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推遲北伐進行争辯，但也沒有起作用。
甚至鮑羅廷提出不同意見也被拒絕。
[93]統一戰線完結時，無論中國共産黨的群衆工作如何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其在戰場上，如汪精衛所大為抱怨的那樣，顯然無法與蔣介石和其他軍事首領的部隊相抗衡。
沒有鞏固的群衆組織，沒有武裝力量，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來自下層的革命，隻會遭受毀滅性的被來自上面的革命壓制下去。
雖然蔣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中已露兇兆，但斯大林在一年多以後，仍是信心十足地用壓榨國民黨右翼這個檸檬[94]的比喻，來勸告中國共産黨，說共産黨與國民黨合作依舊是可行的最佳途徑。
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左派，是無産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的聯合體，也提出了與斯大林同樣的建議。
如果中國共産黨在簡單的統一戰線[95]中&ldquo不起領導作用&rdquo，&ldquo就不能取得在全國的領導作用&rdquo。
因此，中共立即從統一戰線中退出，是錯誤的；&ldquo根本不從其中退出&rdquo，也将是錯誤的。
[96]共産國際在此緊要關頭的勸誡，中共因此同武漢的國民黨妥協，同時避免了遊戲式的暴動。
共産國際的決議，實際上否決了陳獨秀于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提議。
陳獨秀曾數次提出，将黨内合作變為&ldquo黨外合作&rdquo的聯合。
[97]既然蔣介石于1927年春在上海和南京對共産黨人進行嚴厲的鎮壓，中共當然也就沒有選擇的餘地。
在五次代表大會上，各種相互矛盾的決議構成了混亂的局面。
由于既不願放棄統一戰線，而又由于中共力量過于弱小，影響不了與之合作者，中國共産黨隻能看着局勢的惡化。
按照共産黨人的用語或其他任何說法，這都是右傾機會主義。
中國共産黨一旦決定實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對可能的暴力迫害，無論是在1922年或1927年都是如此。
赤裸裸的事實，在被軍閥肢解的中國，政權隻可能來自槍杆子，即有槍就有權。
第一次統一戰線所造成的不同之處，中國共産黨不像1922年，隻有130名黨員，而到1927年，已發展有6萬黨員的群衆性政黨。
盡管中共随後遭受嚴重的損失，仍能夠經受住國民黨經常殘酷無情的鎮壓。
如果中國共産黨在1922年和1923年不與國民黨合作，而選擇單獨作戰的途徑，那可能情況更加不妙；如果中共早一些為與國民黨最後決裂做好準備，也許情況會好一些。
總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mdash&mdash中國共産黨必須擁有一支軍隊、一塊地盤和一個政權；換言之，必須創造一個&ldquo國中之國&rdquo。
***
[1]陳獨秀文，見《共産黨》，2（1920年12月7日），第2&mdash9頁（《共産黨》雜志的主編是李達，而不是陳獨秀）。
上述引文錄自《社會革命的商榷》，署名江春（李達的筆名。
&mdash&mdash譯者注）。
[2]到目前為止，關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改信馬克思主義的系統論述，可參看許華茨的《中國的共産主義與毛的崛起》，以及莫裡斯·邁斯納的《李大钊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3]陳郁、蘇兆征、向忠發、項英、鄧發和柳甯，見唐納德·W.克萊因和安·B.克拉克：《中國共産主義傳記辭典（1921&mdash1965年）》。
還有鄧培、朱寶庭、許白昊、劉文松、劉華和馬超凡。
見瓊·切思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400&mdash402頁。
[4]校注：譚平山當時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任教；陳公博在廣東政法專門學校任教。
[5]關于這一點，要感謝阿德裡安·陳：《1925年以前中國共産主義的發展和特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第39&mdash40頁。
但是，其研究僅限于陳獨秀，我認為李大钊、董必武、吳玉章、林祖涵，無疑都有同樣的傾向，更不必說毛澤東了。
又見邁斯納：《李大钊》，第106頁。
[6]關于&ldquo愛國&rdquo的最完整說明，見于陳獨秀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第1頁。
[7]李大钊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更為複雜。
1915年，李氏說：&ldquo自覺之意，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緻斷念于國家而不愛。
&rdquo顯然李氏沒有為這些不足辯護，也沒有試圖為其解釋。
李氏的困境在于這樣的事實，即這些不足最終将使一個愛國者的努力成為徒勞，而且隻要這些不足仍然存在，其所愛一直得不到報償。
為了使其從這種進退維谷的境地解脫出來，他聊以自慰的是著名的鳳凰涅槃式的中華複興的觀念。
但是後來，在李氏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改信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由于将中國與世界的未來聯系起來，他從其狹隘的、先驗的民族主義，轉到了人類的整個曆史和人類的偉大使命上來。
邁斯納：《李大钊》，第22&mdash23、27、180頁。
[8]《獨秀文存》，2（1918年9月15日），第275頁；内竹編：《毛澤東集》（以下作内竹本），1（1919年7月1日），第53頁。
[9]見李立三文，載《紅旗飄飄》，5，第28&mdash31頁；《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2，載《五四時期期刊介紹》，1，第154&mdash155頁。
[10]陳獨秀：《獨秀文存》，2（1916年10月1日），第85&mdash86頁；4（1917年3月1日），第52頁。
石峻：《中國近代思想史資料&mdash&mdash五四時期主要論文選》，第1906頁，1917年2月1日。
關于李大钊在1915&mdash1917年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見邁斯納：《李大钊》，第24&mdash34頁。
[11]李大钊：《李大钊選集》，第81&mdash82頁，原載《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
陳獨秀：《獨秀文存》，1（1916年2月15日），第53&mdash54頁；《新青年》，3，4（1917年6月）。
陳獨秀：《獨秀文存》，1（1918年7月15日），第222頁；2（1919年11月2日），第387頁。
[12]《民衆的大聯合》，1919年，竹内本1，第61&mdash64頁。
[13]陳獨秀的兩篇文章，載《每周評論》，4（1919年1月12日）；8（1919年2月7日）。
同時，李大钊在1915&mdash1916年從其達爾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義，發展到1919年1月堅定的反帝立場，見邁斯納：《李大钊》，第24頁。
李氏寫的社論《新紀元》，載《每周評論》，3。
[14]校注：陳獨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工總部逮捕。
1933年6月30日，國民政府最高法院以陳獨秀&ldquo危害民國與叛國&rdquo罪，判處其有期徒刑8年。
[15]陳獨秀：《辯訴狀》（出版處不詳），标明日期為1933年2月20日，第1頁；可參閱陳氏于1919年3、4月份發表在《每周評論》上的文章，均預示1919年11月2日經常被引用的文章《實行民治的基礎》的出現。
對于陳獨秀改信馬克思主義的日期後于李大钊一年或兩年的看法，如許華茨的《中國共産主義》第22頁和邁斯納的《李大钊》第112&mdash113頁所堅持的那樣，我是知道的。
然而，盡管陳獨秀對杜威的論述是很客氣的，但他在11月份的文章上不僅批評杜威的民主觀念&ldquo還有點不徹底&rdquo，而且明明白白地将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置于經濟基礎之上，參看《獨秀文存》，1，第375頁；關于李大钊的觀點，見《晨報》1919年2月7&mdash8日。
[16]陳獨秀：《獨秀文存》，3（1919年1月19日），第589&mdash591頁；4（1919年3月26日），第646頁。
[17]陳獨秀：《獨秀文存》，2（1919年12月1日），第72頁；4，第216&mdash217頁。
[18]《每周評論》，22（1919年5月18日），第22頁；見《李大钊選集》，第214頁。
[19]《思想史資料》，第1906、1201頁。
[20]《思想史資料》，第1207頁（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6（1919年2月15日），第2頁；《獨秀文存》，4（1920年9月1日），第224頁。
[21]《&ldquo五四，時期期刊介紹》，1，第193&mdash194、198頁。
[22]何長工：《勤工儉學生活回憶》，第61頁；《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載《&ldquo五四&rdquo時期期刊介紹》，1，第154頁。
[23]竹内編：《毛澤東集》，1，第58頁；《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3頁；引自《湖南曆史資料》，4（1959年），第80頁。
[24]校注：1920年3月，李大钊、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羅章龍等19人，在北京大學秘密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同年10月，李大钊、張申府、張國焘3人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钊辦公室中，正式成立北京共産主義小組。
[25]關于這一問題，最好的資料來源有《&ldquo五四&rdquo時期期刊介紹》1和3；張靜廬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68、75頁；《新青年》，9（1921年9月1日），第5頁的一則廣告；《近代史資料》，2（1955年），第161&mdash173頁。
[26]《&ldquo五四&rdquo時期期刊介紹》，1，第135&mdash136頁。
[27]校注：1923年6月，蕭楚女任《新蜀報》主筆。
[28]李大钊：《守常文集》，上海，1952年（1921年3月20日），第189頁。
[29]《新青年》，8（1920年11月1日），第3頁。
[30]周佛海的文章，見《新青年》，8（1921年1月1日），第5頁；蔡和森在《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中的通信，引用于《&ldquo五四&rdquo時期期刊介紹》，1，第158&mdash159頁；陳獨秀的文章，見《新青年》，1920年9月1日。
[31]《新社會》發刊詞，1919年11月1日。
[32]《真理報》，103（1913年5月18日），《列甯、斯大林論中國》，第20頁。
[33]《真理報》，103（1913年5月18日），第43&mdash63頁；H.德昂科斯與S.R.施拉姆編：《馬克思主義與亞洲：概論》，第153&mdash169頁。
[34]陳公博：《中國共産主義運動：1924年寫的一篇文章》，第79&mdash82、102&mdash105頁；韋慕庭與夏連蔭編：《有關共産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的文件（1917&mdash1927年）》，第100&mdash109頁；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6&mdash27、31頁；張國焘：《我的回憶》，載《明報月刊》，6，第6頁；或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英文），1，第136&mdash157頁。
[35]校注：1919年6月15日，陳獨秀在北京被捕，9月12日出獄；1920年1月29日離開北京，到達上海。
陳獨秀自此即離開北京大學。
[36]理查德·C.卡根：《陳獨秀未完成的自傳》，載《中國季刊》，50，第295&mdash314頁；阿德裡安·陳：《發展》，第45頁；許華茨：《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第10頁以下各頁。
[37]舉例來說，邁斯納的《李大钊》第204&mdash205頁指出，李大钊隻是号召青年到農村去工作，絲毫沒有談到組織問題。
[38]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95頁。
[39]校注：中國共産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裡625号召開。
1922年8月29日，根據馬林提議，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别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陳獨秀、李大钊、蔡和森、張國焘、高君宇、張太雷和馬林等7人。
馬林在會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