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認可一種政治學說，這沒有什麼根本性的錯誤。
&ldquo巴黎數十百萬參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學會了盧梭的學說嗎？&hellip&hellip聖彼得堡、莫斯科那數萬參加革命的勞動者和兵卒，都已學會了馬克思主義了嗎？&hellip&hellip所以盧梭、馬克思的思想，人人頭腦中都有的，不過首先被他們兩人道破罷了。
&rdquo[1]革命是群體現象，然而，隻有通過領頭的傑出人物的深思熟慮和計劃，群體行動才能得以實現。
當對革命的記載加以學術性考察時，往往過分強調領導運籌帷幄過程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導緻了事态的迅速變化發展，而容易忽視群衆的情感與籲求的作用。
盡管這些情緒與籲求表達得含混不清，但所以能為當時的領袖們所理解，是由于這些領袖們也受到其情緒和理智以及一時沖動的意識所支配，列甯和托洛茨基在這方面也都不例外。
情緒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之改信政治學說更為複雜，而不是更加簡單。
就1917年與1921年間中國的情況而言，改信馬克思主義既涉及信仰者對中國現實的認識，也涉及其個人的性格和氣質，同時又與其對學說的理解相關。
[2]
改信馬克思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很久以前，中國軍事上的衰弱和經濟上的窮困狀況，對于稍有頭腦的中國人來說，這已是顯而易見之事了。
因此，産生了富國強兵的呼籲。
但是直到改良主義的思潮，其中包括比較保守的&ldquo體用&rdquo學派（見第七章）興起時，值得為之獻身中國的思想才開始出現。
&ldquo改革&rdquo（或者&ldquo改良&rdquo，或者說&ldquo維新&rdquo）說法的本身，就是暗示在國家無法分割的文化和制度中，必須革除或改造其不可取的成分。
從改革者的角度來看，那些反對改革的人，是在保護中國的不良品質，而且對這種不良品質的延續負有責任。
在改良主義思想發展的第一階段，幾乎沒有任何指導性的哲學理論，隻有個人和社會零散的觀察和比較；西方值得稱道之處&mdash&mdash其實力，其富足，其教育和良好的社會秩序&mdash&mdash受到了注意，并以此與中國的不足之處進行了比較。
康有為對儒家學說的修正與嚴複對托馬斯·赫胥黎論進化和倫理文章的翻譯，恰在同時，為改革提供了哲學基礎。
從此改良主義思想推進到第二階段，即儒家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這種折中主義的哲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有着極大的吸引力。
在這樣的框架之内，中國與其人民被當做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沒有哪一個社會集團可以與中國的政治&mdash社會疏遠開來。
即使是在1898年維新變法失敗以後，在政治舞台上取代改良主義者的革命派人士也認為，除了執政的滿族人以外（以其種族低劣為借口），沒有必要使任何人排斥在政治權力之外。
對于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而言，盡管其哲學體系龐雜，除去中國的衰落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的成功模式，并沒有其他以經驗為根據的理論。
中國社會的道德堕落，連續不斷的政局不穩，以及經濟的惡化，複辟派不斷地企圖恢複帝制，同時又不斷地遭受外國的侵犯。
在世界範圍内，歐戰暴露了備受贊賞的西方文明的弱點。
而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連同其廢除沙皇的在華特權，則為中國的解放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
似乎這樣一些劃時代的事件還有些不夠，巴黎和會決定把以前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給日本，而不是公正的歸還給中國。
在這些事件和巴黎和會決議的綜合影響下，中國的思想界與政治氣候突然發生了轉變&mdash&mdash儒家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宰地位被徹底粉碎了。
緊随其後的，是思想界的混亂局面，其中的羅素或柏格森、尼采或孔德，克魯泡特金或馬克思，諸人的思想觀點很容易為中國學者所信服，并改變了自己的信仰。
中國皈依馬克思主義的是誰？其對自己國家的現實是怎樣的理解？其在社會和政治活動中有怎樣的個人經曆？為什麼其信奉這種學說？
五四運動後的5年裡，在改信馬克思主義的人當中，僅有12人已知是出身無産階級。
[3]其餘所有的人都受過教育，而且有的還出身于相當富裕的小資産階級。
這些人在地理上分散在北京，圍繞傑出人物陳獨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學；上海，圍繞創立于1923年的上海大學和陳獨秀在1919&mdash1920年幫助創建的工會組織；武漢三鎮，圍繞華中大學（見地圖8）及其附屬高級中學，李漢俊與恽代英在該處任教；長沙，圍繞毛澤東、蔡和森與其他人組建的新民學會；廣州，圍繞陳公博、譚平山[4]與其他人任教的學校；廣東的海豐與陸豐，圍繞彭湃組織的農會；内蒙古，容易到達蘇聯和北京；陝西榆林，圍繞李大钊的學生魏野疇執教的師範學校；成都，圍繞吳玉章、恽代英任教的成都高等師範學校；連同在日本、法國和俄國留學生中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人。
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源頭主要是在北京（通過廣為流傳的《新青年》雜志），再加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列甯和考茨基著作的日文譯本，以及在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
因為這些激進的思想能夠為中國的社會狀況所驗證，在上海和北京大都市中表述出來，遂傳至遠在内地的成都和榆林，都引起了反響。
在中國最早信奉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的人，是屈指可數的；其中年齡較大的人參加過辛亥革命，還有更多的人了解1913年的二次革命和1915年與1917年的兩次企圖複辟帝制在政治上的重要意義。
這些較多的人，大部分都有高中的文化程度，其中的任何一人都稱不上研究學術的學者。
對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知識總是要引起行動的結果，否則，就将成為無目的的學習而一無所獲，并且認為隻有通過實踐才能證實其效用。
一種理論一旦通過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應該被修正或放棄，同時開始尋找另外的理論。
[5]這些人或卷入政治，或幹預政治，或有意（或無意）地回避學術生活，隻有胡适是個例外。
但這并不是說這些人探求知識不勤奮，也不是不仔細。
雖然其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組或者在學會中集體學習；其反對傳統，意識到傳統将被廢棄，并尋求将其鏟除的方法。
這些人在文化上的異化造成了其政治上的異化，或是出于其自己的選擇，或是因為缺乏有點威望的社會地位。
這些人關切自己國家的落後狀況，尋找為國獻身的途徑。
在這些意義上，這些人都是民族主義者。
這使其民族主義是有條件的&mdash&mdash人們熱愛中國，使之變為值得愛的國家[6]，不隻是因為其生來就是中國公民。
[7]中國的落後狀況集中表現為經濟上的停滞，如陳獨秀于1918年所指出的，或者如毛澤東于陳氏之言的10月以後，在《湘江評論》發刊詞中以同樣的傾向所寫的。
[8]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過不同的途徑，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在向警予探求婦女解放的過程中，發現了馬克思主義，遂成為中國最早的女性馬克思主義者之一，逐漸相信&ldquo從前種種，皆是錯誤，皆是罪惡&rdquo[9]。
陳獨秀和李大钊認為，造成中國普遍落後的原因，是人心惡劣，民德不隆[10]，這是腐敗的官僚和無恥政客以及其追随者，加上無法無天軍閥的胡作非為所助長形成的。
[11]這些軍閥及其支持者，毛澤東含混的稱之為&ldquo強權者，害人者&rdquo[12]。
中國的這些有權有勢的害人者，都有&ldquo帝國主義者&rdquo作為靠山。
獲得這個認識，對于激進的思想家們是一個進一步極其重要的發現。
[13]這為後來用階級鬥争，對剩餘價值的剝削，被壓迫者的國際大聯合，無産階級先鋒隊組織等概念打開了大門。
至此為止，盡管接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已經奠定，但對中國現實認識的變化還是逐步的。
十月革命以及對巴黎和會關于山東問題決議的反應，加速了這種轉變。
正如陳獨秀在1932年[14]以颠覆罪受審，為自己作的辯護詞回憶中所稱，&ldquo五四&rdquo運動是标志其思想發展的一個轉折點。
在此以前，陳氏呼籲重新振興中華，是針對知識分子階層發出的；此後，即轉移注意力到勞動人民身上。
&ldquo蓋以&hellip&hellip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内狀況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rdquo。
在1919年的早些時候，資本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的壓榨與敵視，使陳獨秀理想中的中國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魯&mdash撒克遜式的民主模式了。
與此同時，李大钊認為民主在美國已經喪失，聲言要反對資本家的剝削。
[15]确實，李、陳二人對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戀，但是這卻是另外意義上的民主，較之其所理解的英美模式，要求有更多的民衆參與。
在1919年1月，陳獨秀在《每周評論》&mdash&mdash激進的期刊上撰文，主張需要組織有國民為後援的政黨；到了3月份，在另一篇文章中，其思想更達到了類似人民專政的程度。
[16]在這兩篇文章之間，《每周評論》登載了一篇題為《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罪惡》的社論，号召一場推翻士大夫統治的工農社會革命。
這篇社論很可能是由陳、李兩人執筆的（原文署名&ldquo一湖&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二人的民主觀念确實在變化，其演進的過程，從人民民主經人民革命，到人民專政。
到1919年底，陳獨秀針對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制度的道德敗壞，發動了猛烈的攻擊&mdash&mdash&ldquo西洋的遊惰好利，女人奢侈賣淫，戰争、罷工種種悲慘不安的事，哪一樣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造成的？&rdquo六個月以後，陳獨秀以一種肯定的語氣稱，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潤是工人創造的，但被資本家盜走其所創造的剩餘價值。
[17]
從受壓迫的青年和婦女&mdash&mdash激進分子在其刊物上詳細地讨論這些問題，到受壓迫的勞工大衆。
激進分子注意的焦點轉移到這些問題以後，就形成了其與勞工大衆新的認同，視野更為寬廣，以其同情之心推及于所有窮苦之人。
對外，激進人士們不再是沙文主義的，而是跟随《每周評論》的論調行事。
《每周評論》在&ldquo五四&rdquo之前兩月，刊載了一系列關于愛爾蘭、菲律賓和朝鮮争取獨立鬥争的文章；對内，以社會調查為基礎，刊載一系列文章，涉及上海、漢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山東、江蘇和福建農民的悲慘境遇。
這些文章，都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晨報》上大量刊出。
在中國共産黨創建以前，關懷和維護勞動者的雜志已經出現，提供了關于工人和農民的信息，對于勞動采取扶植的新态度；由此遂引起社會對最為嚴重社會問題的注意。
随後不久，年輕的激進分子們，被勸告要到勞動人民中去工作，而且有的人是确實這樣做了&mdash&mdash彭湃在海豐的農民中，張國焘和鄧中夏在北方的鐵路工人中，毛澤東在長沙的工人中，恽代英在武漢的工人中進行活動。
人們一定要問：不用一場暴力革命，中國的民族願望能否得以滿足，社會的公平能否得以實現？當權的人物會甘願讓民族的願望和社會的公平，用和平轉變的過程得以完成嗎？到了五四運動時，被覺察到的國家敵人&mdash&mdash帝國主義者、軍閥和腐敗的官僚，都已被确定認清了。
但是，正如李大钊所說，僅僅&ldquo開幾個公民大會&rdquo是無法将掌權者從其所在的位置上趕走的。
[18]在這一點上，1911年（中國）和1917年俄國的革命經驗，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證據。
在陳獨秀的頭腦中，歐洲的繁榮是其曆史革命的結果；在李大钊的頭腦中，隻有在最大痛苦和犧牲之後，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
[19]如同《每周評論》著名的社論《新紀元》（載于1919年1月，第3号和第5号）所解釋的，進化的基礎是合作而不是競争。
人剝削人世界的形成，是由少數人的貪欲所導緻的，這是一個競争而非互助的世界，因此，其結果必然是不公正的。
對于這種不公正，除了革命以外，用其他别的手段是不能消除的。
陳、李兩人認為，革命不隻是簡單的暴力行動，還包括舊事物的毀滅和新事物的誕生兩個方面。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隻有在革命勝利以後，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
因此，當讨論婦女解放問題時，李大钊遂将此間題與有産者階級專政的社會制度的毀滅聯系了起來，而陳獨秀則簡潔地說：&ldquo解決&hellip&hellip所說（婦女、青年和工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