲現狀。
甚至使反對政治的胡适，也為&ldquo五四&rdquo事件所推動，而重新考慮自己的态度。
&ldquo五四&rdquo事件給予胡适的直接影響，是增強了其信心；令其感到欣慰的，文化改革似乎已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進行，或許不至于向政治方面發展成為一場&ldquo社會運動&rdquo。
杜威于1919年來到中國，看到&ldquo學生&rdquo團體已在從事民衆教育、社會服務、慈善事業和活潑的思想讨論[25]，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
胡适曾談到&ldquo民衆要教育，婦女要解放，學校要改革&rdquo[26]。
似乎胡氏從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假設，隻要能避開1919年中國存在政治&mdash軍事勢力難以對付的現實，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能實現。
不過到了1922年夏季，胡适在友人丁文江的推動下，幫助創辦《努力周報》，這是明顯從事政治活動的刊物。
丁文江是一位有才幹的地質學家，在新文化的&ldquo從事科學工作&rdquo知識分子中，是少數真正科學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國，而是在蘇格蘭受的專業訓練。
[27]丁氏在英國學到地道的經驗主義對科學的看法（和胡适一樣，丁氏也是清代&ldquo經驗論者&rdquo的推崇者），但是這種類型的經驗主義，不像杜威的實驗主義者的看法受到民主主義的影響。
因此，丁文江沒有熱情對軍閥和政客的道德去給予評價（而在胡适心目中，這些卻都是要認真考慮的）&mdash&mdash這與我們的論題有關嗎？胡适在過渡時期，已經痛苦地意識到政治勢力的權勢，妨礙知識分子言論和行動自由的權利，也覺察到新權威&ldquo主義&rdquo的出現&mdash&mdash準備搶先登上政治活動的舞台。
因此，胡氏政治活動的一個方面，就是對&ldquo公民權利&rdquo的自由主義要求，反對獨斷專行，這是此後其一直信守不渝的主張。
胡适政治方案的另一個方面&mdash&mdash提倡&ldquo好人政府&rdquo和&ldquo有計劃的政府&rdquo&mdash&mdash已經指向如何在中國把&ldquo科學&rdquo與&ldquo民主&rdquo聯系起來的重大問題。
杜威關于科學的定義是&ldquo常識性的&rdquo，以滿懷的信心期待着科學研究的方法，将迅速普及整個美國社會，使科學成為文明人的武器。
根據中國的情況，胡适隻希望有科學知識的人（人數很少的&ldquo好人&rdquo），能對現存的權力中心施加影響。
胡适與共産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一樣，感到自己隻能相信先進的優秀人物。
胡氏曾希望能與吳佩孚控制下的政府合作，當然這隻是暫時想法，不久很快回複到從文化的觀點來看待中國的問題。
&ldquo五四&rdquo時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義的熱情（是壓倒所有意識形态的熱情），孫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這種熱情的集團之一。
不管人們對孫逸仙作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優點有何種看法，在1911&mdash1919年的整個慘淡時期裡，孫氏始終沒有改變其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的政治目标的努力，盡管其方法不能奏效。
&ldquo新文化&rdquo運動為中國病症所困擾，而孫逸仙并沒有被這種困擾所壓倒；相反，甚至在1911年以前，因和&ldquo國粹&rdquo思想的接觸，使其确信必須扶植對曆史的民族的自豪感，甚至提出應珍視之處的明确看法。
應受珍視的傳統道德價值，是曆來都強調的&ldquo民生&rdquo。
孫逸仙很久以前（像梁啟超那樣）對&ldquo民生&rdquo的重視，和&ldquo社會主義者&rdquo對西方社會中尖銳階級對立的批評結合在一起。
和梁啟超一樣，孫逸仙不斷強調其所界定的階級對立，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相對是少一些。
在1911年以後苦難日增的年代裡，孫氏還熱衷于在中國創建有紀律與團結一緻的先鋒政黨的問題。
總的來說，孫逸仙對西方式立憲民主政體的信念逐漸減弱。
因此，事情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孫逸仙及其最親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後，對列甯關于政黨組建的理論，對軍事權力的布爾什維克的規定，表示出迫切而強烈的關注。
孫逸仙追随者中的一些年輕人&mdash&mdash如胡漢民、戴季陶、朱執信等，事實證明，的确很善于接受列甯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以此來分析西方國家所作的行為。
[28]
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傳入
五四運動期間，各種學說紛然雜陳，布爾什維克革命學說作為一種新理論，也加入其中成為被讨論的論題。
在&ldquo凡爾賽出賣&rdquo之後，列甯關于帝國主義理論的詞句，很快在各界流行開來。
但是，把蘇維埃共産主義作為完整的理論來接受，卻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随後改信這個主義的人很少，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在論述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感召力時，我們絕不局限于考察共産主義運動早期的發端。
十月革命最初的影響，也許隻限于革命事實本身。
漸進的進化宇宙論，曾是革命以前時期的主要信條，現在，這種強烈的信念已失去了活力。
那些認為西方的今天便是中國未來的新文化領袖們，已經感覺到身為啟蒙者，應該回過頭來開發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人，已接受了來自西方反對資本主義的觀念，似乎對越來越穩定的西方，也敏感到戲劇性的曆史運動迹象。
李大钊以非常生動的象征，來說明布爾什維克革命引起的反響，認為這次革命是世界曆史再次向前發展的标志。
[29]李大钊是新文化運動群體中十分具有特色的一員，甚至在暗淡的年代裡，也總是對其詩樣理想中的曆史進步抱着樂觀的信念，其所持有的看法，與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信條不同。
李氏思想受到多種影響，如愛默生、柏格森、黑格爾和道&mdash佛思想的啟發，把曆史想像為統一的，永遠年輕的精神世界，總能沖破其所造成的靜态結構。
李大钊為舉行大解放行動做好了準備，且其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啟示非常敏感，以此作為新曆史變化的征兆；并認為這種新的曆史變化，将掃除&ldquo所有國界，全部階級差别，一切障礙&rdquo。
如莫裡斯·邁斯納所指出的，在李大钊思想中，這種更為廣闊的視野與極為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這種民族主義似乎設想，中國作為一個&ldquo人民國家&rdquo參加世界的重大事件。
列甯關于帝國主義的學說，關于民族主義在&ldquo落後&rdquo國家的資産階級民主階段中，暫時性地位的肯定态度，為李大钊開啟了思路，盡管無法弄清李大钊是否真的承認民族主義的暫時性質。
不過，如約瑟夫·李文遜所指出的，這種對曆史的新想像&mdash&mdash即使對馬克思主義發展運動理論還沒有深入了解，現在就把中國置于曆史變化的前鋒地位；而這一曆史運動，将在腐朽的現代西方國家以外另辟蹊徑。
如是，從更高的反傳統觀念出發，可以拒斥西方。
正如經常所指出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革命也會遇到一個難題，即前面已談及的列甯主義的兩難困境。
這涉及到一個堅定的信念和一個深刻的懷疑：既深信曆史&ldquo在我們一方&rdquo，又懷疑從現在到未來的變化能否依靠非個人的力量。
列甯所遇到的有意識的先進分子的難題，也曾困擾過嚴複和梁啟超、孫逸仙，甚至困擾着&ldquo五四&rdquo時期的胡适和丁文江。
但是列甯卻以一種新方式來對待這個問題，把共産黨作為産業無産階級根本意志的集中體現；按照軍事化意義，把黨當做有高度紀律性的總參謀部，把&ldquo職業革命者&rdquo嚴密地組織起來，正如将領們能夠說明其作戰地區的空間地形。
這個總參謀部能夠分析正在出現的客觀曆史情況的時間&ldquo地形&rdquo&mdash&mdash這些觀念後來成為馬克思列甯主義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不過，回顧起來，列甯主義作為政治策略，其更為重要的似乎是軍事比喻的另一個方面&mdash&mdash強調動員群衆是政治力量的源泉。
共産黨的組織原則，别的黨可以模仿，如國民黨在1923年以後之所為。
然而，最為要害的，是先鋒黨的概念和動員群衆二者的結合。
列甯無疑真誠相信布爾什維克黨體現了産業無産階級意志的信念，使其積極地（但不總是成功的）把自己與黨的&ldquo階級基礎&rdquo組織工作聯系在一起。
除此而外，列甯還深刻了解權力來自與群衆急切聯系的需要，如在1917年采用&ldquo和平與土地&rdquo的口号。
所有這些并不表明，參加運動的個人在組織活動中，不會受到同情和憤怒自然情緒的影響，而恰好表明，領導畢竟是&ldquo總參謀部&rdquo，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論上不能混同于群衆&ldquo有局限性的&rdquo、眼前的看法。
領導集團的自信，是根據長遠的曆史觀點來決定采取的行動。
軍事化的意義暗示，領導人不僅要堅定不移地投身到群衆運動中，而且還要不斷客觀地估計周圍環境中政治勢力的實力和分布。
隻要長期不斷按馬克思主義觀點，把政治形勢看成是&ldquo階級關系&rdquo的反映，人們就能堅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際聯系起來了。
我們要急于補充在這些抽象論題中，任何一個都不能保證共産主義在中國取得根本性勝利。
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獲得群衆基礎的問題。
沒有偉大的領袖，能否建立一個有效能的政黨，這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強調&ldquo現實主義&rdquo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證中國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不能不考慮未可逆料意外事件的決定性作用，如數十年後的日本入侵。
在1919年以前，人們還不大注意動員起來的群衆力量之中所蘊藏的政治能量。
在中國過去的起義中，無疑知道動員群衆的威力。
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派基本上沒有想到群衆組織是政治力量的一個來源[30]（多少有些可疑的與秘密會社的合作除外[31]）。
就某種意義說，文人新的西方觀念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其與群衆的距離，更使其認為，群衆是沉淪在無知消極之中的無能群氓。
盡管辛亥革命以前，革命者着迷于俄國的&ldquo革命英雄主義&rdquo。
但&ldquo走向民衆&rdquo的觀念，在&ldquo五四&rdquo之前并沒有在當時的&ldquo社會運動&rdquo中出現。
就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來看，知識分子和群衆之間直接接觸的看法，其前途是可觀的，但并沒有涉及動員群衆是政治和軍事力量源泉的觀念。
1919年以前的&ldquo新文化&rdquo運動，幾乎還不是以群衆的政治動員為方向；不過，的确是真誠地以啟蒙群衆為己任的。
問題與&ldquo主義&rdquo
&ldquo五四&rdquo時期各種學說之間的沖突紛起，其中重要的沖突之一，是胡适和李大钊等人關于《問題與主義》的争論。
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教科書關于&ldquo五四&rdquo以後中國思想史叙述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論戰，每次論戰都有一方明顯獲勝，并在經過逐漸進步的過程，最後到達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然後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内部，導緻&ldquo真正&rdquo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對這些争論，不去着眼在勝利的看法，其間并沒有什麼明顯的勝利和明顯的失敗。
載于《每周評論》1919年7月和8月号上，胡适的《問題與主義》的文章，反映了對其友人陳獨秀、李大钊等人進入共産主義陣營引起的煩惱。
如胡适所說的，&ldquo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上了一班馬克思、克魯泡特金的奴隸&rdquo[32]。
在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對待社會的科學方法和總括的&ldquo主義&rdquo之間，作了鮮明的對比。
前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具體的情況和問題上，并對其加以分析，從而為特定問題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後者卻聲稱要為一個社會的全部問題，找到整體的&ldquo終極解決方案&rdquo。
正如人們所料想的，胡氏的對手回答說，一個社會中種種不相關聯的問題，都聯系于一個總體結構或體系之中，隻要這個&ldquo系統&rdquo在整體上發生變化，全部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有趣的是，這時還沒有參加共産主義陣營的陳獨秀，仍然傾向支持胡适的觀點。
而李大钊和許多學生，則強烈地盼望能有一種&ldquo終極解決方案&rdquo來救中國，因為中國已處于不勝負擔的苦難之中。
李氏等渴望能在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裡面為上述願望找到保證，使之曆史終将走向這終極的解決。
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胡适當然被明确當成這場争論的失敗者。
用不着是杜威&ldquo科學方法論&rdquo的信徒，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興起，的确可能已經解決了某些根本問題，包括建立看來能維護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
但即使按照其領導的看法，仍繼續面臨一些嚴重的&mdash&mdash甚至是根本的問題，有些是老問題，也有一些是新問題，其中有許多是難于解決的。
胡适的緻命弱點及其對手主要的有力之處，在于胡适認為可以避去政治勢力所造成的悲劇性問題，去解決社會教育問題。
在胡适看來，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中，使自己卷入創建自己的政治勢力基礎，無疑會跌入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陰謀之中，也會堕入軍閥政治的暴力之中。
而這一切，與解決社會問題所需要的&ldquo科學的&rdquo理性态度，幾乎毫不相幹。
和其科學家朋友的丁文江一樣，胡适與政治産生的聯系隻達到這樣的程度，即隻希望影響當權者，希望當權者能接受其勸告。
這裡涉及的問題，不是權貴們能否被說服去實行改良的抽象問題。
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樣，對軍閥抱着道學家的羞怯态度，曾力勸江蘇軍閥孫傳芳，在上海地區實行某些審慎的城市改革[33]。
可是，在中國當時野蠻而極不安定的政治環境中，很難使持有權力和特權的人，從對政治生命的狹隘迷戀中扭轉過來。
另一方面，共産主義者（不僅是李大钊）準備讨論建立政治（終極是）軍事力量的問題，并準備對當時不堪改造的權力有所行動，也不管這些實際情況在根本上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是否相一緻。
在1919年，李大钊或其他自诩的共産主義者，已找到對中國當時全部問題的&ldquo終極解決方案&rdquo，也不是意味其已經看到&ldquo革命&rdquo口号将給中國政治帶來何種後果。
法國和俄國的革命之所以被稱為是社會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在于其中心任務是摧毀舊秩序。
1919年的南北分裂，對摧毀北京政府也不會有多少影響。
因而民族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都認為，在以後數年的任務，就是如何在中國建立新政治權威的基礎，而不是摧毀舊秩序。
社會不能與政治相脫離；政治任務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摧毀已牢固建立的舊政治秩序。
大衆文化的主題
&ldquo五四&rdquo事件并沒有導緻直接的政治結果，知識階層中有很多人，包括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