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革命運動
20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是中國現代史中最使人感到興趣的事件。
其所以取得成功，在于以愛國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動員了人力和物質資源。
國民革命的組織階段是從1923年後期到1926年中期。
在此期間，一批意志堅定的中國人，以有限的力量開始，組織了一場革命運動，旨在統一國家，取消外國的特權和各種不平等條約。
這些革命者得到一批俄國專家的建議和支援，傳授給革命的理論，提供了組織工作的知識、金錢和武器。
随之而來的，是持續到1928年中的北伐戰争階段。
在此期間，原來以南方為根據地的國民革命軍，一路一直打到北方的北京。
這次北伐戰争利用了軍事技術，進行有效的宣傳和敵後的策反活動。
但終于出現了一場巨大的悲劇：在北伐戰争進行中，領導層在統一全國過程中的暴力社會革命問題上發生了分歧&mdash&mdash在革命陣營内部出現了階級之間的分裂。
在八個月的自相殘殺的鬥争中，成百上千的革命者喪失了性命。
自此以後，在中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與保守的民族主義者之間展開的内戰從沒有真正地停止過。
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為革命提供了潛力，但這種潛力必須轉化為革命的形勢。
革命的搖籃是在廣州，是中國最大和最富有與最為進步的城市之一，位于三條主要河流彙合的三角洲上，土地肥沃，人口密集。
國民革命不屈不撓的鼓動者孫逸仙，在其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都獻身于提倡立憲共和，反對阻礙其理想實現的北京政權。
孫逸仙兩次在廣州成立政府：一次是在1917年，為了反對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為了反對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
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時，孫逸仙組織了一個殘缺不全的議會，選舉其為中華民國的&ldquo非常大總統&rdquo。
1922年春，孫逸仙聯合幾個軍事派系，試圖對北京政府發動一次征讨，但吳佩孚打敗了孫氏的主要盟友張作霖。
同時，孫氏部下的陳炯明率部于6月15&mdash16日晚，将孫逸仙從廣州總統府趕走。
1922年8月，孫逸仙由廣州回到上海，計劃通過政治手段在北京擔任總統，而以武力收複其在南方的根據地。
1923年孫逸仙虛弱的地位
孫逸仙博士沒有達到第一個目标，但在1923年1月15日，用雇來的部隊把陳炯明趕出了廣州，并在這年2月21日，又由上海回到廣州。
這時孫逸仙已56歲，在以後不到兩年，死于癌症。
在這段短暫時期内，孫逸仙在面臨巨大困難的情況下，開創了國民革命的組織階段。
這些困難可以歸結為如下各端。
孫逸仙回到廣州後，因為缺乏實力，所依靠的在南方的根據地也是不牢靠的。
孫氏既不是能為其奪回根據地軍隊的真正的統率者，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政。
國民黨在國内隻有數千名組織松散的黨員，對改良現實的目标既無周密的戰略，在公衆中也喚不起熱情。
這些情況在1923年1月1日的國民黨宣言中都被公之于世，使孫逸仙著名的三民主義&mdash&mdash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1]進一步具體化。
孫逸仙所面臨的問題，是要掀起生機勃勃的革命運動，控制巨額收入的财源，建立一支能保衛和擴大南方根據地的軍事力量，并且都要聽從孫氏的命令。
軍事問題有内部和外部兩個方面。
基本是自治的雜牌軍的師長、旅長和團長，被孫博士的助手在香港收買過來時，其部隊已占領了廣州。
來自雲南的軍隊，以楊希闵将軍為首，但也有幾支獨立的滇軍，其中一支忠誠追随孫博士的部隊由朱培德率領。
劉震寰将軍和沈鴻英将軍率領桂軍。
同時，有一些政治上各行其事的粵軍的師和團，另外還有若幹紛争不已的地方&ldquo民團&rdquo。
這些軍隊的指揮官一到珠江三角洲，就競相搶占城鎮中有利可圖的地盤，掌握大部分稅收來源。
約有3.5萬人的軍隊（根據當時一個可靠情報人的估計），裝備極差，訓練也很差，而且其内部之間互相對立；同時又與陳炯明聯合，意在與奪取廣州的軍隊相對抗。
陳炯明似乎與孫博士的勁敵吳佩孚結成了聯盟。
孫逸仙大元帥的軍隊要投入戰争，就另外需要一筆數目巨大的現金。
這筆巨款，主要由廣州市政府向居民征收附加稅；這項稅收工作，要由精幹得力的廣州警察去完成。
在1923年春夏期間，孫逸仙的軍事支持者，打敗了吳佩孚和陳炯明支持的沈鴻英将軍，保衛了根據地。
經過這些戰鬥，孫逸仙的根據地面積向西和向北擴大到廣東省邊界，而廣州仍易受東面鄰近陳炯明部隊的攻擊。
到當年秋季，孫博士僅能在名義上控制的軍隊，訓練的素質很少提高。
所謂&ldquo客軍&rdquo，實際上是占領軍。
[2]
孫博士的财政問題是十分嚴重的，财政收入隻有三個來源&mdash&mdash捐獻、貸款以及稅收。
1922年秋，國民黨以獲得捐贈和貸款的形式，從中國支持者籌集到50多萬元（根據上海和香港的行市），用來資助收複廣州的軍費；現在也難以再籌集到了。
1923年春，孫逸仙試圖與香港商人談判一筆600萬元的貸款，與廣州商人談判100萬元的貸款，但都沒有成功；還希望向英國工商界借一大筆特許貸款，但因其所處危急的軍事地位，使之不可能進行下去。
為了發揮根據地的稅收潛力，孫逸仙有必要任命自己的人控制行政管理機構。
孫逸仙的政府組織分為三級&mdash&mdash大元帥大本營（有如一個全國性的政府）、廣東省政府和廣州市政府。
而廣州市政府最有實力。
廣州是一個富饒的城市，孫博士31歲的兒子孫科在領導有效率的廣州市政府。
孫科于1923年2月底到職，在廣州市組織一支高質量的警察隊伍。
孫博士任命其老同事吳鐵城為公安委員。
孫科市長和六名受過西方教育的委員，在此後數月中推動廣州的現代化，使該市成為軍費的主要來源。
根據1923年官方的廣州市政報告，除城市的事業費外，向大元帥大本營提供600多萬元（以廣州行市）用于軍費給養。
對比之下，因為省财政局隻能在省内部分地區征稅，廣東省的歲入卻比上一年減少近900萬元。
孫博士奪得了地方鹽稅的控制權[3]，使其從1923年5月至12月淨得近300萬元。
這原來是由外國人管理的鹽務稅，應由北京政府的鹽務稽核所征收，用以償還1913年簽訂的外債。
與鹽務稅有關的列強對此提出抗議，但沒有阻止這種&ldquo挪用行為&rdquo。
不過，當孫博士在年底威脅要奪取最穩定的财源&mdash&mdash廣州海關征收的關稅時，列強卻以武力來進行幹涉。
這是一幅财政危機的景象。
孫逸仙政府為了與軍人争奪征稅權，給民衆增加了沉重的負擔。
不過，在孫逸仙返回廣州後的八個月中，廣州的南方政府逐漸增加了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擴大了根據地。
國民黨從其前身算起（孫逸仙組織和領導幾個革命政黨），已經有了近三十年的曆史。
在上海的中央黨部，共有五個機構和一小批從事籌款和宣傳人員。
在1923年，除了廣州外，其他城市顯然沒有分支機構的活動，黨員的人數也不詳。
廣東省幾個黨的分支機構的記錄，在陳炯明1922年6月的叛亂中，已遭散失。
總之，此時國民黨黨員的數字是不可靠的；孫博士計算黨員的辦法，是對軍隊、工會和學校的學生整個組織進行登記，宣稱這些組織中的人都是黨員。
可是，國民黨仍具有産生全國影響的潛力，因為該黨有一批有經驗的領袖，并有反滿、反袁的聲譽，有譴責外國特權和力主政治改革的主張。
其領袖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許多人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也有人在清政府中任過官職，有的人獲得歐美大學的學位，不少人在日本學校和軍事學校學習過。
這些領導人此時正屆中年，在國外時曾與外國朋友建立了友誼，也曾以不同形式策劃過推翻政府的行動，籌措和分發過革命經費，偷運過武器，在軍隊中進行過革命宣傳，也曾在下層秘密會社進行過活動，參加議會鬥争，統率過軍隊，治理過省份，甚至從事過工商業經營。
這些人雖大部分來自廣東和長江流域各省，但有一部分則來自中國境内其他各個地區，天南海北，各有其與當地的紐帶，與中國社會的傳統及現代因素結成關系網。
國民黨需要受到激勵才能行動起來。
孫博士顯然被财政問題和軍事問題耗費了很多精力，不能充分注意國民黨本身的問題；盡管也經常讓上海辦事機構執行對外交涉使命，或開展對外宣傳活動，并給予經費。
1923年10月，孫博士開始考慮如何能使黨恢複生機。
此時，蘇聯的首席顧問鮑羅廷于10月6日抵達廣州，在此後六個星期裡，兩人系統地商讨了黨的改組計劃。
國民黨内蘇聯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蘇俄在中國既有國家的戰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
俄國和中國有漫長的國境線地帶，蘇俄政府希望與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系，因為這會給蘇俄帶來種種好處。
蘇俄的一個戰略目标，是取得對中東鐵路（沙皇俄國的一個國營企業）的控制，該鐵路穿過滿洲境内，是連接蘇俄濱海諸省與西伯利亞的紐帶。
中國政府認為，外蒙古為中國的領土，但蘇俄紅軍卻去那裡扶植了一個蒙古政權。
因此，中國與蘇俄為外蒙古問題而對立。
但蘇俄不願中國控制外蒙古這個緩沖地區，這就是蘇俄派三個使團與北京政府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的絆腳石。
1924年9月，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作為全權公使到達北京，企圖重開談判。
在蘇聯的世界革命的策略中，中國應是一個從資本主義剝削中解放出來的區域。
1919年，列甯組織了第三國際（或稱共産國際），作為世界革命的參謀部，總部設在莫斯科。
在1920年的共産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甯明确闡述了一項戰略，即在資本主義大國及其殖民地之間，打進一個楔子，從而削弱這些資本主義大國。
共産國際、宗主國及其殖民地的共産黨，應當把自身的解放鬥争當做世界革命的準備階段。
列甯預見到，殖民地的新興資産階級必然要領導這個解放運動；主張殖民地新生的共産黨應該在民族鬥争中幫助資産階級。
這就是統一戰線的戰略。
但列甯又主張，殖民地的共産黨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經由組織和訓練無産階級及貧農來壯大自己的力量，為革命的第二階段&mdash&mdash推翻資産階級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鬥争做準備。
共産國際精心制定了這個基本戰略方針，并在其使者能夠插足的殖民地進行宣傳。
中國雖然不是殖民地，但卻被納入這個戰略計劃，于是共産國際派出代表來到中國。
蘇聯的使者在中國有雙重任務，幫助組織共産主義運動，蘇俄和共産國際在民族解放鬥争中援助民族革命組織。
蘇俄的領袖們不了解中國，需要派出使者作若幹年的考察，才選定為國民黨（關于中國共産黨産生的根源和環境，已在第十章進行過讨論）。
統一戰線一旦組織起來，亨德裡屈斯·斯内夫利特&mdash&mdash荷蘭籍共産國際代表，化名馬林就超過了這一戰略，勸誘共産黨人（大部分人違背自己的意願）加入國民黨，因為孫逸仙不願意兩黨合作。
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批準了這個策略，認為這是共産黨在華南接近無産階級的途徑；而更重要的，乃是執行委員會希望共産黨人能推動國民黨使之趨于激進一些，并引導其與蘇俄聯合。
蘇俄的領導人打算成為中國革命的舵手。
孫逸仙和蘇俄之間已經有了五年的&ldquo眷戀&rdquo。
在孫氏革命生涯的不同時期，曾向各大國求助。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不久，孫博士幾次派人試探，以求國民黨能與列甯的布爾什維克黨結成聯盟；後來希望這個新型革命的國家，能在軍事上幫助其登上北京總統的位子。
列甯和外交人員格列戈裡·契切林通過偶然的信件往來，啟發了孫逸仙。
三名共産國際的代表&mdash&mdash吳廷康、馬林和達林試圖說服孫博士必須改造國民黨。
當1922年6月孫博士被陳炯明趕出廣州後，迫切希望能得到外國的援助，于是開始寄希望于蘇俄。
1922年下半年，孫逸仙即與蘇俄駐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飛通信。
越飛雖經多次努力，但均未能與北京政府達成協議，于是就到了上海，在1923年1月與孫博士進行廣泛的讨論。
此時正是孫逸仙雇用的劉震寰和楊希闵的軍隊收複了廣州之後。
孫逸仙與越飛商談的内容，從來都沒有透露過，但在不久之後，蘇聯的領導人明确決定在财政上援助孫逸仙和國民黨，并派顧問來幫助國民黨改組，以恢複其革命精神。
[4]鮑羅廷是指導此項工作的人選。
根據共産國際的觀點，鮑羅廷對此項工作具有足夠的資格。
鮑氏生于1884年7月9日，在拉脫維亞的青年時代就已經是個革命者；1906年被驅逐出俄國，在美國度過了11年，然後于1918年夏季回到祖國，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
列甯很了解鮑羅廷，其一部主要著作就是由鮑氏譯成外國文的。
共産國際成立後，鮑羅廷成其派遣的使者之一。
為了組織工作，鮑羅廷訪問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國；為了協助改組英國共産黨，後來在英國被拘禁了。
1923年春，鮑羅廷回到莫斯科不久，就被選定執行在中國的任務。
鮑氏抵達廣州時年僅39歲，從各方面看，這是一位聰明而性格富有吸引力的人。
鮑羅廷在中國作出的指示，至今未見發表，但可能其早已熟悉共産國際過去有關中國的決議。
1923年5月，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産黨發來一道指示，清楚地說明共産黨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産黨應與國民黨合作的條件；指示主張積極準備農村的暴動以擴大革命，并改造國民黨使之成為民主反帝反封建戰線的領袖。
指示對國民黨的&ldquo基本要求&rdquo，是必須無條件支持工人運動；應吸引廣大群衆參加反對北方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鬥争。
共産黨必須影響國民黨，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堅持最貧窮農民沒收地主土地的行為，盡一切可能阻止孫逸仙與軍閥聯合。
指示要求國民黨必須盡早召開國民黨代表大會，全力建立廣泛的全國民主戰線，堅決廢除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協定。
[5]鮑羅廷在廣州的早期活動表明，其目标大概也與此相似。
重振國民黨
鮑羅廷經常與孫逸仙會晤，讨論國民黨的各種問題，并就即将來臨的革命提出建議。
鮑羅廷還會見當地的共産黨員，重新作出保證，歸根結底，其長遠意圖是在使共産黨能發展壯大。
[6]1923年10月25日，孫博士指定了國民黨臨時執行委員會[7]起草黨綱和黨章，為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做好準備，并任命鮑羅廷為臨時執行委員會[8]顧問；廣州鹹以鮑顧問稱之，而不及其名。
鮑羅廷以聯共（布）黨章結構為模式，為國民黨起草了新的黨章。
其黨章草案與以後正式通過之黨章極相似，将黨分為五級組織&mdash&mdash全國級、省級、縣級、區級和區級以下的組織。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
在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持黨務工作，任命黨的主要官員，管理财務，指導中央所屬機構的工作以及所有下級執行委員會的工作。
國民黨員都受嚴格的黨的紀律約束，凡參加工會、商會、省議會或國會的黨員，應組成黨團，并且黨團成員在其團體内始終保持一緻的立場，以便掌握在團體中的方向。
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共開過28次會議，起草了一個措辭激昂的宣言和一部新黨綱，監督黨員重新登記，創辦了一個刊物，來宣傳黨改組的意義，解釋黨的革命意識形态；創辦了一所黨校，訓練區和區以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确定全國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監督從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機構選舉代表的工作。
[9]
随着陳炯明率領的部隊威脅廣州，到1923年11月，孫逸仙對廣州的控制變得不穩固了。
人們擔心孫大元帥可能被迫出逃。
在這情勢十分危急之時，鮑羅廷力主采納動員群衆支持的激進計劃，敦促孫逸仙及國民黨領導人頒布法令，沒收和分配地主的産業，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保證一天勞動八小時、最低工資以及其他權利。
鮑顧問争辯說，這些許諾将使與陳炯明作戰的部隊受到鼓舞。
因為孫逸仙左右追随者的反對，孫博士拒絕頒布土地法令，經過多次磋商之後，孫逸仙同意&mdash&mdash根據鮑羅廷的回憶&mdash&mdash頒布一項減地租25％的法令，另一項規定是建立農會的法令。
[10]對國民黨人來說，幸運的是支持孫逸仙的部隊趕走了敵人；但軍事危機過去之後，孫逸仙并沒有頒布減租法令。
另一個使國民黨人和共産黨人都感到心神不安的問題，是鮑羅廷與堅決主張孫博士倒向蘇聯一邊的廖仲恺，于11月底前往上海，向國民黨幾個領導人解釋改組國民黨的必要性。
11名在廣東有威望的國民黨員（都是老資格的黨員）[11]上書孫博士，在黨的新體制和起草文獻過程中，就共産黨在其中的影響提出警告，指控共産黨的領袖陳獨秀是幕後人物；指責國共兩黨合作是共産國際陰謀的一部分，是為了在資本主義國家煽動起階級鬥争，以加速社會主義革命；在新生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煽起階級鬥争，以聯合勞工、農民和小資産階級掀起全國革命。
這些上書者斷言，陳獨秀已使其信徒進入國民黨，準備進行接管國民黨；并警告孫博士說，不出5年，陳獨秀就可能被選為國民黨領袖。
這次11人上書是一個早期的證據，證明在保守的老資格黨員中，不斷有反對倒向蘇聯和讓共産黨員進入國民黨的事。
孫逸仙拒絕11人上書的意見與批評，在作出書面答複中稱，鮑羅廷是新黨章的拟訂者，陳獨秀根本沒有參與此事；與國民黨親近是俄國人的主意，建議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内工作的人也是俄國人。
孫博士斷言，俄國必定是同國民黨合作，而不是同陳獨秀合作。
&ldquo如果陳獨秀不服從我們黨，将會被驅逐出黨&rdquo。
孫逸仙提出警告說，&ldquo不要因為懷疑陳獨秀，而懷疑起俄國&rdquo[12]。
盡管孫逸仙有這樣的信心，但新黨章的草案還是被修正了，取消了選舉黨領袖的内容；取而代之定孫逸仙為領袖，成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總理，并授予對兩會各項決定以最後否決權。
廣州的海關危機在1923年12月中旬，已發展到了頂點，更加深了孫逸仙的反帝情緒。
雖然鮑羅廷在此之前的建議&mdash&mdash危機時，鮑顧問不在廣州，但一定也起了作用。
孫大元帥及政府要求分享由外國人控制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在廣州征收的關稅，因為過去有過一個先例。
當北京的外交使團沒有按照大元帥府外交部長的要求[13]，指示海關總稅務司拒絕海關收入撥給大元帥大本營時，孫大元帥立即宣布奪取廣州海關，并另行任命海關官員。
這危及列強所承認的海關&mdash&mdash北京政府的一個機構的統一，并且可能最終影響到兩項主要賠款和外國貸款的财政保證。
與此有關的列強派炮艦駛來廣州，阻止奪取海關，以此對付孫逸仙的挑戰。
但國民黨勢力太弱，無力進行戰鬥，隻得轉而求助于群衆示威，來進行反對外國資本家的宣傳。
危機過去之後，孫逸仙由于這次向外國統治的挑戰，在中國赢得巨大的政治資本。
國民黨更明顯地趨向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成為其重要的主題，完全如共産國際所指出的那樣。
[14]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共有196名被任命或當選的代表[15]，大會開幕時，隻有165名代表出席。
大部分是老資格的黨員，約有40名代表海外支部；約有20名代表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産黨員。
大會為期10天，孫逸仙共作了7次演說，大會聽取了國内各地區和海外黨的活動報告。
大會進行了辯論，通過了宣言以及黨章黨綱，選舉産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
一份關于黨員的報告稱，經過大力吸收黨員以後，在國内登記的黨員人數超過了23360人，國外黨員人數約4600人。
大會中途休會3天，以哀悼列甯的逝世。
[16]
在大會開幕詞中，孫逸仙号召全黨團結一緻和要有犧牲精神。
大會宣言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同時強調群衆&mdash&mdash特别是貧農和工人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
但在幕後起重要作用的鮑羅廷，卻未能說服孫逸仙，把與蘇聯結成在運動中統一戰線包括在宣言之中。
孫博士也未能把剝奪大地主和不在鄉地主的土地分配給佃農，包括在宣言之中。
[17]黨的政綱，是一個能為各種社會成分所接受的改良主義的綱領，并保證通過合法手段解決中國的問題。
當一些代表試圖禁止國民黨員參加其他黨派的修正案列入黨章時，國民黨内的共産黨員的問題再次出現。
李大钊為共産黨員參加國民黨的意圖進行了辯護，說這樣是為了對老大哥政黨的革命工作作出貢獻，而不是以國民黨的名義去推行共産主義；并向代表們保證，國民黨中的共産黨員行動是光明正大的，不會有秘密陰謀，要求代表們不要對此抱有戒心。
經過辯論，修正案被拒絕了。
孫博士通過任命10名共産黨員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約占總人數的1/4），明确表示孫逸仙同意共産黨參加國民黨。
[18]
在大會閉幕之後，新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并組成中央黨部（此時設在廣州），決定成立秘書處處理黨務的組織部，以及8個職能部，即宣傳、工人、農民、青年、婦女、調查（後撤銷）、海外、軍人8個部。
老資格的黨員擔任各部的領導，其中兩個部的領導，由以前加入國民黨後又加入共産黨的兩人，即譚平山領導組織部，林祖涵領導農民部。
中央執行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即中常委）處理日常事務，由廖仲恺、戴季陶、譚平山三人組成，是一個左派集團。
住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每周至少開會一次；大多數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都回到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漢口、哈爾濱設執行部，以推動黨的發展。
中央各部逐漸有了少量工作人員，地方黨部開始發揮作用。
黨的領導集團主要力量用于進行全國範圍的宣傳工作，在全國吸收新黨員；在廣東，組織勞工、貧農和學生，建立一支忠于黨的軍隊。
進行這些工作隻有少量經費，鮑羅廷開始時每月拿出約3萬元。
[19]于是，國民黨開始成為一個具有強有力的領導機構和革命意識形态的政黨，并最終在中國計劃奪取政權的大黨。
創建一支革命的軍隊
與鮑羅廷一起來到廣州，或後來在廣州參加工作的，還有蘇俄的軍事顧問。
在1923年到1924年冬，蘇聯軍事顧問們對孫逸仙麾下軍隊的狀況感到吃驚：軍隊大部分訓練不足，裝備很差，統兵的軍官也不夠格。
俄顧問[20]認為，隻有孫逸仙的150&mdash200名衛兵完全忠誠可靠，其他的部隊都是其指揮官的私人軍隊。
如果國民黨人要進行統一全國的戰争，并想在軍事上取得成就，這種狀況必須進行徹底改變：要集中稅收，采購武器和支付軍饷；要進行标準的軍事訓練，要向官兵灌輸共同的革命思想，要建立統一有效的指揮系統。
而要達到此目标，洵非易事。
因政府的财力物力不足，加之統一财政和統一軍事指揮，正與一些高級将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馳，而政府所在的根據地又需要這些高級将領率兵來保衛。
所以這些實在是難以實行的措施。
地方的兵工廠開工，每年隻能生産裝備一個（最多是兩個）滿員師的步槍和機關槍。
但兵工廠的經營是商業企業，任何将軍隻要付錢，就可買到武器。
由于海關打算執行國際武器禁運，武器進口雖不是不可能，但也有不少困難。
孫博士讓将領們擔任國民黨内的重要職務，以便加強個人的權力；挑選在廣東的湘軍挂名的司令官譚延闿，在廣東的滇軍司令官楊希闵，使二人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當選為委員，又在中央監察委員會選舉中，選粵軍的司令官許崇智、桂軍的司令官劉震寰、豫軍的司令官樊鐘秀為候補監察委員。
1924年3月，中央執行委員會委托劉、樊等人與滇軍的朱培德和雜牌川人盧師谛将軍，在軍中建立黨的基層組織。
孫大元帥勸說各地将領接受其派往的稅務人員征收稅款，并發給各将領軍饷，但成效不大。
事實上，孫逸仙似乎不得不同意，各将領在其控制區内發給賭場執照或設置&ldquo禁煙&rdquo機構，以為生财之道。
鮑羅廷和孫逸仙所拟定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個訓練下級軍官的學校，對入學受訓的學生充分灌輸忠于國民黨的思想，使其民族主義意識日益強烈。
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一結束，就開始執行這項計劃。
到1924年5月，陸軍軍官學校在廣州南面珠江中的黃埔島上籌備就緒，準備向全國各中學和高等學校招收第一期約500名學生入學。
孫博士任命蔣介石為校長，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士官學校或保定和雲南的陸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這些教官，得到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蘇聯軍官的幫助。
這些蘇聯軍官都在俄國的内戰中經受過鍛煉。
蔣介石将軍、軍官學校的國民黨代表廖仲恺、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等老資格的國民黨員，均到校教授政治課。
黃埔軍校的經費，從一開始就得到蘇聯的資助，廣州革命政府由地方稅收加以補充。
1924年6月，蘇聯派來精通軍事的指揮官P.A.巴甫洛夫将軍為孫博士的軍事顧問，巴将軍提議成立軍事委員會。
同年7月11日，軍事委員會組成[21]，其成員為支持革命政府的主要軍事指揮官和幾名老資格的國民黨員。
成立軍事委員會，是在軍中建立統一的司令部和政治機構的第一步。
黃埔軍校的工作應當改進；為了對軍隊進行再訓練，在每支部隊中還要為再培訓而組織精英部隊。
[22]巴甫洛夫抵達廣州後一個月，在東江前線的一次偵察中，不幸溺水而死。
繼任的俄軍事顧問，為瓦西利·K.布留赫爾将軍（在中國化名為加倫），于1924年10月才到達。
此時，黃埔軍校已招收第二期學生，并且由第一期畢業生中正組建教導團。
這個教導團即&ldquo黨軍&rdquo，後來擴充為國民革命軍第一師。
第一批大量的蘇聯軍火武器，于1924年10月由蘇聯海軍&ldquo沃羅夫斯基&rdquo号運抵廣州。
此前，該艦從敖德薩運送了第三批蘇聯軍事顧問；以後的軍火，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啟運。
[23]
組織一次群衆運動的努力
共産國際的代表們反複勸說孫逸仙發動民衆投入國民革命，這也是中國共産黨着手進行的工作。
中共正打算指導組織無産階級，使之與貧農聯合。
在民衆運動中，國共兩黨成了競争的對手。
1924年初，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立了工人、青年和婦女三個部，但工人和青年兩部，很快處于朝氣蓬勃的年輕共産黨員勢力範圍内。
共産黨的助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受教育的青年中産生着廣泛的影響。
工人部的領導人廖仲恺，打算在其領導下，把廣州所有的工會組成單一的聯合會，但未獲成功。
因為許多有根基的工會，懷疑在工會部門中工作的共産黨員，将滲入到這些工會之中，并控制工人。
共産黨希望把鐵路工人、海員、報務員和接線員、郵務人員和電力工人，組成一個由其控制的單一工會，因為這些都是革命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産業部門。
盡管雖有對抗，但廣州的勞工确實團結起來了，共同支持沙面島上英、法租界的中國雇員，抗議租界當局企圖推行的通行制度[24]&mdash&mdash該項制度是越南革命者[25]于6月19日企圖暗殺正在該處訪問的法屬印度支那總督[26]未遂以後制定的&mdash&mdash而進行了罷工。
共産黨的勞工領袖劉爾崧是這次沙面罷工的組織者，罷工持續了一個多月，對租界實行封鎖。
這次罷工行動具有強烈的反帝色彩，從中也取得了經驗，為一年以後的省港大罷工所充分利用。
1922年11&mdash12月，共産國際在召開第四次大會時，充分讨論了東方國家組織農民問題。
在《關于東方問題的一般提綱》中闡述道，為了調動農民大衆參加民族解放鬥争，革命政黨必須迫使資産階級&mdash民族主義政黨接受剝奪地主土地，并重新分配給無地農民的革命土地綱領。
1923年5月，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指示中國共産黨，發動農民大衆并加緊土地革命的準備工作，把革命推向前進。
[27]實際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領袖之一彭湃的活動，已赢得一些聲譽。
1922年和1923年，彭湃在廣州以東的海豐故鄉，在其他青年團員的幫助下，已把佃農組織起來。
這一場大規模的抗租鬥争，因許多青年團員的被捕而告終。
但彭湃卻得以逃脫，于1924年春來到廣州，不久成了國民黨農民部的領導人。
[28]
農民部的工作開始部署得較慢。
到1924年6月，國民黨宣布一項關于農民協會的簡單方案，規定農協會是自治團體，隻容許從吸收的會員中組織農民自衛隊。
地方農民協會由擁有土地不足100畝（16英畝）的農民組成，必須排除不良分子參與其中。
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了20名特别代表，實地調查農村的狀況，開展宣傳并組織農民協會。
7月，農民部成立培訓農民運動工作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指導了第一期學員。
學員接受了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教育，包括軍事訓練；其他的共産黨員為每個班講課，直至第六期。
1926年5&mdash10月，毛澤東為第六期講習班的所長。
到1924年10月，約有175名學員從經過短期培訓的講習所畢業，其中大部分人都回到本縣去組織農民協會。
這項計劃，是要按縣級、省級的農民協會統一起來，最終組成一個既不歸國民黨領導，也不歸政府控制的全國性組織。
這樣的自治組織有何必要，成了理論上争論的主題。
[29]
中國共産黨想控制農民運動。
一位共産黨的作者，可能是羅绮園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二期的主任，是在農民運動中有影響的人物，在1926年的一份報告中透露，中國共産黨在1924年組織了一個農民委員會以&ldquo指導國民黨的農民部&rdquo；斷言當農民委員會在1925年5月組成時，指導省的農民協會以及地方的農民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派出的特别代表。
報告還自豪地說，99％的特别代表是&ldquo同志&rdquo[30]。
在蘇聯軍事顧問就國民黨敵視中共黨員的原因進行讨論時，&ldquo尼洛夫&rdquo（薩卡諾夫斯基）引用了一個事實，共産黨員企圖壟斷工農運動，所以成立一個全國農民大會（将在1926年5月召開）的預備委員會；&ldquo為了門面&rdquo，共産黨員試圖在委員會中安置幾名國民黨員。
&ldquo尼洛夫&rdquo說，中共沒有成功，&ldquo因為沒有在農民中活動的國民黨員&rdquo。
中國共産黨在1926年7月一份關于農民運動的決議中，宣稱農民協會必須在組織上獨立于國民黨之外，而不要成為其附屬物。
但是，&ldquo我黨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在所有的農民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rdquo[31]。
成為廣東省農民&ldquo運動的靈魂和精神支柱&rdquo的，是羅绮園、彭湃和阮嘯仙。
[32]此三人都是廣東省社會主義青年團早期團員，然後既是共産黨員，又是國民黨員。
農民協會的組織工作，在廣州郊區及附近的縣開始；到1925年4月，大約有160個農民協會，報道的會員人數為20390人&mdash&mdash占革命的廣州政府控制地區農村人口的一小部分。
[33]共産黨組織者在毗鄰廣西省的廣甯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該講習所的畢業生，在彭湃的領導下，把該地佃農組織起來，并得到廣州的軍事援助，經過持久減租減息的鬥争，成功地打敗了地主。
從此，佃農能夠在縣内組織更多的協會。
到1925年4月，據報道有294個協會，會員近5.5萬人。
[34]彭湃緊随東征軍之後，于1925年2月底回到海豐縣，在該縣重新發動遭受破壞的農民運動。
據報道，會員人數迅速增至7萬人，而鄰近的陸豐縣又有會員1.2萬人。
但是陳炯明的軍隊在夏季又奪回了這兩縣，農民運動被迫轉入地下。
[35]
農民運動遭到了鎮壓。
農民協會力圖保護其會員免受迫害，動員會員反抗沉重的捐稅，發動會員在減租減息中與地主鬥争。
有産業的人常常雇用打手、盜匪或民團，去強行征收款項。
農民運動的組織者常遭殺害，有的村莊被焚毀。
農民們進行反擊，有時得到國民黨軍隊的支持，在農民運動最有成就的兩個地區就是如此。
[36]農民革命不可能被扼殺，但卻威脅着本質上是改良主義的國民黨與富有戰鬥精神的共産黨之間的聯盟。
革命陣營内部和國民黨根據地中的沖突
到1924年7月，上海和廣州的國民黨領袖，已覺察到共産黨的滲透策略和操縱黨的活動情況，于是在上海和廣州兩地的國民黨中産生了強烈的反共情緒。
[37]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就各種危機向孫逸仙上書請願，并用在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産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中發現的文獻證據，與鮑羅廷相對證。
這些證據證明，共産黨員打算利用國民黨來為其革命目标服務；特别反對小批共産黨員分散在國民黨各級組織的制度，認為這種做法違反了李大钊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保證，即共産黨并非&ldquo黨内之黨&rdquo。
給孫逸仙上書的請願者，為國民黨的未來擔心。
在與國民黨的兩個堅定分子張繼和謝持辯論中，鮑羅廷明确指出，蘇聯的援助取決于共産黨繼續參加國民黨。
[38]
1924年7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讨論了上述問題，并發表聲明，敦促黨員們之間不要互相懷疑。
孫博士在鮑羅廷建議下，成立了一個特别機構&mdash&mdash政治會議，以處理重大的政策問題；政治委員會由幾名可靠的國民黨領導人組成，任命鮑羅廷為該會的顧問。
鮑羅廷對國民黨内日益反共的浪潮感到不安，擔心國民黨左派和右派正在聯合反共；但由于其擔心中共會因此孤立而失去外界的支持，所以還不敢采取斷然行動。
[39]
中國共産黨的領袖也不甘屈服。
中央委員會的陳獨秀、蔡和森和毛澤東主張和國民黨決裂。
中央委員會甚至發出一份告所有區黨委會和基層組織的秘密信，指示其準備與國民黨決裂。
[40]但鮑羅廷和共産國際的正式代表吳廷康，則堅持要繼續調整，以便有助于兩黨的合作。
1924年8月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會，批準了政治委員會的決議，兩黨決裂的問題就暫時平息了下來。
國民黨中執委全會發表了《關于容共問題的指示》，認為共産黨對無産階級有特殊的責任，有其保守秘密的必要，告誡兩黨同志要互相合作來完成國民革命。
[41]對共産國際的政策和國民黨中新形成的左派來說，這是一個勝利。
另一個沖突的起因，是孫逸仙的軍政府和貪得無厭的&ldquo客軍&rdquo所征賦稅的繁重，也與日益增多激進主義者的做法與社會沖突有關。
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商界領袖們建立了商團作為對抗力量。
當大元帥于1924年8月發現商人從歐洲進口大批武器時，下令予以沒收；沒收行動，由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學生，在廣州的海軍艦隻幫助下完成了。
經過兩個月無結果的讨價還價和一次流血沖突，孫博士命令所指揮的軍隊對商團實行鎮壓。
軍隊于10月15日開始行動，采用縱火和掠奪，摧毀了廣州大部分商業區。
軍隊的這次行動，在國内外嚴重損害了孫博士在廣州商界的聲譽。
[42]但在11月13日，這位59歲高齡的領袖離開廣州，前往北京。
由于馮玉祥于1924年10月23日發動對其上級吳佩孚的政變，孫逸仙争取當總統的希望又重新出現。
當1925年3月12日孫逸仙因癌症病逝時，許崇智将軍指揮下的粵軍，會同由蔣介石指揮的黃埔軍校師生組成的兩個黨軍教導團，對陳炯明及其支持者發動了征讨，史稱之為第一次東征。
在1925年的2、3、4三個月，東征軍在得到雲南和廣西&ldquo客軍&rdquo牽制性的配合下，旗開得勝，一路打到廣東省的東邊境，攻占了幾個主要城市，繳獲了大批裝備，但未能把陳炯明的軍隊完全消滅。
6月，東征軍還師廣州時，又放棄了大部分攻占的地方。
東征軍所以如此做法，主要是為了要對付已牢牢控制廣州的滇軍和桂軍。
[43]
東征的若幹特征，預示了日後北伐情形。
一個特征，是黨軍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良好紀律與高昂的士氣；這些軍人已徹底被灌輸了三民主義教義的新觀念，并在蔣介石将軍制定嚴厲的&ldquo連坐法&rdquo[44]控制下作戰。
另一個特征，是先行于革命或随同革命軍的宣傳隊，分發傳單，向民衆發表激昂慷慨的演說，以取得民衆對革命的支持。
其獲得的效果極佳，農民為軍隊提供給養，充當偵察或信使，為革命軍擔任向導和搬運軍火彈藥，運送糧秣。
如同後來的北伐一樣，蘇聯軍官擔任軍事顧問，參與制定戰略，幫助運輸和補給軍糧，指引大炮射擊火力。
19名蘇聯軍官因在南方的作戰實踐，熟悉了中國戰争的實際情況，從此生氣勃勃地進行工作，使革命力量更為有效地做好戰鬥準備。
最後一個特征，是敵對方面存在對立和不團結；革命陣營的将領之間也出現摩擦，甚至在下級軍官之間，有共産黨員組織起來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對立[45]；其他的國民黨軍官之間也存在沖突和隐患。
[46]
1925年高漲的革命聲勢
孫逸仙博士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給其追随者留下一份遺囑[47]；這份遺囑是由汪精衛起草，領袖在辭世前一日病勢垂危時簽名的。
在4月份，在中國所有的大城市，都舉行悼念孫逸仙博士的紀念大會；紀念大會突出強調孫逸仙的革命目标。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産黨合辦的上海大學[48]，積極地進行革命宣傳，并鼓勵學生投身于組織勞工工作。
共産黨領袖恢複強烈的反帝色彩，工人運動矛頭指向上海的日資紡織廠。
1925年5月的第一個星期，全國約280名工會代表齊集廣州，召開大會，并組成共産黨領導的全國總工會，目的是把所有工會組織起來，參加富有戰鬥精神的單一組織領導的國民革命，不過有許多反對共産黨的工會拒不參加。
總工會的26人執行委員會由共産黨所控制，其主要工作人員也都是共産黨員。
[49]于是在上海的一家日本工廠的罷工，點燃了導緻五卅慘案的導火線。
1925年5月15日，一群中國工人闖入暫時關閉的日本工廠，要求工作并搗毀了機器，日本的工廠衛兵向中國工人開了槍。
工人領袖之一（是共産黨員）中彈死亡。
其他的工人領袖和上海大學的學生，立刻掀起了大規模反對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宣傳鼓動，定被槍殺的共産黨員為烈士[50]，并要求釋放在公共租界遊行示威被捕的學生。
新近成立而活動于該市非租界安全地帶的工會，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該工會的共産黨領導人，用一切辦法勸說那個工廠的工人堅持罷工。
後來，示威者又提出另外一個問題。
6月2日，外國納稅人将表決公共租界的四個章程，示威者反對租界内外國人為中國人制訂規定；中國人不允許此規定對外國人特權加以擴大，要求廢除&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51]。
當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區八所大學和學院的學生在公共租界集合，進行反對不平等條約和反對中國軍閥的宣傳，要求租界當局釋放被捕的6名學生時，看來并沒有策劃一場騷亂，也沒有預料租界當局竟會開槍。
公共租界的巡捕在其上級的命令下，企圖阻止街上的學生示威，竟逮捕了拒絕停止遊行的學生，于是立即發生了學生和參加遊行示威的觀衆與租界警察的流血沖突。
大批憤怒的群衆湧向拘押學生的老閘巡捕房，原來該巡捕房儲有軍火武器。
據後來對當時該巡捕房負責的巡官埃弗森調查和聽審時的證詞，埃弗森稱其擔心群衆會沖進巡捕房。
埃弗森為了阻止群衆的行動，下令中國巡捕和錫克族巡捕，向憤怒的示威群衆開槍。
下午3時37分，巡捕開槍擊斃4名在人行道上的中國人，還有多人受傷。
後來查明，有8人中彈重傷死亡，其中有5人或6人為學生。
這樣一來，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關系，再也不能恢複原來的樣子。
五卅慘案給了國民革命以巨大的推動力。
滬上的社會名流和在滬的政治活動家，立即組織全市規模的抗議活動。
到6月1日的星期一早上，抗議進而發展成為全市總罷工。
進一步的騷亂又持續了數日，遭到租界巡捕的鎮壓後，又有10名中國人被擊斃。
随後，上海的萬國商團和1300名來自五個列強[52]的海軍陸戰隊員上街巡邏，公共租界簡直成了一座兵營。
中國的新聞界對慘案也作了詳細報道，學生團體印發了無數的傳單和漫畫，并向其他城市發去電報和信函，号召各地支持罷工和反對帝國主義。
至少有28個城市發生了群衆性的遊行示威。
反對外國人的行動在鎮江英租界爆發；在漢口的騷亂中，有更多的中國人被殺和受傷；在九江的騷亂中，日本和美國的領事館被搗毀。
捐款從全國各地彙往上海，華僑和蘇聯也不斷地彙款到上海，來支持工人的罷工。
在6月23日的廣州慘案[53]中，數十名列隊前進的中國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機槍掃射，更為增加中國人對列強在華特權的仇恨。
由于曠日持久的罷工和抵制封鎖，英國和其列強的政策因之發生了很大變化。
因此，五卅運動是一次全國性對列強的抗議運動，在全世界激起了反對舊的不平等條約的輿論譴責。
鞏固南方革命根據地
廣州對五卅慘案的反應是遲緩的，原因是在該地領導人處境危險。
因為大部分黨軍[54]在東征取得成功後，正在廣東東部重新部署，所以，廣州市為楊希闵的滇軍和劉震寰的桂軍所控制。
東征軍雖計劃回師廣州，降服滇軍和桂軍。
但一旦對滇、桂兩軍的戰鬥打響，革命軍就不可能再去發動反對外國人的遊行示威，因為楊、劉二人正在尋求外國的支持。
争奪廣州的戰鬥從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
東征部隊回師，在6月8日占領了位于九龍通往廣州的鐵路沿線東南通道上的石龍。
其他的國民革命軍在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對廣州城的包圍。
6月12日，革命軍主力攻打廣州以北的炮台。
同時一支由黃埔軍校系着紅領帶學生率領的混合部隊，從長島渡江，在廣州東面的東山登陸，投入戰鬥。
兩方的戰鬥，從東山到城西北的白雲山一帶展開，到了中午時分，粵軍從河南島渡江，對城區的敵軍發動了進攻。
到了下午3時，革命軍獲得全勝。
劉震寰棄軍逃到沙面的英租界，乘輪到了香港；過了兩天，楊希闵也到了香港。
[55]以加倫将軍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在制定戰略和監督實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56]在這次戰役中起領導作用的蔣介石，被任命為廣州衛戍司令，很快控制了城市的混亂。
此時，國民黨已有可能建立控制廣州财政的新政府，也有可能參加到鼓動席卷全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之中。
廣州的局勢一穩定下來，國民黨領導人就開始着手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以代替曾為孫逸仙的中央機關大元帥大本營。
在鮑羅廷的建議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于6月14日在廣州開會，決定成立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委員會統一領導下屬的九個部[57]，決定把所統屬的軍隊一律改稱國民革命軍；進行軍事和财政管理的改革，使之武裝和财政都歸國民黨所控制，所有機構都歸國民黨領導。
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與之平行的軍事委員會，接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策指導，實際上是受法令規定之外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指導。
政治委員會由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恺、伍朝樞和許崇智（在7月初進入政治委員會）組成。
[58]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恺似乎在政治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實行很像古羅馬時的&ldquo三執政官&rdquo[59]，三個委員會的主席都是汪精衛。
廣州市長伍朝樞。
[60]譚延闿将軍和許崇智将軍也很突出；蔣介石雖然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黃埔軍校校長和黨軍的指揮官，但在政治上還沒有上升到重要地位。
汪精衛地位的上升，顯然是胡漢民地位的削弱。
在孫逸仙逝世之後，胡漢民任代理大元帥，現在降為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而此時的國民政府又沒有正式的外交關系。
[61]國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個星期以前，6月23日悲劇性的&ldquo沙基慘案&rdquo，觸發了長達16個月的省港大罷工。
[62]随着滇軍和桂軍的敗走，廣州的愛國者開始對上海的五州慘案，以及其他外國租界對遊行示威的鎮壓，組織相應的抗議。
勞工領袖前往香港，說服該地工會領袖參加預定在6月21日的罷工和封鎖，并把廣州作為香港罷工工人的避難所。
由四個共産黨員控制的香港工會，在此前已經罷工[63]，總工會指定時間，在廣州沙面租界和香港同時罷工。
香港的罷工工人湧進廣州，總工會計劃在6月23日進行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
憂懼交加的英、法租界當局擔心租界會受到攻擊，調集炮艦和海軍陸戰隊來保衛租界。
6月23日中午，一次大規模反對不平等條約的集會後，秩序井然的中國人遊行示威隊伍穿過擁擠的廣州街道，走近面對沙面島的沿江大道。
遊行隊伍由100多支隊伍組成，包括工人、農民、商人、學童、童子軍、大學生、黃埔軍校學生的分隊，以及黨軍、湘軍和粵軍。
當遊行隊伍經過隔開中英雙方小河上的一座橋時，英方派出守橋的重兵中卻發出了槍聲。
究竟哪一方先開的槍，立即成了有争議的事。
[64]在随之而來的密集對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國人被擊斃，有八九人受傷；但英、法一方的射擊火力，至少擊斃了52名中國人，有117人受傷，其中包括學生、各行業的平民百姓、軍校學生和士兵。
廣州人對英、法的屠殺行徑怒不可遏，許多人叫嚷要進行戰争，但軍政當局極力平息群衆的憤怒，以圖阻止對租界的進攻。
廣州的政府當局對外國人采用經濟戰策略，再輔之以外交手段；支持香港中國工人的罷工（這對削弱這塊殖民地隻取得部分成功），支持停止與香港的一切貿易，抵制英國貨物；在外交戰線上，試圖分化列強，集中力量對英國進行報複。
這些措施持續實行了數月，直到1926年10月北伐進行時，經過中英雙方多次談判後，才得以結束。
[65]廣州推動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市民們團結起來作政府的後盾。
各地的愛國學生湧向廣州，許多人報考進入黃埔軍校。
廣州城市充滿了失業的罷工者。
為了支持這些罷工者，雖有全國各地源源不斷的捐款彙來，也有華僑和蘇聯的錢款寄來，但卻耗盡了廣州市的财政。
由于強制停止中國商人與香港的廣泛正常貿易，使之受到嚴重損失。
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武裝糾察隊，嚴密地組織罷工工人，成為在革命運動中一支能左右一切的力量。
因此，雖然罷工和封鎖在一開始有助于鞏固革命根據地的作用，但卻分裂了領導集團。
這些結果，導緻了1927年4月在鎮壓廣州&ldquo左&rdquo派組織時[66]，成為亂成一團的沖突的一部分。
内部的紛争與不和
流産的反革命
反革命分子在1925年8月20日暗殺了廖仲恺，表明其真實意圖之所在。
廖仲恺是孫逸仙聯合蘇聯的熱烈支持者，并主張革命要大力發動群衆。
在悲劇發生後，鮑羅廷立即提議組成一個全權處理這場危機的三人特别委員會。
委員會由許崇智、汪精衛、蔣介石三人組成，鮑羅廷任顧問。
調查揭露了一個陰謀，發現一批保守的國民黨領導人和一些粵軍将領，企圖打倒廣州政權中的激進分子。
不到一個星期，許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處死，有的陰謀策劃者已經逃走。
蔣介石和鮑羅廷決定把胡漢民派到蘇聯去。
在一個月内，蔣介石驅逐了粵軍總司令兼國民政府軍事部長的許崇智（許将軍是蔣氏競争的對手）。
兩名阻止蘇聯影響擴大的老資格國民黨員林森和鄒魯，被派到北方去執行一項&ldquo外交使命&rdquo。
這些人後來成為國民黨内一個重要派别的領導人，一直反對當時仍留在廣州的領導集團。
[67]
這場危機還有另外的重要後果。
汪精衛和蔣介石成了革命運動中的關鍵人物，在長達6個月的時間裡，在廣州政府擁有最強的權勢。
支撐廣州政府的軍事力量，改組成國民革命軍的5個軍。
[68]要把駐在廣東根據地的粵軍聯合起來，确不是易事，因為這支部隊分散駐在全省各地。
但新組建的第四軍，逐漸成為統一而具有戰鬥力的部隊。
另外，統一财政管理的工作，經過努力，也終于獲得成功。
[69]
從1925年10月到1926年1月底，改組後的國民革命軍打了3次仗以後，才鞏固了對廣東的控制。
到10月初，陳炯明重整旗鼓，率部由東面來威脅廣州；同時熊克武率領的川軍在西北方面，鄧本殷和魏邦平率領的粵軍在西南方面，威脅廣州。
由第一軍和第四軍的幾個師，程潛率領的一支混合部隊（即以後的第六軍），參加了第二次東征，徹底擊潰了陳炯明的聯軍。
據在戰場目擊者切列帕諾夫的叙述，10月14日，第一軍的第四團以大無畏的英勇氣概和重大的犧牲，攻破了陳炯明号稱堅不可摧的惠州要塞。
切列帕諾夫并記述了共産黨軍官和黨代表的英勇精神。
[70]在以後的一系列戰鬥中，由蔣介石全面指揮的東征東軍，攻占了前往汕頭的沿途城鎮。
同時，程潛也率部切斷了敵軍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
[71]如同上一次的東征，政工人員動員民衆支持，蘇聯的軍事顧問為每支主力部隊出謀劃策。
地圖13 20世紀20年代初的廣東和廣西
也是在10月份，第二軍和第三軍把川軍趕出廣東北境。
在東征結束前，第一軍和第四軍各派一部調往南線，在第二軍和第三軍幫助下，于12月下旬打敗了魏邦平和鄧本殷，并且往前推進，攻克了海南島。
因此，在北伐出師以前，國民革命軍的大部分戰鬥人員都經受了戰鬥的考驗，成為堅強的部隊。
在國民黨控制了廣東以後，毗鄰的廣西省，該省的三位将軍遂與廣東相聯合；黃紹竑、李宗仁、白崇禧加入了國民黨，允許國民黨在廣西區域進行工作。
李宗仁等人統率的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任軍長。
在湘南指揮湘軍一個師的唐生智，在1926年春就所部參加國民革命軍事進行談判成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
這八個軍在進行北伐時，是國民革命軍的主力。
總兵力約為15萬人，不過其中隻有10萬人可以開到兩廣根據地以外去作戰。
[72]國民革命軍雖仍是一支相當混雜的軍隊，但是在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下，經過兩年半的改組，在訓練、裝備、主義的灌輸以及戰鬥經驗方面，都得到了改進和提高。
國民黨的兩極分化
1925年夏季，戴季陶出版兩本書[73]，對孫逸仙的哲學作保守性的解釋，反對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
[74]戴季陶争辯說，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獨有的學說，斷言國民黨是緻力于國民革命唯一的政黨；認為共産黨員和其他不能無保留接受三民主義的人，應當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
戴季陶實際上是要求結束容許共産黨員在國民黨内工作的制度，指責共産黨員是寄生的，挑起國民黨領導人之間的沖突，說共産黨正設法把非共産黨員的人從國民黨的崗位上拉下來，又吸收國民黨員參加共産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
戴季陶的朋友沈定一原來參加了共産黨，此時轉而反對共産黨，于7月5日召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會議，發表了響應戴季陶的學說，譴責階級鬥争的宣言。
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将此文件印發其管轄下的黨組織，并發出指示，禁止國民黨員提倡階級鬥争。
[75]
共産黨迎擊了這個挑戰。
共産黨領袖陳獨秀于8月30日發表了緻戴季陶的公開信，為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動機作了辯護，并警告說，戴季陶的著作正為反動派作宣傳。
[76]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10月份在北京舉行一次擴大會議，通過了一項關于共産黨和國民黨之間關系的決議案。
決議攻擊戴季陶之流是主要的敵人，并再次強調聯合國民黨左派、反對國民黨右派的策略。
決議力圖确定劃分國民黨員中左、右兩派的标準，但又對左派的真正力量表示懷疑。
[77]
一批老資格的國民黨員于1925年11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自稱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
[78]實際上，此時的國民黨，由于在廣州正遵循着激進路線，已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态，無論是北京集團或廣州的領袖，都不可能召集一次符合法定人數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
然而，在西山召開的&ldquo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四中全會&rdquo，決定把共産黨趕出國民黨，并宣稱國民革命和階級革命不能同時并舉；宣布中止鮑羅廷與國民黨的關系，解散沒有黨章根據的政治委員會，停止汪精衛的黨籍6個月。
西山會議派的這些決議，當然在廣州方面沒有約束性效力。
為了報複，廣州的國民黨領袖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了一篇宣言，譴責鄒魯和謝持及其所領導的西山會議派。
在一封公開信中，蔣介石為汪精衛、鮑羅廷和中共黨員辯護。
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建立了總部，奪取了當地黨員的花名冊，接管了《民國日報》作為機關報，并計劃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79]
但是，廣州的國民黨領袖成功地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大會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廣州舉行，到會正式代表253人。
大會聽取了關于黨務工作的報告，其中包括譚平山關于黨籍的報告。
黨員其實仍不足20萬人，但譚平山報告稱國内外共有黨員50萬人&mdash&mdash這是誇大的。
譚平山提到11個有正式黨組織省份的每個省黨員的粗略統計數字、5個省正在建立黨組織和3個特别市[80]黨員的大緻數字，共計為183700名黨員。
但譚平山在報告中不得不略去上海和漢口的黨員數字（因為該兩地沒有上報），也沒提到軍隊中的黨員數字，因為海軍和廣州警察中吸收的黨員人數，都另建有特别支部。
[81]
第二次代表大會約90名國民黨代表（超過1/3），也是共産黨員[82]，作為核心小組在大會中發揮作用。
大會讨論了對持不同意見的保守分子的處罰和處罰方式。
對此，出現了尖銳的不同意見，但到最後汪精衛的從寬呼籲&mdash&mdash為了不緻進一步使黨分裂&mdash&mdash為舉手表決的大多數代表所通過。
謝持和鄒魯被開除出黨，其他12名參加西山會議的黨員受書面警告，戴季陶被責令作悔過檢讨。
[83]作為對被西山會議派驅逐的鮑羅廷直接反應，第二次代表大會一緻通過給鮑氏一封感謝信，并贈送一件刻有&ldquo共同奮鬥&rdquo字樣的銀杯。
[84]
由于西山會議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國民黨内清除鮑羅廷和共産黨員，這樣，分歧就不可避免了。
實際情況的确表明，存在一股指責共産黨員秘密活動的暗流，并暗含對這些共産黨員能否最終忠實于國民黨表示懷疑。
幾名共産黨員的發言，激烈地為其黨辯護。
于是，這個問題又被擱置起來，決定由兩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起開會，制訂出一個解決辦法[85]，但這個會議從來沒有舉行過。
左派的另一個勝利，是選舉國民黨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在北京持不同政見的西山會議派，無一人重新當選。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36個席位中，共産黨員赢得了7個席位（也可能是8席），在24個候補中執委席位中，共産黨員赢得了6個席位，其比率稍高于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席位。
隻有兩名共産黨員赢得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席位，但第一屆卻沒有。
身份不确定的左派，赢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9個正式席位，3個候補席位；在中央監察委員會赢得兩個席位。
蔣介石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新委員，與汪精衛、譚延闿和胡漢民一樣，也是得票最高的。
胡漢民顯然是一個潛在的右派領袖，因為在暗殺廖仲恺的陰謀中所起的可疑作用，所以仍流亡在蘇聯。
胡漢民的全票當選，一定是事先做好安排的。
[86]
向左轉的最明顯證據，是新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九人常務委員會（真正的執行機構）一事。
常務委員會包括3名左派&mdash&mdash汪精衛、陳公博和甘乃光，3名共産黨員&mdash&mdash譚平山、林祖涵和楊匏庵，以及蔣介石、譚延闿和胡漢民。
[87]然而，在廣州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産黨的領導人，隻享受了兩個月的勝利果實。
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化和共産黨的滲透
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被有意識的政治化，使其成為有效的革命工具。
這支武裝力量在國民黨的文職官員控制之下，官兵們被灌輸以黨的思想意識。
控制軍隊的主要機構，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接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88]的指導），由軍事委員會直接領導政治訓練部以及較大部隊的黨代表。
政治訓練部模仿蘇聯中央政治管理局的模式，黨代表相當于蘇聯紅軍中的政治委員。
這套實施控制和思想灌輸體系，是逐步建立起來的，最先始于1924年春天在黃埔軍校建立之時；到1926年3月北伐開始前夕，在國民革命軍大多數較大編制的部隊中，都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統。
政治化部分代替了技術的現代化，同時也被視為控制一些對國民黨忠誠有問題軍官的有效手段。
[89]
政治訓練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導灌輸的工具，約在1925年6月成立，到10月份開始行使其職能。
軍事委員會經國民黨政治會議[90]批準，任命部的領導。
陳公博在1926年3月擔任此職，不久就被替換。
[91]當時一張組織表表明，約有29名軍官在三個部門&mdash&mdash總務、宣傳和黨務工作。
軍隊中的實際工作，是通過黨代表和政治部門進行的。
政治訓練部至少在理論上控制陸軍中的軍和獨立師、海軍局和空軍局、中央軍事政治學校[92]、總參謀部和軍需處的黨代表。
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文化工作，都是在政治訓練部指示下進行；發給高級黨代表的指示，必須有軍事委員會主席和政治訓練部領導簽名。
但是在政治訓練部與高級黨代表（大部分為老資格黨員）之間，卻存在着摩擦和沖突。
中共黨員周恩來是該部副主任，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
[93]
到1926年3月中旬，政治訓練部為官兵制定了一個3個月的政治訓練計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為不識字的士兵編寫讀本，編寫政治訓練教科書[94]，發行了一份日刊《政治工作》簡報，共發行1.8萬份，發給大部分軍官和政工人員；《政治工作》的編者是一名共産黨員。
中共的廣州區委為該刊撰寫一些富有特色的文章，以教育所有的政工人員，并由其教育全軍官兵。
為了協調各軍、師政治部的出版工作，由這些部隊的黨代表組織委員會，計劃出版16種小冊子，其中有《教士兵什麼，怎麼教？》、《什麼是&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和《國民黨總史》等5種已經付印。
此外，其他的小冊子、傳單、書籍、雜志、情報、漫畫、招貼等，也由不同機關大量發行。
黨代表是國民革命軍中的國民黨政治監察人員和官方宣傳員；到1926年3月，這個制度在所有陸軍的軍隊、海軍的艦隻、中央的軍事行政機關，都全部實行。
《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第一條，規定黨代表的職責，為進行革命精神教育，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嚴肅紀律性，開展三民主義教育。
[95]黨代表須對其部隊的政治與士氣的狀況負責，并監督執行國民黨的指示，指導黨的核心組織工作以及開展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工作。
政工人員必須熟悉其部隊的官兵，研究官兵的情況，努力糾正一切缺陷。
黨代表是有指揮權的軍官，對黨代表的命令也要像對部隊指揮官的命令同樣服從。
在戰鬥中，各級黨代表是英勇善戰的模範；在戰鬥進行時，保護平民不受軍隊的騷擾，并與部隊駐地的農會和工會建立聯系。
黨代表是獨立指揮系統的一部分，與軍事指揮系統是平行的，并不隸屬于軍事指揮系統。
黨代表要考察軍官的忠誠；高級的黨代表，由軍事委員會向軍部、師部、海軍局、總參謀部以及其高層機關指派，并與軍事指揮系統的同級軍官共同行動。
軍事指揮官發布的命令，如無同級黨代表的簽署，則不能生效。
一旦指揮官和黨代表發生分歧時，黨代表應簽署向上級報告情況；如指揮官犯有某種不法行為，黨代表應加以阻止，并立即向其上級及軍事委員會主席報告。
[96]黨代表即&ldquo政委&rdquo，與軍事指揮官同為一體，不可分割，不論在何時何處，都應共同工作，以求達到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統一中國的共同目标。
根據我們利用的基本材料（約至1926年3月）的蘇聯作者所掌握的情況，在國民革命軍中共有876名政工人員，其中75％是中共黨員或國民黨左派。
其附件之一，提到在國民革命軍中做政治工作的共産黨員，有241人，即超過已知的政工人員人數的1/4。
已知有887名共産黨員在陸軍中任職，其中一半以上在第一軍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mdash&mdash在當時6.5萬名戰鬥士兵中也有一小部分。
蘇聯軍事顧問V.A.薩卡諾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月20日的政變時指出，共産黨政工人員擔任了軍隊中大部分重要職務，指派其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崗位，并且秘密執行各指揮所不知道的任務，這就引起了各級指揮官及非共産黨政工人員的猜忌和憤怒。
薩卡諾夫斯基報道，第一軍的政治部主任[97]，該軍各師的5名黨代表中的4名[98]以及16名團的黨代表中的5名，都是共産黨員。
[99]
按照《國民革命的政治工作》一文的蘇聯作者的說法，所有共産黨員接到指示，向國民黨組織滲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響。
當時流行這樣的口号，一個優秀的共産黨員，就是國民黨核心組的優秀成員。
中共黨員的這種滲透，特别是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關鍵領域的滲透，引起有些國民黨領袖強烈的擔心。
而且中國共産黨廣東區委員會還在廣州專門設立了軍事部，指導共産黨員在軍隊中的工作。
軍事部是一個秘密的小組織，指導軍隊中共産黨核心小組的秘密工作，其成員均不為黨員所知悉。
人們甚至還揣測，軍事部組織工農武裝小分隊，在秘密會社、地主武裝以及其他武裝集團建立核心小組，在鐵路幹線和重要水道組織核心小組，以破壞敵人的後方和平息反革命暴亂。
那些以國民黨身份為僞裝而滲透到軍隊的俱樂部和學會&mdash&mdash如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100]的共産黨員，向共産黨的上級組織報告任何與之有不利的活動。
總之，共産黨的用意，雖然現在還不能指揮國民革命軍，但卻要盡一切可能去影響其政治化。
這個秘密系統，究竟如何巧妙地瞞過了國民黨領導集團，還不得而知。
可是共産黨在軍隊裡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瞞得住的。
北伐前共産黨對群衆運動的領導
中國共産黨緻力于組織中國民衆&mdash&mdash工人、農民、士兵以及學生，并使這些群體激進化，為将來革命發展第二階段&mdash&mdash社會主義革命做好準備。
共産黨領導集團的意圖，是既想控制民衆組織，又要在黨的隊伍中輸入無産階級成員，使之自己成為一個大黨。
1925年10月，中共在北京舉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通過一系列關于組織問題的決議案，就表明了這些意圖。
其中第二個決議案告誡說：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組織無産階級，另一方面還要給他們以政治上的訓練和教育，尋找着和農民結合的方法，及與一切民權主義分子聯盟的正當道路。
中國共産黨為着要執行這種在曆史上有重大意義的職任，第一便要擴大自己的黨&mdash&mdash吸收無産階級及先進的知識階級中最革命的分子&hellip&hellip中國革命運動的将來命運，全看中國共産黨會不會組織群衆，引導群衆。
[101]
随後一年的突出标志，是擴大黨及青年團的組織，在改變成員的社會成分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1925年2月，共産主義青年團改名為社會主義青年團。
該年之初，團員還不到2500人；到1926年11月，已發展到12500人。
在1925年5月30日以前，90％的團員為學生；但到當年9月份，學生團員隻占49％；到1926年11月，學生團員隻占35％，工人團員占40％，農民團員占5％。
[102]由于1925年中期的革命高漲，共産黨的組織也迅速得到發展；快到1926年年底時，原來幾乎全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中國共産黨，到此時已經改變了組成成分。
據報道，其中60％被劃為無産者，22％為知識分子，5％為農民，2％為士兵。
[103]但是，這些比率可能把黨和青年團都包括在内。
共産黨員們都勤奮地工作，試圖擴大其1925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大會由中共所控制，并組成了全國總工會。
[104]到1926年5月，召開下一次大會時，在組成的一些工會會員人數，據說已由54萬人發展到124.1萬人。
[105]但是由于遭受到鎮壓，許多工會已轉入到地下。
上海總工會在1925年7月28日宣布，在117個工廠中有21.8萬名工會會員。
這種工會會員的迅速發展，是6月愛國大罷工的結果；工人們由此知道隻有通過工會才能得到罷工補貼。
但也有工會糾察隊脅迫和恫吓的情況。
一年以後，上海總工會宣布，工會總部被強行關閉，有戰鬥經驗的工人領袖劉少奇、李立三已在上一年9月被趕出上海；此後，隻有4.3萬名會員（另一報道說，1926年5月有8.1萬名會員）。
[106]盡管遭受這樣的挫折，又有非共産黨的工會和聯合會的對立和反對，在五年工作以後，共産黨内仍有許多有經驗的勞工組織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無産者。
[107]此外，廣州的共産黨員還在左右着指揮省港大罷工的罷工委員會，控制着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并且行使了司法和治安的某些權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廣東農民協會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會期間，農民運動有了巨大的發展。
1925年4月相當可靠的數字表明，廣東省的94個縣中，僅在22個縣的557個村或鄉，就有農會會員172185人。
[108]一份關于1926年5月的詳細報告表明，在66個縣的4216個鄉協會中，有會員626457人[109]，這仍占該省數百萬農戶很小的比率。
始終由國民黨中的共産黨員領導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生的積極組織，農民會員人數增加了将近四倍。
從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講習所共辦了五期，培養了478名農運骨幹。
[110]如果逐縣把農民協會标在廣東省地圖上，似乎都集中在該省的東南（彭湃為領袖的海豐、陸豐、五華三縣）、位于珠江三角洲廣州附近的幾個縣（特别是順德、東莞和香山三縣），以及西北的廣甯縣（運動最初在該縣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國民革命軍未控制的地區，如東北地區，或最近新攻占的地區，西南地區，農民協會很少，會員也不多。
理由很清楚，農民協會是社會革命的推動者，也是國民革命的工具。
在國民革命軍尚未到達的地區，農民協會是難以組織和維持的。
地方農民協會一再進行消除社會&mdash經濟不公的鬥争，遂即與豪紳、地主和稅收機關等地方的有權勢者對立起來，這些權勢者和機關往往擁有民團。
組織得比較好的農民協會，有自己受過訓練的武裝自衛隊。
在農民與地主的鬥争中，雙方人員大量流血，而且互相進行恐吓和威脅。
關于1926年前三個半月的164件沖突事件，大緻可以分為以下幾類：反對民團和&ldquo土豪劣紳&rdquo壓迫的鬥争；土匪的搶掠和殺戮；軍隊的騷擾和官吏的壓迫；另有一些事件産生于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原因。
[111]共産黨領導的聲明強調，農民協會對國民革命軍在廣東的讨伐，對省港大罷工的封鎖與抵制，都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總之，農民協會在進行階級鬥争，支持着革命。
1926年初期俄國人的作用
蘇聯和共産國際派人充當中國革命運動的顧問，并提供資金上的援助，試圖駕馭中國革命，使之能夠成功地打敗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軍閥（對此問題詳細的論述，不屬于本章範圍，但對1926年初的概括報道，可能有助于說明事态的發展）。
蘇聯對中國革命活動給予資金援助的數量，至今仍秘不可知，在此隻能提供一些似乎較可靠的證據為例。
1923年3月，蘇俄領導集團決定援助孫逸仙，投票決定提供200萬中國元的财政援助。
[112]鮑羅廷提供了黃埔軍校創辦經費的一部分，後來又告訴路易斯·費希爾，蘇聯政府撥出300萬盧布（約合270萬中國元），作為學校組建和開辦費之用。
[113]布留赫爾日記中的幾段記載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資助為10萬中國元。
[114]1924年10月，伏羅夫斯基号運到廣州的武器是贈送的，但1927年4月從北京蘇聯武官處查到的文件表明[115]，以後廣州政府應該支付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運來武器和彈藥費用。
武官葉戈羅夫于1926年7月起草一份緻加倫（布留赫爾）的電報，通知加倫，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給廣州的軍事給養已達250萬盧布，必須立刻付款；以後廣州的訂單，隻有在付給現款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
[116]1924年8月，孫博士在廣州設立中央銀行，蘇聯答應援助1000萬元（粵币），不過當時隻彙去3萬元。
[117]根據10月份來廣州訪問的孫博士密友馬素報道，蘇聯還通過鮑羅廷在1924年每年資助國民黨3.5萬中國元。
布留赫爾12月1日的日記指出，鮑羅廷還一直支付國民黨軍官的薪水，并資助黨報和黨刊。
[118]
在1925年2月，中國工人在上海日本紗廠進行罷工時，《消息報》在3月3日報道說，&ldquo赤色職工國際&rdquo正支援工人3萬盧布，并刊登了罷工委員會對援助感謝信的譯文。
[119]按照莫斯科報刊的報道，在爆炸性的五卅慘案以後，蘇聯一些工會迅速彙來14.8萬盧布支援上海的中國罷工工人。
[120]也許需要查看一下鮑羅廷的賬本，究竟在1925&mdash1926年持久罷工和抵制期間，為了支持住在廣州的香港工人提供了多少錢款。
因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發現了一份文件（提到1926年3月的罷工過程），說資金&ldquo部分由中國國内外的中國人和無産階級捐助&rdquo[121]。
在北方，蘇聯顧問訓練和裝備了馮玉祥将軍的軍隊。
根據馮玉祥簽名的收據，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蘇聯為其提供價值600多萬盧布的武器和彈藥。
[122]現在還沒有見到共産國際給予中國共産黨可以核實的财政援助估計數。
金錢給蘇聯帶來了影響力，但沒帶來絕對的權威。
在華的蘇聯顧問，也遇到不少挫折和失意的事。
在1925年下半年，中共黨員人數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人數都有很大的增加，在組織從香港來的罷工工人和廣東的農民運動方面都獲得卓著的成績。
但中國共産黨的領袖們對在國民黨内工作的約束，卻有些不耐煩了。
共産國際的領袖們不得不阻止共産黨試圖退出黨内聯盟。
（[123]1926年3月13日，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一項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堅持&ldquo國民黨與共産黨人的戰鬥聯盟&rdquo；譴責中共在吸收工人時的&ldquo狹隘宗派主義觀點&rdquo，而使組織發展緩慢；并對兩種偏向提出警告：一種是&ldquo右傾主義&rdquo，即無原則的與一般民主民族運動合流；一種是&ldquo左的情緒&rdquo，即試圖跳過民主革命階段，直接過渡到無産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而忘記了農民。
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像1923年以來一樣，堅持&ldquo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rdquo；号召中共同志，&ldquo把農村中現有的一切農民組織，聯合成為共同的革命中心&hellip&hellip這些中心便能發動農民進行武裝鬥争，反對軍閥以及支持農村中半封建秩序的官僚、中介人和紳士&rdquo[124]。
莫斯科可以輕而易舉地指定這項任務，但在中國執行起來并不那麼容易。
在中國，晚至1926年7月，中國共産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次全會上承認，僅有120人負責黨的工作，而當時中共至少需要355名領導人員。
[125]
蘇聯當時在華北已大量投資，以期加強并争取國民軍。
國民軍是由馮玉祥及其他一些将領，在1924年10月對吳佩孚發動政變後組成的。
從1925年4月下旬開始，一批蘇聯軍事顧問開始與馮玉祥将軍的國民第一軍一起工作，到11月份，已有42名蘇聯人在馮将軍的張家口根據地工作。
這些蘇聯顧問雖未能接近馮将軍（更談不到控制馮玉祥來為蘇聯利益服務了），但均勤奮工作，通過建立各種技術學校來提高下級軍官的素質；但終未取得如其同事在廣州所取得的成就。
1925年6月，43名蘇聯人抵達河南開封，與嶽維峻指揮的國民第二軍一起工作，但在各方面都遇到挫折，隻有幾個人留下來，看着嶽軍于1926年3月初在農村紅槍會的攻擊下而土崩瓦解。
蘇聯顧問試圖與國民第三軍建立聯系，但也沒有成功，國民軍第三軍于1926年2月也崩潰了。
到1925年末，郭松齡推翻張作霖&mdash&mdash蘇聯的敵人的失敗，部分由于國民軍支持不力（雖然在張家口的蘇聯顧問團18人協助馮玉祥進攻），部分由于滿洲日軍為保護張作霖而進行幹預。
于是馮玉祥下野，國民第一軍将領撤到長城以北，避免和張作霖與東山再起的吳佩孚的聯軍交戰。
吳佩孚對于蘇聯，并不比張作霖更為友好。
[126]在郭松齡叛離奉系時，張作霖從黑龍江調來援軍，但中東鐵路的蘇聯經理A.V.伊凡諾夫拒絕讓軍隊不付費用而乘車通過。
黑龍江的軍隊隻有從另一條鐵路南下，但在叛亂平息後，要強征幾列火車返回哈爾濱。
伊凡諾夫進行報複，關閉了長春至哈爾濱的一段鐵路。
伊凡諾夫于1926年1月22日被奉軍逮捕，蘇駐華大使加拉罕發出一份最後通牒，通過在奉天的談判，問題才得到解決。
張作霖此時完全了解在其盤踞的東北三省之北的蘇聯的力量，也了解蘇聯對其在國内敵人的援助。
[127]
當年2月，在事件發生後不久，來自莫斯科以A.S.布勃諾夫為首的委員會，在北京研究華北和華南的蘇聯顧問的工作，同時調查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的系列問題。
委員會會見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葉戈羅夫，也會見了協助馮玉祥和在廣州工作的顧問。
雖是對馮玉祥是否會真正獻身于革命感到不放心，但布勃諾夫和加拉罕仍決定繼續對馮玉祥表示友好。
[128]
當年3月18日，北京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事件[129]，遂使國民第一軍與國民黨和共産黨的關系緊張起來，并可能與蘇聯大使館更加難處。
這個事件，是由8個《辛醜條約》締約國于3月16日遞交段祺瑞執政府的一份最後通牒引起的。
最後通牒要求清除其北京至上海的一切通訊障礙，以信守1901年的《辛醜條約》。
次日，北京的民間組織及政治組織的代表，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拒絕最後通牒，但遭到驅逐，許多請願者受了傷。
3月18日上午，一次群衆集會，通過了取消《辛醜條約》和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決議。
國民黨和共産黨共同組織了重申兩黨基本目标的示威遊行，約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許多學生）浩浩蕩蕩地向執政府前進，但遭到政府衛兵的開槍射擊，47名示威者中彈斃命，幾乎與沙基慘案中被擊斃的華人一樣多。
政府發出了緝拿5名著名國民黨人的通緝令，其中之一是共産黨創始人李大钊。
幾位被通緝的人，都隐藏起來，李大钊到蘇聯使館避難。
段祺瑞執政府是由馮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來的。
一名國民軍将軍是北京的衛戍司令和警察首領，但其人并未采取行動阻止這次屠殺。
因此，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把這次事件歸咎于國民軍領導，并且發表一項決議，聲明如不逮捕和懲辦段祺瑞及其他高級官員，國民黨斷絕與國民軍的友好關系。
但這事并沒有發生。
[130]
在華南，蘇聯于1926年3月初增派使團，人數可能是50人或更多一些。
6艘蘇聯船隻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廣州之間，運來汽油、武器和臨時拆開的飛機。
[131]軍事代表團團長N.V.古比雪夫（&ldquo季山嘉&rdquo）接替了布留赫爾将軍，但卻與黨軍領袖和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關系很是緊張。
有些問題以及變化不定的局勢，有助于解釋蘇聯共産黨關于中國與日本問題一項令人感興趣的決議案。
蘇聯共産黨政治局一個專門委員會于1926年3月25日通過了這項決議案，一個星期後，政治局予以正式批準。
[132]以利昂·托洛茨基為首的專門委員會，對中國國内各種力量的相互關系，對1925年12月簽訂《洛迦諾公約》[133]後的帝國主義的各種力量得到鞏固的危險，表示了嚴重的不安。
委員會擔心英國和日本可能聯合起來反對中國革命和蘇聯。
蘇聯需要一個持續的穩定時期，而中國革命也需要赢得時間。
為了對付這些危險和保護蘇聯在滿洲的利益，委員會決定，必須與日本和張作霖達成諒解，以保證日本和蘇聯在滿洲的地位，必須&ldquo接受南滿在近期仍由日本控制的事實&rdquo。
這種妥協政策必須得到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國民黨的認可。
但鑒于中國對日本的仇恨，委員會認為要國、共兩黨接受這個方針是困難的。
對于這種&ldquo與日本達成某種諒解&rdquo的方針，必須做謹慎的準備，使中國的各種革命力量，不會錯誤地解釋成&ldquo為了解決蘇日的政治關系，而犧牲中國的利益&rdquo。
委員會認為，為了正确引導輿論，必須對中國報刊加強革命和反帝國主義影響。
如果讓滿洲成為自治區（委員會說，這是日本所希望的），蘇聯應使張作霖放棄&ldquo幹涉中國其他地區的内部事務&rdquo；中東鐵路應完全歸蘇聯控制，雖然要用漢化的文化性措施作為掩飾。
在與張作霖談判時，蘇聯應鼓勵張作霖保持良好而穩定的關系。
蘇聯不會損害這種張、日關系；但明确指出，為了在對日關系中保持某種獨立性，滿洲政府與蘇聯也應保持良好的關系，這也是對滿洲有利的。
可以向張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團正準備用一位無能的将軍取其而代之，&ldquo但是&hellip&hellip當正常關系尚存在之時，我們認為沒有理由讓别人代替張作霖&rdquo。
張作霖以後與日本達成協議的幾個問題之一，是保護革命的蒙古不受張作霖的侵犯。
在與日本談判之前，蘇聯應集中力量改善其與日本的關系，使之影響于日本的輿論。
委員會醞釀一項可能的三邊協議（蘇聯、日本和中國），但是，&ldquo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應該如此打好基礎，使中國人不至于發現将中國被迫向日本作出的某些讓步，解釋成為我們參與對中國勢力範圍的劃分&rdquo。
應讓左派人士知道，蘇聯對于容忍中國向日本帝國主義所作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換句話說，讓步的容忍，是以中國革命運動免受帝國主義國家聯合進攻為限度的。
可能舉行的聯合談判，将達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讓步為代價，在日本和英國之間打進一個楔子。
蘇聯公開宣布，完全同情中國群衆為建立單一的獨立政府而進行的鬥争，但不考慮由蘇聯出兵進行幹預的想法；中國的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中國在實現統一的政府之前，蘇聯政府&ldquo試圖與現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并保持信賴的關系&rdquo。
因此，就南方而言，委員會認為如果人民軍（國民軍）不得不長期把地盤讓給吳佩孚，那麼，南方政府可以就勢與吳佩孚達成一項協議，以便削弱吳佩孚對英國（中國獨立的主要反對者和死敵）的依賴。
這樣做是有利的。
應鼓勵廣州政府把地盤不僅看成是臨時的革命灘頭陣地，也應看成是一個需要穩定政府的國家。
還應鼓勵其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務。
斯大林對批準的文字進行了補充，說廣州政府應&ldquo斷然放棄任何擴張性軍事征戰的思想，總的說，還應放棄會把帝國主義者推向軍事幹涉道路的任何活動&rdquo&mdash&mdash反對蔣介石北伐計劃的告誡。
一張便箋指示駐巴黎的蘇聯大使，查明廣州政府有無可能與法國妥協，是否會派代表去法國試探這種可能性。
[134]
總之，一個研究這個時期中蘇關系的專家，概括這份文件的主旨：蘇聯的策略&ldquo是要分裂帝國主義陣營，其手法是把英國作為排外行動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損害中國利益的情況下收買日本&rdquo[135]。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廣州發生的事件清楚地說明，蘇聯不能控制國民革命的方向。
蔣介石3月20日突然行動的含意，莫斯科的領導集團到3月底顯然還沒有領會，或者至少沒有影響其關心北方的基本政策。
國民黨内權力關系的再調整
1926年3月20日&ldquo中山艦事件&rdquo的原因，蔣介石此後玩弄權術的手法，都非常複雜和使人迷惑不解，這裡未能一一詳述。
[136]由于廣州三名高級蘇聯軍事顧問盛氣淩人的态度，及其對蘇聯武器和資金分配的控制，又缺乏對北伐的支持，更由于蔣介石懷疑N.V.古比雪夫與汪精衛以及其他人的勾結，想把其送到蘇聯，蔣介石對這三名顧問的敵意更增加了，更敵視其主要政敵汪精衛，懷疑汪精衛與蘇聯人勾結在一起對其進行反對。
[137]
從黃埔蔣介石大本營起錨的&ldquo中山&rdquo号炮艦，于3月18日和19日的可疑遊弋，可能使蔣介石認為劫持其送往蘇聯的計劃正在進行之中。
3月20日上午，蔣氏扣留了炮艦，逮捕了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和一名共産黨員，宣布廣州實行戒嚴，命令解除保護蘇聯顧問住宅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部衛兵的武裝。
[138]蔣介石的這次突然行動，沒有與汪精衛商量，也沒有預先向蘇聯顧問發出警告，造成了一次政治風暴。
風暴的告終，蘇聯人同意驅逐反對蔣介石的三名顧問，從第一軍中撤去共産黨政工人員，汪精衛于5月9日去法國。
1926年4月29日，鮑羅廷與胡漢民、陳友仁和幾位左派領導人一起從蘇聯回到廣州。
自此以後，蔣介石與鮑羅廷之間進行了激烈的讨價還價談判。
鮑羅廷在談判中大部分似乎作了讓步，蔣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較保守的國民黨員；而鮑羅廷則同意繼續蘇聯的援助，但仍支持原來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産黨反對北伐。
共産黨員在國民黨内的活動也大受限制。
蔣介石要求召開一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會議于5月15日至25日舉行，決定對國民黨内的共産黨員活動進行嚴格限制。
蔣介石系統闡述的大部分提案，經過文字修改後被采納。
在第三國際一名代表幫助下，計劃再舉行一次國民黨和共産黨高級代表的聯席會議，以解決兩黨合作的障礙。
國民黨内&ldquo另一黨&rdquo的黨員，不得批評國民黨領袖和三民主義。
而此&ldquo另一黨&rdquo必須把參加國民黨的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這些雙重資格的黨員，在國民黨的中央、省或市的執行委員會中所占席位不得超過1/3，也不得任中央機構的各部部長。
&ldquo另一黨&rdquo給其在國民黨内的黨員命令，必須先交給聯席會議，再由聯席會議轉交國民黨中央。
國民黨員非經許可，不得加入&ldquo另一黨&rdquo。
凡違反上述條件的黨員，将被立即開除出黨。
國民黨設立了擁有大權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的新職位，蔣介石的庇護人張靜江（人傑）當選為主席，此人當時還不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
國民黨對所有的黨員進行登記，宣誓忠于孫逸仙的主要著作及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和宣言；一些未經國民黨批準而參加其他政治團體的黨員，必須立刻退出其他團體。
[139]作為解決問題的初步行動，共産黨在4月10日把第一軍中任國民黨黨代表的共産黨員撤出。
[140]但是其他的許多人仍留在自己的崗位上。
這就是蔣介石與鮑羅廷談判的一些結果。
國民黨内共産黨員所作的批評，必須受到限制，其在國民黨高層機構中擔任的重要職務必須放棄。
裁定兩黨沖突的機構形成了，國民黨也進一步集中化了。
共産黨員放棄國民黨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三個部長以及中央黨部秘書處的職位。
蔣介石親自任組織部長，由其親密助手陳果夫為副部長。
随着胡漢民于5月9日去上海，吳鐵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長伍朝樞被撤職，而代之以陳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
蔣介石這時以充分的決心繼續制訂北伐的計劃。
向統一中國的方向沖刺&mdash&mdash第一階段
制訂北伐計劃
制訂由廣東北上到長江的軍事征讨計劃，早就在進行之中。
1925年3月至6月，布留赫爾将軍提出了部分計劃；9月，制訂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計劃。
當時布留赫爾避開廣州悶熱的天氣（既是氣溫方面，又是政治方面），正在張家口休養。
[141]9月份的計劃，估計了敵方的重新組織合并，也為訓練較好的國民革命軍，以備在北伐中遇到的抵抗能力；并預定在北伐中首先攻占長江中遊的武漢三鎮，然後奪取上海，估計不會遇到困難。
這是非常有見地的謀略。
1926年4月1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指定蔣介石、朱培德和李濟深三人組成一個委員會，籌劃北伐事宜。
[142]鮑羅廷回來答應支持北伐後，中國和蘇聯的參謀人員制訂了進一步計劃。
當布留赫爾在5月下旬回到廣州時，又補充修訂完善了這一計劃，在6月30日送交軍事委員會。
[143]布留赫爾強調經湖南直趨漢口一路的進攻；并在東面部署兵力，防備由福建進攻廣東；在北伐軍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備孫傳芳自江西方面進攻。
隻有當所有部隊布置到位時，北伐才能開始，因為簡陋的通訊設備，使部隊之間的協同作戰難以進行。
在準備北伐過程中，蔣介石組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144]，最終取代了軍事委員會（由政治軍事領導人組成），作為主要的指揮機構。
李濟深将軍任總參謀長，白崇禧将軍任副總參謀長。
李濟深是第四軍軍長，并作為警備司令率兩個師留守廣州。
白崇禧是保定軍校的畢業生，是統一廣西，使廣西歸屬廣州國民政府的三位年輕廣西軍官之一（另二人為李宗仁和黃紹竑）。
白崇禧是著名的戰略家。
軍事委員會改組了一部分，政治訓練部改為政治部，屬總司令部，鄧演達代替陳公博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傳科領導。
鄧演達是個熱情的革命者，曾就讀于保定軍官學校，是1923年送孫逸仙回廣州的粵軍第一師的一個團長，又是黃埔軍校的組織者之一，并擔任黃埔軍校訓練部副主任。
1925年，鄧演達到德國，在那裡結識了一批中國共産黨人，并取道蘇聯回國，蔣介石遂即任命其為軍校教育長。
但鄧演達在3月20日事件中與一批共産黨員一起被捕，不久被派往潮州的一個軍分校，後被任為總政治部主任，這使左派擔任了負責職務。
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運動中很活躍，幫助文學團體的創造社轉變為推動國民革命的組織；其人是馬克思列甯主義信徒，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在總政治部下面，組成國民革命軍的軍和師的司令部，都有政治部。
[145]
1926年春，國民黨人通過一次軍事&mdash政治讨伐，來實現統一中國的希望。
在這條道路上卻橫着三個軍事聯盟。
吳佩孚自1925年中期以來，一直試圖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組成一個既可以打敗北方國民軍，又可以打敗南方國民革命軍的聯盟。
在吳佩孚直接指揮的各個師，向以紀律嚴明骁勇善戰著稱，但又要倚重許多可靠的将領。
吳佩孚的聯盟軍，号稱有20萬之衆，很可能是誇大的數字。
孫傳芳在華東&mdash&mdash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領導&ldquo五省聯軍&rdquo，以富饒的長江下遊地區為根據地。
這個&ldquo聯盟&rdquo擁有巨大的财政資源，但是一支實用主義的&ldquo聯盟&rdquo，也号稱有20萬之衆。
張作霖領導的是一個最難對付的聯盟，控制着滿洲、山東和直隸的大部分地區。
一般認為，這支武器比較精良的軍隊，約有35萬之衆。
張作霖和吳佩孚雖是宿敵，卻聯合起來支持北京政府，并試圖把馮玉祥的部隊趕出在南口和張家口的根據地；蘇聯以武器和派顧問支持馮玉祥的國民第一軍。
1926年5月，馮玉祥前往莫斯科尋求更多的援助，并派一個代表團到廣州，打算與國民黨人結盟。
在制訂戰略計劃時，西南的其他的軍事集團必加以考慮，雖然其不是強大得足以造成威脅。
兩支集結在東海岸的海軍，在戰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福州，一支在上海。
停泊在上海的艦隻，有可能被用來在長江破壞部隊渡江或運輸，尤為具有危險性。
[146]
由于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人率領的桂軍和唐生智在湘南率領的一個師的加入，國民革命軍已有擴大。
廣西的部隊編為第七軍，唐生智率領的一師編第八軍。
國民革命軍總兵力可能已達到15萬人，但不得不留守一部分兵力保衛根據地。
可能在北伐開始時，投入的兵力不到6.5萬人。
省籍在過去的曆史和近期的政治形勢中，決定了組成國民革命軍的軍和師傾向。
第一軍最初是從黃埔軍校的幾個教導團建立起來的；這些團的許多士兵，是從浙江、江蘇和安徽招募來的。
粵軍為第二軍的團和師。
第一軍軍長何應欽是貴州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參加過辛亥革命，是蔣介石保護人陳其美的部下。
在進入黃埔軍校以前，何應欽先是在黔軍中任職，後任著名的雲南講武學校校長；在黃埔時，負責訓練組成第一師的幾個團。
第一軍的大部分軍官，原來是蔣介石領導的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生，該軍被認為是蔣介石權力的基礎。
保守的孫文主義學會控制着第一軍的政治機關。
第一軍共有5個師，總兵力有19個團，遠遠超過國民革命軍的其他各軍。
第二軍主要由湖南人組成，軍長是學者&mdash政治家的譚延闿。
譚延闿在辛亥革命以後，幾度出任湖南省的軍政長官，與南方孫逸仙的政府合作過；在孫逸仙逝世後，是統治廣東省的領導成員。
第二軍的實際戰地指揮官是魯滌平将軍。
留學法國的共産黨員李富春領導政治部，許多團一級的政工人員都是共産黨員。
第二軍共有4個師，總兵力共12個團。
第三軍基本上是滇軍，軍長是朱培德。
朱将軍是位老革命者，曾指揮滇軍的幾支部隊在鄰近各省作戰，協助孫逸仙于1923年返回廣州。
孫博士選其為大本營鞏衛軍參謀長。
第三軍有3個師，由8個團和兩個營組成，其中一個是炮兵營。
第四軍是由忠于孫逸仙的粵軍第一師整編建立的，是一支經過戰鬥磨煉的部隊。
李濟深任軍長，大部分軍官與革命有長期的聯系。
該軍除了有4個師外，還有一個由葉挺指揮的獨立團。
葉挺是共産黨員，曾在紅軍學院和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從黃埔軍校調來一批共産黨員的學生任排長。
第四軍的總兵力有13個團和兩個炮兵營，可以與第一軍相媲美。
李福林任軍長的第五軍，主要是廣州以南的一支駐軍，其中有些部隊隻在贛南參加過短期戰鬥。
第六軍是在革命根據地最後組建的一個軍。
軍長是程潛。
程将軍是湖南軍官，長期以來從事革命工作，支持孫逸仙。
第六軍的黨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也是湖南人，是程潛的革命同事；同時也是國民黨、共産黨的領導人之一。
3月20日事件以後，離開第一軍的共産黨政工人員，都來到了第六軍。
這支混雜的部隊，共有3個師，下有9個團和兩個炮兵營。
原為桂軍的第七軍，是按旅而不是按師組成的，共有18個團和兩個炮兵營。
李宗仁任軍長。
該軍有一半的部隊參加了北伐，其政治部主任為共産黨員黃日葵，曾積極參加學生運動。
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黃日葵在國民黨青年部任職。
但李宗仁把黃日葵派在留守司令部，任命留學法國的非共産黨員麥煥章負責前線士兵的政治工作。
第八軍剛剛組成，唐生智任軍長，很快發展為17個團的6個師；黨代表是劉文島，在日本和法國受過教育，有豐富的革命經驗，1925年加入國民黨。
此外，還有兩個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47]學生組成的步兵團，第五期學生組成的兩個團，一個警衛團，不久成為十四軍的賴世璜的獨立團。
[148]
從南方的廣東等省份進行北伐的第一目标是湖南省，有兩條路線可走。
鐵路從廣州往北直達相距約140英裡的韶關。
由此起，山路崎岖，地勢漸行升高，極難行走，至一關隘；再陸行30英裡，至湘江的一支流。
這條支流彙入湘江，貫穿湖南全省，自南而北彙入長江。
另一條路線，從廣西北部的桂林，通過地勢較為平坦便捷的途徑，而直達湖南西南部的湘江河源。
湖南南部重鎮的衡陽，是這兩條路線的交彙點；該地也是唐生智駐軍的主要根據地。
但在1926年5月，唐生智的駐地受到湖南的另一個将軍葉開鑫的威脅。
北伐的第一個軍事行動，是從廣西調一個旅，從廣東調葉挺獨立團，由兩路進入湖南，加強唐生智的抵抗力量。
6月2日，唐生智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6月5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149]
北伐開始
到1926年6月上旬，第四軍的兩個師&mdash&mdash陳銘樞的第十師和張發奎的第十二師，已與葉挺的獨立團在湖南東南部會合，在長沙南約50公裡，兩條河流&mdash&mdash西面的漣水和東面的渌水流入湘江。
前敵總指揮唐生智，對位于湘江東、西兩側的3個軍的部隊下達進攻命令。
第八軍的部隊渡過了漣水，第四軍則于7月10日攻占了東面萍鄉&mdash株洲鐵路線上的醴陵。
北伐軍突破了漣水&mdash渌水防線，長沙的敵人暴露在面前。
葉開鑫從省城長沙退到湘北，唐生智将軍于7月11日進入長沙。
當這次戰役進行之時，蔣介石于7月9日在北伐誓師大會上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于是，經過戰鬥，北伐軍攻占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
地圖14 北伐戰争（1926&mdash1928年）
吳佩孚開始隻調幾個師南下，第一軍的第二師和第六軍作為總預備隊的兵力進入湖南；第二軍和第三軍奉命護衛右翼，以防孫傳芳從東面的江西向湖南進攻。
此時，北伐的大戰才正式開始。
不過，廣州的國民黨人一直在與孫傳芳進行談判，試圖盡可能使其保持中立。
國民黨人還正在與西南的貴州省督辦袁祖銘（時袁祖銘任黔軍總司令。
&mdash&mdash譯者注）談判。
7月11日，蔣介石電告唐生智，稱袁祖銘已倒向革命。
7月20日，軍事委員會任其部将彭漢章為第九軍軍長，王天培為第十軍軍長（這種任命，在北伐過程中用來收編倒戈部隊的做法，造成國民革命軍的大膨脹，其素質也大降低）。
[150]
地圖15 北伐戰争時期的湖南和江西
蔣介石于7月20日離開廣州，前往前線，随行的有參謀人員、布留赫爾将軍和一批蘇聯顧問。
8月11日到達長沙時，蔣介石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決定下一步的軍事行動。
與會者有白崇禧、鄧演達、戰地政務員會主任陳公博、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钰和李宗仁、唐生智以及幾名師長、布留赫爾和其他的顧問。
這次會議決定，大軍直搗湖北省城武昌，推遲了對蔣介石認為第一目标的江西省城南昌的進攻。
第四軍率先進攻汨羅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地平江，然後直撲通往武昌鐵路線上的汀泗橋。
第七軍朝東北方向進軍武昌。
第八軍沿西側粵漢鐵路線前進。
勇猛慣戰的第四軍于8月19日攻克平江，第十二師黃琪翔所部的第三十六團，率先入城。
吳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橋，一般以為不可能從南面攻下汀泗橋。
8月26/27日夜，當地農民引導第三十六團涉過淺水河流，從後面對汀泗橋發動進攻，大獲全勝。
吳佩孚坐鎮（下一個目标）賀勝橋布置防務，親自督戰。
第十二師在第十師和第七軍的其他部隊支持下，擔任主攻前鋒。
吳佩孚雖采用極端手段阻止其部隊後撤，但在8月30日，仍被各個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