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戰敗逃散。
吳佩孚險些被俘，乘火車逃回武昌，再渡江逃往漢口。
第四軍雖是傷亡慘重，但還是會同第七軍和第八軍俘虜了數千名敵軍，并繳獲了大量的武器辎重。
[151]通往武昌的道路被打開了。
革命軍的追擊部隊于8月31日進迫武昌近郊，但敵軍還是搶先一步撤退到高厚的城牆以内。
[152]&ldquo敢死隊&rdquo經過夜間登城失利後（葉挺的獨立團在這幾次戰鬥中傷亡慘重），第四軍、第七軍和第一軍的第二師決定圍城，于是演變成了40天的圍城戰。
9月6日和7日，第八軍渡過長江，在城防司令劉佐龍倒戈後，攻占了漢陽和漢口；劉佐龍被任命為第十五軍軍長。
吳佩孚率殘部沿京漢線北撤至湖北北境的武勝關，追擊的第八軍于9月15日占領武勝關，吳佩孚退入河南境内。
最後在10月10日，武昌守軍投降，湖北省遂置于國民政府管轄之下。
北伐軍對江西的進攻，事實證明是比較困難得多。
江西省的最重要的地形特征是在贛江。
贛江發源于廣東北境，向北流入巨大的鄱陽湖，再彙入長江。
省城南昌位于該省北部鄱陽湖的富饒平原上，瀕臨贛江東岸。
南昌與瀕臨長江的九江，有79英裡長的南浔鐵路相連接。
當蔣介石的代表與孫傳芳的代表談判時，雙方都派兵進入了江西。
國民革命軍總的計劃，是派出尚未參加過多次戰鬥的部隊，出湖南往東攻取南昌，而從湖北出兵奪取九江。
江西南部已交給倒向北伐軍被編為第十四軍的賴世璜。
北伐軍的部署已在9月上旬進行。
在9月19日，程潛率第六軍以急行軍向前推進，在地方守軍以及城内的學生和工人的幫助下，以及第一軍第一師的支援下，成功地占領了南昌。
但是孫傳芳迅速派兵反擊，把北伐軍從南昌城内和對鐵路的控制趕走，并重創了革命軍，而第三軍卻沒有前往增援。
蔣介石率第一軍第二師和第二軍的兩個師，親自指揮第二次對南昌的攻擊。
到10月13日，這次進攻已經失敗；第三、第六和第七軍三個軍的幾支部隊奪取鐵路沿線城鎮，也同樣的失利。
這雙重的失利導緻革命軍的總後撤及重新部署。
與此同時，布留赫爾将軍及其蘇聯參謀人員進行了指導，為一次協同全面進攻做精心準備。
這次進攻的所有部隊，都配備應有的通訊手段，并在同一時間采取出擊行動。
第四軍的四個團，新近與國民革命軍聯合的湖南将領賀耀組的第二獨立師自武昌調來。
遲至10月28日，蔣介石仍在與孫傳芳的代表進行談判；此時是以談判為煙幕，用以掩護孫傳芳部下的數個團和旅倒戈的談判。
對江西的全面進攻，在10月底開始。
第二獨立師和第四軍的第十二師進攻南浔鐵路的中段和北段，以攻占九江為目标；第三軍和第六軍進攻南昌附近的（牛行）車站；第二軍和第十四軍從南面向南昌進攻。
這是計劃完善和戰鬥艱難的戰役，持續了一個星期，成功地肅清了鐵路沿線的敵軍，在11月5日攻占了九江，在8日攻下了南昌。
除了約有7000名敵軍倒戈外，北伐軍解除4萬餘名孫傳芳士兵的武裝。
國民革命軍在江西兩個月的作戰中，也傷亡近1.5萬人。
[153]
在進行江西戰役的同時，何應欽将軍正在指揮沿海福建省的另一戰役。
第一軍的兩個師，即第三師和第十四師守衛廣東省東部邊境，防止孫傳芳的盟友&mdash&mdash福建的軍務善後事宜督理周蔭人的可能進攻。
何應欽将軍與一個敵軍司令李鳳翔及其兩個将領曹萬順和杜起雲談判，李、曹等人與駐在福州的幾名海軍将領一起投向北伐軍。
在福建的國民黨人與各種&ldquo民團&rdquo，也為協助驅趕北方人周蔭人進行談判。
蔣介石指示何應欽将軍，商談和平的條件是周蔭人不得派兵進入廣東或廣西。
這些初步行動發生在1926年的8月和9月。
[154]
地圖16 湖北
據報道，福建的敵軍在人員和裝備上，都超過北伐軍，兩者之間為5∶1。
9月27日，周蔭人派兵入侵廣東省，目的是奪取東江流域的幾個主要城市。
何應欽将軍得到這個計劃的情報後，于是下令越過邊境，進攻周蔭人的基地永定。
10月10日，第一軍的第三師攻占了永定，然後回師廣東，去對付侵入松口的周蔭人軍。
在這些戰鬥中，北伐軍俘獲了數千名戰俘，虜獲了大量步槍、機槍和大炮。
10月14日，福建陸軍第三師按預定計劃倒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
這些初步戰鬥獲得如此的成功，蔣介石于10月16日任命何應欽為東路軍總司令。
東路軍由第一、第十四（賴世璜的部隊由江西開至福建）、第十七共3個軍組成。
蔣介石命令何應欽攻下福建省。
攻取福建的戰事按部就班地進行，主力軍沿着沿海路線攻下漳州（11月8日）和泉州（11月21日）等城市。
當北伐軍逼近閩江時，海軍宣布歸順北伐軍，困住了撤退的福建軍部隊，其數千名士兵遂被解除武裝。
12月3日，海軍占領了省城福州；12月18日，何應欽以第一軍的兩個師控制了該城。
在福建多山的中部地區，&ldquo民團&rdquo協助第十七軍向前推進。
周蔭人率領殘部退到浙江邊境，希望能與孫傳芳會合，但被正在談判倒向國民革命軍的陳儀所阻擋。
這樣，到1926年12月底，除了原來的根據地廣東以及經過談判聯合的鄰省廣西外，國民革命軍已經攻占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四省的省城及省内的主要城市。
貴州省的督辦[155]已把貴州省名義交國民政府管轄。
合計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貴州七省，有人口近1.7億；被攻占的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省，有人1.1億。
[156]
國民革命軍在六個月内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是有許多因素的，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蘇聯幫助下，對最初的國民革命軍進行了兩年的訓練和裝備，以及1925年在廣東省内的幾次戰役取得的實戰經驗。
另一個因素是對官兵的政治教育，使之了解為何而戰&mdash&mdash主要是灌輸熱烈的民族主義精神。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廣東省進行的财政改革，使該省的大部分稅收進入國民政府的國庫，導緻人們對通貨的信任，使得通過銷售國庫券借款成為可能。
北伐軍與敵軍的談判和使用&ldquo銀彈&rdquo促其倒戈的辦法也很有效。
但是決定性的因素，是在國民革命軍中孕育已久在北伐中表現出來的英勇無畏精神，特别是第一軍和第四軍的犧牲精神。
其他各軍在戰鬥時也都奮勇作戰。
蘇聯顧問在幾次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布留赫爾制定的總的戰略，以及與其參謀人員為具體戰役制定的細緻專門計劃。
每個投入戰鬥的軍都有蘇聯顧問，有的師也有蘇聯顧問。
這些顧問都力圖保證其所在部隊能準确地執行計劃。
在戰鬥進行時，給布留赫爾提供情報網絡，戰鬥後又提供有價值的總結。
有的顧問實際領導了所在部隊的進攻。
顧問們還為其所在部隊的中國将領，提供政治評價的參考意見。
少數英勇的蘇聯飛行員，飛臨敵軍上空偵察陣地，或飛臨被圍困的城市上空散發傳單，引起敵軍的恐慌，并轟炸戰略目标。
有幾個蘇聯顧問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亂，其他有數人患痢疾。
在江西戰役後，&ldquo我們（顧問們）有相當大一部分工作人員&rdquo進了南昌的美國人辦的醫院。
[157]
動員群衆
北伐軍迅速取得軍事勝利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工作。
随軍的專職政工軍官、在敵後的國民黨員和共産黨員，通過争取地方民衆和試圖策反敵軍來支持戰事。
受過愛民和不擾民教育的國民革命軍士兵，不準搶劫或強征勞動者入伍。
勞動者熱烈歡迎北伐軍。
農民賣食品給士兵，為北伐軍充當間諜，偵察敵情，或任向導，或搬運軍用物資，或為傷員擡擔架。
有數次武裝簡單的農民隊伍，竟攻擊敵軍的後方。
鐵路工人破壞了敵方的交通，約有400名安源礦工參加了葉挺的獨立團。
在被北伐軍圍困的武昌城内，革命者秘密張貼标語和散發策反傳單以動搖敵軍的官兵。
南昌的學生和警察，協助北伐軍第一次攻占了該城。
當北伐軍退出南昌時，許多人還犧牲了性命。
[158]
國民革命軍一旦攻下大城市，勞工組織者就開始組織或恢複工會。
工會的組織者大部分為共産黨員，有的于五卅慘案後在上海工作，有的在廣州指揮香港大罷工和封鎖中已有豐富的勞工運動經驗。
湖南的勞工運動，在湖南一位名叫郭亮的指導下，很快得到恢複。
1922年，郭亮積極組織鐵路工人，結果1923年在工會被鎮壓時遭受挫折。
1924年，郭亮參加了國民黨，是國民黨在長沙的地下核心組織的成員。
在1926年5月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郭亮當選為執行委員，然後回到長沙。
不久，長沙被第八軍攻占，數十個工會都建立起來，随即出現争取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的罷工浪潮。
政治軍官支持工會運動，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強制執行罷工。
9月，湖南省工會聯合會成立，12月的一次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決議，使工會組織和管理正規化，加強勞工運動的紀律，制止未經批準的罷工。
27歲的郭亮成了湖南省總工會委員長。
到1927年，省工會聯合會聲稱會員超過了40萬，其中9萬人是産業工人。
[159]
北伐軍在9月份攻占漢口和漢陽以後，革命熱情更不斷高漲。
漢口、漢陽街上很快貼了許多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标語，也貼了許多号召支持國民革命的标語。
政治部每天組織集會和遊行；國民黨開始在學生、下級軍官、婦女、勞工中吸收黨員，到12月底，共吸收了3.1萬名新黨員。
共産黨中央委員會派張國焘從上海到武漢來指導革命，于9月11日抵達漢口。
随之而來的，是李立三、劉少奇、項英、許白昊幾名具有豐富組織勞工經驗的同志。
在1923年2月京漢鐵路罷工受到鎮壓後的幾年，勞工運動雖受到壓制，但并未被摧毀，此時又很快恢複起來。
9月14日一次工會代表的預備會議，計劃組織的湖北總工會，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快到11月底公布一張工會名單，列出武漢三鎮的73個工會（據報道有會員8200人），大冶鐵礦有6個工會（會員1100人）。
11月間，共産黨控制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漢口設立辦事處，指導組織工會工作的進程。
[160]
1926年11月，一個罷工的浪潮沖擊着武漢三鎮，矛頭既針對本地的工商業，又針對外國的企業。
印刷工、郵政工人、絲綢鋪店員、苦力、勞工、日本家庭和商号中仆人和雇員，都一起上街參加遊行，英國煙草公司停止營業。
工會組織武裝糾察隊，強制實行罷工，有的還采用粗暴野蠻的手段。
大部分罷工，因為工資得到增加而很快平息下來。
但是工會卻把其權威強加在罷工問題的處理上，以緻加劇了對抗。
罷工使工商業越來越趨于蕭條。
11家中國銀行（包括兩家最大的）在11月19日結賬時破産。
中國工商界的領袖人物開始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甚至威脅說，如果不對兩項要求作出答複，将舉行罷市。
兩項要求，即在沒有工會幹預的情況下，雇主和雇員直接談判增加工資問題；工人糾察隊不得進行威脅。
政府的答複，立即成立調解委員會，由國民政府、國民黨、商會和總工會各派兩人參加；委員會将調查上漲的生活費用和工商界支付工資的能力。
一批國民政府領導人從廣州取道南昌，于12月11日來到武漢，很快設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府。
然而，造成經濟分裂的力量已無法逆轉，并最終導緻了武漢政府的垮台。
[161]
群衆在革命中的參與，最具有戲劇性和最知之不詳的，是新解放的幾個省農民運動的發展。
在北伐開始以前，農民運動的廣州總部所知道的情況，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隻有161個農民協會和43423名會員。
6個月以後，在1926年年底，共産黨的農民運動領袖聲稱，單就遍及湖南和湖北兩省91個縣，參加協會組織的農民就超過了150萬人。
這個數字不可能是确切的，但卻說明全力投入這個革命階段的數百名幹部進行工作的狂熱。
[162]
在國民革命軍到來之前，已經在當地秘密活動的共産黨員，現在能夠在政治軍官的幫助與保護下，公開來進行組織農民了。
在農村群衆運動的組織者中，有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畢業生，有65人是屬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10月初，另外85人畢業于毛澤東指導的一期。
地方農協的組織者知道貧苦農民的苦難，掌握了宣傳口号和組織工作的本領。
在湖南，則首先集中力量征募農民幫助革命部隊，然後吸收其加入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隊。
在一開始，農協的組織者并不着重在農村的階級鬥争，而是強調貧苦農民的利益，實行開倉放糧，号召減租減息，重新議定租約，禁止糧食從甲地運往乙地以降低其市場價格。
這樣的政策，遂激起農村權勢者的激烈反對。
湖南農村很快出現了農民和地主的沖突。
&ldquo土豪劣紳&rdquo連同大地主和貪官污吏，成了農民打擊和侮辱的目标。
這些人的财産應被沒收，在可能時即實行沒收。
但是正在組織農民協會的，不僅是共産黨和國民黨左派；一些保守省份的國民黨員以及地方的權貴們，也在組織協會，或者給農業團體起上官方的名稱。
一個以長沙為據點的左派團體，試圖引導農民走上改良主義道路。
于是在農民土地運動中，既存在階級沖突，也存在組織之間的沖突。
[163]
随着農民運動暴力行為的擴大，有的地方已有處決惡霸的報告。
在另一方面，有關于村莊被攻擊或被焚毀的報告，有農民領袖被害的報告。
在有些地區，貧農或其代言人要求&ldquo解決土地問題&rdquo，即沒收和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ldquo平均土地&rdquo的形式。
農民運動在不同地區的發展并不平衡，其最為迅猛發展的地區，是在湘江流域和被國民革命軍攻克的湖北省邊境地區。
到11月，據報道，湖南省有6867個地方農民協會，會員人數超過126.7萬人。
地方農民協會被納入462個區農民協會和29個正式組織起來的縣農民協會。
對農民協會的階級成分分析表明，60％以上是雇農，&ldquo半自耕農&rdquo占18％，&ldquo自耕農&rdquo和手工業者占所餘20％的大部分。
很清楚，由左派領導這場農民運動，已吸引了農村的貧困階層。
[164]
湖南省的農民協會，是12月在長沙召開的為期一個月的大會上組織起來的，170名代表據說代表130萬組織起來的農民。
開始的幾次會議，與據說代表省32.6萬會員的工會一并舉行的，讨論了多天以後，通過了事先準備好的幾項決議。
10月2日，中共湘區區委通過宣言，提出農民的政治和經濟的最低要求，成了12月大會通過決議的輪廓。
這些決議要求，農民協會必須參加地方自治，成立由農民自己控制的自衛組織，打碎&ldquo土豪劣紳&rdquo的統治，支持國民黨和共産黨的革命政策，減租減息，取消苛捐雜稅和厘金，儲糧備荒和實行其他救濟政策，沒收反動派&mdash&mdash軍閥及其仆從、貪官污吏、&ldquo土豪劣紳&rdquo的财産。
湖南省農民協會的締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協會秘書長。
柳直荀是湖南人，19歲畢業于長沙雅禮學校，是毛澤東的朋友。
剛剛擔任共産黨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參加12月大會後期會議，并在會上作了兩次講話。
毛澤東在講話中，堅持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除非農民問題得到解決，否則帝國主義和軍閥就不可能被打倒，工業的進步也不可能實現。
毛澤東嚴厲譴責那些約束農民運動的人，号召要不間斷地進行鬥争。
[165]大會以後，毛澤東到長沙附近5個縣調查土地革命狀況，随即寫了一篇激動人心&mdash&mdash後來著名的報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條與湖南相似的道路。
從6月3日報道的38個協會及稍多于4000人會員的基數，到12月的報道，在34個縣已上升到28.7萬會員。
經過巨大困難才攻占的江西省，農民協會發展的并不很快。
在6月份隻有36個農民協會，約1100名會員；在10月份，據報道，有6276名會員（可能大部分在南方）。
1l月北伐軍攻下南昌後，在為省農民協會舉行籌備會議時，發表的數字是5萬人。
江西省是蔣介石的勢力範圍，農民運動當然受到了抑制。
[166]
反帝運動
國民革命運動的核心，是反對外國人在華的政治和經濟特權，這些特權，是過去80年間列強強加給中國不平等條約的結果。
國民黨的領袖用不斷的宣傳攻勢，喚起民衆來支持其收回中國失去權利的諾言。
雖然許多外國的國民享受特殊的條約權利，國民黨人的戰略（背後有蘇聯人的出謀劃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國身上，避免同時與日本、美國和法國對抗。
英國在中國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成為當然的目标。
反對帝國主義當然是世界共産主義運動的根本宗旨。
支持國民黨人，并為之出謀劃策的布爾什維克蘇聯，把英國視為其主要敵人。
蘇聯特别擔心卷入與日本的沖突。
把中國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國人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慘案和6月23日的沙基慘案以後更趨明顯。
因為日本雖是五卅慘案的元兇，法國在6月23日的慘案中，與英國一樣有罪；但是在中國人進行反擊時，日本和法國在慘案中的作用卻被降低了。
在争取民衆方面，反帝運動給國民黨人和共産黨人以很大的支持（兩黨從1925年年中都得到迅速發展），但也包含着很大的風險。
情況似乎可能是這樣，如果做得太過分，英國很可能在軍事上對廣州進行報複，或者列強可能會支持國民革命的敵人&mdash&mdash北方軍閥的政策。
當北伐開始時，香港的罷工和對英國的貿易封鎖，在廣東省已經整整進行了一年，曾幾次間接談判以求得到解決，因為雙方都需要結束這場沖突。
罷工雖已不再困擾香港，但封鎖卻嚴重損害了英國在華南的貿易與航運。
維持罷工者的生活，是廣州政府沉重的财力和物力負擔；而且罷工委員會在廣州發展起來的獨立武裝，也令廣州政府感到為難。
配有武器而又難以駕馭的工人糾察隊，也給廣州領導制造了許多問題。
罷工委員會是結束封鎖的首要障礙，因為該會堅持要求一項數額巨大的資金，以支付罷工者一年的工資。
但廣州政府難以籌集這筆巨款；而香港政府認為這是訛詐，堅決拒絕支付這筆款項。
對廣州當局來說，當數千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濟結束時，對其雇用也存在嚴重問題。
國民政府急于要結束沖突，同意直接與香港政府談判，而不再僞裝為隻是調停人的角色。
從7月15日到23日，正式談判又在支付問題上停滞不前。
其後，9月4日，英國海軍艦隻在廣州港口作了一次短暫行動。
次日，英國艦隻又在長江上遊制造了萬縣慘案[167]，這顯然使廣州當局相信，英國打算用軍事手段強行結束封鎖行動，盡管事實上并非如此。
蔣介石從前線發來的電報，就此事可能産生的危險提出警告，下令停止罷工和封鎖。
9月18日，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告訴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封鎖行動将在10月10日或以前即結束，廣州政府将征收附加稅支付給罷工者。
這樣，在10月10日，中國單方面決定停止封鎖和罷工；廣州政府對進出口貨物征收附加稅，這符合華盛頓會議規定的但從未實施過的2.5％附加稅。
對新稅的征收，英國政府也不聞不問，英國外交部高興地看到使人頭疼的封鎖結束，并正式制定對廣州政府友好的政策。
[168]
長期以來，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已經是狂熱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仇恨的目标。
許多中國人藐視宗教，尤其反對外國傳來的宗教，認為這種宗教奴役其信徒的靈魂；教會學校更是攻擊的目标。
因為此時對中國青年的教育，大多控制在外國教會手中。
開始于1922年全國範圍的反對教會教育的宣傳運動，原來與國民黨并無特别關系，但很快國民黨和共産黨都支持這種謾罵性的反基督教運動。
1925年，廣州出現了赤裸裸的反基督教遊行，發表街頭演講和散發煽動性傳單，侵犯和破壞有些教會的财産，其中有兩次是國民革命軍做的。
教會學院和中學的學生，受到國民黨和共産黨的強烈影響，發生破壞學校的活動。
例如在1924年和1925年，煽動者在長沙雅禮（在中國的耶魯）挑起了&ldquo學潮&rdquo。
1926年1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簽發了一項支持反基督教運動措辭強硬的決議，并指責傳教士辦的學校、刊物和教堂，是&ldquo帝國主義的喉舌和爪牙&rdquo。
廣西自歸入國民政府以後，在1926年上半年，也發生了幾起反基督教騷亂，并有掠奪教會财産的情況。
總之，反基督教運動是廣泛反帝運動的一部分，但外國傳教士及教堂很容易直接受到攻擊。
[169]
但是，這裡也存在又恨又愛的矛盾心理。
國民黨有些領導人就是基督徒（孫逸仙就是基督徒），有的是教會學校的畢業生。
對基督教會及教堂的暴力攻擊，損害了國民黨在海外的聲譽，也損害了國民黨在中國基督教徒中的聲譽。
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時，似乎就面臨着危險力量的對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國的反對。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正當北伐進行之際，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召開中央委員會全會，通過一項決議，确定了對基督教教會的态度：
在口頭宣傳上應引證許多具體事例，說明（基督）教會為外國帝國主義蹂躏中國人民之先鋒&hellip&hellip他們想把所有被壓榨的民衆一齊都欺騙下去，他們想引導一般被壓榨的民衆，都忘掉他們自身生活實際的痛苦，以保證帝國主義壓榨民衆基礎之鞏固與恒久。
但在目前，我們不要故意造出一個與他們發生實際的沖突的機會，因為我們所處的環境（他們與軍閥勾結，處處借口條約保護）使我們隻能取如此一個态度&hellip&hellip
8月20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來到長沙後，向全世界發表聲明，說明北伐的愛國目的：從軍閥手中解放全中國，在世界各國中赢得公正平等的地位，并與所有國家友好相處；保護所有不妨礙革命力量的軍事行動、也不協助軍閥的外國人的生命财産。
兩天以後，長沙湘雅醫學院和湘雅醫院接到命令，要求派幾名醫生去護理蔣将軍。
為蔣介石拔掉一顆碰傷牙齒的美國傳教士外科醫生，對其明顯的友好态度深懷好感。
湘雅醫學院的教職員曾擔心其醫院會被沒收，但蔣介石的司令部反而在街對面設立一所設備良好的軍用醫院。
兩所醫院合作了一個時期。
蔣介石答應不準其所控制的部隊攻擊外國人。
[170]
在戰争移到湖南省境外以後，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省内發動了一次抵制英國貨行動。
長沙和其他城鎮的示威行動，帶有強烈的排外性。
10月份，許多布道站受到侵擾，房屋被貼上敵對性标語；中國雇員或學校的學生，都組成工會或社團，提出顯然是共同商量好的要求。
在醴陵和南縣，傳教士被趕出其布道站。
在長沙，所有的教會學校都受到攻擊。
事态的發展越來越令人擔憂，一名美國記者向在南昌的蔣介石提出幾個問題。
蔣介石于11月19日答複道：&ldquo我與基督教沒有争吵，傳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到歡迎，本黨黨綱中并無在中國消滅布道團的内容，教會可以與往常一樣在中國發揮作用。
&rdquo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脅和其他形式的壓力發展得如此迅猛，以緻到年底時，大部分教會學校都關閉；幾個國家的傳教士逃到漢口的庇護所，有的正準備逃往漢口。
教會雖沒有人被殺，但許多教會和布道團的财産，已被工會或軍隊搶走。
但長沙的美國商業并沒受到騷擾，一般地說，日本人和德國人也都沒受到幹擾。
[171]
11月開始，英國外交部開始拟訂一個能充分适應中國民族主義政策的聲明，并有助于改進與國民政府的關系。
英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親自指導制訂這項新的前瞻性政策的嘗試，其備忘錄于1926年12月1日經内閣批準。
備忘錄用電報拍發給英國駐華公使藍普森。
藍公使當時正從上海前往北京。
備忘錄聲明（因其發自12月26日，後來被稱之為聖誕備忘錄）實際上是針對其他大國的，敦促各大國在中國出現有權威政府時，應宣布願與其修改條約，并對其突出的問題進行談判；在此之前，可先與地方當局打交道，并抱同情态度考慮任何合理性建議（即使這些建議有違背條約權利的嚴格解釋），争取地方當局對外國利益能報以優待。
備忘錄聲明，對企圖完全拒絕履行條約規定之義務，或攻擊外國人在中國合法利益的行動，将保留抗議的權利；并且抗議應通過列強的聯合行動而産生效果。
備忘錄表明英國政府的觀點，對治外法權委員會主張修改的某些建議應立即實行，列強應立刻無條件批準華盛頓會議所定的附加稅，而不應指定此項收入的處理和使用。
[172]備忘錄雖然希望能迎合中國愛國者的渴望，但仍然有太多的限制，難以滿足國民革命運動的要求。
看到國民政府似乎在長江流域站穩了腳跟，英國外交部開始考慮一旦國民政府建立以後，并足以完全承擔所有條約規定的責任和履行其他的義務時，英國政府考慮予以外交上的承認。
在此之前，英國應盡力以友好的态度，與中國實際行使權力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國民黨機關打交道。
英國外交部甚至在藍普森就任北京的職務之前，授權命其去漢口訪問。
因此，英國駐華藍公使于12月7日至17日，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進行了第一次外交談判。
兩人探索性讨論的中心問題是英國承認的條件；困難的是藍普森堅持，在新約未商定之前，國民政府應同意現存條約是有約束性的。
會談使雙方都可以估量到對方所能讓步的限度。
陳友仁急于抓住英國外交上承認能給國民政府帶來好處，所以多方努力，試圖找到彌合雙方立場分歧的方案。
陳友仁堅持藍普森公使的離去，必須安排得像是會談隻是臨時中斷，藍普森同意照此辦理。
[173]
收回漢口英租界
在武漢政府的領導人中，另外一些人在進行反對與英國達成協議的嘗試。
11月份，反英已進入高潮，反英的示威行動引起了漢口英租界的恐慌。
在藍普森來訪期間，反英的浪潮受到暫時的抑制。
12月18日藍普森離開漢口時，民衆再次被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所左右。
鮑羅廷顯然熱衷于使激昂的反英情緒保持熾烈狀态，在黨政聯席會[174]（武漢政府最高決策組織）上的建議，武漢市民反對英帝國主義委員會通過決議，均可證明其支持的态度。
該委員會于12月26日組織了一次盛大集會，李立三任大會主席并發表演說，其他的共産黨人也在大會上講了話。
李立三曾在1925年夏季領導反英上海罷工中獲得聲譽，是一位老資格的共産黨工運領導人。
聖誕節備忘錄也同一天在中國公布。
鮑羅廷提出一條駁斥英國政策的宣傳路線，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所采納。
11月23日，有17位國民黨員在天津英租界與法租界被捕，這使中外關系日趨惡化。
經過審判，這些被捕者移交給北京政府的地方當局；國民黨的辦事機構也被查封。
廣州國民政府對此提出抗議，宣稱英國應對被捕的國民黨員在敵人手裡的遭遇負責。
12月末，在天津被捕的七名國民黨員遭到槍決時，漢口的國民黨領導集團重新提出抗議。
天津事件，成為收回外國在華租界宣傳的部分内容；但對主要敵人英國的直接沖突，仍要求必須避免。
[175]
随着反英遊行示威的恢複，漢口英租界當局在進入租界的入口處，設置了路障，并在各入口處配備巡捕、海軍陸戰隊的小分隊以及漢口的商團。
準許單個的中國人通過該處，成群的中國人或武裝士兵則不許通過。
1月份的頭兩天，武漢三鎮舉行遊行和慶祝活動，歡迎&mdash&mdash催促國民政府遷都武漢；1月3日，出現了大規模的反英集會。
當天下午，大群中國人聚集在一處的路障外面，聆聽宣傳隊的幾個隊員的長篇反帝演說。
當有人突然開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擲石塊時，群衆仇恨英帝國主義的情緒被煽動起來，遂即發生海軍陸戰隊用刺刀向憤怒的群衆攻擊的沖突。
5名中國人當場被海軍陸戰隊刺傷，憤怒的群衆也打傷了3名英國士兵，但是英國士兵沒有開槍。
最初的消息說，有一個或數個中國人被殺死。
當有人報告這一危急形勢時，臨時聯席會議正在開會，立即決定設法阻止發生更嚴重的沖突，勸說群衆散去，要求英國當局撤去海軍陸戰隊，留下華人巡捕在中國軍隊支持下維持秩序。
群衆響應徐謙和蔣作賓的勸說也都散去。
徐、蔣二人答應在24小時之内把問題解決。
英國總領事葛福與海軍少将卡梅倫商量後，謹慎地接受了陳友仁的建議（實際上是作為最後通牒遞交），以避免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的重演。
商團撤退，海軍陸戰隊返回其艦上，由華人巡捕來維持秩序。
事實上，路障此時已形同虛設。
在煽動者鼓動下，群衆沖進了租界，英駐漢總領事要求中國軍隊來維持秩序。
1月5日，租界的華人巡捕和錫克巡捕撤離。
當群衆中有人向巡捕房投擲石塊時，局勢頓趨緊張；租界的市政當局決定把巡捕房交國民政府當局負責。
租界裡的英、美婦孺乘輪開往上海；男子則集中在濱江的一座大建築物中，準備一旦情況緊急，即可由此處迅速撤離。
國民政府在英租界成立了一個管理委員會[176]，中國就把英國人控制下的漢口英租界收回了。
1月6日，九江的一小塊英租界地，也由于群衆的行動為中國所收回；英國人沒有抵抗，但卻發生了搶劫和破壞行為。
中國民族主義的這些勝利，大大提高了國民政府的威信，但也有預想不到的後果。
[177]
一個後果是内地來漢口的傳教士日益增多，傳教士們奉領事之命離開布道地，前往安全的地方；另一個後果是對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擔心，該地為外國僑民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國在華經濟利益的中心。
上海顯然是北伐軍要攻擊的目标。
根據英國遠東艦隊總司令和上海總領事的預測和估計，英國内閣對于派一支加強的軍事力量來保護租界進行了辯論。
1月21日，内閣最後決定派一支巡洋艦分隊和一個英軍整編師，而不是隻派在香港待命的一個營的印度兵。
這個決定的消息很快傳到中國，給國民黨人帶來了憂慮，擔心英國可能試圖占領漢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英軍将幫助孫傳芳阻止北伐軍攻占上海的計劃。
實際上，英國政府已經放棄了用武力重新占領漢口或九江任何一地租界的打算。
此時在北京的藍普森派了公使館的兩名工作人員前往漢口，談判歸還租界之事。
參贊歐瑪利和漢文參事台克滿于1月11日到達漢口，陳友仁和歐瑪利之間進行關于租界問題的談判，持續到2月12日。
對國民政府一方來說，談判帶來了英國外交承認的表示，并且這一次成功的談判将提高國民政府的威信。
對英國方面來說，談判可以檢驗其在處理與中國關系上的這種嘗試性的做法是否有效。
英國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國找回面子，以及國民政府保證不企圖用武力廢除條約。
為了提供良好的談判氣氛，國民政府外交部在10月10日宣布，在談判期間将停止反英和反基督教運動。
為了回報确實出現的短暫安甯，歐瑪利于1月24日說服英國的漢口僑民恢複營業。
由于感到有危險，英國僑民早在1月5日就已關門停業。
對于已為商業蕭條和失業累累所困擾的漢口來說，外僑的停業更增加了經濟壓力。
在140家中國的銀行中，大約有30家銀行在陰曆新年（1月26日）破産。
陳友仁發表了一項聲明，主旨是表示國民政府願意進行談判以達成協議，來解決與列強之間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
關于歸還租界的問題，雙方拟定了一個保留面子的方案；中國的委員會将繼續管理租界，英國的工部局則結束未了的财政事務。
然後納稅人會議将正式批準，把權力移交給一個中英聯合委員會（由中國人任主席，中國委員占多數）；這個安排，是根據幾年前德國歸還漢口租界的先例作出的。
協議定于1月30日簽字。
但是随着一個印度營于1月27日開到上海，并且風聞有更多的英國派遣軍已在來華途中。
于是新的問題出現了。
陳友仁此時要求得到保證，上海的英軍隻是用于防禦；并威脅說，除非途中的英軍停止前往上海，否則将不在協議上簽字。
妥協的辦法，陳外長正式聲明，國民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變租界和公共租界地位的現狀。
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在議會聲明，如果簽訂了漢口協議，又不再發生緊急情況，途中的英軍将留在香港。
做了這些姿态之後，陳友仁&mdash歐瑪利協議于2月19日簽訂；關于類似的九江協議在3月2日簽字。
國民政府通過談判赢得了更高的威信，而英國則考驗了其迎合國民政府的新政策。
此外，武漢的左派赢得了加強其與南昌對手進行競争的實力。
[178]
關于革命目标的沖突
革命陣營内部的分歧
在國民黨領導集團的成分中，由于四分五裂的派别活動，存在着不團結狀況。
具有與衆不同的哲學與獨立目标的共産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但也帶來了指導國民革命工作不能和諧一緻的問題。
對于國民革命應包括什麼活動方式，都還沒有一緻的意見。
到1927年初，國民黨領導集團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了分歧。
北伐軍的下一步應該是什麼&mdash&mdash矛頭是指向上海，還是指向北京？政府機構應設在哪裡&mdash&mdash是武漢還是南昌？在這個問題的背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mdash&mdash在國民黨内，應該由哪些領導人執掌主要決策權？在權力問題後面，還存在一個造成更加不和的問題&mdash&mdash對社會革命應鼓勵到什麼程度？應容許以何種速度進行社會革命？一個類似的問題，即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就是應推動還是限制反帝國主義的問題。
在1927年的前三個月，對這些問題的争論遂導緻國民黨領導人之間的分裂；4月份國民黨内出現了重新的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區對共産黨員的清洗。
為了在武漢成立國民政府，在廣州的領導人開始北上，分兩批從陸路到達南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已設在這裡。
經過一周的會議之後，第一批前往漢口的人于12月10日抵達。
根據鮑羅廷的建議，主要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會的幾個成員，組成臨時聯席會議，選徐謙為主席，鮑羅廷為總顧問。
這個法外的小團體，很快成了在武漢的主要決策集團，實際上取代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權力。
在聯席會議中，左派占優勢，實際成了鮑羅廷施加影響的重要工具。
[179]聯席會議行使的職權，很快受到在南昌有威望集團的挑戰。
在南昌的集團，不但包括蔣介石，還包括中央執行委員會代主席張靜江和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闿。
這是第二批從廣州出發的人，于1926年12月31日抵達南昌，國民黨中央黨部幾名部長也都一起到達南昌。
在1927年1月份的最初幾天，蔣介石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讨論幾支日趨龐大部隊的财政和改編問題，并為下一階段的戰役制訂計劃。
蔣介石準備分兩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長江而下，另一路經浙江向東北方向前進。
布留赫爾反對這個戰略，唐生智和有實力的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也表示反對。
雙方所持的理由既是戰略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對于蔣介石及其追随者來說，勝利意味着控制富庶與工業比較發達的長江下遊地區，以及未來的首都南京。
對漢口集團來說，北伐進一步可能與蘇聯援助的馮玉祥軍隊會師，然後可能取得北京這個巨大的政治勝利品。
會議最後采納的戰略符合蔣介石的意願，但強調唐生智的部隊應沿京漢鐵路對北面進行防禦。
[180]
南昌集團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會議，大部分中央委員主張，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時設在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
相反，徐謙及漢口聯席會議的同事要求南昌集團立即搬到武漢。
兩個派别，一個聲稱擁有臨時聯席會議的權力，另一個則利用臨時中央政治會議的名義，都決定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mdash&mdash在各自所在地方召開，以重新調整黨務。
蔣介石于1月11日前往武漢，去争取武漢方面的同志；但在一個星期後離開時，并未取得結果，心中甚為不滿。
蔣氏在武漢受到鮑羅廷的譴責。
次日，蔣氏也與之針鋒相對，痛斥鮑羅廷一番。
自此以後，兩派日益對立，而各自獨立行動；雖有信使不斷往來于漢口與南昌之間，試圖彌合分歧。
但蔣介石與鮑羅廷之間，在私人及政治兩方面的裂痕越來越為擴大。
事實上有理由認為，是鮑羅廷親自煽動起這場反蔣的行動，以期削弱蔣介石的地位。
[181]
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在争論沖突中，支持武漢的左派。
1927年1月8日的政治報告中，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強調下一個戰役應沿京漢鐵路北上，所有的軍隊都應集中在那裡。
中共中央的報告贊成正在出現的上海自治運動，而這一運動将在北伐軍和奉魯聯軍之間制造一個緩沖區（如果上海自治運動成功，至少可能推遲蔣介石占領上海的行動）。
報告還贊成聯席會議，雖然惋惜國民黨領導集團中出現沖突，并敦促蔣介石與汪精衛和解。
汪精衛已被國民黨請回，重新擔任其領導職務。
但是在2月份，武漢的共産黨員開始了反對&ldquo軍事獨裁&rdquo和&ldquo新軍閥&rdquo運動的宣傳，并開始專門對強有力支持蔣介石的張靜江進行譴責。
蔣介石于2月21日的講話中進行反擊，譴責武漢的聯席會議是篡奪了黨的權力和徐謙的獨斷專行。
蔣氏為其個人的立場辯護，也為其支持忠于孫逸仙的老同事進行辯護，并威脅要對咄咄逼人的共産黨予以抑制。
2月25日，南昌集團從陳公博那裡得知，武漢集團計劃通過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主要把黨的組織系統恢複到蔣介石集大權于一身的以前狀态；蔣介石是在1926年5月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任命他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時才集大權于一身的。
南昌集團偵知鮑羅廷的計謀後，于是南昌的臨時中央政治會議于次日打電報給共産國際，要求立即召回鮑羅廷。
當沒有收到共産國際的答複時，據說政治會議就直接去電報給鮑羅廷，敦促其返回蘇聯。
但鮑羅廷對此置之不理。
裂縫到這個時候已經很寬了。
[182]
在其他的問題上，革命領導集團也發生了分裂。
由于擔心列強最後将支持孫傳芳和張作霖，反帝運動應否加以限制？更難解決的問題，為了避免使強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強敵人，以緻阻礙在國民黨領導下統一全國的行動，群衆運動是否應加以控制？農民運動的暴力行為和工人運動的狂熱情緒，正在國民政府的地區内引起反對的浪潮。
在武漢的領導人中，有人就認為勞工運動必須受到約束，因為連續不斷的罷工正在破壞商業，減少了政府收入，産生了失業救濟的問題。
在農村，被發動起來的農民正在無情地鎮壓敵對勢力。
大地主和商人正逃往城市，在那裡散布農村恐怖的消息。
這些人的出逃，使農村的商業受到破壞，特别影響到米、茶以及其他農産品的交易，這就導緻在國民政府轄區内的長沙、武漢和其他城市的商業蕭條。
1927年1月8日，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表達了這樣的擔心：
在北伐軍所占領的湘鄂贛等省的民衆，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已深入到鄉下去&hellip&hellip群衆自動槍殺劣紳土豪的事屢見不鮮&hellip&hellip設使現時的軍事失敗，必不免來到極大的反動。
[183]
正在此時，毛澤東在長沙周圍的幾個縣實地調查農民的暴動。
在其後來成為經典的革命宣言的報告中，毛澤東為暴力行動和農民奪取地方權力而高興；強烈要求，如果窮人理應推翻多少世紀以來的壓迫者，革命的同志就必須贊成這個絕對必要的暴力時期。
按照毛澤東的闡述，農民的暴力行動完全是自發的。
[184]
但是共産黨的領袖們漸漸感到極度的不安。
1月26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分析了列強和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對共産黨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态度和看法，以下的引文十分重要。
國民黨右翼正變得日益強大&hellip&hellip當前國民黨内部有一個極為明顯的反對蘇聯、反對共産黨和反對工農運動的趨勢。
向右轉的動向，首先是由于蔣介石和張靜江認為國内隻應存在一個黨，一切階級應該合作，階級鬥争應予禁止，不需要共産黨&hellip&hellip
第二個原因，是他們認為國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現一次階級革命的運動。
當前最大的敵人不是帝國主義和軍閥主義，而是共産黨&hellip&hellip因此，一個巨大的反共浪潮已經在國民黨内部發展起來&hellip&hellip
當前需要我們迫切考慮的重要問題，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翼及國民黨所謂溫和分子的結合，造成了内外反對蘇聯、共産主義和工農運動的形勢。
這是極為危險的，而且是極為可能的。
[185]
共産黨領導提出什麼對策與這種危險鬥争呢？首先，中共應消除對國民黨的種種恐懼；這些恐懼是基于以下的意見：接近群衆的共産黨反對國民政府，不久将有一次共産主義革命。
為了消除恐懼，中共應敦促群衆向政府提供财政和軍事支持；同時通過宣傳，解釋國民革命的勝利仍很遙遠，批判資産階級及其意識形态，并且警告國民黨不要與資産階級聯合起來反對&ldquo真正的革命者&rdquo，即不要反對工人和農民。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共應集中力量進行反英運動，延緩把反帝運動擴大到日、法、美三國，以孤立英國。
中共報告很有信心地提出，&ldquo這些政策如果得到确切的執行，必将導緻完全的勝利，也将阻止外國列強對中國的聯合進攻，并消除了國民黨對共産黨的恐懼&rdquo[186]。
然而，還是出現了一系列的事件，在城市和農村中出現了層出不窮的對立行動（罷工、工商業倒閉、奪取土地和暗殺），各種各樣的宣傳、地方主義情緒不斷蔓延；最後是中國幾個主要權力中心，以及莫斯科、倫敦、東京、巴黎和華盛頓作出的決定&mdash&mdash正無情地導緻革命運動内部的正面沖突。
革命者之間日益擴大的分裂
1927年的2月份和3月初，武漢集團與蔣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間的裂隙，已成為非常明顯的事情，兩者終于分道揚镳了。
激進的左派更堅定地立足于武漢，并試圖抑制蔣介石的權力；而蔣總司令在其勢力範圍内鎮壓共産黨，派軍隊去攻取長江下遊，并尋求新的中外勢力的支持。
國民黨左派領導人、湖北共産黨領導人和蘇聯顧問已經在一起工作了數月，建立了以唐生智為中心的反蔣軍事聯盟。
3月5日，一份在漢口俄文寫的秘密報告，報道了反蔣的軍事陣容。
其中提到第三軍（朱培德）、第四軍（張發奎，當時為代理軍長）、第七軍（李宗仁）、第八軍（唐生智）、第十一軍（從第四軍第十師改編，陳銘樞）以及其幾支戰鬥力較弱的部隊，但是該報告警告說，倒蔣的内部鬥争從來沒有完全成功。
[187]寫報告的蘇聯人錯誤地估計武漢衛戍司令陳銘樞的觀點。
陳銘樞此時已被派到南昌，去勸說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到武漢，參加有争議的全會。
陳将軍于3月6日從南昌回到漢口，當天晚上即迫使其放棄指揮權而離去[188]；該軍轉歸左派張發奎指揮。
此時在南昌，布留赫爾将軍及在蔣介石司令部的蘇聯參謀們，雖然反對立即向東突破，但仍制定了攻占長江下遊地區的戰役計劃。
布留赫爾主張向河南推進，去對付奉軍，與馮玉祥所部會師，然後沿隴海線向東推進。
根據切列帕諾夫的說法（他的著作，部分根據蘇聯的檔案），鮑羅廷主張的戰役計劃，正與蔣介石相反。
按照布留赫爾的計劃，在向長江下遊進軍之前，應該沿京漢線北上，向鄭州和洛陽挺進，為的是與馮玉祥部會師，馮玉祥所部此時集中在陝西一河南的邊境。
[189]雙方都在與馮玉祥的代表談判。
事實上在1927年的頭幾個月，雙方都在與幾方面的指揮官談判，以鋪平勝利的道路&mdash&mdash其中有安徽的陳調元将軍和王普将軍，河南的靳雲鹗将軍和魏益三将軍，江蘇的孟昭月将軍，上海的楊樹莊海軍司令和華庶澄将軍。
蔣介石與軍閥中最強大的張作霖之間，根據12月7日一次會上與鮑羅廷及國民黨一些領導人作出的決定，消滅孫傳芳和聯合張作霖，與其進行間接談判。
[190]如果要消滅孫傳芳，重要的一步是勸說張作霖不要對其給予支持。
但孫傳芳已經與張作霖及其部将張宗昌結盟；張宗昌率直魯聯軍南下，支持&mdash&mdash或代替孫傳芳。
蔣介石通過中間關系與張作霖的談判，一直持續到3月份，并打算推遲與奉軍作戰。
蔣介石可能指望騰出更多的力量來對付武漢的對手。
張作霖作出了保持中立和劃定勢力範圍的承諾；其中顯然還包括蔣介石與中共決裂，并對其實行鎮壓。
在2月和3月份，一些共産黨作者抗議蔣介石與張作霖和日本談判的&ldquo罪行&rdquo。
[191]有大量證據證明，為了有助于與張作霖的談判，以及預期對上海的強攻，蔣介石正在謀求與日本達成諒解。
通過各種方式，蔣介石試圖使日本以及其他列強相信，不用擔心北伐軍攻占上海的後果。
[192]對于國民黨陣營中的分裂日益加劇，日本政府漸漸相信其有可能同蔣介石達成諒解。
[193]
蔣介石進行攻奪上海的戰役，需要用錢，所以對武漢政策抱怨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提供經費。
蔣介石是甯波人[194]，曾長期住在擁有巨大甯波幫&mdash&mdash在工商界和下層社會都有很大的勢力的上海，又在上海有許多各方面的有利關系。
1926年下半年，上海華人商會會長虞洽卿到南昌訪問蔣介石，并稱上海工商界領袖願慨然以資金相助，共襄蔣氏率軍攻占上海。
據說另兩位到南昌的來訪者，是上海黑社會巨頭和法租界巡捕首領黃金榮，以及與蔣介石結拜異姓兄弟的黃郭，在上海充當籌措資金的中間人。
黃郭交給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一封蔣介石的密函，要求中國銀行增加财政援助。
張嘉璈在1927年1月撥給蔣氏數十萬元。
蔣介石派軍需局局長俞飛鵬前往上海安排貸款事宜。
俞飛鵬又從中國銀行提取了100萬元；據推測，又用類似辦法在别處得到更多的錢。
美籍猶太人喬治·索克思可能勸說英美煙草公司預支200萬美元（以未來的印花稅擔保）彙入中國銀行，以資助何應欽的第一軍。
[195]
行動和反行動
當薛嶽的第七軍第一師于1927年2月18日占領杭州時，蔣介石攻占上海的計劃向前邁進了一步。
蔣介石從江西東部向浙江省城的猛攻，得到第二師的援助，也得到上年12月倒向北伐軍的周鳳岐将軍率領的第二十六軍的支援。
何應欽任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
[196]東路軍攻占杭州（乘火車到上海，距離為130公裡）後，謹慎地向距上海約47英裡要沖的嘉興推進，雙方都在準備一場不可避免的上海争奪戰。
孫傳芳總司令[197]與南京的新盟友張宗昌總司令[198]商量後，把上海的防務移交給直魯聯軍。
在過渡時期，孫傳芳的部将李寶璋将軍仍擔任淞滬警備司令。
在此期間，上海市内的共産黨領導人在争取群衆的支持下，發動了反孫傳芳總司令的第二次上海武裝起義。
起義從2月19日持續到24日，使上海市陷于一片混亂之中。
[199]
起義顯然具有兩個目的：擾亂孫傳芳的後方以支援北伐軍的進軍；在國民革命軍到達之前，争取盡可能多的控制一些城市，使之成為共産黨和國民黨左派掌握的工具。
起義是在總工會的恐吓小組的威脅下，又殺了幾個反對罷工的中國工頭及其他的人，才強制進行的。
[200]李寶璋無情地鎮壓起義，派大刀隊到上海大街上去斬殺宣傳煽動的人&mdash&mdash其中有很多是學生。
可是，起義導緻數十萬工人（報道的幾種數字大不相同）進行政治性鬥争，顯示出上海共産黨人的力量。
不過，這樣的結果，也會更堅定上海工商界和國民黨反動派反共的決心，也會加強英國政府防止另一次&ldquo漢口事件&rdquo的決心。
法國、日本和美國已做好保護其僑民的準備。
這樣，蔣介石在尋找新盟友時，起義很可能給予其創造條件；同時也加劇了共産黨中央委員會1月26日政治報告所預見的危險，即外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以及國民黨内的溫和分子結成聯盟，反對蘇聯，反對共産主義和工農運動。
1927年3月10日，拖延已久而又争論激烈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漢口召開。
出席會議的33人中，沒有蔣介石；蔣氏留在南昌準備向長江下遊進軍的計劃。
除了三人外，與會者都可确認是國民黨左派（在當時），或是國民黨内的共産黨員。
[201]會議共開了一個星期，通過一系列&ldquo恢複黨的權力&rdquo的決議，對黨的領導層和政府的各個委員會進行改組；選出蔣介石的政敵汪精衛為國民黨領導，而此時汪氏正在由莫斯科返國途中。
蔣介石雖在一些委員會與其他人處于平等地位，但卻排除其在黨的主要決策機構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外。
全會重新設立軍事委員會[202]；該委員會在北伐開始時被撤銷，為的是便于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工作。
蔣介石雖被選為軍事委員會七人主席團[203]成員之一，汪精衛在名單中列名第一；其他有唐生智、鄧演達和徐謙三人，也都是蔣介石的對頭。
汪精衛代替蔣介石，被選為黨的重要部門的組織部長；在汪精衛回國以前，該部的鄰導工作由國民黨内的共産黨員吳玉章代理。
對蔣介石及其集團另一個打擊，是宣布廣東和廣西兩省黨部和廣州市黨部選舉無效的決議；而該三地黨部的改組，是在張靜江和陳果夫[204]指導下進行的。
另一項關于統一對外關系問題的決議，禁止不負責外交工作的任何黨員或政府官員&mdash&mdash尤其是軍官，不得直接或間接與帝國主義國家接觸（除非奉命），否則将被開除出國民黨。
這項決議是針對蔣介石的，因為蔣氏不久将率部不可避免地在上海與外國勢力接觸[205]其他的決議。
決議号召國民黨和共産黨之間更多地進行合作，決定停止在國民刊物上批評另一黨；恢複成立一個有共産國際代表參加的聯合委員會，以解決兩黨的矛盾和沖突。
決議請共産黨指派黨員參加國民政府和省政府；敦促加強對群衆運動的指導，特别是對農民、工人運動的聯合指導。
最後，決議派一個三人代表團去共産國際，商談關于中國革命及其與世界革命關系的問題。
[206]
正當漢口準備實施這些決定以削弱蔣介石的權力時，蔣介石集團在江西采取了反對共産黨員和左派的行動。
3月11日，蔣介石的一個部下處決了贛州（江西省南部的一個主要城市）總工會的共産黨員領導人陳贊賢[207]，并解散了工會。
3月16日，正當蔣介石準備發動向長江下遊攻勢時，下令解散支持武漢集團的國民黨南昌市黨部，并由其部下将南昌市黨部加以改組。
蔣介石數日後抵九江時，其部下用武力鎮壓共産黨領導的九江總工會和國民黨九江市黨部。
3月19日，蔣介石來到安徽省城安慶；安徽省是由于陳調元和王普歸附北伐軍倒向國民政府的。
3月23日，在五個匆忙組成的反共省協會（其中之一取名省總工會）和共産黨員之間進行了鬥争。
最後導緻共産黨員的離去。
[208]這些都是不祥之兆。
奪取南京和上海
蔣介石攻取長江下遊的幾座重要城市的計劃，是沿江兩條路線實行猛攻。
一路沿長江兩岸而下：江右岸的軍隊由程潛統率，目标是南京；江左岸，即江北岸的軍隊由李宗仁統率[209]，目标是切斷敵方南北聯系的生命線津浦鐵路。
另一路是指向上海。
上海位于杭州、南京三角地區的東端，其西南角為杭州，西北角為南京，大運河和太湖構成了大三角的底線。
3月中旬，已經攻取杭州的東路軍，在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的率領下，在距上海不遠處進入陣地。
同時，東路軍總司令何應欽率部沿太湖東西兩側向北推進，以切斷滬甯鐵路，這是孫傳芳殘部和畢庶澄指揮的魯軍的主要退路。
駐上海中國艦隊的楊樹莊海軍總司令，早已通過其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鈕永建與北伐軍進行談判。
3月14日，楊樹莊宣布海軍艦隊歸附國民政府；在此以前，楊樹莊已派三艘艦隻溯江直抵九江，供蔣介石使用。
3月下旬，因北伐軍的進攻以及鐵路工人的罷工和鐵路遭受破壞，張宗昌在前線的部隊必須朝南京方面撤退，否則即面臨被包圍的危險。
3月18日，東路軍一次進攻，突破了松江防線，北軍[210]撤入上海，但沒有進入租界。
租界由一支多國部隊在各路口嚴密設防保護。
畢庶澄進行歸附北伐軍的談判，把作戰計劃交給了鈕永建[211]，然後乘日本船逃到青島，再由青島前往濟南，在濟南被捕處決。
3月21日是星期日，當白崇禧率部逼近上海南郊時，上海總工會發動了&ldquo第三次武裝起義&rdquo。
現在工人糾察隊約有3000人，由黃埔軍校的學生擔任訓練，部分人配有長槍或短槍。
有幾個遊擊小組已滲入市區，恐吓小組&mdash&mdash西方報道稱之為&ldquo黑衣槍手&rdquo又在活動。
起義在中午開始，工人糾察隊和槍手襲擊街頭的警察，占領了華界的警察署，還搶去了武器。
與此同時，數千名工人舉行了總罷工（有的地方有時是強制舉行的）。
當時的氣氛是慶祝和歡迎國民革命軍，滿市挂滿了國民黨的旗幟。
經過一整天的混亂之後，共産黨組織的地下力量，在群衆支持下，除了租界外，似乎已解放了上海，盡管還不清楚國民黨代表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起義。
約有4000或5000名北軍仍集結在滬甯鐵路北站附近的閘北。
根據當時的報道，發生了多起搶劫、縱火和殺人事件，部分是北軍所為；另一些則是占領某一地區的小股武裝分子所為。
在這些非正規的武裝人員中，有的可能既不屬于國民黨，也不屬于共産黨。
但是，起義表現出一些共産黨領導人明顯的意圖，即控制除了租界以外的地區，為組織臨時政府做準備。
領導上海起義的人中，有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和汪壽華。
3月22日，白崇禧将軍率部兩萬餘人進入上海，并在市區南部兵工廠設立司令部。
白将軍部下的薛嶽将軍，指揮戰鬥力頗強的第一師，肅清了北軍的殘部，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租界裡被俘的。
白将軍發布維持社會秩序的命令，下令所有非正規的武裝人員立即編入北伐軍中，或交出武器後予以解散；并向外國當局保證，絕不允許使用武力接管外國租界。
白崇禧下令，限3月24日停止總罷工。
在23日至26日的四天内，北伐軍在幾個遊擊中心發動了一系列的攻擊，圍捕了20多名自封的司令（其中有一名共産黨的領導人）和許多&ldquo黑衣槍手&rdquo，據說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處決。
幾支武裝良好的工人糾察大隊仍留在三個中心，把控制範圍擴大到黃浦江對岸的浦東。
[212]
地圖17 長江下遊地區
北軍于3月23日撤離南京，當日晚，程潛将軍指揮的江右軍随即進入南京城。
24日清晨，江右軍士兵有組織地搶劫了英、美、日三國領事館，打傷了英國領事；并襲擊和搶劫全城的外國僑民，殺死兩名英國人、一名美國人、一名法國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士兵。
當日下午3時30分，兩艘美國驅逐艦和一艘英國巡洋艦，向美孚煤油公司的住宅區周圍，發射了一陣組成屏障性的炮彈，以掩護約50名外國人（大部分為美國人和英國人）逃離。
根據中國人單獨的調查，向這片人口稀少的地區炮擊，共殺死4名、6名或15名中國平民和24名軍人[213]；更公布了中國和俄國的報告，斷言數千名中國人被殺。
炮擊很快抑制了對外國人的進一步的襲擊。
下午進城的程潛将軍，對部隊重申紀律。
25日，所有希望離開南京的外國人都可以妥善安排撤退，雖然外國财産又被搶掠和焚燒了幾天。
[214]
除了穿北伐軍軍服的士兵真正參加外，究竟誰對南京事件負有實際責任，對此迄今仍無定論。
3月25日，程潛發表公開聲明中稱：&ldquo搶劫僑民财産，焚燒房屋的，是南京城内的反革命分子&hellip&hellip從事煽動的敵對勢力和一些地痞流氓，他們甚至造成一些傷亡事件。
&rdquo同日，第六軍第十七師師長楊傑告訴日本領事森岡正平，士兵是受到南京共産黨員的煽動。
各領事向其政府報告說，暴力行動是由第二、第六和第四十這3個軍的共産黨員黨代表和下級軍官、共産黨南京地方委員會的黨員計劃的。
北伐軍将領給武漢的報告中，把襲擊歸咎于北軍和穿北伐軍服的流氓。
但是西方在華外交官及其本國外交部，很快就接受了日本領事的說法&mdash&mdash共産黨的煽動。
[215]這個解釋，後來也為國民黨中的蔣介石集團所接受。
南京事件是北伐期間唯一的事件；以前外國僑民從未遇到過如此廣泛的襲擊，并遭受如此嚴重的生命财産的損失。
這次事件給上海的外國租界引起了恐慌，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和意大利在北京的公使就是否報複問題，在其内部和與各國政府進行磋商，就有關報複的一系列要求取得一緻意見；但即使在國民政府尚未道歉和懲處有罪者之前，各國政府并不同意給予制裁。
日本政府在外務相币原喜重郎的影響下，試圖抑制英國和其他列強，使之不要采取好戰的态度，同時也希望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溫和派領袖，&ldquo解決目前的争端，并最終穩定整個南方的局勢&rdquo；總之，鼓勵蔣介石去反對其黨内的激進分子。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通過蔣介石的親密同事黃郭，把這意見轉達給蔣氏。
但是，英國對國民政府的态度日趨強硬，此時已經具備進行各種懲罰的實力，不過美國政府卻不同意參加制裁。
結果持久的國際間争論後，各國沒有采取直接的制裁行動；而國民黨内部權力鬥争的發展，使這些想法也變成多餘的了。
[216]
武漢政府在開始時，對南京事件很不了解。
外交部長陳友仁從英國駐漢口代表台克滿處獲悉事件的詳情，并得到美國和日本領事的證實。
直到4月1日，中央政治委員會才得到南京事件的大量報告，了解到外國首都反應的一些迹象，于是認真考慮如何應付這個局面。
看來英國和美國準備進行幹涉，而日本的政策仍不明朗。
鮑羅廷直率地指出，&ldquo如果帝國主義者真的幫助反革命，這能導緻革命的毀滅&rdquo。
鮑羅廷的建議是人們很熟悉的，就是分化英國和日本。
通過日本解除日本人對革命的恐懼，保證在華的日本人，特别是在漢口的日本人的安全（根據陳友仁的說法，日本僑民怕漢口的日租界被中國收回），這是武漢政府能夠做到的。
武漢方面每天對外國進行宣傳，特别是對日本和英國民衆發出道義呼籲，希望其能起來反對幹涉；宣傳的内容是責備帝國主義應對南京事件負責。
武漢方面同時明确所有的群衆組織，特别是向武裝同志解釋，在華外國人應受到保護的政策是政治委員會通過的方案。
[217]
事态的發展，很快使政治委員會向日本保證漢口日租界的安全化為泡影。
4月3日，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人力車夫發生鬥毆，導緻人力車夫被殺害。
于是憤怒的群衆打死了兩個日本人（根據中國人記載，共抓獲了10個日本人）。
在這一觸即發的危急局勢中，日本的海軍陸戰隊在漢口登陸，用機槍向群衆掃射，射殺中國人9人，傷8人。
日本租界當局撤走了大部分婦女兒童，關閉并派兵把守日租界的邊界道口，同時派來更多的艦隻駛來漢口。
為了與政策保持一緻，武漢政府試圖盡量縮小事件的嚴重性，同時要中國人冷靜下來，下令嚴格禁止對日報複。
[218]武漢政府的命令，是武漢領導集團為了控制革命事态的迅速發展，所作出的重要努力之一。
控制上海的鬥争
蔣介石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來到上海。
在争奪上海控制的鬥争中，這個鬥争隻是争奪國民革命權力的一個方面；各派力量立即開始重新組合。
共産黨和國民黨左派一邊，是擁有武裝工人糾察隊的總工會，幾個學生、婦女、新聞工作者和小商小販的&ldquo群衆組織&rdquo，以及當地的共産黨員；蘇聯對之提供建議和一些物質援助。
國民黨的一邊，有上海及周圍幾支北伐軍的指揮官（也許薛嶽除外）；國民黨&ldquo老資格的右派&rdquo成員，早把上海當成其營壘，并與工商界的巨頭有良好的關系，而這些巨頭有各自的理由反對好鬥的勞工運動。
最後是上海下層社會的幫會領袖，總工會在與這些幫會領袖争奪對上海工人的領導權。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國當局和巡捕傾向于一方（維持法律、秩序和使特權繼續下去的一方），支持這些勢力的，大部分是外國領事。
作為領事們的後盾，是一支約有40艘軍艦和1.6萬名士兵的兵力。
這顯然是一場力量不平衡的鬥争，但雙方各花了三個多星期時間準備。
左派試圖發動上海的群衆來取得支持。
星期日，總工會在閘北湖州會館設新辦事處，汪壽華主持了一次集會。
在會上，許多組織的代表通過了幾項決議，要求歸還租界，保證支持國民政府和上海臨時政府，強烈要求薛嶽的一師兵留在上海（謠傳薛嶽這一師兵即将調走）。
在浦東，一批工人被指控為反革命，據報道，已被總工會下令處死。
這天下午，在距法租界不遠的西門召開盛大的集會上，發言者發表了措辭激烈的演說，要求立刻占領租界，否則即舉行總罷工。
國民革命軍阻止了會後的遊行隊伍進入法租界。
美國總領事報告說，局勢非常緊張，甚至懷疑蔣介石是否有控制這種局勢的意志和能力。
[219]
蔣介石将軍試圖緩和緊張的局勢，想以此使對手能平靜下來。
在同一天，即3月27日的晚上，蔣介石會見了幾名美國記者，表示其對各國的友好态度；認為外國人準備保衛租界的行動，是&ldquo驚慌失措&rdquo的表現；也否認國民黨内有任何的分裂。
蔣氏并且認為不管共産黨員的政治信仰如何，但其作為革命運動的參加者是無可否認的。
蔣介石把南京事件歸咎于穿北伐軍軍服的北軍部隊。
在3月31日的另一次對外國記者的會見中，蔣介石抗議外國兵艦對南京的炮擊，認為這引起強烈的排外情緒，呼籲不要把這個事件擴大。
蔣介石并要求上海的租界當局采取措施，以緩和中國民衆和外國僑民之間的緊張關系；聲稱已發布命令，禁止暴民使用暴力或任何其他行動損害外國僑民的生命财産安全。
蔣介石要求外國當局結束戒嚴令，撤走外國的軍隊和軍艦，由國民革命軍來保護外國租界。
總工會已在前一日發表宣言，駁斥北伐軍和勞動階級已經分裂的謠言，宣布外國租界将被工人糾察隊攻擊的說法是不實之詞。
[220]
蔣介石受到幾個方面的催促，要求鎮壓上海好鬥的勞工運動和約束共産黨員；但這需要時間。
虞洽卿和一家日本大航運公司的買辦王一亭及伍朝樞等巨頭，組成了一個商業聯合會，在3月29日派代表去見蔣介石，強調立刻恢複市内和平秩序的重要性，并為蔣氏提供支持。
[221]日本總領事矢田在蔣介石到滬後不久，數次會見蔣氏的結義兄弟黃郭，敦促蔣将軍鎮壓搗亂分子，對南京事件進行賠償的善後事宜。
《北華捷報》的評論指出，如果蔣将軍&ldquo要拯救其同胞免于赤禍，就必須迅速無情的行動&rdquo[222]。
在國民黨内，以吳稚晖為首的一批元老也逼蔣介石清黨。
這些元老，都是國民黨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二大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
[223]3月28日，12名常務委員中的5人舉行非正式會議，通過了吳稚晖提出的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産黨員的決議。
這一行動後來被稱之&ldquo護黨救國運動&rdquo。
其他與會者，為中國知識分子&ldquo老前輩&rdquo蔡元培，孫逸仙和蔣介石的富有庇護人張靜江，辛亥革命的老戰士和孫逸仙的财政負責人古應芬，歸國的留法學生領袖李石曾。
4月2日，這5位監察委員再次會見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陳果夫，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兩名候補監察委員黃紹竑和李宗仁也在場。
李、黃二人是廣西集團的領袖，黃紹竑是應蔣介石電召來上海的。
這次會議，列出在國民黨内擔任重要職務的197名共産黨員或親共分子名單，并将名單提交中央監察委員會，對其實行監控。
[224]
蔣介石邀約國民革命軍的主要将領前來上海交換意見，其中有南京來的程潛、賀耀組和何應欽，江左軍的李宗仁，廣西的黃紹竑，廣東的李濟深，以及已在上海的白崇禧。
其他的人，是被趕出武漢的陳銘樞，安徽的柏文蔚和王普，浙江的周鳳岐&mdash&mdash這些人都是反共的。
汪精衛在巴黎&ldquo休假&rdquo後經莫斯科返國，于4月1日到達上海，受到盛大的歡迎。
也許隻有汪精衛才有足夠資望來彌合黨内日趨明顯的分裂。
在以後數天中，汪精衛與武漢派來的宋子文，監察委員會派的吳稚晖、蔡元培、李石曾，與汪氏的舊同僚胡漢民，以及中共的總書記陳獨秀等，進行頭緒紛亂的會談。
4月3日，蔣介石向國民革命軍全體将領發出通電，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衛歸國，并稱從即刻起，全部軍事、政務、财政和外交事務悉由汪主席決斷，其本人僅指揮若幹軍隊，且願意亦如其他将領一樣服從于汪主席。
蔣氏并稱隻有這樣，才能真正确立黨的權威，以便完成國民革命和加快實現三民主義。
在私下裡，蔣介石強烈敦促汪精衛驅逐鮑羅廷，清除黨内的共産主義分子，并警告汪精衛切不可去武漢，否則其必将成為共産黨的人質。
其他的人也請求汪精衛參加清黨。
但汪精衛主張此等大事，必須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來決定，并要求各同志不得擅自行動。
[225]
汪精衛與陳獨秀讨論的結果，4月5日上午的上海報紙上發表了兩人聯合聲明。
聲明首先強調革命陣營内部繼續團結的必要性，認為共産黨不論有過什麼過錯，但從來沒有主張推翻友黨的國民黨；中國即使在将來，也不可能實行無産階級專政；現在需要的是一切被壓迫階級用來對抗反革命的民主專政。
聲明提倡兩黨黨員之間的合作精神，并用領袖孫逸仙的聯共政策提醒國民黨黨員。
聲明試圖平息當時在上海流傳的兩種&ldquo謠言&rdquo&mdash&mdash共産黨準備組織工人政府，沖入外國租界，攪亂北伐軍和推翻國民政府；國民黨的領袖們正計劃從黨内驅逐出共産黨員，鎮壓工會及工人糾察隊。
其實，這純屬謠言，兩黨都沒有這類意圖。
聲明最後告誡所有的同志要除去懷疑，制止謠言，為革命利益和為兩黨利益而互相尊重，互相善意地進行協商。
[226]
同一天上午，汪精衛出席有更多黨内元老和國民革命軍将領參加的會議，會議的情緒激昂，争吵得空前激烈。
當日傍晚，汪精衛偷偷登上一艘輪船前往漢口。
汪精衛在留給張靜江（張人傑）和蔣介石的信中說，其前往武漢，是安排4月15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解決國民黨内的争端。
[227]武漢政府通過中國報刊和大約程潛4月6日的個人報告，才充分了解到上海幾次會議的情況。
程潛在上海與蔣介石商談，又會見了吳稚晖和李石曾，然後把軍隊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漢。
[228]武漢政府對蔣介石及其同謀者已無任何約束能力。
同時，武漢政府也因自身的問題被困擾得焦頭爛額。
革命者内部日趨激烈的暴力行為
在4月12日前兩個星期，許多城市爆發了激進派和反激進派的較量，表明革命陣營内部出現的沖突正在激化。
這些派别的鬥争不僅是為了權力的角逐，在沖突背後還隐藏着對革命意義的重大分歧。
在現階段，國民革命的目标是消滅軍閥和清除帝國主義的特權，重新統一中國呢，還是一場解放勞苦大衆的階級革命？在農村，佃農發動起來是為了奪取土地，還是實行減租減息？在城市，工人階級是否不但要資本家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還要通過工會對企業進行控制？群衆通過謀殺的暴力行為，是不是把下層階級從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唯一辦法？總之，随着國民革命的進展，社會革命應當進行到什麼程度？民族主義使革命陣營團結，而社會革命卻使革命陣營分裂。
對于這些問題，社會各階層的領袖，從激進到保守，都各持有不同的強烈信念。
這種信念上的不同，遂導緻國民黨地方黨部和政府委員會的權力之争，各黨派競相向下級軍官和士兵灌輸自己的主張。
在革命者&mdash&mdash人人都認為自己是革命者&mdash&mdash中間，存在着對立的青年、工人、農民、商人和小業主的組織。
有的受共産黨的強烈影響，有的或為其所控制；而其他的一些則是反對共産黨的。
在勞工運動中，非共産黨的工會組織者與一向視工人運動為其獨占領域的共産黨活動家之間的對立，可以追溯到六年以前。
城市中爆發的沖突，都循着一種固定的模式。
首先是激進分子通過宣傳或街頭講演，來動員群衆參加愛國集會和遊行（行動時，分發傳單和口号，其中有一些是譴責保守的國民黨領導人），來赢得社會的支持。
受共産黨控制的總工會的武裝工人，即工人糾察隊，保護激進分子的設施，并迫使工人罷工。
反激進的行動也循着一個統一的模式，例如許多城市都出現相同的标語，&ldquo擁護蔣總司令&rdquo，&ldquo驅逐鮑羅廷&rdquo。
在有些地方，随着沖突的激烈化，軍事長官會下令逮捕共産黨嫌疑分子，封閉其所控制的組織。
有幾次，忠于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學生也卷了進去。
在軍隊的援助下，一個對立的勞工組織會進攻總工會的地方辦事處，并解散其糾察隊的武裝。
4月12日，對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毀滅性打擊，不是一次突然的襲擊。
在浙江省城杭州從2月18日被攻占之後，沖突的一方是國民黨左派的黨部、工會和學生會；另一方是反共的工會聯合會、黃埔同學會和東路軍後衛隊。
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中，一名很有影響的共産黨員宣中華，試圖逮捕工會聯合會領導人，解散聯合會，但受到公安局長和後衛部隊司令的抵制。
3月30日，在工會聯合會遊行的職員和工人與總工會的武裝糾察之間發生流血沖突以後，後衛部隊司令官禁止總工會在次日舉行集會和遊行，違者将武力鎮壓。
當學生和工人在工人糾察隊率領下以各種方式遊行時，士兵向遊行隊伍開槍，包圍了國民黨左派黨部，并縱火焚燒，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
暴亂者搗毀了總工會總部。
[229]
同在3月31日那天，遠在西部的四川省重慶出現了搗毀總工會和其他的左派組織，以及處決許多共産黨嫌疑分子的事。
重慶的國民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沖突，可以追溯到1925年。
主要右派領導人之一為石青陽，他是老資格的國民黨員，也是1925年反對國共合作的西山會議的主要成員。
在1926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四川有兩個省黨部、兩個總工會和其他的對立組織。
左派領導人中的兩名共産黨員，是老資格的革命家吳玉章和後來聞名于世的劉伯承。
1926年11月，控制重慶的四川将領劉湘突然倒向左派，下令驅散右派組織[230]。
這事發生在北伐第一階段的高潮期，當時國民黨左派正呈上升趨勢。
可能在1927年初，蔣介石和南昌的中央政治會議命令反共的向傳義[231]和呂超回到四川，去敦促劉湘和重慶戒嚴司令王陵基采取反對共産黨行動。
2月，呂超帶領一隊黃埔軍校學生到劉湘軍中工作。
其他的反共集團也在組織之中，而且大部分軍事将領都表現出敵視激進分子的情緒。
為了加強自己這一方的力量，國民黨左派計劃在3月31日舉行一次大集會，表面上是為了一星期前炮擊南京事件反對英美帝國主義，但也是為了激起反對蔣介石的情緒。
戒嚴司令王陵基得到劉湘将軍同意後，派兵包圍了會場，逮捕了共産黨嫌疑分子，搜查了吳玉章辦過的兩所學校，查封了省城和大城市以及縣的國民黨黨部、省農會辦事處、總工會和《四川日報》。
[232]根據作者掌握的材料，這些單位都為共産黨所控制。
[233]當工人糾察隊抵抗軍隊的逮捕時，出現了嚴重的流血事件。
6名重要的地方共産黨員犧牲。
根據另一名共産黨員給武漢政府的報告稱，有400多人被槍殺，糾察隊全部被擊潰。
從此清黨遍及四川全省。
[234]
4月2日在南昌，輪到左派去推翻其對手了。
江西是國民黨兩派競争的場所。
北伐軍占領江西後，許多共産黨員在此地進行活動。
蔣介石把總司令部設在南昌後，中共黨員的活動受到了抑制。
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會以及省政府委員會，主要由&ldquo清一色&rdquo的國民黨員所組成，由有威信的老資格革命家李烈鈞任江西省政府主席[235]，但南昌的國民黨黨部卻為左派所控制。
當蔣介石1927年3月離開南昌時，李烈鈞解散南昌國民黨黨部；但随着李氏也離開了江西，武漢政府遂得以加強在江西的影響。
3月26日，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一個8人委員會，來改組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和省政府委員會。
8人中有6人是雙重黨籍身份。
3月30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為江西省政府主席，争取其對左派的支持。
為了執行武漢的決定，左派動員其在學生和勞工中的支持者，在4月2日發動了突然襲擊。
在這次事件中，朱培德部下的南昌警備司令王俊顯然給予了配合，或者保持中立。
後來成為著名的共産黨将軍的朱德，當時負責軍官教導團和主持南昌軍校[236]，支持這場突然襲擊。
在省政府任職的一批國民黨員，約有20人被處死。
李烈鈞離去後，朱培德擔任了其渴望的江西政府主席，并恢複了秩序。
在收到蔣介石一封嚴厲的電報後，朱培德保護了被捕的國民黨官員，但還是有數人被人民法庭判處了死刑。
在福州，左、右兩派力量的比較似乎比較平均，事态的發展也呈現略為不同的形式。
國民黨内的兩名共産黨員馬式材和李培桐控制省黨部，并派員到各縣去組織分黨部和建立一個政治講習所；其中的一批教員是共産黨員，通過黨部成立通常的青年、婦女、農民和工人的組織。
在另一方，&ldquo純粹的&rdquo國民黨活動家成立了青年、婦女和工人的反共組織，甚至成立反共的總工會和省農民協會。
此外，當時仍在福州的何應欽，不準共産黨控制的工會組織糾察隊，也不準成立農民自衛隊。
在3月份，雙方試圖在示威行動中集結各自的力量，并出現了雙方的街頭沖突，但沖突被警備司令壓制了下去。
3月19日，黃埔同學會福州分會成立，從而加強了反共一方的力量。
4月4日，保守派力量在一次&ldquo擁蔣護黨&rdquo的集會上，集結了保守分子，通過擁護蔣總司令為革命領袖，驅逐鮑羅廷，處分徐謙、鄧演達和譚平山的決議。
作出這類決議的指示，隻可能來自上海。
集會還決定懲罰&ldquo破壞黨的工作&rdquo的地方共産黨黨員和左派分子，包括馬式材和李培桐。
美國駐福州的領事報告說，&ldquo實際上等于反共産黨的政變，包括完全改變省的行政機構&hellip&hellip據說是直接奉蔣介石之命行事的&rdquo。
4月7日，一個更為保守的國民黨領導集團正式組成新的省黨部。
同一天，馬式材和其他幾個人逃離福州，失敗的一方約有10人&ldquo先後落網而被處死&rdquo[237]。
4月6日，北京外交使團準許京師警察廳對蘇聯使館的一處建築物進行突然搜查。
外交使團頒發搜查證的理由，是懷疑中國共産黨正在利用中東鐵路和遠東銀行在使館界的辦事處，策劃在北京舉行暴動。
在搜查中，警察逮捕了22名蘇聯人和36名躲藏在内的國民黨黨員。
其中包括中國共産黨締造者和主要理論家之一的李大钊。
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9名執行委員中，有6人被抓。
警察發現了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的文件、共産黨黨旗、印章和一些武器彈藥。
此外，警察看到蘇聯使館武官處的蘇聯人正在燒文件時，撲滅了火勢，搬走了7卡車文件。
[238]這次搜查的直接後果，是破壞了國民黨和共産黨在北方的活動，還可能破壞了蘇聯軍事顧問與北京蘇聯武官處的聯系。
4月7日，天津法租界當局搜查了租界内的蘇聯機構。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命巡捕包圍蘇聯領事館，禁止人們接近。
這樣，西方列強确實削弱了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援助。
經過京師高等審判廳審判，李大钊及其他19名在搜查中被捕的中國人，于4月25日被處死；其他10人被判處徒刑。
在被處死的19人中，有數人是北京共産黨組織懷疑的國民黨黨員。
在上海，許多迹象預示，蔣介石及其支持者，最後必與武漢政府和中國共産黨決裂。
據報道，蔣介石的兩名親信楊虎和陳群，是與杜月笙的中間聯系人；而這位杜大亨則是長江下遊最有實力的下層社會的幫會領袖之一。
楊虎、陳群勸說杜月笙領導這次反共行動。
杜月笙為此成立中華共進會；4月3日，公共租界捕房已得知青幫領袖募集數百名武裝亡命之徒，将住進法租界；蔣介石已給予其首領60萬元巨款。
4月7日，公共租界捕房得知，這些亡命之徒目的是攻打總工會總部。
[239]杜月笙與上海總工會的共産黨領導人汪壽華相認。
确切地說，杜月笙的共進會和汪壽華的總工會之争，是争奪對上海工人某些部門控制的冤家對頭。
在4月份的頭三天，第一軍第二師師長劉峙将軍奉蔣介石和白崇禧之命，派兵攻打一支糾察分隊的武裝遊擊隊，擊斃了數十人，逮捕了其餘的人押至龍華受審。
劉峙的副官在4月4日告訴《字林西報》記者，&ldquo将近一個師&rdquo的非正規部隊已被解除武裝；因為總工會的工人糾察隊未幹預軍務，&ldquo隊員沒有被解除武裝&rdquo。
但是如果糾察隊有任何破壞安定的行動，&ldquo也将被鎮壓和解除武裝&rdquo。
4月5日，蔣介石頒布戒嚴令，命令解除所有未編入國民革命軍而攜帶武器的人員。
次日，白崇禧封閉了武漢中央在上海設立的總政治部辦事處，并命令檢查漢口發來的電報和信件；8日，對設在毗鄰法租界南市的總工會總部進行搜查，19名共産黨嫌疑分子被捕。
[240]同時，蔣介石把第一師和第二師調往南京[241]，在那裡還有其要做的事。
蔣介石所以要把軍隊調往南京的目的，是要控制與其盟友準備在南京成立的政府。
為此，蔣介石必須保衛南京免受北軍的來犯，同時也為消減内部的颠覆分子。
蔣介石命令第二軍和第六軍渡江北上，去迎戰敵軍，并派第一軍的兩個師來加強南京的城防。
這兩個師的大部分軍官是原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生，是能夠服從其命令的。
[242]
在南京城内，一場複雜的鬥争正在進行。
第二軍和第六軍的兩個政治部，分别是由雙重黨籍的黨員李富春和林祖涵領導。
李富春是留法的年輕歸國留學生，屬于激進派。
林祖涵是參加同盟會的老資格革命家，又是重要的國民黨領導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在3月24日北伐軍攻下南京後，在這兩個軍政治部的領導下，開始成立總工會和其他群衆組織的正常活動。
在第六軍攻下南京時，林祖涵不在軍中，在3月底才來軍中停留數日，為武漢一方争取支持。
4月1日，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才從上海搬到南京。
江蘇省黨部是一個左派集團，其中據說是中共黨員的張曙時和侯紹裘是兩位引人注意的人。
張曙時曾代表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出席第一屆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全會，于4月3日由漢口乘船順流而下，到了南京；後來給武漢政府的報告雖有偏見，卻是關于南京正在發生沖突的第一手材料。
張曙時知道兩名&ldquo反革命歹徒&rdquo已組織了對立的市黨部，但第六軍政治部關閉這個機構，逮捕了該機構的幾個黨徒。
張曙時知道這是一個不祥的消息。
蔣介石已指定&ldquo安徽省黨部的破壞者、流氓楊虎&rdquo負責南京特别區的工作，同時指定另一個&ldquo反革命歹徒&rdquo實行破壞活動。
這些人組織了一個&ldquo主要雇用打手&rdquo的勞工聯合會。
這個聯合會受到公安局長溫建剛的庇護，政治部也不能将其關閉。
公安局禁止集會，違者将以武力鎮壓。
省黨部于是決定舉行慶祝軍民聯合的集會，第二天再舉行慶祝汪精衛歸國大會。
第一個大會令人失望，因為第二軍和第六軍已渡過長江，隻有第六軍政治部和少數武裝同志出席了會議，第一軍則無人參加。
[243]這是軍事力量發生變化的信号。
與此同時，漢口的鮑羅廷聽了程潛和李富春關于蔣介石計劃的報告後，在4月7日召開緊急政治委員會會議。
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應當遷到南京[244]，但為時已晚。
蔣介石和何應欽在4月9日上午到達南京，留下白祟禧和周鳳岐駐守上海；南京實施了嚴格的戒嚴令。
曾計劃舉行盛大集會歡迎汪精衛的人，感到應該加一些歡迎蔣介石的标語和旗幟。
但是集會顯然永遠不能舉行了。
一批武裝歹徒&mdash&mdash雇用費每天4元&mdash&mdash搗毀了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和南京市黨部，捆綁了省、市黨部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農民部和商人部的負責人、宣傳部和婦女協會的幹事、書記處的職員，一齊交送公安局，有數人據說是共産黨員。
張曙時在搜查時躲藏了起來，但後來還是被捕，關了一夜；因之得知蔣總司令是這些行動的幕後人。
為了反擊這次襲擊，左派工人到總司令部向總司令請願，要求保護國民黨省、市黨部和總工會，但沒有結果。
第二天，左派成功地舉行一次大會。
會後群衆又去見總司令請求保護，但與軍警發生了沖突，許多人受傷。
4月10日和11日是恐怖的兩天：武裝歹徒攻打總工會，憲兵搜查張曙時同黨居住的旅館和其他地方，抓走了一批人；侯紹裘與另外一些人被殺；張曙時乘小船通過水閘[245]逃走，前往漢口。
[246]對于武漢的支持者來說，南京再也不是安全之地了。
廈門和甯波在4月9日和10日也發生了類似的沖突，以保守的一方取得勝利而告終。
在廣州，美國領事在4月9日的報告說，局勢正變得非常緊張，可以預料，溫和分子和共産黨員之間的沖突在任何時候都會發生。
中國報紙發表了李濟深自上海來電，聲稱漢口的行政當局已為共産黨所把持，其命令就不必服從。
[247]這顯然是對4月15日開始恐怖清洗的暗示。
盡管有這些事件和不祥之兆，上海的共産黨領導集團對之卻束手無策。
由于缺少4月份前兩周的黨内文件，所以難以了解中央委員會和總工會領導人所做的準備。
陳獨秀後來透露，共産國際曾指示共産黨把所有工人的武器隐藏或掩埋起來，以避免和蔣介石發生沖突。
按照A.曼達利安的說法，電報是3月31日發出的，隐藏或掩埋武器的命令顯然沒有執行。
[248]相反，中共領導集團試圖對工會和糾察隊實施嚴格的紀律，争取公衆的支持，準備在敵方試圖解除工人武裝時進行一次總罷工。
在一艘因罷工停駛的船上舉行秘密會議以後，上海總工會在4月4日舉行了一次較為公開的集會，由總工會執行主席大膽敢幹的汪壽華主持，決定&mdash&mdash也就是宣布糾察隊員在使用火藥武器時，必須服從總工會的規定。
工人如果沒有工會的命令，不得宣布罷工；應告知公衆，保持武裝糾察隊的必要性。
4月5日，汪精衛和陳獨秀發表聯合聲明，旨在緩和緊張空氣和取得公衆的支持。
但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決定，如果任何人試圖解除工人武裝，總工會即下令舉行總罷工。
在閘北，工人糾察隊進行武裝遊行來顯示力量。
7日，工會代表的一次集會決定，如果有任何人危害糾察隊，或對其采取武力行動，全上海的工人必須奮起支持糾察隊，用群衆的力量來制止這種行動。
同一天，在一次左派集會上通過的決議，表明激進分子所關心的問題是應當鎮壓環龍路的國民黨右派集團，其成員應予逮捕加以懲辦；上海的國民黨應受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節制和指導；劉峙應被撤職并受到懲罰；應力促薛嶽将軍留在上海負責軍事；所有的反革命分子應予鎮壓，所有的工人應武裝起來。
[249]
反共清洗的擴大
白崇禧、楊虎、杜月笙及其同夥進行了周密的策劃，來解除強大的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
杜月笙為征募的歹徒配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标的小分隊，穿着&ldquo工&rdquo字袖章的工人服裝；數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作這樣僞裝。
4月11日晚，汪壽華應邀到杜月笙公館赴宴，正在其要離去時，即被劫持殺害，屍體被棄置于龍華。
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埋伏在工人糾察隊大本營和總工會附近。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當局事先已接到通知，被告知午夜後襲擊即開始，屆時命令用路障封鎖租界，以防有人逃入租界庇護。
可是正好在4月12日黎明前，杜月笙的&ldquo工人&rdquo卻獲準從法租界通過，白崇禧的僞裝部隊也獲準從公共租界通過。
[250]
在4月12日淩晨4時和5時之間，總數約1000人的幾支進攻特遣隊，向毗鄰公共租界的閘北、緊鄰法租界的南市、黃浦江東岸的浦東，以及黃浦江彙入長江的吳淞等地的工人糾察隊駐地開火。
有數處的守衛者英勇抵抗，但有的地方卻中計投降。
在有些地方，周鳳岐的第二十六軍穿制服的士兵也參加進攻；但在另一些地方，則假裝在沖突的勞工組織之間進行調解，以恢複秩序。
根據早期的報告，約有25名至30名抵抗者在戰鬥中死亡。
被捕的左派領導人被解往白崇禧的司令部。
根據一份新的報告，有145人在白崇禧司令部裡被處死。
周恩來和糾察隊的一個共産黨領導人顧順章，也和其他的人一起被捕，但兩人都逃脫了。
周鳳岐将軍繳獲了大量的工人武器，約有3000支步槍，兩挺機槍，600支手槍，大量的彈藥以及許多斧子和長矛。
在解除了糾察隊的武裝後，軍隊和僞裝的流氓工人封閉各種左派組織的辦事處。
[251]
失敗的一方企圖集合起其支持者。
總工會的領導不顧白崇禧的禁令，号召舉行總罷工，仍有10萬工人，許多人在糾察隊的恫吓下參加罷工在第二天不去上工，但罷工沒能持久。
13日，示威者在閘北集合後，遊行到周鳳岐的司令部，要求釋放被捕者和發還工人的武器；在遊行的隊伍中既有武裝人員，又有婦女和兒童。
當司令部的衛隊向遊行隊伍開槍時，數十名無辜者被殺害。
在大約90名被捕者中，有40多名為原來直魯聯軍的士兵，是被雇用成為糾察隊員的。
當日傍晚，新組成的工會統一委員會接管了總工會。
這個工會統一委員會将是蔣介石控制下的工具，把勞工運動納入于保守分子手中。
4月12日至14日，恐怖的鎮壓粉碎了左派指導的上海群衆運動，有數百人被殺，數千人膽戰心驚地出逃。
總工會領導别無選擇，隻能在4月15日取消罷工，并給武漢政府送了一份嚴厲譴責蔣介石和要求援助的報告。
[252]
革命搖籃的廣州，也經曆了一次同樣殘酷的對共産黨領導組織的鎮壓，許多知名的激進分子被殺。
已被武漢政府&ldquo罷官&rdquo的李濟深，在上海開完了右派的會議之後，于4月14日回到廣州，當夜即召開了秘密的緊急會議。
會議決定成立以李濟深為首的特别委員會，來計劃和執行清黨行動。
廣州警備司令錢大鈞宣布4月15日開始戒嚴，廣州公安局也頒發了類似的公告。
李濟深稱其奉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之命，立即逮捕廣州所有的共産黨分子，解除工會糾察隊的武裝。
于是在4月15日黎明前數小時，廣州開始清黨。
數營的士兵和2000名武裝警察，包圍了香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和幾十個激進工會的總部，解除了警衛的武裝，逮捕了領導人。
在粵漢鐵路終點站的黃沙車站，鐵路工人的工會與其老對手保守的機器工人工會之間展開了一場對陣；在士兵的支持下，機器工人占了上風。
中山大學、兩所受激進思想影響較深的中學和兩家國民黨報社，也遭到搜查；報社以後即被改為保守派領導的報社。
4月16日，街上出現擁護蔣總司令和擁護政府遷往南京（此時已即将實現）的标語。
受共産黨很大影響的黃埔軍校學生，都被解除了武裝，但大部分學生是擁護蔣總司令的。
4月18日，約200名被懷疑為共産黨的軍校學生被捕，其他的學生則紛紛逃走。
從4月23日持續到25日的抗議罷工，隻有少數幾個工會能夠發動，但結果有20多或30多工人領袖被捕。
散發反政府傳單被捕的7人，悉被處決，其中有兩名女學生。
43個工會被強行改組。
突擊搜查持續到4月27日，約有2000名被懷疑為共産黨員的人被捕。
在幾十名處死的人中，有劉爾崧、李森（李啟漢）和蕭楚女，都是已經加入共産黨的左派鬥士。
[253]
李濟深和特别委員會改組了廣東省政府。
孫逸仙的老同事，保守的國民黨員古應芬成為廣東省的财政廳長，李濟深實際依然是軍事長官；廣東新省政府向武漢中央宣布獨立。
這樣，對武漢政府就産生了兩個嚴重的後果。
其一，有800萬銀元儲備在廣州的中央銀行，不再支持武漢，使武漢不可靠的通貨更為惡化。
其二，追随武漢的三個省份[254]往南的通海的路線被切斷，隻能通過長江與東海相通，但是這是很不可靠的。
廣西省的幾個城市（根據上海會議的參加者之一黃紹竑的命令），以及汕頭、廈門、甯波等口岸城市也都受到清黨的波及。
楊虎親自來甯波監督國民黨部的改組工作。
在廣東、浙江和江蘇省的一些小城市，國民黨黨部和工會的左派領導人也都遭到清洗。
南方和東部幾個沿海省份，清黨的行動并沒有使從1920年以來發展起來的工人運動結束，但是共産黨的影響急劇減弱了。
共産黨員或是轉入地下，或是逃到武漢庇護地&mdash&mdash事實證明，武漢也僅隻是個臨時的庇護地。
武漢的一些激進的勞工運動領導人，可能對在上海被殺害的同志懷着報複情緒，于4月14日處死了8名湖北工人運動的老資格工會組織者。
這8人都是反對共産黨控制湖北省工會，為鄧演達的政治部逮捕，并被譴責為&ldquo工賊&rdquo。
4月10日，武漢的共産黨勞工運動領導人舉行湖北省總工會代表會議，會上決定将這8人交給民衆處決。
數日後，郭聘伯、盧士英、袁子英和另外5人經法庭宣判，被行刑隊在漢口街頭槍決。
[255]在激進主義中心的長沙，據報道，估計有30名至40名與外國工商業有聯系的中國人已被處死[256]，其中有著名的學者和保守分子葉德輝。
建立南京政府
在上海保守的國民黨領導人，于南京另立中央和獨立的國民政府，遂更加劇其與武漢的分裂。
這些人在南京集合，表面是等待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一次由汪精衛提議召開的全體會議。
當汪精衛還沒有到達時，在南京9名自封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又增選了另外9人。
這個集團在4月17日決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
在作出這個決定的人中，隻有5人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該委員會有委員36人，候補委員24人。
8人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而該委員會有委員12人，候補委員8人，餘下的5人是将軍。
如果以在武漢的中央委員會的人數來衡量，武漢方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方面有幾個很有聲望的人，著名的有胡漢民、吳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鄧澤如。
[257]在由胡漢民任主席的國民政府成立的儀式會上，發表語氣既是革命又是反共的宣言，使已在進行的清黨運動合法化。
政治會議讨論了中央監察委員會4月2日作出的決議，把共産黨員清除出國民黨，新政府向總司令及其他将領和官員發出一道相應的命令，稱鮑羅廷、陳獨秀、徐謙、鄧演達、吳玉章、林祖涵為極端的邪惡分子；又向各地共産黨領導人發出警告，并附有一份197人的通緝名單。
就目前所知，可能中央監察委員會隻是根據懷疑拟定的這份名單，其中并不全是共産黨員。
[258]以後的幾個星期，南京國民黨成立中央和各地的清黨委員會，并派出清黨委員到上海&mdash南京集團所控制的地方監督清黨。
南京政府本身并沒什麼基礎，所在地也很不安全。
4月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把蔣介石開除出黨，并撤銷其一切職務；武漢國民政府發出一道命令，詳列蔣氏的12大罪狀。
共産黨于4月20日發表聲明，對武漢政府的命令表示支持；并說明新的反動浪潮的階級基礎，聲稱無産階級反對封建&mdash資産階級分子的直接鬥争不應橫加限制。
[259]
武漢政權日益嚴重的問題
武漢争取生存的鬥争
武漢領導集團此時面臨重重的困難。
北面是張作霖的強敵壓境，東面和南面的國民革命軍傾向支持蔣介石，西面顯然是與蔣介石聯合的四川将領。
在武漢方面看來，軍事前景中一小塊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
馮玉祥在該處率領重整旗鼓的軍隊，準備沿隴海鐵路東出，進入河南。
馮将軍的軍隊正以蘇聯武器重新裝備，并有一批有經驗的南方政治軍官在軍中工作。
帝國主義者表現得咄咄逼人，需要國際承認的倫敦阿爾科斯襲擊[260]；北京政府對蘇聯中東鐵路辦事處和遠東銀行的搜查，引起了人們的種種恐懼，擔心會發生各國反對蘇聯支持中國革命運動的聯合行動。
可能有外國報複性威脅的南京事件尚未解決。
而在上海的外國勢力，現在已具有實力進行報複了，公開在武漢三鎮的長江江面上停滿了外國炮艦。
4月3日發生的日租界事件，使武漢政府與日本的關系也趨于緊張。
無論外部事務的威脅看起來如何嚴重，但真正威脅武漢政權生存的，卻是内部的經濟問題。
數條河流和兩條鐵路線的彙合，使武漢三鎮成為廣大内地農産品和礦産的集中地，也是長江下遊和外來加工産品的轉口分銷地。
可是到了1927年的4月份，由于湖南和湖北兩省農村進行火熱的階級鬥争，而在主要城市又進行罷工和工商業的倒閉，遂使武漢的貿易處于停頓狀态。
有人甚至擔心首都的武漢會鬧米荒，因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禁止大米運來武漢。
其理由是如果大米不從一個個的鄉鎮運出，大米就會保持低價格，窮人就可以買得起，也就吃得飽了。
在武漢，出現了大量的失業現象，有10多萬工人閑着無事可做。
這對武漢政府是一個潛在的危險和沉重的負擔。
部分由于外國人相率離開漢口（4月12日，外國人從4500人減少到1300人），部分由于罷工和不準工人進廠，于是外國工商界的活動大量減少。
日租界的紗廠和碼頭都冷冷清清。
外國銀行的中國職員，在3月21日的罷工助長了這種停頓狀态，因為銀行已不能發揮其在貿易中的金融職能。
長江中的航運大量減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隻為了避免征用，已經撤走；部分原因是漢口碼頭上對貨船的偷盜成風，阻礙了外國的船運。
工商業的停頓，使政府的稅收減少，同時也使政府處于通貨膨脹的壓力之下。
為了防止硬通貨儲存的減少，政府于4月15日禁止數家中國的銀行，以銀元兌換其發行的鈔票，并且禁止銀元出境。
英國公使館的漢文參事台克滿在漢口停留了三個月以後，指出&ldquo革命使整個華中的經濟失調&rdquo，懷疑國民政府像随着革命浪潮&ldquo沉浮的泡沫那樣平庸人物&rdquo，能否控制其所制造的&ldquo風暴和混亂&rdquo[261]。
就在此時，武漢政府計劃恢複北伐，以便與馮玉祥連成一氣。
鑒于形勢的危急，鮑羅廷提議作一次&ldquo戰術撤退&rdquo。
4月20日，鮑羅廷向中央政治委員會提出五條改變路線的措施，并且相當的激烈。
（1）為了對工人執行&ldquo革命紀律&rdquo，政府和工會應成立一個委員會；工會應組成一個法庭，審判和懲處桀骛不馴的工人。
（2）政府應與外國銀行及其他企業達成協議，使其在武漢管轄地區内自由營業；政府和工會應組成一個委員會以執行協議；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糾察隊和軍隊。
（3）非經此委員會同意，外國銀行及其他企業的員工不準罷工。
（4）政府應當盡全力按銅闆來規定商品的最高價格。
（5）政府應設立救濟院和食堂以照顧失業者，财政部應撥給總工會3萬元的銅闆，用來兌換工人手中的紙币。
鮑羅廷向出席會議的委員們保證，實施這些措施将消除外國幹涉的借口；而外國人經濟活動的恢複，對工人是有利的。
經過短暫的讨論之後，弄清了建議的新組織的權力，政治委員會決定采納鮑羅廷的建議，并任命國民黨的工人部長和政府的勞工部長以及外交部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