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了共産國際7月決定和8月指示，再次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組織。
中共&ldquo二大&rdquo和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開的特别會議，是兩次不同的會議。
[40]第二個黨章的全文，載陳公博：《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第131&mdash135頁；回譯成中文，載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1，第52&mdash55頁；韋慕庭、夏連蔭編：《有關共産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的文件，1917&mdash1927年》，第104&mdash109頁。
[41]詹姆斯·平克尼·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72年）》，第67&mdash68頁。
張國焘列出以下略有出人的組織變動：中央在&ldquo四大&rdquo以後包括書記處、組織部和宣傳部、《向導》周刊編輯；勞工部和農民部，分别在&ldquo五卅&rdquo運動之後和1926年春設立。
《明報》，13，第89頁。
[42]陳公博：《寒風集》，第226頁；栖梧老人：《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的見聞》、《新觀察》，13（1957年7月1日）；托馬斯·C.郭：《陳獨秀（1879&mdash1942年）與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第255頁。
[43]邁斯納：《李大钊》，第119頁；《中共&ldquo八七&rdquo會議告全黨黨員書》，載《紅色文獻》，第108頁。
[44]21926年7月12&mdash18日全會的決議全文，載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24&mdash230頁。
譯文載韋慕庭、夏連蔭編：《有關共産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文件（1917&mdash1927年）》，第271&mdash281、288&mdash317頁。
[45]韋慕庭、夏連蔭編：《有關共産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文件（1917&mdash1927年）》，第95、106、137頁。
小組中黨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中實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經過莫斯科訓練的黨員回到中國，也許是導緻1926年及以後對陳獨秀組織路線尖銳批評的原因。
[46]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72年）》，第126頁。
[47]諾斯：《莫斯科和中國共産黨員》，第59頁。
參看陳潭秋：《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載《共産國際》，美國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mdash1366頁；英國版，13.9（1936年9、10月），第593&mdash596頁。
[48]《華字日報》登載了許多陳獨秀1921年3月以後，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廣東的活動報道；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31頁。
[49]校注：中國共産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ldquo民主的聯合戰線&rdquo議決案，規定實現民主聯合戰線主張的計劃，先邀請國民黨&ldquo開一代表會議&rdquo，&ldquo在國會聯絡真正民主派的議員&rdquo，集合工、農、商、學、婦、律師、職教員、新聞記者等團體，&ldquo組織民主主義大同盟&rdquo。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為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召開，而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亂，炮轟總統府，故此處稱&ldquo陳炯明事件已結束&rdquo。
[50]《紅色文獻》，第28、34頁。
學者們大都同意統一戰線的主意來自莫斯科，中國共産黨在被誘騙的情況下接受了這個主意；與此相反的意見，參閱H.R.艾薩克斯對H.斯内夫斯特（馬林）的訪問，載《關于共産國際和中國革命的文獻》，見《中國季刊》，45（1971年1&mdash3月）。
[51]布蘭特等：《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第68頁。
[52]許華茨：《中國的共産主義與毛的崛起》，第52頁。
[53]《新青年》，2（1923年12月20日），第79&mdash102頁，署名屈維它（瞿秋白的筆名）。
[54]許華茨：《中國的共産主義與毛的崛起》，第52頁；韋慕庭：《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第148&mdash150頁。
[55]國民黨組織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出版地不詳，1927年8月；參閱韋慕庭：《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第172&mdash174頁。
[56]校注：1923年3月1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在廣州成立，孫中山任大元帥。
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國、共兩黨合作。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6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改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
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
[57]陳志讓：《國民黨左翼&mdash&mdash一種定義》，載《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學報》，25.3（1962年）。
[58]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72年）》，第58頁。
[59]《向導周報》，101（1925年11月7日），第844&mdash845頁。
[60]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馬克思主義》，第228頁。
[61]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第119頁；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72年）》，第50頁。
[62]《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編（北京，1954年，第546&mdash549頁）。
[63]陳達：《中國勞工騷亂》，載《每月勞工評論》，6（1920年12月），第23頁。
[64]哈羅德·R.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修訂第2版，第123頁；《向導周報》，159（1926年6月23日），167（1926年8月15日），168（1926年8月22日）。
[65]《工人》，第319&mdash328頁。
[66]《民國日報》，廣州，1926年9月21&mdash25日，載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海，1947年。
[67]《勞動周報》，5&mdash8（1923年5&mdash6月），引自李銳：《毛澤東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動》，第172頁腳注12；《泰晤士報》，1926年12月1日；鄒魯：《回顧錄》，上海，1943年，1，第166頁。
[68]參見湖北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1月，載《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407&mdash408、413頁。
[69]簡·德格拉斯：《共産國際，1919&mdash1943年，文件選編》，1，第387頁。
[70]同上書，2，第279頁；《紅色文獻》，第254&mdash255頁。
[71]陳獨秀在《新青年》第12卷第4期（1924年）上的文章；張國焘在《向導周報》第12期（1922年12月）上的文章。
[72]《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見尼姆·威爾士：《紅塵》，第199&mdash200頁；《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編，北京，1953年，第35&mdash39頁。
關于彭湃的工作，見《紅旗飄飄》，5，第38&mdash42頁。
關于彭湃和海陸豐，見衛藤沈吉：《海陸豐&mdash&mdash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載《中國季刊》，8和9（1961年）；尤其是小羅伊·霍夫海因茨：《浪潮》。
關于恽代英的工作，可參閱《中國青年》，32（1924年5月24日）。
[73]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63頁；《毛澤東選集》，1，第14頁。
然而，李銳提供的1927年4月的數字518萬人，見《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88頁。
[74]《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391、410、413頁。
[75]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竹内本，1，第209頁。
[76]《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89頁。
[77]董顯光：《蔣總統傳》，台北，1954年，1，第78&mdash79頁；《華僑日報》，香港，1926年9月7日。
[78]校注：六省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
[79]《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18&mdash19頁。
關于農民運動誇大的叙述，也許是由于把&ldquo農會&rdquo（鄉紳領導的農民團體）計入&ldquo農民協會&rdquo（農民領導的農民組織）。
[80]毛澤東：《全國農協最近訓令》，1927年6月3日，載竹内本，2，第9頁。
[81]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72年）》，第113頁。
[82]柳直荀：《馬日事變回憶》，載《布爾什維克》，20（1928年5月20日）。
[83]《汪精衛集》，上海，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頁。
[84]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府》，第289&mdash290頁。
[85]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40頁；衛藤沈吉：《海陸豐&mdash&mdash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載《中國季刊》，9，第162頁；斯圖爾特·R.施拉姆：《20世紀的政治領袖：毛澤東》，第98&mdash99頁。
[86]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41頁。
[87]《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400&mdash401頁。
[88]蔣介石：《蘇俄在中國》，第35&mdash36頁。
[89]校注：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25年7月成立，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亦于1925年7月成立，主任為陳公博。
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不是國民革命軍政治部。
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即總政治部）成立于1926年7月，主任為鄧演達，副主任為郭沫若。
[90]《社會新聞》，1，14（1932年11月12日），第308&mdash309頁。
[91]《向導周報》，167（1926年8月8日），第20&mdash21頁。
[92]沈鳳崗編：《蔣委員長全集》，5，第12頁；《華字日報》，1927年6月13日。
校注：1927年6月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改稱政治訓練部；各軍、師政治部改稱政治訓練處，吳敬恒、陳銘樞先後任主任。
黨代表制度自此撤銷。
[93]《向導周報》，161（1926年7月7日），165（1926年7月28日）；路易斯·費希爾：《世界事務中的蘇聯人：蘇聯與世界其他部分的關系史》，2，第648頁。
[94]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162頁。
[95]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72年）》，第96頁。
[96]共産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關于中國的決議，1927年5月，載《紅色文獻》，第277頁；英譯文載賽尼亞·喬柯夫·尤廷與羅伯特·C.諾思：《蘇俄和東方，1920&mdash1927年：文獻概覽》，第369&mdash376頁。
中譯文引自《六大以前黨的曆史資料》。
&mdash&mdash譯者注
[97]德格拉斯：《共産國際，1919&mdash1943年，文獻選編》，2，第276&mdash277頁；參看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譯文載于《中國曆史研究》，2.3（1970年春），第224&mdash250頁。
中國共産黨領導人在這次大會采取的立場，還不清楚。
關于這次代表大會的專題研究，顯然亟待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