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h1927年間轟動一時的一些事件，以及随之而來的政治激情，都沒有使胡氏動搖其信念。
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曆來都是遠離真理的。
胡适和其導師杜威一樣，絕不偏袒資本主義，但仍然确信中國根本的災難，不應歸之于外國帝國主義。
因此，胡适繼續抨擊孫逸仙和馬克思主義者的&ldquo教條&rdquo。
在國民政府成立以後，胡适仍然抨擊國民黨意識形态中的傳統主義成分，号召把&ldquo科學才智&rdquo用于國家的決策，提倡立憲政體和公民權利，并倡議以&ldquo現代化&rdquo的教育系統來造就現代文明新一代精英。
自1932&mdash1937年間，在日本威脅日益加重的陰雲下，出版的《獨立評論》，反映丁文江和曆史學家蔣廷黻等人站到胡适一邊，努力想給國民政府的政策施加影響。
不久以後，很快表明丁、蔣等人與胡适的共同之點，隻是胡氏關于&ldquo科學&rdquo的主張，而不是其對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從沒像胡适那樣傾心于自由主義的社會準則，在多災多難的30年代，和蔣廷黻一樣，逐漸感到（很像其以前的嚴複和梁啟超）中國需要的是&ldquo科學的&rdquo專政制度&mdash&mdash一種能使政府機關、工業和教育體制現代化的專家政治。
斯大林的俄國模式給丁文江很深的印象。
[43]盡管國民政府表示了對專家政治目标的承諾，丁文江和蔣廷黻兩人對國民黨領導的能力都評價很低，不過仍然希望組織權力中心的國民政府能聽取意見。
中國共産黨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後來在延安，所進行的農村革命戲劇性事件，在丁文江和蔣廷黻看來，這與民族的需要毫無關系，而且會進一步削弱國家中央的力量。
胡适在丁、蔣等人有關科學精英的想像，和其主張的立憲民主信念之間，感到左右為難；但和别人一樣，也隻能希望對現有政權施加影響。
胡适面對極權的共産主義和國民黨兩個對立的政治陣營，認為國民黨雖然腐敗，但其專制程度較為有限，最終有可能被推向比較自由的方向。
在兩者的極化過程中，最後胡适覺得隻能兩害相權取其輕。
胡适終究無法在政治上以精神領袖的身份，來應付20世紀中國政治權力的現實。
這是悲劇性的，也是人難以駕馭的。
無論如何，1924&mdash1927年間，最為重要的特點，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城市知識界的迅速傳播，并且成為知識界最主要的思潮。
不過也應當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産黨的最後勝利，仍然既是互相關聯，但又可以分開的兩件事。
在1924年至1927年的動亂年代裡，具有徹底全面反傳統主義思想的&ldquo五四&rdquo時期一代年輕人，後來在國共兩黨合作所造的生氣勃勃的政治戲劇中，找到投身于其中的機會。
從這時開始，列甯的帝國主義理論及其對西方世界的分析，不僅被接近共産黨的知識分子所接受，甚至也為接近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家所接受。
1925年的五卅事件，極為形象地證實了，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新出現的産業無産階級所受剝削兩者之間的關系。
城市居民的積極行動，中國共産黨與城市勞動階級建立的聯系，似乎證實了馬克思列甯主義關于無産階級在曆史上作用的理論。
彭湃和毛澤東[44]等人與農民建立聯系，正符合列甯關于農民在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理論。
在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時期，許多知識分子投入了發動群衆和組織群衆的革命浪潮之中，也成為新成立的武漢政府的積極參加者。
這樣的一番經曆，既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的激情，也喚起其改造世界的普遍熱望。
這場革命既能實現國家的統一，并可以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新的社會。
的确，莫斯科内部激烈的鬥争表明，馬克思列甯主義并沒有給予現成的啟示，但隻要革命的進程在向前發展，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很多人，仍然強烈地把莫斯科奉為深遠有效的智慧源泉。
在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中，浪漫的&ldquo創造社&rdquo（見下一章）和新成立的&ldquo太陽社&rdquo[45]的成員，起了重要作用。
經曆了羅曼蒂克愛情的心醉神迷與絕望沮喪，以及作家宣洩情感的閱曆，郭沫若、蔣光慈等人及其他一些作家，感到現在應該作為革命領袖去做一番英雄事業；感覺像辛亥革命以前的浪漫的革命者，并打算通過普羅文學的作品來激發革命的熱情。
魯迅向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轉變，是痛苦而艱難的；實際上，其對舊文化&ldquo吃人&rdquo勢力的深惡痛絕，并沒有因五四運動而減輕。
[46]對辛亥革命以前許多年輕理想主義者的遭遇，曾引起魯迅沉痛的回憶，這也許是其沒有響應&ldquo五四&rdquo的一個原因。
魯迅對接受人類進步的新理論表示猶豫，也可能因為其對創造社的論敵作浪漫的革命姿态的反應。
這些創造社的才子們，用浮誇的普羅文學口号來影響曆史進程，魯迅對此極為反感。
即使在魯迅已轉向馬克思主義陣營時，還想從普列漢諾夫等人尋找理論根據，來支持其反對此輩任性誇大文學作用，妄說文學能引起社會革命的謬論。
在1927年以前，魯迅就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來論述問題；但最終促使其接近共産黨的原因，是國民黨處決其最親近追随者中的年輕人[47]，遂引起魯迅極大的憤怒。
從此魯迅更為積極但又憂心忡忡，期望馬克思列甯主義能比過去的進化論學說更準确地分析曆史，這無疑使魯迅更加接近共産黨。
城市知識分子歸向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與國民黨内的蔣介石集團之間出現了鴻溝。
盡管蔣介石曾經受列甯主義言論中反對帝國主義方面的影響，但其早年在家鄉和日本所受的教育，使其成為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對全面否定傳統觀念的&ldquo五四&rdquo深不以為然。
蔣氏掌權的軍事基礎，可能使其更輕視城市知識分子的作用，貶低其可靠性。
在1927年以後，蔣氏甚至更為堅信，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軍事統一，并仍然作為孫逸仙的忠實的追随者。
國民黨内外所有反對派人氏，因此在蔣氏身上看到了舊軍閥再次出現的迹象。
軍隊未能從屬于内政，這象征對蔣氏是可悲的事實。
蔣氏的文化民族主義和&ldquo全盤否定傳統觀念&rdquo之間的鴻溝，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動亂，沒有降低馬克思主義的聲望。
列甯主義認為錯誤的政治方針，實際上反映了錯誤的&ldquo革命理論&rdquo。
這更促使人堅信，有了正确的理論指導，革命就會向前發展。
對許多人（但不是所有的人）來說，蘇維埃政權作為革命的總部繼續存在，遂提供了有力的保證，曆史終将沿着馬克思列甯主義的軌道前進。
因此，在此後的10年中，許多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主要關心的事情，是如何按馬克思主義來認識中國社會，這絕非偶然。
列甯主義者把理論當做&ldquo行動的指南&rdquo，促成了這樣的信念，即一定時期的&ldquo黨的路線&rdquo，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對階級力量構成情況的分析和曆史發展階段的特性為根據。
&ldquo關于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戰&rdquo[48]，就是這種關注的表現。
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确定中國當時的&ldquo生産方式&rdquo，事實證明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邏輯結果，引起了對中國悠久社會曆史周期性的關注。
在讨論所有這些問題中，參加者不知不覺地把思考重點，由&ldquo理論是行動的指南&rdquo的讨論，轉向馬克思主義學說，當其應用于過去時所更具決定論性質。
參加讨論的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之發生興趣，基本上是把馬克思主義當做傑出的社會科學。
例如，這場争論的一個重要人物陶希聖，和其一些參加者一樣，便是一個國民黨擁護者。
陶氏發現其三民主義思想體系放入馬克思主義範疇的框架之中，竟然毫無障礙；而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能引出非共産主義的結論。
其他一些論戰參加者，有的是代表斯大林派觀點，有的是代表托洛茨基派觀點。
[49]
在此，我們隻能談到這場争論的要點，從整體上看，試圖用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概念來分析中國社會時，參加讨論的人似乎隻是弄清了馬克思學說中與讨論有關的一些問題，還有些尚未解決的含混之處。
封建社會是不是全都是由統治階級用&ldquo超經濟&rdquo的權力控制的農業社會？或者，不同的&ldquo财産關系&rdquo是否就反映不同的&ldquo生産關系&rdquo？地主階級的任何類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關系的普遍程度，是否便能确定社會的性質？抑或&ldquo生産方式&rdquo的作用才是決定性的？對這些問題和其他許多問題，在本書中都可以找到各不相同的答案。
大多數參加者普遍不接受馬克思主義關于&ldquo亞細亞生産方式&rdquo的概念，贊成馬克思為西方規定的關于曆史分期的分階段發展模式。
畢竟隻是在這種模式的框架之内，馬克思實際描述了有力的曆史辯證法。
有的參加者如陶希聖，想用其他的方法來劃分曆史的發展階段，并劃分了時期。
要是承認馬克思關于穩定的&ldquo亞細亞生産方式&rdquo的觀點，實際上就是否認中國社會曆史具有自身發展動力。
如果說這場争論有勝負的話，也隻能說是靠的認可，而不是靠的論證取勝。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對這場争論絲毫沒有作出&ldquo理論上的&rdquo貢獻。
毛氏對高深的理論頗有興趣，使其參與了在馬克思主義圈子裡不甚著名的另一争論，一場關于辯證法和馬克思認識論問題哲學解釋的争論。
馬克思主義在30年代還成為文學戰線上的主要力量。
在魯迅、瞿秋白等人組成的左翼作家聯盟中，關于馬克思主義對于&ldquo上層建築&rdquo文學所起的作用，出現了激烈的争論，但也未能取得一緻意見。
盡管馬克思主義似乎極端強調文學的道德&mdash政治功能，卻無論如何無法在邏輯上使所有讨論者都承認，作家必須服從于黨的變化無常路線的權威。
很明顯，魯迅本人就不曾接受這種權威。
在20世紀40年代的10年中，證實日本的戰争機器已全面威脅到中國。
戰争引起的破壞使所有的人都百感交集，使知識分子沒有餘力來關注新的思潮。
的确，戰争的壓力甚至使一些最不關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從事政治活動，也成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一位創始人。
然而知識分子的政治化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從整體上來看，都是有&ldquo自由主義&rdquo傾向。
盡管這是其中的大多數人；但就其基本信念來說，絕不是自由主義者。
在整個30年代的上半期，知識階層已經獲得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識；這到底是禍是福，還很難說。
知識分子的&ldquo學者&rdquo已經到了與&ldquo官&rdquo分庭抗禮，習慣于自由交流思想。
當民族主義和共産主義精英治國的主張對立時，知識分子常常堅持民權的立場。
1945年以後，在内戰時期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大部分知識分子都被吸引到共産主義的一邊。
不過，此後的事态表明，這種&ldquo自由主義&rdquo傾向仍将是一個問題。
20世紀40年代的另一個重要發展，是延安的&ldquo毛澤東思想&rdquo。
很清楚，在毛澤東論述的問題中，有許多便是這個時期思想争論中的一部分；這一點也不貶低毛澤東的政治天才。
不過毛澤東所考慮的問題，在其之前也曾有人考慮過。
知識分子在20世紀前半期所提出的問題，1949年以後是否都解決了呢？就我們所處的這段時間來說，有些問題無疑是已經解決了。
強有力的政治權力中心業已形成（有些人會說過于強有力了）。
盡管常有政治運動，但法律和秩序已經重新建立起來；相對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經濟極為落後的情況下，已經得到實現；民族主義的激情多少得到了滿足；公共衛生有了進步；婦女的地位得到了改善。
然而，不管&ldquo主義&rdquo的主張如何，上述論及的許多基本&ldquo問題&rdquo依然存在。
中國的未來與其文化傳統的關系将是怎樣？假如目标就是實現&ldquo現代化&rdquo，那麼能否回避嚴複和丁文江想像的&ldquo專家治國&rdquo的道路？官僚體制和權力的問題是否得到了解決？文學、藝術以及個人生活的意義如何？中國人也像其他的人一樣，必将探索着走向未來之路。
***
[1]校注：陳獨秀隻在日本留過學，沒有去法國留過學。
[2]校注：示威者襲擊的親日官員為時任駐日公使的章宗祥。
[3]校注：燒毀的内閣次長住宅，為參與&ldquo二十一條&rdquo談判的外交部次長曹汝霖趙家樓住宅，史稱火燒趙家樓。
[4]見李文遜：《梁啟超與現代中國思想》，及其《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5]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份英文資料，見陳榮捷：《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向》。
[6]這種相反的情況，不是完全沒有曆史先例。
在王安石等人的著作中，可以發現這樣的話題，救世菩薩不是通過宗教憐憫心，而是通過社會&mdash政治的轉變來拯救世人。
[7]李歐梵引自郭沫若所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序引》；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83頁。
[8]的确，嚴複自己的思想中，存在多少有些不同的道&mdash佛因素，見許華茨：《尋求富強：嚴複和西方》，特别是第10章。
[9]校注：民粹主義，亦作民粹派，19世紀下半葉俄國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流派，以平民知識分子為主體，主張采取政治暗殺手段，認為不經過近代大生産的發展，隻要發展&ldquo村社&rdquo就能由農民的小生産過渡到社會主義。
[10]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
[11]馬丁·伯納爾：《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1906&mdash1907年》，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03年》，第391&mdash396頁。
[12]林毓生：《中國的意識危機：五四時期激進的反傳統主義》，第17頁。
[13]這将導緻康有為支持辮子軍閥張勳1917年的複辟嘗試。
[14]嚴複等：《孔教會章程》，載《庸言》，1.14（1913年6月），第1&mdash8頁。
[15]許華茨：《尋求富強》，第234頁。
[16]勞倫斯·A.施奈德：《國粹和新知識界》，載費俠麗編：《變革的限度：關于中華民國時期的保守抉擇的論文集》，第71頁。
[17]陳獨秀：《敬告青年》，載《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7頁。
[18]校注：此處主要刊物，當指《新青年》。
[19]陳獨秀：《敬告青年》，載《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1&mdash2頁。
[20]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章。
[21]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對此有論述；又見戴維·羅伊：《郭沫若：早年》。
[22]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對此有論述；又見戴維·羅伊：《郭沫若：早年》，第22頁。
[23]勞倫斯·A.施奈德：《顧颉剛與中國的新史學》。
[24]胡适堅定地支持這種形而上學，似乎遮住了其目光，因而未對杜威後來關于宗教和審美經驗的精深論述作出任何反應。
[25]傑羅姆·B.格裡德：《胡适與中國的文藝複興》，第179頁。
[26]同上書，第177頁。
[27]關于丁文江，見費俠麗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
[28]其看法見《建設》雜志，1920年。
[29]關于對李大钊的研究，見莫裡斯·邁斯納：《李大钊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30]愛德華·弗裡德曼：《退向革命：中華革命黨》，論及孫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執信于1911年以後組織&ldquo群衆&rdquo的活動。
[31]關于這種合作的讨論，見瑪麗·巴克斯·蘭金：《早期的中國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1902&mdash1911年》。
[32]格裡德：《胡适與中國文藝複興》，引自《我的歧路》，載《胡适文存》，3，第99&mdash102頁。
[33]見本書費俠麗所寫第7章。
[34]施奈德：《顧颉剛與中國的新史學》，第4章。
[35]同上書，第152頁。
[36]見蓋伊·阿利多：《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國現代性的困境》，第118頁。
[37]校注：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原文作&ldquoTheDebateonScienceandHumanLife&rdquo。
此處HumanLife，通譯為人生。
在1923年，張君劢發起中國稱之為&ldquo科學與玄學的論戰&rdquo，亦稱為&ldquo人生觀問題的論戰&rdquo。
由此可見，玄學就是讨論人生觀問題，英文據其内容，譯玄學為HumanLife。
1923年2月，張君劢作《人生觀》為題講演，認為科學受因果律支配，人生觀則為自由意志，主張用玄學解釋人生觀，故稱玄學派。
玄學為形而上學版另一譯名。
[38]見《科學與人生觀》，胡适和陳獨秀序，又見本書第7章。
[39]蓋伊·阿利多：《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國現代性的困境》，涉及了該書所讨論的所有問題。
[40]蓋伊·阿利多：《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國現代性的困境》，第283&mdash292頁。
[41]托馬斯·A.梅茨格：《擺脫困境：新儒學和演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
[42]見米歇爾·馬森：《中國的傳統觀念：馮友蘭，1939&mdash1949年》（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78年，未出版）。
[43]校注：1933年，丁文江曾赴蘇聯做地質旅行。
胡适在《丁文江傳》中說：&ldquo在君（丁文江字在君）卻正是能計劃又能執行的科學政治家，所以他對于蘇俄的極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政治經濟大試驗，抱着極大興趣，極熱忱地希望他成功。
&rdquo
[44]關于共産主義農民運動早期階段的研究，見小羅伊·霍夫海因茲：《中斷的浪潮：中國共産主義農民運動，1922&mdash1928年》。
[45]校注：太陽社為文學團體，1928年1月（一說1927年秋），由蔣光慈、錢杏邨、洪靈菲發起成立于上海，曾主辦《太陽月刊》、《時代文藝》、《海風周報》等刊物，并編印《太陽社叢書》，在東京設有支部，強調文藝為革命鬥争，但忽視文學的藝術性；1929年底，自動解散，其成員均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46]見哈裡特·C.米爾斯：《魯迅：文學與革命&mdash&mdash從馬拉到馬克思》，載默爾戈德曼編：《五四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
[47]校注：即為1931年2月7日的殷夫、柔石等五烈士案。
[48]校注：論戰于1932&mdash1937年間展開。
論戰以中國曆史上經過哪些社會發展階段為中心，圍繞中國曆史上有沒有奴隸社會階段，什麼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專制主義社會等問題展開。
以郭沫若、呂振羽等為代表的左翼社會科學家，分别提出西周奴隸社會、殷商奴隸社會與西周封建說的觀點，論證中國曆史發展的規律。
以陶希聖、梅恩平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任曙、嚴靈峰為代表的動力派，以顧孟馀為代表的改組派，都否認中國曆史上存在奴隸社會階段，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已被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所取代。
[49]校注：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的參加者，隻有左翼社會科學家的郭沫若和呂振羽，新生命派的陶希聖和梅恩平，動力派的任曙、嚴靈峰，改組派的顧孟馀；不牽連到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問題。
疑此處把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與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放在一起了。
實際上，這是兩個論題，但卻交織在一起讨論，一般是作為兩個問題，即中國社會史問題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是馬克思主義者與中國托洛茨基派、新生命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場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