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問題，非用階級戰争的手段&hellip&hellip不可。
&rdquo[20]其他一些激進分子，如《民國日報》附刊《覺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類似的結論，并接受了唯物史觀和無産階級專政的制度。
[21]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将《共産黨宣言》譯成中文，并把精力投入到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讨論會。
[22]正是經由留學生之一的蔡和森，毛澤東才将早期對克魯泡克金的信服，轉變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服。
[23]感情上的反抗，所有這些個人轉變的例子都是明顯的。
在所有這些思想轉向的事例中，使這些激進分子都成為狂熱的革命者，大膽反抗情緒所起的作用都十分明顯。
如果沒有這些因素，不可能使這些激進者成為激烈的革命者。
但為什麼轉向馬克思主義呢？在這些激進派投身于有組織活動之前，其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所知無多。
在中國共産黨創立之前，可以找到《共産黨宣言》的幾種譯本；《新青年》和《晨報》附刊上，還有介紹曆史唯物主義的文章（河上肇著）。
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有兩種譯本，一種為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所譯；《資本論》隻有經過大量删節的中文譯本。
譯成中文的，有《雇傭勞動與資本》、《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内戰》、《論猶太人問題》、《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以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收集有相當數量的英文、德文、法文以及日文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李大钊及其社會主義青年小組[24]在讨論中，利用了這些文獻。
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把激進分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俄國。
列甯的《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共産主義運動中的&ldquo左&rdquo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産主義與恐怖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世界和平》都譯成了中文。
列甯于1919年12月在蘇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于黨的綱領》中的&ldquo民族自決&rdquo與&ldquo過渡時期的經濟&rdquo的中文譯文，在《新青年》（第8卷，第3、4号上）分兩部分連載。
介紹馬列主義的工作，随着《共産黨》月刊1920年11月在上海創刊而蓬勃展開。
關于俄國的政黨、國家和社會的各方面情況，俄國新的藝術和文學，都在激進的刊物上得到報道。
[25]對不滿足于翻譯新俄國的報道，中國人或前往俄國直接觀察，報社或向莫斯科派駐記者。
其中包括瞿秋白，動機是&ldquo尋求&hellip&hellip改造中國的真理&rdquo[26]。
經由這些報道，抽象的理論變成了具體的事實。
在中國内地，恽代英于武昌創辦的利群書社，毛澤東于長沙以及于湖南數縣設有分店的文化書社，蕭楚女于重慶編輯的《新蜀報》[27]，将這些宣傳俄國革命的出版物散布出去。
有了這些出版物，馬列主義的主要理論&mdash&mdash辯證唯物主義、階級鬥争、剩餘價值，等等，便為早期信仰者所掌握；國家的醜惡狀況，勞動人民的苦難，都視為被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和地主剝削，并由其壟斷國家政權所造成的結果。
按照這個觀點，中國社會是由壓迫者和被壓迫階級所組成，其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今日之中國，與其數世紀前傲視寰宇之帝國，相距不啻數千萬裡之遙。
應當承認，中國确實需要一場革命，但中國既沒有發達的資産階級，也沒有一個壯大的無産階級，為什麼卻掀起了一場由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産黨領導的革命？李大钊在1919年5月4日《每周評論》的一篇社論中，對此簡單回答&mdash&mdash既然中國的資産階級發展得不充分，中國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國、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更為容易。
在中國共産黨創建前夕，李大钊論證說，在勞工運動日益高漲的世界裡，要中國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ldquo再看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人家已經自由競争，發達到必須社會主義共營地位，我們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發點，按人家的步數走。
&hellip&hellip在這種勢力之下，要想存立，适應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會共營的組織，不能有成。
&rdquo[28]陳獨秀也根據事實贊同這種蛙跳理論，雖然沒有像托洛茨基發展的不斷革命的戰略。
按照陳獨秀的觀點，在1920年中國的發展程度僅是萌芽狀态的資本主義，與1948年的德國或1917年的俄國的發展水平不相上下。
既然俄國成功地完成了跳躍，中國為什麼不行？[29]這種蛙跳理論，嚴格地說是不合于辯證原則的。
但對陳、李二人及其追随者周佛海、瞿秋白、蔡和森來說，社會主義代表一切美好的東西，是一個沒有階級對抗的社會，是為所有的人提供盡其所能發展自我的社會。
[30]如瞿秋白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說，其與共同主辦的《新社會》雜志的同事們，希望促成的是一個自由、平等，沒有階級差别，沒有戰争危險的民主新社會。
[31]一個漫長而陰暗的&ldquo資本主義階段&rdquo的前景，想起來太令人厭惡了。
在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階段，列甯在1920年7月共産國際第二次大會上，以及在此以前所提出的關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論點，很可能仍然尚未為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知曉，隻是靠共産國際代表的斯内夫利特（馬林）和維經斯基兩人的談話，始得知其内容。
中國共産黨的建立
與中國人對俄國的迷戀相應的，是布爾什維克對中國的興趣&mdash&mdash由于中俄之間漫長的共同邊界，在俄國的華人團體（華人在俄國内戰中曾為革命而戰），俄國在中國的地位，思想上旨在推動世界革命。
以建立俄國共産黨政權相同的原則建立一個中國政權，這對于中國的革命者，是十分向往的。
義和團運動和俄國在其中的作用，曾引起列甯對中國的注意，但正是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革命，才使列甯認識到亞洲國家的覺醒。
[32]列甯登載在1913年5月18日《真理報》上的文章《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中，譴責歐洲人在亞洲的野蠻行徑。
列甯關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也是最後階段的理論，直至1920年共産國際第二次大會才提出來，納入全球性的革命戰略之中。
[33]這樣，西方的階級鬥争與東方的民族鬥争之間的鍊條便形成了；一個從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兩個階段革命戰略的基礎奠定了。
這就需要剛出現的共産主義運動，與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産階級革命之間建立起聯系，并明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适當的時機成立農民蘇維埃的可能性。
列甯認為，領導落後的東方國家群衆的任務，應歸于西方國家的無産階級；列甯的這個論點，賦予共産國際以教導和引導沒有經驗的東方革命運動的權力。
這便是共産國際派遣維經斯基和馬林來中國的背景。
維經斯基在中國逗留的六七個月裡，幫助中國的激進分子&mdash&mdash由信仰不同派别社會主義學說的人組成的混雜群體認識到，沿着《怎麼辦？》中所闡明的列甯主義組織路線成立政黨的必要性。
社會主義分散的研究中心，陳獨秀于1920年8月創立松散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為組建中國共産黨奠定了基礎。
這樣，中國共産黨的組建于1920年底即已形成，并于1921年7月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正式成立。
這是一個大約12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參加的會議。
會議是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學校（暑期放假）裡召開的，成員們擔心巡捕的監視，乘火車轉移到（嘉興南湖）湖上的一艘遊艇中繼續讨論。
至于會議的具體情節，至今已模糊不清，且不同的見證人所說不一。
據&ldquo一大&rdquo的參加者陳公博說，中國共産黨第一個章程規定黨的任務，是組織和教育勞動群衆，繼續進行階級鬥争和社會主義革命，并最終實現無産階級專政。
盡管章程沒有闡明民主集中的原則，黨也将有計劃地建立一個系統的、純潔的、秘密的從小組到中央的組織，以便領導工人、農民和士兵群衆來完成革命任務。
黨章認定黨必須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中國共産黨對中國存在的黨派，包括國民黨，采取敵視與不合作的态度。
中國共産黨要向共産國際逐月遞交報告，并與其保持密切聯系。
根據這些規定，中國共産黨在創立伊始，便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并不隻是一個研究團體，這使得一些黨的創建者大為煩惱，并因此而脫黨。
中國共産黨中央由三個人組成&mdash&mdash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焘任組織主任，李達任宣傳主任。
[34]
陳獨秀并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但被選為黨的書記，直到1927年7月15日辭職為止。
陳獨秀對中央的控制，對于這個年輕政黨的發展，是至關緊要的事情。
在這兩位深受景仰的馬克思主義先驅&mdash&mdash李大钊和陳獨秀中，為什麼選中陳獨秀而沒有選中李大钊呢？李大钊僅獲得一個候補中央委員的職位，因此時李氏正在四川講學，陳獨秀正在忙于改革廣東的教育體制。
陳、李兩人的學術地位，社會威望，對于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貢獻，都是無可挑剔的；決定黨的書記，也許是有實際問題。
陳獨秀從北京大學辭職以後[35]，沒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此能有更多時間編輯激進的期刊，如編輯《共産黨》，在上海辦俄語學校，并在上海工人中進行宣傳鼓動工作。
[36]實際的政治經驗表明，陳獨秀也許是日常組織工作的合适人選。
[37]這種選擇在任何意義上講，都不是輕易作出的。
因為陳獨秀以個性強烈著名。
&ldquo一大&rdquo參加者周佛海評論稱，仲甫（陳獨秀的字）是個固執的人[38]，對尚武精神持反感态度，并對其他政治黨派懷有厭惡情緒。
陳獨秀的這些個性特點，是與共産國際的中國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中國共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1922年5月在杭州召開[39]），黨在革命鬥争中，作為無産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得到重申。
至少在理論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個黨章中被奉為神聖的原則；黨的組織采用地方、地區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三級結構，其基層組織是小組，所有黨員必須參加小組每月的（或每周的）例會。
黨的全國大會代表要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而非選舉産生，這确保權力掌握在領導者手中。
這種中央集權由于新黨章的規定，成為非常突出的特點并更為加強。
這一特點，在關于黨的紀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區的委員會必須服從中央的決策；對于不服從者，将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員會的懲罰。
[40]
1925年的五卅運動之後，中共大約發展到2萬人的規模；中央的組織機構也因之增設婦女、勞工、農民和軍事四個部得到了擴充。
[41]在1927年4&mdash5月的&ldquo五大&rdquo上，中央執行委員會從原來的3名成員擴大到29名。
在1927年緊張迅速變化的局勢下，要有效地發揮作用，并需迅速作出反應，29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過于龐大了。
很可能是由于這個緣故，設立了政治局。
作為階級鬥争的工具，為完成其所代表階級長期與短期目标，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以及政治作風，不可能不産生彼此之間的矛盾，以緻造成嚴重的黨内糾紛。
在陳獨秀的領導下，中共1923&mdash1927年的目标&mdash&mdash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
這一目标促使黨根據情況的需要，逐步加強其在工農兵中的力量基礎，以及黨所領導小資産階級的婦女和青年組織。
但是黨不得不保持其中央集權制；否則，遲早會發現反動勢力的攻擊，而自己無能為力。
盡管在陳獨秀領導下黨的生活和曆史記載不多，但僅有的少量資料表明，創始人管理這個組織松散的政黨，是自上而下的聯絡渠道比自下而上的聯絡，更為順暢地起作用，實際是家長式的領導。
在中共的頂層和中層，更多的依靠是與陳獨秀、李大钊兩人的私人關系，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導師和門徒的關系，而不是依靠不帶個人色彩的紀律。
事實上，一旦這些聯系紐帶因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關的黨員便會表現出脫離組織傾向。
[42]李大钊和黨的北方區委與上海的中央，幾乎沒有任何有記載的接觸，多少有些處于半獨立狀态。
1927年初的占領并收回漢口英租界，如此意義深遠而重大的行動，中共中央對此并未籌劃，也未予以指導。
[43]僅在此四個月以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擴大會議，還對過大擴展黨組織的缺陷，表示嚴重關切。
領導層表現出官僚主義傾向，有的同志甚至犯有侵吞财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