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的罪行。
[44]
黨希望在基層的小組中出現新的人生哲學，在作風上是集體主義的，而非個人主義的；黨員的觀點應當是客觀的，而非主觀的，并應對黨絕對信任而不容懷疑。
事實上，小組主要是處理實際工作，放棄了對理論的訓練。
[45]黨小組的生活，往往是無組織無紀律的散漫生活。
陳獨秀對于黨組織的看法，似乎是更接于羅莎·盧森堡，而不是接近列甯。
根據現有的文件，在陳獨秀任書記職務期間，沒有什麼地方提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做法。
[46]黨的主要決策，都由定期召開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作出，陳獨秀與書記處的同志則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陳獨秀辭職以後，1927年8月7日召開的會議，批評陳獨秀的領導作風是&ldquo家長式的&rdquo和&ldquo獨斷專行的&rdquo，其組織路線是&ldquo不民主的&rdquo。
這些反映了新一代經莫斯科訓練的領導人的觀點；這些人在黨的生活中的經驗，尤其是從批評與自我批評來說，與陳獨秀領導時期是大不相同的。
第一次統一戰線中的緊張狀态
對于陳獨秀領導下的中國共産黨來說，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是與孫逸仙領導的國民黨的關系。
這是一個極端錯綜複雜的問題，以緻中國共産黨起初并不願陷入進去。
中共&ldquo一大&rdquo對中國其他黨派的态度，不是如陳公博記載的那樣敵對，就是如陳潭秋的追述，支持國民黨的進步政策，但采用非黨合作的方式。
[47]陳獨秀當時正與廣東軍閥陳炯明共事，李大钊打算與北方軍閥吳佩孚進行會談&mdash&mdash這兩人都是孫逸仙的敵人。
[48]但是，到中國共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陳炯明事件已經結束[49]；在馬林和中國共産黨關于時局的聲明中，已嚴厲譴責了吳佩孚。
中共的這個時局聲明，邀請國民黨以及其他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團體，聯合組成一個民主統一戰線，将中國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
[50]
統一戰線壓倒一切的目的，是無可置疑的；使中國共産黨在宗旨上和組織上遇到的難題，是1923年6月采用&ldquo黨内合作&rdquo的政策&mdash&mdash中國共産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中國共産黨組織上的獨立性。
[51]首先，與中國資産階級合作的策略，與中國共産黨在意識形态上鏟除資産階級的承諾是矛盾的。
另一方面，黨員的一緻行動，正是列甯式共産主義政黨概念的本質。
[52]由于共産黨在人數上不占優勢，因此有必要在争奪政權的鬥争開始之前，先經過統一戰線階段。
這似乎是有充分的根據，但也為統一戰線的最終分裂埋下了種子。
當國民革命快要取得勝利時，聯盟中較弱的一方可能被較強的一方所抛棄，終至造成兩黨合作的分裂。
因而這個聯盟必然是暫時的，當革命從一個階段轉變到另一個階段，就不大可能平靜合作了。
繼列甯的《兩個策略》之後，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至社會主義》[53]，似乎已準确地點明了這個問題。
但共産國際更為樂觀，謀求從内部控制和改造國民黨。
[54]
國民黨的确也有了變化，在1924年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中，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雙重目标，并經由改組披上了列甯主義的外衣。
[55]統一戰線成立以後，中國共産黨謀求把黨員安插進國民黨中央的群衆運動部門和黃埔軍校，從而來影響國民黨。
國民黨員的興趣在傳統上被視為顯赫而有實力的财政部和外交部，而不是組織、宣傳、勞工或農民等部門。
這反映了國民黨對黨的組織和革命的觀點并沒有改變，保守分子都去争取有錢有勢的政府職務，或大元帥府的職位。
[56]與此同時，共産黨的機關刊物《向導周報》、《新青年》和《前鋒》，從未停止批評國民黨組織工作的腐敗和妥協傾向。
共産黨對國民黨的不斷批評，連同俄國的援助和俄顧問的到來，遂在國民黨中産生了左翼的力量。
因此，在1925年春孫逸仙逝世以後（詳見第11章），國民黨遂逐漸發生了分裂。
[57]國民黨的組織雖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仍在右派掌握之中。
處此情況之下，身為國民黨政治顧問的斯大林的特使鮑羅廷，希望形成一個中間派來團結和掌管全黨。
[58]
國民黨内部的分裂，導緻中國共産黨重新調整關于統一戰線的理論。
被陳獨秀認定為&ldquo反革命的&rdquo[59]國民黨右翼已背離了統一戰線，而中間派則持暧昧态度；國民黨左翼雖具有革命性，但易于妥協。
陳獨秀從早期認為，隻有資産階級才有能力領導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立場，此時轉變到隻有無産階級才能掌握這個革命的領導權的立場上了。
大約與此同時，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國民黨實際上是四個階級&mdash&mdash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産階級和大資産階級（即民族資産階級）組成聯盟的觀點。
[60]就中國共産黨來說，仍留在國民黨内，以便保持&ldquo黨内合作&rdquo的聯盟，盡力使國民黨發生轉變，在理論上是可能的。
但從實際方面來說，中國共産黨進行宣傳和組織群衆，則得益于國民黨的合法旗号。
[61]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1925&mdash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1927年1月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動中，所取得的勝利，要歸功于中共在城市勞工中的工作。
[62]在第一次統一戰線将近終結之時，中國共産黨大概已能夠影響工廠、礦山和鐵路的300萬工人。
這個數字與1920年僅38.5萬人的數字相比[63]，工人的顯著增長，主要歸因于中共工會工作的措施，即1925年1月在廣東召開的中共&ldquo四大&rdquo上采取開展工會工作和五卅運動的結果。
工潮發生的次數增加了&mdash&mdash由1925年的348起，增至1926年的435起，大都是由于經濟原因。
[64]北伐期間（詳見第11章），湖南的工人幫助北伐軍運送軍用物資，同時破壞北方軍隊控制的鐵路系統。
[65]在漢陽兵工廠的工人則舉行罷工，阻止為吳佩孚部隊生産軍火。
[66]工人運動的迅速發展，導緻工會組織的不夠鞏固。
因為工會本身存在共産黨和反共産黨路線的嚴重分歧，當廣州的工會竟劃分為共産主義的和反共産主義的工會時，工會領袖與工人們都感到大為失望。
[67]在武漢，當時工會運動的傑出領導者劉少奇，承認工會群衆基礎薄弱，組織不團結，政治覺悟模糊。
[68]
共産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不違背正統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民問題前提下，将亞洲革命者的注意力轉向其本國的土地問題，共産國際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着重告誡說：
東方各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如果不依靠廣大農民群衆，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因此，東方各國的革命黨必須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綱領。
這個綱領應該提出徹底消滅封建制度以及這種制度的殘存物，即大面積土地的擁有權與包租制。
[69]
共産國際第六次全會（1926年2&mdash3月），第七次全會（1926年11&mdash12月），都提出和第二次代表大會同樣的要求。
[70]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中，陳獨秀和張國焘尤為突出，認為農民對政治問題沒有興趣，又缺乏有組織行動的能力。
[71]中國共産黨1925年第四次代表大會，對于土地革命僅表現出有限的興趣；然而，這并不能否認黨員個人身份，投入後來證明是相當重要的農村工作。
沈玄廬在浙江蕭山組織農民協會開展減租鬥争；彭湃于1921年在海豐和陸豐創立農民協會，到1923年擁有10餘萬人的會員。
後來在國民黨贊助下，仍由共産黨領導，農民運動波及廣東全省，卷入運動的達70餘萬人。
青年團領袖恽代英以不系統的方式勸導團員們下鄉工作。
[72]湖南的農民運動，由于其規模的巨大和毛澤東在其中的作用，則是别具一格。
湖南的農民運動始于1923年，在1926年該省為北伐攻占時，更加得到有力的推動。
據毛澤東說，湖南的農民協會在1927年初已擁有200萬名會員。
[73]當北伐軍到達湖北時，農民運動也在那裡爆發了。
到1927年5月，湖北已有250萬會員；而江西據說8.3萬人加入農民協會。
[74]組織起來的農民，試圖推翻或削弱&ldquo土豪劣紳&rdquo的統治，攻擊不合理的風俗和習慣，鏟除一切腐敗現象。
[75]在湖南，農民超過了減租減息的範圍，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
[76]農民為北伐軍遞送情報和充當向導支援北伐軍。
[77]
到1927年6月，武漢國民政府的農民部長譚平山（詳見第11章），聲稱6省[78]的農民協會擁有900多萬名會員。
[79]如同工會一樣，農民協會的飛速發展，也導緻了組織渙散和紀律的松懈。
[80]國民政府農民部長的共産黨人譚平山，公開承認其在加強農民運動中的失敗。
[81]更為糟糕的是上層決策的含糊而多變，造成下層的無所适從。
一位領導者說：
而我們自己呢？當時實處在矛盾之中，既要與一切封建勢力、土豪劣紳資産階級宣戰；而在另一方面，又要與代表土豪劣紳資産階級的國民黨合作，又要與封建餘孽、豪紳資産階級的走狗、大小新軍閥講親善，謀妥協；對工農的要求，則制止工農自己動手來解決，而要他們等待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命令。
這豈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樣的無期嗎？[82]
左翼國民黨的領袖汪精衛，更譴責農民運動中的過火行為。
[83]斯大林所說的國民黨左派基本上是小資産階級，事實證明隻是一種幻想。
沒收土地和組織農民自衛隊，徹底剝奪了國民黨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場來自下面的革命，和&ldquo黨内合作&rdquo的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
中國共産黨直到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才有了土地政策。
在此以前，毛澤東提交國民黨土地委員會一份決議草案，主張在政治上沒收&ldquo土豪劣紳&rdquo和軍閥的土地，在經濟上沒收所有出租的土地。
[84]中共&ldquo五大&rdquo對土地問題的決議，比較毛澤東的草案要溫和一些&mdash&mdash僅沒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地主和革命軍官在這場磨難中放過了。
[85]&ldquo五大&rdquo沒有堅持土地沒收以後的集體所有制，但認為需要解除地主的武裝部隊，同時幫助農民組織農村的自衛武裝，用來保護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實。
[86]在軍閥和地主具有軍事優勢的條件下，沒收土地和武裝農民，能否得以實現是值得懷疑的。
農民協會購買武裝，是武漢政府禁止的。
[87]這與在城市中收繳工人糾察隊武器是同樣做法。
農民不能武裝起來，鄉村的農民運動就要遭到殘酷的鎮壓。
長沙附近的馬日事變（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
這在以後的秋收起義期間，影響到第一個蘇維埃的成立（詳見第十一章）。
如前所述，陳獨秀是反對依靠武力的，但這并不是說其人是個和平主義者。
在1923年4月18日《向導周報》的一篇文章中，陳獨秀闡明其立場，使之與馬克思主義相一緻；概括的論述擁有武裝的人民，反抗擁有武裝軍閥的革命。
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裝與反動勢力正規軍對陣的列甯主義景象；但陳獨秀未能想出如何組織一支能征慣戰的政治化軍隊。
在中國共産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不久，一個由共産黨員組織的&ldquo青年軍人聯合會&rdquo在黃埔軍校學員中成立了[88]；稍後，與之相對立的&ldquo孫文主義學會&rdquo也在黃埔軍校誕生了。
随着1925年9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的設立[89]，中國共産黨的一些黨員（第二軍的李富春，第六軍的林祖涵）專門從事戰鬥部隊的政治工作。
[90]但這些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是否能與蘇聯紅軍中政治工作人員具有同樣的權力，是成問題的。
中國共産黨在軍事工作中的弱點，在蔣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的事件（指中山艦事件。
&mdash&mdash譯者注）時，就變得很明顯了。
事變的結果之一，是黃埔軍校學員中的左、右兩派組織同時解散。
彭述之當時曾為國民黨對自己軍隊控制的放松而惋惜[91]；這放松的标志，是汪精衛赴法和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的建議，禁止任命共産黨員擔任軍隊的黨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
最後在1927年6月，軍隊的政治部和黨代表都被蔣介石取消了。
[92]
中國共産黨試圖推遲1926年7月發動的北伐，結果不起作用。
彭述之和陳獨秀從政治、經濟，甚至戰略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