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長，去貫徹這條新的路線。
[262]
武漢領導人于是采取果斷的行動。
陳友仁于4月23日會見了外國工商界人士，答應改善其企業的環境，然後試圖解決其具體問題。
新政策連同對工人的新約束，同一天刊登在《人民論壇》上，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和共産黨兩黨領導人的會議。
4月25日，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和湖北省總工會的共産黨領導人召開聯席會議，發表聲明，重複了五天前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決議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辭，但改變了措施的順序，以強調對失業工人的救濟。
第五點聲明稱，為履行與外國企業和銀行達成的協議，未經委員會同意，在外國企業和商号中不得舉行罷工。
決議最後稱，&ldquo現在最需要的是革命紀律，自我犧牲精神和革命力量的團結&rdquo[263]。
4月30日，在孫科主持下，在武漢舉行的一次所有主要的政治和軍事要人、政工人員以及各地群衆組織代表都參加的會議上，鮑羅廷作了關于外交政策的長篇報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日三國區别開來，但同時強調當前進行妥協的必要性。
财政部長[264]企圖向會議參加者保證，政府的财政狀況是健康的。
雖然經濟環境很嚴峻，但通過與湖南民衆商妥，很快會有大米運到武漢，煤也很快就會運來。
水上的船隻現在可以自由售鹽。
政府已購進大量的銅，打算很快鑄造銅闆。
有100萬元存人到上海各銀行，所以與上海的商業彙款将順利暢通。
由于政府控制了印刷數量，并以白銀作為擔保，紙币的币值将保持穩定。
部長要求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65]
武漢領導人還禁止省的領導人決定對外政策問題。
如湖南沒收所有美孚煤油公司的股票，決定組成一個銷售這些股票的委員會；武漢方面派林祖涵到長沙，派陳其瑗到南昌，去解釋外交政策。
二人回來報告，在其召集的領導人會議上，得到一緻的支持，隻是由于工商業衰退，省的稅收驚人地減少，但這并沒有使革命的狂熱冷靜下來。
這種情形既牽涉到感情，又牽涉到力量的問題。
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會的财産、教堂和學校，都要交給中國人看管。
在武漢附近，已被軍隊占領的幾處外國人财産，都歸還給原所有者。
按照工會和業主都能接受的條件來解決罷工，證明是困難的，而且已拖延了很久（有的談判已拖延了6個月）。
外國工商業者在5月份向陳友仁抱怨，工會的糾察隊對恢複營業仍在進行幹涉。
可是，碼頭的秩序很快得到恢複，航運的情況也在好轉。
較大的中國企業及工人在恢複營業時，也遇到和外國企業相類似的情況。
對失業者的救濟到5月中才開始實施。
武漢實施各種糾偏措施的結果，工商業在5月和6月稍有恢複；但經濟破壞的如此廣泛和嚴重，以緻達到真正的恢複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
[266]
試圖控制農村革命
武漢政府對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統治權力，是很脆弱的；三省的人口有8000萬，總面積大于法國。
在這塊廣大地區的一些地方，農民運動活動家中的激進分子推動的農村革命（因貧困、不平等和缺少土地而産生的革命）正在勢頭上；運動中處決土豪劣紳和佃農奪取土地的行動，都沒有得到中央當局的批準。
這些地方性的行動瓦解了農村經濟，還帶來了殘酷的報複行為。
國民黨和共産黨的領導對此都非常關心，怎樣才能恢複這些如火如茶農民運動地區的秩序？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會通過一項決議，并于3月16日發表了《告農民書》，強調其幫助農民的決心，所有的地方武裝團體都必須收歸新的農民協會。
農民自衛隊受權推動反對土豪劣紳和不法地主的鬥争。
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國民黨支持農民擁有土地的鬥争，并提議沒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
這些土地連同公地和寺廟的土地，應交給區和村農民協會的土地委員會管理，再在農民中進行分配。
大部分建議是以湖南農民協會12月大會決議的形式作出的，并且這是共産國際的政策。
全會還授權設立一個中央土地委員會[267]，制定新的、更有戰鬥性的社會政策的細則。
[268]
根據這一指示，地方農民運動的組織者，特别是湖南農民運動的組織者，在3月份就開始了一場由農民協會指導下，把自治擴大到所有農村的運動。
在4月中，湖南省農民協會根據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的決議，向所有縣農民協會發出成立農民自衛隊的指令；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宣傳部發了份強調反封建鬥争必要性的宣傳提綱，說支持農民土地要求的時機已經來臨。
4月底，湖南省農民協會定下一個宣傳周，為此時解決土地問題的必要性提出一個理論，遂成為激進分子的标準論點。
提綱認為，必動員農民來支持國民政府以挽救危急的政局。
但是為了動員農民，政府必須解決農民對土地的要求。
提綱還進一步争辯說，土地問題的解決，也就解決了政府的财政問題，因為新得到土地的農民不再向地主交租，便能交更多的農業稅。
因此，解決土地問題将為未來的繁榮經濟打下基礎。
但是如果農村中存在的封建制度不徹底根除，以後的一切都無從談起。
所以地主必須打倒，耕者必須有其田，必須要有政治權力。
[269]到4月份，省農民協會估計湖南已有600萬名農協會員，但在六個月以前，會員還不到140萬。
[270]不論實際的數字究竟是多少，農民協會的迅速發展可能使組織者認為，可以用新的權力來強行加快農村革命的步伐。
有許多舊賬有待清算。
在1926年的後半年，在許多地方，有的士紳已經感到日益高漲的農民運動對其威信、權力和财産的威脅，試圖來進行鎮壓，組織保護财産的社團，使用民團鎮壓新生的農民協會，對查出的農協活動分子準備逮捕處決。
[271]大多數的鎮壓行動，最初是由地主對農民開始的。
但是從毛澤東1月份調查長沙周圍數縣的報告，1月8日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mdash&mdash毛澤東的報告說，&ldquo群衆自動槍殺劣紳土豪之事數見不鮮&hellip&hellip設使現時的軍事失敗，必不免來到一極大的反動&rdquo&mdash&mdash所表示的驚恐來看，在1926年後半年，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有些地區，形勢顯然開始轉變了。
[272]
在農村，理論正被轉化為行動。
反對土豪的鬥争意味着逮捕和殺人；分田分地的鬥争，導緻地主财産的被分和地主的逃亡。
湖南财政委員的一份關于省農民協會處決地主的報告&mdash&mdash此人關心恐怖最後會使稅收減少。
在1月底，引起了武漢聯席會議的一場争論，到底怎樣控制這類行動？董必武報告了湖北幾個縣處死人的情況，認為政府應對群衆的要求采取寬容态度。
鮑羅廷提議，地方黨和政府應有權決定死刑案件；對任何死刑均應由這一機構批準，不允許個人擅自行事。
因此，聯席會議決定，革命政府禁止群衆及群衆組織去執行死刑。
對于要求執行死刑者，必須将指控材料送交地方黨政機關，由其作出适當裁決。
聯席會議決定，授予省級革命法庭批準死刑的終審權。
顯然，武漢政府當局想把農村的報複性暴力行為置于制度的控制之下。
3月，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一個傑出的年輕共産黨員夏曦，以贊賞的口吻報告說，其所列舉的八個縣黨部，通過處死和拘禁，能夠代表群衆打倒&ldquo土豪劣紳&rdquo。
聯席會議的争論所引起的辯論，一直持續到召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
毛澤東贊成群衆的直接行動。
董必武介紹了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提出的懲辦地方惡霸的規定，按其罪行的大小，或處死，或終身監禁。
宣布判決的是縣法庭，也就是縣革命委員會。
其成員由指定的群衆在縣長主持的會上以多數票選出，以類似的程序選出的省級法庭有終審權。
長沙的湖南省特别法庭在4月5日成立，根據一份對其敵視的材料，也是像縣一級的特别法庭一樣，批準了許多集體處決的要求。
長沙城中充滿了從各地鄉間逃來的人。
另一個湖南共産黨領導人淩炳，在4月19日向中央土地委員會報告說，國民黨省黨部已經處死了幾十名土豪劣紳，但這還不夠；說鎮壓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就是農民自衛隊的力量。
[273]
在革命的狂熱情緒中，有許多反常的情況和不法行為，以下所舉的不過是幾個例子。
著名的共産黨勞工領袖李立三的父親，其家鄉醴陵縣農民不顧李氏來信保證其父不反對農民協會，将其處死。
湖南新化縣縣長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報告稱，一夥在地方革命組織中大權在握的人公報私仇，不經審訊即處死土豪，甚至用充公的名義私分地主财産。
根據指控，在&ldquo赤色周&rdquo中，這夥人處死了十多人，也無人敢幹涉，甚至未經審判即槍殺了來收厘金的負責人；此負責人被拘留，本應交縣長審訊。
著名作家謝冰瑩在其自傳性記述中，記述了對三個人的審判。
謝冰瑩作為一個女兵，在晚上看守這三個人，判決的法官不過是一名途經這裡的中尉連長。
三個人就這樣斷然被處決了。
[274]
在共産國際的領導人與武漢的中國共産黨領導人之間，在鮑羅廷與新從共産國際來的印度人羅易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分歧在于土地革命應向前推進，還是在此時（1927年4月）即加以限制。
[275]口頭上，所有的人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
但如果大規模沒收農田重新進行分配，這将危及（可能還會破壞）共産黨員和國民黨員之間的統一戰線，而這條統一戰線是共産國際神聖不可侵犯的政策。
當時正在動員繼續北伐，鮑羅廷認為，當擴大革命根據地的軍事行動時，土地革命應予約束。
而羅易則反對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據地進行&ldquo深入&rdquo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舉行農村暴動。
到了4月份，有些地區的農民認為富人是敵人，已經在奪取其土地并瓜分其錢财。
關于這些活動的報告，總是含蓄地說是貧農自己自發進行的。
[276]
在動亂日益加劇，武裝的農民運動戰鬥情緒日益高漲之時，中央土地委員會于4月2日至5月9日期間召開會議，制定出土地政策待國民黨領導集團開會通過。
鄧演達為土地委員會主席，最近擔任了國民黨農民部部長，但其主要職務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
土地委員會的其他成員為著名的法學家徐謙，前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顧孟馀，兩人在國民黨左派領導集團中都有很高地位；兩名共産黨員是譚平山和毛澤東。
譚平山參加莫斯科第七次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後剛回來，毛澤東是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
土地委員會的委員共開五次會，發現問題是如此複雜，于是決定召開擴大會議來搜集更多的情報和意見。
在4月19日至5月6日期間，擴大會議開了五次。
會議參加者有省一級的國民黨領導人，各省農民運動有關官員，軍事将領，政治官員，幾個熟悉北方幾省&mdash&mdash武漢領導人希望重新北伐控制各省&mdash&mdash情況的人。
幾名蘇聯顧問也參加了會議，詳細介紹了蘇聯&ldquo解決土地問題&rdquo的經驗，并提供了其搜集到的關于中國土地情況的所有情報。
鮑羅廷參加了一次會議，提醒不要在目前情況下制訂過急和過激的方案。
[277]
經過許多小時的讨論和意見沖突的結果，是5月9日委員們簽署的一份報告和七個決議草案。
委員們報告說，會議參加者都同意土地問題亟須解決；但對土地立時全部收歸國有，還是部分的沒收，則有很多争論。
委員們都同意，鑒于客觀情況，目前隻可進行土地部分沒收，即政治上的沒收。
因為大部分軍官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并且在軍隊中正在出現日益發展敵視農民運動的情緒，所以小地主和國民革命軍軍人的土地應予保護。
中央土地委員會隻訂出總的原則，實施細則交各省當局根據各地情況制定。
《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公地和荒地，應分給無地和所耕土地不足以維持全家生活的農民。
為了保證土地問題确實得到解決，農民必須擁有政治權力。
因此，在農民與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鬥争中，國民政府應予以援助。
《處置逆産法》将&ldquo叛逆&rdquo規定為所有反對國民革命的人，為帝國主義充當工具的人，巧取豪奪民衆的人，制造假币的人，軍閥、官僚、貪官、土豪、士紳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其财産悉予沒收。
可是《草案》還詳細規定政府機構根據何種證據沒收逆産，均須依法施行。
此外，在戰争期間所獲的敵産，将用于軍政費用。
就沒收的農村土地而言，30％的土地将用于改善農村的措施（如設立農民銀行）；下餘部分，将分配給退伍的革命軍人。
分得土地的人不得出售或轉讓分得的财産；于其死後，這些财産進行重新分配。
内容更為詳細的《關于土地問題決定（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即領受土地的人應當交納地租，收入歸政府。
委員會顯然要将充公行為加以法律化，而不是聽任群衆随意的奪取土地和财産。
可是無人能回答顧孟馀教授提出的&ldquo重要問題&rdquo，即湖南和湖北進行農民運動的同志能否斷定，村民們是否将遵守委員會在房間中精心制定的這些規定？
委員會還全力處理租佃的複雜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的決議草案規定，佃農交租不得超過其收成的40％，不得再交付其他雜稅；甚至詳細提到租約、永佃、交租時間、困難時減租，以及中國租佃制中的其他複雜問題。
委員會顯然希望國民政府開始真正履行保護佃農利益，這是其未兌現的諾言。
中國共産黨領導人也正在為制定一項關于土地革命的政策而鬥争；有的最高領導人極力主張克制，而一些省一級的工作人員則要加快土地運動的步伐。
5月9日，即在國民黨土地委員會送交報告的同一天，中國共産黨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更為激進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議》。
[278]《決議》沒收一切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寺廟、學校、基督教堂和農業公司的土地，交給耕種的農民。
此等土地是否共同耕種或分配給農民，應由土地委員會決定。
地主的地産應通過土地委員會轉給耕種土地的人，但小地主和革命軍人的土地不予沒收。
無地的士兵在革命戰争結束後，可以領到一定數量的土地。
沒收的土地，除繳納國家累進的土地稅外，免除一切雜稅，而地租率應減至相當于土地稅的水平。
耕種非沒收土地的佃農，應享有永久租佃權，隻繳納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稅。
地主及士紳被剝奪一切政治權力；其軍事力量應予解除武裝，而代之以農民自衛隊。
廢除一切積欠的債務，用法律規定降低和限制利率。
這些更為激進的土地革命處理方式，決議案前言中的基本分析，表明在國民革命時期，共産黨是在支持社會革命&mdash&mdash&ldquo自下而上的革命&rdquo的記錄，但社會革命仍需要按規則進行。
5月14日，當土地委員會解決土地問題的建議提交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等待作出決議時，幾個領導人表示憂慮，認為如果建議得到通過并公布，将會大為影響國民革命取得勝利的機會。
結果，投票贊成決議（雖然是保密的）的三人&mdash&mdash林祖涵、吳玉章（兩人均為雙重黨籍）和鄧演達的票數，為八名反對的票數所壓倒，拟議的土地法令就被暫時擱置起來。
決議中其他有幾項被通過，但沒有全部公布。
結果，因為戰場上發生了事件，革命根據地内部不久也發生了事件，遂使武漢領導人為革命作出的立法，都成為廢紙；這些決議的通過與不通過實在沒有什麼區别。
士兵決定問題
5月份，國民黨的兩派革命軍，沿鐵路線重新開始北伐：武漢政府一派的軍隊沿京漢線進入河南，南京政府一派的軍隊則沿津浦線進入安徽北部和江蘇北部。
馮玉祥率部出陝西，沿隴海路東進，與武漢的軍隊協同作戰。
武漢和南京各自部署了後方防衛部隊，以防對方的來犯。
武漢的軍隊由唐生智全面指揮，先與吳佩孚的殘部相遭遇，然後遭到強大的奉軍對抗。
南京方面則面對孫傳芳的殘部和張宗昌強大的直魯聯軍。
到6月1日，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唐生智的武漢軍，在京漢鐵路與隴海鐵路交會點的鄭州會師，而奉軍已撤到黃河以北。
兩天後，南京軍攻下了隴海鐵路與津浦鐵路交會點的徐州，孫傳芳和張宗昌撤至山東，重新集結其部隊。
[279]日本政府看到戰事推進到山東，擔心日本在山東的僑民安全，于是派兵到青島，又複進兵省城濟南。
日軍侵犯中國的行動，在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中國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抗議聲浪。
武漢軍的攻勢，以張發奎處在前線的第四軍和唐生智統率的第三十五軍和第三十六軍開始行動，兵力約6萬至7萬人，沿京漢鐵路向吳佩孚部下将領殘部地區&mdash&mdash河南北境推進。
吳佩孚的部下分成兩派，一派希望聯合張作霖來反對武漢軍和共産黨人，另一派則選擇聯合馮玉祥。
在吳佩孚屬下的第二個集團中，有數人接受了武漢軍事委員會的賄賂，開放了武漢軍進入河南的道路。
吳佩孚試圖在駐馬店死守，但在5月14日仍遭到緻命的一擊。
這樣，吳佩孚就結束了其長期的戎馬生涯，隻得逃至四川東部去受楊森的庇護。
[280]吳佩孚戰敗後，武漢軍打開了與奉軍展開大戰的道路。
奉軍由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統率，是具有重型武器裝備的軍隊。
張發奎的&ldquo鐵軍&rdquo于5月17日和18日兩天在河南省北部的一場血戰中，打敗了奉軍。
而馮玉祥率部向東疾馳，兵不血刃，獲得大量戰利品。
武漢軍傷亡約1.4萬人，馮玉祥部隻損失400人。
武漢的醫院住滿了傷員。
[281]以何應欽、李宗仁和白崇禧為前鋒的南京軍，在進攻的行動中所付的代價較之武漢軍要小得多。
武漢政府派出最精銳的軍隊北上，與奉軍展開血戰，隻留下很少的衛戍部隊保護湖南、湖北的鐵路線及主要城市，從而給對方的南京造成了有利的機會。
在北伐初期，倒向北伐軍編為第二十軍&mdash&mdash川軍軍長楊森将軍，乘機從其根據地的四川萬縣，向東進攻湖北西部的宜昌。
駐守宜昌的第十四獨立師師長夏鬥寅，雖受有武漢軍事委員會的賄賂，可是為了想奪取武漢三鎮而撤離宜昌。
夏鬥寅宣布反對共産主義，并要求後方駐軍将領的支持。
夏鬥寅的這兩個行動，似乎都是蔣介石煽動的。
[282]
武漢的危機在5月中旬出現。
當時夏鬥寅師的一個團（通過空中偵察，估計有五六百人），從南面推進至可以打擊武漢的距離之内，該師其他各部已進至距武漢僅50英裡之遙。
很明顯，在武漢三鎮地區的大部分守軍，雖未與夏鬥寅相聯合，但卻暗中予以同情。
[283]
武昌的駐軍司令葉挺，率新組建隻有部分裝備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在恽代英領導的中央陸軍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數百名學生的援助下，迎擊了夏鬥寅的軍隊。
葉挺和恽代英都是共産黨員；而另一名共産黨員張國焘負責緊急時期武昌的安全工作，特别擔心附逆分子可能試圖從内部推翻左派政權。
羅易為共産黨準備了一份聲明，無産階級的政黨希望其夥伴的&ldquo小資産階級&rdquo放心，無意将其推翻；同時卻否認其對農民運動的&ldquo過火行為&rdquo負有責任。
羅易還準備向夏鬥寅的軍隊發出宣傳性呼籲，要求士兵不要為其師長的反共聲明所欺騙；指出這個師長真正反對的，是士兵們的&ldquo湖南農民兄弟&rdquo，因為這些農民兄弟正在分地主和士紳的土地。
5月19日清晨，葉挺率部擊潰了夏鬥寅的軍隊。
[284]
武昌以南戰事，切斷了武昌與長沙的聯系；而長沙當時是最革命的城市。
該地共産黨領導的群衆組織正變得日益像軍隊樣的好鬥，許多對立分子在4月份已被處死。
這樣，激起了強烈反共情緒的人走到一起，正在進行籌劃鎮壓激進分子的陰謀。
長沙城内謠言四起，說武漢已陷落，汪精衛出逃，鮑羅廷被殺等。
由于武漢政府将精銳部隊調往北方，長沙的城防力量空虛，唐生智的湘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将軍，留許克祥率一個團駐防長沙。
同時，長沙城中及全省各地，還零星分布有為數不多的其他湘軍。
有一些遠離長沙的地區，軍隊與農民協會發生沖突，數名農民協會的領導人被殺；同時，長沙的駐防部隊和總工會的武裝糾察隊之間的摩擦也正在加劇。
顯然雙方都準備最後攤牌。
[285]有種種謠言，說農民自衛隊和總工會糾察隊計劃解除駐防軍的武裝，商人關閉了店鋪。
為了緩和緊張的局勢，一些共産黨員于5月18日組織了由群衆和守軍參加的聯歡會，保證遵守革命秩序和擁護國民政府。
[286]但是形勢發展得很快，任何人都無法控制。
根據湖南省代理省主席[287]後來的報告，第二天遊行隊伍的旗子上寫着&ldquo打倒第三十五軍，收繳他們的武器&rdquo。
在同一天，城内的駐軍與總工會發生了沖突，據報道，工會糾察隊進入何鍵的住宅，拘留并毆打其父。
[288]
兩天以後，在5月21日晚，許克祥在其他軍官支持下，對省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總部進行暴力鎮壓，殺死了抗拒者，逮捕了大批共産黨嫌疑分子，關閉了許多激進機關，實際上解散了省政府。
武漢派來勸說省農協會向武漢放行運糧的購糧團人員，也在沖突中被抓，且有數人被殺。
[289]在以後的數日中，省城經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動擴大到其他許多縣城。
[290]在湖北，夏鬥寅敗退的軍隊在各處橫沖直撞，到處打砸農民協會，恐怖行動發展到鄂南和鄂西的其他地區。
[291]湖南、湖北兩省被殺的人，可能有數千之多。
長沙遭受的打擊使共産黨陷于混亂之中，也給國民黨領導人提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當武漢的軍隊在前線進行戰鬥時，而留在後方的軍隊，未得到武漢政府的命令，竟擅自采取了反革命行動。
對于能否節制許克祥和其他湖南的将領，要取決于唐生智和何鍵兩位将軍的态度，而當時唐、何二人正在河南前線指揮作戰。
武漢的政治委員會對長沙發生的一切也心中無數；于是在鮑羅廷建議下，決定派一個特别委員會前往調查，并在可能情況下恢複秩序。
政治委員會任命剛擔任武漢政府農民部長的譚平山以及陳公博、彭澤湘[292]和唐生智指定的其他兩人[293]與鮑羅廷為委員會成員。
委員會委員于5月25日由武漢出發，但剛到湖南邊境，就接到許克祥發來的電報，要以加害于諸委員相威脅。
委員們隻得回到武漢。
在長沙，許克祥和其他反共分子成立了一個清黨委員會[294]，在湖南内對所有的國民黨員進行登記，對黨務進行整頓。
[295]湖南的一批共産黨領導人計劃在5月11日進行反擊，并開始在長沙附近幾個縣動員農民自衛隊。
不論在武漢或是莫斯科，革命指導者們争論如何渡過危機。
5月24日，可能對形勢的嚴重性仍不清楚的羅易，就以國共兩黨關系為共産黨政治局起草了一份決議，宣稱在革命的現階段，共産黨與國民黨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後試圖定出這種合作的條件。
這些條件是發展民主力量，堅持與國民黨内的反動分子進行鬥争，目的是對其加以孤立，然後清除其出黨；與群衆密切聯系的左派要奪取領導權，捍衛無産者和農民的利益。
[296]這個決議，連同在兩黨合作基礎上拟定的許多溫和的細則，都被擱置了起來。
共産國際的主要政策&mdash&mdash繼續要另一黨參加，并與其左派合作的政策所鉗制的共産黨政治局。
在5月26日作出的決定，土地問題必須先經過一個宣傳階段；目前要對士兵進行宣傳，并在村裡和縣裡組織自治團體。
[297]這個順應形勢的決定，不過是重申了黨的立場。
更為具體的是在同一天，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全國農民協會（此時還沒有正式成立），卻發給湖南省農民協會和各工會的電報通知，告知政府已成立一個委員會，正在解決長沙事件；并指示農協和工會要忍耐一些，避免進一步摩擦。
[298]
在遠方的莫斯科，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舉行第八次全會（5月18&mdash30日），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關于中國革命的政策，在會上對其進行猛烈攻擊；特别攻擊其繼續支持武漢的國民黨左派，說國民黨左派限制農民運動，拒絕立刻成立蘇維埃。
[299]中國代表團則在中國土地革命時機是否成熟問題上争論不休。
5月27日，斯大林參加了讨論，出示了鮑羅廷來電，内容為國民黨決定為反對土地革命而鬥争，甚至與共産國際決裂亦在所不惜。
根據在會上反對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後來的報道，斯大林問共産黨應該戰鬥，還是施展策略？斯大林認為，戰鬥意味着必然失敗；施展策略意味着赢得時間，變得更為強大，到以後在可能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再進行戰鬥。
斯大林提出向鮑羅廷發出指示，命其反對沒收和分屬于國民黨員或國民革命軍官的土地。
[300]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最後決議，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軍隊，&ldquo但是中國共産黨必須竭盡全力直接與國民黨左派聯合&rdquo[301]。
中國共産黨湖南省委員會已經在長沙附近的幾個縣，動員一支強大的農民自衛隊，準備對長沙及其附近城鎮發起總攻。
正好在預定總攻的5月31日之前，李維漢命令停止，這可能是對漢口指示的反應。
[302]李維漢的命令還沒下達到已開始向長沙進軍的浏陽分隊，其進攻在5月31日下午就被粉碎；另一支試圖奪取湘潭的分隊則被全部殲滅。
[303]
在這次災難後一天，斯大林給其部下的那份著名電報到達革命首都的武漢。
[304]斯大林号召由群衆&ldquo自下而上地&rdquo奪取土地，并号召與&ldquo過火的行為&rdquo作鬥争；這些行動都不要軍隊的幫助，而隻是通過農會來進行。
電報指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動搖和妥協的領導人，應被農民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人所代替；必須停止依靠不可信任的将領；應通過動員湖南、湖北2萬多名共産黨員和約5萬名革命的工農，來建立一支新軍；必須組織一個以一名非共産黨員的著名國民黨領袖為首的革命法庭，懲辦那些與蔣介石保持聯系和縱容士兵壓迫人民的軍官。
斯大林強調說：&ldquo勸說是不夠的，應該行動了，流氓必須受到懲辦。
&rdquo
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群衆運動會遭到殘酷鎮壓；共産黨又處于混亂狀态。
這類命令有如陳獨秀後來所描述的，是&ldquo在廁所中洗澡&rdquo；所有的中央委員會委員都知道這類命令不可能執行。
據張國焘回憶，見到電報的人&ldquo哭笑不得&rdquo。
因此，共産黨中央政治局複電說原則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這些指示不能立即執行。
[305]（羅易輕率地向汪精衛出示斯大林電報的事，在下面讨論）。
顯然，共産黨領導人能夠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漢組織群衆示威行動，向武漢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在幾個省停止殺人和懲辦許克祥及其同夥。
請願者承認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動，使土地革命運動受到損害；但又争辯說，這些行動在革命初期是不可避免的。
這些幼稚行動，與許克祥及其同夥勾結蔣介石所犯的罪行，根本不能相比；但卻破壞了北伐事業，危及于整個革命行動。
[306]一貫喋喋不休的羅易，準備了一封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要求派兵鎮壓長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長沙的各種委員會；由國民政府頒發一項命令，保證湖南的工農組織和共産黨的完全自由；要求下令歸還從工農隊伍沒收的武器，武裝農民以對付将要發生的反革命暴亂。
羅易還起草了&ldquo向農民呼籲書&rdquo，中國共産黨号召農民通過奪取土地，繼續與大地主、士紳和反革命軍閥進行鬥争，但對小地主和在前線作戰軍官的土地不得侵犯；指出農民不應把士兵視為敵人，而應與其建立緊密的聯系，進而把大批士兵吸收進農會。
羅易力勸湖南農民要想使長沙的反革命集團投降，必須組織一次武裝起義把這個集團打倒&mdash&mdash&ldquo幫助國民政府恢複在湖南的權力！支持國民黨反對反革命軍閥！&rdquo[307]
但最後的結果取決于軍人，而不是語言。
許克祥從一開始就與何鍵将軍和唐生智将軍可能由其代理人，用電報進行過聯系。
在調查委員會返回武漢後，唐生智指派第三十六軍副軍長周斓作為其特派員前往長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任周斓為特别代表。
周斓受命指揮湖南所有的軍隊，并實行紀律整頓；命令雙方停止沖突，省黨部、省政府和工農組織都需按中央的命令重新組成。
周斓到長沙後，中央收到由張翼鵬4人以及包括許克祥等41名将領和政治軍官員簽署的電報，表示感謝周副軍長轉達的指示，為其5月21日的行動作了辯解，并保證絕對執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
[308]
電報的語氣是服從的，但那份電報簽名的名單，顯然是帶有威脅的用心，意味着表示簽名者的團結一緻。
周斓在6月9日的一次市民集會上雖受到熱烈歡迎，但卻敦促其參加清黨運動。
事實上周斓已覺察到長沙的反共情緒是如此之強烈，也感到貫徹其不偏不倚的命令已不可能；他打電報給武漢中央，說農民協會反對中央，要求調兵前來鎮壓。
[309]
湖南農民運動的面鋪得太寬，共産黨領導人又太少而且分散，以緻不能迅速控制混亂局勢。
幾份送到中央的報告，将沖突歸咎于農民運動。
其中包括奪取萍株鐵路和包圍萍鄉的煤礦，使煤炭不能外運，糧食也不能運進礦區以供給礦工生活。
[310]6月13日，政治委員會在讨論湖南問題時，汪精衛報告說，在以前的一次軍事委員會上，毛澤東曾經承認農民協會破壞了士兵的家，但卻又歸罪于湖南很有勢力的秘密會社哥老會的成員，說這些人已經滲入到農民協會。
汪精衛引了毛澤東的話說，這些人既不知道國民黨，也不知道共産黨，而是以殺人放火為業。
關于長沙的馬日（5月21日）事變，毛澤東堅持是軍隊攻打了農民協會，協會不過是試圖自衛，并不是想奪士兵的步槍。
政治委員會取得毛澤東與吳玉章的同意後，決定派不久前從河南戰場回來的唐生智到湖南去恢複秩序，但在執行時，不得使用武力。
[311]
唐生智到達其根據地湖南以後，對局勢進行了一番審度，于6月26日電告武漢，指出應把兩名在領導許克祥清黨的人開除出國民黨，對許克祥本人應予記過處分。
但許克祥不接受對其侮辱性的處分，率部開到湖南南境，接受了蔣介石的任命，參加了清黨鬥争。
[312]
另一名軍人也采取了反對江西共産黨的行動。
朱培德及其所部的第三軍駐守該省，防禦可能來自南京方面的進攻。
但因軍中的反共情緒和受長沙馬日事變的影響，朱培德決定遣散軍中大部分是共産黨員的政治軍官；5月29日，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漢，于6月1日到達。
朱培德釋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國民黨領導人；這幾個人自4月2日起即被關押，擔心會被處死。
6月5日，朱培德将22名為首的共産黨員禮送出境，使其備受優待，并給予旅費；同時，又命省總工會和農民協會停止活動；并派憲兵從南昌農民自衛隊處收繳了800支步槍和其他裝備。
朱培德剛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313]，顯然是在竭力防止湖南發生的沖突在江西重演。
宣布遣散政工人員的目的，是在于能有安定的環境，别無他意。
也允許國民黨組織繼續存在，群衆組織并未被取締，隻是暫時停止活動，直至武漢政府命令恢複為止。
朱培德宣布擁護武漢國民政府，反對南京的國民政府；還辭去了掌管黨務的國民黨特别委員會的領導職務，并要求武漢派一批新的委員前來接替。
可以料想，朱培德是在試探武漢方面的反應。
在省内其他地區，朱培德命令暫時停止工農運動，被理解為鎮壓工農運動的信号。
省農民協會送交武漢的一份報告稱，大約有200名農民運動的領導被殺害；在報告提到名字的縣份中，土豪劣紳瘋狂鎮壓地方農會，大開殺戒以發洩其胸中的仇恨。
怎樣應付這類事态的發展？武漢的共産黨領導人之間，卻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包括羅易在内的一些人，要求懲辦朱培德，并策劃舉行一次總罷工以支持其建議。
鮑羅廷對此建議極為不滿。
其他的人擔心，一旦颠覆朱培德的企圖失敗，其後果将不堪設想。
當汪精衛在鄭州與馮玉祥會談後返回武漢時，向忠發要求汪精衛下令恢複群衆運動領導人的職務。
後來，當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考慮要朱培德辭職時，汪精衛簡要地說明，如果朱培德得不到寬宥，此人會立刻投向南京，這将大大加強敵方的力量。
因此，政治委員會決定對朱培德的辭呈不予考慮。
為了尋求妥協，政治委員會決定派陳公博、陳其瑗連同幾名共産黨幹部，前往江西與朱培德會談。
同時，譚平山應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從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的畢業生，到江西從事底層的工作。
6月20日，陳公博與陳其瑗及共産黨幹部到達九江，在此與朱培德進行會談。
雙方都同意一個相當含糊的方案，即權力集中在國民黨手中，立刻約束不守紀律的人。
問題就這樣妥協解決了。
在江西省共産黨的影響雖不及湖南省強大，也已經明顯地減弱了。
[314]
共産黨與國民黨左派的分裂
6月5日，即武漢政府重要人物将起程與馮玉祥會談的前一天，羅易向汪精衛透露了斯大林電報的内容。
在汪精衛的請求下，羅易後來将電報的中譯文交給汪氏。
汪精衛大為震驚，與其親密同事經過費時數周的研究，才決定如何對付蘇聯因國民黨政策的改變而帶來的危險。
[315]
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啟程前往鄭州與馮玉祥會談。
[316]因為武漢軍在前線遭到慘重傷亡，後方又是一片混亂，所以馮玉祥在會談中占有主動權。
會議參加者同意馮玉祥控制河南省，批準其在陝西和甘肅任命的人選，都将成為國民政府的官員。
馮玉祥所部和河南的雜牌軍，改編為由馮将軍指揮的七個軍開赴前線。
在前線的武漢軍撤回後方，防守根據地。
雖然馮玉祥私下對汪精衛表示，蔣介石是個背信棄義的人，但仍不願介入對南京方面的戰争。
會議參加者中，有數人還讨論了斯大林的電報，并拟定了限制共産黨活動的計劃。
[317]武漢軍于6月12日匆匆撤回漢口，于右任也一道同行；留下徐謙在馮玉祥軍中（二人原為老同事），顧孟馀在鄭州多逗留幾天。
鮑羅廷本着自己的觀點，很快意識到會議是一次失敗。
[318]
武漢政府面臨的戰略形勢極為嚴峻。
張發奎的第四軍和第十一軍作了巨大的犧牲，才清除了一些在河南的敵對勢力。
但是，這位靠不住的盟友馮玉祥，此時正控制着該省。
最初的革命根據地廣東省，則在李濟深掌握之中；此人反對工農的過激行為，又是蔣介石潛在的盟友。
李濟深封鎖了武漢到海上的通道。
東面的南京軍，此時已把孫傳芳和張宗昌的軍隊趕到山東，很可能對武漢發起進攻；并且普遍懷疑蔣介石仍在與張作霖談判停戰。
武漢政府在三省&mdash&mdash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據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對武裝的農民運動，其忠誠是靠不住的。
朱培德剛把為首的共産黨員趕出江西，并命令停止工農運動的活動，似乎其有意于做國民黨兩派之間的中間人。
斯大林命令鮑羅廷和中國共産黨鼓動農民奪取土地，建立一支獨立的武裝力量，懲辦不可靠的将領，自下而上地改組國民黨左派。
這樣，上述的難題又更為複雜化了。
從鄭州回來以後，一系列的問題一直纏繞着國民黨上層領導者的頭腦。
為了安撫那些将領&mdash&mdash其支持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國民黨左派是否甘冒失去蘇聯支持的風險，而與共産黨決裂？若準備決裂，當在何時并以何種方式開始？在軍事上的前景，是繼續向北京挺進，還是發動向南京進軍的戰役，抑或南下再次奪回廣東？要向北京挺進獲得成功，必須要有山西閻錫山的積極參與。
閻将軍可以率部東進，在石家莊切斷京漢鐵路；然後說服閻錫山與馮玉祥一道參加正在進行的北伐工作，但閻錫山又不可能同意（事實上閻錫山不久宣布支持南京）。
如果能勸誘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為首的桂系轉變态度，反對蔣介石，東征南京可能成功。
但要進行東征，江西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羅易和少數共産黨領導人極力主張南下，左派最忠誠的軍事支持者張發奎可能對此也頗感興趣。
但其所率各部在河南作戰中傷亡甚重，亟待補充恢複元氣。
漢陽兵工廠正在日夜開工趕造武器，但卻缺少必需的原料供應，能否為武漢軍第二次征戰提供足夠的武器？殊難逆料。
到6月15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準備東征。
根據蔡和森的說法，這是鮑羅廷的建議，汪精衛和唐生智予以接受，指望蘇聯能為東征提供一筆資金。
在準備東征時，軍事委員會重新調整了軍隊的番号。
唐生智指揮第四集團軍，由兩個方面軍所組成。
第一方面軍由唐生智直接指揮，下轄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三個軍；第二方面軍由張發奎指揮，下轄第四、第十一和新編的第二十（由賀龍統率）共三個軍。
但在東征開始前，武漢政府必須首先戡定仍在湖北境内橫沖直撞的楊森和夏鬥寅兩部；派唐生智去處理湖南的事務，派陳公博去江西與朱培德談判（前已詳述）。
于此，共産黨領導人遂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知道不可能執行斯大林的命令。
對于共産黨員是否仍留在國民黨内，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繼續為國民革命效力？這項政策曾使共産黨組織得以迅速擴大，使黨在學生、城市工人和貧苦農民中産生廣泛的影響。
但許多迹象表明，國民黨要員中的敵對情緒正在增長，軍隊的将領中出現了反對群衆運動和反對共産黨的暗流。
共産黨隻有抑制社會革命，在國民黨内工作的政策才能夠繼續執行。
但許多共産黨員卻把社會革命視為國民革命的精髓，以為群衆組織是支持共産黨的真正基礎。
經過激烈争論以後，在鮑羅廷忠告下[319]，共産黨領導集團約于6月中旬似乎已經決定順應時勢，共産黨員應該在國民黨内，并試圖限制社會革命。
共産黨支持發動一場反對蔣介石的戰争，以期在勝利後重建統一戰線和恢複群衆組織。
[320]但在中共的計劃之中，卻忽略了馮玉祥這個因素。
鄭州會議以後，馮玉祥派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會見白崇禧和李宗仁，雙方同意馮玉祥和蔣介石會晤。
于是南京和上海的顯赫的權勢人物齊集徐州，6月20日和21日與馮玉祥會晤。
[321]會議的重要結果，南京允許每月供給馮玉祥200萬銀元的軍饷，馮玉祥明顯的倒向南京一邊。
[322]這個數目，遠遠超過了武漢方面支付給馮将軍的金額。
馮玉祥還同意利用其個人影響，迫使武漢方面把鮑羅廷遣送回蘇聯（從2月份以來，這是蔣介石一直想實現的事情），驅逐出共産黨員，說服忠誠的國民黨員都到南京，結束全黨分裂的局面，重新統一全黨，建立單一的一黨政府。
[323]6月21日，馮玉祥向汪精衛和譚延闿發去一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回顧其在鄭州談到的情況，激進分子湧入黨内，拒不服從命令，壓迫商人、工廠主、士紳、地主和士兵，然後提出其條件：鮑羅廷應立刻回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願出國休假者，準其所請；其他委員如果有意，可以參加南京的國民政府。
&ldquo希望你們接受上述建議，并立刻作出決定。
&rdquo第二天，馮玉祥向記者表明，&ldquo衷心希望國民黨同心戮力，消滅軍閥和共産主義&rdquo，并将電文的副本交給記者。
[324]
共産黨領導集團内部展開了關于策略問題的激烈争論。
為了克服&ldquo革命目前面臨嚴重的危機&rdquo，中國共産黨書記處在6月23日提出一項铤而走險的方案。
方案指示上海地下黨在一個月之内，發動一場比兩年前五卅運動聲勢更為浩大的戰鬥性反帝運動，學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罷課、罷市和罷工，在外國租界内舉行遊行示威&mdash&mdash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沒收帝國主義财産和收回外國租界。
書記處設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間形成強烈的排外情緒（特别是反對日本派兵到山東的情緒）。
一旦這種情緒對蔣介石軍中士兵産生緻命的影響，就會迫使帝國主義占領南京和上海。
書記處認為，這樣就會導緻一場全國性抗議，既破壞了蔣介石的權力基礎，也粉碎了武漢政府右派制造的危機。
一旦蔣介石進攻武漢，或武漢進攻蔣介石，這場運動就會成為爆炸性的爆發；共産黨能夠在新的反帝戰争的旗幟下進行社會革命。
[325]但是，政治局[326]否決了這一方案。
因為已處于分崩離析狀态的群衆運動，這無異于自取滅亡的方案。
武漢三鎮日益增長的敵對形勢，迫使中共領導人隻得作出新的決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漢口舉行，有400多名代表參加大會。
代表們有的是上海和廣州被破壞的工會成員。
[327]參加會議的，還有亞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領的赤色職工國際兄弟代表團，以及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的代表。
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勞動代表大會都受共産黨的控制，可是馮玉祥此時明确要求，武漢政府必須與共産黨割席絕交。
還有謠言說，幾名武漢的将領計劃逮捕共産黨員和鎮壓勞工運動；誰也感到不安全。
當由蘇兆征任主席的勞動大會進行之時，甚至汪精衛也在會上講話表示支持。
但共産黨的政治局卻在争論，如何處理穿制服的武裝糾察隊是歸總工會，還是歸李立三領導的湖北省工會的問題。
糾察隊是引起中外工商界深惡痛絕的根源。
而為了恢複蕭條的經濟和為數萬名失業者提供工作，武漢政府正在想方設法對中外工商業者進行鼓勵。
糾察隊是否應放下武器，作為對國民黨的讓步？或者是否讓這些人渡江到武昌，去參加張發奎的部隊？6月28日，即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中共政治局顯然是在鮑羅廷住處集會，決定進一步後退；糾察隊自動解除武裝。
當天晚上（或者是出于巧合，或者是在取得默契以後），武漢衛戍區的軍警占領了全國總工會和湖北省工會總部，限令糾察隊交出步槍，脫下制服和摘下證章。
但在第二天，軍隊将辦公機構又還給了工會，并作了道歉；糾察隊又重新出現，但人數較少，又無武器。
當日晚上，大會的代表在聯歡會上招待士兵。
汪精衛下令不準許損害工會。
[328]
迫使兩黨決裂的壓力仍在增長。
唐生智6月26日從長沙發來的電報，歸咎湖南的混亂原因在于領導農民運動的人。
電報于6月29日公布。
同日，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發表聲明，要求國民黨進行清黨，并威脅說，将令所部全力捉拿共産黨員。
面對這一威脅，共産黨決定将領導機構遷至對江的武昌，再在該地舉行一次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以确定一條政治路線。
6月30日，首先在鮑羅廷住處舉行會議，政治局委員和兩名新來的共産國際代表參加。
經過一番唇槍舌劍以後，與會者接受了一系列決議，中央委員會在7月1日的會上予以通過。
這些決議标志着共産黨為了與國民黨左派保持工作關系，作了最後的讓步。
這個無産階級的政黨決定，工人和農民運動應當接受國民黨的命令，并受其監督；而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必須保護工農的組織；工農武裝應服從政府的監督和訓練，武漢的工人武裝糾察隊應減少人數或編入軍隊；工人與其糾察隊不得行使逮捕和審訊的司法權；如無國民黨黨部或政府的同意，糾察隊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場巡邏。
不久，共産黨領導集團就嚴厲譴責其本身向法律和秩序要求的妥協行為。
另一個決議，是處理在國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中工作的共産黨員問題；這些人應作為國民黨員看待來進行工作，而不可以共産黨員的姿态出現；為了避免沖突，也可以請假。
[329]
6月份的最後幾天，蘇聯的軍事顧問和鮑羅廷的參謀開始離開武漢；這些人幫助國民革命曾竭盡才能，耗盡心力，現在蘇聯的援助也随之快要終止了。
7月初，記者訪問病中的鮑羅廷，其人甚為消沉，但決定隻要有一線希望，仍願留在武漢；其妻在北京監獄，原于2月28日乘俄輪巴米亞列甯娜号前往漢口途中為直魯聯軍所逮捕。
鮑羅廷在離開武漢前，必須設法為釋放其夫人的事情奔忙。
日本顯然願充當斡旋人。
7月12日淩晨，一名中國法官撤銷了對鮑妻及同船被捕其他蘇聯人的指控。
該法官旋即失蹤，後來在日本露面。
這些剛剛獲釋的蘇聯人興高采烈地離開了北京，隻有鮑夫人隐蔽在北京某處。
為掩護其蹤迹，蘇聯方面僞造了一系列假報道，稱其已到達海參崴，并在外西伯利亞接受采訪，最後發表其到達莫斯科時的談話。
到8月底，鮑夫人終于化裝為一修女，成功地逃離了北京。
[330]
國共兩黨的決裂發生在7月中，馮玉祥和蔣介石要徐謙一再緻電其武漢同僚，敦促其解除鮑羅廷的職務。
同時，蔣介石将其精銳的第一軍調回南京，令第七軍和其他兩個軍向江西開進。
馮玉祥和蔣介石正在對武漢施壓。
在上海盤桓數月的宋子文，突然于7月12日回到漢口，顯然帶有甯方的密信。
在汪精衛的住所召開的秘密會議上，比較保守的武漢政府領導人占了上風，希望找出辦法和平解決與南京的對立。
辦法當然是與共産黨決裂，要求鮑羅廷回國（鮑羅廷已經在做從陸路取道蒙古回國的準備）。
[331]
7月14日，政治委員會主席團通過了汪精衛的兩項建議：其一，派一名高級代表去莫斯科，向蘇聯解釋孫逸仙三民主義的聯俄聯共政策，以便澄清未來的中蘇關系；其二，為了避免兩黨之間意識形态和政策上的沖突，特别是結束兩套獨立并行的沖突決策系統。
第二天，國民黨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聽取汪精衛關于6月1日斯大林影響中共政治局電報的報告，并得知羅易已經離開和鮑羅廷希望出走之事。
會議決定，在一個月内召開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審議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的提議（這顯然暗示要共産黨員脫離國民黨）。
在此以前，中央執行委員會委托黨部處理一批拒不服從命令的黨員。
會議參加者還一緻同意政治委員會應選派代表去莫斯科，并通過下令保護工農以及共産黨員人身自由的決議。
這些決議對一般人是保守秘密的。
[332]因此，看來國民黨的文職領導準備推遲分裂，然後采取和平步驟。
國民黨文職領導人之所以采取這種态度，一個重要因素是希望能繼續得到蘇聯的援助。
但是就在這一天，何鍵所部軍隊的士兵已在街上搜捕共産黨員，其中包括兩位已經失蹤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吳玉章和譚平山。
吳、譚二人一定和其他的重要的共産黨員在武漢三鎮躲藏了起來，這是響應7月13日共産國際會議緊急指示作出的結果。
共産國際除了譴責中國共産黨的機會主義錯誤外，還要求中共發表聲明，明确宣布共産黨員退出政府，但禁止其退出國民黨；即使其被開除出國民黨，仍應秘密地與國民黨的基層群衆一起工作，以抵制國民黨上層的決議，并促成國民黨領導機構的改變。
對于共産黨創始人和總書記的陳獨秀來說，這種表裡不一的做法很不光明，但對此也無能為力。
在此基礎上，共産黨員應準備召開一次國民黨大會。
[333]以前，陳獨秀曾多次主張共産黨人退出國民黨，但都遭到拒絕。
此時，陳獨秀遂辭去了總書記職務。
7月13日，共産黨發表聲明，稱國民政府未能保護工人和農民，實際是對反動派的鼓勵；并宣布譚平山和蘇兆征已辭去其職務，但仍強調共産黨既不會退出國民黨，也不放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
鮑羅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廬山勝地休養，會說俄語的瞿秋白伴随鮑羅廷前往，此時鮑羅廷的妻子剛從北京獄中獲釋。
不久，時年28歲的瞿秋白，即成為共産黨新的總書記。
[334]
現在國共兩黨的決裂已成為事實。
7月16日，即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公布限制共産黨員決議的當天，但仍命令保護其人身自由與不得損及工農運動。
中國共産黨的7月13日聲明，也見諸于傳單和報端。
這促使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勢必要把斯大林威脅性的電報公之于衆，并譴責共産黨企圖在脫離政府之後，仍留在國民黨内的做法。
主席團指責說，這等于破壞國民黨的容共政策；命令所有雙重黨籍的黨員在兩黨中隻可取一。
雙方發表了更多互相诋毀的文件。
但幾位國民黨左派領袖則對兩黨的決裂深感痛惜。
鄧演達為此發表了譴責國民黨的聲明，并辭去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和國民黨農民部長的職務。
鄧氏原已告失蹤，不久就起程前往蘇聯。
孫逸仙夫人發表聲明，譴責其同事已走上反革命道路，同時前往廬山牯嶺，不久，就到上海轉往蘇聯。
鄧演達和宋慶齡兩人的聲明，都強調基本的中心問題&mdash&mdash社會革命，指責武漢的調和派領導人已轉而反對社會革命。
[335]陳友仁也正在準備離開武漢。
現在，反革命勢力已經進入左派陣營的首都。
武漢三鎮實施戒嚴令，軍隊再次占領工會總部以及其他被懷疑的共産黨據點，并處死了武裝敵對分子。
對共産黨領導人來說，似乎隻有逃亡或是暴動兩種選擇。
有名的共産黨黨員轉入地下，或者逃到在江西北部的張發奎軍中；張部正在向該省運動，軍中原有許多共産黨的軍官。
到7月最後一個星期，兩黨合作的政策在階級鬥争的礁石上碰得粉碎。
在共産國際的鼓動下，共産黨核心領導開始籌劃進行武裝暴動。
鮑羅廷的離開漢口，象征蘇聯想通過國民黨促進中國革命&mdash&mdash作為革命的第一階段的努力已告結束。
7月27日下午，仍在發燒的鮑羅廷同一部分蘇聯顧問和貼身警衛、陳友仁的兩個兒子、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乘一列火車前往鄭州。
火車上載着卡車、重型旅行車、大量汽油及行李，準備在漫長而路線不定的歸國之途中使用。
留在武漢最重要的官員為鮑羅廷一行舉行了隆重的歡送會，汪精衛交給鮑羅廷一封&ldquo緻蘇俄共産黨中央政治局同志們&rdquo的信，表示中國同志對鮑羅廷作為國民黨顧問所作的傑出成就，懷有永恒的感激之情。
此信還宣布，國民黨希望在不久的将來，派幾名重要同志前往蘇聯，讨論兩國合作的途徑；關于國共兩黨合作的具體方式，仍然等待共産國際的指示。
汪精衛公開表示，其相信鮑羅廷能對兩黨合作的複雜性作出詳盡的報道。
此信以&ldquo緻以革命的敬禮&rdquo為結語，落款署名為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
[336]
在鄭州，鮑羅廷受到馮玉樣熱烈的歡迎，馮下令保證鮑氏一行沿途的安全。
鮑羅廷一行然後乘火車西行，同行的是幾名知道行進路線的原馮玉祥的蘇聯顧問。
在隴海鐵路的終點站[337]，從火車上卸下卡車、旅行車和物資。
鮑羅廷一行為危險的旅途做了準備，裝了五卡車和五旅行車的給養，然後往西再往北，途經陝西、甘肅和甯夏城[338]，然後穿過沙漠，于9月中旬到達烏蘭巴托。
經過一段長時間休息後，鮑羅廷飛往上烏丁斯克，然後乘快車前往莫斯科，于10月6日抵達。
鮑羅廷時年43歲。
[339]
兩個民族主義的政黨因其社會哲學的對立，而終于分道揚镳了&mdash&mdash共産黨員走向反叛的道路，而國民黨則緻力于在各派之間實現不穩定的妥協。
對于彼此互以&ldquo同志&rdquo相稱并共事多年的政治家、勞工領袖、宣傳家和軍事将領來說，要分離是不容易的。
有的人幹脆退引了，但絕大部分活動分子走上這條或那條道路。
兩黨的分裂，決定了未來10年中國政治生活主要發展進程。
共産黨人轉向武裝暴動
共産黨反叛的開始
1927年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來的共産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鼓勵下，吸取了布留赫爾将軍及其他參謀人員的意見，中國共産黨領導集團就四省總起義計劃展開了争論。
該計劃的一個重要内容，是力争掌握已開抵江西北部的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部分部隊，其中有一批共産黨指揮官和許多共産黨政工人員。
起義的細節，是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産黨員制定的，并于7月26日經過尚在漢口的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mdash&mdash帶計劃回來的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和張國焘在一次會議上進行過讨論，羅明納茲、布留赫爾和其他幾個蘇聯人一起也參加了讨論。
這些密謀者希望說服張發奎參加起義，并率部返回廣東；否則，共産黨員将舉行叛亂，不論以什麼方式将接管其軍隊。
這項起義計劃已通知莫斯科。
但在這次會議上，共産國際代表報告了電報指示的内容，蘇聯人不參加起義，也不提供經費。
剛與張發奎在前一天進行讨論的布留赫爾預言，如果張發奎參加起義，起義士兵可以達3萬餘人，足可以一路打到廣東東部；不過到那時候，共産黨員能夠把張發奎排擠掉。
如果共産黨在南昌與張發奎分裂，分化其部隊，起義隻能争取到5000到8000名士兵。
莫斯科的一份電報警告說，除非有把握取得勝利，否則不要起義。
因此，羅明納茲當夜派張國焘去南昌，把共産國際含糊其詞的指示通知密謀者。
[340]
南昌起義的主要設計者是譚平山、鄧中夏、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葉挺以及後來中央派來監督這次起義的周恩來。
中國共産黨把起義的8月1日定為紅軍的建軍節，以示紀念。
參加起義的幾名指揮将領&mdash&mdash葉挺、賀龍、劉伯承、朱德、聶榮臻、羅瑞卿、陳毅、蕭克和林彪，在紅軍中繼續其輝煌的戎馬生涯。
[341]計劃已經進行到如此程度，以緻當張國焘來到南昌，試圖制止這次起義時，已是處于&ldquo箭在弦上，不得不發&rdquo之勢。
第二十四師長葉挺将軍準備接管第十一軍；尚未成為共産黨員的賀龍渴望舉行起義，以期取代當時正在避暑勝地廬山的張發奎；張将軍此時正在該地與汪精衛、唐生智、朱培德、孫科以及其他将領和權貴人物舉行會議。
[342]
起義在軍事上迅速取得了勝利，葉挺和賀龍的軍隊于破曉前，在南昌城内解除了對立部隊的武裝；朱德帶來的教導團的殘部成為一個新編師的骨幹。
起義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彈藥，從城内各銀行和省金庫中得到巨額的現洋和鈔票。
但是，政治上的準備工作卻沒有周密的制訂出來。
起義領導人仍然打着國民黨的旗号，宣布了31人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單，其中提到的缺席領導人，有鄧演達、孫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陳友仁及張發奎和其部下的兩個軍長，還有17名共産黨員。
主席團中在場的隻有譚平山、賀龍、郭沫若、恽代英。
所有成立的各種名目的委員會領導都是共産黨員，隻有賀龍和郭沫若二人除外。
據稱，賀、郭二人是在退出南昌的途中加入共産黨的。
[343]在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時，領導人聲稱其有合法性，但後來則承認，在土地革命、對地方權勢者的态度、财政管理辦法等問題，都沒有明确的政策；甚至就前往廣州、還是前往廣東東江地區問題，以及進軍的路線都發生了争論。
8月4日，這支起義部隊撤離南昌城，冒着酷暑向南挺進，沿途損失了很多武器裝備；加上士兵開小差、痢疾和戰鬥中的傷亡，部隊的戰鬥力大為削弱。
蔡廷锴将軍帶着第十師開往浙江去了，隻剩下第十一軍的第二十四、二十五兩個師起義軍在瑞金和會昌附近戰鬥，遭受嚴重傷亡後，傷員留在閩西汀州的英國教會醫院中接受治療。
[344]因為在多山的贛東和閩西沒有農民運動，所以，軍隊在途中得不到支持。
起義軍經過一個多月的行軍，到達閩粵邊境地帶後，才短暫地控制了潮州和汕頭（9月24日至30日）。
但得不到群衆的支持；雖然僅在一年前，支持香港的罷工和封鎖運動在該兩地曾非常活躍。
到9月底，被擊潰的起義部隊已完全失敗。
第二十四師和第二十軍殘部設法向沿海的陸豐前進，彭湃組織的農民運動在該地仍有力量；但賀龍部下的幾個師長卻在此地倒向敵人的一邊。
許多共産黨領導于是乘小船逃到香港，有的則乘船前往上海。
周士第指揮的第二十五師殘部和朱德率領充當後衛的部隊逃進山區。
後來周士第和朱德率領部隊穿過江西南部，然後分開；朱德帶領600名左右裝備很差的士兵，于1928年春季在湘南和毛澤東會師。
[345]
南昌起義的直接後果之一，是九江和武漢地區大規模逮捕共産黨嫌疑分子，許多人被處死。
但是，大部分沒有随軍南下的共産黨領導人已經躲藏起來，逃過了清洗；正在秘密制訂計劃，準備在秋收季節發動一系列農村起義&mdash&mdash一般地說，在此必須交租之時，是農村處于非常緊張的時期。
秋收起義
遵照共産國際的命令，羅明納茲在8月7日召集當時還在武漢的黨中央委員開會，改組領導機構，同時批判過去的錯誤&mdash&mdash錯誤歸咎于中國而不是共産國際的戰略家和批準新的政治路線。
約22名中共黨員在羅明納茲的&ldquo指導&rdquo下，在武漢開了一天的會。
其中15人是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不足總數的一半；選舉了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政治局，在新的大會召開以前，負責處理黨的事務。
黨這時将保持嚴格的集中和高度的機密。
[346]8月7日會議參加者還發了四份文件，據報道，一份文件是羅明納茲口授的，指責過去中國領導集團的機會主義，特别指名批評譚平山，還批評共産黨的創始人陳獨秀。
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條造反的路線：共産黨既要推翻南京政府，也要打倒武漢政府，将在一切客觀條件許可的省份組織武裝起義，期望盡早建成蘇維埃。
所有的起義都應當在&ldquo革命左派國民黨&rdquo的旗幟下進行。
[347]
原來計劃号召的秋收季節起義，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廣西四省進行，但大部分江西領導人在南昌起義後随軍南下，離開了江西，緻使該省不可能再舉行一次起義。
新政治局派張太雷作為共産黨南方局和省委書記，坐鎮廣東。
政治局把湖北分成七個區，把湖南分成三個區，希望在這兩省發動廣泛的農民起義；但由于缺乏指導人員，活動區域縮小到武漢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長沙以東的湖南省部分。
密謀者決定由毛澤東會同省委書記彭公達負責湖南的行動。
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也參加制訂計劃，但不執行湖北南部的任務；這項工作由匆忙組成的特别委員會來指導。
預定兩省起義日期定為9月10日。
[348]農民起義将進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漢政府和唐生智政權，進而成立人民政府。
起義必須在組織、技術和政治方面做精心準備；起義一旦發動，絕不能退縮或後退。
農民必須組成主力部隊；對于現存部隊和股匪，如果改弦更張而轉向革命，則可以成為輔助部隊。
&ldquo耕者有其田！&rdquo&ldquo抗稅抗租！&rdquo&ldquo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rdquo&ldquo消滅土豪劣紳和一切反革命！&rdquo&mdash&mdash這些口号對農民具有極大的煽動性。
殺死階級敵人和地方官員，促使農民投入廣泛的農村起義和攻打縣城；然後，武漢和長沙将随之起義。
這就是處于逃亡狀态的政治局委員們的理論構想；但要實現起來，其困難就難以逆料了。
在湖北省南部，9月8日晚，起義過早的開始了，起義者搶了一列火車運送的錢和少量武器。
但是當地方的共産黨領導人，按計劃攻打有兩道城牆與防守嚴密的縣城時，因缺乏有軍事才能者的指揮，隻得敗退下來。
以很差的武器，又沒有受過訓練組成的農民軍，去攻打有兩道城牆的縣城，失敗自在意料之中。
中央已禁止特别委員會與仍有共産黨軍官的部隊接觸。
因為這是一場農民運動，特别委員會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區一個小鎮成立了革命政府；不久就轉到一個市鎮&mdash&mdash新店，希望得到一支地方自衛隊（是一支有38支槍的以前股匪）的支持，準備聯合攻打另一座縣城。
如果這一計劃失敗，即越過省界，向嶽州轉移，與湘東的起義農民聯合起來。
不幸的是，當委員會在與自衛隊談判時，其參加搶劫列車的自衛隊首領卻背叛了，并解除了農民起義者的武裝，但讓委員會委員逃走。
這樣，經過不到十天的到處的騷亂和殺戮，鄂南的起義最終失敗。
[349]
毛澤東擔任指導任務的湖南起義，在一開始比較順利，但也以失敗告終。
在組織階段，毛澤東與武漢的政治局成員在幾個問題上發生沖突。
毛澤東認為，如果沒有組織起來的軍隊，不論是主要的還是輔助的軍隊，起義就不可能維持下去；堅持現有的領導集團不應過于分散；并不顧中央的意見，将其主要精力用在長沙附近瀕臨湘江的幾個縣。
毛澤東還希望起義是在共産黨旗幟下進行戰鬥，而不是仍打國民黨的旗号；并主張完全沒收土地，立即成立蘇維埃。
中共中央嚴厲批評了毛澤東，派了一名蘇聯顧問到長沙協助毛澤東指導工作。
隻是從這位馬克夫同志的報告中，我們才得到關于起義和毛澤東&ldquo錯誤&rdquo的一些有用資料。
[350]
到9月的第一周，毛澤東擁有四支可以投入戰鬥的隊伍。
第一支是由張發奎衛隊的逃兵所組成，不足一個團的兵員；因其錯過了南昌起義，士兵開小差嚴重，幾乎不成建制。
其正副指揮官均為共産黨員，部隊駐紮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邊境的修水。
第二支部隊是由夏鬥寅部逃亡士兵組成的&ldquo烏合之衆&rdquo，指揮官原來是個土匪，曾與上述的所謂第一團發生沖突，被趕出了修水。
第三支部隊号稱&ldquo平江浏陽自衛軍&rdquo，一部分是5月底曾試圖襲擊長沙的農民，一部分是地方上的民團和土匪。
一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351]的畢業生在指揮這支隊伍，駐紮在長沙以東的山區。
第四團為萍鄉、浏陽自衛軍，由安源失業的礦工&mdash&mdash一支由共産黨領導的很有戰鬥力的隊伍所組成。
湖南省委把這四個&ldquo團&rdquo&mdash&mdash分布在150公裡範圍内的三個地方，其中有兩個&ldquo團&rdquo還互相持敵對态度&mdash&mdash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并授予共産黨黨旗。
[352]
最後的戰鬥計劃，要求第一、第二兩個團進攻長沙東北的平江，其他兩個團攻打省城東面的浏陽。
9月11日或在此以前，在長沙周圍農村舉行小規模暴動，以轉移對有城牆護衛城鎮的注意；遊擊隊則襲擊出來鎮壓起義進攻者的部隊。
另外，起義者還注意到從南北兩面切斷通往長沙的鐵路。
在奪得平江和浏陽以後，所有起義部隊在15日直趨長沙，而長沙城内屆時将發動群衆起義以作内應。
但在5月21日事件的前些日子，執行這個計劃的共産黨員人數已大為減少&mdash&mdash全省約有共産黨員2萬人，減少到隻有5000人；在長沙的共産黨員隻有1000人。
此外，起義部隊的武器也比較少。
安源的第四團準時在9月10日開始進軍，既然不能攻占萍鄉，就在12日轉而攻下位于通往長沙鐵路旁的醴陵縣城，并在縣城駐守了一天，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宣布沒收土地的綱領。
一支隻有60支槍的共産黨領導的農民部隊，在13日竟占領離長沙60公裡的株洲，使省城驚慌失措。
根據馬克夫同志的報道，這個地區數千農民用長矛、大刀等武器參加了沖突，奪得許多槍支。
在較遠的北邊，應當去攻占平江的兩個團，竟自相火并起來，第一團的殘部于15日退到江西境内山區。
面臨這一變故，湖南省委取消了預定在15日舉行的長沙起義。
16日晚，第四團準備攻取浏陽。
但就在此前不久，第三團因其北面右翼部隊的叛變，而放棄了攻打該城的意圖。
次日，這支最優秀的共産黨部隊的第四團陷入了重圍，幾乎全軍覆沒；主要是農民組成部隊的第三團，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馬克夫同志責備領導集團膽怯，要求重新發起進攻，但也未能奏效。
毛澤東在浏陽縣的部隊之間往來時，為民團所俘獲，差一點遭了大難；如果不是成功地逃脫并躲藏起來，多半會遭到槍殺。
毛澤東被俘的日子和被關押有多長時間，現在都不清楚。
毛澤東從被關押中逃出以後，步行到第三團殘部集結的一個山間小鎮，命令第一團的殘部也到此集結。
毛澤東力排衆議，說服了這些潰不成軍的士兵和礦工、農民和土匪組成的部隊，撤退到湘贛兩省交界的偏僻山區，這就是有名的土匪築壘地區的井岡山。
[353]毛澤東于此開始其通向取得權力長征的第一步。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毛澤東才知道其已被清除出政治局；同時知道，政治局因譴責湖南的失敗，也給其他領導人以處分。
廣東是奉命舉行秋收起義的第三個地區。
彭湃以前曾在該省的東南沿海的海豐與陸豐，開展過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當時還存在裝備很差的農民武裝。
為反擊李濟深4月中旬的反共政變，共産黨領導的一支部隊于5月1日成功地占領了海豐縣城，處死了沒有逃走的官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是在十天之後又被逐出縣城。
而起義部隊仍在城内不時進行襲擊，農民也公然反抗地主。
8月22日，聞知葉挺、賀龍率部正在逼近的消息，中共廣東省委在葉、賀軍到達時，舉行了一次暴動。
共産黨領導的農民軍，分别于9月8日和17日占領了陸豐和海豐縣城，但在一番搶掠和殺戮之後，又撤出了這兩座縣城，重新在山區準備好的根據地集結。
當葉、賀軍接近汕頭時，農民軍又短時間占領潮陽和揭陽兩座縣城，不過這些地方武裝和即将到達的部隊之間卻很少配合。
農民軍得到葉挺一個營兵力的幫助，為奪取普甯打了一仗。
但在戰鬥結束之後，該營營長是一名共産黨員，因為擔心農民大肆殺戮，不許其入城。
9月底汕頭之戰失敗，共産黨希望在廣東建立一個工農政府的意圖，又告暫時的破滅。
[354]
面對所有這些失敗，共産黨領導機構在武漢被暴露的危險亦日益增加，瞿秋白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員，經過化裝後前往上海；約于1927年10月1日，複又在上海重新建立中國共産黨的秘密領導機構。
[355]
國民黨領導謀求統一的努力
共産黨領導人被趕出武漢以後，國民黨的三個主要派别立刻進行和解談判。
上海的一派，是由一批有威望的老革命黨員所組成。
這一派因反對孫逸仙的聯俄和在國民黨内部容納共産黨人而結成一派，其中的幾個人（但不是全部），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郊的西山開會，強烈譴責共産黨向國民黨的滲透，要求解除鮑羅廷的職務，并指責汪精衛。
持反對意見的西山會議派，堅持上海的原國民黨執行部是國民黨的中心，甚至在1926年3月獨自舉行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西山會議派在上海的領導人，于1927年春季的反共行動中，與蔣介石以及來自南昌的支持者進行合作，并于4月份幫助組成南京政府，但仍保留上海的中央黨部。
西山會議派在上海的一些人，因被廣州的國民黨領導集團&ldquo開除&rdquo出黨而懷恨在心，有的人此時正在南京身居要職。
到7月後期，國民黨的武漢集團已與中國共産黨決裂，而耿直的激進主義的&mdash&mdash也是理想主義的黨員已經離去。
顯然，和解決非易事。
因為在1927年3月的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武漢方面竭力主張削弱蔣介石的地位和權力。
而在汪精衛回國後，武漢和南京已經變本加厲地互相公開攻擊。
雙方各自都宣稱其為真正國民黨的中心。
到8月份，甯方（南京集團）數次遭到軍事失利；而漢方（武漢集團）的統治區域内，又為共産黨領導的暴動所苦。
因此這就推動了甯漢兩方的談判。
由于要派出兵力對付武漢，南京方面已削弱了在北線的兵力，遂給北軍以喘息之機。
張宗昌率部于7月25日奪回了徐州；孫傳芳也發動攻勢，企圖收複其在長江三角洲的老根據地。
7月中下旬，馮玉祥緻電甯、漢雙方敦促和解，但雙方對馮氏均不予信任。
8月初，甯、漢雙方開始電訊往還，并互派使者。
[356]
在甯方内部，李宗仁和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與蔣介石的黃埔系之間存在着沖突；甚至何應欽對蔣介石的支持也有些不大可靠。
蔣總司令由于專橫跋扈，樹敵很多；而且這位總司令本人似乎就是雙方和解的障礙。
此時，蔣總司令統率的後備軍兵力正在投入北伐，雖在上海作了勒索性的籌款，但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是困難很多，這就降低了總司令的威信。
在8月12日軍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蔣介石表示要辭去總司令的職務，願将首都的防務交給其他的将領。
當場沒有人提出異議時，這位總司令認為這是其受到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就離開南京，前往上海。
張靜江、胡漢民、蔡元培、吳稚晖和李石曾随即赴滬，對蔣氏勸慰挽留。
8月13日，蔣介石發表下野聲明，強調其唯一願望在于為黨服務；如其下野能促進黨内團結，當欣然引退。
蔣氏回顧了黨的曆史、首言及孫逸仙的聯俄容共主張，然後為其個人辯解說，其所以清除共産黨，因該黨成員在國民黨内從事陰謀活動。
聲明最後敦促國民黨同志共聚南京，完成北伐。
[357]
蔣介石離開南京後，甯、漢雙方使者在廬山讨論了和解的條件，并決定于9月15日在南京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來解決雙方的分歧。
但在會議召開前，南京正處于危急之中，卷土重來的孫傳芳企圖奪回該地。
孫傳芳率部成功地渡過長江，前鋒到達距南京僅15英裡的地方[358]，并切斷了滬甯鐵路。
事情發生在8月26日，防守南京的是李宗仁的原第七軍和何應欽的原第一軍，而兩位将軍一向又不和。
更為嚴重的，唐生智派何鍵和劉興率兩個軍向南京逼近，配合孫傳芳的進攻。
在此緊急關頭，李、何兩将軍捐棄前嫌，在白崇禧率部及其他部隊配合下，全軍投入戰鬥。
經過六天的鏖戰，北伐軍擊敗了入侵的北軍，于8月31日結束了這場拉鋸戰。
約有3萬名孫傳芳的官兵，在退路被國民革命軍的海軍切斷後，全成了俘虜；北伐軍所獲武器裝備堆積如山。
龍潭之戰至關重要，拯救了南京和長江富庶的三角洲地區，使重組國民政府成為可能。
[359]
漢方代表的譚延闿和孫科，為了進行黨的統一初步讨論，已經到達南京；同時，在9月初，随着南京危機的解除，汪精衛與漢方的其他大部分領導人員，也都到達南京，與不久前的對手舉行談判。
但在安慶督師&ldquo東征&rdquo的唐生智，卻拒絕前往南京。
在9月5日至12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談判中，甯、滬、漢三方制定了一個使大家都保住&ldquo面子&rdquo的妥協方案，設立一個中央特别委員會來處理黨務，重新組建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準備在1928年1月召開第三次黨代表大會。
屆時，大會将決定黨采取新的路線，甚至對大會代表産生的方法也作了詳細規定。
由此，中央特别委員會将取代第二次代表大會各自對立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在組成特别委員會時，三派各提名6名代表和3名候補代表組成一個團體，由此團體再公舉14名最有威望的政軍人員&mdash&mdash汪精衛、胡漢民、張繼、吳稚晖、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楊樹莊、李濟深、何應欽和白祟禧，共32名委員和9名候補委員組成特别委員會，名義上包括了最重要的軍事将領；共産黨員沒有列入，宋慶齡、陳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被删除了。
[360]
9月13日，汪精衛辭去了職務，和親信數人一道前往九江。
汪氏建議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卻為一些人所否決，對此深為不滿；而這些人還否認3月份在漢口召開的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合法性。
汪精衛則公開表示特别委員會為非法。
行前，汪精衛依中國慣例發表一個辭職聲明，表示對其過去錯誤的檢讨。
[361]其他的31位領導人于9月15日按商定的步驟，成立中央特别委員會，并緻電汪精衛，拒絕其辭職；要求胡漢民、吳稚晖和蔣介石重新履行其職責。
中央特别委員會然後選出新的國民政府委員會，由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闿5人任常務委員，并任命了4名部長執行政府的職能。
[362]但汪精衛和胡漢民均未到任。
這次三方的和解，一開始就遇到許多障礙。
新的特别委員會因其不合黨章，動辄遭到反對。
幾名原甯方和滬方的領導沒有被安排，蔣介石仍缺席，汪精衛更公開反對特委會。
10月初，新的南京集團派代表試圖勸說汪精衛。
到10日，似乎新的妥協已經達成。
次日，南京的譚延闿、李宗仁、何應欽和程潛，通電建議于11月1日在南京舉行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
但對汪精衛及其軍事支持者唐生智來說，這個讓步顯然是不夠的，唐生智意在取代蔣介石出任總司令。
21日，名存實亡的政治委員會發表聲明，稱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恢複之前，于該委員會所轄地區範圍内，是黨、政、軍事務唯一的權威。
唐生智通電指責南京，揚言要推翻篡位者。
10月29日，汪精衛經過上海，秘密抵達前革命根據地的廣州。
唐生智的挑戰，或許是對南京政府10月20日下達對其讨伐令的回答。
據稱，在龍潭之役戰後，南京方面發現唐生智與孫傳芳、張作霖秘密勾結的證據。
讨伐唐生智的戰役，由唐氏在湖南的宿敵程潛統率，包括李宗仁、朱培德的部分軍隊，配有一支小艦隊和數架飛機。
唐生智四面樹敵，北為馮玉祥，南有李濟深，均足以威脅唐氏；而譚延闿軍的前線總指揮魯滌平率軍自西沿江而下。
在長江北岸，李宗仁率部迫使何鍵所部向湖北後撤；同時在長江南岸程潛率部把劉興所部趕向江西，而劉興部在江西将與朱培德的部隊遭遇。
11月初，南京的艦隊封鎖了通往武漢三鎮的水道，而魯滌平正率部向嶽州逼近，堵住唐生智退往湖南的通道。
唐生智的部将何鍵、劉興、葉琪、周斓和李品仙諸人，決定退向其湖南的老根據地以期自保。
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下野，秘密登上一艘日本輪船，前往日本避難。
[363]北伐的軍事聯盟開始分崩離析。
汪精衛回到廣州後，另成立一個新的黨部，以與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員會相對抗。
陳公博、顧孟馀、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等少數幾名左派中央委員參加了汪精衛的陣營，而汪氏主要的軍事支持者依然是張發奎。
南昌起義後，張将軍率殘部&mdash&mdash三個步兵師、一個炮兵團和一個教導團開到韶關；該地靠近廣東北部邊境，處于通向廣州鐵路北端。
[364]張發奎本人應李濟深的邀請，取道海路于9月27日回到廣州。
當張将軍率部到達韶關時，即下令開達廣州。
張發奎所部到達廣州，則較李濟深的部隊更為強大；因為李濟深的部隊分駐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市鎮，而且又派數團兵力到汕頭地區阻止葉挺、賀龍的侵犯。
與葉、賀軍戰鬥獲勝後，李将軍開始調回其部隊。
這樣，汪精衛于10月29日抵達廣州時，張、李兩位将軍的軍事實力大緻相當。
李濟深對汪精衛的支持是表面的，因其與黃紹竑的關系密切；黃氏乃是支持南京特别委員會及國民政府的。
但是由于對唐生智的征伐，已經削弱了桂系對南京政府的控制，而特别委員會本身也陷于困境之中。
[365]
汪精衛到達廣州後，立刻發出在廣州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的号召，邀請南京和上海的委員前往參加，而李濟深則拒絕參加。
因為南京的領導人以前同意11月1日在南京舉行此次會議，所以廣州與南京之間又進行多次的電報談判。
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沒有召開，汪精衛于當日在廣州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
在李濟深反共政權下，受到嚴厲鎮壓的廣州左派工人運動，在張發奎和汪精衛回來之後，又顯出了生機。
數千名手執紅旗的工人步行到汪氏住處，要求其立即釋放被捕的工人領袖，但遭到警察前來把工人們驅散。
恢複反英封鎖的努力，預示共産黨活動的複活，因為原來的罷工委員會曾為共産黨所控制。
汪精衛的政治委員會廣州分會和廣東省政府，計劃每人發一筆錢，來遣散留在廣州的香港罷工工人。
[366]汪精衛一派顯然對工人的騷動不感興趣，事實證明，其在廣州的逗留也隻是暫時的。
到11月初，蔣介石又回到政治舞台，建議蔣汪聯盟來反對南京的特别委員會。
蔣介石于9月28日前往日本，在日本除進行其他活動外，還赢得宋夫人[367]的同意，與其女宋美齡結婚。
這樣，蔣介石就與孫逸仙的遺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妻子有了姻親關系。
[368]蔣介石于11月5日還私下會見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
田中男爵稱贊蔣介石及時引退，稱贊隻有蔣氏能夠拯救中國革命；建議蔣氏鞏固長江以南的國民政府的地位，不要卷入到北方的軍閥政治之中。
田中對蔣介石說，隻要在國際條件容許和日本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日本将支持蔣氏的反共努力。
蔣介石回答稱，國民革命軍的北進是絕對必要的，要求日本給予援助，以清除世人對日本正在幫助張作霖的感觀；并稱隻有這樣，日本才能保證在華日本僑民的安全。
[369]蔣氏與田中二人，各自發出了呼籲和警告。
為了同汪精衛取得和解，蔣介石派宋子文前往廣州。
宋子文于11月2日抵達廣州；蔣介石于10日由日本回到上海，即電邀汪精衛來滬磋商，表示同意汪氏的基本主張，即應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解決黨内的一切問題；為此，先應在上海舉行預備性會晤。
譚延闿也代表南京特别委員會緻電汪精衛，建議上海作為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預備會商的地點。
[370]
當汪精衛和李濟深準備到上海參加會商時，李将軍在征得汪精衛同意後，邀黃紹竑來廣州接管其部隊。
李濟深如果支持汪精衛，張發奎同意出國，由省庫撥給5萬元港币作為旅費&mdash&mdash說此款為李将軍贈張發奎的旅費。
張發奎将部隊交給其至交黃琪翔将軍指揮，在14日前往香港，再與汪精衛、李濟深乘船前往上海。
實際上，這完全是個圈套，是個騙局。
當汪、李二人在16日離開香港時，張發奎卻&ldquo錯&rdquo過了船班。
在17日破曉前數小時，黃琪翔得到薛嶽将軍和李福林将軍的支持，在廣州發動一次兵變，率部包圍了李濟深、黃紹竑部隊在廣州的各指揮部和兵營，解除了部隊的武裝；本來預備逮捕黃紹竑，但其已事先聞風逃逸。
17日，張發奎、陳公博、汪精衛及其衆多追随者在兵變後回到廣州，建立新的省政府。
兵變是以&ldquo護黨&rdquo的名義發動的。
李濟深在香港至上海途中的輪船上，聞知兵變，也無計可施；汪精衛公開表示，對整個事件毫不知情。
[371]
在上海，很少人相信汪精衛；雖然對其支持者加強了在富饒廣東地區的控制，但顯然其政治地位被這次兵變削弱了。
上海的幾個老黨員&mdash&mdash胡漢民、吳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張靜江，因汪精衛之背信棄義而嗤之以鼻，其中數人拒絕會見汪精衛。
李石曾譴責這次兵變是共産黨的陰謀，列舉兵變前的一系列事件，又列舉了兵變後收到的報告作證。
而汪精衛則否認這種指責，說兵變完全針對不合法的中央特别委員會。
然而，不論事實怎樣，這個指責在以後數周内給汪精衛帶來非常不利的後果。
剛從唐生智手中奪得武漢的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更是火冒三丈，甚至讨論對廣州進行一次軍事讨伐，以恢複李濟深在廣州的地位。
這樣，為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舉行的預備會議，就在極不和諧的氣氛中開始了。
贊成特别委員會的一派和汪精衛反對特委會一派之間，分歧尤為嚴重。
胡漢民和汪精衛之間的宿怨一如既往，毫無和解迹象。
蔣介石因在此前的三個月中沒有與國民黨的政治糾葛發生關系，恰處于進行調停的有利地位。
11月24日，預備性的&ldquo會談&rdquo在上海法租界蔣公館内開始。
[372]
從12月3日到10日，計劃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在蔣公館召開了幾次較正式的&ldquo預備會議&rdquo。
中執委和中監委的80名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35人出席，但各派之間的争論與以往一樣激烈。
12月2日，即會議召開的前一天，因張發奎、黃琪翔&ldquo勾結共産黨&rdquo發動的兵變，南京政府下令對其進行軍事讨伐。
因為南京政府正是引起争議的中央特别委員會的産物，會上的鬥争更為此讨伐令所激化，由互相指責進而到施加彈劾的威脅。
由于各集團動辄不參加會議，所以預備會議隻舉行了四次。
最後，在10月1日，蔣介石發表了妥協和團結的呼籲以後，汪精衛提出恢複蔣介石總司令職務的辦法，并表示為了團結，其本人願意退隐。
汪精衛的動議被一緻通過，遂出現了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及其他将領通電要求蔣介石複職的聲浪&mdash&mdash這多半是蔣介石自己暗中策劃的。
雖然蔣介石沒有立即表示其決定，預備會議還是表決通過，要求蔣氏負責召開應在1月1日至15日舉行的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一切有争論的問題都應在全會上解決。
總之，國民黨領導集團的分歧已達于四分五裂之中，以緻預備會議隻能解決一些例行事務。
蔣介石在黨内的地位已大為提高。
現在蔣氏即使不是起決定性作用，但也可以施加強大的影響，以确定哪些中執委員和候補委員可以出席即将召開的全會；也被認為這是能把全黨重新團結起來的全會。
[373]
預備會議剛一結束，上海立刻獲知了令人驚駭的消息，共産黨于12月11日拂曉前在廣州舉行暴動。
在一開始，暴動顯然成功地控制了該城的一部分。
在暴動中，頻頻發生搶劫、放火和處死人事件。
張發奎率大部兵力出城與黃紹竑部交戰；有的駐紮在東江地區，奉令調回廣州。
到第三日，張發奎在李福林的幫助下，用調回來的部隊把暴動鎮壓下去&mdash&mdash殘酷的鎮壓。
這次暴動使廣州受到極大的破壞；汪精衛的政治地位也因之一落千丈。
為了安全起見，汪精衛先住進醫院，然後于12月17日乘船第二次流亡到法國。
在以後數年内，汪精衛派的其他成員更是受到排擠，不再能參加國民黨的高層工作。
[374]
廣州公社
災難性的廣州暴動，是由一小批大膽的中共領導人，為了執行上海新的臨時政治局的總指示而策劃的，也标志共産黨長期奪取政權鬥争的低潮。
在長達20年的時期中，這次暴動是共産黨領導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起義；毋庸置疑，這也是1927年7月執行共産國際命令起義政策的失敗。
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把這次災難說成英勇的行動，強調參加者的英雄主義，宣稱這次暴動是一個象征性的勝利。
但不論怎樣，這次暴動是一次嚴重的失算，是共産國際指導别國革命的又一次失敗。
暴動的失敗及随之而來的殘酷鎮壓，給廣州激進的勞工運動緻命的一擊，并對其他大城市産生有害的影響。
關于暴動最初兩天的殺人、放火和搶劫的報道，以及有關蘇聯人卷入的猜測，遂使中國的輿論轉而反對共産黨和反蘇。
國民政府停止了其與共産國際反複無常的&ldquo聯盟&rdquo。
由于有許多報道性和分析性的記載，現僅将事實輪廓作一概述。
[375]
共産黨臨時政治局于11月10日在上海舉行擴大會議，以評估最近的失敗和制訂重新建黨的計劃。
為了&ldquo在真正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鬥争道路上起步&rdquo，臨時政治局為革命制定了總的戰略[376]，在此之後，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制定了起義計劃。
黃琪翔11月17日在廣州對黃紹竑兵變的消息傳來，張發奎和李濟深兩軍之間很快可能發生沖突。
為了利用這個機會，政治局在11月18日通過了11點綱領，指示廣東的共産黨員在農村發動農民起義，在縣城發動工人起義，在廣州發動政治總罷工和兵變。
[377]11月26日，廣東省委決定起義，并任命以張太雷為主席、葉挺為總司令的五人革命軍事委員會。
委員會負責制定政治綱領，着手進行軍事準備，選擇官員建立蘇維埃，動員工人保護紅色工會，在軍隊中秘密發展組織，并試圖與附近的農民運動建立聯系。
12月7日，廣東省委在廣州秘密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
會上選出15名代表組成蘇維埃；從名單上看，其中9名為工人，農民和士兵各3人；省委後來承認，這些人均為知識分子。
會議決定12月13日在廣州發動起義。
[378]
當時，革命軍事委員會掌握有相當數量的軍隊。
張發奎從武漢帶來的軍官教導團，其人員在武漢受恽代英的影響，有一些共産黨員軍官，副團長是葉劍英。
[379]委員會組織了赤衛隊，其中500人是原省港罷工的工人糾察隊員，1500人仍是由共産黨領導的工會會員；此外，還有黃埔軍校中的一些共産黨員學生。
委員會主要的困難是缺乏武器。
在12月上旬，因張發奎派出其大部分兵力出城，去阻擊黃紹竑和李濟深的軍隊，以緻廣州市内防守空虛，隻有少量部隊警衛各指揮部和兵工廠。
李福林雖仍控制河南島，也隻有少數軍隊，因其大部分部隊都在江門。
但廣州有一支戰鬥力頗強和裝備精良的警察部隊。
任第四軍軍長的黃琪翔[380]因受鄧演達影響，具有濃厚的&ldquo左&rdquo傾情緒；而與共産黨接近的廖尚果領導第四軍政治部。
黃琪翔也知道共産黨領導人正在從香港潛入廣州，甚至把恽代英留在其東山的家中。
共産黨在廣州活動的消息，第四軍政治部刊物上出現的過激文章，使在上海的汪精衛大吃一驚。
原來汪精衛在12月9日和10日去電報給陳公博和張發奎，指示其采取反對共産黨的行動；應派軍隊包圍和搜查蘇聯在廣州的領事館，并指責該領事館是中共計劃暴動的總部，命黃琪翔、陳公博等人驅逐蘇聯的領事；認為黃琪翔應暫時隐退，同時廣州應實行清黨。
[381]
12月9日，警察發現了一個炸彈貯藏地，加上張發奎計劃解除教導團武裝的消息，使革命軍事委員會把起義的日期提前，匆忙把葉挺将軍從香港召來廣州，葉挺隻是在暴動前數小時才來到進行指揮。
此外，起義時間提前兩天，已征募的農民部隊不可能趕到廣州城。
據報道，隻有近郊500名農民參加了起義。
起義的突然性也有有利的條件。
12月11日是星期日，淩晨3時30分，工人赤衛隊攻打公安局&mdash&mdash警察總部，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導團學兵的增援。
在葉劍英指揮下，教導團已經叛變，并擊斃了15名軍官；在攻下了公安局後，釋放了前兩天搜捕時被抓的700多名犯人。
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共産黨控制的土會成員。
這些人出了監牢之後，立即投入了戰鬥。
到了中午，起義者攻下了廣州城的大部分公安局機構。
幾個（不是全部）部隊在廣州的指揮部也被攻占，控制了火車站和郵電局，接管了政府機關和國民黨黨部；奪取了中央銀行，但無法打開儲藏銀元和鈔票的金庫，一場大火很快吞噬了這座大樓。
起義者還搶了其他的銀行和錢莊。
廣州公安局成了新的蘇維埃政府的中心。
夜幕降臨時，廣州城内已發生多處的搶劫、放火和槍殺可疑敵人（其中包括約300名警察）的事件。
但河南島（即現在的珠海。
&mdash&mdash譯者注）幸免于難，因該島受有炮艇的李福林衛隊的保護，忠于國民黨的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和其他的人，星期日早晨就已逃避到該島。
沙面租界仍是外國的保護地；英國總領事為忠于國民黨的人，拍發調回西江地區駐防的部隊，幫助平定暴亂。
[382]
起義進攻的上午，蘇維埃政府宣布成立。
中共廣東省委已印就了數千份傳單，宣告廣州蘇維埃的成立與其政治綱領，并籲請群衆的支持。
《紅旗》雜志也印發列有新政權官員的名單相似的傳單。
新政權以受人歡迎的海員工會領袖蘇兆征為蘇維埃主席。
因此時蘇氏不在廣州，其職務由張太雷代理。
工農兵蘇維埃的其他11個職務，分别由9人擔任，其中大部分，也可能全部都是共産黨員。
除蘇兆征外，其他4人也是勞工領袖。
[383]根據警察報告，參加戰鬥和搶掠的工人約有3000人，但也隻是在廣州參加工會工人（估計約有20萬人）的一小部分。
其他的人，或者已被8個月前的鎮壓所吓倒；或者是對共産黨工人領袖産生了敵視情緒，對起義不是袖手旁觀，就是反對。
對蘇維埃幾乎沒有民衆的支持。
店主們沿用兵變時所用的故伎，關閉商店以防搶劫；店中的學徒和店員更是對起義漠不關心。
很少武裝的士兵參加暴亂，而平民百姓對兩次群衆動員會更是敬而遠之。
[384]要是在起義前号召一次總罷工，情況是否會有所不同？鑒于共産黨在工人中的地位已相當脆弱，所以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不号召罷工；但後來政治局對此作為錯誤加以指責。
第二天12月12日，張太雷在戰鬥中犧牲，時年29歲。
張太雷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締造者之一，也是中國共産黨早期的黨員，是共産黨和青年團兩個組織的一個主要人物。
在與共産國際方面，張太雷是1925年省港大罷工的組織者之一，曾擔任鮑羅廷的廣州辦事處的主要秘書，後來是鮑羅廷在武漢時的中文秘書。
張太雷死後，葉挺将軍擔負了指揮責任。
但由于其在此前18個月不在廣州，對當地情況、黨組織和群衆的支持，都很不了解；倉促集結起來的軍隊，很快就被占優勢的敵人所壓倒。
張發奎将軍和李福林将軍從西江地區調回其部隊，于12月12/13日晚開到河南島和廣州郊外；薛嶽師的一個團和莫雄率領的獨立團也同時到達。
13日清晨，炮艇以機槍掃射沿江的馬路，為從河南島渡江登陸的部隊掃清障礙；其他部隊則從西、北、東三面逼近廣州。
急于算老賬的機器工會工人戰鬥隊參加了對起義者的進攻。
收複公安局（蘇維埃所在地）的戰鬥持續了4個小時。
到黃昏時分，一切戰鬥都已停止。
許多參加暴亂的工人和士兵都已陣亡，其他的人則躲藏了起來，有的人朝西北方向逃走。
共産國際駐廣州的代理人及協助制訂起義計劃與提供經費的牛曼也溜走了。
兩名蘇聯人在與薛嶽的軍隊戰鬥時被殺，參加防守工農兵蘇維埃總部的另兩名蘇聯人被俘。
蘇聯駐廣州副領事M.哈西斯帶着手榴彈，乘領事館車，試圖到蘇維埃總部時被捕。
搜查隊還俘獲了藏在領事館附近的兩名蘇聯人。
這五個蘇聯人在被捕遊街後，即遭槍決。
蘇聯駐廣州領事鮑裡斯·波克瓦利斯基連同其妻子以及數名蘇聯婦女兒童，也一起被捕；經領事團的幹預，并說服了憤怒的當局，始獲得免去一死；年底，被當局下令驅逐此一幹人等出境。
[385]據說，在領事館發現的文件，說明領事館與密謀有牽連。
蘇聯外交機構則否認領事館與起義有任何牽連。
三天的戰鬥、縱火和搶劫使廣州受到很大的破壞；在戰事結束時，到處都是屍體。
根據警察後來的報告，在46條街道上，有将近900座建築物被燒光。
共産黨廣東省委在事後數周内估計，約有200多名共産黨員和2000多名赤衛隊和紅軍被殺，但敵方死亡不過100人。
很可能在平息起義以後，被屠殺的人數要超過在起義中被殺的人。
行刑隊圍捕了數千名嫌疑者，在肆意報複中将其處死。
美國領事館當時估計，被處決的男女在3000人至4000人之間，其中有許多人是無辜的，與起義毫不相幹。
政府當局則承認殺了2000人。
後來共産黨史料報道，則損失更是驚人。
[386]
由于蘇聯領事館對廣州起義負有責任，南京國民政府命令關閉所有轄區内的蘇聯領事館和其他機構，并将其人員驅逐出境。
在漢口，武漢衛戍司令胡宗铎下令搜查蘇聯領事館，也搜查其他被認為隐藏有共産黨員的機構。
12月16日，在法租界和其他以前的三個租界中[387]，士兵、警察和便衣圍捕了200多名被懷疑的中外人士。
士兵們包圍了武昌的第二中山大學[388]及其他學校，抓走了許多學生。
接着勞工領袖和學生被處決，其中有許多婦女。
12月17日，兩位著名的左派在日租界被捕，立即被處死。
一位是李漢俊，中國共産黨締造者之一，此時已不是中共黨員；一位是詹大悲，著名的反清革命者，孫逸仙的同事和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389]
汪精衛在廣州成立政府的人員，大部分也黯然離去，有的人還卷省金庫之款逃走。
張發奎和黃琪翔承認對廣州暴動負有責任，交出了對軍隊的指揮權，率領其部隊開到東江地區，但在那裡又被陳銘樞的軍隊打敗。
李濟深于12月29日率部收複廣州，其本人于1月初才回城。
這樣，到了1927年年底，汪精衛一派已失去了其權力的基礎；在其前往法國途中，汪派的大部分重要支持者也都黯然失色。
由于8個月的鎮壓和數次起義未遂的失敗，中國共産黨也受到很大的破壞，20多名最優秀的領導人和數千名黨員及追随者被殺。
将要花多年的殊死鬥争，才能把殘破的黨重新建立起來。
最後一戰：攻克北京與定都南京
重新進軍北京的準備
為了完成武力統一中國的使命，目前在國民黨内最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蔣介石，必須獲得足夠的财力，重新集結四分五裂的軍隊，并努力把國民黨領導集團重新團結起來。
蔣介石說服宋子文重新出任财政部長，在廣州時，宋氏在理财方面已表現出非凡的才能。
宋子文計劃以各種方式增加收入；而此時地方收入解往南京政府的，隻有江蘇、浙江兩省。
在1928年1月7日就職之日，宋子文宣布每月的收入僅不足300萬元，而支出則高達1100萬元；希望能把每月的收入增至1000萬元。
[390]
重新組建一個戰而能勝的軍事聯盟，亦非易事。
原來英勇善戰的第四軍，此時已大為削弱，其數名高級将領均已引退。
大部分原第八軍已被趕回湖南，軍長又遠在日本。
[391]正在湖北建立權力基地的第七軍，由蔣介石的對手李宗仁、白崇禧所統率；而李、白二人又與南方的李濟深、黃紹竑關系密切。
張作霖的奉軍和張宗昌的魯軍，憑蔣介石指揮下的大雜燴部隊，是難以對付這兩個敵對者的。
蔣介石隻有把希望放在馮玉祥和閻錫山身上（閻錫山在1926年6月已經舉起國民革命的旗幟，但在1927年10月與張作霖發生沖突前，兩人保持着若即若離的關系），此兩人是蔣氏進軍北京時可能的合作者。
蔣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9日，宣布重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并倡議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會。
事情很快被弄清楚，蔣介石及其親信準備改造和清洗國民黨，企圖組織國民黨的領導集體。
當時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宣布，五個省的黨部在改組前應停止活動[392]，浙江和江蘇的黨組織正在改組。
從1月13日到2月1日，蔣介石已為拖延已久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會一切事務安排就緒。
除了議事日程達成一緻，說服各派不要提出敏感性問題外，蔣介石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即準許誰參加會議。
在兩年前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的13名共産黨員[393]，當然不得參加這次全會。
但是，汪精衛一派中許多人對12月份廣州的共産黨大破壞負有罪責，或至少是疏于職守，對于這些人怎麼辦？5名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提出，汪精衛及其8名同事應排除在會議之外。
但結果隻有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馀、甘乃光4人不準參加會議[394]，其他的人可以與會。
蔣介石的3個反對者胡漢民、孫科和伍朝樞，被說服攜帶巨款出國考察，其他有幾個人可能不希望參加此會。
[395]
共29名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以及候補委員，出席2月2日聯席會議的開幕式。
在世的委員和候補委員共有77人，其中約50人可以到會。
後來出席會議的人數在30人上下。
[396]全會有三個主要任務，即确立黨的政策最新指導方針，停止以往的争論，選出新的領導集團。
與會者聽取了蔣介石的政策建議，國民黨應在國内促成精誠團結，以互相合作的精神取代共産黨的階級鬥争觀念；對一切宣傳當以先總理的《建國方略》為基礎，即以受布爾什維克直接影響之前的孫先生思想為基礎；一切受共産黨影響時期的口号都應停止使用，黨的出版物應予嚴格監督，禁止反對國民黨和反對國民政府的宣傳；對外事務的一切公開言論，應符合國民黨的政策。
蔣介石提出，國民黨應進行清黨，辦法是在黨員重新登記前，解散所有各省的黨部，撤銷中央和省黨部的農民、工人、商人、婦女和青年各部；目前隻設三個部，即組織、宣傳和政治訓練三個部[397]；一切群衆運動必須置于國民黨控制之下，必須清除群衆運動中的共産黨影響；農民協會和工會的武裝力量應予嚴厲處理；教育應以科學為重，學生應把注意力放在國家建設方面。
[398]這個保守的主張很快得到全會的通過。
全會徹底消除了過激勢力的影響，清除了過激分子和少數左派黨員，為國民黨以後的發展确立了方向。
為掩蓋甯、漢雙方以往的對立，全會批準了一個妥協方案，即以前所有關于聯俄容共政策的決議，全部予以廢止；同時，作為南京反共内容之一開除一些人出黨的決定，宣布